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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康文化》2010年第三期
2012-10-26 15:40  

编者导语
举世瞩目的上海世博会正向世界打开一扇“文明之窗”,这经济和科技的盛会,世界文明的荟萃,引领中华儿女开始了一场拥抱世界的文化之旅。无论是造型各异的展馆、独具匠心的布展,还是张扬传播的民族个性,无不带有不同文化的深深烙印。精彩的展示、绚丽的演出、充满异域风情的建筑。使走进世博会的人们能触摸到创新的灵魂,感受到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2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把上海世博园打造成为盛况空前的文明成果共享、人文财富共有的文化殿堂。正在园区内举办的各类文化活动中,中国56个民族的特色文化、300多个地方传统剧种、500多种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现,更让中国文化韵味与国外观众“零距离”。
在我省,刚刚成立的陕西中华文化促进会,开辟了一个复兴中华文化、促进陕西文化的重要窗口,搭建了一个弘扬和展示陕西文化的重要平台,架起了以文化为媒介加强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桥梁,将对中华文化大发展,陕西文化大繁荣,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将在各种力量的聚合推动下,解放文化生产力,发挥文化原创力,放大文化传播力,去描绘色彩斑斓的、富有生命力的陕西文化。
这无疑都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安康建市十年,已迈开可喜的步伐,突破发展的宏伟目标鼓舞着全市人民拼搏奋进,安康大地时时在发生着令人惊异的变化;十届龙舟节的举办,更使安康龙舟这一传统民间活动焕发出勃勃生机,大家在实践中摸索,在探讨中发展,在创新中提高,终于使其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节庆品牌,为安康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这里边无疑渗透着安康文化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更使我们认识到开掘地方文化资源的重大价值!
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后,已制定出规划,并将原有的分散的队伍逐步梳理整合,推出了第一批列入研究项目的成果,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会进一步加强力度,加快步伐,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以利于政府部门采取更多的方式吸引动员社会资源、民间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和产业发展,促使更多的人越来越有文化自觉,也越来越珍惜文化价值,成为掀起文化建设高潮的自觉者。                                                (刘继鹏)

 

文化观点
读书,是通往个人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兴盛的重要途径。大至民族、国家的困境,社会的危机,小至个人、家庭的迷茫,归根结底都在于智慧不够。而书籍,作为千百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恰好可以拿来借鉴,“每见于世情能窥破一分,于身心有一分体贴”,最终走向通达。如果全体国民都有此认识和动力,变被动为主动,进而重拾中国传统诗书精神,建设书香之国、礼仪之邦,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读点历史的同时,也读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以史证事、以古证今,就更能拓宽对历史与现实的理解,使读点历史,从纯休闲阅读,变成启人心智的思考型阅读。
                 ——张  铁

有学者说,决定一个人一生格局的是他的知识结构,决定一个社会当下格局的是他的文化结构。
余光中先生有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都是忙出来的,只有文化是闲出来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现在的忙碌状态,是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文化高峰做准备。做什么样的准备?做心态上的准备,做教育上的准备,做人才上的准备。
                ——马  东

2010年第3期(总第19期)目录

文化论坛 
安康文庙整体复原理念与现代功能定位简论何媛媛  谭波才  4
触摸楚文化脉络余成城 12
从《女主播》看李焕龙中篇小说的审美追求孙   鸿17
来自灵魂的夯声
    ——评杜光辉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叶松铖21
笔笔传情   笔笔言志
  ——刘旸光书法精神现象探寻及思考白金城24

地域文考 
姚合金州(安康)之行及其金州诗的文化意义郑继猛32
《石门颂》书作者王戒还是王戎?刘勇先37
李广田与安康周龙田39
话说安康新城(三)牛谦才42
安康寺庙文化漫谈 (六)石   麟47
安康佛教“四大丛林”(二)周邦基51

文明安康 
城市的心灵陈绪伟56
当代需要“我来了”许   华57
城市呼唤文明(五)阿   龙58

民间文艺 
浅说弦子戏历史渊源与基本特征及主要价值邹惠珊   周方林60
旬阳汉调二簧杨中海64

方言·民俗 
安康方言概述(七)周   政68
民俗文化泛述  吕   农72
浅谈安康庙会的特点
  ——以擂鼓台真武庙为例曾德强75

文化长廊 
汉水赋戴承元78
一部深入研究秦巴地区发展问题的力作
    ——巫其祥先生《秦巴发展论》评介孙立新79
一幅五彩斑斓的山水画卷
    ——读侯东峰散文集《远山草木》冯宝林81
又见白桦程楚安84
安康美食赋汉上二叟86
永远的鲁迅谢   安87
名人·老城·百业·龙舟
 “安康故事”丛书之一出版市方志办90

文化人物 
项勃和他的民俗博物馆刘勇先93
民歌之乡的音乐家——李三存刘全军98

旅游文化 
安康印象(外三章)张世民100
历代文人咏香溪诗词浅析(七)李友权102
远方的客人进山来张锐锋103

史志研究 
省方志工作会议在安康召开104
由小见大   以枝衬干
   ——写在《新堰村志》出版之时蔡晓林106

异域风采 
加拿大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剪影余海章108
办公室恋情博弈刘汉英译110

特别视角 
中国文化不缺市场,只缺“好本子” 陈家兴112

文化信息 
1、安康市庆祝“文化遗产日”开展系列展演活动(31)2、马昌琪书法作品开展(38)3、陕西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在汉阴启动(41)4、2010第二届中国·秦岭(宁陕)山地音乐文化节启动(55)5、新书推介(57、71)6、第十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文化节隆重开幕(83)7、紫阳第七届富硒茶文化节隆重举行(86)8、安康学院“陕南方言的历史层次研究”项目获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92)9、首届“汉江·安康诗歌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端午情怀”诗歌朗诵会彰显诗意安康(99)10、《汉水东江情》安康文化广东(东莞)行活动圆满成功(107)11、李春平作品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09)


安康文庙整体复原理念与现代功能定位简论
◎何媛媛   谭波才

    作为安康文庙的核心建筑大成殿,经过近一年的保护和维修,目前已基本恢复元代风貌。整体造型粗犷质朴,庄严雄伟。以大成殿为基础,逐步整体复原安康文庙建筑组群,在社会各界的积极呼吁和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下,即将全面启动。对安康文庙复原与利用的设计理念、功能布局、保护利用、实施步骤等进行综合研究,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1安康文庙的概况
    安康文庙始建于元至正初年,先后于元至正十年(1350年)、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成化四年(1468年)及清早期进行多次修缮,但清末后近百余年,官方和民间均未对此进行保护维修,“文革”后期更遭严重破坏,目前仅存大成殿一座。大成殿于2003年被省政府公布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全省同时期同类型规模最大的古建筑。安康文庙属于地方官庙,在建设规模、建筑规格等方面都遵从古代皇家颁发的“图式”。据地方志载,昔日安康文庙古木交荫,楼亭相映,规模宏大,主体建筑有照壁、棂星门、泮池、戟门、大成殿、崇圣祠、文兴塔等建筑。通过实场勘查和丈量,安康文庙原址东西长约50m,南北长约204m,总面积约10200m2(15.3亩)。
   
    2安康文庙复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2.1必要性
    2.1.1历史价值
    安康文庙始建于元代,后从老城搬迁到新城,并经历代修葺(《安康文化·安康文庙历史探究》),是安康历史的记忆和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安康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具有证史、正史、补史作用。
    2.1.2艺术价值
    安康文庙大成殿屋脊、檐头、柱础皆有人兽木雕或砖雕,内殿外檐柱间皆施人物、山水、花卉彩绘图案,汇集了中国传统绘画、雕刻、书法等艺术精髓,具有审美、欣赏、愉悦、艺术史料等价值。
    2.1.3科学价值
    安康文庙大成殿按宋代《营造法式》修建,梁架结构基本为元代旧貌,柱础石系宋代遗物。它的建筑方式和风格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对研究古代建筑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1.4经济价值
    安康文庙历史上集古迹与风景融于一地,古今游人题诗撰文颇多,今日虽失去昔日的风采,但现存的大成殿,气势雄伟,意境犹在,对建设安康文化一条街、新城广场,发展安康文化旅游,提升江南中心城市文化品位具有重要的作用。
    2.1.5社会价值
    文庙是文化圣地,历代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地方文人学士无不顶礼膜拜。虽时过境迁,但它存在的意义至今在人民心间铭记,对传统文化传播和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2.2可行性
    2.2.1政策环境
    近年来,各地“孔学”日益复兴,福州文庙、温江文庙、清江文庙、辽阳文庙、南宁文庙等相继在政府的巨资投入下得到合理抢救和修复,全国至今仍建存文庙300多处,其中20多处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山东曲阜利用“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形成了“祭孔”、儒学研究、民俗文艺演出等为一体的文化旅游产业链,成为拉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点。
    2.2.2基础条件
    市政府行政中心全面竣工。按照统一安排,市水利、农业局将迁至其办公,原办公地区将纳入新城改造、新城广场建设统一规划。安康文庙之建设用地可以通过政府国有资产划拨和土地置换的方式获得,不必投入过多的征地费和拆迁费。
    2.2.3资金筹措
    随着五条铁路、八条高速和安康机场的建成,安康将成为西部大通道重要链接点,成为川陕鄂渝的未来重要公路交通枢纽,并迅速纳入周围大城市2小时交通圈,生态旅游、新型建材、现代物流、清洁能源、绿色食品等市场潜力巨大,极具投资优势。因此,安康文庙完全可以通过包装优质项目等积极营销方式获得优质社会资本投资建设。

    3安康文庙复原的建筑结构
    3.1复原理念
    3.1.1修旧如旧
    “修旧如旧”就是本着以保持文化遗产原貌为基础的修复技术,是目前文物保护维修的最重要理念和原则。在安康文庙复原过程中,要严格坚持“原造型、原结构、原质地、原工艺”,尽量保持和恢复历史原状。有历史记录的,要严格按照历史记录恢复;没有历史记录的,要有科学的考证和推理,找准“参考系”;在“旧”的标准上,要根据情况,分别对待,以最能代表它特征、最繁盛的时期为标准。
    3.1.2保护意识形态
    文物保护最重要的是给人以精神认同。有文物本体的要合理地保护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没有文物本体但有遗址或遗迹的,要科学地保护遗址或遗迹,给人以直观认识;没有文物本体又没有遗址或遗迹的,要通过复建、模仿、虚拟,保护其意识形态或文化空间。
    3.1.3适当调整
    文物承载着多种和多个时代历史信息。在保护过程中,不可能全部保留下来,要取掉不合理的,保护合理的,甚至还可以作适当的调整,以满足现代需求。
    3.2总体结构
    据清康熙《兴安州志·学校志》和清雍正《兴安府志·学校志》记载,安康文庙主体建筑有:大成殿、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忠义祠、节孝祠等。后因屡毁屡修,建筑形式杂乱,于道光年间由安康举人张鹏飞进行厘正。据民国《重续兴安府志·学校志》记载:“迨道光庚子,安康举人张鹏飞以年久倾圯,请于府道捐赀重修,并请于捐赀逾百金者为之详情议敘。于是四民踊跃捐输,择吉兴工,经年落成,并厘正名宦、乡贤、孝悌、忠义各祠之从祀者,以杜冒滥”,“名宦祠在戟门东中祀”,“ 乡乡贤祠在戟门西中祀”,“忠义祠在戟门东名宦祠南中祀”,“孝悌祠在戟门西乡贤祠南中祀”。 根据中国文庙一般结构和有关资料记载,可确定安康文庙建筑群按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主体建筑位于中轴线上,次要建筑位于中轴线的两侧,并呈对称分布。共分五进院落。第一进院落建筑包括照壁、棂星门、泮池,东南角和西南角各有礼门、义路、下马石等;第二进院落以戟门为主,两侧建筑包括忠义祠、孝悌祠、名宦祠、乡贤祠等;第三进院落是文庙的主体部分,大成殿位于中轴线上,前有祀台,东、西两侧为配殿;第四进院落以崇圣祠为主,东、西两侧为配殿;第五进院落文兴塔为主,四周为绿化用地。为强化安康文庙现代功能,可在其西侧分别设立碑石展馆和民俗展馆,并将附近保存较为完整的吴氏民居和赵氏民居纳入整体保护范围。
    3.3主体建筑
    3.3.1万仞宫墙
    万仞宫墙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第一座建筑,位于整个建筑群最南端(中国古代文庙一般座南向北)。万仞宫墙典出《论语·子张》:“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则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古代以八尺或七尺为一仞),隐含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之意,主要起“照壁”、“影壁”作用。由于直至目前,安康文庙万仞宫墙没有任何记录资料。因此,可采取万仞宫墙一般样式,即“一字式”,由下碱、墙身、墙檐、顶几个部分组成,正面镌刻“万仞宫墙”或“宫墙万仞”或“宫墙数仞”四个大字,反面浮雕“二龙戏珠”等。
    3.3.2礼门与义路
    礼门、义路分别是位于文庙东南角和西南角的两个门。东南角门称“礼门”,西南角门则称“义路”。由于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已达到尊贵无比的程度,如若在文庙南端开正门则视为“不敬”,所以只能在东西两侧开侧门。历史上也因此有“自古孔庙无南门”之说。礼门、义路典出《孟子.万章下》:“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强调儒学的礼制观念。礼门、义路两侧各置下马碑。据地方志记载,安康文庙礼门、义路为三开间。目前,现存下马碑一块,阴刻“吉奉文武大小官員兵民人等至此□□”。

    3.3.3棂星门
    棂星门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第二座建筑,位于万仞宫墙之后、泮池之前。棂星,本称灵星、天田星。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为了风调雨顺,百姓安乐,就命令将祭祀天田星作为祭天。到了宋代,儒家把孔子与天相配,所以在文庙中建灵星门楼,当作祭天建筑祭祀孔子。演变到后代,人们觉得汉代祭祀天田星是为了求得农业丰产,与孔庙里祭祀孔子没有关系,又见门的形状好像窗棂,就把“灵星”改为“棂星”。棂星门象征祭孔如同祭天,也具有“取士得才”的寓意。因为“天镇星主得士之庆,其精下为棂星之神”。棂星门一般牌楼式木结构或石结构,分“南方式样”与“北方式样”两种。由于没有资料记述安康文庙棂星门详细情况,而安康为湖广移民地区,因此可按“南方式样”复原,即红砂石构筑,柱石、抱鼓、门枋雕刻吉兽、祥云、戏剧故事、历史人物等。
    3.3.4泮池
    泮池,又称泮宫,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第三座建筑,位于棂星门之后、戟门之前。泮池一般为半月形水池,意为“泮宫之池”。它是官学的标志。古代“诸侯不得观四方,故缺东以南,半天子之学,故曰泮宫”(《五经能义》)。依古礼,天子太学中央有一座称为辟雍的学宫,四周环水,而诸侯之学只能南面泮水,故称“泮宫”。孔子曾受封为文宣王,所以有“泮池”。泮池上一般有石桥,或拱或平,或三座三洞或单座多洞不等,被称为泮桥。科举考试时,学生过桥去祭拜孔子,被称为“入泮”。根据当地老人回忆,安康文庙泮池为半月形,上有泮桥,池中植有莲花。
    3.3.5戟门
    戟门,又称大成门,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第四座建筑,位于泮池之后、大成殿之前。大成门其名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一语。大成门为三门。为表示对圣庙的礼敬,遇有重大仪典才开启中门;平时,均以两腋门出入。其门上多用门钉,每组门扇共有108个门钉,左右各54个,因九为阳数之极,九的倍数一百零八更是礼制中最大者,代表着对圣庙的尊崇。其建筑式样为:两边为对称耳房,正中开门,中轴线穿其中。其形状如古代兵戟,故有戟门之称。根据当地老人回忆,安康文庙戟门为三门,属于中国古代文庙戟门一般样式。
    3.3.6大成殿
    大成殿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第五座建筑,位于戟门之后、崇圣祠之前。大成殿是文庙主殿,其名也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集大成”一语。唐代称为“文宣王殿”,宋徽宗赵佶尊崇孔子“集先生先贤之成”,诏名文宣王殿曰大成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内塑有孔子、“四配”及“十二哲”塑像。地方文庙一般只立牌位。据民国《重续兴安府志·学校志》记载:“至圣先师孔子(方观承《坛庙祀典》:台高三尺五寸,广一丈三尺;龛高一丈二尺;神牌高七尺二寸,广四尺,厚一寸二分;座高一尺二寸,广四尺五寸,硃底金书),正位南向行进学宫”。
    3.3.7崇圣祠
    崇圣祠,又称启圣殿,是文庙中轴线上的第六座建筑,位于大成殿之后、尊经阁或文星塔之前。崇圣祠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纥。清雍正元年(1723年)谕封孔子五代祖先配享王爵尊号,并准其入祀,将启圣殿改名为“崇圣祠”,另外也配祀孔鲤等十位先贤先儒。由于目前安康文庙崇圣祠没有任何历史资料,又鉴于全国现存各文庙崇圣祠都为官定样式,可按中国古代文庙崇圣祠一般样式复原。
    3.3.8文兴塔(尊经阁)
    文兴塔是安康文庙中轴线上的第六座建筑,也是最后一座建筑,位于崇圣祠之后。根据当地老人回忆,该塔为七级楼阁式实心砖塔,呈六角型,逐级内收。旧传文兴塔上生有一株石榴树,每年开花却不年年结果。结果之年就有人进学中举,且结几个中几个。有学者考证,此塔原为双溪寺建筑,后因明万历年间筑新城,将其纳入安康文庙范围(《安康文化·话说安康新城》)。一般文庙该建筑为尊经阁,表明文庙具有学校的性质,其意义又同经楼一样,含尊孔读经之意。因此,安康文庙复原不必完全按历史原貌恢复文兴塔,可考虑到现代需求,在文兴塔基址上新建尊经阁。
    3.4复原范围
    安康文庙原址东西长约50m,南北长约204m,总面积约10200m2(15.3亩)。如若完全按原尺寸复原,与现代需求相比,则显得布局拥挤,面积狭小,特别是大成殿与东、西两庑相距仅隔4米至5米,存在消防隐患。同时,绿化、休闲、娱乐、配套设施等用地不足,现代实用功能不强。因此,可向东、西两则各外延30m,南北长不变,总面积22440m2(33.6亩),以达到既合理恢复文庙历史建筑,又满足建立碑石展馆和民俗展馆,保护吴氏民居和赵氏民居,以及配套设施建设的需要。

