编者导语
我们从刚刚闭幕的两会，高兴地读到了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地位和作用的精辟阐述，他以大文化、现代文化的概念思维，高瞻远瞩，站在历史发展角度，纵览全局，不仅强调了文化的“精神”作用和对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所起到的进步意义，而且界定并阐述了“文化的地位”、“文化的作用”以及“文化历史意义”。
过去政府工作报告侧重强调文化建设的具体方向，今年则是站在更高的层面肯定了文化作为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在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表明政府已经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一个战略性高度。
安康在加快突破发展的进程中，文化建设的力度正不断增强，建设“学习型安康”目标的确立，凝聚着社会各界的心力，智识之士正激扬蹈励，为安康的文化繁荣奋力前行。
这对我们文化工作者既是极大的鼓舞，也是有力的鞭策，我们所担当的责任，从事的工作，都具有了更为厚重的份量。
本刊从今年起成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期刊”，中心机构组建后，已制定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2010—2011年建设规划”（见本期），刊物根据工作任务和目标的需要，对所设栏目作了部分调整，新设了“民间文艺”“方言·民俗”栏目，将原有“文化景观”的内容并入“文化长廊”，“民俗风情”的内容并入“方言·民俗”。
不管怎么变化，本刊的宗旨仍一如既往，将继续追求学术性、科学性、系统性，有计划地不断推出陕南民间文化的研究成果，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一块争鸣的园地，和广大作者、读者一起，共同开掘地域文化的丰富宝藏，探讨传统文化宝贵遗产对现代文化发展的作用，为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刘继鹏）  

文化观点
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发展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先进文化力量，使中华民族充满生机与活力。
———温家宝《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

现在，我们面临很多文化上的难题，一些中华文化的普遍价值，如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等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知。大众文化的竞争力，还远远没有和经济成长相适应。最近，约瑟夫·奈又提到了有关“巧实力”的运用，很有启发，当下我们也要注意将“硬实力”和“软实力”相互整合的“巧实力”的运用：我们需要把捍卫基本价值的坚定性和适应时代和潮流的灵活性相结合，把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和对于世界和自身的清醒的自觉相结合，把高端的精神价值和大众文化的活力相结合。
———张颐武

文化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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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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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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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吹来满眼春
———安康城区春节群众文化生活巡礼 梁真鹏   69
试论我区民间手工技艺的保护与发展 年   静   71
方言·民俗                                                                                
安康方言概述（六）周   政   75
汉调二黄的演出习俗 陈应麟   79
文化长廊                                                                                   
行进如歌
———《己丑文存》后记 蔡晓林   83
报告文学集《安康精神》出版发行     85
忠贞勤奋无夕阳
———《秦巴发展论》序 邹东涛   86
一部超级写实小说
———序《秋雨》 方英文   88
江山亦须文人捧
———《走进岚皋》后记  杜文涛   90
安康学院，我的精神圣母 吴建华   92
文化人物 
心血化雨入诗魂
———徐山林诗词赏析 张会鉴   李厚之   94
大山摇出来的画家
———石峰山水画展观后 茹   桂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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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文化 
开发“陕南红色旅游”之我见 巫其祥 102
历代文人咏香溪诗词浅析（六） 李友权 106
史志研究 
安康市第二轮地方志书评审管理暂行办法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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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域风采 
父爱生死界 刘汉英译 109
特别视角 
再落后别怨祖先   重树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楼宇烈 111
文化信息 
1、“三沈”塑像揭幕典礼暨“百县赋”安康县区赋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在汉阴县举行（32）   2、中外名家书法邀请展暨陕南书法交流展在汉阴举行（46） 3、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成为国家一级图书馆（56）   4、旬阳县文联第二次文代会胜利召开（68）   5、安康汉江龙舟节喜获“全国十大品牌节庆”殊荣（84）   6、杨吉荣来信（87）   7、新书推介（89、91）

文化软实力
与文化产业的发展（下）

◎ 谢有顺
软实力比硬实力更有吸引力
“软实力”一词，最早由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提出来的，他的解释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己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重要的力量来源。”相对于“军事和经济实力这类有形力量”，即硬实力，他将这种“重要的力量来源”称为“软实力”。他认为，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民族凝聚力、文化吸引力、国际影响力等等，其核心就在于价值观的表达。通常而言，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要实现自己的实力，有三种方式：一种是威胁，所谓大棒；一种是利诱，所谓胡萝卜；一种是吸引，这就是软实力。大棒加胡萝卜的方式，有时是行不通的，因为它太硬了，相反，一些软性的东西反而容易被人接受，像文化影响力、外交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它所起到的作用，有时比硬实力更大。通过输出一种影响力，从而将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推广出去，并由此影响别国的人，这一点，美国做得最成功。
许多人是通过美国的电影和娱乐文化来了解美国的，许多人也是通过韩国的电视剧来了解韩国的。软实力所塑造的国家形象和民族精神，比起硬实力来，更为可亲，也更见吸引力。美国在世界各地过度使用军事力量的冷硬形象，许多时候就是被他们所创造的米老鼠、功夫熊猫这样的形象所软化和缓解的。因此，不要小看文化的力量、艺术形象的力量。“以德服人”总是比“以力服人”更有效果；真正高明的实力，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何一直以来，美国军方都保持着和好莱坞的合作传统？原因就在于美国军方看重电影这种媒介对公众的影响力。从首届奥斯卡获奖影片《翼》，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壮志凌云》，再到最近的《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美国的电影拍摄都受到了美国军方的支持。军方觉得电影是宣传自己的一种好方式。尤其是《壮志凌云》上映之后，第二年自愿报名参加美国空军的人大大增加，这使得美国国防部不得不借重好莱坞在民众当中的影响力。今年的《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光在中国就创造了四五个亿的票房，已经打破了由《泰坦尼克号》保持了十年的3.6亿元的进口大片票房记录。正因为有这样一种骄人实绩，导演迈克尔·贝才会对记者大声说：“我是唯一一个获准进入五角大楼拍片的导演，那可是五角大楼，五角大楼！你觉得马丁·斯科塞斯进得去么？”尽管在电影拍摄过程中，美国军方所提供的合作都是收费的，但如果没有军方在观念上对电影这一媒介的重视，许多的合作是不可思议的。据说美国的每一个军种在洛杉矶都有公共事物管理部门，它们除了处理军方和媒体的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负责协调和好莱坞的各种合作事宜。军方此举，表明他们真正懂得、也充分应用了软硬兼施的战略。这一点，鉴于国情不同，我们是很难学习的。但也有人说，中国有一种软实力，也是美国无法学的，那就是中国的政府接待。我们把美国、日本，包括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前政要，像基辛格、老布什、日本前首相等人，都接待得细心周到，以致我们在国际上，到处都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你可不要小看这些人的作用，他们为中国说好话，这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提升，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广东有一位退休的市委书记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接待也是一种生产力”，这个生产力，其实也是一种特殊的软实力。2008年的奥运会，我国不惜代价，把各国运动员接待得如沐春风，以致奥运村里的投诉率是零，你想，这会形成多么良好的国际口碑。这种接待能力和接待预算，肯定是别国很难做到的，所以，接待也是一种软实力，而且是有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并非一句笑谈。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回到金融危机这个话题上来。这次危机的发生，确实可以帮助我们思索软与硬的辨证关系。过去，我们想象中的金融系统是强大无比、坚不可摧的，没想到，这次危机证明它其实脆弱无比，正如貌似强大的萨达姆政权，其实不堪一击。相反，那些看起来柔软的事物，有时却能焕发出强大的力量。文化就是这样一种柔软的力量。好莱坞对美国军方的正面宣传，有时比美国部队打赢一场战争更为有效，道理就在于此。世界上最柔软的事物是什么？是水。但是，水一旦汇聚成大水、洪水，那种力量是无坚不摧的。所以，老子才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也”。不要小看文化的力量，它柔软，但坚韧，它的力量一旦被建立起来，是可怕的。中国这个民族历来多灾多难，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下来？就在于我们的文化血脉没有断，中华文化还在影响人心，影响我们的生活。文化的力量在，民族就能存立。
有一句话说，文化比政治更永久，文化比历史更永久。我以前对这句话并没有深刻的感悟，直到2004年我访问台湾的时候，才有新的认识。那时台独势力极为嚣张，我在台湾走访了很多人，感慨地发现，如果大陆一味地强调军事力量、经济力量，而在台海政策上忽视文化力量和文化认同感的话，两岸的统一会是困难重重，因为台湾现在的新一代，他们生在台湾，长在台湾，根本没有大中国这个概念，他们也不惧怕大陆的军事压力。当年陈水扁上台之前，中国举行了那么大的军事演习，最后很多台湾民众还是投了陈水扁的票———甚至军事威慑只会激发年青人的逆反心理。如何才能缓解这种认同危机？我发现，台湾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界的知识分子，支持台独的人极少。有一个台湾教授对我说：我不可能接受台独，因为一旦台湾独立，那就意味着李白和曹雪芹将是外国人，《静夜思》和《红楼梦》也将放在外国文学课里来讲，这是我无法想象的事情。仅仅因为一个人热爱中国文学，不愿承认李白、杜甫或者曹雪芹是外国人，就这么一个理由，居然可以让台湾许多知识分子不支持台独，这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所创造出的这种认同感，是军事和经济都很难匹敌的。在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问题上，何以文化的影响力比军事、经济的影响力更大？就因为文化柔软、可亲，有感情，有温度，它能让你无法割舍，更无法忘记。
文化的建设，文化的输出，是在诠释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民族的精神。如果不重视文化这一实力的展示，而一味地享乐，追求物质的满足，这样的民族当然是没有前途的。按照顾炎武先生的分析，有一种比亡国更危险的灭亡，那叫文化的灭亡。我们都熟悉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谓“亡天下”，指的就是文化灭亡。顾炎武生活在明末清初的乱世，看到新王朝对汉文化的仇视，他有这种忧患感。“国家”更多的是指一个王朝，而“天下”更多的是指文化。天下比国家更大。也就是说，亡国，不过是王朝的更替，皇帝轮流坐，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一种文化的灭亡，一个民族的文化被连根拔起，她的民族特性完全消逝，这才是最大的悲剧。为说明这点，我举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金庸在《天龙八部》里面写到一个很强悍的民族，就是萧峰所在的民族———契丹。这个民族能征善战，曾经盘踞北中国两百余年，后来被北宋所灭。不过是经过了大几百年的时间，到今天，我国的五十六个民族里面已经没有契丹族了。也许很多人身上还流着契丹族的血，但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当年那个能征善战、强悍骁勇的民族之所以被连根拔起，就因为这个民族一开始就不注重自己的文化，也不注重民族语言的传承，所以它强盛之后，很快就面临了一种比亡国更可怕的文化灭亡。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化也开始在复苏，文化虚无主义的思想越来越没有市场，一种对文化的敬重和痛惜之情，开始在民众当中萌生。但相比于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强势，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处于劣势，尤其是经过二十世纪狂飙突进的政治文化、革命文化的熏陶，许多中国人在言行上的粗鄙、简陋，已经偏离了礼仪之邦的道德准则，让很多人感到不适，这表明传统文化被摧毁之后，中国还没有找到一种新的文化来代替，至少，中国还没有找到一种好的方式来将自己丰富的文化魅力展示给世人看，这当然也是一种民族危机。所以这些年来，才有那么多有识之士起来呼吁要复兴中华文化，他们正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延续及其影响力的担忧。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
文化复兴才是真正的民族复兴
通过以上的辨析，以及一些数据的对照，你们或可认同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它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在以后的国际较量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不能流于空谈，而是要真实地通过文化的再造来完成。文化是一种胸襟、气度和创造力，文化实力的崛起，其实也就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崛起，它和经济的发展不是一回事。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但没人承认日本是超级大国，就是因为日本的文化中终究还不能站立起一种有感召力和影响力的普世吸引力。英国的《旁观者》说：“富豪可能有能力买一所豪宅，但在世界的第一张圆桌边上，钱却不易买到一个位置。”日本因拒绝承认自己的侵略罪行，在精神上就无法赢得亚洲各国的尊重。中国是一个大国，有深厚的文化传统，但在下一轮的全球竞争中，文化发展和文化输出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因为许多时候，我国的一些文化官员，还是把文化当作宣传或说教，而无法找到一种可亲的、有吸引力的语言和形象来诠释民族精神，自然，它也就无法用文化来捕获人心。金融危机确实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敞开了新的契机，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文化团体都能利用这个契机来实现自身的文化发展的。就此，我想提出几点看法，供那些怀有文化使命的人参考：
一、文化的活力在于它对生活和世界的现状有一种反思能力。通过反思就知道，价值观的表达比物质的生产更重要，软实力比硬实力更有亲和力。这种反思不仅是针对一个国家，也针对所有的个体。尤其是关于物质和享乐，这些深入人心的观念，今日有必要对它进行重新探讨。一种没有经过反省的价值不值得信任，一种没有经过反省的生活也值得怀疑。这些年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最重要的力量是物质的力量，如今，物质的苍白开始显露出来，我们可曾对它表示过异议？据统计，在国外，奢侈品的购买者70%是依靠40岁以上的人，而在中国是相反的，70%的奢侈品是40岁以下的人购买的。这种巨大的购买力的背后，展示出的不过是年青人对于物质和时尚的推崇，但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他们的情感和记忆呢，靠什么展示出来？似乎还看不出来。这个状况值得反思。必须看到，物质并不是无往不利的，有时候，物质生产再丰富也不如一个价值观的表达。而价值的表达，必须借助于心灵，而不仅仅是物质。当然，中国现在也活跃着太多死的、板结的价值观，缺乏活力，对现状没有解释能力，这样的价值观，也不会有影响力。现在的好多知识分子、大学教授，为何并不讨人喜欢？不仅是因为自己不检点，像论文抄袭、争名夺利这样的事多了，自然会让人瞧不起；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分子所生产的文化产品往往枯燥、乏味，文化的传播成了一种无趣的灌输，文化成了名词、术语，绕圈子的语言游戏，它如何能唤起别人对它的兴趣？很多大学老师的课，只管照自己的陈旧方式来理解学问、面对学生，讲的课没人爱听，很多讲授文学课的老师，甚至根本不懂文学，只讲文学的知识谱系，对于文学所呈现的艺术世界，缺乏用生命去感知的能力，这当然无法唤醒学生对文学的热爱。我曾经遇见一些同行，他以自己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为由，对当下发生的文学现象和文化争论，毫无了解的兴趣。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学者，如果不在当下的文化现场，他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视野，必定受限，因为文化是一种生命，这个生命在当下的表现，是连接历史和未来的一个点，你要理解文化的复杂面貌，你就绕不过这个点。在五四时期，一个文学教授，无论他是研究古典的，还是近代的，他不可能不去知道同时代的胡适、鲁迅等人都在写什么、论什么吧？可是，现在很多知识分子，普遍对当下的社会变化、当下的文化生态有隔膜，他的研究自然也就缺乏活力。我为什么提倡反思精神？为什么重视美国政界近来的谦逊和反思精神？就在于反思能让一种文化甚至一个国家重获活力。
二、中国文化的精髓是有无相生。物质是有的层面，文化是无的层面，有无相生，才能全面呈现中国精神。中国这一个世纪的发展，太重“有”，而蔑视“无”。尤其是“文革”以来，把所有“无”的层面，神、鬼、祖宗等，包括一些不切实的思绪都绞杀干净，仿佛这个世界只有物质才是真实的，可靠的。一味地务实，没有了务虚的人，也不尊崇那些务虚的工作，结果，人就成了现实的囚徒，匍匐在地面上，而无法从他身上站立起一个有想象力的价值世界。中国文化之所以有巨大的生存智慧和平衡感，就在于它一直是有无相生的。有，实在的世界；无，心灵的世界，二者同构在一起，才是世界的完整面貌。可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几乎都是物质力量的发展，民众的精神并没有获得有力的提升，社会不断地把民众引向“有”这个层面，对中国文化“无”这个层面，很多人已经丧失了了解的兴趣。但世界并不是从有到有，许多时候，它还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也就是说，除了物质，还有精神问题；除了欲望，还要关注欲望的升华；除了满足自己，还要想到“他人的痛苦”；除了过现实生活，有时也需要像古人那样不时地做内心的遨游。这样的人生才是丰富的、完整的。但是，一种崇尚有、蔑视无的社会思潮，使很多人的人生观变得以实用为最高目标，所以，各大学的文、史、哲这些系别，报考的人并不多，而没什么学科积累的，一些技术性、实用性强的系，反而爆满，以致四年大学读下来，一份简单的工作总结都写不好的学生，英语比汉语说得好的学生，大有人在。很多的年轻人，可能对一些影视明星的衣服品牌、对他的生日、血型、星座，包括他的孩子出生时有多重，都了如指掌，但他可能并不清楚董仲舒、朱熹、关汉卿是做什么的。当代的精英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就更小了。一个只重“有”不重“无”，只务实不务虚的民族，她的前途是堪忧的。温家宝总理几次说到，一个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也是出于这种担忧吧。他说这话，是借用了康德的话。康德说，有两样东西令他敬畏，一个是内心的道德律，一个就是头顶的星空。没有这种对“无”的想象力，文化就不会有创造性。文化发展的重要法则之一就是无中生有，有无相生。中国在过去这些年，向世界证明了我们对实有世界的创造力，现在到了该以文化软实力的崛起为契机，向世界证明自己创造无的能力了。
三、文化能吸引人心靠的是不断创造新的文化形象。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靠板结的文化符号来完成，而是要靠创造出新的、有吸引力的文化形象，才能赢得新的消费人群，因此，要重视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力量。如果我们一讲到弘扬中国文化，就只知道向国外派曲艺团体去演出，那能把中国文化的感染力、吸引力充分表达出来么？文化的传播，一定要创造新的文化形象，通过这个新形象来吸引新的消费人群，它才能达到传播的有效性。只是，中国文化界还弥漫着一种狭隘的文化观念，一讲到文化，就以为指的是精英文化、高雅文化，蔑视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并不等于就是庸俗、低俗，况且，即便庸俗，它也不是没有存在的理由，你必须承认，每个人的内心，几乎都有一些庸俗的趣味，它可能并不高雅，但它依然是一种文化生态和精神生态，它所蕴含的消费需求，不该被漠视。事实上，创造新的文化形象，是发展文化产业最为重要的手段；这个文化形象的影响越大，文化产业的规模就越大。电视剧为什么属于文化产业，就在于它所创造的形象能影响许多人，而不仅仅是小众的、高雅的；金庸的小说为什么被视为通俗小说，也在于他所创造的形象，能影响到社会上最为普通的民众。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们很多文化从业者都还没意识到，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是发展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文化产业的主力恰恰不是精英文化。你想让一种文化的声音传达给大众，没有大众化的形式、没有富有吸引力的形象，大众怎会喜欢？大众文化就是那些不是专业读者、不是专业听众和专业观众的人都能欣赏的文化，因此，很多从事文化工作的人，都要警惕自己的趣味，不能太过单一，因为过度个性化的东西，不叫文化，文化总是要表达共性的东西，既然有很多人喜欢，那么，这种文化即便不是你所喜欢的，你也要学会尊重。有尊重，文化才有多元的发展空间。像现在的短信文化、网络文化、包括选秀活动，有广泛的大众性，有些我也未必喜欢，但只要它对社会无害，我就不愿居高临下地去批判它。在这个消费时代，我们对文化应有一种新的认识，它不是宣传，不是说教，而是要尽量以老百姓所喜欢的语言和形象来传达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观念。这个社会当然不能缺了精英文化和高雅文化，就像有人在写通俗小说，也要鼓励有人进行艺术探索一样，它们之间是可以并存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输出，尤其是面对西方读者时，最忌讳的是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口吻或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口吻去向别人宣传中国文化，文化如果没有一点亲和力，再美好的价值观也无法让人接受。日本、美国的一些文化符号为什么能够渗透到中国小孩心里，我想，主要还是得力于他们找到了一种能吸引小孩的方式或形象。上一周，我问一个四岁的小孩，你觉得最好看的电影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变形金刚2》！第二好看的呢？《变形金刚1》！第三好看的呢？《狮子王》！第四好看的呢？《功夫熊猫》！我无语。一种形象的创造，能让这么小的孩子都觉得可爱，难忘，念兹在兹，这当然是有智慧和想象力在里面的。胡锦涛主席在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说，要提升外交能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我想也是这个意思。“亲和力”和“感召力”，也可用于文化发展，没有这两点，要吸引人就很难。可惜，我们现有的文化产业，很多人为了维护一种政治正确、文化正确，完全忽视受众的心理，也不去研究接受者的趣味，更不重视文化形象的独创性，这样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怎么能抗衡美国文化和日韩文化的入侵？文化是用来交流的，而交流是要有合适的载体的，这个载体是什么？就是形象。最有效的交流就是一个人被形象所吸引，并被这个形象所感动。
四、文化创造力的基础是自由和差异。自由带来创造的激情，而差异则能保存文化的多样性。没有自由的环境和氛围，没有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就很难释放文化的创造力。文化的创造往往是对旧文化的冒犯和挑战，而冒犯是要有勇气的，接受这种冒犯，也需要勇气。中国现在并不鼓励这种文化的冒犯，很多人的创造力都被限制起来了，尤其是在政府所设计和资助的文化项目里，基本上是按固有的文化惯性在走，要想突破任何一种惯性思维，都艰难。文艺晚会，总是那几个套路；文艺评奖，总是标准单一；权力干涉起文化来，还是那么专断。这可不是好事情。要知道，文化有文化的特性，文化生产有文化生产的市场规律，尊重其生长的规律，才能助力于文化的发展。我刚才说了，美军经常协助一些有利于塑造美军正面形象的影片，但对于那些有损于美军形象的影片，他们可以不协助，但也不以强力干涉，像当年的《阿甘正传》，就因为主人公老实而弱智的形象不能被国防部所接受，国防部拒绝提供支持，但这并不妨碍《阿甘正传》如期上映。所以，如果我们正视文化产业发展的迫切性，也正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国家就得开放更多的文化空间，同时容忍更多文化的趣味和差异，来营造一种自由的、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化氛围。给文化一个更开放的天空，天塌不下来，相反，错过了这一次的发展机遇，就可能丧失一次崛起的良机。
五、文化平台的建设是发挥文化传播力和文化影响力的关键。只有突破文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和行业划分的限制，把文化传播的平台做大，文化的声音才能被倾听。大的平台才能担负大的文化责任，正如越大的明星，其道德的自我约束力就越大，因为他付不起名誉破产的代价。不久前，我读到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在《南方周末》上的一个访谈，他特别说到媒体要突破行业划分和区域划分，这样才能把中国的传媒做大做强。这很容易就令我们想起，去年奥运会火炬传递的过程中，几乎在世界各国都遭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全世界很多有影响力的媒体都借此在舆论上围剿中国，而中国那时几乎没有还击之力，即便还击了，也缺乏把这个还击的声音有力地传达出去的平台。为什么？就因为中国还缺少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缺少大的平台来传达自己的声音。即便有中央四套在别国落地，那也被人称之为“中餐馆电视台”，影响只限于在中餐馆吃饭的人，很多西方观众根本不看。假如我国也有几个默多克那样的传媒集团，有数以十家、百家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去年奥运火炬传递的过程中，我国就不会那么被动。但怎样才能把平台做大呢？我想，首要的就是打破行业和地域的界限，这一点，现在似乎有点松动了，但总体而言，还是壁垒森严的，有实力的传媒集团要到外地去办报，或兼并不同的文化企业，依然困难重重。湖南的广电集团做得再大，它的影响也还是区域性的，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做到全国性了，靠的又是自身独特的政治资源。假如没有众多有影响力、感召力的文化传播平台的建立，文化的声音就会被物质的声音、消费的声音所吞没。
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也许不过是在提醒我们，国家间的文化较量才刚刚开始。文化内容的生产和文化平台的建立，共同构成了文化产业的链条，这个链条，一面连着大众消费，一面连着国家精神。但凡那些文化产业居于强势的国家，大众的文化素质普遍偏高，国家精神的传达也比较有效。因此，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物质输出的受挫，把文化软实力发展的迫切性昭示出来了，它不仅是为了传达中国的声音，同时，它也是新的经济生长点，而且，这种经济生长所付出的资源代价是很小的。据专家统计，文化产业占我国GDP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超过430万个就业机会。在发出一种思想感召力的同时，也创造利润，这是一举两得的好事。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曾受益于文化产业的发展，中国对此也不可轻忽。中国要真正崛起，不仅仅是硬实力的崛起，也需要有软实力的崛起，没有软实力的参与，中国的崛起就是不完全的。说到底，除了要让世界认识中国人的制造能量，也要让他们认识中国人的内心世界。何以每一次中国发生大事件，都会在国际上引起那么多的误读、误解，因为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讲，中国还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历史，更不了解中国人的内心。不了解一个人的内心，肯定就不理解这个人所拥有的文化；他对你的文化没有兴趣，他肯定就不会消费你的文化，更不会对你的文化、你的民族表示赞赏。误会也就在所难免了。在此之前，由于中国急于解决亿万百姓的吃饭问题，埋头于经济发展，并以物质生产为核心，占领国际消费市场，这种发展模式已经造成了其他国家对中国人的误解，以为我们是一个物质丰富、精神贫乏的民族，如今，世界的发展模式正在面临巨大的转型，中国不能再无视这个问题，不能再扩大别国人对我们的误解，而是要及时通过一种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来传达中国人声音，并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中国人在想些什么，中国人爱什么，恨什么。一种国际认同的建立，将帮助中国人在一个更大的视野里重新定位自己，同时也将重塑中国的国家形象。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基本的起点。新的旅程，必须从这里开始。
以上只是我的一些想法，从现象出发，从现状出发，思索经济危机下中国文化的命运，以及中国文化实力提升的可能性。我的声音是渺小的，但我依然愿意发出这样的声音，因为我一直相信，文化的声音，文化人的声音，是柔弱的、小的声音，但小的声音去到人群中，就有可能成为大声音。很多知识分子都藐视自己的声音，慢慢的，这个团体的声音就弱下去了，甚至消失了。假若每个文化人都能发出声音，哪怕微小的声音，中国就会有希望。这也是我愿意接受这次演讲邀约的本意所在。
谢谢大家！

（作者：一级作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所谓作家
◎ 黄振宙
在这个社会突变转型、价值多元失范、荒谬遍布合理、悖论丛生无序的时代，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也成了问题。比如，“何谓作家？”就成了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大家既往的印象里，饱读诗书者、著书立说者、不为五斗米折腰者、乃至高山仰止者，作家也。关于作家，我们耳熟能详且比较规范的定义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瞧，多么至高无上的称谓。按照这一母定义引伸下去，作家就成了人性进化的推动者，人类灵魂的丰富者、开拓者，人类文明的传承者、光大者，当代文化的建设者，时代的批判者、立法者，人民的代言人，历史的创造者、见证人。把能够想到的、关于作家的应有之义一罗列，作家的“像”就明晰起来，作家的风骨就雄拔玉立了。作家的神圣和荣光也就不再那么空洞和抽象，既往的脸谱化在各领风骚中一扫而光。如此，作家作为人类的思想家，母语的继承发扬者，文本的创造者、生产者的活的形象就神现了。这一定位，作家也就应该虎虎生威、楚楚动人了。
愿望是好的，期待也不能说无，关于作家的。
但拿上述这些有点全球化味道的标准一对照，我们就有点掉气，就很是脸红。倘若再把我们的一些当代作家放在世界范围类，放在人类共同的价值体系里，哪怕是拿我们自己的先人作为参照，那我们的当代作家很多都只能沦为“所谓”之流了。“所谓作家”是什么意思？就是自己称自己是作家，甚至别人也叫他作家、但不是真正作家的人，这里姑且叫“所谓”的作家。就这么一“姑且”还真把人姑且得没了底气，可是面对我们作家的现状，不加“所谓”又名实难符，好像真的到了“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地步。这就好比有市场而没有商品，真货更是奇缺，没有办法，就只好先拿伪劣的冒牌货顶上。对此，谁又能说这不是中国特色？这不是一道诡异而热闹的风景线？
可能大家都还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文坛上的口水仗、笔墨官司多了起来，大有与离婚率不断飙升一争高低的势头。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一过，文坛便渐渐沉寂了下来，但过于安静又不像是文坛，特别不像中国文坛。于是要使文坛还像个文坛，就得不断地闹出一些动静来。先是贬损鲁迅，此风虽短，却开了请神下坛的先河。这类事是不好简单论对错的。但有些事却是一眼就能明白的，比如请鲁迅下坛，就是“炮打金门”，意不在彼。墙内无花墙外补，没事也要弄点动静来。回过头来再看，当年国内除“二王”、“二余”之争很是热闹了一阵外，其他相当数量的个案都是小打小闹的，自曝家丑的，是发展中的动静，本是不说也罢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境外一些针对中国文坛的事件倒是震动不小。高行健获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先是一些组织发表声明，谴责瑞典文学院和马悦然们有政治倾向性，继而一些“所谓作家”更是按捺不住，来了批判瘾，急忙披挂上阵，呼应“组织意图”，大言凿凿，煞有介事，且动了“阶级”感情，说高行健是三流作家，中国大陆比他好的作家多的是，与诺奖评委的评语（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针锋相对。其火药味十足显而易见，只是高行健已是法国公民，奈何不得他了，要不然又能领略一番口诛笔伐的热闹场面了。我能想到的是，在理性普遍缺乏，更缺少大视野、大目标、大参照的背景下，按“服务说”的标准和“划队”的习惯，高行健的作品没有问题才怪，他既然不是我们的同路人，自然就不是我们的同志。更何况，他的代表作《一个人的圣经》不是用母语写作的，其叙事方式和语言运用都存在颇多不堪推敲的地方。给人的印象是，高行健的获奖作品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在艺术上亦属垃圾等次。瑞典文学院及其评委真是瞎了眼，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奖项给一个在高行健的同胞看来只能是三流作家的三流作品？可让人费解的是，事隔一年，仍然是那家批高行健及其作品的杂志，又组织了一批“所谓作家”的文章，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似是为高行健平反，其文字比瑞典文学院对高行健的评语还好。这就奇了怪了，我们怎么就这么善变呢，我们的原则和标准到哪里去了？还真是应了那句“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不好就不好好也不好”。只是这样的反复无常太有点那个了，更重要的是它说明了我们的文学的确没有标准———真正的文学标准。这么严肃的问题怎能儿戏呢？我们一贯坚持的要顾及“全人”、“全文”、全面看问题的意识到哪里去了？且不说我们自己也在追求“全球化”。如此演技，只能说明我们的文化没有标准，我们的心灵是不健康的，我们的自主人格是有问题的。
谈及当代中国文学，顾彬自然是一个绕不开的人，谁让这位德国汉学家盯上了中国当代文学呢？虽然他说“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是有所指的，并不是全面否定。但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我们自视的“辉煌成就”竟有人如此棒喝，实在是憋气窝火，叫人大大的不爽。虽然后来顾彬声称他的话被人断章取义了，但大家还是在他的表达中看到了他对中国当代作家和作品的不屑。在顾彬的心目中，当代中国文学大多是垃圾，当代中国作家大多是“所谓作家”，因为他的标准是世界的，准确的说应该是西方的标准。从他的表达中可以看出，他所设定的中国当代作家是该有大目标的，其担当也是非常沉重的，是有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前提条件的。之所以他要对中国当代文坛进行猛烈的抨击，是因为他觉得中国作家理所当然的“程度”与现实已有的作为反差太大，我是这么认识的。至于顾彬的言论到底是“厥词”还是“良药”姑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中国文学的钟爱以及由此产生的“纠缠”情结倒是胜过了许多当代中国作家和文化人的。假设我们只把顾彬的言论作为一个批评的参照，一个反思与激励的节点，那么我们反躬自问的空间还很大，我们的文学乃至文化的确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检讨的地方。比如顾彬说：“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思想的内在力量，他们的力量去了哪儿？以前是政治，而现在则卖给了市场。”不是吗？谁让我们大部分作家、作品就是如此这般呢？人，多不敢恭维；作品，多不敢细读。既然是这样，就不要害怕别人说嘛。自己有了病痛，别人戳了，叫唤叫唤也没有什么，但若声色俱厉地怒吼“你在羞辱我！”恐怕也是没有雅量、不够成熟的表现。
回过头来，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所谓作家”，我们的文学现状。
我们知道，文学乃至文坛是由作家（诗人）支撑的，文学的主体是谁？是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样的文学或文坛。反之，有什么样的文坛就有什么样的作家，有什么样的作家就有什么的作品。文学的精品是由具有精品意义上的人创造的，伟大的作品是由伟大的作家创作的。同理，文字垃圾就只能出自“所谓作家”之手。精神产品的质量既体现了文化精英的档次和水平，又反映了这个集团整体上的堕落与否。
理性和审视的结果告诉我们，中国当代作家的确少有普世价值的追求者，对人类真切的关注者也是少之又少的，即便是把“人”作为一个观察点，一个全面、真实、深刻的叙事主体的作家也是不多的。我们的“所谓作家”既不愿、也没有能力为人民代言，更反映不了大多数人民的感情。因为他们不再有孤独的品位，不再有担当大痛苦的勇气和胸怀，不再甘于寂寞，甚至不会思想不敢思想。人文精神游离在外，关爱情怀抽空于内。缺乏大视野，没有大目标，道义与责任不再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在人性退化、人文生态环境趋恶，价值体系错乱、文化变异成灾的过程中，除由来已久的强势对文化的阉割外，我们的“所谓作家”乃至明哲保身之“士”是有责任的。对这些“所谓作家”或“士”而言，他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面子”、椅子、票子、儿子、“妹子”，一个个小算盘拨得溜溜转，附政客，傍大款，搞投机，学钻营。“追热逐强”乐此不疲，恶搞媚俗乌烟瘴气。一点小聪明都用在释放“欲望因子”上了，哪还有心思安静下来去搞什么创作？
“人有病，天知否？”把这话用在一些“所谓作家”的头上是再合适不过了。这里，且不说涉及客观方面诸因素对作家的影响，也就是作家对客体的认知和反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之类的话吧，这个课题实在是太大了，姑且不论。这里单说一些作家主观方面的堕落倾向。这样定位或许有些武断，那我们还是通过问答的形式来说明一些问题几个吧。
一问我们的一些作家还孤独吗？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之前，亦即我们的生态环境还存在着诸多深刻的不和谐的情况下，人生的困境是个客观存在，孤独的理由也是充分的，我们的作家就应该有大孤独的境界和勇气，躲避是懦弱的，更是自欺欺人的，惟有面对和担当才是常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一些作家还愿意孤独，还敢于孤独，还可能孤独吗？虽说孤独是一个真正作家应有的品质，是面对深刻问题的必然反应，更是一个人勇气、境界、自我独立乃至高标的必然要求。在自由度空前又有些散漫，生活环境宽松又少了点自尊，人人又都有些迷茫，人人都被经济大流裹挟的背景下，我们生活的程序正在进一步格式化，我们的精神生活正在空虚化，我们的生活质量除物质生活外整体呈下降趋势。若要进入主流世俗生活，就得随波逐流，就得把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交给无聊交给世俗生活，好像我们又回到了刀耕火种的荒蛮年代，似乎不“集体化”就可能被淘汰，不入庸俗不堪之“世”就意味着你要在贫困的深渊里终老。在如此的“时务”，如此的现状中，谁还选择清高和孤独？特别是我们一些聪明的“所谓作家”才没有那么傻呢？别人都“赶海”去了，我为什么还在岸上？他人不入地狱谁入？人生不满百，何怀千岁忧啊！现在好玩好乐的东西多着哩，满街的歌厅舞厅，满街的酒吧茶秀，满街的按摩房洗脚城，灯红酒绿已遍布到乡镇村庄，“幸福”都幸福不过来，娱乐都把人累死了，哪里还有孤独的环境？谁还愿意去领受孤独？特别是在灾难深重、饥寒交迫中长大的人，任怎么弥补似乎都还不够，即便幸福死了也是应该的。谁跟我谈孤独我不跟他急才怪。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生活价值和意义，包括那些“所谓作家”在内的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现状。
娱乐至死的队伍越来越庞大，很多所谓的作家也乐在其中，不能自拔。思想的缺位与灵魂的被抽空形影相随，更多的表达只能沦为娱乐与媚俗，这就是我们的文学现状。还是顾彬说的好：“我认为真正的作家都是孤独的、边缘的。如果一个作家不孤独的话，说明这个作家是有问题，是值得批判的。”顾彬对当代中国文学说了很多的话，有些话或许是偏激的甚至是错误的，但这句话的确说到了要害处。“不孤独的作家是应该受批判的”，我们自己也说过类似的话，大概因为是国人说的，所以没有人听更没有人信。老外说了，我们才回头检视自己，作“对照”状，这是否有点滑稽，有点不正常？
二问我们的作家还痛苦吗？在物质生活相当满足，一些大腕作家、走红作家、能写畅销书的作家收入已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一部作品就能收银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民币的现实条件下，你让这些作家怎样体验弱势者的痛苦？钞票多得不知道怎么花了，你让他（她）怎么感觉、体会底层的挣扎？我这里没有半点仇富的意思，更没有否定物质基础是幸福生活的重要保证。想说的是，我们是否“暴发”得太快了，以至心理准备不足，社会的单方面的突飞猛进会产生很多深刻的问题，那么人的单项“暴发”依然如此，一旦“暴发”就膨胀得不知所以了，适应性就大不如从前了。一般来说，人过得太安逸了，就没了动力和追求，也就没了大目标。在精神层面上，有一个重要定义是：人的追求决定着人的档次和品位。直白地说，就是一个人想什么要什么反证了他是什么样的人。如果对那种具有人类普世价值的精神理想以及追求探索，我们都不管不问了，那我们的作家还是作家？如果我们连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都置若罔闻了，把核心理念弃置一旁，把一些美好的东西都看作是遥不可及的、虚幻的、是让他人下地狱的谎言，那我们还有得救吗？不幸的是我们的一些作家就是这样认识定位的，这就决定了我们一些作家的内在品质与发展方向。我们奢望这些人担当天地之道义，文化之责任，灵魂之再造，可能吗？肯定是不可能的。在大目标被搁置、被放弃的前提下，等而下之的东西倒是到处都有，且滋生很快，这有一个价值趋向和利益导向的问题。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没有正想，就有邪念；没有大是，便多了小非。对一些作家而言，诸如某某奖的失之交臂，某把交椅没坐上，别人说他的著作有多少硬伤，甚至与情人闹别扭之类，可能也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痛苦，可是这些玩艺儿是“发酵”不出上上之品的。更何况，那些小打小闹式的所谓的痛苦，能排遣的方式也很多，正因为小，所以容易消解，也更好转移。至于尊严（称脸面或许更恰当）方面就更不用操心了。一年能挣那么多钱的“作家”，名气自然小不了，不是“著名”的就是“获奖大户”，头衔一大串，走到哪儿都能享受到官儿一样的礼遇，前呼后拥，粉丝如潮。更不用操心他们寂寞，美女到处有，酒局牌局跟着来。没有灵感不打紧，哼哼叽叽凑一篇。一些“所谓作家”工资拿着位子占着名字“上”着官衔挂着空话吹着故事编着，典型的“娱乐至死”领头人。君不见有的“作家”没跟小官僚混上几天，就抛出一部或多部“官场小说”；还没与几个小老板厮磨几日，就可速成系列“商场小说”；有几天国外打工的经历，就敢蔑视中国文化。如此作派，如此流程与速度，如此都视自己为天才、超天才，你让他（她）怎么“发酵”，怎么精雕细刻？而没有日积月累的深厚功力和“度日如年”的难熬过程，他们怎么能厚积而薄发？他们怎么会拥有痛苦，他们为什么又要痛苦？他们与现实没有距离，对荒谬没有发现或视而不见，又哪里有痛苦和批判精神？至于什么心灵拯救，文化回归，再塑民族之魂，生命绝境的体验之类，根本就进入不了他们的大脑和血液，在他们的灵魂里本能地拒绝着痛苦，这样的人即便为人民代言也是不可能的。
在没有宗教，或宗教只有象征意义的国度里；在文化价值混乱不堪，群体灵魂丢失殆尽的背景下；在社会公平正义对多数人来说还是奢望，虚假依然强势的环境里，是非善恶就没有起码的标准，人的敬畏心理也就荡然无存了。人性的退化往往是由信仰缺失导致的，在滚滚大潮中不被裹挟的只能是极少数。作家不可能置身“潮”外，特别是“所谓作家”本来就是红尘中人，让他们坚守在“岸上”，鬼才信呢？可没了灵魂的“灵魂工程师”又能干什么呢？要想混下去，就只能装腔作势，就只能以次充好。正如骨髓造血一般，骨髓有病了，但血还在造，只是它已不能很好的滋润身体了。如若继续下去，那叫什么？叫血癌。即便死亡，那也是非正常死亡。
于坚说过：“文学史的那些框架，实际上具体到作家，可分为有身体的写作和没有身体的写作两种。不能魂归身体的都是死魂灵的写作。”在社会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挑战，人的尊严面临多重标准，资源占有和分配极不合理，文化整体没落，尊严与诚信缺乏文化和制度保障，道德没了底线，荒谬遍布，虚假盛行，反悖丛生的文化生态里，作家作为人类尊严的捍卫者和良知的表达者，如果他（她）没有痛苦或不痛苦，就说明他们已与现实达成了全方位的默契。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就应该受到批判。因为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是应该担当起道义和立法者的责任的，作家的天职就是要完成批判的历史使命。只有揭示荒谬，真理才能站立。你可以不去“服务”，不去买卖，但你不可能不为人类共同的尊严和应有的文化生态去思考、去审视、去发现。面对冲突如此之多，矛盾如此深刻，生态如此不堪的现状，如果你还能心安理得，如果你没有相匹配的痛苦，你还配当作家、知识分子？
三问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商人？在既往的概念里，作家是以改造人的灵魂为天职、为终极目的的。而商人是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现在怎么把这两种人扯到了一块了呢？这不奇怪，也不是牵强。从表面上说，别人想干啥都是别人的权利，只要不违法乱纪就行。他人是不能反对的，因为谁选择充当什么“人”都是他人的自由。好比熊召政先生先作诗人，再作商人，再作小说家，堂堂正正，天经地义，没有什么可说的。这里要说的仅仅是那些以作家之名行商人之实的“所谓作家”。
从客观上讲，引导人人想挣钱、人人在挣钱的主流因素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概念的持续被强化，也就是单方面的突飞猛进而少了兼顾。给人的普遍印象是，如果你不挤进挣钱的链条，你就得贫困潦倒，起码也是不能享受体面的生活。因此，人人都有紧迫感、危机感，不管有无经济头恼，会不会做生意，都往经济这堵墙上撞。从主观上讲，由于人们对社会保障和公平正义的置疑，加之人性的弱点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欲望和贪婪在混乱与诱惑中不断膨胀，这是直观的、下端的、随时可见的问题。上端的就是文化精神的缺位，价值观念的错位，道德底线的丧失。有人说：“贫困的人要一点东西，奢侈的人要许多东西，贪婪的人却要一切东西。”我们的作家，不管是否属于“所谓”，他们首先是人，是人就有人的不足和缺陷。在经济大潮面前，没有几个人能淡定从容，一点对“幸福”的期待哪怕是可怜的，也足以把我们搞得神魂颠倒，打击得五官错位。只是作家是不能随波逐流的，他的常态是应该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如若作家也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那他就不是作家了。
文字垃圾的堆积如山，媚俗文学的生产过剩，文化精品的呼之不出，能震撼灵魂的作品几近于无，这一切不能不说与作家商人化没有关联。一些作家深谙生财之道，只要有了关系网和交易平台，就可以把一个短篇的素材拉大成中篇，把一个只能作为中篇的架构离散拉扯为长篇。不管故事情节如何，人物是否脸谱化，语言是否张冠李戴、粗制滥造，反正皇皇数十万言码在哪儿了，若要出手也不是太难，照着伪劣产品打广告的法子，造势一阵，预炒一通，不怕印数上不去，弄不好电视、电影照样拍。如此，还愁稿费挣不来？娱乐品嘛，能让人高兴就行。至于有没有人看，是否能真正让大家高兴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把钱搞到手，也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在这样的导向中，在这样的利益驱动下，精神垃圾被美化为“文化快餐”，粗制滥造成了“快手”乃至“天才”的同义语。过去作家是拿作品的质量说话，现在是拿字数说话。不比质量比数量，看谁能快过谁，文坛“大跃进”就这么兴起了。如若不是，那一年一个长篇五个中篇十个短篇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这么快的码字速度，这么高产的写匠，他（她）能从容的思想，他（她）能很好的与母语亲和？鬼才相信呢！
产量有了，这还仅仅是第一步，下来还得证明自己的东西是个东西，怎么办？炒啊。有名人关系的拉名人、拉评论家，串通一气，造造势，不怕没有市场。无名小辈也用不着妄自菲薄，不是有网络吗，一些“美女作家”不正是通过自毁声誉而臭名远扬，而“名利”双收了吗？要是吹得肉麻都没人理，就痛骂个狗血喷头，发动铁杆参入口水战。让那些摸不着头脑的网虫蜂拥，先把事情搞成一锅粥，让人不知南北不晓东西，晕头转向之中，有人真还以为有什么惊天之大师、旷世之作品要横空出世了，好奇者想一探究竟便落入圈套。有全球第一的人口，第一的网民这个优势，只要少数人一“路过”，点击数就百万千万了，他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投机取巧之辈不在其中。让人费解的是，我们的作家现在怎么比商人还“奸”呢？难怪德国人要问中国当代作家：“他们是真正的作家，还是商人？”如果从“好人”哲学亦即妇人之仁的角度上说，谁都得食人间烟火不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赚钱并没有什么不对，只要你的所得与你的努力、你的作品相称、相匹配，即便你成为富翁富婆也是天经地义的事。问题的要害在于，文字垃圾也能卖个好价钱，这就没有标准了，也有了伤天害理嫌疑。从等价计划交换的角度看，文学作品转变为商品的前提是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作品，货真才能价实嘛。如果这种交易是建立在道义与良知的沦丧上，建立在瞒与骗上，建立在制造文字垃圾、污染文化生态上，那就是对历史的践踏，对人民的犯罪，对文化的亵渎。想挣钱的路子很多，没有必要去卖下作文做下作人。如果硬有坚持既要当作家又要赚大钱，既没有大视野大目标大思想大作品，又想成为大款，那还真是要学会放弃才对。不然就先当商人，再当作家。要不就苦心经营，卧薪尝胆十年或更长时间，真正拿一个惊世之作让大家瞧瞧。“所谓作家”是当不得的，即便当了，也是滥竽充数，也是垃圾制造者。
四问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有没有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对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不能以经常变换的文坛“排行榜”为依据，哪怕是作为一个参照也是不行的。因为那是没有真正标准的游戏，是排排坐吃果果的自慰之举。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还有定位的前提和基础吗？历史上有那么多伟大的作家，我们谁能与之比肩？这是有很多前置条件的。窃以为，伟大作家首先要全面、深刻、彻底地认识了我们自己，认识了当代中国社会，认识了中国文化的现状以及现状产生的原因，同时能为我们的群体找到灵魂的出口，可以拿出搭建连接古今中外文化之桥的路径图，才算立起了伟大作家之骨，此外还有语言、思想等灵肉。只有把我们的作家和作品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里，我们才能作出回答。不然，就真的被顾彬言中了：“中国当代作家最缺乏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去问100个中国作家‘谁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他们肯定都说自己。你问100个德国作家，他们肯定会说他人。德国作家很少有中国作家这么骄傲的。中国作家为什么骄傲？因为他们没有标准。为什么没有标准？因为他们不懂外语，根本不知道世界文学是怎么样的。”顾教授的话虽然是一家之言，但还是戳到了我们的痛处，谁让人家有底气，有视野，有参照，有标准呢？
自大不对，自悲也大可不必。我们有那么悠久的文明，有那么庞大的历史灰烬，只要我们伸一只手进去，就能够感受到我们自己文化的余温和亲切。更何况，我们要反映的生活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审视的主体就是放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最好、最有意义的母本。这难道还不足以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只要把我们存在的荒谬敞开，把我们生活的“广场”建设好，把我们的灵魂安顿好，把我们的文化回归好、光大好，我相信我们伟大的作家、伟大的作品是会横空出世的。这是我们的期待，更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当代中国，与多如牛毛的“所谓作家”相比，我们真正的作家是不多的。伟大的作家肯定会有，但现在还没有举世公认的，比我们期待的要差很多；与文学垃圾相比，真正的作品肯定是有，但伟大的作品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与我们的期待还相差甚远。但我们也不必灰心丧气，我们已经具备了产生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基本条件，所幸我们已清楚的看到我们自己的差距。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多了参照，我们有了标准，这比什么都好。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要有向“伟大”挺进的气魄和胸怀，更要有文化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要勇于孤独，敢于承担大痛苦，能够从容地面对自己贫困，甘于寂寞，当好“愚人”。只有有了大目标、大情怀、大境界才能避免坠入小的漩涡，才能从“所谓作家”中鹤立出来。只有先当真作家，才能再言“伟大”及其他。这样就可以避免既“抽象”了客观存在又抽空了我们自己。要知道，虚假的拔高自己比真正的矮化自己还有悲哀。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自己的文化得自己去继承、发扬和光大，自己的伟大得靠自己去塑造。
奥威尔在《我为何写作》一文说：“我不会跟自己说：‘我要写一本完美的书。’我想写它，是因为我想揭穿某种谎言，想唤起人们注意某些事实。我最初关心的，就是让人们听到我的意见。但如果同时没有一种美学感受，我就不会写一本书，甚或为杂志写一篇长文。任何人如果有心详细读一下我写的东西，就会发现即使是纯粹的宣传，其中还是包括很多一个全职的政治家会认为跟主题无关的东西。我不能也不愿意完全抛弃我自孩提时期开始形成的世界观。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追求文字上的风格，继续热爱大自然，继续乐于欣赏那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以及星星点点的无用信息。我想压制自己的这方面是徒劳的。我的工作，是将自己根深蒂固的好恶感与时代强加给我们所有人身上基本上是大众的、非个体的活动相调合。”奥威尔乃至更多的大家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在地球已称村的时代，孤芳自赏总是不行的，因为我们已在“全球化”的裹挟中。但就文化而言，全球化并不等“西化”，更不是要被其他文化乃至非文化所吞并，这点自信还是要有的。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并不意味着非要产生“文明的冲突”，乃至诉诸于武力。但文明的竞争是存在的，所谓软实力就是文化内涵与张力在各个方面的转换，包括人文精神、价值体系的构建与代谢，以及创造力、思维能力的普及与进步。软实力的竞争其实就是文化的竞争文明的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
物竞天择这个规律在文化上依然没有例外，只是文化的竞争在时空跨度上更长更大，更具有隐效应和迟发性的特点，说白了就是与急功近利的距离较远。因此文化问题从来都是复杂的交错的不易“敞开”的大问题，任何只计一点而不顾其余的做法不仅是偏狭的也是愚蠢的，因为文化的“大”是全方位的，是由不得人“功利”和浅薄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继续坐井观天、“孤芳自赏”，或是甘愿同化，以自我文化的消亡、变异为代价而获得别人的认可？还是在交融与碰撞中壮大、丰富、升华我们自己的文化？这考验着我们的智慧和胸怀，也验证着正在对我们起作用的文化，也就是虽不被大家认可但仍然在支配着我们的文化。
有人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缺乏“文化使命感。不明白求生存固然重要，生存得体面一些更要紧；迎头赶上西方固然重要，从根本上救起自己的中国品牌更要紧。必须先有中国，再求现代化，以免现代化了却灭了中国。”斯言诚哉。
由作家想到了我们的文化，或由文化想到了我们的作家。在此，不揣浅陋，拼凑了一些零星的思考，算是对文化的另一种敬畏与忠诚，也是对我们固有文化的点滴报答。至于如愿与否，暂且不论。努力了，也就心安了。
（作者单位：紫阳县人大常委会）  

安康汉调二黄文化遗产该怎样传承
◎ 余海章
2009年8月17日夜，我在加拿大温哥华女儿家中，恍惚间看见我的伯父、上世纪30年代紫阳县洞河街业余汉剧团的发起人之一余锦堂（名“宪均”，号“锦堂”，以号行世），与一伙老人坐在老洞河街戏楼对面的武昌会馆的仓库里看戏。仓库中间是木制地板，被当做临时舞台，一高一矮两个武生演员正在对打。高个演员穿红盔白甲，一杆长枪使得似游龙翻滚；矮个演员穿红盔红甲，一把大刀耍得虎虎生风。再仔细一看，原来两个演员我都认得：高个儿是石桥上商店里的闫书成，是我老婆家族人，按我老婆的辈份，我应当叫叔；矮个儿是茶厂职工汪其勋，家住戏楼西侧第二家。侧面坐着的老人们也不单是看戏，还兼着文武场面的伴奏，京胡悠扬，锣鼓铿锵，不时还有唢呐声响起。打到精彩处，老人们高声叫好。这时，我一下跳到舞台上，对着老人们吼叫：“好什么好？你们只顾自己玩戏看戏，不收徒弟不教学生，剧团也早就垮台了，这么好的玩艺儿还怎么往下传？”这么一吼，我一下就清醒过来，原来刚才是南柯一梦。
回想梦中人物，伯父已去世三十多年，书成叔因病已去世四十多年。汪其勋多年没有消息，如果健在的话，也应该是八十岁左右的人了。洞河老街早已淹没在安康水电站的库区之中，当年的戏楼已经迁建新址，可惜从迁建以来就没有演过戏。武昌会馆潜伏在浩渺的水面之下，早已成了龙王的办公之所。洞河街业余汉剧团则早在“文革”以前就已经解散。斗转星移，人去戏灭。洞河街过去号称紫阳县的“戏窝子”，意即汉剧艺术的老根据地，可是，现在四十岁以下的洞河镇人恐怕连汉剧是个什么样子都没有见过。要想“振兴”，恐怕也不会有多少观众。一念至此，汗透重衣，我再也睡不着了。
汉调二黄是安康市两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申报单位是汉滨区。在市、区两级政府的努力下，汉滨区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些保护和振兴汉剧的基本硬件：有一支比较优秀的专业演出队伍———安康汉剧团；有若干支主要由老戏迷组成的业余汉剧演唱组织，经常举行自娱自乐活动；有汉江文化园这样气势恢弘的汉剧艺术宣传阵地；有以《陕西戏剧志·安康地区卷》为代表的一批汉剧资料研究成果，资料门类齐全，翔实、完整；有以朿文寿研究员为领军人物的一批理论研究人才所做出的一批汉剧理论研究成果；有以刘继鹏、刘志杰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剧作家；等等。这些都为保护和振兴汉剧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但是，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保护文化遗产，抢救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不能光靠政府拿钱，最根本的还是要实行商业运作。第一，剧团要有一定的票房收益。如果“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那么，演出就难以为继。政府拨款让你一年作一两场赔钱演出有可能，想经常作赔钱演出是不可能的，政府没有那么多钱让你赔。第二，如果依附企业，由企业出钱作公益演出，则一定要保证让企业能够得到产品广告效益和企业形象宣传效益。在商言商，再有文化的企业家也不会长期白白出钱给文化事业。这两条路无论走哪一条，都必须要有观众，要有足够的观众，有了人，才能养戏。那么，演出团体怎么才能吸引观众呢？窃以为，首先需要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青年人群是艺术消费的主体，剧本创作必须考虑青年观众的审美需求，剧团要有一批青年人喜欢看的剧目。首先是要大力创作新编历史剧。传统历史剧题材缺乏新意，而且结构老一套，情节节奏缓慢，唱词和道白语言的文学水平不高。比起现代戏和影视作品来，它的劣势是显而易见的，很难吸引年轻观众进剧场。年轻观众爱看什么样的历史剧目呢？暂时撇开形式不说，单说题材，年轻人首先爱看轻松愉快而且观赏性强的剧目，其次是对当代生活有烛照作用和启发价值的历史剧。安康市也曾创作和演出过几个著名的新编历史剧，获得过全国和省级奖，但是，这样的剧本还是太少，远远满足不了观众需求。而且，任何剧本都是需要在不断的演出实践中千锤百炼才能臻于成熟，正所谓“十年磨一戏”。惜乎这些得奖剧目还是演出太少，使剧本未能得到不断锤炼提高的机会，与经典的传统历史剧目相比还是有差距的。同时，几个得奖剧目都只有本戏，没有折子戏，而本戏受各方面条件限制，难以在业余剧团或清唱组织中普及，使得这几个优秀剧目的传播大打了折扣。作为一个热心的观众，我期待着这几个戏的剧作家们能拿出不一定完全等同于本戏片断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折子戏演出脚本，期待着安康汉剧团能够演出几个具有样板价值的汉剧新编历史剧得奖剧目的折子戏。
其次是要大力创作现代戏。对于普通的青年观众来说，越是近距离的戏曲题材越是具有吸引力。之所以我只把它放在“其次”的位置，是因为演现代戏涉及到的表演程式改革、戏曲音乐改革的任务较重，难度较大。广义地说，凡表现与观众同时代的生活题材的戏剧都是“现代”戏。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汉卿时代有关汉卿时代的现代戏，汤显祖时代有汤显祖时代的现代戏，孔尚任时代有孔尚任时代的现代戏，欧阳予倩时代有欧阳予倩时代的现代戏。总之，中国戏曲编演现代戏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前辈戏剧家敢于推陈出新，我们后辈人更应当敢于推陈出新。如果狭义地把“现代戏”界定为表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以后的时代生活戏剧，各个戏曲剧种也已经创作演出了大批现代剧目。其所以现代戏没有能够成为今日中国戏曲的主流，我个人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戏曲理论界和老一代戏迷观众中一直有一种观点———古老的中国戏曲它的一切特点，包括表演程式、唱腔特点、音乐特点等都只适合演出古代戏。如果戏曲要演现代戏，仅靠局部的改革（例如穿着西装却仍然迈着八字步，明明手里拿着步枪却做着冷兵器格斗的程式动作）将会是不伦不类；如果在表演和唱腔上大动手术，戏曲的特点又将难以保全。这种偏执和保守的观念不利于形成一种宽容、宽松的戏曲改革氛围。二是迄今为止，戏曲现代戏无论在哪一领域也确实没有取得如传统历史剧那样辉煌的成就。尤其可惜的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形成气候的戏曲现代戏改革动作从江青插手以后便被蒙上了恶名，对于经典的京剧现代戏已经取得的经验，文艺理论界不敢加以肯定，这样就多少迟滞了戏曲现代戏改革的步伐。“四人帮”利用他们手中炙手可热的权力轻而易举地攫取了广大京剧工作者多年的劳动成果，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确实给戏曲的现代戏改革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在具体的艺术问题上，戏曲（特别是京剧）现代戏改革的成果不能慷慨地归功于“四人帮”。撤掉罩在它们头上的“样板戏”的神圣光环，还它们一个普通现代京剧剧目的本来面目，我们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不少艺术启发的。诸如剧本叙事节奏的加快，现代武打动作的设计，唱腔音乐与伴奏音乐方面富于时代特色的改造等等，我们的汉剧都是可以借鉴的。即使改革的效果一时不见得好也是正常的。勇于探索才能有所前进。如果永远不敢探索，也就永远不可能让古老剧种演出现代戏，那就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汉调二黄这一古老剧种逐渐失去观众。
第二，汉调二黄唱腔音乐需要改革。汉剧是一个古老剧种。据朿文寿先生考证，京剧声腔源于汉剧。但是京剧声腔在二三百年的历史中经历了各个流派名家的改革创新而不断变化发展。京剧今天能够具有“国剧”的地位，它的声腔能够如此优美动听，既离不开汉剧声腔的哺育，也离不开它自身的改革创新。例如，京剧程派青衣那种特殊的缠绵宛转的唱腔音乐和那种特殊的唱法、音色，在今天的汉调二黄中就是听不到的。我是戏曲音乐的门外汉，更不了解汉调二黄唱腔的沿革，仅仅从一个听众的感受角度上说，汉调二黄的唱腔尤其是老生的唱腔，旋律和节奏似乎有一些道教音乐的味道。我听过有的老戏迷用汉调二黄唱腔唱红色现代京剧的唱词，强烈地感觉到不伦不类，说具体一点，就是道人唱道一样的音乐类型与剧中现代人的情感类型套不上，不协调，甚至有点滑稽。每个剧种唱腔都有各自的特色，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可以根据剧情随时创立新腔，把戏曲音乐搞得像歌剧音乐；而是主张在保留剧种声腔特色的前提下，进行灵活的处理和有限的改革。创立新腔不是不可以，但要慎重，要通过听众的认可。相比之下，安康汉剧团汉调二黄戏的幕间伴奏音乐由于作曲家的思路受唱腔束缚较少，又吸收了一些现代音乐元素；也由于乐队结构的改革而引起的配器的改革，增加了层次，丰富了音色，从而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已经相当优美动听，我以为不亚于省级秦腔院团乐队的水平。我甚至想建议安康汉剧团乐队单独举办“汉调二黄音乐演奏会”。相对于唱腔音乐而言，戏曲伴奏音乐比较易于被青年观众所接受。我们可以由音乐入手，逐步培养青年人对戏曲的兴趣，引导他们热爱汉调二黄艺术。
第三，名家引导，培养观众。我是一个教师，我知道，在教学中存在这样有趣且意味深长的现象：学生原本对某门课程内容缺乏学习兴趣，只是因为该门课程有一位有魅力的教师—这“魅力”或来源于讲课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广征博引；或来源于博学多才，学术成果突出；或来源于风度优雅，态度亲切，循循善诱———学生就逐渐改变态度，培养起了学习兴趣，甚至非常热爱这门课，甚至奠定了他（她）一生的专业方向。民歌和汉剧的普及与传播也具有类似的道理。歌以人传，戏以人传。一个好歌手甚或仅是该歌手唱的一支歌，就可以迷倒一大批观众。一位戏曲名角儿甚或是名角儿演出的某一场戏，就可以吸引无数观众进剧场。过去的戏曲名角儿都有自己的铁杆戏迷，就像现今的流行歌曲“四大天王”的歌迷一样。安康汉剧史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各个行当的名角儿，他们是各个剧团的招牌。健在的老一辈艺人们走下舞台以后如不授徒传艺，培养新的名角儿，即使有了好的剧本，汉剧将依然缺乏吸引力。演员和观众互为生存的土壤，优秀的演员能够提高观众欣赏戏曲艺术的兴趣，而有一大批懂得欣赏戏曲艺术的观众心甘情愿花钱看戏，才能使剧团得以生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紫阳县洞河街出了两个汉剧名角儿———一个是演武生的周老四，一个是演旦角儿的王德。为了要看他们的戏，有三个戏迷自愿捐出自己的家产支持演员们成立了洞河业余汉剧团。这三个戏迷中有一个是我的伯父余锦堂，还有一个是我妻子的祖父阎诗汉。余锦堂捐出了其母亲去世时收到的全部祭幛作为制作戏衣的衣料，另外又和阎诗汉和张长青共同捐出现金六十元大洋购置残旧戏箱一套，从而奠定了业余剧团的基本家当（此事在《陕西省戏剧志．安康地区卷》中有详细记载）。需要说明的是，余锦堂、阎诗汉、张长青这三位捐资兴戏的铁杆儿戏迷并不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财主，而仅仅是当地普普通通的三个小商贩。也正因为洞河业余汉剧团有一支能够吸引观众的优秀演员队伍，上世纪五十年代洞河区唯一的地方国营企业———洞河茶厂，才长期把一批骨干演员招募在自己的麾下，作为本厂的职工，白天做工，晚上排戏、演戏，为活跃企业文化生活贡献力量，使当时的茶厂成为业余汉剧团的大本营。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远不可相比的，我相信，只要有名角儿，把濒临灭绝或已经失传的那些汉剧绝活儿都拿出来了，把角色演神了，买票看戏的观众不会比买票看一个沙着嗓子喊“后排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的流行歌手的观众少。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时代需要唤醒文学灵魂的批评
———学院派能否独挑起中国文学批评的大梁

◎ 叶松铖
学院批评已经将文学引向了精神无法拓展的狭谷。这是学院批评日渐学院化的结果，这个结果的危害，是将作家的作品机械地拆解和安装，然后进行公式化、概念化的诠释。不难看出，学院化的批评是高深的，这是行走在天上的文字，他们是写给学术界的，是写给作家个人的。我在学院批评中所看到的，除了媚俗，还有陈腐和晦涩。媚俗是为了迎合，一则迎合作家，这种具有糖性的语言，是某些作家所喜欢的，因为它有一种甜腻腻的感觉；二则迎合学术，当今的学术，实际上就是一帮“学术权威”的互相哄抬，研讨会上永远是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面孔，在一番自我夸饰或他人夸饰的捧场中，必将诞生几个著名的批评家。
学院批评正在犯一个低级的错误，但这种错误却成了他们的一种良好的感觉，他们甚至将这种错误当成了一种优势，一种炫耀的资本。不错，学院派是最大的学术占有者，但占有，与吸纳和消化，与拓展和生发，岂能同日而语。学院化的批评，暴露出的最大问题，是教条！这就是我说的“低级的错误”。那些连篇累牍的批评文章，我们不能不说它不规范、观点表达不准确，但正是这种循规蹈矩的模式，它使批评的锐气和朝气一点一点的丧失。当然，格式的圈定不是主要的，学院批评最本质的问题，是走进了一个自我编制的套中，他们完全将批评当成了一种研制，一种纯粹的学术发声。这种隔离，使他们对作家的认识以及对作家作品的认识，陷入了一种狭隘的精神空间，他们以空洞的理性涂抹自己虚妄的见解，以艰涩的文字掩盖自己苍白的领悟。这样的批评是能唬人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架势大、名头大、响动大。这样的批评，它能带来什么，启示什么？我们的作家能从这样的文字中获取什么？我实在找不到一个让自己信服的答案！
作家的精神沉迷，与我们的批评不无关系。批评缺乏敏锐的感觉和洞悉的深邃，缺乏锋利的直抵作品病灶的果敢。我们的很多批评都游走在作家的身后，说着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话，这些话莫测高深，云遮雾绕，当然，它也不会触及痛痒。批评的麻木与柔弱，批评的迁就与搪塞，使一些作家的作品偏离了精神的航标，他们的创作正在远离空气，远离脚下的土地，远离自己的心跳。如果说是物质利益或者说商业化的驱动，使作家庸俗化了，但获取物质与追求崇高的精神，并非不可调和，问题是我们的批评，对于眼前的一些作品存在的消极、退化、浮躁，视而不见！批评是纯粹的学术或是走向大众的语言？批评是送给作家的蜜糖或是照彻作家心灵夜空的烛光？这是批评家应该思考的问题。批评家应该是社会的、大众的一份子，他首先必须具备思想、情怀和胆识，他还必须具备广阔的视角、坚毅的品质！人不能脱离社会，作家不能，批评家也不能！学院批评的痼疾，是在自己划定的空间，审视作家和他的作品，这种没有市声扰攘的静谧，它的文字固然干净得近乎洁白，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对汉字的机械拼凑，它没有我们所需要的那种张扬着生命的力道和激情迸发的高亢。
商业意识的觉醒，为一些作家带来了物质的丰盈，但精神的堕落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得到，一方面失去，作家在享受物质优裕同时，作品的内在风骨已被名利渐渐吞噬。而关在学院中的学院派的批评家们，没有看到，或许看到了，不愿去刺伤。他们与部分作家建立了一种友谊的直线，这条直线只在作家和批评家之间往返、传递和沟通。作家听不到社会的批评，听不到来自大众的回应。尖端作家与高端批评，实际上就是一些知名作家与一些批评权威，一厢情愿的握手，是一种在名利的光环中的相互映照。尖端与高端是我们无法怀疑的，用武侠小说中的话说，这两种人的功底已经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少数尖端作家近两年奉献给我们的，除了文字和技巧，我们嗅不到生活中的馥郁。我曾感叹过：作家的生活库存正在告罄、空乏。没有生活库存的作家靠什么来创作，那当然只有站在浮土上写作了，写自己的虚妄和颓废情绪，写自己的疑惑和苦恼。高端批评或者说学院权威，他们对这种低迷的、抽象的情绪，却在研讨会上振振有词，冠已“创新”、“超越”的名词，他们俨然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一个新的注脚。
批评如果被学院垄断，那最终会形成一个瓶颈，这个瓶颈将制约文学在现实的土壤上产生新的萌发。从学院批评到作家创作，这条往返的直线，必须改变：作家要回到生活中去，要和大地亲吻；要去收割稻穗，耕翻土地；批评家要和社会对接，要把现实的反馈，时代的需要，生命的光点，纳入自己的批评中。学院派应该将学术资源与社会共享，同时，还要将目光投向大众，听一听大众的批评，我以为，这种来自外界的清新空气，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消解陈腐，它可以将眼下的学术变得轻灵一点、人性一点、鲜活一点。学术不一定只穿中山装和西服，它也可以休闲和随意，也可以身披风衣，关键的不是外壳，关键的是我们的批评有没有自己的立场，有没有自己鲜亮的色彩，有没有像箭簇一样破空的啸声。
批评家和作家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以为多数时候是平等也是对立的，如果光有平等，那就无法听到真理的声音。真理的声音在某一个时间段是刺耳的，作家的吸收也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批评家与作家的对立，原则上不是坏事，对立有助于批评家冷静的审视作家的作品，有助于发现问题。没有附加的情感的累赘，批评才有锋芒，才有锐气和血性。任何一种友谊，都会带来谦让，带来包容，但批评不能讲友谊，如果受制的东西太多，你就会缩手缩脚，写不出你要表达的思想。然而，平等与对立是辩证的，平等是相互尊重，对立也绝非中伤和诋毁，批评家要有自己的“道”：公正、客观，坚守自己的立场，这就是批评家的“道”。批评家的胸襟取决于“道”的稳固和建立，取决于一个良好的批评风尚的养成。批评家不要轻易下断语，我们的读者，仍然相信权威，这是时代的一种惯性。权威的话一言九鼎，说了就收不回去，对作家，尤其是对正在成长的作家，批评家要给予极大的关爱和维护，要充当他们的路标，这是责任也是担当。
我们其实也看到，文学在完全解除了束缚和捆绑后，虚浮和肥胖却又成了一个时代的诟病。据说2010年元月，郭敬明的《小时代2.0》，七天内120万册一扫而光，按媒体的说法还是“限量发行”。这除了对纯文学的反讽，我们的沮丧可能还有几分苦涩？文学精神的退化和萎缩，为网络这种泡沫式的文学繁荣让出来自己的领地。网络文学作为新型的体式，正在降低大众的审美，那种所谓的快餐文化是建立在肤浅之上的，文字的游戏化在嬉笑之中窃取了人间春色。这是一种势头，然而，这种势头又不能不让人担忧！我们寄希望的纯文学，突然之间腰板垮塌了，我们似乎再难看到一种挺拔的精神风貌！听到一种宏大的理想召唤了！作家丢失了什么？领地？精神？人格和立场？就拿我们的乡土题材来说吧，作家眼里的乡村世界还是早期的乡村翻版，反映当今乡村巨变的作品太少，那种高扬时代精神的作品，几乎没有。乡村题材已经滑入了颓废、忧伤的泥沼，我们需要的那种新农村所凸现的鲜亮色彩，看不到了。事实上，时下的农村需要我们的作家去重新认识、重新发现和重新挖掘，这就必须回到生活中去，作家的生活之仓，应该装入新的东西了。还有我们的官场小说，人性化的东西愈来愈少，扭曲心态的描写、猎奇的描写，充斥了文本。这些，我们的学院批评是否应该引起关注和作出批评的回应？作家暴露出的很多问题，是我们的批评的一再“失语”，我们的扭捏和暧昧，麻醉了作家、误导了作家。放任是对“病情”的延迟，批评作为把脉和诊断的医生，其责任不可宽宥。学院不能成为精神的桎梏，批评只有进入社会这个大场中，才能根深叶茂，坚韧、挺拔！
有人说当代文学需要拯救，但我以为是要唤醒，当代文学没有我们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糟糕，唤醒是针对低迷而言的。2010年元月6日，《辽宁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中国当代文学：虚胖的文学也有肉》的文章，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当代文学的60年，其实前30年面目还是比较清楚的，只是涉及怎么评价它的问题，这后30年，尤其是后20年，面目多少有些模糊，一方面是文本数量的急剧增加，一派繁荣景象，一方面是文学精神和灵魂的凋零，文学普遍处于虚脱的状态。如果说有些影视明星是从三级片起步，然后一件件穿上衣服，我们的文学却是走了一道与之相反的程序，将自己身上裹着的华服，一件件脱掉，最后一件不剩。在文学失去尊严的时代，文学就只剩下虚假的丰腴了。”虽然言辞过于尖刻，但至少找到了当代文学的症结所在。唤醒文学，就是要重整文学的精神，让出窍的灵魂归位。只有灵魂真正归位，我们的文学才可望筋骨坚实。因此，唤醒文学，不仅仅要靠学院批评，还包括学院之外的声音：社会的声音、大众的声音。但学院批评，是前沿，是正规化的队伍，是批评的领头雁，这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学院批评，如果克服了学院化，冲破了自己编制的套，荡涤了陈旧和酸腐，那它依然可以挑起中国批评的大梁。

（作者单位：紫阳县委组织部）

安康文化人看安康
———中文系组织召开《文化名人看安康》座谈会
2010年1月4日晚，安康学院中文系组织召开《文化名人看安康》座谈会。会议由系主任戴承元主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马昌琪到会讲话，中文系教师周政教授、孙鸿教授、著名作家李春平等20人参与座谈研讨。
座谈会上，中文系教师充分肯定了市委宣传部组织“文化名人看安康”系列活动及出版该书的意义，与会教师认为此举体现了市委、市政府建设发展安康的新思路，对提高安康的知名度，推动安康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研讨中教师们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如：入选该书的一些作品属应景之作，个别著文者也难当“文化名人”之实；文化名人来安康看什么，缺乏严密设计；建议今后举办此类活动要组织安康的专家学者进行认真论证，听取意见；安康的地域文化特性要进行认真的梳理，深入的研究，理念上不能停留在“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陈旧之论上，理论也不能停留在诸如“秦头楚尾”、“楚文化”、“巴文化”的论调上，应从全国的大视野来考量安康，从民间文化中进行筛选从而确证安康的文化符码。

戴承元：经略安康思路的新变化
由安康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文化名人看安康》一书出版了，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
说它可喜是因为对安康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树立安康形象，宣传安康具有积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从编辑这本书的背后，我们感觉到了本届市委、市政府在建设发展安康思路上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安康学过深圳，学过昆山等快速发展的地区，也象欧美国家取过经，提出过突出式发展，甚至跨越式发展的宏伟目标，项目推介，招商引资一时成为工作重点。本世纪初，思路有了变化，提出了经营“绿色安康”的理念，嗣后提出的发展“药、水、游”的战略构想，可以看作是经营绿色安康理念的具体化。本届市委、市政府不管在工作报告中如何表述，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我感觉到发展思路又有了新的变化，我将其概括为：打造山水人文同辉共荣的安康。这从“一江两岸”的建设，老城区的改造，瀛湖、南宫山、香溪洞的重新打造，以汉调二黄、紫阳民歌为重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龙舟节举办思路的调整和“双创”的开展、对教育的大力投入等，我们都感觉到这一点。尤其是“文化名人看安康”系列活动的开展和这本书的出版，让我们的感觉更深刻。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安康农业落后，工业落后，这是既定事实。如果用“大跃进”的思维模式“赶英超美”，那是不现实的。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安康过去农业、工业的落后给当代的安康留下了良好的山水生态，加上南北过渡的禀赋，就可能成为当今消费时代的潜在优势———成为消费的对象。但潜在的优势不一定就自然地成为现实的优势，它需要开掘，需要打造。山水之灵源于人的思想，感情的投射、渗入，只有承载着人的审美理想，价值判断的山水自然，才能成为消费的对象。安康的山水自然总体来看还缺乏文化的神韵。组织“文化名人看安康”活动并编辑这本书，就是要为安康的山水赋予文化之魂，从而让它具有恒久的魅力，进而吸引八方游客来安康消费，发展安康的经济，走天人和谐，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只是个开端，但这个开端是良好的，令人欣喜的。安康的财政并不宽余，拿出大批财力来实施此项文化宣传工程，是要有勇气的。刘建明书记在为这本书作序时引用郁达夫的话说“江山也要文人捧”，正体现出市委市政府在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建设发展安康的理性思考。我以为这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意义的。

周　政：谈培养和造就安康自己的文化名人
“文化名人看安康”活动虽说已经结束，但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有意见说，既然叫人家来看，就应该提前有所设计，有所准备；既然让他们写，就要为他们创造条件，展示资源，提供资料，使之为安康留下真正有份量的佳作；既然邀请的是文化名人，就应该是真正名有其实，具有较大影响的人；既然请名人是为了扩大安康在全国的影响，同时为安康的发展献计献策，就应该带针对性的请上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如此等等，细想一下，都颇有一番道理。如果再细看一下后来所编的《文化名人看安康》，正好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书中名人所写的文章有的也只是应景之作，泛泛随着主人的需要，并无独到和精妙的地方，这说明随意的参观游览并不能对他们产生创作冲动和深层思考，当然也就谈不上对安康的人文景观和文化发展能有多么深刻的独到见解。既然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靠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又能大到哪儿去？
其中广东谢有顺的一段话倒还引人深思，他说：“名胜是历史的，名人才是传世的。只有一个地方出现了真正的自己的名人，出现了名作，这个地方才会闻名于世。文化的发展不要寄希望于借助别人的光环，一个地方的文化发展还要靠自身。”这段话我不管他是对安康举办这次活动的必要性是一种委婉的批评，还是对安康的人文景观不屑一顾，单从这段话的本身看，他是对安康的忠告，意思是要想使安康的文化在全国产生影响，必须得靠自己，必须重视培养和造就安康自己的文化名人。
说到这儿倒勾起了我对清代康熙三十四年安康知州王希舜在《兴安州志》“选举志”里的一段话的记忆，王希舜说：“兴安自有明三百年，掇高第登贤书者，类不乏奇伟卓犖之才；或以制作传，或以政事显，耳目声称，夫岂为僻壤淹没哉？我国家振兴文治，养育真才，大点矞皇，超轶前代，而此都之人士，顾阅五十余年而不得一二见者，何前此之文章风气独较盛于后者耶？不然天地之生才，自古为难。诚使学者抱道穷经，以佑起将来，则今日咕哔之儒，何一非绣虎雕龙之彦乎？故志‘选举’，而以甲第举贡并列者，诚重之也，亦望之也。”王希舜在这段文字里清楚地认识到，安康尽管处僻壤之地，但在明朝“不乏奇伟卓犖之才；或以制作传，或以政事显。”但自进入满清以后，尽管“国家振兴文治，养育真才”，但人才反倒贫乏，“顾阅五十余年而不得一二见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认为“前此之文章风气独较盛于后者”，所以他表示要“以甲第举贡并列”的措施为安康本地培养人才。据记载他果然抓科举，抓学校建设，后来安康在清朝相继出现的刘绍基、李松、董诏、张鹏飞、甘棠，乃至后面的“三沈”等名流，应该说与王希舜的倡导和政策鼓励是有关系的，至少他兴起了安康清朝时期的文化教育之风。
我在参与这本《州志》的校注编审时，深深被他的言论和行为所感动。一个封建时代的人对地方的人才问题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明确的态度，实属难能可贵。不过转而一想，事情有时就这么叫人匪夷所思，似这等再简单不过了的道理，古人能想到，现在的人竟能糊涂起来？不过，现在似乎清醒了许多。比如说，经济唱戏，提出要文化搭台，各地也不遗余力的去寻找属于自家的文化因素，什么屈原文化、女娲文化、鬼谷子文化、太极文化、茶文化、龙舟节、菜花节、桃花节等等，都因此而被搬了出来，充分表现出经济对文化的呼唤。但这些做法终归是短期效应，因为这多年来，影响并未撼动了全国？于是文化名人的效应作用便被提起，不管怎么说，这也算是一大进步，因为他从大处着眼，总比挖空心思去寻找那些名不副实的小文化要实在得多。说到这儿，我倒要感谢这位谢有顺先生的一番议论了，因为外人说话终究要比自己人说话要有力得多。
如果我们把谢有顺的话只是当做应酬的需要去说说而已，那倒也罢了；但如果我们把谢有顺的话真正当做一回事情去加以落实的话，那么就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面对了，那就是安康如何才能产生自己的文化名人？换句话说，安康有没有产生文化名人的条件？如果没有，那又该如何去创造那些产生文化名人的条件？
也许有人会说，安康已经具备了产生文化名人的条件，无需再采取什么措施，比如，近十年来，随着安康经济的发展，安康的文化事业也逞兴旺上升之势，表现在：文化队伍较前壮大了；研究的深度也比前大有提高；文化的发展和取得的成果面也较前宽了；出书的频率和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比如文学、历史、戏剧、考古、宗教、民俗、地方语言、绘画、书法、音乐、旅游等，以及人文历史的发掘和利用、民间艺术的发掘和整理等等，都有著作问世，有的已经走向全国，逐渐为国人所知晓。也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安康自然会产生自己的文化名人。
我们承认上述现象，但并不苟同于这种结论，因为现象并不等于条件，条件才是产生文化名人的土壤。固然条件有的也存在于社会，但我认为更多的是要靠人去创造，去提供。因为安康不可能像湖南，因它出了一个曾国藩和左宗棠，近代就有了从军习武的风气，自此，湖南名将辈出；也不可能像安徽的绩溪，因为有胡匡衷、胡秉虔、胡培翚叔侄孙三代的“礼学三胡”的带动，自此，绩溪人的后代以著书立说为己任，屡出大家。
所以，在笔者看来，一个地方的文化氛围如何，首先要看这个地方是否有真诚的文化崇尚和广泛的文化追求，而这种真诚的文化崇尚和广泛的文化追求又恰恰首先处决于一方的主要领导。记得一位朋友曾愤愤告诉我，我们那里看来好像是把文化发展叫得天响，什么这文化节那文化节不惜大把的花钱，但真正到了从事某项研究或出一本书请领导给与支持的时候，叫得比乞丐还穷，既不给钱又不出主意，谁理你了。我为这位朋友的话语感到愤怒，不禁要问，似这等做法能培养出自己的文化名人么？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文化同经济一样，也要有明晰的发展规划。文化看似很虚，但它能衡量一个领导是否具有政治眼光，是否具有合格的管理水平，不然现在要求党的领导干部学国学干什么。一个没有文化发展规划的领导就很难证明他具有相应的政治眼光和合格的管理能力。
还有，文化队伍得靠人去组织，去引导，去鼓励；文化人才也得靠人去发现，去培养，去尊重。要使一个地方的文化队伍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就必须加强教育和引导，采取相应的激励机制，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之立足于党的事业，面向于人民大众。要求他们丢掉一切陋习，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使之成为一个和谐团结、有活力的群体。这个任务义无反顾地要落在党的领导上。
地方文人如不站在文化的前沿，了解全国的文化状态和文化走向，一般很容易做坎井之蛙。你不了解全国，全国自然也不了解你，所以鼓励和支持安康的文化人走出去，面向全省，面向全国就显得特别重要。这个任务同样也义无反顾的要落在党的领导上。
发展安康的文化事业，培养安康的文化名人，可能还会以安康的经济落后为由而束之高阁。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前面的讨论中，不过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安康的经济比商洛的经济如何？商洛的文化比安康的文化又当如何？
问题能摆很多，总之，安康要想培养自己的文化名人，完全的靠自己真诚去创造条件，因为认识终归只是纸上的东西，落实才是具体的行为。
我们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名人，但更呼唤着产生文化名人的氛围和环境。