    4  安康文庙的现代功能定位
    4.1遗址保护功能
    安康文庙遗址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安康古代文明的象征。通过整体复原,既可以保护安康文庙的文物本体,又可以保持遗址的真实性,还能为人们提供古代文庙立体形象的感性概念。这种保护性复原展示是现在广泛采用的文物遗址保护方式。目前,西安大唐芙蓉园、大明宫便是利用此种模式保护文物的成功范例。
    4.2宣传教育功能
    文庙自古就是宣扬儒家思想、体现国家政治、引领社会风尚、教化人民群众的重要场所。特别是文庙的历史沿革、组群结构、建筑功能、祭祀活动等,深深渗透着儒学仁爱、礼信、平等、和谐等观念,至今对国家统一、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等仍有积极的作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式和手段,引导人们在认识、了解回顾文庙历史中,吸收儒学思想精华和传统美德,增强社会责任感和科学发展观念,加强个人修养和自主能动性,积极为国家、民族、社会和整个人类做贡献,消除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人为因素。
    4.3文化传播功能
    从孔庙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华文化的传承轨迹;从文庙的建筑样式可以看出地方文化的特色。在当今文化趋同化、迅冻化、粗鄙化的形势下,利用文庙来重塑文化形象、提升文化品质、增加文化感染力显得尤为重要。可以采取举办一系列孔子文化展示展览活动等有效形式,培育新的传统文化传播体系,让人们在耳濡目染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增强保护、弘扬、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推动社会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地方文化发展。
    4.4旅游休闲功能
    文庙是最具体现中国古代建筑特色的代表,汇集了中国传统绘画、雕刻、书法、诗词等艺术精髓和宗教、民俗、科技等元素,是一座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殿堂。可以通过合理化的开发,把文庙建成为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丰富旅游内容等多项功能并举的新的地标建筑、旅游景点和休闲场所,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发为经济发展优势,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4.5科学研究功能
    文庙是不同历史时期产生的有形物质遗存,它以具体、形象的物质实体,真实地记录了历史的发展,储存了大量当时的时代信息。可以通过研究文庙,了解当地不同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艺术等历史信息,为当前经济社会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4.6拉动文化产业发展功能
    文庙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可以通过开发传统文化图书报刊、音像制品、仿制品、旅游商品、影视剧、现代演艺等有效形式,形成新的产业链条和消费市场,带动当地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5安康文庙的综合利用
    5.1功能分区
    为充分发挥安康文庙功能,根据建筑组群结构和实际发展需要,可将其分为五个功能区。
    5.1.1重要文物保护区
    该区主要是指安康文庙的核心建筑大成殿。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根据古建筑要求,结合地方建筑特点,维修屋面,重砌墙体,更新腐朽建筑构件,复原斗拱和门窗,对木构件进行全面彩绘和防腐处理;恢复孔子、“四配”、“十二哲”塑像或牌位,配置祭祀礼器、祭器、乐器,摹制“万世师表”等匾额楹联,营造“祭孔”情景;安装监控、消防、防雷等安全设施。发挥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文物本体,留存原始信息,体现文庙核心价值功能。
    5.1.2历史风貌复原区
    该区主要包括万仞宫墙、礼门、义路、棂星门、泮池、戟门、崇圣祠、尊经阁或文星塔等文庙主体建筑。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对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确定各建筑尺寸、规模、布局,清理、保护出土遗物;通过露天保护、原址回填、地表模拟等手段,综合展示文庙遗址本体;按照历史原貌,结合地方建筑特点,采取传统的砖木结构,复建文庙万仞宫墙、礼门、义路、棂星门、泮池、戟门、崇圣祠、尊经阁或文星塔等主体建筑;恢复崇圣祠主祀孔子之父叔梁纥、配祀孔鲤等先贤先儒塑像或牌位,配置祭祀礼器、祭器、乐器;在藏经阁收藏和展示太经、御制诸书、百家子史等儒学经典。发挥的主要功能是:保护文物遗迹,再现历史风貌,综合反映文庙发展历史、建筑特点、人文特征等。
    5.1.3地方文化展示区
    该区主要包括忠义祠、孝悌祠、名宦祠、乡贤祠、东西二庑等从祀孔子先贤先儒的纪念性建筑,以及碑石展馆和民俗展馆。由于忠义祠等纪念性建筑供奉人员数量众多、类型庞杂、历史永久,与现实需求较远,因此在功能上定位为地方文化展示区。采取的主方式是:按照历史风貌,根据现代需求,适当扩大忠义祠、孝悌祠、名宦祠、乡贤祠、东西二庑等建筑复建规模;采取集“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为一体的方式,通过现代声、光、电、形等设施,构建纵深、立体、明朗的地方文化展示、体验空间。发挥的主要功能是:收藏、保护地方石刻、碑刻和民俗文物,展示地方文化,增加文庙文化内涵和现代功能。
    5.1.4生态绿化区
    该区主要是在文庙空置地带,建设一些与其风格一致的绿化园区和景点,供游客、市民休闲参观,充当美化环境、陶冶情操的“肺”功能。
    5.1.5休闲购物区
    该区主要包括“泮池”广场、工艺品商店、服务设施等。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按照现代化建设标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论,配套建设休闲、购物、服务等设施。发挥的主要功能是:为当地群众和游客,以及各类文化组织,提供一个休闲、购物、健身、举办活动的场所。
    5.2主题活动
    5.2.1祭祀活动
    祭祀是古代文庙的主要功能之一,主要目的是缅怀孔子、传承儒学、教化百姓和祈求福祉。作为当代文庙,祭祀功能虽然已弱化,但也不可完全抛弃。可以按照“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其先圣先师”的古制,并依据现代礼仪和社会发展需求,每年由地方政府举行“上丁”祭孔仪式,即“春祭”和“秋祭”。祭孔采取传统的“大成殿释典礼”的方式进行,由“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和“送神”六部分组成。祭孔的乐舞、程序和礼仪在基本遵循古制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适当的改造和简化,以达到既保持原汁原味、隆重庄严,又简洁明了、吸引观众的效果。
    5.2.2教育活动
   文庙自古就是教育场所。可参照古代礼仪,根据现代发展需求,在文庙举行各类社会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如:每年可组织12至15岁儿童,在文庙举行“成童礼”,通过“舞象,学射御”,即学习武术、射箭等保家卫国的本领,告别幼年,明礼知爱,增强成熟意识,学会孝敬父母,树立报效祖国的大志。还可组织20岁男子和16岁女子,在文庙举行“冠礼”, 通过加缁布冠、授皮弁和爵弁、读祝辞等形式,起到“弃尔幼字,顺尔成德”、“敬尔威仪,淑慎尔德”告诫和“眉寿万年,永受胡福”的作用。再如:在中、高考前后,可以组织学生举行“入泮”或“泮游”活动,通过“穿学服,入泮池、跨壁桥,拜孔子、放鲤鱼”等方式,感怀师生之情,激励学习热情,树立远大理想。
    5.2.3文化活动
    可根据社会发展需求,举办文庙文化节,策划、组织一系孔子文化展示展览活动;成立孔学研究会,定期举办儒学研究研讨会和大讲坛,邀请儒学大师座客安康;成立安康传统文化研究会,定期出版学术刊物,举办汉剧、陕南民歌、剪纸、皮影、泥塑、农民画等展演展示活动;成立文化演出公司,编排以孔子为主题歌舞剧,定期向游客演出。
    5.2.4其它活动
    可根据需求,举办游园、猜谜、健身、祈福、旅游商品展览会、孔府宴大赛等活动。
    6安康文庙复原的实施步骤
    安康文庙建筑规模宏大,投入资金量多,拆迁浩繁复杂,复原不可能一蹴面就,需要分阶段建设。
    6.1准备阶段
    制定安康文庙复原构想,初步确定建筑复原规模、范围、形式,以及资金筹措方式和功能定位;编制复原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有关部门审批和立项;邀请专家团队现场勘查,编制整体复原设计方案;按照“专业设计—市民投票—专家论证—行政领导拍板”的方式,最终确定复原设计方案;通过各种媒体,社会各界积极宣传复原构想,提高社会知名度,吸引社会各界关注和支持。
    6.2建设阶段
    在申请国家专项资金的基础上,通过现代融资手段,积极拓宽资金筹资渠道;采取国有资产划拨、置换、收够等方式,拆迁建设范围内房屋,实现“三通一平”;控制建设范围周边用地和建设;保护维修大成殿,恢复万仞宫墙、礼门、义路、棂星门、泮池、戟门、崇圣祠、尊经阁或文星塔等文庙主体建筑;启动主体建筑内部装饰工程;开园;举办孔子文化系列展示展览活动。
    6.3完善阶段
    恢复忠义祠、孝悌祠、名宦祠、乡贤祠、东西二庑等从祀孔子先贤先儒的纪念性建筑;建设碑石展馆和民俗展馆;实施绿化、安全、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建立文庙综合管理体系。

    (作者单位:市群艺馆;安康市文化文物局)

触摸楚文化脉络
◎余成城

    古老的楚地润育了楚文化,楚地特异的山川大地滋养出古楚人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楚人自古就具备着勤劳、开拓进取、不畏艰难、以天下为己任、讲信义、坚守法度、勇于创新、崇尚英雄、傲视权贵、是非分明的风骨,历经近三千年,这种精神在荆楚大地依然如故,可以说光照千秋。在中国文学史上将《诗经》和《楚辞》作为中国古文化的两条文脉,可以说《诗经》是黄河文化(北方文化),《楚辞》是长江文化(南方文化),对此两部诗集许多学者和专家都有专著论述,本文试图对楚文化的渊源或者说对楚人数千年来积极向上的精神作肤浅的探讨。楚之精神如何形成?这得要从楚国的建立和发展史着手。
    颛顼帝孙重黎(祝融)死后其弟吴回嗣为祝融,其子陆佟的第六子季连,芈姓,季连的远代子孙有一个叫鬻熊的,博学有道,著有《鬻子》一书,曾做过周文王、周武王的老师。后来周成王追封先王功臣,封鬻熊的子孙熊绎于楚地做食邑,当时的楚地就是今天湖北秭归县东南一带偏僻狭小区域。而周初(武王、成王时)大封子弟功臣为诸侯,分封的重要诸侯有鲁、齐、燕、宋、卫等。周讲求宗法等级制,诸侯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孟子·万章》记:“天子一位,地方千里;公一位,侯一位,公侯皆方百里,伯一位,七十里;子、男同一位,方五十里……,”楚是子爵,食邑不过五十里,爵位最低,地域最小;周把王室周围土地以王畿为中心,按距离远近划分为六服,即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周把楚划定在蛮服内,称之南蛮或荆蛮。
    周的分封制和宗法等级制把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地位定格在最下等,自然而然楚受到了歧视,楚人先祖就难咽下这口气,要求平等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萌生了。因楚距王畿较远,对周王朝保持相对独立,时常不服周王朝统治。周昭王曾两次率师伐楚,一次在昭王十六年大败楚人,俘获甚众;一次在昭王十九年周军渡汉水,全军覆灭,周昭王死在汉水中。
    《小雅·采芑》记叙周宣王南征楚国之事,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并把“蛮荆”与北方的猃狁并列。《鲁颂·閟宫》又把楚人与北方戎狄并列,同作为应予严惩的对象:“戎狄是膺,荆舒是惩”。
    周朝(西周)从武王姬发于公元前1046年建立到周昭王(前995年)时五十余年间,有历史记载的对楚就发动了两次战争,可以说一开始楚就受到不公平待遇,当时的历史背景就给楚人注入了反抗和自强自立的强心剂,这种潜意识在楚人中一代一代延续。
    首先楚人想到的是要立国,争取政治上的平等地位,与鲁、齐、燕、宋、卫、晋等宗主国平起平坐。对当时的楚人来说,自强就是立国之本。要自强先要自信。楚地自然条件优越,“有江汉川泽山水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汉书·地理志)。可以说自然物质条件具有发展强大的物质基础,仅有物质基础是不够的,还得有坚强的精神支撑,要树立自信心。
    作为一个部落或群体要达到一个奋斗目标或成就一番事业,领导意志是关键。我们看看楚历史,楚人先祖到熊渠这一代,综合实力已很强大了,征服了它周边的一些小国(庸、杨、越等),控制了江汉地区。惹得周王朝和一些诸侯国对楚十分仇恨,周天子视楚人为第一隐患,楚人面对的压力巨大,楚人想立国,要在天下人面前昂首挺胸,扬眉吐气,可是一直到熊渠死也没实现自己的愿望。至死不渝立国志向的熊渠只好寄希望于后来者,口授遗嘱于贴身侍卫武卞,将后来传说的和氏壁和王者剑交给武卞并传下歌谣:“荆山有宝,蓬蒿没腰,宝玉现形,地动山摇。荆山有玉,顽石裹藏,宝玉现形,拥者为王。”熊渠要求武卞世世代代舍弃一切都要保护好这两件宝物,交给贤明者,不忘立国之志。这就为楚人坚定了志向。
    熊渠怕周天子祸及楚人不敢称王,过了一百多年后到熊眴掌权时还只能称楚君。为了实现立国称王的志向,我们看看楚人君臣的智慧,自周朝建立三百多年来,楚人无国,楚国不过是楚人自己的称呼,这称呼寄托着先祖的抱负。楚国君臣和巫师们利用一块能发光的石头大肆炒作:古籍上说,古者有宝,名荆山之宝,藏于荆山,有宝现形,拥者为王。这是祝融之火,火亮主国兴。……这样宣染,搞得天下人尽知,尤其是引得周天子惶恐和各诸侯国的嫉妒,更重要的是为楚人指明了要立国的奋斗方向和树立起必然兴旺强大的自信。炒作是为了达到统一楚人立国的思想、统一征战扩张领土行动的目的。
    荆山之玉和王者剑是极好的道具,从楚君熊眴始,在楚武王熊通、楚成王熊恽手上运用达到极好的功效,他们继承先人遗志,奋发图强,少年成王拜见周天子,周天子惠王设宴招待,赐以祭肉,史官记下“楚子来朝”,天子表态:“镇尔南方,无侵中国”。至此楚国已是拥有千里领土的大国了,赢得了周天子承认的合法地位。到成王孙子庄王时,庄王杨武周郊、天子侧畔,问鼎大小,此时楚国已成诸侯霸主。在楚国历史上有过“昭惠兴楚”,到楚悼王时任用吴起变法,楚国再度振兴,到楚威王时,国富民强,国内蓬勃发展,四海稳定,乃天下第一强国。
    楚国真正从武王熊通立国定都郢算起到最后一个楚王负刍止共历467年(公元前689年—公元前223年),从楚文王算起有25位楚王演绎了楚国历史,期间雄主、名臣、良将、贤士、昏君、乱臣贼子层出不穷,尤其是楚人不屈不挠的不怕牺牲、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贯穿其中——荜路蓝缕立国、拓疆,举国同仇敌忾争霸、问鼎、求名分,竭忠尽智搞建设、谋发展。楚地的奇山异水、广袤的大地、富饶的物产、四季分明的气候,这些自然条件与楚人的奋斗历程一起构成了楚文化产生发展的沃土。
    “小国之君施于威,中国之君施于惠,大国之君施于信。”这是楚人先祖鬻熊的遗训,山野之人都记得很清楚,“君思善,则行之;君闻善,则行之;君见善,则行之。”君王一定要言而有信,取信于民。楚之君臣都率先垂范,感召力很强。很多楚王能带头遵守律令,克勤克俭,比如说楚国的奠基者武王时刻以楚国利益为重,执法严明,七十多高龄还率军亲征,死在征途;“国家利益第一,君王利害其次,这是楚国的根本大法,法在楚国在”。文王曾出外游玩数月不归,不守先王法度,保申、鬻拳等大夫执法如山,敦促文王受鞭笞五十,起初文王不以为耻,还想我行我素,后鬻拳剑逼文王听忠言回朝理政,文王向其老师保申认错“寡人知罪了”。“君王五年不出征,死后不得见祖宗。”“战败者一律不准进城”,这也是楚先王制定的法律,楚文王熊赀战败被大夫鬻拳拦在门外,不准进城,文王带头守法,支持大夫们的执着,伊尹放太甲是商朝政治中一种成功的方式,说明了国家政治的公正清明。楚国早期君臣治国理政颇有“伊尹放太甲”之风。
    天下没有一劳永逸的治国之策,先王的业绩仅供后人参考,却不可以照搬。鬻熊说过,运转无已,天地密移,岂能用一策应万变?天性具有开拓创新思想和行为,楚之君臣讨厌言必周公,行必典策。北方之国所以被先王一个个击败,就在于他们不知变通。国家衰弱,即使天下一等一的道德君子,又有什么用?若以小民之心肩一国之任,势必因小失大,谦谦之君,于国无补,于民不利。
   “没有统一民族市场的国家,是不可能崛起的。”到楚威王熊商时,当国十年,楚国之富、楚国之稳,都是天下第一。四海商贾和各国诸侯都与楚国联系紧密,抬高了楚国物价,同时也抬高了楚人的身价。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频繁,郢都一片繁荣景象。经过几十代(二十多代)人的努力,楚国已富雄天下。经济是支撑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加之楚人天生具有学习、创新、超越精神,楚国的歌舞、建筑、音乐、雕塑、文学、教育等按楚人的性格、当地习俗、传统自由发展,不受周公之礼羁绊,奋力张扬到极限,楚人不论干什么都有一种“不服输”的潜意识,这是发展取胜的动力。在秦灭楚时,赢政走过一座古镇,发现楚民在高墙上涮有显赫的八个大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顿时赢政一个激灵,颤抖不已,感到楚不可欺,秦的江山将不会长久,于是自称始皇帝萌生了寻求不死丹药的做法。
    楚国早期的歌舞融生产、祈祷、巫舞、征战、庆典于一体,男子粗矿、豪放、激昂、刚劲,舞女胸乳裸露、激越飞扬,《犁田歌》、《生子歌》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企盼五谷丰登、人丁兴旺。《万舞》是军旅之舞、战争之舞、刀枪剑戟的碰击声便是一种音乐节奏,让人感到肃穆、热血奔涌,自然产生我本凛然不可侵犯和征服天下的万丈豪情,还有由巫舞幻化而来的《浪漫村姑》,时而急骤,时而舒缓,旋转飘忽、轻盈,表现出楚女的仪态,是楚人尚美的民俗体现,即使过了几千年,岩壁上残存的几个舞女形象仍让后人产生翩翩联想,还有《百兽舞》、《杂耍》等,这些在早期的北方各诸侯国是没有的。楚庄王时期的《凤舞》展现了君臣的智慧、楚国的远大志向——要一飞冲天。《凤舞》的歌词是庄王所写:“不是不飞,待测风云;不是不鸣,大音希声;惊天一声,天下和鸣。……”战国时期楚庄王率先置宫廷乐舞,为的是韬光养晦,当年各国听说楚庄王一飞冲天的故事后也纷纷访效置宫廷乐舞,但是没有学会谋略却养成了腐化淫逸之风。楚恭王时乐师钟仪在晋国做了两年俘虏,持节守志,面朝南而座,依然对楚国一往情深,弹唱了一曲《南乡》震撼了晋国君臣,维护了楚国尊严,救了郑国国君郑成公,促成了晋楚和平。楚国将用以祭祀的巫舞搬上舞台,巫舞高亢灵活,楚歌神秘幽远,表现独特的荆楚神韵,楚武王曾将巫舞运用到战场上,吓退随国大军。
    楚惠王为感谢当年随国救昭王,以楚国和个人名义送给曾侯一只编钟,几千年后竟大放光彩。楚庄王渐台上“宴会绝缨”,楚灵王熊虔时“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殍”等这些都是后人熟悉的故事,因楚王好歌舞,尤其好巫舞,所以楚歌楚舞盛极一时。
    楚国的建筑让各国诸侯倾慕不已,耗数万民众之力、花数年时间、耗巨资修建的章华台,如天宫琼阁,矗立在江汉平原上,精美歌舞充值其间,使来楚的外国使臣流连往返,晋国也仿效在汾水之滨修建了虎祈之宫。鲁公醉心于楚国的宫殿建筑,请楚国派出技工帮他们建一座楚宫。鲁襄公在本国受尽了恭维,但见到楚宫的雄奇感到此生不值得,决心在鲁国盖楚宫。郑国的执政大夫伯有也带了工程人员来楚国参观楚宫,决定在郑国也建楚宫。鲁襄公后来死在鲁国的楚宫,其子鲁昭公也来楚国参观了宫殿,觉得太奢糜,感到自己的楚宫寒酸得不值得一提,当年的楚宫殿建筑艺术和音响处理在各诸侯国中都是最好的。
    楚国的雕塑艺术不知起源于何时,楚怀王时,因宠爱漂亮聪明的秦夫人,她喜欢捏泥人,为讨新夫人欢心,再加之楚国有的是钱财,他招集了全国最好的雕塑艺人,运来大批铜,集中在郢都,花两年时间,铸造了一个王者出巡的铜像群。王者乘车,驭者勒马,骑兵护卫两旁,众多诸侯陪送于后,人物神态逼真,表情丰富,比起古罗马的雕塑毫不逊色。这是两千多年前最伟大的铜雕塑群像。这组雕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艺术成就撼人心魄,各国派人偷偷到楚国参观,牵强附会说楚有意侮辱各国诸侯王,后给楚带来麻烦。
    楚国文学艺术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屈原和《楚辞》是典型的楚文化代表。一般多数人认为楚文化较中原文化落后,此说法有合理的成分,楚文化的兴起较中原文化迟,春秋战国时代,北方的《诗》、《书》、《礼》、《乐》等文化典籍是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楚国用以维护统治秩序、等级关系的政治与伦理道德不及北方文化完善,而且巫教盛行,正因如此,楚文化发展空间无限,加之丰富的物质条件,不受压抑或者较少压抑的显得自由奔放、思想活跃的生活情感,敢于标新立异的思想,造成了楚国文化艺术的高度发展,这是楚文化后者居上超过中原文化的一个方面。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继而楚汉相争,推翻了秦王朝统治,历史归结以楚人的胜利宣告结束“秦帝楚王”的历史逐鹿。西汉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声势大张,不但是楚地的歌谣,由屈原、宋玉等人创制的楚辞,也获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诸侯王的爱好和提倡下复兴起来,并通过南方文人之手,逐渐北移,流传和影响到全国范围。在楚辞影响下,汉代文人模拟楚辞传统风格和体式,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赋”或“辞赋”,继而发展为后代的散文。
    楚国自然条件优越,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严密的宗法等级制度,楚国贵族一直拥有比较独立的势力,自我意识强烈、性格刚毅、桀骜不驯,追求现实中的快乐和进步。中原文化艺术中,包括音乐、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为“礼”的内容,被当作调节群体生活、实现一定伦理、礼节目的的手段,所以把追求中庸平和作为艺术的极致;楚文化艺术不同,不管是愉悦还是祭祀,充分展示出人们情感的活跃性,沿袭至今的丧葬习俗,南北差异就很大,北方悲痛苍凉,南楚把人的正常老死当红喜事办理,锣鼓鞭炮、载歌载舞、说唱逗乐,气氛热烈恢谐,使人破涕为笑,将亲友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为现实中活着的人考虑,既把丧事治好,又能迅速投入到正常的生产生活中。楚国的文化艺术和现实生活弘扬着人性的光辉。
    楚国的教育以昏聩的楚怀王时为例,可略见一斑。当时的贵胄子弟除了习文还重在习武,士大夫们争着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学校受训,习武专门请富有战斗经验、武艺高强的将领充任教官,这些纨绔子弟平常娇生惯养,但一到学校个个都不孬,学文发奋、习武用功,竞争激烈,无人服输,训练场上成了全国瞩目的地方,成了年轻人最为向往的学校,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学校军训,培养出的都是经世济用之才。而当时北方的鲁国孔子推行仁政、礼仪教化,其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当时天下诸侯纷争,崇尚武力,孔子希望用“仁”和“礼”来维护一个不变的小世界。举例说,齐国将要攻打鲁国,鲁国派子贡去游说齐人,齐人说你们说的仁和礼不是没有道理,我们只不过是想要土地,而不是你说的这些。于是攻打鲁国,鲁国灭亡了。孔子当时周游列国,推销他的“仁”和“礼”,无一国选购,可以说不合时宜。齐国的稷下学宫,当时名气很大,汇聚天下名士精英,屈原曾两次拜访稷下学宫,听名士们讲学,听百家争鸣,谦下受益。回国后更加竭忠尽智,以天下为己任,为世人树立了一个永世不灭的爱国爱民形象。
    楚庄王论贤对后世有很大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聪明和能干都不能当贤人之名。能干是一个人的外在表现,那是手脚的灵敏勤快;聪明是一个人的小机灵,那是与常人比较而言,而贤人则是大智大慧大见识,一定有一大帮能干聪明人跟着他不问得失。能干人拥有才气,聪明人脑袋灵活,贤人则拥有能够照亮别人的光源,不是自己表现如何能干或是聪明。聪明人能干人需要别人照亮才发光,而贤人不但无须别人的光照,并且能够照亮别人。贤人不是自己如何能干,而是能够推荐别人到合适位置上为国家效力。古人云:“唯楚有才”。当然在楚国地域内,历史上涌现出过许多优秀人才,从追溯上古“神农氏”到现代毛泽东,期间优秀贤人能人不可胜数。以江西为例,江西在古代属荆楚之地,荆楚文化对之有很大影响,江西人颇得楚文化之神韵。如东晋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北宋杨万里愤恨韩侂胄误国;欧阳修为支持范仲淹改革痛斥谏官高若讷,一派楚人正道直行的风骨;王安石锐意改革,变法图强;文天祥为保卫南宋王朝被俘就义,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之作;明朝戏剧家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以高超的浪漫主义再现楚人神韵,汤本人拒绝权相张居正,性情耿直,为政宽简。楚地润育出优秀人材全仰仗历史沿袭下来的务实进取精神和经世致用、不尚空谈的学风。现代中国革命和建设史上在湖北出现过董必武、陈潭秋、李四光、闻一多、李先念、林彪等,《中国青年》杂志在1988年发表过一篇文章,统计过仅一个红安县就有221位将军,蕲春县出了120多位教授。
    湖北的“自强学堂—武汉大学”、湖南的“岳麓书院—湖南大学”,办学历史悠久,尤其是湖南大学可以上溯到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五代智璇和尚建校基础上扩建成岳麓书院,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古代教育哲学中,从来不把传授知识作为主要目标,而总是将教育的主要目标放在人格培养上。在传统上强调“明人伦”的教育宗旨,认为和谐社会的建立依赖于道德完善的个人,所以强调理想道德人格的培养。这两所大学在近现代史上为中国摆脱半封建半殖民的统治和建立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精英人才,这些优秀人才又大多都是两湖人氏。
    我们温习一下当年楚庄王熊侣和詹何的一段对话,庄王向詹何请教治国之道。詹何说:“问治国之道,在下不懂。在下只听说过有治身之道,没听说过一个无德之人能治好一个国家。”“请赐教。”詹何放大声音:“夏桀聪明绝顶,商纣能文能武,他们都拥有甲兵百万,谋臣满朝。他们都懂得治国之道,最后也未免破国亡身。管子能治齐国,可是国家的一时之富换来的却是各国长久内乱和奢糜淫逸之风的蔓延。大王,前车之鉴,后车之覆,不可不防。还是那句话,老朽未听说过有身不正而能治好一个国家的人。”詹何论内修:精食壮身体,修炼得精神。外锋越露者,其内修越薄,内修深厚者,风送神韵……。似懂非懂之时,也正是大王寻求出路的最佳时候。有人在这时候放弃了,也就成了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个,为王的就成了昏君暴君,虽贵为君主也无济于事。有人锲而不舍,上下求索,就成了贤人哲人。大王正处于似懂非懂之间,往前去前途无量,但这是要有精神的,往后缩流于平庸,但随波逐流即可……
    历史表明,在近现代史中,两湖人的思想和革命行动将古楚文化精神进行了发扬光大。两湖人与时俱进的思想引领中国的发展方向和新潮流。
    鸦片战争结束不久,湖南邵阳人魏源就主张变法革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编写《海国图志》令人耳目一新。曾任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的湖南人郭嵩焘首先由表及里地对西方社会政教风俗进行剖析,认为只重视物质层面的引进和吸收是不可能从根本上使中国富强的。“以变通政教风俗为治国之本”的理论其实质就是“中体西用”。在清末出现的曾、左、胡、罗(泽南)等一批“中兴名臣”他们革新了清王朝的旧军制,兴办洋务,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湘军的崛起为日后清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中国“士”的精神传统长久以来一直在湖湘大地传承。“士”的精神传统最基本的有两点,就是知识和道义,一方面要承担起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作为“天下有道”的追求者,要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人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支持“戊戌变法”的地方官史只有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当其时谭嗣同的父亲任湖北巡抚),陈支持谭嗣同、唐才常在长沙创办时务堂、南学会及《湘报》,大言变法之事。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东渡日本避难,以身殉法启迪后人,舍身就义时留下了震今铄古的话语:“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精神再现了楚之遗风。发生在今天的长江大学的大学生集体跳进长江舍生救人的义举感动中国,楚地天空开阔,楚地大学生的心胸也一样开阔明亮。
    经世致用的学风一直在荆楚大地盛行,尤其在近代全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实学。湖湘人士与生俱来就有政治忧患意识和政治敏感心里,他们总是对地理态势、军政方略、攻防之策、经邦奇谋、治国伟道、济世大政、安民方针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和精力,可以说生来就是做大事之人。敢想、敢干、敢当,以天下为己任,甘当“天下兴亡”之责的“匹夫”。曾国藩的湘军、左宗棠的楚军在平乱中,尤其左的楚军平定新疆阿古伯叛乱时威震一时。在辛亥革命等旧民主主义革命中,黄占强(黄兴)历尽艰辛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蔡锷)带病亲率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何等的英勇、何等的责无旁贷。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漠、马益涌、刘道一、刘揆一等一批革命英雄为推翻帝制,捍卫共和奔走呼号,不惜献出生命。
    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楚之精神滋养出许多精英人物,单湖南一省就诞生了一批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革命家: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邓中夏、李立三、何叔衡、陶铸、胡耀邦、杨开慧、向警予等等。
    安徽人陈独秀是这样评价湖南人的:“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
     楚文化和楚之精神自古至今是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发扬光大的。楚文化和楚之精神经受了历史风雨的淬砺,闪耀着不可磨灭的光辉,让世界惊叹,楚之精神是我们祖先和先列们为我们中华民族创造出的瑰宝和享用不尽的财富。我辈当从中好好吸取营养,健全思想,提升素质,做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脊梁。(作者单位:紫阳交通征费稽查所)