孙　鸿：景现于笔端　情溢于山水
                  ———谈《古韵安康》的名片价值
《文化名人看安康》之《古韵安康》辑录了自唐至清末的历代文人吟咏安康山水的诗词二十七首，可谓集现存的、可稽考的历代文人咏安康的数百首诗词之精华，突出了《文化名人看安康》的“山水安康，人文安康”的主题，以及“打造安康文化名片”的编辑定位。
旅游与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旅游本身就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从原始文化到现代文化都可成为吸引游客的因素。游客不仅吸取旅游地的文化，同时也把所在地的文化带到游览地。就此意义而言，《古韵安康》正充分体现了《文化名人看安康》的名片价值。
就作者所代表的地域文化圈而言，《古韵安康》所辑诗词极具广泛性。其作者有来自北方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秦晋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圈的诗人，如王九思（今陕西户县人）、吕岩（今山西永乐人）、白居易（今山西太原人）、岑参（今河南南阳人）、辛弃疾（今山东济南人）等；有来自南方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圈的诗人，如孟浩然（今湖北襄阳人）、张籍（今江苏苏州人）、方干（今浙江建德人）、陆游（今浙江绍兴人）、陆以庄（今江苏萧山人）等；还有安康本土的诗人，如刘绍基、刘应秋、李松、董诏、张鹏飞等。
地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一种历史文化积淀，文化的地域性包括自然山水、民俗风情，以及人的语言风格、生活方式、气质个性禀赋等各个方面的地方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体现在作品中，使得作家的作品从题材、内容、语言到艺术风格、审美情趣都会打上特定的自然环境的烙印和地域文化的烙印。
安康位于秦巴腹地，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看，它具有南北交汇的地理特征；从地域文化的视角看，它地处长江上游巴蜀文化、中游荆楚文化以及黄河中游秦晋文化交叉地带，具有边际文化的交融性特点，其地域文化的特殊性与各区域间文化的扩散与碰撞、交流与渗透、融合与包容密切相关。
南北交汇的地理特征和边际文化的交融性特点，使得安康的人文景观、山水景观尽管不像西湖胜景之于南方、五岳独尊至于北方那样特点鲜明，但它却融合了南北山水人文之特色，而呈现出自己独有的审美特征———中和之美。正是这种中和之美，不仅为古代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提供了悠游山水的好去处，而且其静若处子的静穆之美，暗合了文人们安顿心灵的心理需求，诗情就在这温婉中和的山水美景中被激发了。
从《古韵安康》不难看出，在安康（古金州）这片远离世事喧嚣的心灵栖息地，文人们寻幽探胜，畅叙幽情。景现于笔端，情溢于山水。于是，便有了这些浸润着中华长江、黄河两大文化区域的不同文化圈的审美情趣的佳词妙句；于是，古金州城、兴安府、安阳城楼、擂鼓台、香溪洞、天圣寺、凤凰山、紫阳茶、石泉县、汉阴县便以诗的形式一一呈现于千百年之后的我们的眼前……
因此，所谓“古韵安康”实乃古代不同文化区域的诗人们对安康自然人文景观的审美观照。文人因安康山水而生情，安康山水因文人佳句而增色。《古韵安康》若不似这般以年代为序编辑，而代之以分类编辑的形式，不妨冠以“北方文人笔下的安康”、“南方文人笔下的安康”、“安康文人笔下的安康”，更加明了。
因此，所谓《古韵安康》实乃当今宣传安康的最好名片之一。
有了《古韵安康》这张名片，我们不仅可以沉醉于白居易们的佳句胜景中，可以循着他们的足迹寻古探幽，更可以无不自豪地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安康介绍给八方友朋……遥想在这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山水美景中，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岂不乐哉！我们也必定景现于笔端，情溢于山水，以我们的审美体验去丰富和滋养这片山水；遥想千百年后，我们的吟咏佳作也将成为后世子孙宣传安康的名片，岂不妙哉！
当然，作为安康的名片，《古韵安康》尚有待商榷之处：一则所选篇目的人文、自然景观的覆盖面不够。大多数篇目所涉景点在汉滨区境内，涉及其他各县景点的只有石泉一篇、汉阴两篇、紫阳一篇。二则对诗词所涉景点应补充必要的注解。如“金州”、“兴安”、“天圣寺”、“万春寺”、“天圣寺”等景点，现今是否遗存、存于何处，都应注明。三则个别篇目是否当入选尚需斟酌。比如辛弃疾、陆游虽为名家，但《古韵安康》所选之辛弃疾的《满江红·汉水东流》、陆游的《题郭太尉金州第中至喜堂》与宣传安康无直接关联，若另选它篇更为妥当。

朱　云：北方的南方
安康，是汉水流域的一座重镇，是陕南的一朵奇葩。这里山美水秀，汉代就已得到大规模开发，历代文人如孟浩然、白居易、岑参、韩愈、陆游等都曾游历或者寓居于此，并留下了优美的诗篇。改革开放以来，安康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已经建设出一个日新月异的新安康。然而，由于地处秦巴腹地，安康并不为世人所了解。笔者来自湖南，安康是地道的北方。在我们家乡，安康是一个吃面吃馍、树木萧瑟、风沙漫天的所在。2007年，安康学院组织一次学术会议，家乡来的一个学者对我说：“我本来以为这里会有戈壁草原，没有料到这里如此山清水秀，就像我们家乡一样。”在与安康人聊天的时候，也常会听见有人对外界的误解愤懑不平。确实，安康的经济不像外界宣扬的那样落后，安康的风景文化更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荒凉。安康，它急需要对外宣传。就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2009年，由安康市委宣传部组织编写的《文化名人看安康》具有重要的价值。
此书由丹青安康、山水安康、人文安康、祝福安康、古韵安康五个篇章组成，对安康的山水风物和人文风情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和解读。这里有秀美的瀛湖，堪比苏杭，著名诗人雷抒雁赞曰：“谁泼水墨写秋颜，一片苍茫锁云烟。画船依旧轻如燕，半缘碧水半缘山。”这里有神奇的南宫山，不仅云雾飘摇，而且富有神秘色彩。著名作家贾平凹如此描绘山中一座小庙：“庙前有一棵老树，树上生有五种叶子，有松、柏、栲、皂、栒，死过三次，三次又活过来”，“和尚早在六七十年前就死了，谁来庙里谁就是庙上人。但是，那个和尚死了，和尚的尸体还存在，完好无缺地坐在一个土瓮里，土瓮就在庙前的树下。”这里有誉满天下的紫阳茶，清人叶世倬诗曰：“自昔关南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当代著名营养学家于若木先生则云：“紫阳富硒茶、抗癌，色香味俱佳，系茶中珍品。”这里还有火辣的紫阳民歌，男孩挑逗唱：“姐儿生得嫩花花，活像一棵清明茶。十人见了十人爱，伸手就想摘一把。”女孩回击歌：“哥子生得黑又黑，活像一条乌稍蛇。站起来够三寸高，杀了没有二两血。”这里人文传统悠远，屈原被放逐于此，南禅怀让诞生于此，现代学术名流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三兄弟从这里走向全国，李春平等当代安康作家正在崛起。好水、好山、好茶、好歌，再加上源远流长的人文传统，这里绝不是西风扑面的大西北，而是北方的小江南。著名作家阿来评价安康：“他们认为自己是强悍的北方人里的南方人”，笔者认为这不仅适合于评价安康文化，也适合评价安康的山水。“北方的南方”，是《文化名人看安康》带给我关于安康最强烈的感受。而这似乎应该成为今后安康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口号。
稍有缺陷的是，本书在编排上有些做得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李广田的《来呀，我们一起拉》似乎更应该放在人文安康里，因为它基本没有涉及山水，写的是安康人的精神；而贾平凹的《紫阳城记》虽然也涉及到安康人的生活态度，但更重要的是描写紫阳城的构筑特色，因而更应该放在山水安康。不过，作为一个北来的南方人，看了《文化名人看安康》后，不由得对安康产生了一份恋爱。或许，很多读者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吧。真诚地希望有更多这样的书籍出版！

郑继猛：创造 · 积累 · 传承 · 推广
一
古人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陋室茅屋会因为硕儒大德而放异彩，何况灵秀如汉水，挺拔如巴山，吉祥如安康这一宝地呢？翻开《文化名人看安康》，从远古到如今，处处有前贤的妙笔赞美和唱叹，后哲的审美提升和发掘，更有我安康一方水土养育的才俊，饱含浓郁的情思和忠厚的爱恋，颂美政府官员勤政惠民之美迹，赞美“生于斯、长于斯”的山民百姓之厚朴与勤劳，咏叹巴山汉水之自然与灵动。
这是对山水美景发现的奇迹，也是“笔补造化”人文精神之昂扬。展卷细读，首先感受到的是对安康百姓神性灵光发现和赞叹。你听，那远古桔槔的声响，彷佛是汉阴老人智慧地启示庄子：要保持天地之真心，祛除狡黠之机心。请看高建群的《安康人》：水西门江堤边的浣衣女，彷佛是夕阳下仙女，沐浴着辉光和圣洁，享受着平和与幸福。再读贾平凹笔下的紫阳、安康百姓，更有智慧的聪明和自然的灵性：“无忧何必去饮酒，清静常品紫阳茶”，这不是道家的宣讲，也不是佛教之渲染，而是文人对这方风土人情的点睛概括呀。他们共同发现了这里的美景与灵性，共同感受到山水美景滋润下的这方百姓的智性与满足。是的，智性生成满足，满足带来幸福，幸福化作安康。其次是对风土物产的发现和叹赏。是书收集了历代文人对安康风土物产的歌咏和叹赏。有唐代诗人孟浩然“楼台晚映青山郭、罗绮晴娇绿水洲”的佳句，有明清诗人的雅兴佳构，更有当代文人墨客，学者作家的生花妙笔。学者陶文鹏的香溪洞《即兴赋》，诗人雷抒雁的《雨中赢湖》，大笔抒写山水灵性赐予的感悟；庞进的《旬阳散记》，彷佛混合着“二齿面”的豆香和《爬山调》的情韵；随着霍松林先生的墨迹，我们视线纵览这方水土的形胜与气貌：“西来汉水吞巴水，东去秦山入楚山”，同时也感受到一种与时俱进的大度和气概。
安康，自然赐予的珍宝；文化，安康景物的雕龙手。景因人而成名，人依景而显真。真是“景物因人成胜慨，才俊因景抒性灵”呀。
二
创造固然重要，文化还在于积累、传承。
近几年安康文化资料收集整理工作，成绩显著。安康学院汉水研究中心在戴承元主任的主持下，率先收集整理了本土著名作家李春平的研究资料，《李春平研究论集》，随后又整理出版了《三沈研究》，并建立了《陈少默纪念馆》，形成了以汉水文化为核心的研究中心，对紫阳民歌、汉调二黄、平利山歌、汉水码头文化等多方面的地方文化，进行保护性的整理、收藏、研究和开发，为汉水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打下了坚实的文献资料根基。
《文化名人看安康》是安康文化界又一重大的总结性成果。一是收集资料范围广。古往今来，应有尽有；琴棋书画，诗文辞赋，无所不备。举凡往来安康的文化名人，题词歌咏，丹青笔墨，一词一韵，一景一画，都有收录。再是收集资料新。且不说当代文化名人的作品，单就收集的孟浩然、陆游诗篇，足以证明是书的价值和资料的新奇。众所周知，陆游是南宋时期的著名诗人。因亲临南郑抗金前线，诗风大变。然陆游是否到过安康一直不为人知。有了陆游的这首诗作，无疑为研究陆游生平提供了坚实的佐证。其三是分类新，基准明。是书收录分作品五大类：丹青安康、山水安康、人文安康、祝福安康、古韵安康。分们别类，一目了然。能满足不同人士了解安康、认识安康的需要。其四是价值高、影响大。是书选录的作品多为历史文化名人和国内当代著名文化人士在安康留下的作品，是安康地域文化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足见其价值之珍贵。既能推动建设当代安康文化，也起到了传承安康文化传统积极意义。
三
发展安康、建设安康，是每一个安康人的心愿。建设、宣传安康文化是众望所归的惠民实政之一。
安康百姓爱安康，安康的百姓总会自豪的地向外界宣传推介自己的家乡。网络上有一位不知名的民间人士，在百度安康吧上写了《喜爱安康的一百条理由》，一位安康藉的网络歌手，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编唱的网络歌曲《超好听的安康歌曲》，都散发着浓浓的自豪和热爱家乡的纯洁真情。难怪在外务工的安康藉的老乡们百听不厌，百看不烦。
民间传播好，政府引导更好。刘建明市长称：“这既是一次对安康文化的梳理和发掘，又是一次打造安康文化品牌的尝试，更重要的是架起了我市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明确的目的必定打造出一个文化精品。而精品精神来源于对家乡文化建设的一种沉甸甸的责任和义务，来源于推广安康山水文化的热心和真城。
是书的编辑和出版，完美的体现了这种安康人团结向上，力争上游的凝聚力。从书中，读者可以看见全国著名学者、书画家、作家、演唱家的笔墨和身影。他们不辞辛苦，千里奔波，来安康挥毫泼墨、题咏抒怀，不仅仅是“名胜是历史的，名人才是传世的”这么简单。其背后是热爱安康人士的积极努力，是这些幕后的安康文化人在为推介安康、发展安康做着默默地贡献。
清代作家刘应秋把他的诗集没有推介出去，尽管诗集中有文化名人的称赞。如今，有政府引导，文化人积极努力，装帧典雅完美的《文化名人看安康》将他连同其他作家一起，推向省外，推向全国。
古人提倡“卧游”。有了《文化名人看安康》，一册在手，“卧游”巴山汉水、倾听民歌风情，品尝山野珍馐，了解民俗风土。文化、名人；名人、文化。读了这本书，你一定会更加了解安康。

杨明贵：发展安康文化的几点看法
第一，文化的建设和研究，需在三个层面上下力气，一曰创造，二曰发掘，三曰考证，无论怎么讲，总得脚踏实地的干。具体地说，安康文化人需要做的工作包括：发掘潜存于地上地下的文明遗迹，考证安康本源文化的类型归属；整理和保护各种形态的安康民间艺术，使安康的民间艺术获得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继续存在和发展的活力；制定安康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使文化产业真正成为推动安康实现自身突破发展的重要支撑之一。当下安康文化人的努力，是为未来的安康积聚文化的底气。安康文化人应该把自己放置在安康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并以此来为自我定位，寻找自己努力的方向。安康文化人最终的奋斗远景应该是在安康的土地上打造出一支有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文化队伍，使安康这个中国最吉祥的城市名字真正进入由官方书写的中国文明史、文化史、文学史之中。
第二，就安康文化本源的类型归属而言，安康本地的一些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在强调沉淀于安康文化中的“楚文化”或“巴文化”的色彩。就文化发展的现实策略而言，这一提法是值得商榷的。地处陕西行政区划中的安康如果向外过分地标示自身存在的“非秦文化”的特质，对作为陕西政治经济中心的关中来说，这很容易被误解为是一种文化上的离心倾向，从而有可能使安康在陕西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上被有意遗忘。其次，在学理的层面上讲，安康确实地处“楚文化”或“巴文化”流布的核心区域之外，“楚文化”或“巴文化”从未成为安康本土文化的主流形态，安康文化也未呈现楚、巴文化的规范形式。在安康奋力实现自身突破发展的历史征程中，安康的文化人应该意识到，安康本源文化的类型归属只是一个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而如何打造文化产业的品牌才是关乎安康文化产业能否实现突围的战略问题。
第三，对安康民间艺术的发掘和整理工作，不应只是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开展，而应纳入安康文化产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之中。应该认识到，安康在城市名片上为自己设计的生态旅游城市的定位，并不能使安康在对外宣传中获得在中国城市群中的比较优势，因为，以生态旅游城市自我定位的城市发展模式在中国已严重雷同。只有我们打造出了既能能代表自己的安康品格、拥有自己的文化，又树立起能引起人的听觉或视觉兴趣的形象符号，安康才能真正进入安康以外人们的文化视野，才可能使安康成为安康以外人们文化记忆中的一个有个性特征的城市。安康原生态的民间艺术，应该可以为安康提供出恰当的形象符号。
第四，市场化运作下的名人包装只能暂时遮蔽我们的文化先天贫血症，在以文化的名义搭建的娱乐舞台重归冷寂的时候，我们建设地方文化的愿景，也将变成一场幻景。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过于贫瘠，我们不能奢望通过现代名人的应景笔墨和一些理据不充分的文字，来为安康虚构出所谓深厚的文化底蕴。只有安康人自己才能创造出属于安康山水风情的文化，他们不能代替安康人来进行安康的文化建设和创造。当下或未来的安康文化人不努力、无作为，安康会永远是青山绿水间的一处文化荒漠。
第五，安康文化从根性上讲是移民文化的典型形态，这种文化使得生活在安康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普遍地有一种客居心态，从而在精神的层面上缺乏认知和建设这块土地的热情，而这，也是建设安康文化的致命弱点。因此，安康文化的建设和创造，需要消弭安康的本土人和安康的外乡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使生活在安康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真正形成建设和创造安康文化的合力。

胡均、沈子刚———
民主革命史册应写上他们的名字

◎ 刘勇先
平利县“五峰书院”，先后有两位教师参加过民主革命，他们是胡均、沈子刚。
清嘉庆初年，平利绿营千总王瑛，调升岚皋任都司，其在平利县的大院瓦房，被平利县租赁建为“五峰书院”。嘉庆二十四年（1819）平利籍河东总督李逢亨告老还乡，以己蓄薪俸将王瑛宅购献与书院。“五峰书院”，解放后改为城关小学。
胡均（生卒年不详），字鼎臣，平利县城人，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乡试第二名，荣称亚元）。光绪二十一年（1895），平利县胡均、洪祥麟、胡永荣、刘光锐四名举人进京参加会试。
1895年4月，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签订了《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各省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史称“公车上书”（旧时举人参加会试，都是坐公家的车进京，故“公车”成为“举人”的代称），反对同日本议和，主张迁都抗战，请求变法。以“变法图强”为号召，组织强学会，掀起维新变法运动。平利在京的四名举人胡均、洪祥麟、胡永荣、刘光锐亦积极参加了上书。1898年9月21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操纵军政实权，坚决反对变法维新，发动政变。光绪皇帝被幽禁，谭嗣同等6人被杀害，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变法运动失败。平利县参加上书的4名举人，洪祥麟在开封被杀害，胡永荣、刘光锐下落不明，胡均秘密逃回原籍。因平利地处秦巴山区，交通、信息闭塞，胡均幸免于难。他主讲于“五峰书院”数年，训迪不倦，成就人才甚众。著有《养拙山房》。
胡均、洪祥麟、胡永荣、刘光锐等4名举人，应是陕南民主革命的先躯。
沈子刚（1914~1988），家派葆祥，单名毅，字子刚，以字行，平利县城关人。早年考入———陕西省艺术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继续进行内战。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中国工农红军。12月上旬，蒋介石到西安督战，并屠杀当地抗日青年，于是张杨于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临潼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沈子刚和一些进步学生上街游行，拥护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沈子刚毕业后，省上曾推荐他任洋县县长，他谢绝从政，回家乡“五峰书院”教书，教音乐、美术、劳作等课程。他又是平利文体工作的多面手，田径、篮球运动，他既是教练，又是运动员；在音乐方面，他一面讲乐理，一面又可演奏多种乐器；雕刻、治印也是行家里手；更擅长国画山水、花鸟，书法小有名气（见图一）；也是陕南少有的漫画家，抗日战争时期他画的漫画《国耻》（见图二）、《末日》（见图三），揭露汉奸汪精卫的无耻；痛击日本鬼子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在中国人民的抗击下，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就要到来。
解放初，沈子刚曾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军55师驻平利县文工团。后因部队整编，文工团撤销，他又因年龄过大，辞退回家。晚年他靠雕刻、治印养家糊口。1988年病故，享年74岁。
沈子刚先生早年参加抗日反蒋活动，后又在本地从事教育工作。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有一定贡献，陕南民主革命史册上应有他的名字。
（作者地址：汉滨区张岭水电三局）

永不落没的秦岭古栈道（二）
◎ 谭波才
三
在秦岭古栈道中，子午道是最具浪漫和温情的。北起繁荣的长安，南止富庶的汉中，中穿贫瘠的安康。一条山径在崇山峻岭、云遮雾罩中，把北的豪壮与南的秀丽连通了起来。因为“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又因曾在历史上运过荔枝和丝茶，故称子午道、荔枝道和丝茶道。
史载子午道有新旧两条。旧道为汉王莽所修，由长安杜陵起始，沿子午谷，经喂子坪，过子午关（石羊关）、穿关石，翻秦岭，经江几越姜子关（孤山墩）、腰竹岭，过腰岭关，沿直谷南下，经太山庙、铁炉坝进入石泉境内，走庙梁、梧桐寺、迎丰街、青石、石佛寺、中池、前池，再西折过池河镇、马岭关、石磨铺到石泉县城，转西北经古堰滩、丝银坝、饶丰镇，再西行翻饶峰关，进入西乡的子午镇，沿黄金峡，经金水（古黄金戌）龙亭、洋县、城固至汉中。新道由南北朝时期梁朝将军王坤念改建新道，从长安杜陵起始，沿子午谷，经喂子坪，过子午关，穿关石，翻秦岭经江口以南，翻月河梁，西行经旬阳坝，再西南行，越平和梁，经火地塘过腰岭关，经宁陕老城，过关口，走汤坪南下，翻西茅垃，经饶峰街，过饶峰关，进入西乡子午镇，沿黄金峡，经金水（古黄金戌）龙亭、洋县、城固至汉中。
子午道虽然处在正南正北位置，与长安也非常近，对沟通秦岭南北、联结三秦巴蜀具有重要的作用，但途经多处高山峻岭和原始森林，非常艰险。在唐代以前，只是一条可通的山径，并未成为当时的“国道”。所以，刘邦火烧子午道在史籍中也只是一笔代过；蜀军首次北伐，一代智慧星诸葛亮也未采魏延的“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如此，则一举咸阳以西可以定矣”的计策。
子午道到南宋时期，它的战略位置才算真正的显现出来，并演绎了一场场壮怀激烈、荡气回肠的皇皇史剧。没有那条道像子午道样，将自己与国家的兴衰连系在了一起。
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金灭北宋后，金陕西经略史完颜杲（宋史称“撒离喝”）亲帅十万大军，采取迂回战术，先突袭商州，后进攻并占领旬阳。驻守金州（今安康）的南宋抗金名将王彦仅以三千人迎敌而败，遂退守石泉，后又退保西乡。时任利州经略史兼兴元（今汉中）知府的刘子羽闻知金州失守，先派王彦、由晨控制饶峰关，又急告驻守河池（今甘肃徽县）的秦凤副总管吴阶火速增援。吴阶得知消息后，立即率领人马“日夜驰三百里，以黄柑遣敌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大惊，以杖投地曰:尔来何速也！”于是金兵仓促应战，穿上厚厚的盔甲，登山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拥后，先者死则后者代。吴阶用大石推压，弓弩乱发，坚守了六天六夜，多次打退金军的进攻。可谓“死者山积，而敌不退。”撒离喝又急又怒，募集敢死队五千进行强攻。后来由于叛徒告密，一股金军由小道绕到关后，居高临下，配合关前的金军夹攻。形势骤变，宋军战败。吴阶退往仙人关，王彦退守达州，刘子羽退至潭毒山筑垒固守。金人虽入汉中、金、商三郡，但伤亡过半，遂于四月间自兴元府经斜谷退回凤翔。这即是历史上南宋抗金过程中颇为著名的“饶峰关之战”。曾有诗云:“雄关西峙卫山城，头枕汉江足练明;想见黄柑遗敌处，松风犹作战呼声！”
就在宋金两军东西对垒的时候，蒙古的成吉思汗在漠北崛起，在统一了北方广大领土后，接着灭亡了西夏，继而占领了黄河以北三分之一的疆土，揭开了蒙古攻金亡宋战争的序幕。宋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窝阔台使其弟拖雷右军，自凤翔趋宝鸡，遣使速不罕到宋营借道，要求准其东趋河南。不想宋统制张宣杀使者，并且烧了大散关栈道，以拒蒙古兵南下。拖雷闻使者被杀，心生大怒，遂遣竺迩自两当出渔关。时守勉县的宋将桂如渊，在竺迩的诱降和威逼下，答应了借道。于是蒙古兵势如破竹，长驱直入，连破宋城寨一百四十余座。是年十一月，饶峰关失陷。蒙古兵由金州东渡汉江，直下唐、邓，败金兵于河南禹县三峰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蒙古人“假道灭金”事件。
到了明朝，子午道又与一位历史赫赫有名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崇帧八年（公元1635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克凤县后，兵分两路，一路向汉中，一路向宝鸡。由四川入陕的三万农民起义军，自汉中、城固、洋县，攻克了石泉、汉阴，与兴安（安康）以东平利、旬阳一带的数万农民起义军在饶峰关会师，准备进军商洛。明总督洪承畴命参将贺人龙入子午道，截击南边的起义军。在围追堵截当中，义军败还于兴安、平利山中，李自成逃亡河南。
历史是多面的。抛开政治上的显要外，让子午道自豪和骄傲的要算曾运过“荔枝”和“丝茶”了。因为前者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杨玉环联系在了一起，后者与中国古丝绸之路联系了在一起。
荔枝生长在热带，是一种极难保存的水果，“若离木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然而，这种南方食物却偏偏让一位出生在北方的贵妃所钟爱，在卷风扬尘和啸啸马嘶中成就了一段传奇。虽然它远离千里，极易腐烂，但一朝天子为满足这位三千佳丽宠爱一身贵妃的喜好，不惜民力，建荔园，修栈道，驶快马，既使在六月也能按时保质地运到京城。可这位佳丽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万万没想到“长安回望绣城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把自己定格成为了一代“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随着安史之乱的暴发和六军的哗变，大唐王朝轰然倒塌，让自己在马嵬坡随着一抹白绫悬梁而香消玉散。委屈与谁说？历史是没有眼泪的。然而，历史到底也是包容和开明的。安史之乱不久，就有人开始为这位贵妃“平反昭雪”了。白居易、李商隐、白朴、洪升等一批诗人和戏剧家，相继为她写出了千古瑰丽的诗篇和不朽的戏剧。尤其是一首《长恨歌》将她与李隆基的爱情变成了千古绝唱，让人们忘却了国难家仇，沉淀下来的只是“爱的力量和温暖”。就连她的坟墓，也成了文人墨士最好的凭吊之地，墓前至今仍保留有李商隐、白居易、林则徐的诗碑。居住在坟周围的群众，更是对杨贵妃达到了痴谜的程度，他们抓土回家培花，认为花能开艳，以致将坟丘抓平，抓平修复后又再抓平。
子午道南端的城固县，在历史上出现过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那就是我国西汉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探险家张骞。张骞在历史上被誉为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中国人，他开辟的闻名古今中外的“丝绸之路”永远载入了人类的文明史。他曾两次出使西域，前后二十多年，行程万里，不但开辟了中西的交通要道，建立了中西的友好关系，而且还把中国的先进文化和养蚕、缫丝、冶炼、造纸以及农业的先进技术，传播到西域去;又把西域的音乐、舞蹈等艺术和葡萄、苜蓿、石榴、大蒜、西瓜、核桃、蚕豆等土产带回中国来。但这伟大的人物死后回葬到了故里，巨大的坟丘前至今仍耸着两座汉代塑立的石兽。如此热爱祖国和眷恋家乡的人，他岂能忽视故土的茶叶和丝绸？
陕南气候温润，适于养蚕和种茶。1986年，在子午道途经的石泉县池河镇秦汉遗址中，出土了一枚汉代鎏金蚕，惟妙惟肖地刻画出蚕儿三眠后扬头吐丝的神情，足见在汉朝时期陕南养蚕就已具规模。同样，在安康平利县西河乡曾出土一件南北朝时期的煮茶用的青瓷注，说明在公元五世纪，陕南就有了煮茶之风。在唐朝时，仅皇室宗亲在金州（今安康）任刺史的就有四位，其中还有一位是杨贵妃的爷爷，足见当时陕南之富庶。因为江南丝茶远离大西北，山重水隔，交通不便，陕南丝茶在唐朝就成了商贾运往西域和皇室的重要物资，特别是明、清时期有较大的发展。《西乡县志》曾记载西乡以东广大茶区“昼夜治茶不休”，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年），西乡私贩茶叶者聚众起事……。据《明文·茶法》不完全统计，“洪武四年，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株。明太祖朱元璋曾对户部尚书郁新说: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由此可见当时陕南茶产量之丰，价值之昂贵。一百斤茶可换回一匹马，喝茶无异于是很奢侈的享受。但以羊肉为主要食物的西北少数民族“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叶”，这种饮食结构从客观上确保了大西北茶叶市场的经久不衰。明清时期，子午道上常年奔波着贩茶、运茶的“茶客”和“运茶工”。特别是新茶上市，为了抢价钱，各方客商四面八方云集陕南，肩挑背扛，日夜兼程，直奔西安，昼夜不息。子午道，见证了与“宫廷”繁忙相差甚远的另一种“民生”繁忙。前者，笑中带泪，后着泪中含笑。
历史，就是这样变化莫测，充满血性和温情，让万事万物在懵懵懂懂、凄凄哀哀中向前行，体会着自我成长的“拔节之痛”。虽经千年，子午道仍然让人们惦记和怀念，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奥秘吧！
四
陈仓道是秦岭古栈道中最西边的古道，它没有褒斜道的峻拔和子午道的蜿蜒，也不再有直取关中的凶猛和强悍。然而，历史并没有放松对它的“同化”。岁月的风尘把它打拌得波澜壮阔、多彩多姿，充满哀惋和无奈。
陈仓道因秦朝在途中设故道县（今陕西凤县），又经秦岭脊上的要隘大散关，因此在历史上又称故道和散关道。陈仓道北自长安循陇关道西行，至凤翔折南至陈仓（今宝鸡东），西南行入秦岭至玉女潭，穿越散关翻越黄牛岭至黄花川，沿故道水行至凤县，入故道川，经马岭寨、两当县、固镇、河池县、长举县至兴州治所顺政县，复东南行经兴城关、分水岭后渡沮水至西县（今勉县西），折西南经百牢关至金牛县（今宁强县金牛镇），再沿金牛道入蜀或经褒城至汉中。全长六百多公里，是穿越秦岭最长的一条古栈道。
由于这条道路的山势比较平缓，利于部队行动，既可以避免因道路狭窄拥挤造成人马落水等非战斗减员，又可以在一旦遇到埋伏时就地展开抢占有利地形，不至于被困死在峡谷里。因此，在历史上成了北进陇西，南进汉中和四川的重要战略要道。发现并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却将陈仓道演化成智慧的象征，在历史上要算刘邦了。
秦王朝后，历史上发生了“楚汉相争”。项羽和刘邦曾在反秦战争中约定，先攻入咸阳者为王。然而，刘邦先入咸阳，但慑于项羽人多势众，只好退出咸阳。项羽入驻咸阳后，放火烧掉了阿房宫，自封“西楚”霸王，统治关中。刘邦不得已退守汉中，并采用谋士张良的建议，烧毁了通往关中的栈道，以明不求图霸之心。然而，这位英雄怎能忍气吞声，退居汉中后，便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加紧奋战，以图霸业。终于于公元前207年，刘邦采用大将军韩信“明修栈遣，暗渡陈仓”之策开始军事行动。韩信先派樊哙、周勃率兵一万佯从褒斜道出兵的架势，章邯闻讯立即加强斜谷防御。韩信却率大军西出汉中勉县转折北上，顺陈仓小道入秦川，渡渭河于陈仓古渡口。章邯急忙率军赶到陈仓城，与韩信激战，此时，明修栈道的樊哙、周勃也出斜谷，与韩信会师。章邯兵败自杀，司马欣、董翳先后投降，刘邦遂定三秦，终成一方霸业。从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不仅作为一种声东击西典型战例为后世军事战略部署屡屡效法，而且作为权谋智慧，被世人讳莫如深。
历史进入唐朝，陈仓道变得“凄美”起来，再没有“风光”时的神采奕奕和叱咤风云了，更多的是伤痛和暗泣。
唐朝经过“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到安吏之乱暴发前，国力已达到了空前的强盛。四海臣服，百姓安定。也许是久处升平殷富的盛世，李隆基失去了登基时的心济天下，便以为天下无复可忧，深居宫中，怠问政事。一代丽人杨贵妃的出现，如同一道腐朽剂，加速了这位圣明皇帝的荒政，同时也加速了大唐盛世的衰落。华清池成了他的爱情伊甸园，莺歌燕舞，酒池肉林，尽情享受盛世的繁华；皇室宫阙成了他的艺术殿堂，朝诗幕曲，乐此不疲，日日陶醉于风花雪月。可不知国家君主，非常人所为，美人虽可悦目，但不可敌国；歌舞虽可悦心，但不可安民。随着渔阳反叛战鼓的敲响，美丽的霓裳羽衣曲惊破了，盛世的大唐顷刻走向了衰落。此时的一代大唐君主如同一条丧家之犬，不顾国家安危，仓皇西逃。于是陈仓道在历史上第一次见到了如此庞大华丽的车队。
然而车队走得非常的慢，不出百里，六军将士就不西行了。先是将士哗变威逼李隆基缢死了杨贵妮，接着是太子李亨自立为王。失去皇权和爱妃的李隆基，如晴天霹雳，哀惋悲怆，耋耄之躯随时崩塌。特别是杨贵妃的死，让痴情的李隆基悲伤不已，生不如死。从此，胜旗失去了光彩，山水失去了颜色，回看处处是血泪相流。西行的车队除了慌乱，更多是沉闷和落魄。
数十日的担惊受怕和困饿交加，跌跌闯闯的车队终于过陈仓，经散关，进汉中，到了蜀地剑南。随着剑南节度使来奉驾，西行的队伍从惊吓的噩梦中清醒过来，方知大唐还有一栖平安之地。一路行尸走肉的李隆基，喜出望外，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立即为来奉之人加官进爵。然而，瞬间的欢喜带来的是长时间的伤。想起自己已有安身立命之所而爱妃已香消玉散，阴阳两隔，有福与谁享？恨不得随同而去。晚间雨急风劲，剑南阁檐角的风铃不停响动，李隆基拥衾而卧，久久不昧，思绪恍惚中贵妃的影子历历在目。清醒后，一切化泡影，不禁痛不欲生。为寄托衷恩，写下了怀念杨贵妃之千古丽篇《雨霖铃》。
经过长途跋涉，李隆基凄凄惶惶带着他的一千三百多名卫士和宫女抵达了锦绣繁华的成都，尊为太上皇。两年后，李隆基返回到了长安，居兴庆宫，后又迁居太极宫甘露殿。由于思念杨贵妃，曾暗自派人迁移她的墓，但由于各种原因终未实现。晚年忧郁寡欢，去世后，葬于泰陵。
历史，就是这样不以人的意愿而转移，让人们在沉浮不定中寻寻觅觅、跌跌撞撞，与上天搏弈，与命运抗争，在胜利中成就英雄，在失败中化作鬼杰。千百年来，陈仓道虽有太多的伤痛而感不到消沉，这也许是它的魅力所在吧！

（作者单位：安康市文化文物局）

话说安康新城（二）
◎ 牛谦才
府 学 街
府学街不在一条线上，南临东正街永安桥，至北即现市水利局大门为一段，由此向西接北正街又是一段，呈拐弯九十度形。南北向主街紧依孔庙和署学、关南书院，饱沾文气脉源，故名府学街。
此街又名东井沟，虽比府学街之名失雅，可也有其来历。明万历年建新城之前，陈家沟水顺直从南井街，府学街绕双溪寺泻入旧城东关喇叭洞。新城城池形成后，陈家沟水从今天的文昌路泻喇叭洞。道光十九年（1839）底，乡贤张补山《与牛中丞镜堂书》（牛镜堂新城人，时任甘肃总督）称：“陈家沟水助汉为虐，前屡改屡圮，今兄另开一渠，将沿山诸水足尽斩之，一直东注。”足：山脚也。另开之渠即今市党校南围墙外的防洪渠。东井沟即明万历年陈家沟的下游。新城形成之后，沟边凿井一口，井沟并存，故府学街又名东井沟。
东井沟宽九尺余，深六至八尺，沟内遗留原陈家沟上游冲积的卵石横七竖八，一遇兴风走雨，东片半个新城的水由此排出。沟将街一分为二，两边均可行人。有石条作桥连接行走，1958年，沟被填平，街扩宽，井依旧，沟虽不存，可两个街名依然叫响。行政命名的府学街始终未变。
嘉庆七年（1802），白莲教事在全国基本平息，清庭下诏各地建昭忠祠抚慰阵亡官兵、乡勇，褒其忠节，兴安府将昭忠祠建于府学街西，即今安师附小校园。嘉道年不算，仅同治元年（1862）12月，太平军攻破城池，官绅兵民被立牌位于祠内祭祀的亡灵多达3971人。鲁长卿《重续兴安府志》不隐官恶，光绪末年，身为驻新城的二品大员陕安镇总兵傅殿魁不是被太平军所杀，而是长期克扣兵饷，引起哗变被部佐乱刀戳死。同治元年（1862）城陷，时任知府的林映棠挟财宝，妆扮成道士逃出署衙，在小巷中被太平军识破责骂，还落得财劫尸碎下场，昭忠祠所供奉的第二位竟是此等人士，褒奖何益。
宣统元年（1909），失去实际作用的昭忠祠由知县钱松年设立为安康第一女子小学堂。1934年，安师附设的实验小学改名“附属小学”迁址，取代女子小学堂。安康1983年特大洪水后，安师附小大门改址东正街。
安师附小对面有一门楼曰：新斋。斋者书屋，书馆也。光绪十五年（1889），知府童兆蓉购关南书院民房建新斋藏书，斋馆内与书院学舍贯通，主要为生员借读方便，又将新斋大门开凿于府学街，也面向社会贤达和文化人士借阅书籍。宣统三年（1911）九月，辛亥革命爆发，书籍于混乱中损失一空。
府学街为新兴里二甲，清末民初住户不足十户，多是些书儒之家，虽非权贵或曾获功名，文化底子总不薄。住家于新城，供事于旧城商户字号，干相公或账房之类差事。府学街水井旁院落主人叫柳光辉，积学善文，光绪八年（1882）壬午科乡试，取乡试副榜，后入京考中教习，末及叙官病卒于京师，其子柳振员、孙柳贵本、柳容本先后为生员。侄儿柳纯粹于光绪二十年（1894）被推为陕西省礼议议员。柳氏满门皆文仕，在新旧二城一时传为佳话。
黉 学 巷
与府学街相接，紧依安师北围墙有条不显眼的窄小陋巷，名日：黉学巷。巷西口路标赫然标着“洪学巷”三个大字。文革前标的是“红学巷”。红与洪，都不合规范，实为以讹传讹。
《兴安州志》载：“儒学在文庙西，元（代）至元年间知州唐天骥建，至正十年（1368）达鲁花赤买闾重修。”文庙于明伦堂相依，清代的县学称儒学，明代称伦堂。是教谕掌管全县生员的政教合一机构。文庙即孔庙，孔庙也称黉宫。辞条将“黉”释为古时的学校，亦为官学，属科举制度的附庸。它与启蒙教育在家私授或村馆、祠堂里办的私塾有严格的区别。红与洪都与黉沾不上边。
上述的孔庙、伦堂均在旧城，即现市群艺馆范围，馆内文安楼后边有一巷子也叫黉学巷。明万历年建新城，孔庙并未迁建，至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122年间，汉水三次淹没旧城，孔庙才不得不迁建新城。近十多年出书热虽算得上是好事，可不负责任者也不少，一些书和报刊资料硬把新城孔庙超前为元代建筑，把此孔庙与早先已废圮的彼孔庙混为一谈。包括新编《安康县志》亦犯错，说新城孔庙是元代建筑。准确地说新城孔庙只是保持了旧城废圮孔庙的元代建筑风格，尽管孔庙大部分附属建筑遭毁，其主殿尚存，且目前市政府拨款责有关部门正抓紧抢修，竣工后，以壮安康文脉，服务旅游开放，实为不幸中之万幸矣。
弄清上述历史，新城黉学巷的历史就理清了。确切地说，康熙四十五年（1706）建新城孔庙，也就顺理成章地有了黉学巷。不过今天的黉学巷在位置上与旧时有区别。进巷口四十米向北直达黉宫（孔庙）即原老巷子，这也是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府署官员率生员祭祀孔子的正道巷子。1956年孔庙周围由于机关单位建房，黉学北巷就不存在了。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城墙开口子，方便社员过往，与今文昌路相接，此段不属原旧巷范围。
黉学巷既然是黉宫的主行道，必然要提及孔庙。明代《坛庙祀典》：孔庙为“正位南向行进学宫。”历代谥号：汉称“褒成宣圣公”，隋称“先师尼父”，唐称“文宣王”，宋称“至圣文宣王”，元称“大成至圣文宣王”，明称“至圣先师”，清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大成殿正祀孔子严格按《坛庙祀典》规定：台高三尺，广一丈三尺；龛高一丈二尺；神牌七尺二寸，广四尺；神牌座高一尺二寸，广四尺五寸，红底金书。
依序立位的是孔子的弟子、先儒、地方名宦、乡贤等。乾隆年，朝廷令各地孔庙统一悬挂康熙皇帝御书“万世师表”匾。
嘉庆年间，入户黉学巷的是岚皋籍祝姓。祝垲，又名爽亭，生于道光六年（1826），道光二十七年（1847），21考中进士，曾任大顺广道、长芦盐运使等职，一生著作颇丰，战功获二品顶戴。其弟祝爽濂，生于道光十年（1830），道光二十九年（1849）己酉科拔贡，19岁入国子监。
祝垲7岁能属文，9岁府试摘冠。7岁时，祝垲被父亲驾在肩上到考院（今安师）天生堂投考，考官日：“子骑父作马”，祝垲从容对道：“父盼子成龙”。
祝垲之子嘉庸，亦7岁入考院投考，考官拿来一块纸，说：“你若能从一写到万，把万数容入纸块，准你入考。”纸块仅口杯大，嘉庸提笔：“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道光二十九年（1849）祝嘉庸与其叔父祝爽濂同考己酉科拔贡入国子监，嘉庸任直隶延津县知县，一门三才子，父子两神童，且学位档次高，兴安学署引以为荣很多年。
近现代，小小黉学巷不乏佼佼者。1905年停科举后，宣统元年（1909）己酉生员荆风翔，又名仞千，书法造诣很深，是名操陕南的书法大家，家里悬荆仞千书法作品，在当时被看作是引以为豪的事。荆著有《安康县乡土志》被以地方志馆藏。
黉学巷的郭治善是民国年陕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今安师）高材生。民国二十一年（1932）代表安康赴西安参加陕西省举办的秋季运动会，获撑杆跳全省第二名，今天看似平常，但在非常封闭，新项目体育竞技尚未传入安康的情况下，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同时，郭治善的书法是继荆仞千后的又一名流。
郭治善的胞弟郭治贞，是国家的水利专家，享受国家水利部副部级待遇，1983年特大洪水，他随李鹏总理来安视察灾情，土生土长于黉学巷的郭治贞，未回故居与郭氏兄嫂侄儿晤面，其投身救灾的敬业精神以及因他熟悉故土，为灾后重建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肯定。
文兴街与文兴塔
文兴街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已废弃五十多年的老街巷。它的形成皆因文兴塔而起。
文兴塔本名文星塔，距孔庙后三十米位置，要理清文兴街的来历先要从这同音的一字之别说起。今天双溪寺在清顺治年以前叫泰山庙，山东泰山是皇家封禅祭祀场所，其它各地泰山庙是地方官员代表皇家祭祀场所，史载南宋名将张浚抗金途径安康。因连阴雨被困泰山庙，祈神灵天才放晴，起程后与金兵交锋获胜，他不失诺言对泰山神重塑金身以了心愿。这段历史证明泰山庙最迟也属宋代道教古建筑，文星塔系道家信奉文曲星宿所建，塔是泰山庙建筑群的组成部分。但不属文庙建筑群范围。
明万历年筑新城，泰山庙主廟以南部分被切割，文星塔与泰山庙分离，被圈入城墙内。
清康熙年，道教泰山庙与佛教金堂寺互换，泰山庙更名双溪寺，文星塔遂更名文兴塔。咸丰二年（1852），新城举人张补山受官署委托振修文庙。此后安康科举遂之兴盛，文兴塔附近迁居筑屋者渐多。从新城北门以东沿城墙直至文兴塔，所建院落也比较考究。说是街也不完全是街，因为建筑错落，未成主道。说是巷，错落建筑所留置的行人道比巷宽出许多。
新城本来就是寂静之城，文兴街环境更是静中通幽。
客座有新闻，竹园繁露滴清响，
吾家无别况，桂院微风送异香。
此联的作者就是寓居文兴街的清末举人董铭竹。其笔下竹园桂院之居在文兴街并不少见。但也有不少漂亮的院落并不是主人常住之所，主人经商居住于旧城，文兴街的住宅主要作避水之用，平时象征性地收点房租，有的甚至不收分文，客户则负责看管维护宅院。
文兴街还有不少房屋是旧城大商字号的货栈。旧城驰名药号张协丰设在文兴街的货栈南至府学街，占地近十亩，房数十间，主要用于存放名贵药材，晾晒炮制。1940年9月3日，张协丰旧城库房遭日军轰炸，所幸新城库损毁不多，否则该药号将毁之殆尽。
旧传：文兴塔上生有一株石榴树，每年开花却不年年结果。结果之年就有人进学中举，结几个中几个。每年夏秋之交，围着塔数寻石榴者众多。说来也巧，光绪二十年（1894），陕西省甲午科乡试，董铭竹三篇文章都是最早交卷，学台阅卷大赞：“真是锦心绣口，文不加点，经世之文也”。接下来墨卷交众考官、房师传阅，皆赞不绝口。晚上，学台将墨卷再行尝阅。讵料，学台是个大烟鬼，边阅卷边吸，边吸边赞，可谓爱不释手，决定要把董铭竹取为榜首。
可是到了排榜时，死活找不到卷子，这便没了录取依据。众考官只有说把董铭竹纳入副榜。学台惋惜地说：“那就要委屈他了，权作是半拉子举人。”临到示榜前一个小时，卷子突然找到了，原来墨卷被学台稀里糊涂地压在他的烟盘子下面。总算有了结局。回家后，才听人说塔上的一棵石榴在中秋（正是发榜的日子）那天才全露眼，此前蜘蛛网缠着看不清。“半拉子石榴半拉子举，半拉子压在烟盘底”的故事在安康流传很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府学街扩修粮库，新建卫生防疫站均向北延伸，文兴街遂废弃。一代又一代的老人们说：旧城是一条大船，通往新城的万春堤，万柳堤和长春堤是三条拴船的脉链，文兴塔是固链的龙桩，因有龙桩固链，船才不会被巨浪吞没。笔者年轻时好奇，曾询疑长者，此说是否可信，答曰：它是告诫那些步入仕途的举人、进士，要时时把百姓的事拴在心上。
新编《安康县志》载：文兴塔毁于1967年12月两派武斗。此说有违事实。此塔共五层，六菱形，高十五米，为青砖实心塔，人不可攀，文革中的无论哪一派，都不可能作制高点利用，毁其无益。既然逃过文革破“四旧”的高峰期，完全可以保留下来，何况塔与文庙很近，形成一道相映为伴之靓丽的景观，却于武斗停息后的1971年被附近单位偷偷拆毁，侵占其遗址。笔者曾供职于原安康县建筑公司，天天上下班从塔边路过，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北 正 街
北正街是新城四条主街中最长的一条街。城门曰：拱辰门。拱：卫也，辰：北辰，即北极星。古以为天上之最尊星。《论语·为政》：“以政为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拱辰比喻四方归向之意。
因此，全国很多古城大都是北街长于其它街道，意即归向。北正街从城门至什字口，长一百七十六步，步者六尺，武者三尺，折合今公制单位即353米。北正街与其它三条街不同，于清末向瓮城外延伸约100米，与万柳堤（今解放路）南端交汇。
城：众之居聚所依也，市：众之交易所聚也。乾隆年之前，新城可以说是有城无市。驻防，官学及少数住户日用住行所需大都取之于旧城。此后住户渐增，市仅形之于北正街的南北两头。清末，从长安县移居新城南正街的蒿理，商业头脑精，他认准“什字角，银钱窝”的区域位置，购置了什字口以北的东西对峙两角全部房屋，开日用杂货行，给死水一潭的新城注入了活力。民国中期，蒿家人力不济，退出经营，赵姓杂货铺、郭姓酒铺开业经营。
北正街中段大都是平民居住，人口相对集中，基本没有铺面经营户，有李姓人家四合院称：日新工厂，实际为比手工操作略先进的织袜小作坊，在木架上装置简易传线器械而已，速度高于手工操作两倍多。仅此，引旧城不少人来参观，来者谓：新城人就是聪明。实际上李姓原本就是旧城人。
北门附近（现新城卫生院）马家酱园对面是李家大商号协顺诚，李姓最初拟在新城开拓市场，后来发现新城不宜大宗买卖，恐经营失利，新城房产仅作生活以及旧城商铺避水之用，字号经营仍旧在旧城。可见新城虽有市，商贸依然谈不上活跃。
民国二十七年（1938），时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的安康新城人雷宝华开通汉白公路，但当时很少见汽车过境，仅有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国人开汽车到安康。1956年以前，安运司汽车站仍被百姓称为马车站。不管怎样，汉白公路开通后，商品流通有马车运输，人流物流相应刺激了市场，北正街城楼下的百米小街空前活跃，药铺、餐馆、茶馆、点心铺、酒铺、杂货铺比较齐全，但与繁华的旧城比，仍逊色许多，不少商品还需求购于旧城，新城有一句口边语：下旧城。下旧城干什么，串门者少，购物者多，托下旧城者顺便捎买点东西也是常有的事。
鉴于旧城屡遭水患，明万历年建新城伊始，备荒仓、常平仓就移建于新城，清顺治三年刘二虎率部攻陷新城，粮仓被焚毁。道光二十三年（1843），恢复重建粮仓于新城北门东侧，属官府平抑粮价之备仓。清末，粮仓大门移至府学街。今粮库基于原址扩建。
入住北正街的移民中，佼佼者当属乾隆末从关中大荔县落户于新城的雷氏家族。雷钟仁道光十六年（1836），恩岁贡生，其弟雷钟德同治十年（1871）辛未科进士，于重庆、成都等地任知州知府，多有惠政，著《晚香堂诗集》及书法四屏，后由家人捐安康博物馆珍藏。
雷钟德长子雷宝荃，同治十八年（1892）壬辰科进士。
雷钟德次子雷宝蘅，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任陕西省教育厅秘书，后派往汉中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36返籍任安康中学国文教师，安康县救济院院长等职。
雷钟德三子雷宝华，早年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天津北洋大学，获博士学位，1928年赴德、法、英、美四国考察工业。回国后就任天津北洋大学教务长，1934年任陕西省建设厅厅长，1943年至1947年任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1948年去台湾。其子雷颖先后毕业于美国军官高级班，美国三军工业大学及台湾三军大学战争学院将官班，任台湾机械工程师学会常务理事，台湾机械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入台湾名人大词典。1995年《四川日报》刊登金州人物介绍雷颖，《安康日报》转载代其寻找在新城居住的雷氏血亲。（雷氏家于1935年由北正街迁居南正街）
另一位名人是曾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安康县党部书记长、1949年参与安康县自卫团起义的张蕴锐先生。他于1981年至1987年任汉滨区六至八届政协委员、常委。1981年7月15日，老先生以72岁高龄撰写《不能排除洪水灾害对安康县城威胁的危险性》提案，历数汉江洪水及南山暴雨在历史上给安康县城造成的危害，提出促火石岩电站尽早建成蓄水，调节流量以及大力植树造林，防止水土流失治本措施和加固堤防，疏通南山排洪渠等七条治标方略，其论理论据充分，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令人惊叹。
仅仅时隔一年，提案所及，不幸言中，1983年7月31日，百年不遇特大洪水使旧城几近毁灭。洪水过后，该提案在原地县领导层引起强烈反响和震动。1986年新编《安康县志》全文收录。
砖 头 街
新城的砖头街如同旧城的砖头街一样，它已从人们的视角中消失。作为旧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它的消失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反映了新时代的文明进步。
老一代的建筑工人在谈到安康旧街巷的建筑特点时说：旧城西关的民宅多以青色毛石为主，东关的民宅多以青砖为主，新城不存在水患威胁，民宅大都为土糊其（木模制作的半潮半干的土坯）。
砖头街作为乞丐，俗称叫花子之聚集住所，全是用拣来的半截砖头垒起的破烂低矮棚子，居者不属固定居住的地方居民，也不属移民，而是介于游民或棚民之间。
安康军分区于文革武斗结束后向北延伸，增容扩建。扩建前，新城卫士院围墙外是一片开阔地，与西井街相通。砖头街即由城门沿内城墙深入30多米，再向南50余米，右拐西30多米，呈之字形，严格地说，砖头街是北正街的附属巷子。
砖头街是旧中国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因为它与乞丐现象相捆绑，街名往往出自百姓之口，难登大雅之堂，志书不会记载收录。
正面出现的是官办机构：养济院，自明代始，至清代末，安康一直有收养穷民机构。旧城养济院水毁后，同治九年（1870），迁院于双溪寺左边。建院，迁院，修院诸事宜，知府和县令均勒石以记。
养济院收留的大都是当地的孤寡老人和孤儿，数量十分有限。城墙内，城墙外，近在咫尺，养济院与砖头街并存，官与民都一言难尽。
养济院收留的对象是有根有底的穷民，也有许多是保卫城池战死的兵丁遗属，带有一定的优抚成份。而砖头街的叫花子，成份比较复杂，有因身体缺欠而失去劳动能力的，有因天灾人祸或伤病无钱医治的流离失所者，痴聋傻哑者有之，明达事理者亦不少，也有假叫花子混入其中。
同治初年，湖北人陈得才率部围城两月攻下新旧二城。传说事先有扮作叫花子的探子以讨饭为名潜入城中侦察驻防，首先突破新城东南线薄弱点，乘夜爆破城墙得逞。驻防于新城的兴安总镇署亦暗派探子扮成叫花子混入砖头街，作职业侦探。
名副其实的真叫花子一般都很懂礼节，痴聋傻哑者也能区分出好与歹，他们并不是一群穷吃饿喝的乌合之众，他们是不得已而走上这条道上的弱势群体。对于经常救济他们的人家，若过红白喜事，叫花子中的头先前去联系，或请缨帮忙捧人场，或根据自己的经济处境，象征性地送份子。若是不收，他们会认为是主人瞧不起叫花子，主家往往是推辞一番后热情照收。主家酒席款待，八道正菜只吃完三道菜，叫花子就退席道谢，以示他们的人格尊严，笔者二十多年前曾走访过几位高龄老人，他们说，真正的叫花子硬棒得很，把脸面（尊严）看得个紧，除了要饭，不贪占其它便宜。
面对今天手持话筒满街放歌的“残疾”乞丐，面对一纸遭遇不幸，牌子随地一铺，语无半句的求救者，面对长者暗地放风，幼稚面孔追逐行人索钱的失学孩童以及种种不伦不类的乞丐，人本能具有的同情心、怜悯心、慈悲心、天地良心，却常常在真真假假的质疑中徘徊，呆滞，甚至屡屡上当受骗，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和无奈。
（作者单位：安康自来水公司）  

安康寺庙文化漫谈（五）
◎ 石　麟
城 隍 庙
城隍庙分府、县两级两处。府城隍庙旧址即今天的古楼小学；县城隍庙旧址即今天的市港监局。
城隍庙里的城隍，大概是仅次于深入到乡里中的土地神信仰的，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神灵了。中国上古时代并无城隍神，城隍最早指的是城周围无水的干沟，也称“城壕”或“城堑”。安康人口语化表述为“城隍堰子”。
城隍神，是城市的守护神，是“神界”在城中的最高长官；城隍庙，是供奉城隍神的屋舍。从起源上说，城隍神来自于上古城池之神水庸，是护城河神，在《礼记·效特牲》：“天子大蜡”中所说的“蜡祭八神”，其中第六为“坊”，第七为“水庸”。坊是房屋的后墙，水庸是小水沟，这两种信仰就是“城隍”的前身。旧时，安康即有八蜡庙。大概在那个时候尚无比较完整的城市结构，因为安康在明洪武四年时才开始用砖砌出旧城。在从村镇到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房屋的墙体和四围排水的沟与城市的建设最为密切。从外表看，除了交通用的道路，城市建设的内容也就只有墙和水沟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城隍神的出现正是城市建设发展的结果。其神职大概最初也只是保佑墙的坚固、水沟的畅通，至后代才逐渐演化为“阴间”的城市地方官，督管城中居民的善恶贫富、生老病死。
传说第一座“城隍庙”建于三国吴孙权赤乌二年（239）的芜湖，真正闹腾“城隍显圣”并明确其“职责”则是在赤乌三百多年后的北齐。《北齐书·慕容俨传》有祭城隍事：宣帝高洋天保六年（555），慕容俨守郢城，梁派大都督侯稹、任约紧逼城下，传说“城隍庙”里的“城隍爷”显应保护了城池，梁军败去，从此“城隍爷”名声大振。唐宋时代许多城池开始为“城隍”大建其“庙”，张说、张九龄、韩愈、李商隐等人的文集中都有祭城隍事。五代开始又为其封号：后梁封其为“崇福侯”，后唐封为“王”，宋封为“公”、“侯”，元改“崇福”为“神佑”亦封为“王”，明按地盘追封各级“城隍”。是以守护与管理城市事务为职贵的神灵。
安康城的“城隍庙”有府、县之分，府城隍庙在古楼街什字以东，原址即今古楼小学，建于明洪武八年（1375）；县城隍在北城隍堰，原址即今市港检局。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此时城隍神的地位，在帝王的提倡下已有了显著的提高，同时也构建起完整的城隍信仰体系。“凡以鉴察诸善恶，保釐诸疆土，要使时合年丰，民无灾厉，物不夭札，所以理阴也。”也就是说，城隍除了传统保障地方、祈福禳灾的功能外，又赋于它监察社会人事的新功能。这样，“阴阳合德而治成也，于以巩固山河，生养庶物，褆国家久安长治之福”。清代洵阳县乡进士钟仪奇《邑侯陈公重修城隍庙记》，把城隍的职责已说得十分清楚。
安康初建城隍庙时为金州，按照明洪武初封京师的城隍为都城隍；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滁州、和州二城隍皆为王，正一品；各省府为公，正二品的规制。时金州为散州，城隍当为伯，正四品。清乾隆四十七年（1782）兴安州升府后，即为侯，正三品；县城隍以明制当为伯，正四品。
对于安康的城隍神，《兴安州志》另有这样一段文字：“郡城隍，土人相传明末郡守金之纯有惠政，卒于官，上帝命主州城隍之祀。其事虽不经，然如绍兴之城隍为庞玉，汉中之城隍为纪信，有何怪乎。”显然，此述是含有以信传信，以疑传疑的成份。其实，自宋代起城隍神即由忠臣烈士充任。《宋史·忠义传》就有：苏缄在邕州殉节，后来交趾人入侵，看见有大部队从北边开来，有人高呼“苏城隍来了！”交趾人惊惧撤走；范旺守城牺牲，居民在城隍庙设像，岁时祭享。明清时期的城隍神，同样由故去的政声清白，能捍大患，能御大灾，功德昭著的忠臣义士充任。如文天祥被奉为北京的城隍，铁面御史周新被奉为杭州的城隍等等。金之纯知州事时的崇祯七年（1634），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寇乱秦楚间”，贼人兵临城下，“公仓卒料丁壮，备战具，带剑登陴，身当矢石”。其夫人李氏指署后古井与金公诀曰：“勿内顾，脱不利，此其所也！”“公以誓死殉城，城固而公病矣”。同年九月，“公卒于官，州人罢市巷哭，如丧考妣。”“公没后不十年，而兴城遂为贼陷，州人见公绛衣大带，立睥睨间者，以为公死且卫兴安焉。公之一身，系兴安之存亡，是有功德于民，而宜庙食者也。”清人刘应秋《明郡太守金公入名宦记》详记其治行。故府城隍之神为金之纯，县城隍之神为同治元年（1862）太平军陷城而捐躯的兴安府安康县知县吴靖。庙中两级城隍不仅有塑像，这配有夫人，实为尊循中国传统的人神祭祀原则，“有何怪乎”？
安康人把城隍称“城隍爷”，担纲有协助官府、宗族约束庶民，整顿社会秩序的重要角色。对于忤逆不孝、不敬六亲、奸盗诈伪、不畏公法、欺压良善、躲避徭役等不良之人，神必达于城隍，发露其事，让官府惩办。如果事情没有败露，也必遭阴遣。对于孝敬父母、和睦六亲、畏惧官府、遵守理法的良善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后，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因此，各地都有城隍外出巡视人间的习俗。府城隍在农历五月十五，县城隍在五月二十八。这是因为庙落成后的“剪彩”日子不同，这样二位城隍的“神诞日”就不同，出巡的时间也就不同了。出巡时，城隍戴珠冠、着龙袍、缠玉带、蹬皂靴，坐八人抬大轿。轿前有金瓜、月斧、朝天凳；轿后有旌旗、绛幡、黄锣伞。轿旁有人扮判官鬼卒之类，随行的信众有舍身作马僮者，有舍身为打扇者，有披枷带锁俨然罪人者。更有干脆让神轿空行，而背着城隍巡游者，可见人们对城隍的崇敬。但在七月半的中元节那天，抬城隍出游则是安抚众鬼。
水旱疾疫是威胁人类社会群体生存的重要灾害，在生产力低下，科学文化知识落后的时代，人们尚不能正确认识自然，只能屈服于自然力，在各种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只好祈求神灵护佑来求得心理上的安慰。在这种情形下，“岁之丰凶水旱”的城隍信仰便进一步扩大，由单一的城池保护，到监察社会人事，再到祈福禳灾升级为影响城市人民生活的重要神灵。如遇干旱，将“水龙”耍至城隍庙叫“旱祭”，也谓之“请雨”，而不能类似于到龙王庙的“求雨”。先在较为宽阔的街衢，由一位浑身涂抹着泥土扮作“泥人道”的，在喧腾的锣鼓声中，驱赶着另一位已被极尽丑化了的“旱魃鬼”，引领着飞舞的“水龙”在街衢中反复往返几个来回，然后再向城隍庙狂奔。沿途由两旁手持水瓢、马勺的街邻舀水朝着耍龙的、扮神鬼的身上泼。直泼得“水龙”淌水，“泥人”土崩，“旱魃”失形，旱天变“雨”天。以为民乞请于神，神即赐之甘霖。
在“民之疾病祸福”的城隍信仰中，人们又逐渐淡化了其原有的捍卫城池功能，对于它抵御灾害的“神职”也相对忽略，人们更多的从健康的角度信仰城隍。尚有人生病，亲戚朋友会联名具疏向城隍祷告祈求保佑，叫做“保福”；如果病愈就告知城隍一声，称为“撤状”。若在具疏时向城隍许了愿，病愈之后，有钱家就会请“万子班”唱戏酬神，向城隍爷进献冠袍带履；穷人家也须请巫祝献祭“还愿”。
每年，城隍要“巡视”一次“人间”，而人们却要祭祀城隍三次。这三次祭祀的日期分别在清明、中元和十月初一，据明人屈大均《广东新语》说这是明太祖朱元璋钦定的。洪武二年（1369）三月初一，朱元璋在朝阳殿梦见一位自称是东莞城隍的人，奏称：“东莞岁中致祭无祀，一次不敷。乞敕有司，递年三次，庶幽魂得以均沾。”太祖梦醒觉得奇怪，立即赐印封东莞城隍为“显佑伯”，并下诏：“东莞及天下无祀者，岁中清明日、七月望日、十月朔日致祭，著为令。”到了民国三十年（1941），府城隍庙被用来办“安康县中”后，无论是城隍巡游还是民间的祭祀活动，都集中在了县城隍庙。
县城隍庙前的街面宽阔如今日所言的“广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时，在庙前街中心建有戏楼。由于城隍是“神界”在城中的最高长官，加之该戏楼所处位置属开放形，旧时除酬神演出外，过往军队或当地驻军所进行的公演；跑江湖的戏班子初到此地，带有“拜码头”性质的首场公演，都可以在此舞台上演出。人们又利用庆祝城隍神诞、城隍巡游及一年三次祭祀，形成城隍庙会，开展商业贸易。有童谣曰：“扯锯，放锯，城隍庙里唱大戏。我有花鞋我就去，你没有花鞋你别去。”连儿童游戏也被结合到城隍信仰与庙会之中，这时的城隍又完全成为一尊“民俗神”，它与“安邦定国”的本源宗旨已相去甚远了。

安康佛教“四大丛林”（一）

◎ 周邦基
星 罗 寺
安康城西七里沟口曾有一座寺院，按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王希舜所纂《兴安州志》卷二《祠祀志》所载：“星罗寺。在西津渡北，背山面水，俯瞰郡城。郡人谢御史毁寺葬祖，及寺毁而谢氏亦绝嗣。有铁钟重万斤，宋嘉定七年（1214）所铸。后移至郡城纯阳宫，至今存焉。”据此则此寺之名称当为“星罗寺”。
星罗，有如天上的星众罗列，含数量多、散布广之意。与“棋布”组合（有如棋盘上的棋子分布），即为成语“星罗棋布”，此成语的出处正是缘于佛源的。东魏《中岳嵩阳寺碑》：“塔殿宫堂，星罗棊布。”唐·刘轲《玄奘塔铭》：“至于星罗碁布，五法三性……各有攸处，曾未暇也。”棊、碁同“棋”。
星罗寺之“星”变为新旧的“新”而成了“新罗寺”，是后人讹传谬误所致。乾隆五十三年（1788）李国麒编纂《兴安府志》时，他依据的是《明一统志》所谓“新罗寺。在州治西六里。有唐怀让禅师庵。”也就是说，在《州志》完成近一个世纪后，《府志》的编纂者依据《明一统志》不仅将寺名中“星”改为“新”，还增加了“有唐怀让禅师庵”句，却只字未提该寺已毁不复存在的事实。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郑谦、王森文又依“《府志》据《明一统志》”再编入《安康县志》，如此谬误错乱辗转被传，影响加深。于是“星罗寺”便成了“新罗寺”。
话说回来，《州志》本是当地人记述当地的事，编纂者不会不知进而写错身边寺的名称；《明一统志》则是他乡异域的人所撰，且有明一代地理总志的编纂前后有三次：洪武三年（1370）命编天下地理为《大明志》，原书已佚，不得其详；第二次编纂是在景帝当政期间，景泰七年（1645）成书，名曰《寰宇通志》。在即将颁示中外之际，时逢夺门之变，英宗复辟，遂遭毁版，传世甚稀；第三次就是英宗敕修的《一统志》，天顺五年（1461）成书。《一统志》的编纂与前志相隔不过两年，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两年的时间各方面的情况变化不大，没有必要另纂新志。英宗这样做当然事出有因。他在御制序中说重修的原因是前志“繁简失宜，去取未当”，其实是托词。主要还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就是“恶其书成于景帝”。英宗不承认景帝政权，并削其行事之迹，当然也不愿景帝时期的官书广为流传。英宗意在消除景帝的政治影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纂修工作必然是草率的。因此，仓促成书，粗制滥造，就注定了《明一统志》的质量不高，错误百出。《读史方舆纪要》说它“对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它“舛讹牴语，疏谬殊甚。”清人朱彝尊说：“《寰宇通志》自好，修为《一统志》便不佳。”这些确是公论。更何况“星”与“新”音相近，讹撰之，自然而然。
文字记载已然如此，现存宋铸铁钟上的铭文，亦不能证明寺的名称是“新”非“星”。反过倒是从钟铭“……大宋金州江西新□□……”句的“江西”二字中，可测出此寺院的另一个謎团。
江西，在宋以前，作为地域名有以下几种解释：
一、地区名。长江在安徽境内向北斜流，直达江苏镇江，在这一水域两岸，唐以前有江西、江东之称。北岸淮河以南称江西，南岸南京一带称江东。从江东而言，又泛称长江以北及中原地区为江西。《史记·项羽本记》“江西皆反”，即用此义。
二、唐、宋行政区划名。唐开元二十一年分境内为十五道，而江南为东、西二道；江南东道治苏州，江南西道治洪州，省称江东、江西。宋置江南西路，简称江西路。
三、唐方镇名。安史乱后，江南西道通称江西。后称镇南军。治所在洪州（今南昌市），领有洪、江、信、袁、抚、饶、虔、吉八州，相当今江西省，宋初废。
如此，钟铭之“江西”就不应以此寺所处位置讲。因为汉水于此间为东西流向，按方位只可言南北或阴阳，如江南、江北；汉阴、汉阳。此处“江西”当与唐代高僧道一有关联。
道一禅师（709-788），俗姓马，又称马祖，唐什邡人（县名，属四川省）。习禅定于衡岳怀让禅师，大历中（唐代宗李豫年号）主持“开元精舍”，传道于江西洪州开元寺，故号“江西道一禅师”。开元，新，犹如创始；精舍，学舍，僧人修炼居住之所。故钟铭为“大宋金州江西新精舍”亦未可知。尤以马祖及其弟子百丈为佛教界创立的比较完备的丛林制度和规约，而留下“马祖开丛林，百丈立清规”的佳话，也能够证明这一点。
南岳怀让禅师（677-744），金州安康人，禅宗六祖慧能禅师之首座。宣扬顿悟，不主张坐禅。下传马祖道一，为临济宗始祖。天宝三年寂于衡山般若寺，谥大慧。若干年后，弟子道一在师父家乡之郡城金州，择此旁连山岭带山川的宝地，将“江西开元精舍”有如天上的星众罗列一般，在安康建成“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的“星罗寺”。用今天的话说，马祖道一禅师在安康建了一座“怀让禅师纪念堂”。《明一统志》把本属于纪念怀让的“星罗寺”或曰“江西新精舍”简述之以“有唐怀让禅师庵”。应属李贤等人在《明一统志》中的“于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李国麒又将其“舛讹牴语，疏谬殊甚”的“不佳”之词用来编辑《兴安府志》，再有郑谦、王森文者流再“拿来”做进一步的“讹传”，致使今人多对“新罗寺”望文生义而言此寺为韩国僧人所建；对“有唐怀让庵”句理解为是唐怀让出家诵经的所在。本省研究古代韩国历史的某大学教授也“另据了解，唐朝时安康一带也生活、居住着许多韩国人。他们在安康从事与农、鱼、贸易、水手、翻译等相关的职业，至今安康还保留着新罗寺和新罗钟。”本地也有人将“背山面水，瞰览郡城”的大殿方位“考察”出“是坐西南朝东北，即朝着朝鲜半岛的方向。”也有人“研究”出怀让是今天的“恒口人”。此类文化现象，借用民间俗语来说，叫做：“钱越带越少，话越捎越多”。其根源还在于：把传说学术化。
新罗，朝鲜古国名。居朝鲜南部“三韩”东南“辰韩”地，首都庆州，与高句丽、百济并立。唐东征后统一朝鲜半岛大部，为新罗最盛时期。五代时，为王氏高丽（王建）所灭。历史上，新罗国与中国的关系十分密切，佛教等文化交流频繁，有据可考的是新罗国王族中一位叫金乔觉（695—794）的，为当时新罗国王金宪英的近属，俗呼新罗王子。二十四岁出家为僧，携带白犬善听，航海至中国。舍舟登陆，到处游历，落脚于九华山“睹兹山于云端，自千里而劲进”。因此“心甚乐之”，卓锡九华山。与其同时期来华的新罗僧人还有义湘（617—702）、元晓（617—？）、圆测（613—696）、信行（704—779）等。经唐一朝，入唐求佛法的新罗学问僧总计58人，无一来过安康，更不会有谁在安康建“新罗寺”。若有，必早已载入“史册”，焉会轮到今人“追记”。唐前虽有新罗僧人西渡至中国求学苦行，如南朝刘宋时期。但所来僧人是在离九华山不远的黄山“结新罗庵”苦修。
中国境内确有“新罗佛寺”叫“赤山法华院”，在今天的山东威海市石岛镇。该寺约建于唐文宗朝（827—840），毁于唐武宗会昌五年（845），1988年重建。是新罗人在中国境内修建的佛寺，也是有据可考的。当时登州文登县东海边的赤山浦（今石岛）和牟平县南海边的乳山浦（今乳山县乳山口）是唐朝东北方的两处海口（两地今属威海市），也是新罗人进入唐境的两处主要口岸。朝鲜半岛三韩故地的新罗人从半岛南部西海岸熊津江（今锦江）口扬帆出海，顺风西驶，直抵赤山浦或乳山口停靠，再海路或陆路转到唐境其他地方，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移民就停留在赤山浦或乳山浦。因此，这两地便逐步形成了新罗人的聚居区，他们在这里建造新罗佛寺，自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而唐时的安康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是不具备此吸引新罗人的条件的。
此类附会、臆造，说风即雨的文化现象，古已有之。以下“万春寺”一节还有续述。
再说“郡人谢御史毁寺葬祖，及寺毁而谢氏亦绝嗣”之述，亦存有疑点。御史，官名。历代均有，职司不同，至明清仅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掌分察百官、巡抚州县狱讼、祭祀及监诸军出使等。封建世代的官吏受封建礼教的影响最深，“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之类应为当时人，尤其是各级官吏的做人准则；封建科举提倡读圣贤之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谢某人不会不读或曰不明其理。身为御史，分道纠察，焉能执法犯法？恐怕等不到让其断子绝孙，就会犯下杀头之罪而丢掉性命的。倘若果真毁寺葬祖，只能说明该地“山高皇帝远”的那种封闭与落后，“郡人”的无知与无赖。一个“信巫鬼、重淫祀”“巫风滋盛”之地，竟干起了“毁寺葬祖”的勾当，此地岂不是太野蛮了。所以说附会、臆造古已有之。

巴山盐道（二）
◎ 王晓群
无盐的结局
2008年夏，我们从川陕鄂交界处的鸡心岭脚下沿着大宁河一路南下，过荆竹峡、汉风古台、剪刀峰，大约下午四点多钟我们就到了大宁河与后溪河交汇处的巫溪县大宁厂古镇。
拐进后溪河，地更峡，水更急，山体也更苍凉，苍凉得连树木都很难容入。一道灰白石坎从陡峭的山根长长地弯进后溪河道深处，堤明水清。缓缓的后溪河带着几分典雅、几分清秀，从远古的苍老中流出。河堤两岸上散落着零零散散房屋，房子不大，多是平房，也有吊脚楼。最高的也只是两层木阁楼。石墙高垛，正面镶木板，房顶的瓦都是一色的黑。层层叠叠，高低不同，沿河连成一线，似钢笔写意———线条流畅，黑白分明。这就是大宁厂古镇的七里半边街。没有丽江的拥挤，也不同周庄的庄重，简洁的浪漫中带着几分神秘。
大宁厂！靠一泉盐卤水的恩赐，曾引世人瞩目。
《华阳志》中记载：从公元前315年建盐场后，盐业兴盛，各朝都在这里设盐官。因盐设立监、州、县。它不仅是中国最早的盐厂之一，也是全国十大盐都之一。大宁盐场所产之盐，行销川、陕、湘、鄂、黔、甘及中原诸地，成为这些地区最重要的盐业供应地。先民们在这里建盐厂，修栈道、筑码头，因盐而聚。修会馆，办学堂。西汉年间通过栈道把卤盐输送到百里外的大昌制盐，创造了东方神话。宋时大宁盐监孔嗣宗为扩大制盐生产规模，采取“创篾过虹横跨溪面”的方法，用蔑篓将节节穿孔且流动盐卤的竹筒连接起来，跨过百米后溪河到南岸，从此一河两岸同时熬盐。规模大了、产量高了，一时间制盐的炉灶多达六千八百多口，日产盐在万担以上。七里长街流动人口达到万人，商贾云集，车水马龙、舟轲弥津。明洪武年间“各省流民一二万在此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大宁极盛，全场千灶，均燃以柴”。古镇方圆数十里树木枯竭，山上的泥土又用于盐灶。过度的砍伐与破坏使水土流失，山岭秃废，自然环境严重恶化，卤水逐渐减少。明清年间随着长江、汉水航运的发展，打通了海盐向内陆销售的交通，加上青海盐的通道建立、四川自贡井盐的开发，大宁厂食盐供应的范围受到一定影响；清康熙四年至乾隆三十七年间大宁盐的供应范围萎缩到就近的大巴山区域，到了民国时期，大宁厂仍保留着三百六十余户食盐生产企业。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华，大宁厂奉命加大盐业生产力度，支援抗日前线。1941年4月8日，日军飞机七架投弹三四十枚轰炸大宁厂盐场，企图割断食盐供应。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受生产成本和卤水含量的限制食盐生产企业被迫停产，大宁盐彻底退出市场，退出轰轰烈烈的商品经济历史舞台。疲惫的古镇仿佛在一夜之间苍老了。
古镇西面宝源山下，一股桶粗清泉从荒芜的山洞狂泄冲下，落差足有五六米，瀑布卷起一堆堆雪白的水花，跌打在一个石雕的龙头上，溅起一层厚厚的白色水沫，那水沫流动中缓慢、柔顺，有链稠的感觉，不像清水流动那么柔滑。站在瀑布下面，雾风扑面，咸咸的、凉凉的，那种味道就像世纪老人混浊又深沉的目光，无奈地望着过往烟云。这就是大巴山千古神秘之源———卤水盐泉。相传远古时期有一位猎人在山中打猎的时候，追逐一只白鹿子来到这里。长途奔袭他感到口渴，正好看到了一股清泉从山中流出，捧起来一喝，意外发现了这是眼盐泉，这便是有名的白鹿盐泉传说。无从考证传说的真实，更无法去追究盐泉流淌年代。考古发现，204万年以前大巴山地区就有人类活动，而盐泉远远先于人类。在长达数百万年的时间里，盐泉就在这里无声无息地流淌。年复一年、春夏秋冬。伴着岁月的硝烟，伴着朝阳与落日。卤水从瀑布跌到下面水池里，水池不大，仅有二十多个平方，被称为“龙池”，用以蓄集和分配卤水。池边有一块长长的拦板，拦板上钻有许多拇指大小的园孔，间距十几公分。当地人讲：古代地方官为了解决长期卤水争斗，各盐灶按眼取卤，以保证公平。这种由官方主持卤水分配的方式一直延续到清代，清雍正年间又将木板改为铁板。卤水出处是一个很大的厂房，原是县国有盐厂的，占地十几亩。厂房已经彻底倒塌，残留的木柱、木梁七零八歪，摇摇欲坠，似乎在历史风云变幻中低沉哀号。
半边街，一边是后溪河的潺潺流水，一边是依山而居的住户，中间两米来宽的街蜿蜒在河堤上。随山而转，随水而曲，或高、或低，或平直、或陡峭。地势宽处房子宽大，靠山根的地方可设后院。而窄的地方房子狭小，前拥后挤，后墙紧紧挤着山体，有的干脆以山体为墙，再往山里挖洞当房用。长街中段一处最窄的悬崖边无法修堤建街道，就直接凿段山洞当街。河堤，全是大块条石砌筑的，一层层、一行行，整齐的如同从水里建起的长城。既能栏水，也是房屋和街道的基础。每隔一段距离就有石阶通往河边，既是码头，又是取水洗衣处。踩在半边街的条石上，如同走进历史，聆听远古文明，听脚步的回音，感悟曾经的厚重与辉煌。
满街房子都十分陈旧，残垣断壁随处可见。有的当地人在废弃倒塌的屋场种植蔬菜和瓜果，有的利用旧墙壁围养鸡鸭，还有的长满杂草无人问津。剩下一部分没有倒塌的都是锈迹斑斑大铁锁把门，墙壁东倒西歪。透过腐朽的门窗缝隙，能看见人去屋空的潮湿地面上落满椽檐房瓦，屋内发黑的木桌木椅和旧家具弥漫着陈腐气味。少量房屋还有人住。他们屋内陈设简单，几乎看不见什么现代家电。凸凹不平三合土地面还用瓦片支垫木凳矮桌。
南岸半山坡上有个已经倒塌的吴王庙，是哪个吴王？镇上已无人知道，“反正是让人们敬畏的神仙”。中国历史上的神仙太多，这位没有进入封神榜的吴王大概是古代庸国、巴国中的一位神秘的开明君主或顶天立地的英雄吧。吴王庙的建筑风格十分奇特，不同于国内普遍的庙宇建筑的亭台楼阁和长廊大殿。哥特式，古罗马立柱，多层半圆拱门，典型的西方浪漫主义造型，十三世纪基督教建筑艺术风格。倒塌的遗址只剩下一些爬满青藤的立柱和墙垛，但仍不失恢宏的庄严与神圣气势，似乎还有点圆明园的味道，当然，规模远不及圆明园。这种建筑风格在大巴山里确是少有见到，在全国的庙宇中也是不多见。异域风情神奇般的降临在大巴山深处，不能不让我们惊叹。惊叹之余又不得不提出疑问，这位国姓吴王为何要住进西洋宫殿？
我们住在盐泉的河对岸一家叫盐泉山庄的客栈。设施差、服务质量也跟不上，但这是古镇上唯一住处，里面可以洗个卤水盐浴。盐池不大，十几米宽，二十多米长，半池子卤盐水齐胸。其实，也并不是什么浴池，过去盐厂的卤水池。因盐厂停办，池子长期闲置，当地人并没有进行改造，只是转换了用途。古镇上这种盐池还有很多。盐水是从河对面那股天然卤水泉眼直接用管道接过来的，不冷不热，水质异常清澈。游动非常省力，大概是盐水浓度大所产生的浮力原因吧！泡盐水的还有一些男女，听他们言语不像是当地人，打听才知道是巫溪县城里的，是冲着保健和护肤美容来的。随意泡一泡，顺手搓一搓，浑身粘乎乎的汗迹被卤水迅速溶解，连脚劲上的污垢也没有了，用不着什么洗浴用品皮肤就十分光润柔滑。闭上眼睛静静地漂浮，消除浑身的酸痛与疲惫，享受一身轻松的同时也感受古镇与众不同的滋味。
晚上，镇子里的人就像镇子里的灯火一样稀稀拉拉的，冷清萧条，只有些老人坐在门前纳凉。老人们见到我们陌生人在古镇上转悠，都十分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问我们打哪里来，来干些啥，需不需要他们的帮助，我们就像是他们远道来的亲戚和久别的熟人。走到街上二十一号门牌口时，被坐在门口的一位老者叫住，问我们是不是探访古镇往事，他愿意给我们讲述古镇的过去，并告诉我们中央电视台和日本客人来古镇都曾找过他摆龙门阵。搬来木椅，递上茶，点燃烟。他叫陈绪昌，已经八十一岁，原籍湖北房州，祖上贩盐发迹后定居在大宁厂。解放前他有四个盐灶，每日平均出盐五十多担，大概五千余斤，是当地的中等规模盐灶户。镇上有三百六十多家开设盐灶制盐，与他规模相当的就有一百六十多家。他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后溪河两岸桃红柳绿，莺歌燕舞，一派繁荣。人口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每日流动人口成千上万。从陕西、湖北来的贩盐人带来大量的中药材、桐油、生漆、丝绸等山货特产，回去时换回大量的食盐。大宁厂是大巴山中最大的、最繁华的商品集散地。抗日战争时期三峡和老河口战事告急，他们主动捐钱纳盐，为抗战做自己的贡献。解放后搞公私合营，他被划为民族资本家，属于统战的对象，自己的盐厂盐灶交国营工厂，房产也被收走。文革期间又被列入专政对象，受尽折磨，子女被迫与他划清界限后远走他乡。如今，盐厂彻底垮下，古镇由消沉变为萧条。自己年龄大了，哪也去不了，啥也干不了，眼睁睁地看着年轻人一家家搬走，去了外面的大世界。而他们孤苦两人只能留在这里，成为古镇忠实的守望者。老人的言谈中对过去的日子充满美好回忆，也对现实社会发展表现出无可奈何。
离开老人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才感觉肚子的意见更加强烈，实在太饿了！晚饭还没有着落。走了大半个七里半边街，却没有见到卖饭卖菜的地方，连袋方便面也买不上。手电照了每个门头，也没看到有商店标志，敲门也不敢冒然。远处有一座大房子亮着灯，大门敞开着，谢天谢地！到了跟前我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又错了。房主是个中年男子，他对我们讲：这过去是卖货的供销社，镇上最大的商店。镇上的人搬走完了，剩下的只有二百多老人和小孩，已没有生意可做。他埋着头用钓鱼线挂起一串蚯蚓，我问他你这是干啥？他回答说是钓鱼。我也是钓鱼高手，各种钓鱼方法都知道不仅一二，却没有见过不用鱼钩用一长串蚯蚓钓鱼的方法，比姜子牙钓鱼采用直钩法还高明。稀奇！若不是急着找吃的我还真想做一番“调查研究”。
就这样在肚子咕咕作怪下，我们顺着废弃的街道往下找，终于在河边找到一家叫象鼻石的夜市摊，摊主小贺正在收摊打点准备休息。我们向他说明来意，见我们吃饭心切，便答应再摆锅灶。夜市摊紧接河水，一张小桌子摆放在河滩的石子间，配上两把小木椅，一河两岸依稀灯火尽收眼帘。没有任何遮掩，没有奢侈消费，却有一种溢不住的满足。小贺对我们讲老家是古镇的，现在都市经商，夏天城里太热，回来纳凉顺便摆上两个月的夜市，主要接待一些来古镇的探访者，顺便会会过去的朋友，解决自己吃饭。听起来蛮划算的。一番准备后，小贺给我们揣上来几个川味十足的菜来，再要两瓶啤酒。总算是有吃的了，我们坐在河边细嚼慢饮，在观赏古镇的朦朦夜色中慢慢地消磨时间。小贺站在河水里，一手拿着一米长的细竹杆，把杆头拴着的一串蚯蚓放入水中，一手提着竹篮站在水中钓起鱼来。当鱼咬蚯蚓时他猛地一提，另一手的竹篮赶快接上，不一会就钓了好几条。
繁华逝去，河水潺潺。河边没有蚊虫，没有喧嚷，我们在惬意中品尝古镇的风味。
（作者单位：建行安康分行）  