 


从《女主播》看李焕龙中篇小说的审美追求
◎孙  鸿

    在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大众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的今天,回避现实,讲述一些历史故事或追忆过往的事件,成为许多作家的选择。这样既可以保持语言与叙述的前卫性感觉,吸引大量的大众读者,又没有任何风险,保持其与现实政治的距离。在对中篇小说《女主播》的解读中不难看出:李焕龙的中篇小说没有规避某种东西,而是选取现实政治背景下的事件,从叙述视点、叙事态度、叙事策略和情感取向等方面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的关注情怀,以及对作品从文本层面到精神层面的审美追求。
    一、叙述视点:凡常生活   平凡人物
    视点是现代小说理论最为关注的概念之一,它是作家为了展开叙述或为了使读者更好地审视小说的形象体系所选择的角度及由此形成的视域。李焕龙小说中的叙述者不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看生活,作者不是在生活之上而是在生活之中来叙写人物,叙写普通的世俗生活。小说不是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宏大叙述方式,关注的不是英雄业绩、轰轰烈烈的重大事件,而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中篇小说《女主播》所讲述的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故事:市电视台在社会的广泛关注、支持和参与下,几经波折,终于完成了公开招聘新闻节目女主播的工作。在这个由政府机关、广大群众共同关注、介入的招聘事件中,一些如我们身边的领导、同事、朋友的人物的出场,给小说增添了浓浓的“生活味”。作者在对普通人物、普通事件的叙写中展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生命状态、精神状态,使读者从原生态的生活中咀嚼其中的滋味,品味人生的况味。因此,李焕龙的小说相对于某些“刻意为之”的创作而言,摆脱了斧凿的痕迹,体现了作家走向自然、贴近生活,呈现生活的“本真状态”的创作倾向。
    二、叙事态度:平实叙写 客观叙述
    小说的叙事态度是作家观照生活的态度在叙述过程中的形象体现。叙事态度引发着、决定着对文本叙述方式和叙述策略的选择。
    《女主播》的叙述态度所包含的情感与价值指向是显而易见的。作者对待现实的那份温情与从容,给人以全然不同于那种激昂高亢、那种黄钟大吕式的激情之作的审美感受。李焕龙的中篇小说往往以平实的叙写、客观的叙述守护着生活的某些真相;它不是以峻峭、尖锐、犀利见长,而是以温润、柔和、圆融为追求;它有意远离那种狂躁暴烈的宣泄方式,而追求潜移默化的审美效果。因而,在李焕龙的作品中我们时时能够体会一种绵长、持久与深入人心的力量。
    小说的叙述过程,往往也就是作家感受生活的过程,平实的叙写在《女主播》中更突出地表现为温情叙事。出于一种艺术信仰或良知,李焕龙的创作致力于发现和挽留那些渐行渐远的温情与诗意,最终汇聚成笔下的一束束希望之光,在照亮读者的视野的同时,也照亮了自己前行的路。
    中篇小说《女主播》的女主人公辛闻是一个如春风般的伴着春雨出现的女子。她是“美”的,是一个足以担当“市脸”重任的美女;同时,她又是“善”的,即所谓有心、有觉、有智、归真。从作者倾注于这个不但才华出众、心性高雅、洁身自好,而且貌美如花、柔情似水的女主人公辛闻身上的笔墨中,我们不难体会到李焕龙以充满温情的眼光来感受生活的过程,这是由“善”和“美”所演绎的过程。这种由作家内心的平和、宽容所折射出来的对于生活世界某些本真状态的真切描绘,显然也是那些居高临下地看取生活的作家所不能做到的。
    作品中的“善”和“美”与其说是与生俱来地根植于辛闻这一人物身上,不如说是先入为主地灌注在叙述者笔底的。围绕着公开招聘女主播这一事件,作品中包含着多处矛盾和冲突,显示出作者的细腻和周备,但是,当这些矛盾和冲突被整篇小说“向善”的预设目标所克服和消泯之后,原本可能存在的张力也就逐渐褪去,文本的风格也终于归向平和。
    辛闻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并不试图设计一个高大全似的人物,他只想在浮躁喧嚣的年代里找寻一个给人以安宁的片刻、一个足以使所有风雨都不足以让人畏惧的温暖空间,这正暗合了生活在这个喧嚣嘈杂时代中的人们的“向善”的心理需求。
    当然,就作品的美学力度而言,读者也许更需要女主人公陷入人生绝境。所谓“绝境”,并不一定要导致人物毁灭或者终其一生困顿潦倒,但至少应该构成对人的考验和磨砺。作家只有“忍心”让人物走入这类绝境,人物才有可能获得一个更为广阔、更为粗劣的生存环境;只有在人物与周遭环境的“互动”之中,生活的公正与偏颇、人性的伟大与缺憾才有可能得到丰富而又复杂的呈现。以此论之,作品对辛闻在人生选择的关头内心挣扎的温情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物的美学张力。
    三、叙事策略:对人物精神世界的隐性叙述
    如前所述,在李焕龙的小说里,没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有的只是普普通通的人、平平常常的事。这些人物就像我们周围的张三李四,他们所经历、所思所想、所面临的问题往往正是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所面临的问题。因而,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之间不再有隔膜和距离,有的是对生活的共同感受和思索。所以,在李焕龙的小说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关于生活的现成答案,而是需要我们同作者一起去探询、去思考的人生答案。
    事实上,再客观的存在一旦进入作家的脑海、诉诸作品,都不可能不打上作家的情感、意愿、倾向的印记。就叙述态度而言,作家在叙述过程中,或多或少、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都会流露出某种情感,表示出某种价值判断。正如美国学者韦恩·布斯所言:“作家的判断总是存在的……纵使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选择他的伪装,他决不可能使自己消失。”①
    《女主播》采取了生活流式的结构方式,重视生活方式的完全生活化,重视生活事实的原生态。其情节结构围绕人物的物质生存境况而展开,作品的情节一开头就定下了整体的风格与基调:“新闻发布会于9点半结束,各媒体的记者都风风火火赶回本单位……然而,辛闻却很从容,她从市委门口径直打的回家,把自己丢进了温暖的浴池……”②作品以女主人公辛闻生活化的日常行为为脉络,有条不紊、不紧不慢地向人们展开了一个电视台招聘女主播的故事。
    作品虽然将写作的重心放在表面化日常生活的表层叙述上,却通过隐性叙述展示了隐匿在人物生活背后的潜在的精神世界,一步步渗入人物的精神空间。辛闻对至善至美境界的追求,唐甜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市长助理马力对权色的追求……小说透过对人物的各种人生追求的叙写,不动声色地展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隐性叙述这一特点同时体现在小说对无法回避的社会政治现实的描写上。从一定意义上说,《女主播》是一个时代的病例标本。按理说,人才招聘本应是用人单位的一项常规性工作,而电视台女主播的招聘却似乎异乎寻常地小题大做、兴师动众。究其原因,除了这项工作关乎本市的宣传工作,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便是应聘者多为美女。因而,这个对电视台的“专业化、精品化发展,都有重要意义”的女主播公开招聘工作,最终便衍化为一个由市委、市政府、市委宣传部、广电局、电视台、纪检、监察、人事、公安共同关注并介入的行政事件。作者对整个招聘事件失败的过程进行了显性的描写,而对这个事件中包含着的诸如竞聘者之间、评委与竞聘者之间、某些官员与竞聘者、某些官员与评委之间、甚至还有作为评委的“师”与作为应聘者的“生”之间的多处矛盾和冲突,以及这些矛盾冲突背后的动因——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则进行了隐性叙述。
    显而易见,在李焕龙的小说中,作者不是凌驾于众人之上,昭示真理,裁决善恶,居高临下地给读者以教育,充当读者的导师或精神领袖,而是给读者以感受。作者不有意地拔高人物,拔高生活,而是最大限度地靠近人生、靠近生活。作者的思想倾向便在这隐性叙述中得到了呈现。
    在叙述语言上,《女主播》也体现了作者的审美倾向与艺术追求。小说在语言上力避诗化,多采用散文化、口语化的叙述语言,尚未进入规范的现实“流行”语、日常生活中的俚语俗语也被引入作品,这就使作品与读者间的距离又靠近一步。同时,作家们还很注意语言的“生成能力”和“画面感”,这对于提高语言的审美表现力,也是一种积极的尝试。这些都与作者所追求的文学的整体目标相一致,既提升了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同时也拉近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四、情感取向:对人物命运的人文关注
    叙述视角是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是作者叙事时所选择的文化立场。换言之,它是作者在叙述时所表现出来的文化身份和叙事人称,它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取向和情感取向。
    《女主播》给我们展示了市场经济时代的现实真实。这是一个人性的美好与丑恶并存的时代,围绕着招聘女主播这一中心事件,在对辛闻、唐甜、马力们的人生故事的叙述中,在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对比叙写中,作者既发现了没被销蚀的美好的人性,同时对市场经济背景下人性的堕落和迷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美好人性深情呼唤的人文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立场。
    就题材而言,《女主播》是一部叙写女性命运的小说。可以说,性别本身是一种写作资源,但性别视角的不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定程度的偏颇。因此,以怎样的态度看待女性,成为解读男性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不可忽略的问题。对中国的男性来说,与其在评价女性时,高高在上地流露出一丝怜悯,不如以平视而非俯瞰的视角,观察女性的内心,倾听女性的声音。事实上,女人需要的不是同情,女人更需要尊重——不是追求时的众星拱月,也不是口头上的“男女平等”,而是真诚地为沟通做出努力。在对《女主播》解读中,我们分明可以体味到作者平和的、富有包容力的女性观,以及对女性命运的人文关注。
    中篇小说《女主播》的女主人公辛闻是一个不愿意放弃生活中原有的理想与诗意的人。她相信爱情,但不依赖爱情。她坚信除了爱情之外,幸福还由其他无数美好的事物构成;她坚信作为女性,自己必须找到除爱情之外、能够使女性用双脚坚强地站在大地上的东西;她坚信“女人拥有了自己的空间,便拥有了作为女性与人的特殊意义” ③;她坚信“女人作为女性、作为人,必须追求、必须拥有自己的的圣地、福地和身体的牧场、心灵的原野、精神的家园” ④;她坚信“唯有相对独立、绝对安全,才有女性的尊严,才能养出女性人格和女人魅力”⑤。因此,她拒绝“被操作”,而坚决地对“性贿赂”和“潜规则”说“不”,最终凭借自己出色的工作能力在竞聘中胜出。
    辛闻的难能可贵在于,她是独立的。惟其如此,她才能做到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由于作家李焕龙充满诚意地去了解女性世界,对女性的命运充满了人文关注,因而,小说一方面写出了辛闻的完美,与此相对比的是,它还写出了如唐甜之类的女性们在强大现实面前的精神甚至肉体的卑微与缺失、堕落和迷失。在物质利益的追逐与逼迫下,人们的精神空间日益逼仄,精神的内涵日益贫乏,作为群体的女性无可选择地被物质化、符号化。因此,不少如唐甜的女性们便主动或被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身身体资源换取种种实现理想的“机会”。女主播招聘活动中应聘者的全军覆没,是作者对女性群体的“病”、时代的“病”的艺术呈现,也是作者对女性群体生存困境、精神困境的人文关怀和理性思考。
    如果说小说情节的本然逻辑不必一定导致辛闻“不操作”但最终获得了新闻女主播的职位,那么,应该是作者本人对于他笔下的女主人公辛闻过于偏爱而导致主人公获得较为“圆满”的结局,而这种偏爱恰恰体现了李焕龙的女性观——女人首先是人,是物质、精神以及人格独立的人,然后才是有血有肉、有灵有性的女人。辛闻的“美”,首先不是因为她容貌的美,而是由于她事业的美、精神的美、人格的美。因此,小说对辛闻人生走向的设计正体现了李焕龙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倾向。 

     注释:
    ①《小说修辞学》;韦恩·布斯著、华明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②③④⑤《女主播》;李焕龙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来自灵魂的夯声
——评杜光辉长篇小说《可可西里狼》
◎叶松铖
“艺术,只有在人们的精神发现中才存在。”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七十年代,一队测绘兵进入了可可西里,他们要完成对可可西里的测绘。于是这个在测绘术语上被称作“无图区”的地域,终于被人类的脚跺开了。测绘兵在这里看见了什么:茫茫雪原,奇特的自然景观,神秘的沼泽,还有成群结队的野牦牛、藏羚羊、野驴、野马、雪熊、雪豹,当然还有凶残的狼群。可可西里的神秘面纱终于被剥去了,但测绘兵的手是轻柔的,因为他们的使命只是测绘。然而,人类的进入,毕竟打破了可可西里的静谧与安详,人一旦留下了足迹和气息,它就势必埋下欲望的种子……
    《可可西里狼》弥漫的悲怆是贯穿始终的,这种悲怆又一直被压抑着,它一点一点地释放,那释放出来的东西,仿佛像一只无形的手,将人的灵魂紧紧攫住,有时甚至让人产生一种呼吸的急迫之感。我感叹于杜光辉对现实的直面,我更感叹于他对生态的人性关照。在这里,人与自然的矛盾,人对自然的掠夺和占有,乃至人对野生动物的血腥屠戮,都是被欲望渐渐点燃的。人的欲望是可怕的,也是疯狂的,那种看似丧失理性的对生态资源毁灭性的开发,难道仅仅只是愚昧吗?罪恶的滥觞在哪里?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乎是一个认识上的盲区,由于经济的落后,我们对资源的开发基本上处于一种鲸吞和掠夺式的无理性状态:资源的流逝、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动物的残杀,完全被“发展经济”这个冠冕堂皇的托词遮掩了,当我们真正揭开那片“遮掩”的时候,才发觉阴影下是一块大面积溃烂的伤疤。杜光辉笔下的可可西里就是这样一块让人颤栗、心痛、无奈的“伤疤”。
    在《可可西里狼》的上部中,当测绘兵进入到可可西里,我们其实就预感到了,这个人迹罕至的无人区,从此将无宁日了。这片人类最后的洁净之地,将很快会被污秽掉。作家充满着感伤、充满着无限的深情:“离开了公路、离开了人类活动的痕迹,雪就显得格外洁白,白得令我简直不相信地球上还有这么洁白的东西,仿佛这雪都被水洗过似的,又觉得水都没有这里的雪干净。这里的雪要是被水洗了,说不定会被水弄脏的。”这就是可可西里的雪,是可可西里裸呈在苍穹下的颜色。但这种颜色是短暂的,人来了,一切都将会改变,环境将会变得肮脏:“人是世界上最脏的东西,人走到哪里,就把污染带到哪里。本来洁净得没有一点杂质的雪原,由于我们的到来,留下了大便、小便、固体燃料和木材燃烧后的灰烬、洗锅倒掉的残汤剩饭,汽车漏下的机油汽油、大便用过的手纸、抽剩下的烟屁股、吐出的痰和鼻涕,使圣洁的雪原遭到了我们这些人类的蹂躏。”作家是曾经进入过可可西里的,在小说上部中,他扮演着目击者、见证者和参与者,他的内心是忧郁的、悲悯的,对可可西里未来的前景,常常有着一种难以抹去的担忧。小说中,雷指导员为了搭救战友王勇刚,不幸身陷沼泽,就在身体下陷的时候,他给妻子写了一封短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花费了如此惨重的代价,终于进入了可可西里地区。但是,我不知道,我们此举是给子孙带来了福祉,还是灾难……”这种内心的疑惑,是作家借牺牲的战友之口,传递自己的心声。
    《可可西里狼》的下部,是写可可西里的灾难,这个灾难是不可避免的,它属于那个时代的必然产物。罪魁祸首是王勇刚吗?但王勇刚不是始作俑者,因为随着测绘兵的进入,无人区的可可西里,早已不是人类的禁区了。偷猎者、掘金者肮脏的足迹已经悄然踏入了可可西里,资源占有和掠夺的序幕其实正在缓缓地拉开。回到历史的本位上,我们除了喟叹,还有一份沉重:二十世纪八十年初期,我们的环保理念还没有形成,对生态的认识是模糊的。那时的思维大多停留在单一的发展上,只要经济能搞上去,能想法子增加财政收入,即或是行为过激了也不会受到指责!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就要付出牺牲。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气候,而王勇刚恰恰就是那个时代气候孕育的一个畸形儿。他是随着测绘兵最早进入可可西里的,自然他熟知可可西里,最开始,王勇刚还不是一个本质上的占有者,他还代表着政府的行为在执法,恪尽职守地维护着可可西里的混乱秩序。他的衍变、蜕化,始于他内心的躁动,广州之行唤醒了他的欲望,他要发财,发大财,他手中端着一个聚宝盆——可可西里。王勇刚成了可可西里王,他办了公司,他将所有掘金者强行收编在自己的麾下。这个政策庇护下的宠儿,他之所以理直气壮,腰杆笔直,是因为他还掌控着一支一百二十人的骑兵队伍,表面上是政府武装,其实在物欲的驱使下,它已渐渐衍变成王勇刚手中的私有工具。王勇刚一只手伸向资源,他大肆采掘可可西里的金矿,他暴富了,成了青海最有钱的大老板,成了玉树自治州响当当的人物。但此时的王勇刚并不满足眼前所获得的一切,他的另一只手也蠢蠢欲动起来,他开始将贪婪的目光投向藏羚羊。可可西里是藏羚羊的栖息地,这里有多少藏羚羊,谁也无法统计,但这里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品质最好的藏羚羊群。一张藏羚羊的皮,在国际市场能卖到一两万美金,这比黄金的价格还要昂贵!巨大的利益诱惑,对掌控可可西里命运的王勇刚来说,他能不眼热心跳吗?血腥的屠戮惨绝人寰:“一百多只冲锋枪发出暴风骤雨般的响声,一波还没有停息,另一波又遽然轰响。藏羚羊们还没有清醒过来,就全部倒在了血泊里。有一些中弹后还没有死去的藏羚羊挣扎到小河里,流出的血将河水染得鲜红。有许多刚刚诞生的幼羚也被子弹击中,它们来到这个世界才几分钟、十几分钟,还没有看清这个世界什么模样,就失去了生命。”可可西里面临着毁灭,藏羚羊面临着绝种的危险。这时,我豁然明白了,小说为什么叫《可可西里狼》,这个大写的血红的“狼”字,它究竟预示着什么?真正的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狼性。狼性一旦吞噬了人性,人就变成了魔,这比起狼来,不知要可怕多少倍。狼蚕食动物的另一面,是生态链的一种延续,是自然界中的优胜劣汰。我们不必担忧。我们担忧的是自己,是人的邪恶和欲望,邪恶滋长,欲望膨胀,人的狼性就会复现,就会利爪张扬,獠牙血口;就会道义泯灭,人性沦丧……
    小说中的王勇刚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人性和狼性的结合,他的内心深处复杂而又动荡。王勇刚灵魂的二重性,在小说中表现得及其丰满和深邃:我们看见他一直在善恶之间踯躅徘徊,他内心的摇摆、犹豫、挣扎,最终没有将他还原到人性善与人的崇高性上来,他在人性与狼性的角逐中,人性变得残缺了,变得稀有以至于丧失殆尽。作者写王勇刚,重在表现他的内心,表现他的灵魂的躁动与不安,因此,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就不能单单用好人、坏人以及中性人的标签,来进行概念化的处理。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说:“关于善恶的组合,即承认一个人往往具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任何个人都是善恶组合的矛盾体。”而王勇刚身上的这种矛盾体,在发展中渐渐失去了平衡,恶的成分,或者说狼性占了上风,当狼的血性的獠牙张开的时候,他会自己咬碎人性,并且毫不犹豫吞食下去。王勇刚的心路历程,构成了小说的一条中轴线,这条线的意义和价值,不是一个王勇刚所能承载的。作为小说中的关键人物的王勇刚,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重量、一个灵魂的重量,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无法避开这个重量对我们内心的撞击:人类只有发现了自我,认清了自我,找到了自我,灵魂中的高贵才会扶正善因,爱才会成为人类与自然的共同分享!王勇刚是那个时代一份子,他的特殊性是那个时代的气候和土壤造成的,他的人性的扭曲带有个人对欲望的狂热追求,带有不可遏止的私利的驱动,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王勇刚的发迹与暴富以及最后所呈现的狼性,与我们的政策漏洞,与我们的法治不健全不无关系。因此,王勇刚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种反思,更是一种血一样醒目的警示!
    《可可西里狼》一直都在播扬人性,咏赞生命,而人性中的悲悯情怀,始终都构成了小说中的一个“气场”,随着那一个个高贵的灵魂的消失,“气场”变得愈发强烈了:雷指导员、仁丹才旺、李石柱,这些平凡而又普通的人,他们把青春献给了可可西里,他们又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可可西里。他们走了,走得慷慨而悲壮,他们的灵魂在可可西里恒久地飘荡。李石柱,一个老兵,一个可可西里孤独的守护神,为了阻止偷猎者,他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向人类发出了生命的警示。玉树自治州党委书记石瑞沉痛地说:“可以说,可可西里是以李石柱的牺牲为转折点,不会再走向毁灭啦!”
    著名作家陈忠实,对这部小说赞誉有加,他在序言中写道:“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勾勒出了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真实地展示出苍凉、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的灵魂中的善与恶,人类的真情、友谊、道德,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残酷杀戮,发出一声声回肠荡气的呼唤,发人深省。”我赞同这样的评价,但我同时认为,这部作品的价值还体现在作家的写作态度上,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们能感觉到生命体验的真实,那些饱含真情的叙述,那些自然景致的描绘,那些呼之欲出的人物以及那些倒毙的尚在抽搐的生灵,无不透视着作家在浮躁的世风中,对品质的坚守,对人性美的深情关照。因此,这是从生命中提炼的文字,它被生命中的光焰照亮,于是文字和生命构成了一体。
    《可可西里狼》如果再写的厚实一点,深邃一点,尤其是在人物的塑造上,再向纵深拓展一点,效果也许会更好一些。小说中的李石柱、石瑞,都显得有些平面化,他们皆缺乏丰厚的美感。尤其是李石柱,这个人物本身就应该是大书特写的,但直到牺牲,李石柱都给人一种贫血的感觉。但《可可西里狼》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它是近五年来我读到的一部最好,也是最感人的长篇小说,它在这个文学逐渐边缘化、作家功利化的时代,划出了一抹耀目的清亮。铁凝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作家的叙述视野、艺术胸怀、思想抱负,应该在细腻朴素、沉着从容、仁爱的叙述中得到结实准确的体现。”我觉得杜光辉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之好。《可可西里狼》是一部可读的书、一部直击灵魂的书,它的文字中所蕴含的意蕴之美,可以咀嚼、可以回味、也可以在我们的心里留下灵魂的夯声……
  
    附记:《来自灵魂的夯声》是笔者特意为杜光辉的长篇《可可西里狼》而写的,当时,为了适应报纸刊发的要求,笔者对这篇4000多字的稿子,进行了刀削斧砍,于是,就有了三篇不同篇幅的稿子,一篇是发表在《中国绿色时报》上的1900余字的稿子,一篇是发表在《安康日报》上的1200余字的稿子,另一篇就是我手头上的这篇4000多字的稿子。稿子发表后不久,光辉先生和我取得了联系,他在电话里由衷地肯定了这篇评论(《中国绿色时报》上的那篇)。然而,他看到的只是一篇被我剔去了血肉的短评,这篇4000多字的评论,或者说最完整的评论,他却没有看到。我觉得要全面地表达对作家作品的理解,就必须对作品进行深入的理性的分析和评介。杜光辉是从我们陕南安康走出去的作家,他的作品厚重而又大气,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他关注生态,崇尚人性的高贵,他的文字中凝聚着深邃的难以抹去的悲悯情怀。因此,阅读和推介他的作品,便成了我的一种自觉。我当然也愿意把这种自觉,拿来与大家共同分享:《可可西里狼》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作品!
                   (作者单位:紫阳县委组织部)