岚皋掌故（四）
———兴安地区白莲教及湖北四川义军活动述略（3）

◎ 郑功荣  搜集整理
四、湖北义军活动于兴安地区
兴安地处“秦头楚尾”，汉水中通，是清乾嘉年间，湖北白莲教义军与清军往来对垒的枢纽地带。尤其是襄阳黄号义军首领王聪儿在此留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巾帼英雄的足迹。
襄阳义军分蓝、黄、白三号，且以王聪儿、姚之富领导的黄号为主。王聪儿湖北襄阳人，宋之清大弟子、襄阳总教师齐林妻，她“收萃女流，称二师父”。肖贵起义事泄后，齐林被杀，王聪儿矢志反清，因此，人称齐王氏、齐二寡妇。嘉庆元年（1796）三月十日，王聪儿被齐林高徒姚之富、齐林兄、齐国谟、王聪儿侄王延诏以及张汉潮、高均德、攀人杰等拥立为总教师，率众反清，是中国农民起义中的一位巾幗英雄。她领导的黄号义军采取“声东击西”等战术，取得了《襄樊之战》、《钟祥之战》等大捷。当她闻讯四川达州徐添德、东乡王三槐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人赴川联络。达州义军也派人前往湖北探听为避开清军主力，与四川义军共同对清作战，王聪儿、姚之富实行战略转移，决定入川会师。嘉庆元年（1796）九月，义军采用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的战术，分兵三路入陕，于第二年二月，王聪儿在汉阴与高均德部会合。四月二日，义军由镇安与王延诏、李全部会合。五月二日，义军由镇安进抵洵阳两河。初四，又进至安康县松树，逼近兴安府城。义军“或分或合，往来无定”，搞得清军晕头转向。嘉庆皇帝十分震怒，骂统兵主将惠龄：“仍未擒贼首，尔等所办何事？甚不知羞也！”即令各路清军在汉水北岸剿灭义军。义军摆出向北进攻架式，先是李全一部详攻周至、蓝田，吸住清军主力。然后王聪儿率大部轻装疾进，过汉阴、石泉，到达汉水北岸的紫阳。因汉水陡涨五天，不能飞渡。初六转道恒口、青泥湾、蒿坪河一带屯扎。十二日，汉水稍退，王聪儿率部于此阳上游的白马石浅滩骑马淌渡，抢船过江（《此阳县志》记为五月十六日，由白马石夺船渡江）。义军全部过汉江五天后，“地方官杳无信息”。惠龄等于十九日到白马石时，已相距八日之久。因此，嘉庆皇帝以惠龄追“贼”不力，防汉不严，芏云官衔、世职、双眼花翎，令陕甘总督宜绵为总统兼陕西军务。义军渡过汉水使清军企图在汉水以北消灭义军的阴谋彻底失败。王聪儿渡江后分兵三路向四川挺进。其中一路张汉潮拥众数万，于五月二十日过紫阳二州垭，消灭防堵清军后而至太平县大竹河。六月十三日，三路义军在四川的东乡（今宜汉县）中河与达州义军徐添德，东乡义军王三槐会师。东乡会师，各路义军十余万人，众推王聪儿为总首领。
楚川义军的会师，成为清王朝的心腹之患，急调集各路人马进行镇压。加之四川部分义军首领狭隘的地方主义和盲目的排外性，未能抓住会师的良机向清军发起全面进攻。王聪儿为减轻四川义军的压力，分散清军的主力，除留李全部在川协同作战外，率部折回湖北，欲返襄阳。因清军严守汉水，渡江不遂，于嘉庆二年（1797）九月，由竹山、竹溪再度入陕，与离川的李全部会师于兴安汉水南岸。义军入平利膈，分兵三路，寻机过汉水，欲回襄阳，但渡汉屡遭挫折。其中王聪儿、姚之富、李全、王廷诏两路于十月经砖坪，克城后经佐龙沟入紫阳洞。十至十一月，由于清军惠龄、庆成、恒瑞、秦承恩等部截击，阻止北渡汉水，义军多活动于汉水南岸的平利、安康、紫阳、石泉、汉阴、砖坪一带与清军周旋，寻机渡过汉水。为迷惑和调动汉水两岸的清军，因清军防守甚严，多次渡江均未得逞。十一月底，王聪儿、姚之富由紫阳的汝河、六道河进入四川的通江，诱敌入川；高均德一部乘机从南郑渡过汉水。清军明亮大惊，率方力八千尾追高均德部。王聪儿速回军兴安，乘敌不备渡过汉水。高均德甩掉清军，于喜庆三年（1798）二月与王聪儿在汉阴厅的观音河会合。嘉庆皇帝闻义军渡过汉水后大怒，将明亮革职，后因军中无人，令其“戴罪图功”。义军渡过汉水后进入汉中，直指西安。陕西巡抚秦承恩一筹莫展，“闭门哭，眼睛肿”。后由于李全作战失利，襄阳义军逐步离开陕西，移军湖北。三月初六，王聪儿、姚之富在郧西茅山阎王扁（又名卸花坡）与清军作战时，因众寡悬殊，矢尽粮绝，而跳岩壮烈牺牲。
“黄鹄特翻贞女调，白莲都为美人开。请缨便是秦良玉，可惜征苗失此材。”这是清代诗人张问陶经蜀道，上秦关，过楚寨，登临当年白莲教起义古战场，凭吊怀古题壁十八首中的诗句。诗人对这次起义中的巾幗英雄，英勇善战的王聪儿卓著的军事才能，赞叹不已。的确起义时年仅二十岁的王聪儿，领导一支起义军纵横驰骋四省，英勇斗争两年之久，给清王以沉重打击，这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王聪儿牺牲后，襄阳义军仍在兴安地区往来游击清军。嘉庆四年（1799）二月，樊人杰部由西乡至紫阳；清军宣绵部在汉王城、宦姑滩瓦房店等地堵杀。又恐入安康、平利，兴安知府周光裕带团勇防堵隘口。四月，高均德部由汉中入紫阳，进至平利，在竹溪边界的新山击毙清军参将董宁川。九月，张添伦部被清军倭计布追杀入镇坪石岩河，后在洵阳战入被俘杀害。是月，清军在平利截击高成功、马朝礼部。是月下旬，张汉潮在汉阴厅与清军明亮作战中战死。十月，清军在紫阳堵截义军樊人杰、龙绍周及高成杰、马明礼等部。是月，曾芝秀部义军从西乡渡汉水入兴安地区。五年（1800）九月，高成杰、马朝礼部被清军恒瑞部追击，由西乡进入紫阳，十一月至砖坪，又被清军蹑踪追杀，遂返紫阳。适逢清将杨遇春在高滩防堵，义军伤亡近千人，高成杰为勇王登富所俘，杀害。十二月，马朝礼部至砖坪滔河与龙绍周、苟文明、唐大信合伙，击清将额勒登保部于砖坪。六年（1801）二月，王廷绍部失利后入紫阳，杨遇春尾追其后，两军战于鞍子沟，王廷绍阵亡。三月，冉学胜部自郧阳入兴安，渡汉水到紫阳，伏于天池山，杀清兵八百，后清援军继至，义军大败，首领陈学文战死。自清嘉庆六年后，襄阳义军基本离开兴安地区，返湖北继续与清军作战。
五、四川义军活动于兴安地区
四川与兴安地区毗领，历史上两地人民有着血缘关系，肖贵起义事泄后，其弟子孙赐俸、韩龙、冉文酬、孙赐富等辗转入川，结灯拜火，宣传、发动白莲教起义，并领导了太平、达州、通江等地的起义，被尊为老师父冉文酬成为江江蓝号义军主要首领，孙赐俸成为太平贵号义军首领。王聪儿殉难后，兴安地区白莲教活动以四川孙赐俸、龙绍周等领导的太平黄号，徐添德领导的达州青号，冉文酬、冉天元等领导的通江蓝号，罗其清、苟文明等领导的巴州白号为主，从嘉年（1798）至九年（1804），历时七年之久。其间，亦有襄阳义军往来，协同四川义军与清军作战。
1、太平黄号义军
嘉庆三年（1789）八月，龙绍周、李澍、阮正隆各率千余义军，入安康、平利、紫阳。四年（1799）三月，龙绍周、唐大信部至紫阳洞河，伏击清军穆维部后，又在八道河与清军遭遇，擒千总索清镒，用开水烫死，并在墙上书写：“军功索清镒，顶子一尺七，打仗不怕死，开水淋其皮”，以示清军。十一月，龙绍周、唐大信、熊客头三部入兴安，在紫阳高滩河一带与清军交战，义军滚山落马者六百余人，南路元帅黄尔雄、北路元帅熊世洪等七人被清军枭示，余者由六道河返四川。五年（1800）二月，龙绍周、唐大信、张子聪、王金柱各部，由四川入砖坪。清将台布等率四千人截杀，战于砖坪六口，义军战死五百九十九人，王金柱被乡勇刘国政所杀，刘获赏银一百两。六年（1801）二月，清将德楞泰南渡汉水，追杀龙绍周等部于紫阳，又至安康的王彪店、铜车坝。当清兵追至砖坪时，义军已入川。九月，龙绍周率七八百人入平利，德楞泰尾随而至。二十六日，清军五路截杀义军于汝溪、岳家坪等地，龙绍周战死。
2、巴州、通江义军
嘉庆四年（1799）二月初四，巴州白号义军罗期清、苟文明，通江蓝号义军冉文酬，由川入陕，至紫阳天车坪，从小径抄其后路大败乡勇。五年（1800）二月，“陕西贼匪，汉江以南有苟文明、鲜大川、龙绍周、唐大信各股，汉江以北有杨开甲、辛聪、魏胜等股；南山以内有五家营一股，时分时合”，袭击清军。汉水以南义军经清军庆溥、温承惠等夹击，回四川境；清军额尔享额部探踪堵剿于平利、紫阳、安康等县。
3、达州青号义军
嘉庆五年（1800）九月，达州青号义军徐添德部由川入紫阳，在权河口抢渡时，为柯藩部所击，死伤甚多。入楚途中为明亮部所击，折回洵阳、白河、平利。十一月，徐添德部与襄阳白号高成杰、马朝礼部被额勒登保部追击，进入白河、洵阳、平利、安康县。清军游击槐哈、守备王英等驻砖坪蔺河口，杨遇春一部驻平利四郎庙，围堵义军。此时，义军一路由杜家坝、佐龙沟向铁炉坝而去；另一路由岚河口、晓道河、大道河向紫阳而去。六年（1801）五月，徐添德部欲从紫阳回川，被德楞泰追杀，在任河新滩渡河，找得小船一只，摆到滩口翻船，被水淹死。
六、白莲教起义失败原因
嘉庆七年（1802）至九年（1804），为义军活动后期。自六年（1801）后，经清军反复剿杀，义军主要首领已相继阵亡，主力已不复存在，无力向清军发起大的军事行动。但其余部仍采用“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的战术，在川陕老林与清军周旋。七年（1802），清军分兵多路，在川陕边界搜剿义军。正月，额勤登保率军追杀于紫阳，在喷火山交战后入砖坪、平利等地。是月，赛冲柯、柯藩等部，搜剿川陕边界老鸦岩义军。苟文明余部在川东北被堵截进入紫阳。年底，杨遇春、杨芳部分兵栉比，排搜巴山老林义军余部。八年（1803）初，宋应伏、熊老八、冯天保余部在紫阳丛林中伏击清军，杀清将穆克登布。春节，姚香佐、陈文海、宋应伏部被额勒登保部捕杀。是年，苟文明部苟文润与清年战于汉水两岸，又战红山寺、平溪河，苟文润被杀害。是年冬，清军在太平县大举庆祝镇压白莲教的所谓胜利。九年（1804）秋，义军最后一批壮士在紫阳二州垭、火烧湾壮烈殉难。八月，杨遇春等向清廷呈报巴山老林白莲教义军全部剿灭。至此，兴安地区白莲教活动基本终止。
白莲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俱用白衣白帽为号，即系逆匪，去其衣帽，原本系本处居民，语言服饰，即与寻常百姓毫无区别。”义军“所至之处，有屋舍以栖止，有衣食、火药以接济，有骡马刍草以夺骑更换”，有人“为之响导负运”。所以“有兵以来，所杀虑千万，而贼不加少。”义军运用“声东击西”、“时分时合”、“诱敌深入”等战术，在运动中歼灭清军，给敌人以重创。但是，历时九年之久的白莲教终于失败了，就其兴安地区白莲教失败而言，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有：
1、缺乏思想、组织、军事方面的准备。兴安地区白莲教起义，是清初中期陕西、湖北、四川等西南、西北九省大起义的前期，在思想、组织、军事方面都处于萌发阶段。特别是肖贵发动的起义，还处于全国大起义的酝酿时期，秘密宣传组织并未正式发动起义，更没有形成义军，无力抗拒清政府的镇压。兴安其他各处起义，是在肖贵起义事泄后，清政府及其官员大索白莲教徒，搞得民怨沸腾的形势下逼迫而起义的。安岭是在“闻得各处行了文书，要将教中人全行剿灭”的形势下而起义的。将军山是在“四川动了刀兵”而起义的。这些起义虽然是在肖贵弟子或再传弟子辗转传播下发动的，但缺乏思想、组织、军事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各自为战，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领导、军事部署、作战号令。一些起义群众是“裹胁居民入伙”的。冯得仕起义时只有一千多人，“沿途裹胁”到将军山时已有“三千余人之数”。严格地说，起义群众只是念经、“打丹”白莲教信徒，而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农民武装。
2、清王朝的血腥镇压是白莲教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肖贵秘密策动的白莲教起义，还处在宣传发动时期，就被清王朝派兵镇压，扼杀于摇篮之中。肖贵起义事泄后，乾隆皇帝急忙由六百里加紧传谕，各省督抚“一体缉拿，务将案内各犯全数拿获，毋使一名漏网。”致使陕西、湖北等省白莲教遭受重大损失。特别是宋之清、齐林等教主被杀后，整个白莲教起义失去了领导核心。又由于起义过早事泄，清王朝提高了警惕，调兵遣将，增设关卡，加强防卫。除加强各地民团外，先后调陕甘总督宜绵、陕西巡抚秦承恩、固原提督柯藩率兵镇压。此外，除洵阳庞洪胜起义较迟外，起义早的将军山白莲教只有一百一十五天，大米溪只有十天，安岭有九天，就被清军镇压了，这是全国九省大起义中存在时间最短的几起。因此，既无经验，又无外援，就被强大的清军夭折了。
3、乡勇是清军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得力帮凶。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清王朝除派重兵镇压外，还发挥地方地主武装的作用。乡勇便成为得力的帮凶。据《因寄轩文初集·张大鹏传》载：张大鹏是地主武装镇压白莲起义的典型一例。张大鹏紫阳洞河人，他三个儿子八个孙子俱系镇压白莲教的凶手。嘉庆元年（1796），洞河、汝河白莲教初起事时，清军尚未至，张大鹏独与子孙出家财，募乡勇八百余人，与白莲教为敌。未几，义军在龙形、响水二沟活动时，张大鹏长子张楚常率众击之，攻打义军山寨。其三子张绍堂率众在小沟杀义军首领王正穆等六十余名。次子张杀贤与义军战于桃园，复杀巫云富等三十一人。清军统帅宜绵率军初到洞河、汝河时，避其锋，不敢贸然与义军交战。张大鹏见官军畏惧不前，很是气愤，便派张希贤首出与义军作战而丧命。张绍堂率乡勇据险隘口，又冲进义军菪垒撕杀，也命丧黄泉。张大鹏为子报仇心切，遂率其孙张应达、张应禄、张应恺、张应爵杀入义军营，除应爵带伤而回外，余均战死。张大鹏又派张应邦、张应选到宜绵军营，请官军进剿，破义军于米溪。十二月，张应选自募健勇六百余人，助官军攻打五朵云。张大鹏有子孙十二人，在与义军作战中死八人、伤二人。因张大鹏在镇压白教起义中有功于朝廷，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入照忠祠。
4、清王实行剿抚兼施策略，分化瓦解白莲教。清王在军事进剿的同时，采用“绥靖”之策，分化瓦解义军，致使首领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下山投顺清军。嘉庆元年（1796）五月初，陕西巡抚秦承恩就兴军等地实行“绥靖”之策，给嘉庆皇帝的奏折中道：“无知乡愚一时被贼诱惑及迫胁入党者，若能及早省悟自行投出，即系平日误习邪教之人，一经投出，皆可免其治罪；倘有能擒贼匪自斩获擒献者，不但不治以从贼之罪，并当优加奖赏”。是年，陕甘总督、陕西巡抚颁发《晓谕教改过告示》，教民“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倘仍执迷不悟”，“定将传教的人千刀万剐，随他习教的人一概斩尽杀绝而后止”。他们将此告示家家分给一张，门首张桂，令其念熟，“不改的……，断不饶恕”。在清廷的剿抚兼施下，白莲教首领中的一些动摇分子率徒“下山投顺”。据冯得仕供认“心上怕惧，就在寨边摇手说，缓些放炮，我要下山投顺”。当清军逼近大米溪义军大营时，而身为义军首领的翁禄玉“自知罪大不敢下山，躲在石坎子里，被官兵搜山拿住”；而另一义军首领林廷壁也“把寨子点起火来，家眷老幼都被烧死了”。前方打仗，后院起火，是白莲教失败的一大原因。
兴安地区白莲教起义虽然被镇下去了，但他同全国各地白莲教一起，沉重地打击了清军，使清王朝“从康乾盛世”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清廷镇压白莲教后，为对大巴山地区实行有效地统治，在开辟的地方设立了新的建置砖坪、孝义、留坝、佛坪、城口等厅，便是镇压白莲教起义的产物。

（作者：岚皋县档案史志局退休干部）

“双创”让安康更美丽
◎ 吴单　王拥
双创的战鼓阵阵有声、铿铿有力，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我市双创工作取得了不少进步，城市管理逐步规范，城市环境明显改善。
“咱安康城天天都在变化。市容环境越来越靓了，市民卫生意识越来越强了，卫生状况越来越好了，城区也越来越‘光彩’了。”退休干部陈续华激动而满足地说。采访中，市民大多表示，如今，城区面貌今非昔比、形象焕然一新。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全市上下同心同德、为双创的目标共同努力的结果。
聚焦：绘制城市新画卷
节日时，15万盆鲜花簇拥安康。近期，9县区300棵名贵树木移栽安康大道……走进中心城区主要街道、小区，处处绿化带错落有致，道路洁净如新。大范围的绿化、美化给市民的生活增添了绿意和芬芳。
去年以来，我市严格对城市建设实施“绿线”控制，以建设山水园林城市为目标，通过“规划布绿、拆房建绿、拆墙透绿、见缝插绿”的建设方针大力实施城区绿化建设。一年多来共投资2052万元，实施了解放路、育才西路、进站路、西堤外环路、巴山西路等道路绿化改造，新建了东堤外环路公共绿地，对安康大道、金桥路、高井路、花园路等新建道路实施了配套绿化建设，共改造绿地面积66573平方米，新增绿地面积19万平方米，使得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6％，绿地率31％，人均绿地面积9．44平方米，较双创前净增1．7平方米。特别是一些街头小绿地的建设，提高了城市绿化的档次和品味。不仅如此，小区绿化也不甘示弱，随着小区对绿化的认识进一步提升和小区居民对绿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城区，绿化率达到35％以上的就有长兴小区、竹园小区、金州康城、金州城5个小区。
“生活居住的环境问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双创美化了城市面貌，街道整洁而干净，比以前宽了。现在城区内好几条巷子的路都比以前好走多了———雨天阴沟排水快，深巷也有路灯照。巷子里的生活垃圾及时清理，吵闹少了，烦恼也少了。”在广场散步的蒋老大爷欣慰地说。去年，安康中心城区启动实施了东西大街改造工程，共拆迁290户，拆迁面积26463平方米，计划今年“5·1”前竣工，并且在背街小巷改造的基础上，对中心城市背街小巷进行普查，分类排队，制订年度改造计划，加快实施步伐。完成了莲花东、西巷、竹园巷、宴台巷等6条背街小巷的设计和预算工作。投资350万元的泸康东路道路改造工程正在实施之中。
点击：以人为本塑造城市灵魂
杂乱无章的小摊点、横七竖八的摩托车、破损的墙体广告、陈旧的遮阳篷、半暗半明的霓虹灯、凌乱的街头涂鸦……经过专项整治，原先这些丑化城市的元素，基本上已改头换面。城市沿街作为双创难点之一，城区部分街道两旁和沿街立面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去年以来，在大桥路、瀛湖路、巴山路等路段制作安装自行车、摩托车停放架130处，设立背街小巷早夜市摊点3处，培育文昌路早夜市1处。为规范我市广告行业的经营管理，对城区广告设置进行了清理整顿，并在城区设置了23处便民免费广告张贴栏，规范了小广告的发布。共批评教育违章户2万余人次，处罚占道、出店和流动叫卖户2000余户次。暂扣违章物品500余件。清除非法小广告2万余条，处罚乱停乱放车辆1300余辆，拆除乱搭乱建的棚罩425处，拆除明锅亮灶57处。在开展双创活动中，我市更加注重对公共场所秩序的管理，清理广场及周边公共场所的游商游贩，制止乱贴小广告行为，清除城市“牛皮癣”。去年以来，汉滨区综合执法大队共清洗覆盖公共场所小广告1万多条。他们还发了1万份《安康城区根治陋习百日行动法律法规明白纸》发放给市民，并且在白天鹅广场设立宣传站，对过往市民进行宣传和教育。
笔者在城建局市政管理处工程技术办公室随手翻开了一本厚达5厘米的“大册子”，里面详细地记录了市政工作人员每天修补人行道的工作地点和工作量，“8月7日，安运司大楼下7平方米；批发市场门口12平方米；惠和商贸门前……”仅一天就有近30个维修地点！这本册子是《2009年城区人行道修补工程统计册》。工程技术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本厚厚册子才能记录2个月的数据。2009年，城区道路维护投入相当大，完成车行道、人行道维护3万余平方米，比年计划维修面积增加了近2.5倍。比上一年增加了近2倍。
为了提高市政维护及管理水平。我市制定了《安康中心城市市政设施维护管理办法》、《市政应急预案》等制度，加强市政设施的管理和维护以及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措施。共投资700余万元，修补城区破损、坑洼路面近2万平米，维修人行道板1.6万平米，对雨污井、排水管网进行清淤。
随道路新建和改造工程项目，安康城区新建了强电管沟两千余米。瀛湖路、育才路共完成强弱电下线1800米。与此同时，完成投资34万元对城区道路设置了190余块中英文对照的道路指示牌，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
现在的城区，一路一灯一景，一处处景观灯璀璨夺目，一处处灯光群流光溢彩，安康的夜景越来越美。傍晚时分，在夜幕中我们发现，不少游客拿起手中的相机在安澜楼下合影。笔者从建设局市政管理处了解到，为确保路灯照明设施完好，我市对全城的路灯及灯杆进行了清洗保洁维修。今年共安装各类路灯、景观灯2903盏，LED灯带2350米，更换灯泡3750盏，使亮灯率达98%以上。
解码：市民心里有杆称
近日，从外地回老家探亲的张先生特意逛了一趟市区的主街道，看到不时走动的保洁员和整洁有序的街道感叹不已，“真没想到安康变得这么漂亮整洁，她已超过了见过的很多城市。”张先生的溢美之词，从一个侧面道出城市保洁长效管理给人们带来的惊喜。
干净的街道离不开默默无闻的“马路天使”。笔者来到巴山路与一位环卫工人聊起来，她们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到巴山路进行路面保洁工作，她说：“现在大家都在为双创作贡献，我们只有更加认真地把街道清扫干净，积极支持双创工作。”笔者从汉滨区环卫局办公室了解到，他们采取增加作业人员、延长作业时间等措施，按照道路清保等级要求，实行全天清扫、双班清扫、集中清扫等不同方式，确保一、二级道路18小时作业，三级及以下道路9至12小时作业，主次干道每天至少三次洒水防尘的措施。实行日检查、周评比、月通报，实行了作业管理、公厕管护量化考核奖惩等制度，环卫局全年拿出10万元用于奖励表现优秀、成绩突出的一线工人。
双创给市民带来了利益、带来了实惠。家住骆家庄社区的王先生说，“双创将金州路等繁华街道的垃圾中转站移走了，经常从金州路走，再也不用‘捂鼻而过’了。”据悉，去年汉滨区环卫局已完成巴山路、兴安路200个果皮箱安装任务。投资10万元维修更换城区损坏的果皮箱140个。完成了大桥路、瀛湖路、育才路、江北大道等四条道路裸露垃圾桶取缔任务。投入120万元，购置8辆中型密封垃圾清运车。投入25万元，购置5辆华川农用车。投入40万元，购置高压冲洗车、吸污车各1辆。投入6O万元，购置屋型垃圾收集容器40个。投入10万元，购置人力三轮车5O个。据了解，安康市无害化垃圾处置场项目前期申报工作完成投入80余万元，项目环评工作基本结束，已通过省环保厅评审，估算投资1．57亿元。同时，项目可研报告已通过省发改委评审立项。
“方便”问题现在更方便了。很多细心市民都发现了，在市区许多机关事业单位门口，都竖着一厕所指示牌，市民和外来人员都可以去“方便”。为了解决市民“如厕难”，去年下半年，我市决定对市区部分机关单位和大型商铺厕所免费开放。汉滨区环卫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安康中心城市公厕免费开放是双创的一项具体措施，是有效解决中心城区广大市民，尤其是流动人口“如厕难”是一项惠民措施。新建的公厕的规划数量和建设速度都在扩大和赶超。新建的果园加油站、火车站、市委广场、桥西广场、果园小区公厕等5座已陆续建成投入使用。改造公厕工作于8月份启动，目前已完成马坎什字、安师、安中对面、雷神殿、兴安二厕5座。正在实施兴安东路1座。目前，我市已经拥有80余座免费开放的公厕和8座环保型活动公厕。
安康城区一天天在变靓，天更蓝、水更清、树更绿、路更宽、城更亮，不仅让外地游客感叹，也让市民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作者单位：安康日报社）  

城市呼唤文明（四）

◎ 阿　龙
从“灌醉嘉宾”看接待礼仪
酒地安康，酒风盛行；接人待客，美酒为礼。
“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成礼”，是为安康礼仪之先。
于是，凡有接待，必备酒席。酒席酒席，酒为第一。
因此，敬酒、陪酒，成了政界、商界、各界的重要事务。
一日有幸，随一部门领导前去宴请嘉宾，领略了咱安康人的酒礼之盛、酒风之劣！
关中客人，生性直爽。主人说先提三杯，是为开席。客人听从，连饮三杯，已有微醉。主人又说，我敬各位，酒不单行，一人四杯。客人推之不却，又饮四杯，三人醉一，连口菜都没吃就移身沙发。客人一人见状，争取主动，来敬主陪：回敬四杯，礼尚往来。主客取一大杯，连倒四小杯，一饮而尽，且说先干为敬。那客人也爽，连饮四杯，且言谢谢。主陪发话：他打通关了，一人四杯！那人申明：不是通关，只是敬你。众人起哄：是通关，这是安康规矩。于是，那人迎战六位主人，只过三位，就当众出酒，吐了一地。客方领导见状，急忙道歉：我敬大家一杯，赔礼了！领导饮干，众人喝尽，又以“安康酒规”申明：客敬一，主回二，千年礼教不可更改，我们每人敬您两杯！就这样，你方敬罢我又来，一连三个人，喝得领导呈半仰。当第四人近前，领导起身相迎，没起成，一晃二晃连三晃，几下就晕倒在地……
你看，好端端的迎宾宴，竟让嘉宾如此失颜，可谓何礼！
是夜，那领导感叹：我们丢人了。同时，表示不再吃饭。
我看问题严重，向那部门领导建议：快去赔礼道歉，以挽回影响，方便工作。那位领导反而问我：我们诚心敬他，有何失礼、为何赔礼！
我本想说：如此灌酒，让人家失了尊严，丢了脸面，且伤了身体，伤了感情，难道不是失礼吗？见他毫无歉意，我只好住口。
当晚，双方不欢。次日，对方起早走人，且不告而辞。
至此，那部门领导亦不觉得失礼，只叹息失去了上项目、要经费的机会。
哎，可爱的安康人！难道你穷得只剩下酒了吗？难道你穷得只知道要钱了吗？
可悲呀，我的老乡！
可怜呀，我的朋友！
在安康出游　从哪里乘车
一位西安友人，看了一本安康画册，被山水风光吸引，就乘西康高速大巴来到安康。
因是自律之人，来后不愿扰我，便用打电话、跑路问等方式联系旅游班线，想只身出游，去领略画册上展示的美景。
然而，跑了几天，吃尽苦头，只完成一半旅程，就向我求救了。
他说，头天去游燕子洞，乘安运司的班车到石泉，一打听，说到熨斗镇的班车走了，就游了城周景点，第二天再去。可次日那“民用客车”走走停停几小时才到，待他游了燕子洞过来，车已走了。他只好乘一便车到后柳，再经那里坐面的到县城，休息一夜再到汉阴。
这时，他吸取教训，不敢轻信私人班车的“热情”了，到一政府部门了解，才知亦无到凤凰山、擂鼓台、两合崖的旅游班车，就去游了一下三沈纪念馆和龙岗公园，傍晚赶回安康。
这时，他更精了，知道到各县的难处，就通过黄页查岚皋、平利的旅游部门、景区电话。可那全是无人值班的座机，下班后根本无人理睬。咋办呢？他找到宾馆总台服务员咨询，服务员也说不清，便指着门外说：去问出租车吧！他赶去一问，吓了一跳：到南宫山、神河源，往返两天，1600元；到八仙、化龙山和平利长安，往返两天，1500元！他只得拱手致谢，不料那司机却丢下一句：那就游汉江公园，往返一小时，步行不花钱！
如此这般，只好找我。
我赶到宾馆一问方知：他只请假一周，原计划每日一县，要游六县，不料，来后第四天了，才游两个县，且已不知咋走了。我虽到过那些县，也曾游过那些景，但都是工作关系带车去的，猛然问及旅游班车，我也不知何在。
于是，打电话，问有关部门的领导兼朋友，回答是没有。见他执意要去，我只好借车陪他去。
车是朋友公司的，不要租金，但我不能不付基本费用。往返两天，汽油、路费、门票加上他、我、司机的食宿及抽烟、喝水、零食钱，花去1360元，人均450多元。如按旅游标准，不计司机（算作成本），则我二人的开支人均680元，高呀！
难怪景区工作人员说：外地人多，本地人少。你算一下，西安人组团而来，从西安到安康坐火车或大巴，从安康到各县租旅游大巴，等于专线专车，往返三日游，只有500元。我俩从安康出发，只游一县，两日花费这么多，普通老百姓要自费游的话，有几个花得起！
好在，我是安康人，还能花钱想办法，知道如何到达。如果你是外地人，不是自驾游，咋个去法？又有多少钱花在路上呢？
这位西安朋友，确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临走时，他坚持要见有关部门，就开通景区旅游专线提个意见。我说：回头再来吧，每年五一、十一黄金周都有。
他摇摇头，不解地问：平时不欢迎吗？
我无言以对。我们虽有一首美好的“招游歌”《欢迎你到安康来》，但无最基本的通达条件，咋个叫游人来呢？哎，创建优秀旅游城市，绝非如此创法！
（作者单位：安康电视台）  

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
2010~2011年建设规划
一、指导思想：
2010~2011年是基地前期建设、迎接省教育厅评估验收时期，工作重心是依据《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基地管理办法》、围绕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评估验收指标体系做好基地基础建设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优选研究方向，打造基地唯一性特色，形成重点学科，组建学术团队，产生标志性成果。到评估验收期把基地建设成设施较完善、方向明确、特色鲜明、学科具有优势、成果突出的专门性学术研究机构。
二、建设内容：
1、机构建设：
A、顾问委员会：聘请陕西师范大学畅广元、傅功振、张新科、李震、张志春和教育厅巡视员窦海潮等六位专家为基地建设顾问；
B、学术委员会：胡鸿晓、向继明、戴承元、赵临龙、周政、雷升录、何家理
C、基地机构：
主　任：戴承元
副主任：雷升录、张永强（聘任）
秘　书：杨海蓉
2、设施建设：
A、图书资料：建立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专用资料室，每年购置约20万元图书、音像及地方文化资料、民俗资料；
B、设备仪器：电脑两部（一部笔记本）、摄像机一部、照相机一部；
C、配置会议室兼学术交流活动室一个。
3、学术团队与重点学科
A、依据中心现有基础，凝聚学术队伍为三个研究方向：
a、方言与民俗　负责人：周　政
通过田野调查、民间生活资料的收集，探究民俗接触文化现象及山民的价值观和精神构建，揭示陕南民俗风情的文化归属。主要围绕陕南饮食、丧葬礼仪、民间山水禁忌、节日仪式、民间信仰、乡规乡约、风物、山地生活方式、住宅起居、物质器皿等，展示陕南山地生活、生产的一般样态，揭示其独特的民俗风情，以服务于当地社会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
近期目标：出版研究论著“陕南民俗研究”、“陕南方言文化研究”、“安康龙舟文化”、“安康老城漫步”等四部论著；公开发表论文15篇；力争承担国家级项目一个，省厅级项目两个，院级项目四个。组建学术研究团队一个，建设院级重点学科———民俗学。
长期目标：凝练出陕南民俗研究的特有对象，形成不同于他者的田野调查与研究方法，把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开辟出学生学术创新研究与实践教学活动的领地；能够承担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委托的研究任务；把该方向研究作为安康学院对外学术交流的窗口，取得在该领域的优先话语权；同时对国内学者开放，接纳访问学者，实现资源共享、开展合作研究；每年出版1-2部在省内、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著。
b、民间文艺　负责人：梁卫华
陕南具有丰富的民间文艺样态：多个民族的融合、湖广移民的迁徙、秦头楚尾、巴蜀交汇的历史，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陕南民间文艺形式。围绕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目：汉调二黄、紫阳民歌、汉调桄桄、商洛花鼓、镇巴民歌、洋县社火等六个民间文艺活动形式及被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议名单：旬阳民歌、洋县佛教音乐、八岔戏、弦子戏、花鼓、端公戏、春倌说春、静板书、渔鼓、架花焰火、悬台社火、安康龙舟等21项民间文化活动形态为基本范围，以陕南民歌、汉调二黄及民间故事为重心，展开研究，展示陕南民间文艺活动的多样性与浓郁的抒情性，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及文化建设结合起来，服务陕南城市、乡村文化建设，转化文化资源为旅游产业资源，丰富陕南山水旅游业的文化蕴涵。
近期目标：出版研究论著“汉调二黄研究”、“安康民间文学集成”等两部著作；公开发表论文10篇；力争承担国家级项目一个，省厅级项目三个，院级项目三个。组建学术研究团队两个；形成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科学的、切实可行的文化建设方案一份。
长期目标：凝练出陕南民间文艺研究的重点对象，形成科学的、切实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案，把研究和教学结合起来，开辟出学生学术创新研究与实践教学活动的领地；把该方向研究作为安康学院对外学术交流的标志性窗口；同时对国内学者开放，接纳访问学者，实现资源共享、开展合作研究；每年向政府提交一份文艺活动发展与保护的方案；每年出版1-2部在省内、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著。
c、旅游文化　负责人：赵临龙
地形的多样及丰富的水资源孕育出南湖、香溪洞、瀛湖、千家坪、南宫山、紫柏山、溶洞、峡谷等奇丽秀美的山光水色，中国东西南北旅游大枢纽和自然生态旅游区的安康旅游经济发展定位，为山水旅游文化研究提供了天然机遇，也构筑了展示平台。该方向研究重点以陕南山水、独特的茶文化、风物、休闲旅游为研究重心，揭示陕南自然山水的独特人文与美学价值，挖掘、整合旅游文化资源，形成陕南旅游文化的独特品牌，直接服务于地方旅游业的发展。
近期目标：公开发表论文10篇，力争出版陕南茶文化研究论著一部；承担省厅级项目两个，市政府项目一个，院级项目三个，组建学术研究团队一个，形成旅游文化产业化方案一个。
长期目标：围绕陕南旅游产业的发展，把陕南旅游业作为陕南经济与社会发展基本驱动力来做，把陕南民间文化渗透到陕南旅游业中，丰富山水旅游的文化蕴含，稳步提升陕南旅游业的文化品位。把该方向研究作为安康学院服务地方社会的标志性旗帜；同时对国内学者开放，接纳访问学者，实现资源共享、开展合作研究；每年向政府提交一份旅游产业建设与发展方案。
B、学术团队：
a、方言与民俗文化研究团队
　 负责人：周　政
b、陕南民歌文化研究团队
　 负责人：戴承元
c、汉调二黄研究团队
 　负责人：梁卫华
d、旅游文化研究团队
　 负责人：赵临龙
四个团队中确立一个院级重点扶植研究团队。
C、重点学科：
民俗学
D、特色打造：
民间性、山地性、移民性、生态文化研究对象及田野调查分析方法
4、项目申报：
A、争取国家级项目一项，省级项目二项，市厅级项目二项，院级项目五项；
B、由学校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设立课题，单独立项。
5、平台建设：
A、建立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网站；
B、办好研究中心学术期刊《安康文化》，每年编辑出版年度文存；
C、学报开辟研究专栏；
D、与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成立相应的面向社会的学术组织，如：安康民俗学会、民歌学会、礼仪协会等；
E、组织召开首届陕南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方向：汉调二黄）。
6、学术成果：
A、出版“陕南民俗研究”、“汉调二黄研究”、“陕南方言文化”、“安康民间文学集成”、“安康龙舟文化”、“安康老城漫步”等著作六部；
B、公开发表陕南民间文化研究论文40篇。
7、制度建设：
A、“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章程”；
B、“基地负责人、工作人员工作职责”；
C、“基地项目管理办法”；
D、“基地经费管理办法”；
E、“基地基本成员及特聘研究员工作职责”；
F、“基地2010-2015年建设研究规划”。

东风吹来满眼春
———安康城区春节群众文化生活巡礼

 ◎ 梁真鹏
爆竹一声除旧，黄莺几啭迎新。在2009年全市经济发展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刻，安康迎来了虎虎生威的庚寅虎年。东风吹来满眼春，龙腾虎跃过大年，金州儿女在喜庆安康社会经济发展同时，用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方式，欢度幸福而美好的春节，留下了一个个难忘而精彩的瞬间。
山城处处春意浓
人勤春来早。细心的安康城区人会发现，今年的安康山城装扮得格外新颖和靓丽，城建、市政、市绿化处及商家煞费心机，颇是动了一番头脑，对十字街头和广场的装点和布置匠心独运，各显特色，极富民俗文化和地方特色。
人民群众是美好生活的见证者，更是创造者。市委广场搭建的方框造型的“迎春接福”和中华同心结，寓意安宁康泰，祥和美满，祝愿大家平安幸福、生活如意。雷神殿街中心花圃则是四个大“春”字环绕着一个六角巨型宫灯，宫灯由龙头、民间年画、牡丹花图案和中国结依次装扮而成，大方美观；宫灯四周是配以大片的人工“绿”叶的花海。中心广场十字西侧则布置的是一个巨“鼓”，内绕大红灯笼，“鼓”面是一个象形“虎”字。两边配以“祖国腾飞大鹏振羽翼，宏图再展乳虎显神通”的春联。兴安门的东面和西面则贴的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汉调二黄木板文武将领年画，而进入金州广场入口则是拱形的二龙戏珠图。水西门外广场被布置成一盏巨型红灯笼，上写“过年啦！”四只活泼的动漫虎排列左右，四周摆满了郁金香、一品红和夜来香等花卉。汉江一桥好像是与此呼应，桥头两旁则装扮着“迎春接福”的图案，桥头的大型电子屏幕霓虹灯闪烁，不断出现“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人民拜年”等吉祥如意的祝福，营造着浓郁的节日氛围，唱响和谐祥和的主旋律。
人入虎年增虎劲，门添春色发春辉。一位张大爷满怀喜悦地对笔者说，大街小巷的手写对联成为街头一景，既见证了主人喜欢舞文弄墨的习性，也传承了中华古老文化。千家万户的春联与大街上空横挂的串串灯笼交相辉映，映红了人们的笑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年味文化景观。
民间文艺闹新春
“彩船吆划的欢又欢，我们来到群艺馆门前。先向大家拜个年，祝愿各位四季平安。锣鼓打得响连天，各位来宾听根源，新农村建设大发展，和谐社会多美满。”正月初八，春节收假第二天，金州广场民间自乐班在新装修的市群艺馆大门前，刚唱响一段陕南花鼓开场白，就赢得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市群艺馆馆长周墙告诉记者，舞台搭在馆门口，民间社火闹新春。自2月21日开始，汉剧自乐班、花枝俏广场艺术团、秦腔自乐班、中国银行、安康京剧自乐班等社团将在这里，连续演唱八天，直到正月十五结束，民间社火、谜语竞猜、汉调二黄、京剧国粹，应有尽有，精彩纷呈。
正月初九，是香溪洞传统庙会，今年也成为民间文艺展演的大舞台。香溪洞是省政府首批命名的省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级旅游区，每年的庙会游人如织，接踵摩肩，成为城里人郊外游玩的首选之所。香溪洞管理局长孙世福说，他们试图把道教文化的祈福纳祥，福鼎文化的博大尊贵、吉祥安康与民间文化原汁原味地结合起来，专门邀请新城锣鼓文艺宣传队玩彩船、毛驴、轿车，唱黄梅戏等多种文艺表演形式，让广大游客充分感受盛世年华的祥和气氛。
2月25日是正月十二，汉滨区将照例在金州广场举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文艺展演，观众欣赏到原汁原味的汉调二黄、小场子和陕南花鼓等多种文艺表演，让戏迷票友大饱眼福。当日下午，《军民鱼水情》———汉滨区创建省级双拥县区文艺演出在金州广场举办。正月十三至十五，汉滨区第十二届民间文艺节优秀民间文艺展演陆续亮相，好戏连台。
玩社火是安康群众过春节的传统习俗，以此祈祷来年风调雨顺，昭示着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红火。连日来，节日中的山城处处锣鼓喧天，喜气洋洋，一派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街道两旁的红灯笼与身着彩装的社火队伍交融一起，把安康城装点得缤纷绚丽。花灯展、踩高跷、划旱船、舞龙、耍狮、秧歌等民间社火便热热闹闹闹地“火”起来，群众自发地举行社火大游演，载歌载舞，喜闹新春。人们掩饰不住新春的喜悦，细细品味着虎年春节的这道社火文化大餐。
春风化雨润无声
天公作美，虎年的新春一直艳阳高照，温煦惬意，汉江公园的迎春花开得正艳，街头的樱桃努着花骨朵，一幅争春竞艳的景象。更多人的休闲娱乐则是选择了上书店，逛公园，健身忙。
新华书店、嘉汇汉唐书店和遍布大街小巷的书肆成为一些好读书人的好去处。甚至在城区一家大型书店，每天都能看到家长领着孩子来看书买书，不亦乐乎！一些孩子索性坐在地上，靠在墙上，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忘情地吮吸精神食粮的琼浆。
逛公园逛广场逛商场，光顾溜冰场，释放新能量，把过年的劳累化作成开年重新工作的推动力，振羽飞翔。安康城区所有的小区的健身器材上，都活跃着健身的老中青和儿童朋友们，与其说他们是休闲，不如说他们强身健体，更是愉快心情的抒发。
到了夜晚，繁星闪闪，原来是大人领着小孩在放飞“许愿灯”或曰“孔明灯”。无数的“星星”冉冉升起，幻化成北斗七星，或幻化成猎户座，或幻化成仙后座，真正成为“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亮无数的街灯”。天上人间，放飞希望，放飞理想，放飞憧憬，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新春的安康城是美好社会的一个缩影，春节蓬勃开展的群众文化活动，让人们生活得更加幸福，也更加和谐。
（作者单位：安康日报社）

试论我区民间手工技艺的保护与发展

◎ 年　静
我区民间手工技艺的历史价值
安康地处秦巴腹地，汉水横贯其中，作为安康文化组成部分的民间手工艺术，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其手工技艺有刺绣、挑花绣、剪纸、扎纸、雕塑、绘画、皮影雕刻、补花、扎染、编结、银饰加工等等。是安康璀璨的民间艺术奇葩。
安康自古就是全国著名的蚕桑产地，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刺绣、挑花绣工艺在大西北独树一帜。旧《宁陕厅志》记：“纺棉绩麻人能之，刺绣多未姻也。”女孩子一般从七八岁起，就开始跟母亲学习挑花绣。这种挑花绣艺术，明代记载已广泛流传，在城镇已出现了“闺阁家家架绣棚，妇姑人人习针巧”的兴旺景象。以至于乡间也“家家养蚕，户户绣花”。
安康的挑花绣，又称“絮花”、“十字绣花”，它是一种手工刺绣，是“以针代笔，以线晕色”的一种艺术。挑花绣基本针法大致可分为“十字挑花”、“露花”和“架花”三种。挑花绣的针法看似简单，以小十字花构成纹样，组织出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山水人物、飞禽走兽、花鸟虫鱼或神话传说故事等多种图案。挑花绣多以土布、麻布、毛青布或绢绸作底布，以五色棉线或丝线作绣线。绣荷包、花鞋、枕头、衣裙、衣脚、袖口、褡裢、肚兜、烟包、包单、门帘、帐檐、床单、床檐、披肩、香包、坠子、手巾、扇套、童帽等等。
有着悠久历史的安康挑花绣，以其主体突出、构图简练、色彩鲜艳、饱和谐调、美观实用、绣面光亮生动、针法匀整灵活，又兼具湘、粤、蜀绣的特点，且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理应是我国名绣之一。
剪纸，又称窗花、剪花、铰花、刻花等，安康剪纸内容丰富，题材广泛，多取材于当地的生产、生活，采用寓意、象征和变形夸张手法，具有浓烈装饰效果。常用作窗花、门笺、团花、绣样，象征吉祥喜庆。除此之外，还用在鞋花、枕花、帽花、伞花、梳妆镜上的喜花、少妇背婴儿带上的巾花、陶瓷器具上的边饰等。安康的剪纸艺术以精致秀丽、纤巧婉约见长。
扎染，又称绞缬染，古称绞缬、撮晕缬。史料记载，安康地区早在秦汉时期便有扎染。扎染的方法一般是把丝绸或棉布经过折叠、缝合、抽拉、捆扎等方法处理，高水平的还有鹿胎缬、青碧缬方法，然后用靛蓝浸染。凉干后拆去缝、捆、扎线，使织物深蓝底色上呈现出美丽的白色花纹图案，有蝴蝶、牡丹、梅花、花瓶、喜鹊等，朴素自然，具有机染难以达到的艺术效果。扎染常用在台布、窗帘、手帕、头巾、被面、服装等日用品的装饰。
皮影刀刻，是为皮影戏雕刻的人物、布景和鸟兽虫鱼等。用加工牛皮画样刀刻染色而成。“安康皮影在陕西居重要地位，其总体风格精巧细致，身形清瘦，高不过七八寸，衣冠花纹装饰严谨，属陕西‘东路皮影’。是艺人自刻自演，如答富利、答贵平、杨金年、徐生业及汉阴的刘同茂等。清代皮影尚有遗存。”①
我区明清时期的银饰加工工艺品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即份量轻，体积小，银质好。有工艺复杂的弯耳、鬏髻、银铃、荷包锁、耳环坠子、花簪子、银锁链、儿童帽子上的佛爷像、八宝等等。制作过程中，要吹火焊接，技艺很难掌握，老艺人的绝活很难传承。
我区的先民自古就利用竹、藤、龙须草等自然资源形成编织业。民间利用青竹和藤条编织藤椅、篮子、箩筐、箩筛、篓子、竹席、箱子、蒸笼以及筷、簾、伞、笠等，有的既是生活实用品，又是手工艺术品。用节杆、草编结的扇子、鸟虫笼、草鞋等日常小用品，都是绿色无污染的生活用品。
我区民间手工技艺的基本现状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城乡妇女将刺绣作为女红是必会手艺之一。那时儿童穿戴的衣服、鞋帽无不绣花。民国中期以前，妇女衣服的边口、枕档、帐帘、门帘、荷包等也都有绣花，图案、花卉无不精美。随着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脚步不断加快，传统手工艺品在时代进程中，受新技术、新工艺的冲击，大多被现代生活边沿化。古老的工艺被一些人看作“老土”，加之现代技术的进步使其提高了成本等因素，民间手工艺日渐消退。
上个世纪90年代安康各县区文化馆、站也进行了大范围的民间文化艺术的普查，普查后的资料及民间手工艺精品，多由于前些年安康乃至全国均对非物质文化没有足够的重视，除少部分保存在文化部门外，一部分遗失，一部分流散外地。无法给后来从事民间传统艺术的人们提供宝贵的学习资料。安康现有的民间艺人，大多在比较偏远的乡村。正因为偏远，传统的民间艺术反而保存的最好。这也许是当地人们还没有收藏、整理民间艺术作品的意识和条件。我曾问过几位民间手工艺人，他们的作品有没有通过照片或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有关回答都是没有。
2004年后，随着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逐级深入开展，文化部门也加大了“非遗”普查力度。就普查的情况来看，目前，能绣花的妇女年事已高，年轻的手工绣花者鲜见。其他手工艺，如皮影刀刻制作、面食浮雕、木雕、泥塑、扎纸、扎染、剪纸等手工技艺，经调查各县区情况，有的现已失传，有的从业者年龄偏大，又后继无人，均濒临失传。如：汉滨区牛蹄乡和原朝天乡地区著名篾匠王祥明的竹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为红火，常常是终年四季在外编织不得落屋。进入九十年代后逐年萎缩，主要是因为原先使用的竹编产品都由更轻便价廉的塑料、铁制品替代；再者，竹编是纯手工艺制作，无法成批产出，致使成本过高，购买者日渐稀少。目前王祥明师傅年事已高，也无人学习传承，随时有失传的可能，亟需采取保护措施。
传承、保护与发展
如何做到传承、保护、发展相辅相成，有机结合呢？我认为———
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我们要对安康的民间手工艺品进行搜集与整理，挖掘和保护，进一步传承、发展。
一是政府应承担保护责任，文化、教育部门更应加大普查及普及力度。一方面，利用现代化的手段，将现有的手工艺品搜集、保存、展示。要组织文物、文化、宣传、经济、旅游、电视台等部门，共同协作，对重点手工业作坊遗址、生产工具、生产工艺和身怀绝技的著名工匠、手工艺人的绝活、精品进行拍摄、录像、录音，制成专题片，予以抢救、保护、利用。从而形成一个了解、重视、珍惜地方传统民间手工技艺的氛围。另一方面应从娃娃抓起，从教育入手，形成老中青阶梯式传承。孩子是民间手工艺的未来，在中、小学开展本土民间艺术专业课势在必行。外地的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如甘肃环县，把乡土教材《皮影欣赏及手工制作》和《道情音乐欣赏》正式列入当地300多所中小学教程，作为欣赏教材开始试用。陕西千阳县，在当地中小学校开设了民间手工艺课。安康的紫阳县，也开展了“民歌进课堂”活动，使紫阳民歌在中小学得到了普及。这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值得我们借鉴。文化馆、站在做好传承的基础上对专业人员进行挖掘，发现人才、培养有潜质的人才，做好提高手工艺人整体素质辅导的工作。
二是文化馆、站应加强和民间艺人的沟通与联系。建立民间艺人的艺术档案，成立民间艺术家协会。从生活和艺术创作上给予艺人充分的支持，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创作空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相关条款，给德艺双馨的艺人评定职称：工艺美术师、工艺美术大师、特殊工艺传承人等。提高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提高社会的认同感。让全社会都认可手工艺品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在保护与开发之中增加它们的有效性，在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方面发挥作用。
三是文化馆、站可成立研究机构，开发项目和设立保护工程，最大限度地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民间手工艺品确立艺术、技术上的标尺，带动民间艺术的发展。在政府政策和经济资金给予支持的基础上，区分艺术品、商品等方面的工作，多开展民间艺术展览、出版、论坛等活动，进一步扩大影响，进而找准安康民间手工艺品发展的一个点，以点带面。
四要立足于依靠本地尚在的民间手工艺人。艺人是民间手工技艺最基本的元素，是开启民间手工艺术宝库的领路人。文化部门要给他们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使民间手工艺人队伍不断扩大，在扩大中逐步提高。目前，安康各地的民间手工艺人，一般没有组织，各自为阵，各自为战。再加上陈规陋习，有同行莫入的禁忌，缺少沟通和学习的平台。文化馆、站作为各级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的民间文化基层组织，应定期组织民间文化活动，鼓励民间手工艺人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积极参加本地乃至全国各地组织的文化及手工艺术活动。只有各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安康民间手工技艺事业。
五要立足于本地市场，要让本地的手工技艺在本土有广阔的市场。逐渐形成强势文化，即让安康的民间手工艺品首先进入安康的千家万户、企事业及厂矿。文化馆、站要为民间手工技艺做好推介宣传工作。可以借用“农家乐”的宝地，设立各自不同的、有特色的民间手工艺作坊，如银饰加工、扎染、扎纸、剪纸、绣花、竹藤编织、泥塑、面塑、皮影雕刻、木雕、绘画等。可以让游客亲自动手，参与手工艺品制作的全过程。还可利用安康的旅游业的发展，将本地的手工艺品作为旅游产品，推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六要立足本地本土人文底蕴，用其精华。结合当地的民风、民俗，把本土派与学院派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护和传承好安康民间手工技艺传统的基础上，使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研究设计出有安康特色的精品。对能形成一定产业优势的民间手工艺品，要进行专业化、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作、商品化经营。把民间手工艺术、现代艺术、商品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开发性再创作。从而使安康的民间手工艺做大、做强。
七是在安康建一座民间手工艺术博物馆。把古今民间手工艺术精品、作坊模型、制作工具、制作流程、使用的原材料等都一一展示出来。用直观形象让大家认同，让社会重视，让人们对安康民间手工艺悠久的历史、深厚的社会底蕴、精湛的技艺、繁多的手工艺术品加深认识，逐渐形成民间手工艺术传承、发展的牢固基础。
民间艺术是地方的一张文化名片，蕴含着地方经济发展的无限商机，也是改变农村形象、脱贫致富、提高农民素质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只要政府、民间艺人、专家学者和文化工作者共同努力，安康民间手工技艺的发展大有可为，前途一片光明。

注：①丁文主编《安康造型艺术》第六节皮影雕刻艺术
（作者单位：汉滨区文化馆)  

安康方言概述（六）

◎  周　政
六、安康各方言代表点音系分析
（一）汉滨城关话音系
汉滨区位于安康市中部，跨汉江两岸。晋太康元年（280），因安置入境迁徙流民，取“安宁康泰”之意，故得此名。汉滨区是安康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安康市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面积3585平方公里，据2001年统计人口93.93万，为陕西省人口最多的县区。
汉滨北与商洛镇安交界，周边分别是宁陕、汉阴、紫阳、岚皋、平利和旬阳。除东边旬阳是中原官话区以外，西边的宁陕、汉阴、紫阳是西南官话区，南边的岚皋、平利分别为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区。
汉滨区同安康市其他县一样，主要为明清时期的移民，分别来自关中、湖北、湖南、江西、四川、河南、山西等地，“十家九客户，百年土著无”。汉滨区是最为复杂的方言地带，尽管包括城区在内的汉江两岸以及月河川道讲中原官话，但南北二山不尽形成有大片混合方言带，而且还间有赣语、湘语以及江淮官话方言岛。下面主要介绍汉滨城关方言的音系情况。
1、声韵调
（1）声母26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p　班白别便　 ph　怕盼排盘
m  妈麦满明　 pf　猪庄拽砖
pfh 出窗床春　  f　水书费冯
v　入如软茸　  t　德东地段
th　特同听田　 n　泥年女能
l　 流兰冷立　 ts　资祖增坐
tsh  慈参草村   s　 丝三桑森
t?拶   知责泽站　t?拶h　吃测超愁
?拶   色山收商　      日人然让
t?揶  精军舅件　t?揶h　清全强穷
?揶   先宣相信　 k    街根港敢
kh  开匡空康　 ?耷    我安恩肮
x   鞋荒很行　 ?諂    叶窝月药恩意
（2）韵母39个，不包括儿化韵
　  资字次此思斯
i　 衣你比底几起
u　布树组独孤库
y　驴鱼距去许女
　  知师池迟日事
?藜r  而儿二耳尔日
a　巴妈发大塔炸
ia  牙家掐夏亚压
ua  瓜蛙垮挂话凹
?藓　泽择拆册涩色
?奕　遮车设哥课何
ie  叶姐别跌节页
y?藓  绝月学诀缺约
o　波破摸桌戳佛
uo  多拖挪过活罗
yo  脚药削雀角覚
ai  拜排埋孩开寨
uai 乖怀快坏淮拐
ei  杯美培追吹睡
ui  堆灰最归未推
au   包刀赵抄高靠
iau  膘娇彪调挑教
ou   逗偷邹凑州愁
iou  油求丢牛有修
an   搬潘单摊赞站
ian  天先变片店健
uan  端官暖玩钻酸
yan  圆捐劝悬犬轩
?藜n   奔人问根森门
in    金经彬林今秦
u?藜n 敦孙文婚坤顿
y?藜n 军云群训云运
a?耷   邦张装想钢脏
ia?耷  江香凉抢杨像
ua?耷 光汪逛矿黄谎
?藜?耷　灯彭曾政庚坑
i?耷　並定令清星明
u?藜?耷 翁绒东公崩冲
y?耷　穷拥熊穹炯勇
（3）声调：单字调4个
阴平 31 开天东铁张
阳平 35 人田王薄直
上声 53 咔打咋眨噶
去声 44 放意付用帐
2、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汉滨方言26个声母可以分为［p　ph　m］、［pf　pfh　f　v］、［t　th　n　l］、［ts　tsh　s］、［?鬛　?鬛h　?拶　 ］、［t?揶　t?揶h　?揶］、［k　kh　?耷　x］和［?諂］共八组。
39个基本韵母可以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呼。
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大致如下：
（1）［pf　pfh］不拼［ou］韵母，拼合口呼限于［u］。［p　ph　m］可与开口呼、齐齿呼相拼合，也可与合口呼［u］相拼，但不拼［ou　uo　u?藜?耷］和［iou］韵母。［f　v］只与合口呼［u］相拼。
（2）［t　th］不拼撮口呼，［n　l　?諂］三母开齐合撮四呼均拼。
（3）［ts　tsh　s］不拼细音韵母（齐、撮），［t?拶　t?拶h　?拶］只拼开口呼。
（4）［t?揶　t?揶h　?揶］只拼细音韵母，［k　kh　x］只拼洪音韵母，但［?耷］不拼合口呼。
汉滨方言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见下表：

3、汉滨方言的文白异读。（符号“∕”前为白读，符号“∕”后为文读）
（1）声母的文白异读
①见系开口二、三、四等部分字白读为［n］，文读为零声母。如：
假开二：牙芽伢衙nia35∕ia35
　　　　哑nia53∕ia53
　　　　咬niau53∕iau53
　　　　眼nian53∕ian53
　　　　押nia31∕ia31
　　　　压nia31∕ia31
　　　　崖nia35∕ia35
假开三：严俨nian35∕ian35
　　　　俨nian53∕ian53
　　　　酽nian44∕ian44
宕开三：仰nia?耷53∕ia?耷53
　　　　约nyo31∕yo31
止开三：宜仪ni35∕i35
　　　　义议蚁ni44∕i44
山开二：颜nian35∕ian35
山开四：研nian45∕ian45
　　　　砚nian44∕ian44
咸开三：业ni?藓31∕i?藓31
　　　　腌nian31∕ian31
　　　　验nian44∕ian44
②见系开口二、三、四等部分字白读为［x］，文读为［?揶］。如：
假开二：嚇xa44∕?揶ia44
　　　　闲xan35∕ian35
　　　　苋xan44∕?揶ian44
　　　　鞋xai35∕?揶ie35
　　　　蟹xai53∕?揶ie53
　　　　懈xai44∕?揶ie44
咸开二：咸味道xan35∕?揶ian35
　　　　匣xa35∕?揶ia35
山开二：瞎xa31∕?揶ia31
　　　　辖xa35∕?揶ia35
江开二：项巷xa?耷44∕?揶ia?耷44
③见系开口二、三、四等部分字白读为［t?揶h］，文读为［?揶］。如：
咸开二：峡狭t?揶hia44∕?揶ia44
④章组开口三等部分字白读为［?拶］，文读为［t?揶h］。如：
宕开三：常尝?拶a?耷35∕t?拶ha?耷35
　　　　偿?拶a?耷53∕t?拶ha?耷53
臻开三：辰晨?拶?藜n35∕t?拶h?藜n35
⑤精组合口三等部分字白读为［tsh］，文读为［t?揶h］，韵母同时读为撮口。如：
山合三：全泉tshuan35∕t?拶yan35
⑥知系开口二等部分字白读［t?拶］等，韵母同时读为［?藓］，文读为［ts］等，韵母同时读为［?奕］。如：
梗开二：泽择宅窄责摘t?拶?藓35∕ts?奕35
　　　　　　拆策册测t?拶h?藓31∕tsh?奕35
（2）韵母的文白异读
①影组止摄合口三等微韵部分字，白读为［y］，文读为［uei］。如：蔚慰尉y44∕uei44
②精组缝合口三等仙谆两韵部分字，白读合口，文读为撮口。如：全痊泉tshuan35∕t?揶hyan35、俊峻竣tsu?藜n44∕t?揶y?藜n44
③见系开口一等代韵：蟹：咳kha53∕kh?奕53
4、汉滨方言特点
（1）语音特点
因安康地处秦头楚尾，既受西安话的影响又受湘鄂川方言的影响，兼容了中原官话和西南官话的一些特点，从表层看，安康方言有鲜明的中原官话特点，声母、声调类型，调值都与西安话基本相同，特别是有一套塞擦音［pf］类声母，所管辖的字与西安话完全相同，声调演变规律与西安话也完全相同，但是安康话底层却兼容了湖广方言的一些特点。
①中古知系合口字与宕摄庄组字江摄知庄组字以及深摄开口字“入”，安康话今读［pf　pfh　f　v］声母，而安康周边的旬阳县，岚皋县、汉阴县（蒲溪镇）分别读［ts　tsh　s　z］［t?拶　t?拶h　?拶　　］［t?揶　t?揶　?揶　?諂］。例如：

②古知莊组开口二等字（江摄除外）和莊章组止摄开口字关中长安话今读［ts　tsh　s］声母，汉滨话今读［t?拶　t?拶h　?拶］声母，显然融合了江淮官话的特点。如：

③古疑母字今逢齐齿呼韵母时，汉滨话多读舌尖前［n］声母，例如：牙nia35∣咬niau53∣硬ni?耷44∣业nie31∣眼nian53∣仰nia?耷53∣砑nia44∣倪ni35∣宜ni35∣谊ni35∣疑ni35∣牛niou35∣凝ni?耷35。周边各县多读舌面前［?捱］声母，逢假摄、效摄、山摄、梗摄开口二等字读［?耷］声母。
④汉滨话［t  th  n  l］声母的一些字只拼［ou］（开口）不拼［u］（合口），也兼容了江淮官话的特点，如：鲁nou53∣篓lou53∣奴nou∣楼lou35。
⑤中古见系开口二等字汉滨话仍读［k  kh  ?耷  x］，只配洪音：例如：街蟹开二平佳见kai31∣崖蟹开二平佳疑?耷ai35∣鞋蟹开二平佳匣xai35∣解~开，蟹开二上蟹见kai53∣项江开二上讲匣xa?耷44∣瞎山开二入镓晓xa31，这个特点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相同。
⑥汉滨话儿化词较多，有些单字只读儿化音，例如：杏?揶ir55∣桃thaur55∣梨lir35∣枣tsaur51。
⑦［v］声母呈不稳定状态，部分向零声母转化，部分读入普通话。如：如　u31∣入　u31∣容io?耷35或　o?耷35∣绒io?耷35或　o?耷35。
⑧古宕摄开口药韵精组字和见系字，古江摄觉韵见系字，汉滨话今读［yo］韵母。如：脚t?揶yo31∣却t?揶hyo31∣削?揶yo31∣药yo31。
⑨汉滨话不分尖团，关中的宝鸡话分尖团。如：

 

⑩古入声字清声母和次浊声母字今归阴平，古入声全浊声母字今归阳平。

参考资料
（1）周　政　关于安康方言分区的再调查，《方言》2006年第2期177-183。
（2）周　政　陕南方言的标准问题，《安康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3）张德新　陕西安康方言音系，《安康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4）赵　桃　安康方言语音特点与普通话教学，《语言与交际研究》（上），2001年12月。
（4）孙立新　西安方言研究，西安出版社，2007.6。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汉调二黄的演出习俗
陈应麟

    陕南的广大山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这种落后性，在民间风俗习惯上的突出表现是迷信神鬼。任什么东西都有神，对什么神都深信不疑；不仅相信有名有姓的大神，如火神、财神、关圣帝君之类，也相信无名无姓的小神，如当方土地、青苗土地、灶神之类；甚至相信“显圣的大树”、“显灵的石头”都可以祛灾降福，死去的医生可以发药疗疾，死去多年的祖人可以保佑子孙升官发财等等。戏剧本来就是乐神仪式的产物。境内的戏剧活动与演出习俗自然无不与上述风俗习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会戏、愿戏是专门演给神看的；为祝寿、贺喜、守灵等等，打围鼓(围坐着有锣鼓、胡琴伴奏的清唱)也首先请神光临。建国后的前三十几年中不再演庙会戏或神会戏了，但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起，庙会戏又悄然兴起。农村私人唱还愿戏的风气，除“四清”、“文革”时期外，一直存在，近几年尤为兴盛。这是皮影班能够生存绵延的根基，是皮影艺人赖以生活的财源。可惜皮影箱毁损殆尽，演皮影戏的艺人后继无人，皮影戏的前途着实暗淡。
    兹将与民间风俗习惯有关的常见的汉调二黄演出习俗简介如下：
    季节戏   每年春节一过“破五”(正月初五)，便开始唱“灯花会”戏，直唱到阴历二月底。城镇唱大戏或皮影戏，农村则只唱皮影戏。从阴历三月到七月，农村唱“青苗会”是给“青苗土地”唱戏，求他保佑一方庄稼旺盛，除灭病虫害，确保丰收：都是唱皮影戏。阴历八月到冬腊月，城镇大多唱“火神会”戏，可唱大戏，也可唱皮影戏。唱这些会戏的一切费用，均由当地会首(主持会戏的负责人)向当地群众募化捐款或粮食，称为化布施。在这个季节里，也同时唱庙会和愿戏。
    庙会戏   较大的神庙，年年都要办会，都要唱戏给神看。其次是某些行业，如为鲁班、药王和泗王办会，唱行会戏。其他还有为轩辕、雷祖、老君和缧祖等神演唱的会戏。这些会戏的费用，有会产、庙产的，都用会产、庙产租稞开支；没有产业的，由会首向其所属群众募化捐款。
    堂  会   达官显贵为了祝寿、娶亲、生子满月或满岁，私人请戏班到家里唱大戏，称为唱堂会。县城内有，为数不多；  乡下也有，为数极少。以上述的因由在家里搭台唱皮影戏，也应属于堂会性质，不过农村称作“发财戏”、“喜庆戏”，不叫堂会。
    天明戏   从晚间直唱到第二天黎明，叫“天明戏”。这种戏在祝寿、贺喜和守灵时多有之。
    愿  戏   迷信的人，每临大病或灾难，总要向神佛祷告，祈求消灾避难(包括祈求添福添寿)，许下愿心，叫做“许愿”。许愿后如果碰巧平安无事，就认定是得到了神的保佑，就应该给神佛兑现原先许下的愿心，叫“还愿”。许愿，多以唱戏为酬谢代价。演这种戏就叫做“愿戏”。
愿戏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集体许下的，一种是个人许下的。集体许的愿戏，是这一方的群众为祈求避免水灾、火灾、旱灾等许下的愿心。其中以给火神唱戏为最多。这种愿戏，集镇多演大戏，无大戏班时，可唱皮影戏；农村只有条件唱皮影戏。城内多利用庙宇的戏台，无戏台处，搭草台演出；应支付的戏价，由会首向群众募化布施。个人许愿、还愿的因由，多种多样。一般以病痛、灾害许下的愿戏居多；其它如祈福、添寿和求子等许下的愿戏较少。个人的还愿戏，以唱皮影戏为多，唱大戏还愿的较少，个人若以大戏还愿心，都是借集体包会戏的机会，利用其现成的戏台。
    写  戏   大小班社内都有一个专门对外面联系顾主的人，称为“写头”，又称“外班长”。大戏班写戏时，写头要分行当介绍演员阵容，一末、二净、三生、四旦、五丑、六外、七小、八贴、九老、十杂都以那些人为主，名角多，戏价可以高些；阵容太差就可能写不到戏。“写头”寻找顾主，协商戏价的过程叫做“写戏”。
在一方一地唱戏，不是容易事。写头必须是善于联络、能说会道的人。要能说动一方一地或某人同意班子来演戏，同时作必要的检点或说明。要想顺利唱几本戏(一天算一本)，班主还必须“拜码头”，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支持才行。如果班主或领箱的礼数不周，开罪于当地的权要或群众，当地人就可以把戏箱“码”了或“囥”了（陕南人读k ng封藏之意）——即不给任何代价或付给微薄的代价强行占有戏箱。这种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可见当时行艺之不易。
    破  台   新建戏台(或修复破烂舞台)落成后，必唱破台戏。破台之后才能正式使用。破台的主角饰王灵官，画朱红镶金的大花脸谱，盔头上插着摺叠起来的黄表，铠甲胸前系上红绫，手上的钢鞭也绑扎着黄表，在紧锣密鼓中出场，唢呐伴奏。另一老艺人着便装，手捧香盘，香烟缭绕，前头领路，行跪拜礼；绕场一周，灵官居中场，念戏白数句之后，在炮声中退场。迷信说法：破台灵官脸谱的拓片，可以“驱邪”；烧成灰白水吞服，可以“催生”；灵官脸谱的额头上有一只“天眼”，扮演者若让人拓下了这只“天眼”，就会中邪身亡；故扮演者下场入马门前，必须用手把“天眼”抹掉。
    踩台戏  大戏班社每到一地与观众的见面戏。踩台戏目都是吉祥戏，如《八仙庆寿》、《五福堂》、《黄金诰》、《赵颜求寿》等。踩台戏是需要主人赏给红包的。
    扫  台  灵官，舞鞭上场，道吉利语，最后大吼一声，点燃绕在钢鞭上的鞭炮，在舞台前后舞扫一通，退场。这就叫“灵官扫台”。扫台的意思是破除邪恶，祝愿吉祥。扫台只在草台上最后一场进行，表明这一阶段演出已告完结。
    供神位  无论在哪一种场地演出，也不分唱哪一类戏，事先在面向台口的适当地方，设一有桌围的供桌，正中供着领受愿心的神的牌位。在神牌位的右侧供着戏班敬奉的“太子菩萨”像匣，桌面摆着供果，点烛焚香，开始时还要鸣鞭炮。唱戏期间，香火不断，直到最后结束唱戏为止。
    神  戏  无论唱会戏、愿戏乃至打围鼓。正戏开始之前都要唱“神戏”。有些私人的愿戏放在会戏之后唱，在唱正戏之先也必须唱“神戏”。唱“神戏”时间短，一般由“天官”出场，全用说白，交代时间、地点、哪个善男信女，因为什么事唱什么戏(如会戏、愿戏等)。然后说些“赐予”这些善男信女以福禄寿康一类吉祥的话。凡是“神戏”都离不开这一套模式。
一般无唱句，若唱，多唱昆曲。
    打加官  戏班到某一地演出，开场以后到戏演至热闹处，往往插入“打加官”的插曲。“打加官”时，出场一个身上披红挂彩的角色，带上笑容可掬、方面大耳有须的面具，算是“天官”。“天官”右手举着折叠着的红布条幅，左手持朝笏，背身上场，舞蹈亮相，然后展开布幅露出“天官赐福”再露出“指日高升”。旁边一个人高声呼喊：“给某某老爷（也有称官衔职务的）加官!”如果某某老爷有夫人在场，就说“给某某老爷加官，双福!”有多少“老爷”，就给多少“老爷”打加官。做“老爷”的，一般当场给予赏钱(红包)；赏钱后，打加官的还要谢赏。谢赏时也高声呼喊：“某某老爷赏钱×元，谢赏!”打加官，一是戏班的谦恭礼节，再是请赏。也有人说打加官是“敲竹杠”。
    打闹台  神戏唱完之后，就“打闹台”。“打闹台”，实际上是用锣鼓的声音，通知观众入场看戏及活跃气氛，同时也为了练手。闹台的锣鼓，要把主要的锣鼓打头大都用上去。任何一场戏，都必须打闹台，不过可长可短。
    点  戏  每天要唱的戏，都由会首或顾主点出戏目，不得随意更改。如果主角生病等特殊情况，可以通融，如果顾主不同意更改，写头或领箱必须下话求情。点戏，一般是由写头或领箱呈上“瞧单” (剧目摺)，任顾主圈点。
    登  场  打过闹台之后，出场一个文官须生，是本场戏中配角之一。鞭鼓引上，说四句“引子”，落坐。然后，紧一句慢一句地“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定乾坤”，扯到本场戏里的剧情梗概。之后，“叫板”，先唱慢一字，阴一句阳一句地唱好一阵，然后唱二流收场。唱词与本场剧情内容可即可离，然后退场。登场千篇一律，说白和唱词都可长可短。登场的目的一是等观众，二是为后台化装占取时间，也大体上起着介绍本场剧情的作用。登场角色退场之后，正戏才开始。登场很不受观众欢迎，建国后改掉了。
    连灯挂  下午戏唱完后，不休息，接着挂灯唱晚场戏，故叫做“连灯挂”。
    勾  愿  还愿时，要把接受愿心的神位供奉起来，算是请他(她)来当面验收愿戏。神把愿戏看完了，还愿人还得向神“叮咛”一下，说明前愿已还，不欠你的愿心了，这才放心。这就叫“勾愿”。“勾愿”还有一种重要内容，是请神预示未来的吉凶祸福。
执行“勾愿”任务的人，大体是戏班中一位年纪较大，生活阅历丰富，能言善语的人。勾愿时，勾愿人洗手净面，向神焚香、叩首，对神自报“弟子”(自称)姓名，说明自己是来执行勾愿任务的人。祷告一通之后，即成为还愿人与领愿神互相沟通的共同代言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同时左手执“卦”  (把较大的竹蔸刨光，从中直剖两半而成)以它代表神的回答：是否说中了神的意思，以是否得到了预定的卦型(打卦人把竹卦合齐，捏着卦尖，从距地面约四、五十厘米高的空中使卦平面盘旋落地。双仰为“阳卦”，双仆为“阴卦”，一仰一仆为“圣卦”)为凭。倘得不到预定卦型，再假拟回答，再“打卦”；如此反复几次还得不到需要的卦型，就是“拗卦”，说明还有问题，必须再祷告，再设问，再假拟回答，直到得到预定的卦型为止。一切都检点到了，说妥了，神就应该“赐给”“合同三卦”一一 必须连续三次打成阴、阳、圣三卦(顺序可以不拘)。问卦时，还愿人大都在场，亲自从勾愿人的口中听到神的“指示”，知道今后应如何避祸就福。倘还愿人不在场，勾愿人必须把神的“指示”转告清楚。
    倒香米  神位的前面必须用一个升子装满一升米(不产米的地区，可以用其它细粮代替)备插香、蜡之用。这米就叫香米。勾愿人必须把愿勾完满了，才能把这升米倒去作为报酬；否则，就不能倒香米。不过根本没有勾不了愿的情况发生，香米总是可以“倒”去的。大多数并不真“倒香米”，折价付钱就可以了。群众还把“倒香米”作为受人请托，完成了任务，取得了报酬的代用语，如说“某某把香米倒去了”。戏班把香米作为一项收入，平均分配。但大戏班的“十杂”、小戏班的箱主没有份。
    找  戏   多见于皮影戏。这是在正戏唱完之后的加演戏，找戏多唱“八岔”一类的小调戏。唱找戏有两种情况：一是唱完包戏最后一本以后，经主人或观众要求再唱一折戏时就唱“找戏”；一是戏班承揽了另一地点的包戏，必须当天下午赶路，就把原顾主的戏“铰”短一点，然后唱一折“找戏”，一人领唱，众人相和，腾出手来收捡行头。
    焚  表   上演的剧目，如果有“关圣帝君”（关羽）或闻太师“（殷文仲）出场时，饰演者冠上顶着红绫子，台上就有专人在台口烧黄表，放火炮。这是表示对关、闻二神的虔诚与尊敬。饰演关羽的演员，眼帘下垂，眼睛似是半睁半闭，动作要庄重严肃，不可侵犯。要求演员自己也要真心诚意。
上述演出习俗，建国后有的已经废除，如“青苗会、“打加官”等；大多数仍然保留着，如“唱愿戏”、“勾愿”悉如旧俗；有的可有可无，如“打闹台”、“登场”之类。

 

（作者：石泉县文教局退休干部）

行 进 如 歌
———《己丑文存》后记

◎ 蔡晓林
寒来暑往，岁月骎骎。从丙戌年到己丑年已走过四载，煌煌四卷二百余万字对安康文化尤其是陕南民间文化研究的收集、整合和疏理，难免不让人心潮涨落，感慨连绵。一路走来，砥砺艰辛，行进如歌……
掂着沉甸甸的刊物，作为编辑，在阅读这大批作品的时候，光看那一位位令人肃然起敬的作者大名，心里就有一种暧暧的感觉。这背后，交织着作者的骄傲自豪和遗憾伤感；参悟了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独到阐释；他们带领着大家从乡村出发，走进历史，向传统求证，向先人问学，向历史致敬。让我们编者触摸到这方人深情感恩这方土地的赐予，深切地呼吁对这方土地的呵护，作者与编者也因此而更加唇齿相依。在当今，还少有像《安康文化》和《文存》这样的刊物，作者不计稿酬，鼎力赐稿，默默支持。读者朋友将刊物当成自家的刊物，觉得哪篇文章写得好，就来信致谢，哪篇文章质量欠佳，就来信批评。与其说编辑在编这本刊物，不如说是读者假我们之手在编自己的刊物。
《己丑文存》依然与往年一样，延续了以前文存的板块结构、辑存思路和编辑方法，尽管文存属于抄纂体，但文存这种范式同样能担负起文化干预、社会行动和精神建构的重任，编者还是很希望文存观点正确，重点突出，视野广阔，在资料中突出学术的思路和视角，让它别于丛书、类书、总集和学案之类。因此它要求必须从经验感知层面跳出，还要兼从研究方法、研究理路，到学术视域、学术规范、文化范式等一系列的导引，并逐步让它渗透到安康地域文化的各领域，引导更多的文化人规范地、科学地探索挖掘，凝炼成文化发展的正确质性，化为安康发展前行的动力。
在中国当今社会背景下，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从历史宝藏中挖掘文化资源，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己丑年，安康这片土地上文化活动的耀眼表现，正悄然地强化着领导者和文化人对自身责任的认识，展示着安康在特定语境下的寻索态势。作为地域文化研究期刊，有义务有责任为这一片绚丽，画一个逗号，树一块碑石。所以，《文存》一开卷就借用安康市委书记和市长在己丑年里两篇充满人文气息的文章作为序，除了我们阅读到的文化学养，社会责任，赤子之心，或许还会有一种罕见的力量激荡、滋润着我们的内心。在以“文化论坛”“地域文考”“方言研究”等为主体的甄选中，注重对人文历史的审视和思考，除要求选文本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兼顾有地域性、学理性和前瞻性，使文存的主体变得厚重、瓷实和深广，让它们既显示地域文化推进的轨迹，又从学术的层面上阐释安康本土文化内涵。以求埋下读书之种子，续上学术之薪火。“方言研究”是安康学院学术研究的一大亮点，近几年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每辑《文存》收录时，都因国际音标繁锁，而影响编辑进度，为记载在方言领域的成就，我们依旧克服困难，最大限度显现取得的成果。“文化景观”“文化人物”是最能反映和代表本地文化发展和变迁的栏目，我们力求全面地、由近及远地收录本地区各类文化的代表人物和成果，让大家在还原风俗民情，复活非物质遗产中正确认识安康市情，坚定发展信心。《文存》的大多数栏目依然保留着原来的范式，一是觉得原本定位准确合理，二是觉得要经历一个相对时间的沉淀，三是文存本身就是编辑在新与旧、继承与创新、审视与思考……中搭起的一座桥梁，哪怕我们现在仅搭起的是一块桥板，也善莫大焉！这是我作为编辑的期待，也是一种自勉。
己丑末，正编辑《文存》的时候，欣喜安康学院的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获批，我们不仅对自己的使命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还寄怀上一种沉重的预期。———愿《文存》在澄明的蓝天下一路如歌。
（作者单位：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报告文学集《安康精神》
出版发行
一部以安康突破发展为主题，以体现真抓实干的“三苦”精神、攻坚克难的“村道”精神和开拓创新的“阳晨”精神为主线，真实记录安康人民在推动突破发展中的艰苦奋斗历程的报告文学集———《安康精神》，已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康市委副书记崔光华为该书作序。
书中共收集了三部报告文学作品。
《挑战极限》（作者张虹）真实记录了地处“秦头楚尾”的白河县在“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三苦精神”激发下，探研“三苦精神新追求”，以创新服务理念为目的，创建“村民服务中心”；以“斩断农村贫困链条”为己任，实行“人人技能工程”；以为民造福为终极目标，开拓工业兴县新路的艰难历程。这部作品在对一个偏远山区小县变的书写中发掘出一种特殊的中国经验，是一部表现当代山区人民价值追求的新的创业史，是一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想颂歌。
《乡村大道》（作者章涛）是一部以安康农村公路建设发展为主线，全面真实记录安康农村公路建设发展宏大而壮美历程的报告文学，文章生动描绘了安康在实现一万公里水泥路通向新农村过程中的感人事迹，体现了安康人民“追求开放、群策群力、顽强拼搏、克难攻坚”的精神风貌，全方位展现了安康广大农村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猪倌传奇》（作者曾德强）是一部反映安康农民企业家杨运早艰苦创业，服务社会的先进事迹的报告文学，文章通过对杨运早及其团队创业过程的生动描绘，深刻阐述了阳晨牧业以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以融入市场实现传统产业梯度转移、构筑现代生猪产业发展新高地的社会现实意义。
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市文化局对现实题材的文艺作品创作进行了规划，要求全市文艺工作者以繁荣文艺创作为核心，塑造昂扬向上的人文精神，组织作者深入火热的现实生活，形成“作家写安康、画家画安康、音乐唱安康、摄影拍安康”的浓厚氛围，这部报告文学集的出版，即是这一活动的重要成果。