笔笔传情   笔笔言志
——刘旸光书法精神现象探寻及思考
◎白金城

    一、引子
    长安画派画家方济众认为:“鉴别一位艺术家的艺术水准,主要是看他是否具有当代最卓越、最强烈、最高超的思想体系,感情表现和技巧。”
    书法是一门怎样的艺术呢?
    美学家宗白华说:“西方艺术的典型是建筑,中国艺术的典型是书法。”书法是高超的抽象艺术,越是看似简单的艺术难度越大。绘画是通过可视的形象展示对象和情感,而书法只能通过抽象的线条来展示形象和情感。越是抽象越能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和包罗的现象越是丰富。书法是线条的艺术。浑厚的线条,变幻的线条,有着书家生命律动的轨迹;书家的思想、情感通过外视的线条的技巧而隐晦地表达出来。水准越高的书家,他在书法作品中蕴藏的思想和情感越是丰富,其精神容量越是巨大,书家付出的心血也越是惊人。对此,美术评论家邵养德感叹道:每一件艺术品的诞生,都是作者的一次“精神自杀”。书法理论家陈振濂认为:“书法是一门专家的艺术。”能够登堂入室领略其中奥秘者甚微。同时,书法的群众基础却很庞大,是任何艺术门类不能相比的。一般人只能达到初级水平,但是足够陶冶情操,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学习和欣赏书法作品,不仅要领略书法艺术传承之深浅,功力之厚薄,美学价值之高低,更应注重内蕴的精神容量。展开书法家刘旸光的书法作品,略带苦涩、愤懑而又雄强的线条以其抽象之美曲尽天地万物,意蕴人生百态;波澜壮阔的命运与英雄交响乐在耳畔阵阵掠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可从刘旸光的书法中获得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对人生的各自体味,但共同的是:都可从书法中感受到百折不挠、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励志图强的时代精神。无论是何种状态的人士,都会被刘旸光的书法“镇住”,也就是被“震撼”了,这正应了画家吴冠中的话:“小路艺术娱乐眼睛,大路艺术震撼心灵。”
    对刘旸光的书法艺术,众多的行家和爱好者有着深切的感受和中肯的评价。书法家陈少默精准地评价刘旸光的书法“咄咄逼人”,这是对刘旸光书法风格强烈而又精神外现形象的评语。书法家田尔斯概括地把握住了刘旸光的书法是“山海气象”,这是对刘旸光书法意境深远贴切的提炼。
    刘旸光的书法作品,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个人风格、深远的意境和感人的时代精神呢?
    二、阅历
    美术史论家陈传席讲道:书法是小道,但需要相当的气质。作家、画家、民俗学家冯骥才认为:“使一个人有钱容易,使一个人有气质难。”我以为,气质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天赋;二是家庭和周围环境的熏陶;三是修养,包括个性的修养,处事待人的修养和全面的艺术素养;四是阅历,尤其是不同寻常的阅历。人的阅历是形成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如果未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他能写出浪漫主义的豪放诗篇吗?黄宾虹如果没有经历满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的变迁,个人没有经历起伏跌宕的人生,他的山水画能有如此丰富的笔墨、深沉的境界吗?刘旸光有着怎样的阅历呢?
    先看刘旸光的学历。刘旸光生长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其父是清末秀才,曾任民国时期的安康县教育局长。刘旸光自幼受家庭熏陶。五岁即上公立学校,六岁入私塾,背诵“四书五经”,古典诗词,奠定了国学基础。十岁学习书画。少年时书法即有名气,常代替父亲为公众或场合赋词习书。十五岁时入县师范讲习所插班学习一年。刘旸光少年时就具有超强的记忆力。在他七十三岁时,读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几乎能背诵下来。上学期间,他会弹钢琴,会拉二胡,登台演过戏,年轻时在篮球场还是一员猛将。音乐的节奏旋律,戏剧的感人情节,体育的威猛迅疾,何尝不潜移默化于书法之中。按学历,刘旸光学习的年限不过相当于现在的初中生,按刘旸光文学诗词的功底和书法艺术成就,可教授大学的书法。刘旸光的“潜力”和终身不间歇的学习思考,使他的书法在晚年集大成而达到颠峰。
    刘旸光的书法阅历是怎样的呢?刘旸光二十岁时在安康城已有书法的名气。二十七岁任神木县党部秘书时,为抗日将士募寒衣时书写“激昂未免闻鸡舞,慷慨犹能击筑歌”条幅,被高价购去,引起榆林党政军学商的注意,受到榆林县长、燕京大学毕业的篆刻家侯石如的敬佩。书道影响了官道。刘旸光二十八岁时赴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其间结识了书法家周伯敏,向其学习“转指法”。在周伯敏的引荐下,结识了国民党元老、书法家于右任,对一些书法上的疑难都得到于右任的满意答复。这三位有造诣的书家对刘旸光的“指点”极其重要,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刘旸光的书法很难有大的突破而形成自己的独家面貌。以“趣”著称的画家陈子庄直接受教于齐白石门下,他深有感触:“一辈子没有机会接触大家的人,一般说来不会有什么成就,因其本心未受到启发,性灵未受到熏染。”我们为刘旸光感到庆幸。对于人生的阅历,陈少默感慨道:“陕西近代有几位书法家(包括于右任在内),他们早期囿于关中,书法虽然美妙,却不够大气;后来东出潼关,驰骋南北,见了大世面,干了大事业,书法也才逐渐起了根本变化,显得器宇轩昂,落笔不凡。由此可见,胸襟的开阔,人生阅历的扩展,对书法的气质变化有着积极的影响。”近代章草书家王世镗,清末小官,曾在安康校碑读书,老年困居汉中。后为周伯敏、于右任获悉,于右任见王世鏜书法大为惊骇,认为其章草是“三百年来笔一支,”电请王世鏜赴南京,到南京后与于右任朝夕相处切磋之后,融会贯通,集其大成。没有于右任的发现提携,没有南京的阅历,恐王世镗早埋没于乡间。
    刘旸光的人生阅历又是如何的呢?刘旸光十七岁时即参加工作,任兴安师范的教育管理员。十九岁时受聘于安康中学,负责图书管理工作。其间,阅读了鲁迅、茅盾、丁玲、郭沫若、郁达夫等大量的现代文学作品,这使他具有一定的进步思想。后在安师附小当教员。二十三岁时赴省教师训练所学习。刘旸光书道好,官道也不差。二十四岁时以安康中学童子军团长身份赴庐山受训。二十七岁时进入国民党政府,担任过县民政科长,县党部秘书,省党部设计考核委员秘书,人事科主任,县党部书记长。兼任过《兴安日报》社长。1949年9月至1949年11月,任安康县党部书记长。1949年10月,安康自卫团成立,刘旸光兼任自卫团政工室主任。十一月二七日,隨安康自卫团起义,但他未受到起义人员的公正待遇。三十八岁后,刘旸光便跌入了人生的苦海,公布为受管制的反革命份子。曾自杀被妻子救活。随后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狱,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后劳动改造。在劳改期间,记功五次,法院改判减刑两次。曾受公伤,两腿伤残过。1963年刘旸光已六十岁,此时刑満了。刘旸光“为不连累子女,申请留厂就业。劳动重极了。虽然刑满了,但实际上精神上的压抑和当犯人并无什么区别。工资很低,每月只有二十五、六元,因为活路重,钱不是买酒解乏,便是买死牛烂马肉长力止饿。人人如此,无一例外。”(引号内为刘旸光自传)
    刘旸光的人生经历了巨大的落差,在侥幸存活后,人世间还有什么看不透看不开的。人生的磨难对于普通人来讲,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对于有思想有造就的艺术家来说,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文化人在遭受毁灭性打击与磨难之后,会有三种生存状况:一种是从此沉沦,一蹶不振,消极度日。一种是借助于艺术,沉浸在个人得失的恩怨之中,精神委靡或玩世不恭。另一种则是抛弃个人得失,将个人的磨难升华为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以艺术的“真善美”造福于人类。刘旸光当属于后一种状况。
    刘旸光的阅历使我感慨:“你可能不是个坏人,但你有时无法选择社会和现实。”
    三、风格
    刘旸光曾长时间广泛地涉猎了书法门类的“真草隶篆”,最后为什么将学习的侧重点和创立自家风格的路子定位于“以汉隶魏碑为风骨,以行草出之”呢?笔者试从以下方面进行探寻:
    (一)从魏碑和汉隶的审美价值来看:1、“碑学”和“帖学”是历来习书者选择的主要途径。清书法理论家阮元这样评价二者之间各自的审美趣味:“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2、散文家、书法家刘长春对魏碑的特点有着精到的总结:“一是用笔远离精致优美而强调雄强刚硬;二是结体不讲规矩一律而追求随意变化;三是书者不为法所缚而表现一种真率。”书法理论家陈振濂对汉隶的风格有着独到的见解:“汉隶的开放和反拘束是毋庸置疑的。规行矩步,一毫不苟的恭谨变成了轻松活泼、流畅自如的抒泻。”由此归纳出魏碑汉隶的特点:刚强和自由。刚强与坚韧,严整与舒展,方圆与随意,构成了魏碑汉隶之间矛盾而又统一的书法美。
    (二)从书法的发展历史来看:1、唐楷整饬森严,历代各路大家已树立起一座座丰碑摆在哪里,后来者几乎没有逾越的可能。2、以楷书为基础、以行草出之的历代名家比比皆是,后人极难突破。3、魏碑汉隶的特点是“刚强自由”,这一审美价值曾被长期忽略,这使学书者有了“创新”的极大空间。
    (三)晚清以来,一批有志于书法创新的名家大家使久违的“篆书汉隶魏碑”重放异彩,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为赵之谦、张裕钊,其影响深远至民国之初。
    (四)从时代精神来看:1、民国初期,面对晚清以来国衰民穷的柔弱社会现状,整个社会进步思潮是“求变图强”。以康有为为首的书法革新派更加强调了“汉隶魏碑”的审美价值,这与时代精神密不可分;国家要“振兴”是需要“雄强”的民族精神的,魏碑的“刚劲雄强”同时代的“求变图强”是“吻合”的。2、汉隶空旷疏朗的空间意识和节奏明快具有运动感的时代特征是和民国初期人们从封建桎梏下挣脱出来,寻求思想解放,向往民主自由的时代精神相“合拍”的。
    (五)从刘旸光早期书法的路子来看:刘旸光少年时的书法启蒙老师师承张裕钊体,他深受老师的影响,但刘旸光书风的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与他本人的精神气质,主观自觉,时代背景分不开的。
    (六)从受书法大家的影响来看:刘旸光偏爱草书,是受了于有任的重大影响。他曾求教学书于佑任。于书早年师法赵孟頫,后根植于北碑,参以木简,潇洒脱俗,别具神韵;尤以草书独具创造性。
    (七)风格即人。书法是生命的力量,旋动,节奏,秩序,是理性的高度凝聚和高度醇化。艺术无不与精神通。刘旸光从小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其父希望他“诗书画”三绝。干什么用呢?修身治国。他在青年时期经历一段相对清静的校园生活后,便步入了仕途,期望自己的学识能为国效力,从而一展自己的人生抱负。“诗书画”使刘旸光有了儒雅的底蕴,为从政打下了文化和修养的基础。仕途和政治是一体的,是需要勇猛凌厉的作风。大凡文人性情较为柔弱缺乏“刚”性。不管刘旸光有意无意,他削减了文人柔弱的性情而磨砺了从政的“刚”性。其实,刘旸光的个性中也有“刚强”的成份,那就是他文人的“傲骨”,只是置身的官场使潜在的“刚强”萌发而有了“楞角”,这“楞角”与魏碑字体的楞角是接轨的。
    (八)儒雅是刘旸光的外表,内里却是经历仕途和社会磨砺的刚强风骨,这风骨经历了生与死的磨难和清贫与孤寂的相伴。于是,在熔炼、击打、淬火之后,这风骨愈老弥坚。在风骨的背后,是刘旸光人格尊严的自强和至死不渝对书法的精神追求--无论是什么环境和人生状态。这风骨作用于书体,滋养和强化了个人的书体风格。
    (九)刘旸光大半辈子起伏颠簸,他期待祖国的“求变图强”与书法“求变图强”的完美统一。晚年的刘旸光虽清贫孤寂,但精神愉快,他自嘲“赛过神仙”。晚年的刘旸光目睹了改革开放后国家的日益强盛,加上他个人错案的平反,精神十分振奋,挥毫抒发了“振兴中华”的豪情。国家的强盛使他的书风愈加“刚强恣肆”,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
    风格即偏激。刘旸光的书体以“碑”味儿为浓。“碑”较之于“帖”方显“刚劲”而少了些许“帖”味儿的“灵动秀逸”。刘旸光在晚年已意识力图变革求新,他向自己的书艺提出了更高的追求:“寓秀媚甜美于古朴遒劲之中”。中国书画历来讲求“气节”,而“甜媚”历来是“气节”之大敌,是排斥和对立的。刘旸光敢于直闯“禁区”,胆识非凡。他对“甜媚”进行了“嫁接”,有了新见解,这就是:甜中寓美,媚中藏秀。书法与现实是相通的。在现实生活中,大环境中处处存在着“媚俗”,人不可能一味“刚猛”,社会和人世太复杂了,有时还得弯一下腰低一下眉。否则,人生的许多“坎儿”难以迈过。元书画家赵孟頫的字被历代书法主流批判,认为“媚俗”,可这“媚俗”的书法流传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杨鈺莹的歌属“甜媚”一路,仍有不少“粉丝”。存在的即有合理的成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刘旸光变革书体已见成效。我们在“雄强刚劲”的碑味儿里同时发现了帖味儿“灵动秀逸”的神采。
    艺术是通过比较而鉴别的。让我们对陈少默和刘旸光两位书家的书体风格作以比较。陈少默出生于高官显宦之家,生活环境优哉悠哉,有贵公子气质。其父陈树藩说他是用家里的金子打出来的。上世纪“反右”时因说“错话”而跌入人生的低谷。陈少默磨难之后大彻大悟。他的家境、阅历、知识、修养和思想,使他的书法精神内蕴以老庄为主,融道家虚静与佛禅悟为一体。刘旸光的家境、阅历、知识、修养和思想,使他的书法精神内涵以儒家为主,老庄次之,汇儒家进取精神与老庄淡泊为一体。陈少默的书法“帖”味儿浓,刘旸光的书体“碑”味儿厚。陈少默的书体“雅逸俊朗”,有道骨仙风之态,飘飘遇仙;刘旸光的书法“刚劲雄强”,有铮铮铁骨之姿,气冲霄汉。一个是“太极拳”,一个是“少林功”。一个“静”美,一个“动”美。一个“养心”,一个“励志”。一个有着“中庭月色正清明,无数杨花过无影”的神妙境界;一个则是“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雄放气格。一个幽默诙谐,宽容和善,“逸”是其书法的显著特色,以“逸趣”安适人生。一个梭角分明,内方外圆, “强”为其书法的显著特点,以“强健”壮人骨气。二人招式各异,但殊途同归,给人以不同的美感。
刘旸光的书法艺术是时代的产物,不可复制。
    刘旸光是安康书法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安康近代书法的“权威”。权威的产生,使我们荣耀,自豪,给我们激励。权威的产生,也易使书法的发展受到约束。我们应以崇敬而又自信的心态,避免在权威的笼罩下,望而却步或亦步亦趋。有志于书道的书家、爱好者应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创造出有时代气息的崭新的书法艺术作品,给人们以美的精神享受。
    四、品赏
    艺术,首先是以美感来打动人的心灵的。
    艺术家与常人的区别就在于他能发现常人不易发现的事物之美。书法审美的难度在于:必须用最雄厚的文化积累并借助于一双“慧眼”将天地万物之状和丰富复杂的情感以最简单的抽象线条概括地表达出来。明书画家徐渭有一句至理名言:世间无物非草书!你能否发现“美”,你的书法的审美素质如何,是决定学书者能否提高书法“品位”的先决条件。呜呼!有人临池终日,“捅”不破这层纸。有人勤奋一生始终弄不明白“美”与“不美”的区分。审美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书法的外在形式美感,如线条、章法、运笔的轻重缓急,用墨的干湿浓淡等,给人以外观的美的直接感受。二是书法内在的精神之美,即内美,内美来自于深厚的修养。精神之美又作用或生发于形式之美,二者相互倚重。刘旸光将书法外在的形式之美与内在的诗词、绘画、哲理乃至生活等方面的修养相融合,构成了个人书法独特的审美趣味。欣赏刘旸光的书法作品,给人以如下的感受:
    (一)书作蕴含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并传导给观者产生共鸣而精神振奋。(二)书作给人以悲悯的情怀,使观者感受到大仁大义而心生普世价值观。(三)书作有宏大的气象和深远的境界,使观者浮想联翩而陶醉其中。(四)书作有一种精神的光芒闪烁,触动人的心灵而久久难以忘怀。最高的书画之格是讲气。刘旸光的书法有大家气,归纳如下三点:(一)有君子坦荡的浩然之气;(二)有传统文人不入俗流的纯正之气;(三)有铿锵凝重的阳刚之气。这是磅礴之大气。
    刘旸光晚年在清贫的生活中断绝妄念,孤身一人整日与书法相伴,书法成了他生命中精神寄托的最后归宿,这正如书圣王羲之所言:“书法是一种精深的艺术。倘不是学问赅博,有志于书法的人,是难以达到神妙境界的。一般说来,学书必须专心致志”。刘旸光远离尘俗,在冷清孤寂和苍凉中以禅的沉思透彻感悟人生,体察万象,正如他在条幅中所言:“万物静观皆自得”。他将客观的书法与主观的修养相融汇,然后超然神会,推陈出新,进入到融汇百家而自成一体的境界。刘旸光书法美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凄楚和辛酸,这使我感叹:刘旸光的书法作品,是他的喜怒哀乐,他的精神活动的真实写照。刘旸光书法的精神之美的闪光点在于:对历史的无奈和社会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后平反为起义人员),他没有沉沦,而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奋起与命运抗争,他将自尊自强的人格力量升华为时代的精神力量,借助于高度抽象的书法,以包罗万象的宏大气象,喷涌而出,咄咄逼人,给人以心领神会的美的精神愉悦。刘旸光的书法笔笔传情,笔笔言志;真草隶篆,无不精通;书法形式,多采多姿。现将《刘旸光书法作品集》中撷取几件,就笔者浅薄之见,作以赏析:
    (一)草书六屏:文天祥《正气歌》。这篇草书,意态安适,骨力强健又不失婉转流畅。章法错落有致,线条舒张有度。整篇气韵极佳,一气呵成。通篇书体在静气内敛中有着浩然之气。该书以抽象的线条表现了《正气歌》的精神内涵和文天祥的正大气象。其实,这何尝不是刘旸光本人的精神写照。
    (二)行草条幅:《少年易老学难成》。该书铁钩银划,若即若离,有干裂秋风之态。章法上计白当黑,缥缈淡远,有沐浴春光之意。线条坚凝中有着稚嫩的童趣。刘旸光追求一种清疏淡泊的精神境界与少年儿童纯真无邪的天性相吻合。真是妙极。
    (三)行草对联:《室有芝兰气味香,胸无城府天地宽》。整篇书作不臃不纤,神完气足。笔力强健,墨色饱润。动中有静,静中寓动。笔墨控制得恰到好处。以魏隶为风骨,以行草出之。书体凝炼流畅。读来有“清气满乾坤,幽香醉人心”的精神愉悦,真是神来之作。
    (四)行书对联:《抱甕荷锄非鄙事,栽花种竹当清谈》。此作为刘旸光仿何绍基笔意,其实已完全融入了刘旸光独到的艺术见解,已呈个人风格的面目。感言如下:风浸日蚀屋漏痕蕴岁月沧桑,金石篆刻线斑驳意古朴凝重。
    (五)《行书信札》。此信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无应酬之状,无思想框框,精神完全放松,无意于佳而佳。刘旸光在这篇书信里,向自己的学弟解答书法上的问题,娓娓道来,情真意切,物我两忘,完全进入“神遇”的境界。由于精神放松,丰富的情感随着多姿的线条任意流淌。看似漫不经心,点划随意,却又不逾规矩。通篇书作无任何雕凿的痕迹,完全是自然之态,这正是书法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样的作品可遇而不可求,足见珍贵和难得。
    五、修养
    画家陈子庄感言:“凡是大手笔,其诗、书、画都是一看惊人,是常人想不到的,因为他的胸襟不是常人的胸襟。”这胸襟来自修养的底气。
    刘旸光无论和什么人接触,总是谦恭有礼,温文尔雅,这使人大为感动。书法是人格化的体现,这温和的性格与他“咄咄逼人”的书风挂不上钩,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曾迷惘。
    我家祖居新城,与刘旸光家相隔不足百米,他对我家熟。我在上班时因工作关系,作宣传或装潢设计题写名称我大都去找刘旸光,一是他的字为宣传或设计增色,二是宣传他,三是以单位名义可给合适的润笔费。1988年安康首次印制地方挂历,我作设计,我即请刘旸光为“安康风光”挂历题写名称。1989年《安康县志》出版,刘旸光来安康印刷厂找我,想要一本,我即以厂上名义送他一本。我从未向刘旸光索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散文家卢云龙打算以单位赞助形式为刘旸光筹划一个专题电视片,给我的分工是代表厂上负责公车往来,刘旸光很是高兴,为答谢,他提出先给印刷厂写了6付条幅和一个中堂大字,让装点会议室,后因故制作短片搁浅。
    一次,我请刘旸光题写装潢设计名称,顺带我说我最近为“祝尔慷”烟写的广告招贴上的字被厂家用在烟标上,当时有点儿沾沾自喜。刘旸光说:“老二,你那字撵你四爷白聿修还差得很远。”我顿感汗颜。我对字未下甚功夫,只是粗通。刘旸光随即为我写了两付小条幅,一幅是:“才无人忌不足奇”;另一幅是:“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我知道这是长辈对晚辈真诚的爱护,我从心里感谢刘旸光的直言不讳,指出书学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是多么难得啊!书写完后,刘旸光不作任何解释,恐我对条幅的行草辩认不全,特意用宣纸用钢笔小楷写了一个小条子给我,对我说:“你不要看这幅字小,这幅字好。”这是我仅存的刘旸光的两幅墨宝。那天我有空,刘旸光的兴致也极好,我与刘旸光交谈了书法上的事,我多是提问,刘旸光多是解答。我提出了费新我、启功、舒同等当代风格突出的书法大家的鉴赏问题。刘旸光在肯定中也指出其不足的方面。随后谈到了安康书法界的人和事。在谈到某一书家时,刘旸光脱口而出:“他没有学过帖”。这使我惊愕。刘旸光此言有些偏激,帖肯定学过,只是学的得法与不得法。当时程安的书法有着新意,在省上展览时引起书界关注。针对安康书界某一固守传统而无个人面目的书家时,刘旸光有些激动:“你把他打死他也写不出这字。”在谈到另一位书家时,刘旸光很是赞赏:“这人聪明,学谁象谁,而且快。”随即又语气一转,很是气愤:“他在外边对人讲,说是经常给我些生活费,哪有这事。”随即刘旸光谈到了这位书家另外方面存在的人品问题。这是刘旸光真性情的一次自然流露,使我体验了他个性中的“咄咄逼人”。我从未对人提及刘旸光评论一事。在公开场合,刘旸光对这几位书家鼓励爱护,这几位书家对他也是非常敬重。刘旸光明明知道那位书家存在的书法问题,为什么不向书家本人指出呢?我曾困惑。
    《刘旸光书法作品集》问世后,我很是珍爱,时时翻阅,汲取营养,当我看到刘旸光在1996年7月即将离世时写给超孙的座右铭:“学会尊重别人,保全自己”时,我恍然大悟,我找到了解读刘旸光多重性格和复杂精神世界的钥匙。刘旸光历经沧桑,人生坎坷,曾遭人暗算而身陷人祸,他有太多的感悟和人生经验。在现实生活中,好心不得好报甚至恩将仇报的事时有发生。在现实生活中,“良药”因“苦口”而“恼怒”“病人”自惹麻烦的事不是没有。刘旸光不想招惹麻烦。他将“尊重人”作为自己的礼仪和处世之道,并将此作为座右铭传给后人,有名哲保身之意。尊重,是调和人际关系的粘合剂,可化解许多麻烦;尊重,是一种精神礼仪,是褒义,但并不代表对人和事物的真实看法和评价。一个人能看到真实的自我是多么困难啊!当现实沉淀为历史之后,往往浮名虚名一场空。我理解了刘旸光的难言之隐。我想到了画家中的散文家吴冠中的话:一个人挖到最后,他是孤独的。
    刘旸光礼仪待人的“谦和”,见解事物的“真率”,纯正文人的“傲骨”,官场仕途的“隐忍”,构成了他性格的多重性。凡卓有成就的书家,其强烈的风格,必然是个性的自然流露而成天趣。官道绝对不能有真率直言个性的流露,温文尔雅也不会有“咄咄逼人”的书风。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性格的多重性是矛盾的是极难相容的。刘旸光将这性格的多重性调和起来,靠的是修养。修养,不是轻松快意的诵读;修养,有时是精神的炼狱。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他常常处在精神的煎熬与痛苦之中。这丰富而又矛盾的精神状态,也会在书体中“隐现”。在旧中国,刘旸光想有一番作为,曾长期身处官场,官场浑浊不清,复杂多变,他时喜时忧,忧多喜少;他矛盾困顿,常欲挣脱,骨子里向往的是“清静与自由”。他生下来,老天给他的使命就是作书法的圣徒。他心里早早就埋下了一颗健康的书法艺术的种子,那颗书法艺术的种子无论在何种环境下都要“萌发”而占据他精神的主峰。中国的艺术精神,从本质和源头上讲,乃是老庄思想的“自由自在逍遥游”。唯有远离尘世,才能获得精神的自由与纯粹;唯有真诚与自然,才能获得心境的平和与艺术的纯真;才有可能创作出“圣洁”的书法艺术作品。艺术的圣徒中不乏性情中人。现今画界顶尖人物吴冠中、陈丹青心无沉渣,出言锋利,入木三分,气势咄咄逼人。这和刘旸光是多么相似啊!刘旸光在晚年已没有精神负担,完全回归到第二个“童年”之中。
    刘旸光的晚年相对来说“心静”了,但外界和尘世对他的心灵不能没有触动,对此,他往往会流露在书写的条幅之中。针对不学无术的时代“宠儿”,他愤概:“常将有日当无日,莫把运气当才气”。对纷扰烦心的世事,他发出“人间火气太重,瑶池琼浆难寻”的感慨。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由儒、道完全进入禅境之中,已“超然物外”。他在八十三岁时借用佛家的话在写给全明的条幅中表露无遗:“心无异象,意绝妄想,六根寂静,端作默念,万无一失”;并嘱咐:“珍之又珍”。晚年的刘旸光精神彻底放松,无任何牵挂,完全净化,已修炼达到“涅槃”的境界;晚年的刘旸光已达到“风神妍润,法度闲雅”的书家修养极则,其书法艺术集大成而终成“正果”。
    六、功利
    中国书画是古代文人寄情言志、畅神达意的精神媒介,是守望精神的圣洁家园,是主流意识。功利思想任何朝代任何时候都有,但不占主导地位,是支流。主流书画家首先想到的不是功利,不是财富,而是如何提升个人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当然,成名成家,升官发财,人皆思之,人之常情;但在书法这个需要高悟性的行当里,写好字不难,能出道者却极难。书法很难和功利挂上钩,幸运者微乎其微。商品社会,熙来攘往,皆为利往。要让人人都灭了功利的想法也不现实,做艺术上的“清教徒”不是人人都合适和情愿的。从事书法的底线应是:不能以功利作为唯一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否则,会令许多人失望。中国古代文人皆能书而不称之为“家”,且总体水平远远超过今天众多“书法家”的称谓。苏东坡的字无意于佳乃佳就是例子。
    功利思想在刘旸光身上是如何体现的呢?
    刘旸光在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曾经死的心都有了,他的肉身存在早已没有意义,支撑他活下来的,是将生命溶进书法的精神寄托。他的书法是生命的结晶。经济社会人心浮躁,众人七情六欲炽热旺盛,为“票子”“房子”“位子”惶惶不安;刘旸光则心如止水,以清贫、孤寂与书法为伴,以宗教般地虔诚殉道,丝毫不敢懈怠和亵渎。如果说刘旸光还有功利思想的话,他是要通过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书法的高智慧来展示他存在的人生价值。刘旸光在为王炼书写横披“自强不息”的题跋中说得太直白了,他说:“人的价值,从某一点上说,在于被利用,被利用的价值越大,人的价值也就越高。一旦失去了被利用,人的生命也就可以止息了。”事实也是如此。无论君民人等,只要上门求字,刘旸光即给满足,不管对方有无利益。刘旸光的晚年物质相对匮乏,但精神绝对富有,被社会利用的价值越来越大。他参加了下至地方上至全国的各类书展。为文化单位普及书法培训了大量的爱好者。结识了有志于书法的地方骨干,并答疑解惑。对儿童书法倾注了爱心,少数有造诣的“小书法家”在他的指导下,在国际上展出获奖。刘旸光的书法多以馈赠的形式进入寻常百姓家。他的人品、书法以“美”感动着人们。在文化界,人们津津乐道,均以刘旸光为楷模。
    功和利常常是孪生姊妹。刘旸光书法上的“功”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大众。他的名气,未给他带来什么利。有求字者给点小礼品,偶尔有微薄的代课费,这不足挂齿的“小利”与刘旸光书法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相比是天壤之别。这使我想起雕塑家刘士铭。刘士铭是徐悲鸿的高足,为探寻民间艺术主动离开中央美院而入住河南地方,后落难他乡。改革开放后他始终不开窍,不撵经济大潮,贫困潦倒无怨无悔地玩他的雕塑。一位资深雕塑家不无感慨地说:别人发的不得了,他依然清贫如故,不搞商业雕塑。发财的人青史无名,刘士铭的雕塑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水平。这和刘旸光的境况是多么相似。
    刘旸光非同一般的书法成就,除了他自身的“能量”之外,还与书法的环境有关,安康南北交融,书法的氛围浓厚,有推动中国书法进程的人物。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书作《石门颂》,是汉隶的杰作,其书写者为安康官人王戎。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书坛领袖人物沈尹默出生于安康汉阴,二十一岁离开安康走向更广阔的天地。沈尹默工正、行、草书,尤以行书闻名于世。沈尹默对中国近代书法的组织、领导、学术、发展均有巨大贡献,这得力于他在青少年时期在安康练就的书法基本功。近代全国有名的隶书大家陈少默融篆入隶,打破程式,创造了别具一格的隶书。刘旸光以汉隶为根基的行草书作代表了近代安康乃至陕南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随着历史的沉淀,刘旸光的书法艺术,还会突破原有的影响范围。这四位安康籍的书家,除沈尹默擅长行书外,王戎、陈少默、刘旸光则独青睐于隶书,尤其是汉隶,他们对中国隶书的创新发展有着不同的贡献。
    刘旸光一生最大的功是成为安康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书协会员,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名誉,而是代表安康文化在书法领域上了一个“大台阶”,使安康曾经落后的文化有了对外说得起话的“书法品牌”。刘旸光在安康书法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地域文化留下了珍贵的墨宝,将长久受到人们的爱戴。按刘旸光书法艺术的水准,可在全省乃至全国叫响。由于地域长期封闭落后,加之未有大的宣传、交流、品鉴,这张本应“耀眼”的“名片”在外部没有“耀眼”。随着安康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强,随着地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交通的四通八达,陕南民间艺术品牌的打造影响,代表安康文化的“刘旸光书法艺术”,会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众多的专家学者刮目相看而肯定其应有的书法地位。对此,刘旸光预言:“我的字现在还无人问津。我死后五十年,我的字是一定会升值的。”山水画家黄宾虹生前也曾预言:“我的画须得三五十年后方有识者。”黄宾虹超前意识的山水画恰好在五十年后人们才认识其独到的审美价值而震撼了中国画坛,被陈传席称之为“墨神”。刘旸光充满自信的预言应该是会实现的,到那时,他的书法艺术将在更大范围“为人民服务”,他在另一个世界应是倍感欣慰的。
  