忠贞勤奋无夕阳
———《秦巴发展论》序

◎ 邹东涛
巫其祥同志嘱我为《秦巴发展论》写序，我实在是不敢当。因为他贵为我的学长，学弟为学长的大作写序，是本末倒置，大有不敬之嫌。但他老人家几次电话催促，学弟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当我还是高中一年级学生的时候，因为一些社会活动，我与巫其祥同志就认识了。那时他是县委的干部，我看他已经是县里的高干领导了。我觉他很有思想和学识，又是一位大笔杆子，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在我十七、八岁年龄的心里，对他就扎下了“领导、智者和老师”的深刻印象。
看来我们很投缘，我们早期的印象不是我单向的，而是我们双向的，在我工作之后，我们一直有着联系，而且在他退休之后联系更多。我们常常以文会友、以书会友、以诗会友，交往在“文化、学术、思想”层面不断升华。我从老学长身上看到了很多，感悟到了很多，学习到了很多。完全可以说，我从十七、八岁起，至今几十年，巫其祥同志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
我深深感觉到他具有“五个关爱”———关爱国家、关爱社会、关爱人民、关爱故乡、关爱家庭，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五个关爱”之情越来越浓烈。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崇尚以下名言的雅兴：
一是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二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三是明代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然而在经历人生风雨沧桑之后，许多知识分子早期的高尚人生情怀被磨砺而逐步退化，往往变得世俗化了。
而我们在巫其祥同志身上看到的“五个关爱”是自觉地、几十年一贯制的。更可贵的是，他几十年来一直在一个县工作，“原点踏步”，他肯定也经历过种种人生磨砺。但越磨砺，人生情怀越铮亮；越磨砺，胸怀越博大。
他已经退休多年了。辛苦几十年，该居家休闲享受天伦之乐。而他是退而不休，更是退而愈勤，“退休”工作日益满档。他展开视野，全方位地思考着陕南秦巴山区的方方面面，大到经济、地理、历史、文化、医疗卫生，小到小吃、剪纸、村舍、草鞋、乞丐，等等。他信手拈来的点点滴滴，都要打破砂锅问（璺）到底，解析个透透彻彻。
为了搞清陕南历史上人口的大迁移，他涉汉水、问湖广，走山西、读古籍；
为了收集整理《陕南红色歌谣》，他跑遍了当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南的踪迹；
为了了解、研究和弘扬汉阴县三位开国将军，他查阅陕南革命史、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和解放后军队建设的历史，走访当事人；
为了了解、研究和弘扬“三沈”，他走京、沪、浙，跑图书馆，查旧报刊；
为了发展秦巴中药材，他钻医书、研医术、识草药；
为了掌握陕南民俗和小吃，他踏遍了多少小集镇、小山村、小餐馆；
为了地方的发展，他向地方政府提交了一个个提案和建议……。
一个古稀年华之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一篇篇论文发表了，他的一部部著作出版了，总是一部部寄给我，我总是一部部认真拜读。而读了这部洋洋洒洒43万字的《秦巴发展论》，深感这是他长期思考研究陕南经济社会发展、弘扬秦巴汉水文化的集大成力作。
他的“退休工作”一直得到地方党政领导和各界的大力支持与赞扬。但陕南毕竟是全国主要贫困板块之一，汉阴县更是老资格的国家级贫困县。但作为一位颇有修养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他一直非常自觉，尽可能不给组织、不给政府添麻烦、增负担，很多时候是用退休金来从事这些为国家、为社会、为地方发展而开展的工作。
他的所念、所思、所行、所写，感动着故乡，感动社会，当然更深深地感动着我。这使他理所当然地在故乡、在社会上、更在我心里享有厚望。
他的所念、所思、所行、所写，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不得不让人弘扬。故乡陕南、故乡安康、故乡汉阴，有这位老相知、老学长，不能不让人骄傲。因此，当我敲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脑子里突然迸出一首诗来，权作本文结尾，敬请巫其祥老学长指正———
忠贞勤奋无夕阳，踏遍山川泰而慷。
泼墨汉水涌激浪，大写秦巴奏铿锵。
胸怀祖国发展业，喜看故乡舞凤凰。
万语千言一心愿，诚祝巫老葆健康。

2009年12月  
（邹东涛：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博导、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总编，原国家体改委研究院副院长，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享受者。）

一部超级写实小说
———序《秋雨》

◎ 方英文
小说大致分两类，一类是写实，一类是浪漫，前者如《三国演义》，后者如《西游记》。无论写实还是浪漫，也总归是相对而言，并不断然的泾渭分明。常见的情形是，实中有虚、虚里藏实，根本分野只在于它究竟侧重哪一方面。《三国演义》所写，多为史实，但其“草船借箭”“气死周瑜”却是虚构，起码移花接木于他人，反倒精彩绝伦传诵千秋；《西游记》里的故事主杆，当然取材于唐玄奘西行取经之实史，但其中的主角孙悟空，以及猪八戒沙和尚，还有千奇百怪的妖精，则纯粹是天才的想象。一句话，唐僧是真，余多为假，于是《西游记》便成了一部标准的浪漫小说。
读者看到的这一本《秋雨》，又该如何归类呢？猜想看官阅后，或许得出如我一样的结论：这是一部写实小说，一部超级写实小说！我在阅读的时候，基本没有通常的读小说的感觉，倒像是审阅某宗长卷“交代材料”，真实得令人窒息。也许书中，自然是有些虚构的内容，只是我尚未觉察出。读时总要如此感慨：这个丁大正呀，怎么这般“笨”呢！可是连续无数次感慨这个“笨”字，“笨”字就奇妙地转化了，“笨”字升华成一个“智”字了。简言之，超级写实之“笨”，恰是此书独到之“智”。于是乎真要感谢那些编造而畅销的小说，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反衬出这本《秋雨》的不简单。
当然最直观的感受是，这大抵是一部自传小说。作品起笔于1962年，收尾于2004年，跨越半个世纪。作品自始至终，全以主人公郑秋雨的视角来说事情……由于太真实，于是这个郑秋雨的履历，也就成了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年代里的共有履历，通篇弥漫着“集体记忆”的色彩。三年自然灾害，清理阶级队伍，文化大革命及其导演出来的文争武斗，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最初的市场经济“万元户”……官方对于类似的历史的记述，一向是笼统的，武断式的，只有骨架没有血肉的，因而是抽象的，令后人无法感同身受的，就自然起不到什么警示作用。比如人民公社，比如文化大革命，真就那般是在贫穷中“斗志昂扬”么？的确是的，不信的话，看看《秋雨》吧。小说是唯一能够复活历史的文体，正如你欲了解所谓的“康乾盛世”吗？那你就读《红楼梦》吧；而从《清史稿》里，你只能读个枯燥寡淡。
小说以郑秋雨的一连串的爱情为线索，以苏北与陕南为故事发生地，应该说全景式地叙写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与人情风貌。郑秋雨因生活所逼，由徐州外流到陕南汉阴县，投奔他的老乡赵石匠，来到一个叫板粟沟的小地方。一段光阴过后，他被一家无儿户看上，要招他做上门女婿，于是他便回江苏办理户口迁移手续。返回时正碰上安康地区武斗，户口遭没收人也被扣留。三个月后，人是出来了，户口却没了，郑秋雨便实打实地成了一个黑人黑户，成了一个可怜的流民！这几章节很有价值，我读至此，窃想书名何不叫个《黑游记》呢！不由想出屈原的名句，“哀民生之多艰”啊。
小说里的人物，也还生动鲜活，尤以女性为佳。先后与主人公情感瓜葛的，有叶秋、柳絮、丹凤、尹霞等，最终与尹霞婚配。尹霞是个盲女，作者抓住了“盲女耳灵”的特点。尹霞品格良善细腻感人，对于她的描写———书中少有出现的描写———是相当成功的。另一些地方也蛮好，比如对于市场经济初期的讲述，微山湖打渔啦，往广东贩卖药材啦，尤其是四处收购《毛主席语录》红塑料封皮，实在颇有讽喻意义及文献价值。
汉阴很好，物阜民康，更是一方文脉宝地。我有幸来此虚职问学，得以结识这里的许多文朋诗友，孙远友便是其一。孙先生是汉阴县的“文学保姆”，几乎所有发表过作品的人，都关联着他的或帮助、或推荐、或寻访。总之，凡是写作上“有两把刷子”的主儿，最终都要热乎到他的身边。也正是孙先生一再鼎力鼓吹这本《秋雨》很是了得，声言此乃汉阴有史以来第一部本土产生的长篇小说，且几次三番将书作者丁大正介绍我面前，恳请我读而序之，这才有了本篇文字。当初接受厚重的书稿，心一沉：值得读吗？能读完吗？结果用了三个深夜，还真是读完了。
作者丁大正先生，原本就很有意思呢：你不问他话他便不说话；虽然苦难却脸无沧桑；早过花甲而气满神足；一顶礼帽满腮银鬓，似曾在黑白电影《列宁在1918》里客串过某个群众……有意思归有意思，该说的话还得说。
作品的不足，也还是有的，主要是：叙述略多于描写。另外就是不忍割爱、忽略剪裁。这固然遗憾，却也并未从根本上损伤作品。因为作者真诚得很，激情饱满于笔端，要强烈地诉说苦难、颂歌美好、感恩汉阴。所以我乐于奉序，以此致贺。
（作者：著名作家、汉阴县副县长）

江山亦须文人捧
———《走进岚皋》后记

◎ 杜文涛
岁月一页页翻过，光阴一寸寸划过。一转眼，马上就到虎年了，回首盘点一年的文化工作，还是干了一些事，没有白忙活。特别让我们欣慰的是，出版了三本书：一是词曲合一的《岚皋民歌》，已作为民歌培训教材使用；二是《小河涨水》，为岚皋地方文化添了一笔浓墨；三是这本手稿盈尺的《走进岚皋》，为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牛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岚皋是个多山的地方，且都是大山；岚皋亦是多水的地方，且都是美水。大山壮豪气，美水生灵气。因此，这里的男人就像大巴山一样豪壮，这里的姑娘就像岚河水一样灵秀。岚皋山美、水美、人更美。山美、水美的地方，是孕育文人的地方，山美、水美、人美的地方，更是吸引文人的地主。只要是文人，不管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不管是驰骋文坛的名家大师，还是初涉文坛的新人、学生，只要一投入这青山绿水的怀抱中，投入这如诗如画的仙境中，都会情不自禁地挥毫泼墨，尽显风流。
这正应了一句古话：“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又应了另一句古话：“文人送礼诗一篇，秀才人情纸半张”。山水让文人洗去了纤尘，陶冶了情操，青葱了心田。文人无以为报，就留下了一篇篇激情飞扬的锦绣文章。2008年以前的，我们基本上都收录在《岚皋记游》一书里，而今，短短的两年时间，又有了这一百多篇。于是我们便借来月老的红线，按照散文、诗歌、曲艺和先成人后学生的顺序，将这些散落的“宝珠”串起来，并原封不动地呈现给大家。这既是对这些美文的长久保存，也想以书为媒，让更多的人了解岚皋、热爱岚皋。
“文以载道，无文而传之不远”。白云悠悠，岚水长流，一段时间逝去了，一个空间迭去了，不逝的是那绝妙的物质的非物质的产品，是那美丽的传说，永远的文字。物质的将长久，非物质的将永恒。不逝的，是人们喜爱的文字，是深植一处的文脉地气，一个民族血液中的特质，一个人骨子中的气节。数千年了，城郭帝陵曾见几何，唐诗宋词声声入耳。我们掇拿的文章不敢说是字字珠玑，但总能说是南宫山上的一方顽石，岚河岸边的一株芳草。顽石总能让人把玩，芳草总能入人心田。不敢奢望传之久远，但却企盼能濡染一方山水，给人带来些许愉悦和启示。
江山亦须文人捧。岚皋是个旅游县，更须文人来传情。在岚皋的，来岚皋的，山水盛宴之下，留下了灵动的文字，我们最想做的，能做到的，便是每隔一两年，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编印成册，奉献在大众面前，博大家一悦，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并想留给这个地方的后人们，让他们知道现在岚皋静态的形体，疾走的身影。
本书成书中，得到了岚皋县委、县政府的热情关怀和指导。中共岚皋县委书记鲁琦、岚皋县人民政府县长周康成、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陈磊、副县长张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关心支持本书的出版工作。本土书画家、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谢荧为本书精心设计了封面。本土作家黄开林为本书编纂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由杜文涛、曹英元编选，尽管我们多方搜罗，广纳善接，在报刊上剪辑，到网上查寻，找作者索稿，但由于编者的眼光和涉猎范围所限，难免挂一漏万，漏珍遗宝，不当之处，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本要落笔，喜鹊从远方衔来了消息，那就是我此刻还蛰居一隅写这篇后记的岚皋县城，竟被评为中国五十个最美丽的小城之一。情所至，让我还想对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城再赘上几笔。这是巴山北麓，汉江支流的岚河岸边古人类栖息过的一方绿地。春天，暖风把山花捎进人们的窗棂；秋天，红似彩霞的树叶美丽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绕城的小山一座连着一座，山的褶皱里，拐进又拐出着一条清澄澄的河水，河岸边，摊着一片又一片泛着幽光的鹅卵石，蜻蜓颤动着薄薄的翅膀、吮吻着水边的小草，岸边的野花和摇曳的树叶。这儿有长满松树的太阳梁，生生不息的凉水井，还有花香四溢的耳扒山，和水清如镜、形弯如月的西窑梯田。这儿常年都是鲜亮亮的，鲜亮亮的，除了柔柔的山，青青的峰，就是仄仄的城，静静的河，真好，真好。

（作者单位：岚皋县文化广播电视局）

安康学院，我的精神圣母

◎ 吴建华
考入安康师专是1980年秋天，我上的是首届中文班，余海章老师任班辅导员。他的口头禅是“发财不在乎一坨银子”，言下之意是该干啥就干啥，立即行动，不要贪磨少许时间。
的确，那时候刚刚恢复高考，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适逢全社会都在进行“人生观”大讨论，班里有不少同学是往届生，尽管年龄与水平差距较大，但全都卯足了重构人生理想的力气。面对一场电影，一张报纸，一部小说，都会展开激烈的大讨论与大辩论，老师参与，校长有时也旁听，从《蒲公英》到《芨芨草》，诗歌、散文、小说与杂谈，钢笔写，毛笔画，王瑛、屈善施、刘怀宝、李本善、朱浩、王链、王云安、赵桃、崔世荣、赵波、鲍贻勇、杨海波、李东照、孙伟、罗悦平、罗新军、高善怀、余辉林、晏小平等等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佼佼者。自创自办，贴在木制的专栏板里，嘿，那个喜悦不亚于过了一场场大事。所以，顽强拼搏，振兴中华，成为八十年代青年的崇高理想。大家因之把时间看得比生命还贵重。余海章老师的口头禅当然是善意的，他希望我们整齐了再整齐，好了再好。
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先到安中操场上八圈跑步（学校没有自己的操场），十个引体向上，三十个俯卧撑，回到宿舍，一盆热水从头洗到脚，然后跑步去露天饭堂打饭，开始一天中的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中午午休，我睡五分钟就够了，夜里经常熬到十二点。学校十点熄灯，我常常在十点半以后回到宿舍，舍友有了意见，有人插紧了房门，我就到隔壁宿舍去睡下了。有一回我硬性敲开了门，他们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嘴里不说，心里挺火，拿起枕头底下的日记本，借着头顶射来的路灯之光（我睡在架子床的上层，床头顶着门头上的窗户），奋笔写道：“我相信，若干年后我睡的这张蓝色的简易双层架子床，会被藏进金州历史博物馆；因为这张床上曾经睡过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童年放过牛，饿过饭，受过辱，及长打过铁，练过气功。他什么都经过，什么都不怕。到那时候，安康师专校园的绿色长廊里雕塑着吴建华的汉白玉像，其旁精美地镌刻着他的警世名言。”以后的晚上我按时上床，对着窗外那一抹幽暗的走廊灯光，读过许多书，写过许多伤感而狂妄的日记。
有一天，我做值日生，打扫卫生时，从床下扫出一个纸片，上面写：“我见不得泡沫冲天地洗衣服，我见不得将吃不完的白膜扔进垃圾桶，我见不得富人歪着头对穷人喊，干嘛干嘛？我每天半夜都要跪在床上向白发的老母请罪，是她为我的上学熬硝而被火药把双眼炸瞎。我不理她，我不理她，我从不与她说话，但我爱她，爱得梦幻交加！”
我猜想最后面的这个“她”一定是他心中的恋人，他在思念母亲之后，想到他的恋人，这是青春的象征和生命的希望。纸片我没有保存，但纸片上的内容我至今历历在目。一看字迹就知道是那位同学写的，他生一双圆溜溜黑嘟嘟的眼睛，但眉宇间有一种无法更改的忧伤与愁绪，他总披着三七开的长发，整个冬天就穿一件黄大袄，常年穿着一双解放鞋。很像那时我的行头，但我比他开朗了许多。我从此就暗暗地观察他，发现他每天比我睡得还晚起得还早，但他很少跟我说话，也很少跟其他同学交流，可我相信他卯足的心力，足以改变一个世界。所以若干年后，我打听他的消息时，听到的却是他已神经错乱，我在伤感之余，仔细一想也在情理之中。他是我们共同走过的那个时代的殉难者。那时候考上大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也是乡里乡外为之庆贺的大喜事。但是真的上了大学，挑战与冲突的东西太多，城与乡、贫与富、贵与贱、男与女、优与劣、爱与恨，像一张张网把人的心头笼罩着；像一条条河，将人的头脑冲刷着。所以，在我看来，正常的人都应上大学，否侧就难以提升与成熟。
我们当时的学制只有两年，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三年的专科课程。整个学校像个乡间的打麦场，要在两天完成三天的脱粒与收藏。学生们像是拉车的，老师们像是驾辕的，那个热火朝天，不为别的，只为全社会的教师紧缺，需要节约时间，速成上岗。由于教育教学任务紧迫，安康师专从校长到教师再到普通员工，那种新鲜与忙碌，那种朝气与活力，那种教风与学风，令人终生难忘。我们的写作老师管兴武，他是我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1980年秋我与他同时走近师专校园。由于他要备课，就带我提前入校，与他同住安中院内用竹席裹顶的一间办公室，进门处就是他的书桌和书架，往里面走就是他的木板床铺，铺前空地上放着脸盆，肥皂，洗衣粉，还有纸箱和两个提兜。我夜里与管老师睡在同一张床上，他晚晚备课到深夜，我感觉他饿了，因为我也饿了，那一刻，房子里显得格外凄清，灯光也变得十分生硬，每在这时候，管老师从提兜里摸出一些他爱人从神河捎带的好吃的东西，让我一起解饥。管老师不吸烟，不饮酒，言谈举止十分讲究仪表。他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天都给我布置读书任务，有空就让我谈读书感想。开学以后，我常常去他办公室请教写作，我看见他书桌上批阅的作文不比中学少，最主要的是他对此要求的更高更严，每一位同学的每一篇作文后面都有他的点睛批语或击中要害的指教。有时候，他会托我去分别叫来许多同学，在他办公室里面批面改。管老师善于同大家谈心，从生活到写作，从人生到文学，从做人与作文，几乎无话不谈。因之，我们班里后来的写作人才相当丰富，我至今的钢笔字都与管老师的字体相仿，我仅有的一点散文创作功底，也是从管老师那里学来的。尽管他在十多年后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他影响了我的一生。我经常在梦中见到他，就连昨夜我开始构想这篇短文时，也不知不觉随梦去了他的老家蓝田县，匍匐在他的坟前烧纸！
现在掐指算来，我离开母校已经有27年了。27年来母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前只有两排低矮简易的教室不见了，我们天天走过教室门前泥泞的场地不见了，像个小作坊的校园逐年扩大到了十倍或二十倍，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然后是不断有好消息传来，原先的科制变成了系制，再后来就是把师专变成了学院，气势恢弘的教学楼，花园一样的校园，无不凝聚着“笃学、尚行、励志、创新”的执着校训。一连几年安康市政协会议的大会报告就是在母校的礼堂里听完的。我曾借休会的空间，在此凭栏远望，我看见学校自己的操场那么大，花坛与水池间的绿树生的那么茂盛，干净整洁的校园，不断有着即将开学而熙来攘往的同学身影，可我连一个也不认识，他们自然也不认识我，彼此间隔着岁月的红墙，已是相当陌生。我虚上眼睛回忆着已经去世的管兴武老师、孙国祥老师、王仁法老师，还有那些不知去向而依然健在的老师们，以及那些自从毕业就天各一方而再也不曾见面的同学们，不觉心生寂寞，惆怅难耐。
我忽然感觉母校是一列火车，不断有人上去，也不断有人下来，可她永远年轻，奋进不已。尽管前人不知后人事，但后人应知前人情。所以我乐于写以上的文字，记述我的此番感受：我是她调皮而苦涩的学子，我在她的怀抱里快乐而疼痛地成长过。
准确地说，我毕业后只回母校看望过管兴武、李钦业、姚维荣、吴光坤和余海章等老师以及几位留校的同学；不是我不想常回去看看，而是自卑，母校曾经给过我那么大的志向，使我几经将牙齿咬得滴血，发誓，今生今世不干出令自己满意的事业来，我就无颜见江东父老。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慢慢开始追求平庸、平淡与平静，令我佩服的人和令我佩服的事，不光愈来愈多，而且令我瞧不起的人和瞧不起的事也正在愈来愈少。心情总在平和中打发许多并不平和的日子。
思念母校的时候，我就独自上网。浏览母校的网页，关注母校教师承担省政府“13115”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全国教育科研及规划课题的进展情况，以及“秦巴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汉水文化研究基地”、“教育研究中心”、“电子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农业科技研发中心”、“数学与应用数学研究所”等多个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学术问题。
我这些年，自从发现了旬阳太极城，就一心向里，算不上研究，但迷得太很，从太极、太极图与太极城文化中一脉走过来，脚步丛密，不可自拔。每在迷茫中，我就默念“笃学、尚行、砺志、创新”的精神指南。特别是“尚行”，我需要尽快把旬阳太极哲学城基地建设起来，组织更多的有识之士为之“创新”。泱泱中华民族的太极图式，以其无与伦比的伟大姿态，天然而绝妙地摆放在安康的土地上，我们没有权利放弃，更没有理由拒绝，她一经被发现就成为我们这个民族共有的团结与智慧的象征。如同我心目中的安康学院，一旦走进，就永远成交。作为精神圣母，她不光是安康市的最高学府，她更重要的是千千万万、男男女女学子们的灵魂息居和生命情结。我们同样没有权利放弃，更没有理由拒绝。她，仍然是我们共有的团结与智慧的核心。
安康学院，我的精神圣母！
（作者单位：旬阳县文联）  

心血化雨入诗魂
———徐山林诗词赏析

◎ 张会鉴　李厚之
徐山林作为曾在陕西省的重要岗位上工作长达20年之久的领导干部，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写下的大量诗作，不仅才情横溢，而且大气磅礴，充分表现了作为人民公仆的赤子情怀。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徐山林先后出版了《故园诗笺》、《碧水集》、《黄楼诗草》等三本诗集。三本诗集都出色地继承了“诗言志”的优良传统。《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以言志即用诗抒写怀抱。徐山林的诗是用心写出来的。是将自己的心血付诸笔墨，融和了自己的远见卓识和真切感受，所以不仅诗的意境高远，而且清新真切。赤子情怀悠然现于笔端，如山间清泉淙淙有声。古人云“有第一等襟袍，第一等学识，斯有第一等真诗。”欣赏徐公之诗，信哉斯言！
《故园诗笺》的许多诗是写故乡的。徐山林1935年10月出生于安康县城关镇小北街。不满周岁时，父亲英年早逝，家势衰落，母亲带着姐弟二人，以缝衣、洗衣为生，苦度日月，孤儿寡母，生活十分艰难。徐母是一位刚强有志的女性，她对子女寄托远大期望，下定决心，无论吃多大的苦，也要让儿子上学读书，成为于国于民有用之人。艰苦的生活环境和母亲的坚强意志，促使徐山林从小养成不怕困难、奋发向上，勇于承担的性格。安康自古为巴蜀、荆楚和秦文化的交汇地，南北荟萃，东西交融，文化的多元性、风俗的多样性，使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不拘一格，善于包容的性格。受这种环境的薰陶，徐山林自小即喜欢博览群书，广增知识，这成为他后来坚持在文化艺术领域不懈追求的基础动力。1949年刚解放，年仅14岁的徐山林便欢欣鼓舞地投入新生活，很快成为一名社会活动积极分子，16岁当选县纺织工会副主席，17岁担任团县委宣传委员，后任五里区团委书记，地委宣传部干事。1958年选调陕西青年报社当记者，后又在省农办、农业局任处长，直到1975年回家乡任职8年，1982年10月，升任陕西省副省长才二次离开家乡。《故园诗笺》中的诗就是作者对家乡绵密的情意，诚挚的眷恋的寄托。作者充满激情，赞颂雄驰千里的莽莽秦巴和滔滔汉水，同时状写了山乡的江火，流萤，大坝，梯田，小溪，山花，孩童相呼，四时的景致，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家乡和家乡父老深沉的爱。歌颂秦巴大地山河之美，劳动之美，乡情之美，无不令人欣喜和感奋。看到家乡的新变化，诗人不禁放声高唱：
朴素山河任梳妆，
巧匠精工量短长。
裁段清流作玉带，
披身翠绿着时装。
桃花一片腮飞晕，
平湖几座眸回光。
痴睹俏姿心欲醉，
高歌一曲唱山乡。
《山乡新咏》  
《碧水集》收录了作者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所写的116首作品，诗作涉猎生活层面十分宽广，有对山河面貌嬗变的感叹，有对醇厚民风的颂扬，有对亲情友谊的呼唤，有内心深处喜怒哀乐的倾诉。是一曲心灵之歌，是一幅独具风采的图画。
1975年2月，徐山林被任命为安康地委副书记（兼任安康县委书记），随后升任安康行署专员，安康地委书记。回归乡梓八年，徐山林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始终将自己感情的洪流和老百姓的喜怒哀乐融汇在一起。坚持把老百姓的生存大计，生命安危，根本利益作为工作的最高准则。无论是赴汤蹈火，抢险救灾的悲壮之举，还是除暴安良，为民请命的大义之行；无论是引导群众经济开发，脱贫致富的艰苦奋斗，还是扶贫济困，关爱弱势群体的慈行善举，无处不体现着对人民的赤子情怀。这期间，他写了不少诗，亲民情结挥之不去，解之不开。
青山枉多情，
流水空异声。
灾重年大馑，
万户炊难成。
春荒燎似火，
粮站人如云。
阡陌麦熟远，
心绪日日沉。
《春荒》        
这是徐山林在安康上任之初所见到的揪心景象。当时扱左思潮仍在盛行，某些领导高喊大干多贡献，强迫农民将口粮甚至籽种都作为余粮卖给国家做贡献，加之罕见旱灾，粮食欠收，老百姓家家无粮，饥荒笼罩安康大地。徐山林走遍全县查看灾情，当他在困难户看到一锅野菜不见一粒粮食时，热泪盈眶，忧心如焚，当即筹款调粮，安排灾民生活。以乡为单位，将饥饿引起浮肿的病人集中起来，人均月供30斤粮，4两油，一直供养接上新粮。同时用“康复散”治疗浮肿病人，使广大群众安然度过春荒。
为了领导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徐山林和班子领导成员一道决策：要想富，先修路，大力发展山区道路建设；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力治理月河流域，兴利除害，为粮食稳产高产创造条件；开发秦巴万宝山，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全力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和地方的经济实力。经过6年艰苦奋斗，全区实现乡乡通公路，基本实现人均一亩基本农田，月河等重要流域基本得到治理，“桑、茶、漆、桐、药”等山货特产成倍增长，农民人均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均有大幅度增长，《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对安康的经验作了专题报道。这期间徐山林写的诗词都是政事经历的纪实，有创业的艰辛，有人民疾苦的感同身受，有遑遑求索的忧思，也有热情奔放的胜利赞歌，《筑路》一诗，可见其中之精采：
旗舞石飞车不前，
尘云滚滚遮半天。
岩崩长沟十里吼，
硝烟扑来香似兰。
万臂挥落化巨剑，
高路飞去斩恶山。
人民除去负重苦，
笑乘长车上巴山。
1982年10月，徐山林以政绩显著，被中央任命为陕西省副省长，1986年任常务副省长，中共陕西省委常委。1996年转任省人大常务副主任主持工作直到2001年退休。退休后又被委任为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为全省重大决策贡献才智。徐山林身居高位20余年，胸怀国家，身系人民，以丰富聪睿的政治智慧，以拳拳赤子报国之心，服务三秦，政绩彰著，德高望重，受到各界人士赞誉。
《黄楼诗草》是徐山林担任副省长以后诗作的结集。由于他所处的特殊岗位，这些诗作所表现的往往是全省大事，抒发的都是忧国忧民的大情，阐发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理，我们从中可以生动地看到扶危济贫、除暴安良，发展生产、抢险救灾的宗宗大事，跌宕起伏的时代乐章令人感奋而激情燃烧，动人心魄的真情实感令人刻骨铭心。一位人民公仆对人民的事业一腔热忱跃然于纸上。在《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罪犯》和《诛恶氓》诗中仗义执言：“读罢报章怒冲冠”，“惊闻民女陷倒悬”，“十恶不赦人贩罪，不诛此贼枉为官”！在突发事件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亲临前线指挥救死扶伤，抢险救灾。
1983年7月31日，安康遭遇400余年一遇的特大洪灾，一夜之间汉江决堤，全城覆没，12万人陷于灭顶之灾。徐山林身为全省防汛总指挥，恨不得立刻赶赴现场，但公路塌方中断，车不能行；夜间气象条件恶劣，飞机不能起飞，第二天乘直升飞机到安康，面对九死一生的乡亲，徐山林执手相慰，热泪长流，正如他在诗中所写：
夜半恶涛压城摧，
惊闻桑梓陷重围。
猝睹劫后生死状，
相逢未语泪先飞。
此后他一连数日彻夜不眠指挥抢险救灾，疏散灾民，调运食品，清理废墟，防止瘟疫，规划城市，恢复重建，竭尽全力减少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为新安康在废墟上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水倾城渭水逼，浩荡秦川大汛急。”“金州救灾事未了，宝鸡防讯又踏泥”。“风雨驱车九间房，昼夜兼程过丹江，倒山乱石匍匐过，狂涛恶水战汪洋。”在全省抗洪抢险的第一线，到处都有他的身影，到处都留有他的足迹，生动体现了人民公仆对人民的挚爱之情。
徐山林大量诗作表现的是对家乡安康经济开发，文化建设，社会进步的关注和期望。时时刻刻以实际行动兑现“愿效春草报春晖”的诺言。几十年来，他身居高位，却一直念念不忘家乡的发展，为家乡的贫困而忧虑，为家乡的发展而高兴，从安康水电站库区移民安置到瀛湖、香溪洞、南宫山风景区旅游开发，从倡导一年一度的“龙舟节”到支持保护汉剧，从修建天柱山景区道路到修建龙王山景区道路，从援建希望小学到建设残疾人技术培训基地等，处处都流下他的汗水，倾注了他的睿智和心血，成为安康人心中的丰碑，启示来者，激励后人。
2005年10月17日，徐山林在自己70寿辰之际，决定将自己60余年收藏的全部藏品，捐赠给生养自己的家乡，安康市博物馆专门开辟“藏一角”展馆，展出这些赠品。展馆共分五个部分，分别是《邮海大观》、《古今通宝》、《摭券天地》、《书道丹青》和《书卷芸香》。展品有清代、民国和建国以来的邮票和世界各国的邮票；有中国历代货币和198个国家的纸币、金属硬币和纪念币；有全国各省市400多处名胜古迹的门票，曾经发行过的布票、粮票、油票等；有包括钟明善、吴三大、贾平凹、雷珍民等大家的书法作品和张仃、方济众、刘文西、王西京、方颚秦、苗重安等大画家的画作近百幅，还有一万多册珍贵图书。原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陈德铭盛赞“这些珍贵的收藏品必将惠及今人，泽及后世。”“必将在安康这块青山绿水之中萌发出脉脉的文化意蕴，薰染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藏一角”开馆以来，人潮涌动，争睹为快。人们不仅为稀世珍品所吸引，更为徐山林的赤子情怀所感动。厚厚的几大本留言薄，记载着安康人民对徐山林的敬仰之情，有两幅对联写道：“山高名四海，林深藏一角”；“为官为人誉满长安德如山，能诗能书慈播三秦善成林”。抒发了观众发自内心的赞誉，也代表了安康人民共同的心声。
徐山林在《题黄楼》一诗中写到“三千日夜甘与苦，十万关山风共云。殷勤已付飞霜去，心血化雨入诗魂。”读了徐公的全部诗作，我们深感这是诗人内心的真诚写照。那“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英雄气势，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放风格，那“愿效寸草报春晖”的赤子情怀，字字句句均是诗人心血所化，心血铸成的诗魂，光照故乡，激励后人。
（作者单位：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安康记者站；安康历史博物馆）

大山摇出来的画家
———石峰山水画展观后

◎ 茹　桂
看了石峰的山水画展览，不由地想到作者其人，他出生在大山的怀抱，名字和大山紧密相关：原名石振岳，现名石峰。从十几岁开始便在西安美院附中与我同窗，“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当生活干事，我是班主席，我们相处很快乐、很协和，一切历历在目。画如其人，他的作品那么质朴，那么诚挚，那么亲切，尤其使人惊喜的是，石峰毕业后辗转陕北、陕南四十多个春秋，从基层文化工作到报社新闻记者，他在从事新闻和教育工作之余，还一直眷爱着自己的艺术。他的山水画作品，使我感到惊异，是在原来有限的素描、速写、水彩等基本基础上的硬磨硬炼，又吸纳了山水真气而成的。山水画犹如文章中的散体最讲远近虚实、先后层次、笔墨意趣，而这正是石峰所尽力追求的。线用得苍劲、灵动，转折自如又不离乎形；墨色翁郁润泽、敷彩惜如金，随浅深布置，都在紧要处，并且能与墨色相发相映。他的画展证明了一个真理：一切艺术都是在非艺术的生活中形成的。石峰长期奔波、浸泡在大山里，大山也给了他回报，硬是把他摇出来了。我说他是在大山中摇出来的山水画家。四十多年了，他本身就是山的一部分，如同大山一样质朴、大山一样厚诚、大山一样坚韧，同时又深藏着大山的灵气。他的画的个性特点就是景深、情深。那气质也带点大山的气质。不像有些画家，胸中无物，也谈不上感受，泼墨布彩娇饰，进行所谓“宣泄”，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就是感情发泄，发泄他的感情。感情不但有真伪、有高低，而且有雅俗之分。石峰一直是感情深厚，倾心于大山、倾心于人民，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此在他的作品里边，生活气息很浓郁，给人感到很亲切、很淳朴，大有“欲神游于其间”之感。
石峰的画画到这个程度真是谈何容易，在他多年的实践磨炼中，基本功有了，生活气息又那么雄厚，见识又那么广泛，现在要比赛的就是画外之功、涵养和年龄。在后一方面，谁活的时间长，谁的成就就越大。当然不能白活，不能坐着活、混着活，还要有节奏的耕耘，在有节奏、有季节性的耕耘中来调节自身———调节客观、调节笔墨、调节物与我的关系。既用艺术滋养自己的生命，用生命再创造艺术。艺术既可以滋养生命，自然可以熏陶生命，健旺的生命力再推动艺术的创造。所以我希望石峰同学胸次于山川相融、笔墨与烟霞互通，多注意强健身体，好好总结、好好吸纳。

（本文原载《三秦都市报》，《石峰山水画集》代序）
（作者：西安美院教授、著名美学家、书法家）

磨砺人生的“秦岭梦”

◎  石　峰
光阴似箭，五十四年的艺术生涯已经倏尔而逝，磨砺人生的秦岭大山，始终萦绕在我的梦幻之中。它既为我设计了人生的痛苦历程，又为我造就了艺术的快乐。谈起“苦乐观”，使我想起了同窗好友茹桂在《苦乐斋札记》中说的一段话：“艺术家的整个活动说透了就是自找苦吃，苦中作乐，无中生有，把讨来的痛苦留给自己受用，拿作成的欢乐奉献与他人享用”。可见，艺术家都是靠咀嚼痛苦而成熟的。
在我生命与艺术的磨砺之中，我一生都对大山情有独钟。青年时代的十八年我奔波在跌宕起伏的黄土高原。人生中的五十七个春秋我怀着饱满的激情依偎在秦岭大山的怀抱。秦岭大山不断地和我沟通情感、向我呼唤。它既酿成了我的痛苦，又赐给了我的欢乐，既雕琢了我的灵魂，又滋养了我的艺术。
我出生在秦岭大山之中，少年时代就开始编织五彩缤纷的“秦岭梦”，胡涂乱抹的童心画，既天真又稚拙。秦岭的阳刚之美，给我少年的心灵播下了美好的种子。青年时代，我带着大山的乡土气息考入了西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专科，艺术终于向我敞开了大门。它为我描绘秦岭风光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
从秦岭大山到省城学画，首先就要承受痛苦的折磨，那时没有公路，为了圆梦，我爬山涉水和秦岭大山共享着沧桑风雨的洗礼。历经三年的艰辛学习，在胡明、王崇人等老师的精心培育下，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奠定了扎实的绘画基础。
1956年8月，我如愿被分配到令人心醉神往的延安，十八年的风风雨雨，历经了各项政治运动的洗礼和生产运动的磨砺，充实了我生命的底蕴。延安精神陶冶了我的灵魂，延安是哺育我健康成长的母亲。
1974年8月，我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回到了秦岭大山的怀抱。为了艺术，我登颠峰、观云岭，跑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心中蕴含着说不出的高兴，我更加渴望用山水画去展示秦岭的雄姿。1980年，家乡的青山秀水勾起了我作画的欲望，倾尽工作之余的时光，创作了《山区党校》、《江口新貌》两幅作品，雕缀小媚、无笔无墨，好在是一种探索，至今我仍悉心保存。1985年我结识了著名画家何纪峥先生，此后开始在先生的指导下临摹何海霞山水画，兴趣盎然的临摹，竞然发展为酣痴成癖。
1987年夏天，重返西安美院深造的念头欲加强烈，在县委书记白智民的支持下，一份带资学习的通知书使我如愿以偿。报到后先在师范系本科班学习人物和花卉，后转入李习勤和陈国勇先生主办的国画班学习山水画。班里数我年纪最大而功底最薄。面对历史名家的作品临摹，既感惊喜又觉空虚，我不得不从头学起。一张临品，除了白天苦临外，晚上经常熬到三更半夜。这年冬天，在老师的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苦练，不仅临完了《雪景寒林图》、《庐山高》等作品，还创作了《秦巴初雪》，这是进修学习的第一幅创作，也是第一幅获奖作品。
1988年夏天，我先后两次深入到秦岭山区写生，从秀岩层叠、翠松碧水的岭南到巍峨雄浑、烟云飘渺的岭北，秦岭大山洋溢着春蕴和生机，展示了它那生命韵致之美。造型、造意、写景融情，使我得到了不少写生手稿，并为山水画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美院的进修，是我艺术人生的重大转折，它把我从痴迷山水画的心理欲望引导到思造化、思精神和富有生命内涵的美学境界。
20多个春秋，我在从事山水画创作中，曾经举办过三次个人画展。其中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等单位于1996年10月在西安美术学院为我举办的山水画展，使我受益匪浅。专家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的评论发言或褒扬、或点化，难能可贵的远思高论和热情的赐教，使我情骋神怡，了然于胸。它使我懂得了艺术应该在生命的境界和心灵的幽静中升华感情、净化心灵。不断调节自我、感悟客观、揣摩物我之间的关系，力争把个人精神融化到物象之中。以便达到物我皆化，使自然景观融入胸中、见于笔下。2002年5月，隆重的中国安康市第三届龙舟节为我的晚年山水画展带来了机遇，宁陕县委宣传部和有关单位为我举办的《山川秀美》画展，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安康画展之后，岭南风光更加使我心驰神往，这里千峰竞秀，景物浩繁。县城以北有秀峰重叠、壁立千仞的长茨峡。烟林清旷、飞瀑三叠的“九龙潭”。草木华滋、翠松苍柏的高山草甸。县城以南山青水秀，自然景观纯净而幽韵。意趣盎然、风景秀丽的渔湾、碧水环抱的“月镜双辉”，润泽苍翠的天花山和“十八丈瀑布”吸引了不少省内外的文人墨客。我在岭南写生创作达六年之久。“一艺之成、良苦用心”100多幅苦心创作的山水画，由写形、写意、写精神到写时代。反复的砺练使我的创作心灵从诸多关系中脱离出来，不少作品从立意、意境、笔墨逐步随着自己的思路得到延伸。流畅的墨峰和精神悠远的意境相融合的三十多幅代表作使我时常感受到自己的心身皆沉浸在浓郁的墨香之中。其中有《无限风光在险峰》、《秦岭晨照》、《山高水长》、《秦巴春早千峰秀》、《渔湾春草》、《东河新貌》等。这些代表作构图新颖、风格各异、或水墨淋漓、或随类赋彩、或积墨浑厚、或淡雅秀润。既倾吐着奇峰竟秀的阳刚之气、又舒展着青山秀水的阴柔之美，这些景深、情深、意深的作品，既磨砺出自己的画风，又歌颂了时代的精神。
晚年的“秦岭梦”，秀出了我生命的顽强和心灵的幽静，它促使我的艺术由稚拙逐步走向成熟。吾今追昔、深感来自不易。为此，我借编印《石峰山水画集》之机：对曾经关心和支持我的领导、尊敬的老师、同窗好友和篆刻家穆德新好友谨表谢忱！同时感谢我的老伴和孩子们对我的支持和关怀。
在我七十五寿辰的“红五月”里，编印《石峰山水画集》圆了我一生的“秦岭梦”。这本画集经过精心编撰、它以形美以感人、意美以悦心的意境，传递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从而使“秦岭梦”蕴涵着静谧隽永的情趣。
“夕阳无限好、扬鞭自奋蹄”，在艺苑之中，我虽然是一个姗姗来迟者，但我仍然眷恋着山水画创作。晚年之作既言志于自然。又言于精神，咫尺之间，夺千里之趣、亦非易事。为了追求精神与自然的相互交融，我必须怀着内心的清亮与快乐，不畏尘俗所羁绊，不为名利所诱惑，以画为乐，寄乐与画。以愉悦延年益寿，用墨宝写意人生。
二○○七年四月于宝鸡

石峰，原名石振岳，号苦瓜客，画室苦瓜斋。1932年4月出生于宁陕县东江口镇，祖籍河南省洛阳市。1956年分配到延安地区从事群众文化艺术工作，曾任延长县文化馆长，延安报社记者、编辑，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74年调安康地区宁陕县工作，先后任农业大学副校长、县委党校副校长、江口中学校长和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等职。1995年至2002年先后在安康市和西安市举办山水画展览。1998年至2005年先后荣获“海峡两岸德艺双馨艺术家”、“安康市德艺双馨会员”和“安康市优秀美术家”等光荣称号。出版有《石峰山水画集》，2008年12月因病逝世。

开发“陕南红色旅游”之我见

◎ 巫其祥
一、什么是“红色旅游”？
红色旅游是指以革命纪念地、纪念物及其所承载的革命精神为吸引物，组织接待旅游者进行参观游览，品味革命实践，学习革命精神，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振奋精神，放松身心，增加阅历，见证历史，激发爱国热情，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和人民政权来之不易的旅游活动。红色旅游是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生态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见证历史的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的一种新型的主题旅游形式。打造红色旅游的线路和红色经典景区，既可观光赏景，也可了解革命历史，增长革命斗争知识，学习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培育新的时代精神，使之成为一种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将构成发展红色旅游的强大物质基础，正在成为人们参观游览的时尚和热点，将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
二、陕南是名符其实的革命老区
陕南，是一片被英雄鲜血浸染的红色土地，是当年川陕和鄂豫陕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区域，在全国苏区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七十四师、陕南抗日第一军和陕南游击队，以及李先念、贺龙、徐向前、王震、许世友、徐海东、郑位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二百多名将帅先后在这里浴血战斗长达三、四年之久，创建了川陕和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及陕南苏区。他们在陕南苏区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革命武装，壮大党的组织，坚持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主力红军北上抗日撤离陕南苏区后，一部分留守红军官兵和当地游击队，前后又坚持了10余年的浴血奋战。有数万陕南人民惨遭国民党和地主返乡团杀害。解放后，据不完全统计，陕南三市被定为烈属，红属的约9万多户。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陕南人民送出了自己优秀儿女十余万人参加红军和游击队，支援红军和苏区政府大批粮食、衣被和军需物资，参加运输、救治伤员等支前工作，陕南人民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有力配合了陕西乃至西北的革命斗争，牵制了国民党军对红军和延安党中央的围剿，为党和军队培养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受到红军将领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徐向前同志说：“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在战争中承受的牺牲、苦难、压力，事实上早已远远超出了他们所承受的限度。”、“如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许多老同志，每谈起在川陕地区的活动，总是念念不忘陕南人民”。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和意义”。难怪当时有红军将领提议：把陕南作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后的落脚点。21世纪初，陕南被国务院正式批准为革命老区。
在陕南，红军战斗和工作的革命遗址遍布各地，大小共有数百处；红军使用过的物品、书写的红军标语等革命文物极为丰富；红军的故事传说、红色歌谣至今还在广大群众中流传。生动地再现了当年党和红军以及李先念、徐向前、贺龙、王震、许世友等老一辈革命家血与火的光辉历程。
三、陕南丰富的红色旅游景点
安康市：
安康烈士陵园和纪念碑
汉滨区紫荆乡胡家院子“陕南抗日第一军”起义遗址
汉阴县陕南抗日第一军纪念馆（正拟建）
汉阴县将军墓及革命烈士陵园（何振亚、杨弃、康萍）
紫阳县芭蕉口抗日时期地下中共安康地委遗址纪念碑
紫阳县南城门解放军布告遗址
紫阳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和烈士陵园
宁陕县江口镇张文津、吴祖贻、毛楚雄三位烈士纪念碑
宁陕县四亩地中共宁佛工委和宁佛根据地遗址
旬阳县“红军老祖墓”
旬阳县红军纪念馆、纪念碑
平利县革命烈士陵园
镇坪县革命烈士陵园
岚皋县革命烈士陵园
石泉县红军纪念广场
石泉县云雾山红军洞
汉中市：
南郑县龙岗寺中共陕南特委代表会遗址
南郑县川陕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洋县华阳革命烈士纪念碑（李先念题碑）
洋县华阳苏维埃政府遗址
洋县华阳红25军司令部遗址和红25军当年书写的标语
西乡县钟家沟红四方面军司令部遗址（司令员徐向前）
西乡县私渡乡鸡公田“陕南游击队”（红二十九军前身）起义旧址
西乡县楼房坪“川陕赤北县第五区苏维埃政府”旧址
西乡县骆家坝“马儿岩区苏维埃政府”、“红二十九军军部”及“马儿岩反革命事变”旧址
西乡县延水乡竹园子陈浅伦烈士故居（陈浅伦红二十九军军长）
西乡县两河口革命烈士陵园
西乡县革命烈士陵园
镇巴县渔渡青鹤观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陕南县委和赤化区苏维埃政府遗址。
镇巴县红四方面军留下的石刻红军标语。
镇巴县革命烈士纪念塔
商洛市：
商州区革命烈士陵园
商南县白鲁础区苏维埃政府遗址
商南县刘家花屋区苏维埃政府遗址
商南县梁家坟中共鄂豫陕特委成立遗址
商南县梁家坟乡碾子坪村大西河口红七十四师诞生遗址
商南县白鲁础乡下白鲁础关帝庙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遗址
商南县赵川镇前坡岭战斗遗址
商南县耀岭河千家坪豫鄂陕边区第三分区驻地遗址
商南县赵川镇中共商洛地委、行署、军分区旧址
丹凤县中共龙驹寨特别支部遗址
丹凤县革命烈士陵园
丹凤县徐宝册同志纪念亭（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
丹凤县大峪乡丰地沟西沟老院中共鄂豫陕边区成立遗址
山阳县袁家沟口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遗址
柞水县红岩寺戏楼李先念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演遗址
四、开发陕南红色旅游的意义
1、有利加强对陕南革命老区的宣传，提高其知名度。陕南作为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但是，多年来，对于陕南革命史的宣传十分薄弱，外界对陕南是革命老区知之甚少。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几位记者来汉阴采访，见到《陕南红色歌谣》一书说：“我们只知陕北是革命老区，根本不晓陕南也是革命老区”。即使省级机关和西安市民，知晓陕南是革命老区的也不多。因此，我们应该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全方位宣传陕南革命老区。一是利用重要活动，及时宣传陕南革命老区。比如安康龙舟节、汉中油菜花节、紫阳民歌节、平利茶文化节、汉阴油菜花节等，都应以“唱红歌、传红言”为主要内容。革命老区是红色文化的发源地，是革命老区的特殊资源和优势，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和特有的精神气质，群众喜闻乐见。红歌是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唱红歌是弘扬红色文化的形式之一。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让弘扬红色文化和加大老区宣传力度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促进老区加快突破发展。二是出书编志。组织力量，重视搜集、整理、挖掘老区史料，编辑出版《陕南革命老区》、《红色丰碑》、《红军在陕南的故事传说》、《陕南老区革命遗址》、《陕南红色歌谣》（已出）、《陕南抗日第一军》（已出）、《血染东江口》（已出）、《廖乾五》（已出）、《陈浅伦》等。三是请作家、艺术家编写创作以陕南革命老区为题材的剧本、电视剧、电影、小说、散文、诗歌、舞蹈、音乐、书画等形式的文艺作品，宣传陕南革命老区，营造全社会关爱支持陕南老区的氛围。
2、红色旅游助推陕南突破发展。陕南突破发展的路子怎么走？各市县区都在积极探索。我以为开发陕南红色旅游，以红色旅游景点、自然风光和人文民俗景点为依托，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促进陕南人民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是陕南突破发展的一条重要新路子之一。陕南地处我国秦巴山区中心地带，为我国南北过渡地区，又是革命老区，有许多红色景点正处于我国独具特色的自然风景区，生态良好，既有景色秀丽的奇山异水，又有如画的田园风光，还有众多的革命历史和传统人文历史遗迹，深厚的红色文化和传统文化积淀，已经形成了一批重点景区。随着西汉、西康、西商等高速公路的通车和农村地方道路网的建成，必将为周边省市和全国城乡来陕南旅游提供了巨大客源市场。
西安晚报今年上半年组织了几次到井岗山和江西红色旅游，报名者十分火爆。云南丽江石鼓镇渡口红军长征纪念馆年接待游客10万人。据有关资料统计，旅游业每直接收入1元，可带动商业，饮食、交通等相关行业的收入增加6元；旅游每增加1个直接就业人员，能为社会创造5个就业机会。
3、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陕南革命老区拓展教育功能，依托众多红色革命遗址所承载的丰厚革命历史资源，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寓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努力满足广大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旅游者通过学习性、参与性和一些景点的故事性，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对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深切感悟和对伟大祖国的深厚感情，民族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接受教育中得到升华。这些红色景点，向人们诉说着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无数民族精英，为了民族自由解放，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这对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有重要的作用。
五、开发陕南红色旅游的几个问题
1、制定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早在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这说明，国家十分重视和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陕南各市县区蕴藏着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应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充分发挥陕南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发展红色旅游，把红色旅游作为一个地方的产业支柱，加快市县域经济突破发展。当前，应由市县区主管部门牵头，组织文化、城建、党史、方志、民政、老科教、老促会等部门的专业人员，对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进行一次全面实地普查，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市县区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实施意见》。然后按照规划，统筹安排，先易后难，分期实施，滚动发展。
2、加快红色景点建设。在景点的开发修缮中，要突出重点，突出特色、科学开发，要保持“原计原味”，尽可能依照原样原貌修缮，要切合当时当地的实际，庄严朴素纯真，不能搞得过余奢华、花俏，脱离当时当地的实际，而失去了革命的意义。还要避免雷同和重复建设。同时，要加强景点的道路建设，安全设施，吃、住、行、购、娱设施的配套要跟上。大力发展“农家乐”为支撑的红色旅游和开发红色旅游产品。
3、与相关的旅游密切配合。红色旅游不能孤立地、单纯地进行。首先应与抗日纪念地结合起来，与悠久的人文历史、传统文化、优美的自然景观和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旅游紧密结合，使之丰富多彩。并力争加入“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景区”和“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的大行列，就有了正规的长期的客源保证。
4、醒悟过来，加强领导。红色旅游是陕南的优势，是我们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一张名片。有一位领导说得好：“我们觉醒得有些晚”。没有发挥好这个优势，没有打出这块金字招牌和这张名片，与全国相比，我们晚了一步。现在，我们应该猛醒，特别是党政领导，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真抓实干，乘势而上，采取得力措施，加快发展迎头赶上，陕南的红色旅游定会方兴未艾。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阴县经贸局）

历代文人咏香溪诗词浅析（六）
◎ 李友权
香溪暮归
刘绍基
晴来爽气蘸柴门，
采药独行溪上原。
归马别山山欲暮，
万家灯火送黄昏。
这首七言绝句，内容极其单纯，读来明白如话。它写了诗人从早到暮在香溪道旁的山坡上采药时的感受。但是整首诗中所透露出的那种和平宁静的气氛，那种恬然自得的意蕴是最为感人的了。
“晴来爽气蘸柴门”，清晨诗人，身背药囊，准备上山采药，当他一打开柴门，映入眼帘的竟是一派明朗开豁的自然景象。连读者也为之心胸豁然了。“爽气”一词的出处，见《世说新语·简傲篇》：‘西山朝来，致有爽气’。此后诗中就多指清晨山野间清明的景象。如韩偓诗云：“西山爽气生襟袖”，蔡松年诗也说：“爽气染出千林赤”。第一句诗中的那个“蘸”字用得极为新颖，“蘸”本来是以物浸水。而这里是指诗人的家门被那清爽之气所浸染，正有白居易诗中“影蘸新黄柳，香浮小白苹”的那种况味。由此可以推想诗人上山采药时十分惬意的心境了。
“采药独上溪上原”说明诗人是形单影只，只有四周的自然景物与之为伴。
采药人是那样专心致志，以致忘记了时间的长短。“归马别山山欲暮”，当他见到“归马别山”时，才发觉暮色将要笼罩山溪了。“归马放牛”是用来比喻战争结束时的和平景象。杜甫诗中就有：“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由此可见，诗人把放牧在山坡上的马，称为“归马”是有其双重意义的。一是显示出山野间和平静宁的气氛；二是以归马之超逸来映衬诗人不受拘束，超然物外的那种情致。
“万家灯火送黄昏”，夜幕渐渐降临了，诗人这时可能是站在香溪洞的山巅上，极目远眺，看到了安康城内先先后后点燃的万家灯火，把黄昏彻底送走了。这时山间本来是夜静寂寥的时候，可是诗人却以见到的万家灯火入诗，就又增添了一些热闹的景象。以热闹反衬出闲静，这是一种多么高妙的表现手法啊。
（作者单位：安康教师进修学校）

安康市第二轮地方志书评审管理
暂  行  办  法
安市志委发［2010］1号
根据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陕西省政府《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和安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贯彻《陕西省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的通知的要求，本市部分县区和市直有关部门，相继启动了第二轮县区志和部门志的编纂工作，为体现地方志书的科学性、系统性、真实性、权威性，确保续修志书质量，规范志书评审标准，特制定本办法。
一、审稿办法
编纂安康市第二轮市、县（区）志、各专业志、部门志、行业志书要树立精品意识，确保志书质量，在进行志书编纂时，要做到编纂指导思想明确，资料丰富翔实，体例科学规范，要系统、真实、全面地反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市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情况，使志书充分发挥为现实服务，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为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作用。
（一）坚持地方志书的三审制度
1、一审，即初审。《安康市志（1991—2010）》的初审由市地方志办公室承担；县（区）志书的初审由各县（区）地方志编委会承担。根据初审意见修改后，报市地方志办公室复审；各专业志、部门志的初审由各修志单位自行组织。初审要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地方志书质量规定》、《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行文规范》的要求和各县（区）、各部门、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对志稿进行全面的审读评估。重点是对志稿的体例是否完备，志、记、传、图、表、录的应用是否恰当，分类是否科学，统属是否合理，详略是否得当，资料有否缺漏，记事角度是否准确，行文是否规范等进行认真地审查。
2、二审，即复审。《安康市志（1991—2010）》的复审由市地方志编委会组织评审委员会承担，在对志稿进行全面评审后，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形成送审稿，报省地方志办公室评审批准；县（区）志复审由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评审委员会评审，各县（区）承办。各县（区）根据市评审意见修改后，报省地方志办公室预备终审；市级各专业志、部门志的复审由各主修单位组织本行业、本系统及相关部门的领导、专家及相关人员评审。根据评审意见修改后，报市地方志办公室预备终审。各县（区）志和各部门志、行业志稿按复审意见修改后，送省、市地方志办公室预备终审的同时，要呈报详细的《送审报告》，说明志稿的编写、评议、修改过程和志稿的体例、资料以及复审意见。复审意见的重点是对志稿能否反映断限内该地域、该部门、该行业发展的轨迹及现状，记述是否全面、客观、准确等做出评估。
3、三审，即终审。《安康市志（1991—2010）》的终审由省地方志办公室主审，具体评审方法由主审机构确定；各县（区）志的终审由省地方志办公室主审，具体评审方法由主审机构确定；市直各部门志、各行业志的终审由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评审委员会主审，评审委员会成员和评审方法确定后，由修志单位承办。终审时，要严格遵循《地方志书质量规定》和《陕西省第二轮三级志书行文规范》的规定。
（二）实行编委会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
安康市、县（区）志的总体审稿工作实行市、县（区）志编纂委员会领导下的主编负责制。各级志书主编应保证志书内容的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规范，特色突出，语言简洁流畅。
二、评审要求
各县（区）志和市直各专业志、部门志报送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复审志稿和终审志稿，均应在复审或终审的两个月前将志稿装订成送审样稿大本，送达评审样稿大本10份。由市地方志办公室按市编委会授权，组织评审委员会成员审读。志稿评审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参会人员，由市评审委员会与修志单位商定后，由修志单位承办。
三、评审费用
凡由市地方志书编纂机构复审或终审的志稿，参照省地方志办公室对志书评审费用的标准，市地方志办公室可按志稿字数收取相应的评审管理费：志稿字数50万字以下（含50万字）5000元；50－100万字8000元；100―150万字10000元；150万字以上12000元。
对评审委员会评委应支付评审费，评审费按每人800元左右（由市地方志办公室视评委承担的志稿内容多少难易程度确定到人）。
遵照书媒出版行业关于审读费用“谁主修，谁付费”的原则，评审管理费和评委审读费由受评志书主编单位支付。
本规定由安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负责解释。

宁陕县续志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 宁陕县县志办
宁陕县自2007年10月启动第二轮修志工作以来，遵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精神，始终按照省、市方志部门部署和要求，立足宁陕实际，本着“求真存实、以史为鉴，资政育人，服务大局”的工作思路，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部门、乡镇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修志模式，突出领导，责任落实，加大业务培训和检查督促力度，全面推进《宁陕县志》的续修编纂工作。截止2009年12月底，在91个参编部门（乡镇）中，共交稿81份，约120万字。其中：已定稿的36家，正在修改的45家，未交初稿的10家，分别占39.56%、49.45%和11%。搜集图片1500余幅，立传、简介人物资料51人，受省、部级以上表彰的36人，副高级专业技术人员82人，优秀学子14人，共计183人。搜集宁陕名片6个，检索资料40余万字，完成了“文化大革命”前志补遗，搜集整理民间俗语近千条，达一万余字，民间曲子十二首，汉剧选段近十首。修志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被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评为“2009年度先进集体”。
两年来，为加快《宁陕县志》（1988—2007年）续修编纂工作，县档案史志局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克服经费、人手不足等困难，淡漠名利、自找压力、快乐修志、和谐修志，干中学，学中干，全力加强对91个参编部门、乡（镇）县志初稿编写的督促审改工作。去年以来，根据全县面上续志初稿编写进度情况，集中人力和时间，对各承编单位初稿编写进行了分批督查指导，通报了情况，对20个单位下发了“催办函”，召开评稿会、座谈会、征求意见会200余人次。对单位、乡镇报来的初稿，按照编辑分片包干制度，随到随改，反馈修改意见，直至志稿成熟为止。2009年8月24日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听取修志情况汇报，解决修志经费、人员用车等问题。9月份，对尚来完成初稿的单位采取电话联系和逐个上门进行督查指导，努力争取部门领导的支持。
用“只争朝夕”的精神，抱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负责的态度，再鼓干劲、再添措施，于春节前完成欠稿任务。
由于各单位领导重视，把修志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实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的领导机制，明确分工，夯实责任，强化措施，切实做到领导、机构、人员、经费、任务“五落实”，为修志工作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同时，还动用必要的行政财力资源，促使志稿在规定的时间内全部汇集到县志办，给志稿总纂留有回旋空间。

父爱生死界

作者：柳德米娜·彼德卢什卡娅
编译：刘汉英                      

2003年隆冬季节，地处莫斯科市中心的国家大酒店，门前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死6人，伤7人。几天后，死者中的一名十五岁女孩竟然复活了。女孩的父亲用坚守感动了上帝，创造了父爱跨越生死界的奇迹。
这天上午，一家三口乘坐的巴士刚开进繁华的特沃尔斯卡商业街。女儿站在靠前的位置，父母坐在后排座位。突然，前面的小车爆炸了，气浪将女儿抛到了车箱后位，当场气绝。救援当中，医生证实，父亲怀里抱着的女儿已经死亡。父母不相信这是事实，他们坚持爬上救护车，跟女儿一起到了医院太平间。女儿躺在那里，没有脉搏，没有呼吸。医生告知父母，他们可以回家了，下一步就是准备办丧事吧。但他们不走，他们要等待确切的死亡诊断报告。这位父亲悲痛欲绝，他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女儿。他要为女儿做最后的努力。
他先对医院的布局情况做了一番侦察，然后将不停哭泣的妻子送回家。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叫醒隔壁当护士的邻居，向她借了医院的白大褂。然后，他带上家里所有的钱，赶到最近一家医院，在那里租了一辆救护车和一付担架，还收买了一名男护工。凌晨两点左右。他驱车前往停放女儿尸体的医院。一路畅通无阻，他们停好车，穿过地下走廊，直奔太平间。那里没有一个人，他和护工用担架把女儿抬出太平间，乘电梯，到达三楼重病监护病房。他打发走了护工，然后去找值班医生作交易，他拿出一笔钱给医生，请医生允许他的女儿住进重病监护病房。医生看的很清楚，小姑娘已经死了。但是，这位年青医生急需用钱：他的妻子刚刚给他生了一个女儿。由于妻子和母亲不和，妻子哭，孩子闹，夹扳气让他焦头烂额。眼前这笔钱，显然是这位神经病父亲付给他的劳务费。或许他能把死公主给救活了？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小家庭租一套公寓两年的花费。
医生答应了父亲的请求，还给他找来了病号服和行军床，便于他陪护。女孩躺在那里，像一尊美丽的大理石雕像。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女儿。医生在女孩周围开始忙碌，给她打针，做人工呼吸，身上连接着各种仪器。他要用他所能用的一切复苏手段试一试。事实上，这位年轻医生是个职业狂。在他看来，医生的成就，莫过于起死回生更具挑战性了。即使这位父亲瞌睡地合上了眼睛，他也不肯偷懒。
父亲睡着了，他在梦里仍然牵挂着女儿，他要去看望她，就像到夏令营去看她那样。他准备了三明治，走在绿草如茵的田野里，看到一幢巨大的宫殿，拱门像彩虹一样高远，花园里有流光溢彩的喷泉，喷出的水花在顶端形成美丽的王冠。父亲走过草坪，走进宫殿，拾级而上，他看见了女儿站在那里。他叫女儿的名字，女儿似乎很惊呀，好像父亲打扰了她。“我带了三明治，你喜欢的那种。”父亲说着打开他的小包，里面是两块夹有腊肠的面包片。他想让女儿看看里面夹着多好的馅，他掰开面包片。但他看到的是一个带血的心脏。父亲吓一跳，心脏怎么没有煮熟？他赶快合上面包片。尴尬地对女儿说：“我把三明治拿错了。我去给您重新拿一个来。但是，女儿马上走过来，要吃三明治，父亲赶紧把三明治藏在口袋里，用手捂着，不给女儿。“你不能吃这个东西。”“把它给我！”女儿抓他的口袋，突然她的手臂变得惊人的长……父亲心里明白，自己是在天堂，如果女儿吃了这个三明治就回不去了。他转身拿出三明治，一口吃了带血的心脏，两口吃了带血的面包。这下父亲放心了，至少，他可以死在女儿前头。突然有人说话：“快醒醒！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他睁开眼睛，眼前是医生模糊的脸。“我听见了，”“你是什么血型？”“和我女儿一样。”“你确定？”“我确定。”
他们把他的左胳膊固定起来，扎上针头。“她怎么样？”父亲问。“你指什么？”医生嘟哝着说。“她还活着吗？”“躺下，躺下，”医生不置可否。父亲感觉到自己的血在缓缓地输进女儿的身体，他很欣慰，他愿意把自己的血全给女儿，只要女儿能活，他不怕死。他又睡着了，他又见到那座宫殿，女儿不在。他四处寻找都没有。他坐在沙发上，然后躺下。他满心欢喜，因为他觉的女儿离开天堂回家去了。他可以休息了，他太疲惫了，他在梦里又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他的女儿像一阵旋风刮进房间，抱住他的右手臂，长指甲掐进他的臂弯。他痛得大叫一声，醒了。医生正在给他挂吊针。他身上也连着心肺机电线。医生说他刚抽过血，需要输液，而且他的心脏情况不太好。
女儿在他身旁，似乎有了微弱的呼吸。他突然想起妻子，应该给妻子打个电话。他借医生的手机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他想妻子一定正在四处找他，一定会去太平间找他，因为妻子会认为他在太平间里守着女儿。如果妻子在太平间发现丈夫不在那里，女儿又不见了，会怎样疯狂呢。他应该去太平间看看，可是身上连着吊针和电线，不能下床，只能躺着。躺着就犯困，他又睡着了。当他醒来，发现女儿不在身边。他急忙问护士女儿哪去了。护士告诉他，他女儿被送去机房做大脑和全身检查去了，让他放心。
晚上，他终于有机会溜出病房了。他光着脚，穿着病号服，从楼梯间悄悄往下走，活像个幽灵来到地下室走廊。他沿着箭头找太平间。一位穿白大褂的年青人叫住他，“这位病人，你来这里干什么？”父亲不想多作解释，他要赶快去太平间看看，就撒谎说：“我到太平间去，我的文件忘那儿了”“你说什么，你是从里面出来的？”“是，我的报告书在里面。我想回去拿。”热心的白大褂一边护送他一边说。“我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是说你活过来了？”“我活过来了，周围没有人，我就出来了。”“太好了！”热心的白大褂激动地说。
太平间值班员看见他们俩进来就大发牢骚。“我今天真是见鬼了。一大早就有人来，说我把死人弄丢了。”父亲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说：“是位女士是来找女儿的吧，没错，她女儿是在这里……。”“我告诉你，她不在这里，她不在这里！早上就来了个神经病！现在又来了个精神病！你是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对吗？这人是从哪里来的？”“他刚才在附近游荡。”白大褂回答。“我都快成神经病了”值班员说。
“我想给家里打个电话，”父亲借用白大褂的手机拨通家里的电话。妻子在对面哭起来：“你死哪儿去了？女儿也不见了，家里没钱了，我打车的钱都没有，你在哪儿？”“我在太平间，快给我拿衣服来，我冻的快不行了。”“你怎么不行了？你在哪儿？”白大褂接过电话，告诉她不用担心，一切都很好，快点送衣服来。夫妻俩终于在候诊室会面了，热心的白大褂又来告诉他们好消息，他们女儿的身体检查完了，正在全面康复。夫妻俩喜极而泣。
两个星期后，女儿就可以下床散步了。父亲和女儿一起走过医院走廊，给女儿讲述了爆炸发生后的全过程。当然，梦境里活吃心脏的那一段情景他不能说。他不想吓着女儿。再说，那只不过是自己的梦。

（译者：安康市物资局退休干部）  

再落后别怨祖先
重树中国文化主体意识

◎ 楼宇烈
我们怎样才能准确地诠释我们的传统文化呢？我想，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改变我们现在的思维模式。即便一个人常常会想到自己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但如果他同时又认为这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都是糟粕，那么这个传统就是他的一个包袱，就是他一个阻力。
不过，我想我们祖先留下来的些文化遗产，并没有规定我们只能这样去理解，而不能那样去理解，也没有规定我们只能取这些，不能取那些。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主动权全部在我们现代人手里。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今天所以会如此，都是祖先造成的，是他们留下的传统使得我们这样，我想这就是在推卸责任。
曾经有一个人，他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们如果以一个接力赛跑来打比喻的话，前三棒的人都跑在别人的前面，你最后一棒跑在别人后面了，你说是前面的人的责任，还是你的责任啊？
所以他说我们的祖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过去常常讲一直到十六世纪）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后来我们落后了，然后我们就去埋怨祖先们如何如何，这对吗？就像刚才讲的那个比喻，前三棒都跑得快，都跑在前面，你跑最后一棒却落后了，你说都是前三棒不好，这公平吗？所以我说这是在推卸责任。我们把一切过错的原因都归咎于传统，但传统并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学它什么东西，一定只能拿它什么东西。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改变一种看问题的方式，从传统中去找那些对今天有启发意义、有鼓舞意义的东西，那么这几千年的文化就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和前进的动力。
如果确定了主体意识，我想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就会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在没有主体意识的情况下，我们看待自己的文化常常用一个非主体的，或者是别的主体意识去看，一天到晚看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可如果我们是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上来看，也许就可以看到传统中很多好的地方，就会发现财富原来就在自己这儿。我觉得这样一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样一个改变中，文化主体意识的确定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像土耳其当年的做法，实际上是一种自宫式的现代化。自宫我想大家都知道，特别是看过金庸小说的人，都知道要练一种最上层的武功，首先要自宫，自宫了以后才能够练成这种武艺。土耳其的做法就是这样，要把自己的文化根子给砍断，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走向现代化。所以好多人提出来，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千万要防止走上土耳其那样自宫式的路。只有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这个现代化才是有根的。
现在我们经常提倡要创新，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确需要不断创新，但是创新不是凭空的，所有的创新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我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继承得越好，就会创新得越好。我还是要举个艺术方面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不管你学戏也好，学画也好，学书法也好，你说我既不要临帖，也不要临摹，也不用向老一代人好好地学习，我就自己创新，那你能创新出什么东西来呢？有可能创新吗？但你如果各种帖都临得很熟，我可以说，你不想创新都不能。为什么呢？因为你有了体会了。
中国文化也就是在继承的过程中不断地令我们有体悟，从而创造出新的东西。画画也是这样，要不然所谓的创新只能是一种表面的粗糙的变化，只能是一种新奇，一种猎奇。而这种猎奇性的创新，是没有任何生命力的。它只能够让大家有一时之快，过一段时间再看看，就会觉得实在是不耐看，经不起推敲。而如果你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那我想一定是生命力旺盛的，我们一代一代的发展就是这样来的啊！我们历史上哪一个有名的书法家、画家，不是在艰苦地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
所以我常常讲，中国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的就是医学。为什么？因为我们学习了许许多多西方医学的理论，西方的医疗手段、方法，而我们自己又有那么深厚的中医传统，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越我们！可是我们自己断根了，中医的东西都不要了，只知道在西医屁股后面拼命地跑，追也追不上，而自己的根又断了。所以我们的医学现在在世界上地位不高，本来是最有希望的地方，现在却落后了。
这个经验教训我觉得是非常深刻的，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有的时候想来想去，觉得我们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出口转内销”。人家把我们的东西拿去了，做出了成果，我们觉得，哎哟，不得了，这个是先进的，再拿回来一看，实际上就是从我们这儿拿过去的。
这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文官制度，我们说要向英国学习，英国却说我们就是从你们中国学来的。很多管理的手段，我们也想向人家学，结果最后发现，他们也是从中国学去的。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的管理方法就是无为而治，弄得很好。
这就是出口转内销啊！一出口转内销就身价百倍，我们自己却好像是没有什么可取的东西。所以我常常讲，不要再学禅宗公案里讲的那个贫儿，身带宝珠却还要沿街乞讨，我们应该很好地来发掘我们自己的宝珠。
但是也千万不要排斥别人的好东西。我们提倡主体意识，绝不是妄自尊大，但也绝不是妄自菲薄。现实的情况是，有的时候我们会妄自尊大，有的时候我们又会妄自菲薄。我想，只有主体意识树立起来了，才不会这样走极端。因为一旦有了主体意识，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看得很清楚，对别人文化的长处自然也能看清楚，这样就能取长补短，使之恰如其分。
而失去了主体意识呢？不是盲目的自尊，就是盲目的自卑，看不清别人的优点在什么地方，自己究竟缺的是什么，这时候去向别人学习，就会把什么东西都一块儿拿回来，这其中可能垃圾更多。
所以，我觉得在今天这样一个不可阻挡的文化交流的潮流中，树立起文化的主体意识是一个前提。有了文化的主体意识以后，我们再看自己的传统文化，我想可能就会从一个崭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它。
（选自北京大学《中国的品格》）  

·文化信息·

“三沈”塑像揭幕典礼暨“百县赋”
安康县区赋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在汉阴县举行
3月19日下午，“三沈”塑像揭幕典礼暨“百县赋”安康县区赋征集活动启动仪式在汉阴县凤凰广场隆重举行。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勃兴，人民日报社陕西分社社长杜俊晓和市、县有关领导一同出席活动。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钟顺虎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三沈”塑像在汉阴县落成表示热烈的祝贺，并希望通过安康县区赋征集活动的广泛深入开展，创作出一批富有时代气息的盛世华章，作为宣传地方经济文化的一张名片，集中展示安康充满活力的历史文脉、极具特色的风采魅力，科学发展、和谐进步的文明成果，进一步激发人们热爱家乡、了解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切实增强人们对家乡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达到宣传城市文化、构建城市精神、树立城市品牌的良好效果。（孙坤）

中外名家书法邀请展暨陕南书法交流展在汉阴举行
3月19日，中外名家书法邀请展暨陕南书法交流展在汉阴县隆重举行。
此次书展，由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中共安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书展云集了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等海外和国内知名书法家作品。陕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雷珍民先生在开展仪式上讲话，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究所所长王岳川教授发表了演讲，倡导参加书展的各位书法家、老师和学生们遵循“回归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十六字书法方针，弘扬我国经典书法艺术。
（柳传龙）  

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成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结果，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与陕西省图书馆并列为全省两家国家一级图书馆。
据了解，1994年以来，文化部对全国县以上公共图书馆进行了3次评估定级。评估定级工作对推动全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产生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全国公共图书馆的基础设施、业务建设和服务水平得到较大提高。
为进一步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构建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部于2009年在全国开展了第四次县以上公共图书馆的评估定级工作。日前，文化部公布了第四次全国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结果，其中一级馆有480个，二级馆为410个，三级馆894个，由此，全国63.3%县以上图书馆进入等级馆行列。其中，安康市汉滨区少年儿童图书馆与陕西省图书馆并列为全省两家国家一级图书馆。（转自华商报）

旬阳县文联第二次文代会胜利召开
2010年1月18日，旬阳县文联第二次文代会在美华大酒店召开，全县13个协（学）会共50名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应邀出席本次文代会的领导有陕西省文联委员、省书法协会驻会副主席张山，中国三峡书画院院长张宝宪，安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主席马昌琪，县上领导马赟、陈昌学、王惠等应邀出席了本次会议。
统战部部长田丽萍向大会致辞，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文联一届委员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努力开创旬阳文艺工作新局面》的工作报告，表彰奖励了先进集体和优秀会员，选举产生出二届文联领导班子成员，吴建华当选文联主席、杨常军当选文联副主席、黄振琼当选文联秘书长，各协（学）陈欣明等15人当选文联委员。
会上，张山副主席讲话中指出，旬阳有丰厚的文化底蕴，有朝气，有灵气，希望通过新一届文联班子对打造中华太极城做出贡献；马昌琪主席希望今后旬阳文联在“联”字上下功夫，并着力打造“五个一”，即打造一支队伍、创建好一个阵地、拥有一张“太极文化”名片、办好一个刊物、创建一套机制；县委书记马赟就“文化兴县，塑造魅力旬阳”做了重要讲话。与会的各位领导在对旬阳繁荣的文艺创作局面、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努力和创作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的同时，又对文联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指导性、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黄振琼　石晓红）

安康汉江龙舟节喜获“全国十大品牌节庆”殊荣
由亚洲财富论坛、新华网、中国城市经济学会、21世纪经济报道和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五届中国节庆产业年会暨2009中国节庆产业金手指奖评选活动日前揭晓，安康汉江龙舟节成功荣获2009中国节庆产业金手指奖·十大品牌节庆，安康市被评选为2009中国节庆产业金手指奖·十大节庆城市。
安康汉江龙舟节自2000年开始，已成功举办九届，不仅是安康人民的节日，也是全省的旅游盛会，更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平台。龙腾汉江的拼搏精神已深深植入安康儿女的心中。第九届中国安康汉江“泸康杯”龙舟节，紧紧围绕“弘扬龙舟精神，加快突破发展”主题和“安康———中国吉祥的地方”的口号，以宣传安康、建设安康和弘扬汉水文化为主线，通过文化体育搭台，经贸旅游唱戏，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成功运作了央视品牌栏目《欢乐中国行·魅力安康》大型文艺演出和国际特级象棋大师柳大华汉江对弈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安康的知名度，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和普遍赞誉。在历届龙舟节期间，先后由《诗刊》杂志社牵头举办了全国性汉江诗会，央视《唱响中国》，汉江水上婚典、安康国际儿童画展（有24个国家参展）等，让安康龙舟节的全国性、国际性得到极大展示。在安康龙舟节带动下，全市现有的十二个节庆活动涵盖了文化、体育、教育、自然、民俗、食品、药材产业等多个方面。龙舟节也分别被中国节庆产业协会，陕西省节庆协会评为“中国节庆百强”、“中国节庆50强”、“中国十大魅力节庆”、“十大博览赛事类节庆”和“陕西省首届十大魅力节庆”。
“中国节庆产业金手指奖”是目前国内最具权威性的节庆产业评选活动，本次评选坚持以节庆的创新和影响力以及实际效果为前提，以权威媒体的报道为基础，经机构推荐、网站调查、新闻指数检索、群众投票及多名权威专家评选产生，强调新闻性、客观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安康汉江龙舟节以“为全国二线城市树立节庆运作模式，特色鲜明，带动产业发展效益明显和全市节庆举办品类多，时间长，推介地方功效好”的定性脱颖而出，与北京国际旅游节、上海旅游节、安徽旅游节、昆明国际文化旅游节、平遥国际摄影大赛、哈尔滨国际冰雪节并名2009第五届“中国十大品牌节庆”，安康市也与昆明、南京、成都、杭州、长沙、哈尔滨、南宁、无锡、宁波共同荣登2009年第五届“中国十大节庆城市”榜。（刘晓敏　张承喜）  

杨吉荣来信
编辑部全体同志：
你们好！进入新年和虎年春节了，我以老朋友和半个安康人的心情，给你们拜年！
你们经常寄来的《安康文化》都收阅了，十分感谢编辑部的同志们。安康文化具有大移民文化的特色，现在研究得很有深度和广度，祝更上层楼！
杨吉荣于汉中诚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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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歌词百家作品选（1949-2009）》中国文缘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陕西省音乐文学学会选编，党永庵主编并作序，选入我省165位歌词作家的248首代表作，安康入选的作者有姚敬民、宋任举、李厚志、刘继鹏、宋治玺、张宣强、李慈印、孙远有、陈长吟、黎胜勇。定价：37.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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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生活》（散文随笔集）方晓蕾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是作者从近十年来所发表的散文作品中选出来的部分佳作，分“家园美丽”“路上风景”“美食美客”“亲情弥深”“随风而去”“纸上人情”六辑，23万字。定价：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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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集》　徐涛著，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分“散文随笔”“乡土纵横”“诗词联选”三部分，汪贤存、李大斌作序，姚志学作跋，定价：25.00元

《太乙山诗选》　太乙山人（史少博）著，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出版，选入作者诗词作品三百余篇，分“五言古风”“七言古风”“词作”“现代诗”四部分，蒋典军作序，著名网络诗人“东门听雪”作引言。定价：30.00元

《麻辣烫诗抄》（诗词集）陈应麟著，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书中选入作者诗词曲联作品三百余首，诗人姚平作序，称“作者才华横溢，构思巧妙，语言俏丽，揭露深刻，给人以深刻印象，有很强的感染力。”定价：20.00元

《桅尖上的阳光》（诗集）康涛著，内部出版，这是作者从事警察工作之余抒发心灵诗情的结晶，选入作者新诗及歌词作品400余首，分“心歌嘹亮”“佛之恩典”“儒雅皈依”“风情浪漫”“道心永恒”五辑，杨鹏作序。

《神峰山夜话》（刘恒吉著）内部出版，分“读书偶得”、“旧事真情”、“旅游闲记”、“梦呓拾趣”、“奇案新说”、“第二故乡”、“紫阳史话”七辑，张宣强、曾德强作序。

《拨云破雾觅凶顽———紫阳大案侦破纪实》　权明富著，内部出版。作者从事警察工作30年，本书系对紫阳发生的21个大案的生动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