    注:本文“阅历”章节,参考摘引了赵宏勋、李增保编著的《刘旸光书法作品集》中“刘旸光大事年表”部分内容,在此说明并致谢意。
            (作者:安康天宝印务公司退休干部)


姚合金州(安康)之行
及其金州诗的文化意义
◎郑继猛

    近二十年来,姚合研究成为一个热点。除了单篇论文研究外,大陆和台湾分别有五篇硕博论文对其诗歌做系统研究。台湾有1989年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简贵雀的博士论文《姚合诗及其《极玄集》研究》、1989年蔡柏盈的硕士论文《姚合诗研究》、1997年东海大学黄月俪硕士论文《姚合及其诗歌研究》。大陆2006年有吉林大学周菲菲《姚合诗歌论稿》、2009年首都师范大学胥文慧的《姚合诗歌研究》,其中周的论文主要论及姚合的生平、仕履,从士风、诗风角度考察姚合诗歌的主要内容,略及姚合诗歌的主张;胥的论文则侧重姚合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和其诗歌对后世的影响,两篇论文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较全面地对姚合的生平、思想、诗歌内容、艺术特色、和对后世的影响做了全面的研究。
    相对于对姚合诗歌的宏观把握和整体研究认识,姚合的金州之行及其金州诗仅仅是这些硕博论文中的一个非常次要的部分和佐证。周菲菲的论文提及姚合金州的创作:“《武功县中作》三十首、《闲居遣怀》十首、(《题金州西园》九首、(《杏溪》十首等组诗,均是思想情感的真实流露,这些诗歌摆脱了应答酬唱类作品的做作与矫饰。”①胥文慧的论文提及金州诗也仅仅是作为论点的例证,如:
    其一:马戴与姚合交往长久,马戴曾多次参于姚合家的聚会:《集宿姚侍御宅怀永乐宰殷侍御》《雒中寒夜姚侍御宅怀贾岛》《集宿姚殿中宅期僧无可不至》,姚合有诗《喜马戴冬夜见过期无可上人不至》,可见二人以诗相会关系融洽。马戴在姚合后期不同官职上分别有诗相赠:《山中寄姚合员外》《酬刑部姚郎中》《寄金州姚使君员外》,姚合亦有《送马戴下第客游》《寄马戴》等。
    其二:从姚合诗《送喻凫校书归毗陵》中句“吾亦家吴者,无因到弊庐”看,他应与喻凫是同乡,二人感情也很好,“见君何所似,如热得清凉”(《喜喻凫至》)而喻凫在送贾岛往金州访姚合诗中也说道:“潇湘终共去,巫峡羡先寻。几夕江楼月,玄晖伴静吟”(《送贾岛往金州谒姚员外》)其中不仅将姚合比作谢眺,而且还用“巫峡”事表达了自己对于姚合的思念,足可见二人关系极好。②
    两文并没有对姚合金州之行及其金州诗对金州的意义作深入的探析和论证,实为遗憾。
    一、 姚合金州之行的文化意义
    姚合研究中,一是关于姚合仕履与姚合具体是什么时间来金州,大陆依旧争论不休,大致可以从2009年胥文慧的硕士论文中间出端倪:一致赞同其仕履行踪有“武功主簿、万年尉、监察御史、分司东都、殿中侍御史、侍御史、户部员外郎、金州刺史、刑户二部郎中、杭州刺史、谏议大夫、陕虢观察史、给事中、秘书监等。”③二是对任职具体时间争论不休。倒是台湾学者李建昆的论文对姚合仕履言之凿凿:“文宗大和六年(832年)秋,由户部员外郎授金州(今陕西安康县)刺史。赴任前曾造访无可,无可有诗酬之。姚合赴任时,方干赋诗送行,马戴、项斯亦有诗寄赠。姚合则有诗留别。金州即今陕西安康,地通湖湘、巴峡,颇多山水形胜。所以姚合饮酒赋诗,甚为惬意。其《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最能表达此时生活与心境……文宗大和八年(834年)二月,雍陶登第还成都省亲,贾岛、姚合都有诗送行。由此可以看出,姚合在金州刺史任内,诗友往来,十分频繁。”④ 综合双方意见可知,姚合在文宗大和六年(832)秋天授金州刺史,至大和八年(834)年离任,任期两年多。
    短短的两年多任期,对金州来说,简直是一次文化盛宴。
    其一,在唐代,虽经过近两百多年稳定的发展,金州相对于富庶繁华的京城来说依旧封闭落后,此前对金州山水人文景观做过诗意描写的为数不多,可见的有孟浩然的《登安阳城楼》以及张籍、白居易等送行诗中略微提及。真正在金州生活并对金州山水美景、风土人物系统做诗意描写的,自然非姚合莫属。
    其二,是姚合金州之行影响巨大,他的金州之行,引起了当时文化人士的普遍关注和响应。很多诗人作诗送别,甚至有诗人专程来金州拜访他。
    其中写诗送行的有:
    1、项斯《赠金州姚合使君》:“为郎名更重,领郡是蹉跎。官壁题诗尽,衙庭看鹤多。城池连草堑,篱落带椒坡。未觉旗幡贵,闲行触处过。”⑤
    2、方干《送姚合员外赴金州》:“受诏从华省,开旗发帝州。野烟新驿曙,残照古山秋。树势连巴没,江声入楚流。唯应化行后,吟句上闲楼。”⑥
    来金州专程拜访他的诗人有:
    1、无可专程游方到金州,驻锡金州草堂寺。与姚合陪伴游玩金州南园、杏溪、莲花池等等名胜,互相酬唱应答,十分融洽。
    2、贾岛专程来金州拜访姚合,诗人喻凫写诗送别《送贾岛往金州谒姚员外》:“山光与水色,独往此中深。溪沥椒花气,岩盘漆叶阴。潇湘终共去,巫峡羡先寻。几夕江楼月,玄晖伴静吟。”⑦
    3、方干专程除了送行,还专程来安康,写下了《路入金州江中作》:“棹寻椒岸萦回去,数里时逢一两家。知是从来贡金处,江边牧竖亦披沙。”诗中有安康沿江曲折萦回的景色,尤为突出的是,记录了江边淘沙采金的盛况,甚至那些在江边的放牛小孩,都在淘沙呢。
    其他同时代的诗人也对姚合金州之行表示了特别的关注,时常写信寄诗问候如马戴《寄金州姚使君员外》:“老怀清净化,乞去守洵阳。废井人应满,空林虎自藏。迸泉疏石窦,残雨发椒香。山缺通巴峡,江流带楚樯。忧农生野思,祷庙结云装。覆局松移影,听琴月堕光。鸟鸣开郡印,僧去置禅床。罢贡金休凿,凌寒笋更长。退公披鹤氅,高步隔鹓行。相见朱门内,麾幢拂曙霜。”⑧其诗对金州山水充满里诗意的赞美和讴歌。
    从中可见姚合金州之行在当时是人群体中的影响和震动,自然引起了使人们对金州的特别关爱,他们的诗意发现和诗意的唱和,无疑对金州山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撩开了金州山水动人的面目。
    二、姚合金州诗的文化意义
    姚合的金州诗主要指他在金州当刺史时写的诗歌。那么他在金州作诗有多少首?有没有他在武功时那么多呢?现在以刘衍的《姚合诗集校考》为底本,做一系统的分析辩证。
    其一,诗歌里带有明显金州字样的诗,总共十首:其中有《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一首,《金州西园九首》,计十首。
    其二,诗歌里没有金州字样,但其从写景的具体地可以考证出的诗歌,有十二首。这主要是系列诗《杏溪十首》、《游杏溪兰若》。据安康出土墓莂,杏溪⑨为唐时金州一游览景区,同时无可上人也有诗《过杏溪寺寄姚员外》可证此地在金州,此地,是当时民众每逢佳节暇日,多来此地游览玩耍。《殷尧藩侍御游山南》,山南在唐时主要指现在安康一带。
    其三,根据他与无可、贾岛等人在金州唱和应答确定,《郡中书事寄无可上人》、《咏南池嘉莲》、《郡中对雪》、《郡中西园》、《送郑尚书赴兴元》、《送澄江上人赴兴元郑尚书招》、《喜贾岛至》、《喜马戴冬夜见过期无可上人不至二首》、《喜贾岛雨中访宿》,计十首。其依据可参见李建昆的论证:“文宗大和七年(835年),无可在金州陪刺史姚合游南池,两人皆有诗作。其后无可离金州,复有留别姚合诗。贾岛也曾於六月往金州见姚合,喻凫赋诗送行。”⑩
    其四,部分认可,但尚存疑需要考证的诗有:《闲居遣怀十首》、《寄张溪》、《寄贾岛》《寄户县尉李廓少府》、《别友人山居》、《乞新茶》、《杨柳枝词》五首等约二十余首。认可主要依据从诗歌所涉及的人物、景物、物产等判断,理由不足之处在于暂时缺少文字旁证作依托。如,《乞新茶》,绝不可能写在武功,因为那里不出产茶叶,也就不会特别重视茶叶的“新旧”,而在茶叶产地,如金州(安康)、杭州则饮茶之风浓郁,特别重视新茶。故而《乞新茶》只可能写于这些地方。杨克、李厚之、张会鉴等编撰的《安康历代诗词点校》{11},已将此诗收录,可做一部分旁证,部分肯定此诗写于金州。
    这些诗总共合计有五十多首,尚不包括一些统计不了的。相对于姚合所有的诗歌总数,约占其中的十分之一。从时间比重上看,这段时间是姚合创作的又一个高产期。可见姚合金州之行,对其诗歌创作的起着很重要的激励作用。
    姚合的金州诗,其一,首次向外界介绍了金州(安康)的政情民风与地理区位优势。他的《金州书事寄山中旧交》满怀欣喜地向京城朋友推介金州。“安康虽好郡,刺史是憨翁。买酒终朝饮,吟诗一室空。自知为政拙,众亦觉心公。亲事星河在,忧人骨肉同。簿书岚色裏,鼓角水声中。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旧山期已失,芳草思何穷。林下无相笑,男儿五马雄。”诗由衷地赞叹:安康是好郡,其理由是百姓纯朴,不狡诈,对于姚合的行政简朴,“政拙”极为满意,颇觉心公,一方面官员行政不骚扰惊动百姓,与民休息;一方是百姓体察政府官员惠政,恪守法纪,两相和悦,实为好郡。再就是安康此地市场繁荣,可以随时买酒畅饮;物产不同京城长安,“溉稻长洲白,烧林远岫红”;交通便利,四通八达,可以“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由此可见好郡安康确实不同凡响,改变了人们称安康为四塞之地的错误论说,从全新的角度引导人们认识安康:民风淳朴、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等。
    其二,首次对金州山水名胜进行诗意描写,对山水意蕴做审美发现,这是对金州山水形胜的审美体悟和文化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金州西园九首》主要题咏金州的西园的九处景点,每首诗都点出此景点不为常人所能感受到得美感特征,或者说出为常人无法表达出的审美韵味。如《江榭》点写江榭如同一双明眸一样,能给山水起到点睛作用,否则此处江水就是“无榭无双眸”。这就是与常人感受不同的美感经验了,也许只有诗人的灵心方有如此体贴恰当的点评。《药堂》则用绘画之笔,化虚为实,以近衬远,将在药堂所见的远水远山风景描绘出来, “四壁画远水,堂前耸秋山。”传神描绘了药堂显敞静美的开阔视野。《石庭》诗首句“布石满山庭,磷磷洁还清”直揭主旨,运用古文义法,扣住石庭不同别处的特征:“洁”、“清”,恰和诗人自己高洁清正的精神气格。金州山水中的这些普通景物,经诗人诗笔描绘之后,无不成为金州山水文化不可替代组成部分,成为金州山水文化的宝贵财富积累。
    其三,诗中与民和谐相处、风雅悠游的为官之道,为后世各代来金州执政的官吏作了表率,成为历代官吏勤政廉洁,风雅吟咏的效仿楷模,也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遗产。《咏南池嘉莲》写道:“芙蓉池里叶田田,一本双花出碧泉。浓淡共妍香各散,东西分艳蒂相连。自知政术无他异,纵是祯祥亦偶然。四野人闻皆尽喜,争来入郭看嘉莲。”写姚合在郡任职期间,荷池长出了并蒂莲。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有的祥瑞。姚合却不居功,认为这不过是一件偶然的现象罢了。因此敞开让百姓观看,与民分享。在《乞新茶》、《乞酒》等诗中,同样用平和亲切的笔墨,记录诗人与民亲近、和谐相处的良好氛围,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地方父母官的形象。这种风气同样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综上所述,姚合金州之行及其金州诗,对安康的文化影响极为深远,意义重大。其风雅逸韵,泽溉后世。唐代之后,宋、元、明、清历代来金州做官的知府、知州,多数人勤政廉洁,或兴修水利、或兴办学校,或引种高产作物,都为此地发展做了卓越的贡献。他们为政之余,多数人都有诗歌流传。清代安康知县陈仅{12},满怀深情的追念姚合的功绩。他在《追和唐姚合金州西园九首诗韵》序言中写道:“兴安(今安康)隶汉西城,其地荒僻草昧,代鲜闻人。至唐为金州治,城郭廨舍,亦失其因革。自元和间,姚合为刺史,始有题咏,于是周朴、方干之徒游屐相继,人文肇启。当在此时,有功于斯土不浅,而金州之人不知报本追始,如潮、柳、苏、杭之祀韩、柳、韦、白,为可惜也。余令安康者九年,于兹长夏积雨,官牍萧闲,因取《武功集》中《西园九题》诗,依韵和之,以写归思,兼志向往。”{13}从中可见前人对姚合金州之行文化价值的认识与判断。

    注释:
    ① 周菲菲·《姚合诗歌论稿》,2006年,学位论文,吉林大学·第30-31页。
    ② 胥文慧·《姚合诗歌研究》,2009年,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第35-38页。
    ③ 同上。
    ④ 李建昆,《论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兴大中文学报2005年底6期,第93-114页。
    ⑤ 《全唐诗》第554卷。
    ⑥ 《全唐诗》第649卷。
    ⑦ 《全唐诗》第543卷。
    ⑧ 《全唐诗》第556卷。
    ⑨ 参见李厚之、张会鉴,《安康道教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第80页。文中引用在安康出土的地莂铭文:“宜于金州西城县永宁乡第十二都杏溪村安厝宅兆。”可见至迟,在宋代,安康城西有杏溪一地名存在。
    ⑩李建昆,《论姚合武功县中作三十首》兴大中文学报2005年底6期,第93-114页。
    {11}杨克、李厚之、张会鉴:《安康历代诗词点校》,安康文化丛书编委会,1998年。
    {12}陈仅,字采臣,一字馀山,又作渔珊。浙江鄞县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任紫阳县知县。历任安康十余年,民以有功于邑,为建生祠。咸丰二年(1852)郡遭大水,立城隍(没有水的护城濠)不去,城没于水,陈仅被洪峰带卷漂至黄洋河,将亡遇救,得免于难。郡人额手称庆,咸谓天佑良牧。咸丰四年升宁陕同知。未赴,致仕归里,杜门著书。著有《继稚堂诗文集》三十二卷。
    {13}陈仅:《继雅堂诗集·卷六》道光丁未刻本,清华大学藏书。

    参考文献:
    1、周菲菲·姚合诗歌论稿[D],2006年,学位论文,吉林大学·
    2、胥文慧·姚合诗歌研究[D],2009年,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
    3、李厚之、张会鉴·安康道教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4、 陈仅·继雅堂诗集[M] 道光丁未刻本·清华大学藏本·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 石门颂 》书作者王戒还是王戎?
◎刘勇先

    最近安康地方志委员会编纂的《安康地区志》,第1609页《人物传》中,介绍《石门颂》书法作者是“东汉西城(今安康市)人王戎”。我认为“戎”是错字,应当是“戒”字。
    《石门颂》原刻石左侧落款是“书佐西城王■字文宝主”。古今金石专家和历史学家一致公认,汉刻先要用朱笔书丹,然后再刻石。《石门颂》那样高大的摩崖,书丹确非易事,位尊爵显的官员是绝不会干这类事的。《石门颂》落款最后四个字“字文宝主”末尾一个“主”字,说明普通文吏书佐承担了“书丹”这件事。换言之,《石门颂》的书丹作者就是王■无疑。
    现在的问题是,后人对《石门颂》书法作者王■的“■”字,有多种译法:①乾隆年间的严如煜,曾任过旬阳县知县、褒城县知县、汉中知府、陕西按察使。他研究《石门颂》的著述中把书佐王■先写成■,后译为“王成”;②汉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李星,他在1986年《石门》杂志第1期《汉〈石门颂〉在文学史文献上的价值》中,把《石门颂》书法作者王■译为“王■”;③1984年创刊号《石门》杂志汉元的文章《试论汉〈石门颂〉书法的美学渊源》,有“书丹者为‘书佐西城王戒字文宝’。”④1986年第1期《石门》杂志王复忱在《观赏〈石门颂〉摩崖后的畅想》一文中讲:“《石门颂》的隶书体被后代人称为‘汉代极作’,习〈石门颂〉摩崖历代不断,他们都能把 ‘西城王戒字文宝’七个字深深留在记忆里,道理就在这里”;⑤近代书法家文伯子,把《石门颂》的书丹者王■写成王■;⑥1988年徐印信编著的《安康史略》第46页,《安康历代名人》一章有“王戎、韩朗二人均为陕西西城(今安康县)人”。把王■译成王戎;⑦1997年谈俊琪主编的《安康文化概览》第51页,在《书坛千古两奇人》一节中有“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汉中太守杨孟文组织修凿褒斜道告竣,当时西城(今安康县)人王戎(字文宝)、韩朗(字显公)在汉中担任佐吏”。这里也把王■译成王戎;⑧有某大网站在《〈石门颂〉译文》中向广大网民提供“书佐西城(碑作成字)王戎(别写)字文宝,主。”……。因此,对《石门颂》中一个字的解译,不止陕西安康、汉中两个地区,而已扩展到整个汉语言领域。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仅据个人现有的资料,提出自己的意见:■字应译成“戒”,我赞成汉元、王复忱的译法。
    石门摩崖石刻,从时间上说自汉至清都有。这是一座中国文字书法发展演变的天然博物馆。我国汉字的发展大致是经过象形字、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宋体等阶段。在战国时期,秦、楚、齐、燕、赵、韩、魏等各诸侯国的文字有大同小异,楚国与秦国、燕国、齐国等的偏旁部首就不一样。秦统一六国后,虽进行了统一文字的工作,用小篆化一。但秦帝国统一后只有短暂的13年时间,就被汉朝接替了。再加上当时交通不便,山区、荒漠等地僻偏隅之地较多,政令传达、执行滞后是常常存在的。
    汉代在小篆基础上,流行隶书,也是官方行文常用的字体。故《石门颂》是用汉隶一分书写的,全篇字划的粗细差别不大,似用铁笔钩勒而成,笔力刚劲沉着,造型峥嵘峻峭,挺拔多姿。其一笔一划富于变化,字形的大小也悬殊较大,突出了自然奔放、雄壮豪迈的气概。因此,《石门颂》被历代书家称为“神笔”、“隶中之草”。但在全文中使用了汉代的通用字,如“蒸蒸艾宁”的“艾”与“乂”相通。《汉书·郊祀志上》注:“艾读曰乂。乂,治也”;使用了当时的俗字,如“虵”即“蛇”的俗字;也有借用字,如“恶虫蔽狩”的“蔽狩”借“蔽”为“憋”、借“狩”为“獸”,“憋兽”即恶兽之意;篆体字,如“上顺什极”的“什”,即“斗”的篆体字;错别字,如把“同僚”写作“同遼”。至于多笔少划的字也不少。这些不能不让我们看当时的历史背景,佐吏王■生长在秦头楚尾的西城,这里是秦、楚、巴蜀交界的“边区”,秦帝国统一文字的工作可能不彻底,这里人们书写文字的偏旁部首有历史习惯性的交混,有错别字,有的字不规范,有缺一撇少一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一些古籍和汉碑刻中屡见不鲜。现在我们看看王■的“■”就另有六种译写:■、■、■、成、戎、戒。我们打开清代闵齐伋辑的《篆字彙》(也叫《六书通》)第725页,“戒”字的书写有9种,第4种“戒”的写法是钟鼎文向篆书的发展(见图一)。《康熙字典》补遗第11页,卯集戈部第三个大字“■”旁注:“《字彚》俗戒字”(见图二)。《字彚》是明代梅膺祚编撰的。这样看来,人们把王■的“■”译为“戒”是有道理的。对这一个字的译法,也能反映出《石门颂》这种“神笔”之“草隶”,对汉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汉代成为我国书法史上一个伟大变革时期,萌发于古,趋用于秦汉的新型书体——隶书,就是定型于这个时期。汉隶的发展一直是起着承前启后的规范作用,在书法史上是至关重要的。
         (作者地址:汉滨区张岭水电三局)

李广田与安康
◎周龙田

    李广田(1906.10.1~1968.11.2)山东邹平人。现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副教务长(1946年)。195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并兼任云南省作家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云南分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学习。1930年入北京大学外语系本科学习。在大学期间开始写作。常在戴望舒主编的的《现代》杂志和杨晦主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发表诗歌、散文。1936年李广田与何其芳、卞之琳三人合写的诗集《汉园集》出版,获得广泛好评,被誉为“汉园三诗人”。但他写得更多﹑成就更高的﹐还是散文。抗日战争之前﹐创作了3本散文集;《画廊集》(1936)﹑《银狐集》(1936)﹑《雀蓑记》(1939)。这些作品或回忆童年故乡生活﹐或描写倍受折磨﹑无路可走的人物﹐或抒发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前途的追求。文风朴实﹑自然﹑真挚﹐呈现出恬淡静美的气氛。1935年李广田北京大学毕业,回到山东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抗战爆发后,李广田带领学生转移到泰山脚下的泰安继续学习。1937年底迫于日本飞机的狂轰乱炸,李广田与师生一起开始从山东迁往四川万里跋涉的征程。他们途径山东、河南、湖北、陕西到达四川。其中他们从湖北郧阳开始,因为道路艰险,就只好徒步行走,从郧阳开始沿汉水(汉江)到安康、到汉中,最终到达四川。这一段艰难的逃难生活成为他难忘的记忆。他以这段生活为内容,写下许多传世散文,都收在1942年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的《圈外》散文集中。在这本散文集中,他写下了沿途的自然风光,山地乡民们纯朴善良、热情好客的性格,沿途的社会风貌和民风民俗。这些都让作者感到“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圈外.序》)。更让作者感到意外的是,在这穷山恶水、落后闭塞的秦巴山间,有一股抗日的激情。作者一走进白河县冷水河,就被民众的抗日爱国激情感动了。他在《冷水河》中写道:“我们一路沿着汉水,踏着双脚,前进着。我们的歌声和着水声,在晴空之下彻响着。‘拐过山嘴,便是月儿湾了。’有人这样喊。月儿湾---又是一个好名字,还有黄龙潭,花果园……我忘记我是在流亡,忘记是为我们的敌人者赶出来的,我竟是一个旅行者的心情,我愿意去访问这些荒村里的村落,我愿意知道每一个地方的建立,兴旺,贫困与衰亡,我愿意知道每一个地名的来源,我猜想那都藏着一个很美的故事……但这样的念头,也只是转瞬即逝的事情罢了。尤其当看到在破屋短垣上也贴下红红绿绿的抗战标语---这是在城市中我们看厌了的,而发现在荒山中却觉得特别有刺激力;以及当我们从那些打柴、牧牛的孩子们口中也听到几句‘打倒日本,打倒日本’的简单的歌声时,我就立时像从梦中醒来似的,心里感到振奋,脚步更觉得矫健了。”这是抗战时期安康人民抗战激情的真实画卷,是安康人民的心声。《来呀,我们大家一起拉》写作者在旬阳吕河口见到的安康人民抗战的雄浑壮丽的另一幅画卷。两只装满军火的大船,在汉江上逆水而上,安康的山民们要用自己的身躯掮起抗日的大旗。“我们看见了万头攒动,看见了许多粗壮的身子”,“看着那些辛苦的弟兄们用着最后的力量,在挽进那只大船。真的,这是我们的大船啊,因为那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族,而在艰难的运输着;是为了打退我们的敌人,而在艰难的运输着。”“而我们的弟兄们正在声嘶力竭的呼喊着,流着汗,流着淋漓的汗,汗水把他们湿透了,汗水落在沙地上,又被他们的赤脚踏过了,然而船总在前进着,一寸、二寸、一寸、二寸……”正在逃亡中的学生们被这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打动了,被安康人民迸发出来的大山般的巨大力量彻底慑服了。中国人的心汇成了澎湃奔腾的汉江激流,大家一起喊道“来呀,我们大家一起拉……”作者用最简单的语言,传达出最激动人心的声音。安康人民在抗战中的伟大力量,激起这些从抗战前线走下来的师生胸中的潮水。“我们历来还没见过这样的使用人力,这样的壮烈,而又这样残酷。我们的眼里不自觉的含了泪水,我们的心弦都拉的很紧很紧,我们被这民族的起舞与高歌所感动,简直为之迷惑了”。这是安康人民抗战之歌,放在全中国抗战的大合唱中也是最昂扬的,也会永远回响在中国大地不会被遗忘的。
    《江边夜话》是一篇生动叙述安康人精神心灵的历史画卷。此文明确是写旬阳境内的生活画卷。本文叙述我们这些逃难的队员夜宿汉江边上一吴姓老人家里的动人故事。当我们询问何时才能到达安康时,“老人说:‘哦!是么,你们明儿就住安康,就是兴安府啊,从脚下到府里七十五里,大清年间是每十里一个探子,就和现在跑信的一样,这道理,也是前清时候丈量的。’”。而第二天“早晨七点半钟,我们就向安康出发了”。首先作者写出此地与众不同的地貌特征。这地方叫做“高鼻梁”。山势是“山渐渐低,水渐渐阔,眼界逐渐扩大,心情也就更觉得舒畅了。”“这地方人家并不多,零零星星地散点在山坡和江边上。各家都是低低的的茅屋,没有所谓的庭院,更没有大门……远远山上有一座庙宇,顶子是瓦的,墙是红的,显得特别惹眼,贫苦的老百姓们,都是建筑了很精美的房子让神们住着,而自己已是绳枢瓮牖,这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是一样的。更远处,在江水两岸高的高山头上,有几座碉堡雄踞着,也给这地方平添了一种特殊神色。”
    作者勾勒出秦巴山间简陋而充满活力与寄托的生活场景。接着写老吴用我们安康最热情的礼节招待这些逃难队员。当我们借住在老吴家里时,“仿佛会给人家以不方便似的,颇觉得有些不安,但看了他们那种诚实而亲切的态度,我们倒觉得自己的多心是多余的了”。老吴和自己的老伴、儿媳热情忙碌的为这些队员准备晚饭,老吴爽快明朗,有趣的谈话,很快的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消除了隔膜。“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我们行路人对于这样可爱的老人是愿意把一切都予信托的”。为了报答老人给我们做饭。我们把从河南带来的珍贵的“海盐”送给老吴,以作答谢。这对缺盐的老吴来说,快乐溢于言表。“海盐?——唵,海盐是香的,我们这地方是吃不到海盐的,我们这荒山里。”又大声对自己家里的女人说:“海盐哪,生在东海里,带到这里十万八千里,你们女人家哪里知道这个哩”。而这些队员们则饱尝了一顿安康的山野特色。“不多时,就有刺鼻子的香气传过来了,大盘的炒白肉和烙油饼接着端来了,我们像一群小孩似的,贪馋地领受了这一次盛馔,真的,自从在白河那个奇怪人家吃过一次炙油饼以后,我们又是许多日子不知肉味了。而且,吴老头又给我们提了酒来,这是出乎我们期待的,红陶泥瓶,白粗瓷杯。酒呢,是玉蜀黍酒。‘棒子酒啊,请你们尝尝,我想你们是不曾喝过这种酒的。’老人笑着说。他并且告诉我们说,他们可以做种种酒,譬如小米酒,糯米酒,还有地瓜酒。”饭后老人让他们喝上了新鲜的豆汁。“这真是最新鲜最纯粹的豆汁了,我们每人都喝了几碗,淡淡的,甜甜的,非常可口”。当饭后我们和老人谈论起天下大事时,我们问他“前清好呢还是现在好哇?”老人显然有好多委屈。但是当我们谈到日本人侵略中国时,“当我们把敌人的种种暴行告诉他时,他就连连地摇着头,不说话,只是叹息。但当我们把胜利的故事以及种种希望描写给他听时,他也居然眉飞色舞起来了”。此时,一位居住在汉江边上,远离抗日前线的艰苦劳作的村民,一位热情好客,纯朴豪爽,真诚坦荡的老人;一位不明天下大事却具有朴素爱国思想的可亲可敬的安康老人矗立在人们的眼前。
    《江边夜话》还是一部安康浓郁的人文历史和风俗画卷。六十岁老吴原来是靠汉江谋生。后来,才在岸上种地谋生。“从他自己的叙述里,我们知道他原是船户出身,他的祖上是玩船的,他年青的时候因为做船上的生意赔了本钱……于是把船卖掉,只耕种着几‘天’田度日”。这是安康村民生活的变迁历史。这里还有奇异的风俗。邮差送信时要带上铃铛,是为了躲避老虎、狼和鬼祟等。在六十多年前,旬阳汉江两岸,是一个树木茂盛,水草杂生,各种野兽出没的地方。“若到后山去,那些地方都是深山老峪,林莽丛生,最是野物盘踞的所在,因此这一代人民也有以打猎为业的。譬如打到一只虎可卖一百余元,打到一只豹,也可卖好几十元,一只獐子也差不多,若是一只狼,也就只卖几串钱。可是獐子颇不易得,须碰运气,运气好的,打到的獐子是园脐子的;运气坏的,獐子的脐子就是长的了,长的没有什么用,圆的就制麝香,贵的很。”而且老虎大到像驴一样。“老虎有多大呀?”“吓,大得很,像一头驴,像一头驴”。打猎方式也奇特。“‘打狼是不用抢的’,他磕落了烟灰,‘用毒药,把毒药放在羊油里,狼是喜欢吃羊油的’”。这是山水安康、生态安康最好的历史资源。也是绿色安康最独特的魅力所在。更奇特的是此时人们早就具有环保观念。当我们问老吴“那么住在山里是很危险的了。”他说:“‘也不怎么怕。’老人当行地说,‘人不惹它它是不惹人的,咱们要知道给野物让路才行。你想,你一定要去碰它,它还能罢休了吗?野物也是有人性的’”。这些居住在大山中的村民们早就有了现代意识,知道与自然和谐相处了。这些都是我们铸造安康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在《冷水河》中作者写道:“冷水河,从左边的山涧中流注汉江,河身甚窄,河水清浅,在碎石上潺潺流来,确有一些清冷之意。过冷水河不远,便是冷水河的村庄,在暮色中只见围簇着一些房舍,房舍还有的冒着炊烟。在冷水与汉江之间,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建筑,叫作双龙古刹,也叫做观音庵,而庵下的江水叫做观音滩。这里的江水又正当一个山势陡转处,水流甚急,又以水底多石,所以水声甚大,而行船最难。……双龙古刹是借了山势而雄踞在险滩上的,它似乎被群山所包围,而又高出群山之外,他像一个巨大的魔灵,做着这险滩的主宰,益显得这地势险恶万分。”这里写出了安康山民们的精神史。凸显了安康民间文化的生动画卷。
    由于资料缺乏和时间紧张,李广田在安康境内停留多长时间,散文集《圈外》中有多少篇描写安康社会境况,自然风貌,民风民俗,大山村民的独特个性,还是一个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话说安康新城(三)
◎ 牛谦才

    西 正 街
    西正街全长一百五十三步。折合今公制单位360米。城门曰:安堵门。安:安全、可靠、康宁之意,堵:墙也。以此引申四座城门和城池之坚固。
    明清期间,关南道署、布政分司行署、陕西分巡陕安兵备道,以及民国期间的陕西省安石师管区司令部、陆军九十八军等军政机关驻地设在新城西正街(现军分区)。光绪年以前,俯视新城的制高点赵台山(今南门小区)与魁楼街在一条轴线。军政驻地三(天)井大院有一堵照壁墙,其对面就是魁楼街口,三点一条线,军事位置之重要可见一斑。民国初,驻军大门改在北正街便门口。
    西正街有条巷子叫箭道,与陕安兵备道署相邻。它不是行人之道,也不是街巷,是清兵专门练习射箭的地方,箭有射程要求,所以道很深,南北纵向约250米。箭道东有三楹关帝庙,庙外大门临正街,庙殿前场地宽阔。此庙主要是官兵祀奉关圣帝君场所。大门临街亦方便市民进香。在官兵眼里,关公是护国忠义之君,在老百姓心目中,关公是驱灾降魔,正直忠勇的英雄,皇家求关公保国安民,地方求关公除暴安良。西正街关帝庙香火旺盛,朔望日军民叩拜络绎不绝。1966年,关帝庙拆毁,连同箭道浮地亦归属军分区。   
    历史上为安康地方政绩显突者建官祠不多,上至唐代,下至清末,入祠官员十一人,建祀祠七座。立生祠祀之者有二人。光绪五年(1879),郡人为陕安总镇彭体道立生祠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清末入祠的最后一位地方官员。彭体道,字仁山,湖北宜城人,光绪二年(1876)以副将移镇安康。彭镇台的政绩归纳起来有五点:一是以工代赈,重修新城;二是查办乡下乱寇,扭转社会风气;三是筹粮济贫,安辑地方;四是捐俸资学,励生培植;五是剖修河道,兴林惠民。
    彭公祠位于西正街的魁星楼口与马巷道口之间,座南向北,为三合院,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为兽医站所用,文革结束后,划归军分区家属住宅。《重续兴安府志》载,彭公祠在新城东门,笔者借此文予以纠误。
    西正街朱丹池花园是已故主人朱祥麟之父朱子贵创建于清代同治年。西朱东黄(东正街黄子和老先生)两花园在安康久负盛名。
    朱丹池花园对门余上华,咸丰六年(1856)丙辰科进士,其子余国桢,拔贡,任四川芦山、射洪等县知县。余上华之父余辉远《皇清诰封中宪大夫先考余府君墓志》现存安康博物馆。余氏宅院四间房,其中一间作出入通道外,其余三间临街均不设窗。按通常规矩,房子方位临街,万卷书码头依方位亦向街面,临街屋面前坡水短,后坡水长,而余氏四间房方位背向街道,万卷书码头,屋面坡水反其常规,前檐向里,后檐向街,令人大为不解。家兄谦安释询说,这种房屋叫“倒座庭”,寓意“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终于我在新城其它街道也发现类似情况的四合院“倒座庭”,除门庭通道外,临街均无窗户。
    余上华被新城人称为余翰林,或余三品,也有人趣称余国丈。传说余上华入户部的第二年,即咸丰七年(1857),咸丰皇帝暗恋一起长大的一位皇姑,翰林学士私下颇多微词,资历尚浅的余上华说,把皇姑改姓变换身份后嫁过去不就行了,有位大学士说,那就恭请余大人作国丈吧。笔者与几位文坛长者言及此传说,智者如此破译:皇家出荒唐事不足为奇,余上华及学士们妙解皇家难题,亦属正常。是真是假、奇也、趣也、笑而已。不过,余三品也确是事实。知府职位通常为五品或六品,笔者收藏有光绪十三年的寿屏,落款是“赐进士出身,诰授通奉大夫,三品衔在任候补道贵州遵义府,前户科给事中加三级余上华。”
    近现代,西正街不乏名人。刘锡五,清末拔贡,1912年春与旧城小北街凌大同(清末秀才)在武汉办《大公报》,公开讨袁,报馆被查封后离鄂去沪,八月上旬潜回武汉,密谋中秋攻打都督署,因泄密,凌大同等人被杀害,沉尸江底。刘锡五因在江边负责发电,得以脱险,逃赴上海,与于右任谋设民立图书公司,以开发民智。1915年,公司被封,刘锡五被袁世凯监禁,后经于右任营救得以出狱。1916年春办《民意报》倒袁,因操劳过度咳血不止,1917年2月24日病卒于上海。
    刘裕德,子卓然,刘锡五之兄,清末毕业于陕西省优级师范,被派砖坪厅(今岚皋)任教习。1928年任安康县教育局长,倡导普及国民教育,建新学堂30余所。其子刘旸光为中国书协会员,著名书法家。其作品被河南碑林、日本友人收藏,香溪洞风景区等处石刻匾牌多选用他的书法。1996年9月9日刘旸光先生以83岁高龄去世,2001年6月,门人赵宏勋、李增保为其出书法专辑。刘旸光土生土长于新城西正街,少年时,他的书法就是从西正街城楼写对联伊始创出了名声,今天,城楼虽不复存在,但西正街却记载了包括刘旸光在内众多先贤志士。限于篇幅容量,此文不一一列举。

    西 井 街
    西井街,顾名思义,因井而得名。
    称其街,没有固定的道,松松散散,横着布建院落,也有变换方位,竖向筑起宅屋,门前庭后,院坝宽阔,房不相连,脊不相向,家家门前院坝齿错,凹凸不一。也因不规则的街,两边人家相距较大,有的地段比正街宽出许多。
    清中期,西井街仅有五六户人家,清末至民国也才十来户人家,住户房前屋后,老桂花树,木瓜海棠,枹树、桔红树与宅子相映成辉。檐坎下芍药、牡丹、月季争奇斗艳,四季飘香。庭院浮地少则亩余,有的甚至达二三亩。栽个葱蒜,几十行萝卜白菜,几畦韭菜芹菜,轻松自如,自给自足,吃不完的送个人情或换几个小钱买油盐酱醋也绰绰有余。住户们不算富有,也没有出现提起裤腿没裤腰的那种难以支撑的穷家。日子过得还算是安稳自在,住户都是多多少少念了些书,基本属耕读传家式的既不欺不哄别人,也不会被别人糊弄的忠厚人家。
    不过,西井街也出了一个叫刘超的贡生,字脉倒是不浅,外号却不怎么好听。刘超的父亲叫什么名,无从考证。以前老人都说他父亲是清末考取功名后被朝廷派往陕北神木县任知县,到任不足三月,因禁烟得罪了地方势力,被暗杀。1940年,当住在西正街的刘旸光被国民党派往神木县任党部书记时,他父亲刘卓然以刘超父亲为例,叮嘱刘旸光要谨慎行事,不可莽撞。由此可见,西井街刘氏在安康是比较有影响的。刘超善讼,外号叫倒挂刺骨玲。刺骨玲是生长于一种藤上的象指甲盖大小的玲形刺粒,每个刺骨玲就有三四个刺,刺入皮肉,疼痛揪心,如果要从伤口上摘除,一不小心就会倒挂刺伤手指,有一次,刘超进旧城刚落座茶馆,见两个茶客在开玩笑,其中一人说,我请你喝茶,晚上你请我喝酒,你要是失言,明日个出门就碰见倒挂刺骨玲。刘超正好有家信在身,趁二人不注意,取出家信塞进开玩笑茶客的包袱里,这两个人只知刘超外号,不识刘超其人。当他们走出茶馆,被刘超拦住要去官署,两方为这包袱争持不下,茶客把包袱内所装之物说得清清楚楚,刘超却说:包袱里有封信,你咋说不上来。县令打开包袱,果然有一封信在里面。官司胜诉,出署衙刘超又把包袱悄悄还给对方,败了官司的茶客才恍然大悟喊人外号招来祸事。
    西井街以北有座清真寺,名西寺。新城驻防兵勇中有不少人是回民武术高手,新城移民也包括不少来自各地的回民同胞。回汉和睦相处三百多年,从未发生过纠葛,西寺是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
    西井街以南街口与朱丹池花园中间有条废弃的古巷,叫官道巷,它属西井街的子巷道。西井街口斜对 魁星街,官巷道与现马巷道相对。官员从总镇署设在西井街的旁门,再经官巷道过街进马巷道,就径直入军营例行视察。省上巡抚每三年到各地巡察一次,主要是检阅驻防表演,必需经过西井街官巷道,入马巷道,才进入右营视察或检阅。清帝退位后,官巷道即废弃。
    既然因井而得街名,可这口井并未给当地住户带来多少实惠。井虽古老,水质口感较差,且水位很低,站在井口揽水不敢朝下看,里面黑洞洞,瞅两眼就头晕目眩,只能凭感觉桶触水面,来回摇摆,打上水再往上揽,只有胆子大的壮劳力才敢到西井揽水。西井街的住户大都舍近求远,到南井街或城外东井担水吃。
    1965年,自来水通新城,人们不再为水而愁。西井街高楼林立,人丁翻了十几倍,井不存,街名依旧。

    魁 星 楼
    魁星街——奎星街。两种称法作为街口标牌,都曾用过。老百姓习惯称魁楼街。
    中国古代的星象家把太阳和月亮经过的天区称作“黄道”,黄道中的星宿分为二十八个星座,也叫“二十八宿”,又按东南西北把二十八宿分为左(东)青龙,右(西)白虎,上(南)朱雀,下(北)玄武四组,每组七个星宿。西方白虎七星宿总称奎宿,奎星街起始于新城西正街中段,属准奎星宿位,故称奎星街。
    古人认为奎星是既主人间风雨,又主文运的神,这就更为人们所崇拜。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说:“今人所奉魁星,不知始自何年,以奎为文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像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像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足而起其斗”。这大概是由奎而魁的缘由。
    科举考试中取得高第者称作魁。乡试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也称魁解,进士第一名称状元,也称魁甲。酒令中的“五经魁首”源自于《诗》、《书》、《礼》、《易》、《春秋》每经所考取的头一名,即“经魁”。西方白虎七宿神君的奎宿为第一宿神,奎也有第一的涵义,“魁”与“奎”既同音,又同义,称魁兴街或奎星街不存在什么异议。
    老百姓往往习惯口语化的直义喊法,因为街口形象性建筑魁星楼是最直观的实体物象,直呼魁楼街比较顺口,大众化的称谓延续至今,并未因魁星楼被拆毁而改变。
    魁星楼被拆毁时间并不长,1996年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建设住宅楼才被偷偷拆掉,所以今天二十多岁的人都还记忆犹新。
    魁星楼是明万历年建新城时的早期建筑。东南西北城门及魁星楼所处位置按五行对应,东为甲乙寅卯木德星君,南为丙丁巳午火德星君,西为庚申辛酉金德星君,北为壬子癸丑水德星君,中为戊己土德星君,魁星偏西代表中土,金木水火土,五行无一不缺,是古时建城的基本要素。魁星楼的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魁星楼共三层,层与层之间不设楼板,也就自然不存在楼梯,楼成正方形,内四柱通顶,底层四周有内廊,对称进深5.2米,楼总高12米,屋面四坡水。在新城的旧建筑中,其高度还是数一数二的,屋面四坡中心是圆球星,代表奎星,四条脊有象征皇权的龙爪,
    魁星楼一是象征星宿方位,企风调雨顺,颂国泰民安;二是鼓励学子心怀大志,奋斗进取,争取“魁星点斗,金榜题名”,报效国家。因“魁”有鬼抢“斗”之意,所以魁星的形象既不文,也不雅,楼内供奉的魁星点斗画像是:一个瘦猴似的人(鬼),右手握笔,左手持墨,一支脚翘起托着“斗”,另一支脚立于鳌(大龟),传说他那支笔专门用来点取科举士子的名字,一旦点中,文运官运与之俱来,如果考中进士就要在皇宫正殿下恭迎皇榜。考中头名(状元)才有资格站在鳌头之上。“魁星点斗,独占鳌头”即来源于此。乡试举人头一名(解元)是被安排在当地魁星楼(或魁星阁)接榜。新城举人张补山于道光元年(1821)辛巳科中解元,即在魁星楼接榜,但他授业时间最长的启蒙老师刘龙门(岁贡),虽祖居魁星街,却屡试不第,无缘在此接榜。
    魁星街与文运文气似乎结缘甚少,倒是与武很有渊源。街西十几亩地为清军屯兵驻防右营,街南为中营,两营驻兵千人。通往右营马巷道在内,皆为魁星街范围。其中右营为重中之重,习武练兵常年不辍。清末,魁星街老户朱奉彪、谭金龙、刘吉剑(又名刘四呱子)于右营任教习,他们均是武术世家出身,马上步下,长拳短打,无一不精,飞檐走壁亦不在话下。同盟会会员刘锡五(即刘吉剑二哥)于1912年被清军围堵于魁星街,就是被刘吉剑等人靠登檐踩瓦轻功带出重围,趁夜逃走转途于上海与于右任会面。
     既然马巷道属魁星街范围,有必要将其来历作个交代。新城在清光绪年前,除了西正街有习武箭道外,还有四条练习骑术的马巷道。东至北,北至西,西至南沿内城墙根,各有一条马巷道,南至东因地势原因未设,这第四条马巷道就是从西正街通往右营的马巷道,它与人群居所的街和巷均无关系。右营作为官员巡视的重点,官员到右营巡视或检阅,从不坐轿,而是骑马从马巷道径直入营。这里也没有住过马姓老户,所以现在把这条新住人的巷硬是添上一个“家”字,标为“马家巷道”是想当然的错误,实在令人费解,即或是一种无知或疏忽所致,但后果是失去了原汁原味的历史面目和文化韵味。
    (作者单位:安康自来水公司)


安康寺庙文化漫谈(六)
◎ 石 麟

    泰 山 庙
    泰山庙在新城北门外以东,包括今天的双溪寺在内的巴山路南北一带。泰山自古有“天齐”之称,意思是与天相高了。以为登泰山可以上天,是我国古代山岳崇拜的思想之一。既然泰山有天齐之名,当然也就是可以通天的一座神山。所以中国自远古时代就有着对泰山的信仰。泰山也叫岱山、岱岳、泰岱。岱是泰山的别称,为其他四岳所宗,所以泰山也别称“岱宗”,旧时谓为人死之后,鬼魂所归之地,故以“游岱宗”或“岱宗极限”为死的代称。泰山庙中所奉祭的神灵是“东岳大帝”,其职责是管理“鬼”的事情。《孝经援神契》说:“太山,天帝孙,主召人魂。”又说泰山为:“东方,万物始,故主人生命之长短。”南北朝时托名为“东方朔”所著的《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明确说:“东岳泰山者,领群神五千九百人,主治死生,百鬼之主帅也。”也就是说,包括幽冥地府的地藏菩萨、十殿阎王、七十六司以及判官小鬼等阴间的管理者,统归其管。古人以东方为初春万物始生之地,泰山是东岳,在五岳中地位最为重要,被尊为“五岳之长”。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有了“封泰山,禅梁父”的制度,大凡王者受命易姓,改制应天,都要到泰山去封禅,大概也就是想通过这座神山告于上天,求到上天的认可与佑护。秦汉以来的古代帝王,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证明当前自己的政权巩固,五谷丰登,四夷宾服,天下太平;祈愿此后永保大一统的统治地位。因而在中国上下各阶层的心目中,泰山是群山之首,异常崇高。泰山信仰与道教联系在一起,大概始于南北朝时期。《南史·沈攸之传》说:沈少事天师道,能记人吉凶,自称为泰山录事,是主掌鬼薄的官。泰山神称“泰山府君”,也就成了道教之神。道书说他服青袍戴苍碧七称之冠,佩通阳太平之印,乘青龙,从群官,俨然一位道教的大神。泰山之神同样因“封禅”等大典的需要而被累朝加封:唐武后垂拱二年(686),封“神岳天中王”;万岁通天元年(696),尊为“天齐君”;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加封为“天齐王”,礼称加三公一等,近山十里禁樵采。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封禅泰山,加号“仁圣”;四年,又加号“天齐仁圣帝”,泰山神开始称帝。元至元十八年(1281),诏加至“东岳大生天齐仁元圣帝”。泰山庙因此又被称为“天齐庙”或“东岳庙”,其神话也就渐渐地多起来。《三教搜神大全》还为之造出“家谱”,说东岳大帝是盘古氏的十世孙,其母弥轮仙女梦吞二日,孪生二子。长子金蟾氏,后封为“东华帝君”;次子金虹氏,后即为“东岳帝君”。曾被伏羲氏封为“太岁”;神农朝赐号“府君”。至汉明帝时封为“泰山元师”,掌人世居民贵贱高下之分、禄科长短之事、十八地狱六案薄籍、七十五司生死大期。元代以后,由于泰山神的司职具有普遍意义,泰山神信仰也就走出了泰山,成为全国信仰的大神。不过,由于神话小说《封神演义》流行广泛,并且很能深入人心,所以安康的泰山庙中的泰山神,为武成王黄飞虎“执掌幽冥地府一十八重地狱,凡一应生死转化人神仙鬼,俱从东岳勘对,方许施行。”司职“总管天地人间吉凶祸福。”凡此抵牾之处,显露出社会民俗不断发展变化的痕迹,不可死抠或者硬要“全国一盘棋”。当然,《安康艺文大现》在评介《重修东岳庙》一文时,扯的却是药王孙思邈,就有些太离谱了。泰山庙在旧城南二里,今天的双溪寺是其旧址之一部分。“泰山庙”之谓,是老安康人的一种口语化的表述,方志载为“东岳庙”。始建于何年已无稽可考,各种版本的旧志,均详述了南宋绍兴年间重修的原因。说是建炎四年(1130)金人大举入侵,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率大军十万赴援。当行军至安康时,恰逢天公不作美,霖雨使得道路泥泞,影响进兵。“公躬祷于东岳天齐仁圣帝庙,曾不移刻,神听昭答,祥风披雾,霁霭飞空,旸谷炳焕,万汇昭苏。”于是“公曰:神之威灵其曷敢不报?唯是庙貌湫隘壅底,将何以严恭在天之神。”遂自军费中拨“钱五十万”,命金州郡守王彦重新“轮奂规模,光彻雄大”,西城县令高楫督察工役,“取神之缺者补之,故者新之,陋而弗貌者更之。”至第二年,即绍兴元年(1131)工程完成之后,金、均、房三州镇抚使续觱作《重修东岳庙记》赞曰:“夫春秋之义,凡举必书,是举也:大臣奋忠以勤王,岳神应期而昭格,郡守将命而即事,皆合于义。而得其序者也,不可以不书。”这恐怕也是当年汉(中)白(河)公路过境安康,要将泰山庙南北一分为二时,合城士绅起而反对,有关当局不得不改变原施工方案而绕道行走的原因。早先自旧城出大南门,经“万柳堤”到泰山庙,堤的南尽头旧有一段砖木结构的过亭,形如去泰山庙的“山门”。两旁树有记述安康历代名人轶事的石碑,也是去新城北门的道路口,四季游人不绝,此过亭即是供行人歇脚的地方。上悬有一匾,红底黑字,颜体书就“壶天胜境”。相传明成化年间,八仙之“铁拐李”身背葫芦在这一带为人舍药治病。知州高嵩自泰山庙敬香返回打此经过,慧眼认出仙人,遂落轿相谈十分投机。铁拐李让高知州观看葫芦,高知州先见葫芦内别有洞天: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见自已山东老家的房屋失火,一时大惊失色。铁拐李让其再看,只见“东岳帝君”在泰山半中腰的“壶天阁”旁,将一碗清水洒向天空,家乡大雨如注,大火被熄灭,而自家房屋完好无损。高嵩转惊为喜,连呼所见为:壶天胜境。神仙之事,虚无缥缈不可知,而自宋至明到今八百余年人们还能乐而道之,应是极其浓厚的中国社会民俗与民族心理的一种表现。而这种民俗与心理的表现,还有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如明末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流寇乱肆虐”屠城时,庙被尽毁。虽经清顺治、康熙年间两次重建,到嘉庆初“教匪资蔓南山”后,庙址开始变更为“双溪寺”居东,而且占据着绝大部地基,香火亦相当旺盛;居西的“泰山庙”则显得十分冷清。但“老安康”们仍然把这里称之为“泰山庙”,对寺里的僧人则呼为“泰山庙的和尚”,并一直沿用至“文革”将这里的寺和庙完全摧毁止。可惜这种文化现象至今深入探讨的人较少,移花接木把“泰山庙史”列入到“双溪寺史”的倒是很多。
    娘 娘 庙
    娘娘庙有两处。一在旧城内今古楼小学与汉滨区幼儿园间;一在今黄土梁变电站以东。娘娘,即“泰山娘娘”的简称,也叫“碧霞元君”,是道教中著名的女神。关于其来历说法有三:一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又一说是汉景帝时的一位民间女子,号玉叶,虔礼西王母,十四岁那年从曹仙长入天空山修炼,“道成上升,凭灵泰岱”;还有一说为玉女,为黄帝建岱岳观时遣七位女子往迎西昆仑真人,玉女即其中修成仙品的一个,宋真宗构祠供奉的,就是这个玉女。道教则说“碧霞元君”应是九炁而生的,“命玉帝之命,证位天仙,统摄岳府神兵,照察人间善恶”。《搜神记》载:周文王时,“以太公望为灌坛令。期年,风不鸣调。文王梦一妇人,甚丽,当道而哭。问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为东海妇,欲归,今为灌坛令,当道有德,废我行。我行必有大风疾雨。大风疾雨是毁其德也。’文王觉,召太公问之。是日果有疾风暴雨,从太公邑外而过。”民间传说的“碧霞元君”更神通广大,能保佑农耕、经商、行旅、婚姻,能疗病救人,尤其能使妇女生子、顺产,儿童无恙,故旧时妇女信其有特别虔诚,也是泰山信仰所崇祀的神灵之一。泰山之巅的“碧霞祠”始建于宋代,据清张尔岐《蒿庵闲话》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登泰山封禅时,在泰山顶上的玉女池里洗手,有“一石人浮出水面,出而涤之,玉女也。”于是命人以玉石仿刻,为石龛祠之。次年又建“昭真祠”,号为“圣帝玉女”,封为“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也有说封碧霞元君的事在明代。金代改“昭真祠”为“昭真观”,明初重建,号“碧霞元君”。宪宗成化年间拓建,赐匾额“碧霞灵应宫”。清代改称“碧霞祠”,延用至今。碧霞元君信仰的详细过程很难说清楚,从安康民间信仰的碧霞元君的职司看,是关于生育成长观念的综合反映。旧安康香火较盛的“娘娘庙”宇有两处:一在城内今古楼东街汉滨幼儿园与古楼小学间,名“娘娘殿”,属地方上较“正规”的大庙,民国三十年(1941)后为“安康县中”所用。信仰者以为“碧霞元君”能使妇女多生子,能够保佑婴儿顺利出生,并且好“抓”好“带”好“经管”。这些都是方言用语,意思都是能够护佑幼儿健康成长。世俗称之为“泰山娘娘”或“送子娘娘”。在人际交往中,为使对方相信自己或相信自己的承诺,常说“保你稳坐泰山。”即出自对“泰山娘娘”能够保人(婴幼)平安的一种信仰,由此也可见其信众的广泛性。每岁四月初一,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盛;一在郊外黄土梁今变电站以东,名“娘娘庙”,属乡间小庙。内奉云霄、琼霄、碧霄等“三霄娘娘”。这是因为《封神演义·姜子牙归国封神》中封“坑三姑娘”之神“凡人之生育,俱从此化生也。”所以该“娘娘庙”中之“娘娘”,是“三霄娘娘”而非“泰山娘娘”。每逢农历的三月十九“娘娘庙”会期,城乡求嗣酬神的少妇趾踵相接,进香礼拜之余,有的还会从娘娘怀中所抱婴儿的“鸡鸡儿”上,用指甲刮下一点泥土回家冲服。
    无论是城内还是城外的“娘娘庙”,香火盛极一时的原因,当然还在于“泰山娘娘”信仰与人们对生育成长的关注十分密切。民间广为流行宣扬叙述其“灵迹”的《泰山娘娘宝卷》,也被道教奉为经籍,纳入道书之列。关于生育成长以及生殖崇拜,远古以来就有,而且与东岳泰山的关系极共密切,并不是没有道理。泰山为五岳之首,居东方,而东方拟配春季,重发生之气。汉代便有了泰山为万物之始的观念,由这个观念反映为人生之始是很自然的。在“泰山庙”一节中已说到泰山古称岱山或岱宗,这里的“岱”,应是“岳”的古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岱,大山也。”俗世又将“大”引伸为“太”或“泰”,于是又有人援引《易经》所说“天地交,泰”来作解释,认为泰卦乾上坤下,为上下交通之象,表示阴阳交媾而化生。这种观念在道教的创世说中也十分重要。汉初有童谣云:“著青裙,入天门,揖金母,拜木公。”唐末杜光庭在其《墉城集仙录》中解释为:在初凝湛体无为的道气在启迪玄功、生化万物的时候,先以东华至真之气化而生木公(即东王公或言东王父),主阳和之气;再以西华至妙之气化生“金母元君”(即西王母),于是结气成形,与东木公共理二气,“育养天地,陶钧万物”。此外,传说道教中还有一位职掌救助妇难产的“顺懿夫人”叫陈靖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他是福建古田人,生于唐大历甲寅岁,即唐代宗李豫大历九年(774)。出生时“瑞气祥光罩体,异香绕闼,金鼓声若群仙护送。”是专司摧生助产护幼之神,也号称“碧霞元君”。只因“碧霞元君”被人们用来专指“泰山玉女”,这样“生育”也就把“顺懿夫人”的“助产”职责取代了。总而言之,泰山“碧霞元君”的信仰,是各种关于生育成长神话传说的综合,这其中也包括安康的“三霄娘娘”信仰,最后都集中到“泰山娘娘”的身上。宋真宗筑“昭真祠”供奉的只是“玉女”,但因祠建在与生育成长观念关系密切的泰山,于是日渐汇集各种生育观念,成为旧时妇女信仰的主要偶像。
              (作者地址:汉滨区城关)

◎石  麟
安康佛教“四大丛林”(二)
◎ 周邦基

    万 春 寺
    这又是一处与怀让有关的寺院。
    怀让(677—744),唐代僧人,俗姓杜,金州安康人,禅宗南宗始祖慧能的弟子。宣扬顿悟,不主张坐禅。住南岳,又称南岳怀让。
    《兴安州志·山川志》说:(郡城)“东北五里,曰白云之山,白云之泉出也(一名卓锡泉)。而南流注于汉。有寺名万顷,更名万春,为南岳怀让道场。有洞焉,可以游观,是多宋明今人题咏。乱后,兴郡诸明胜皆淹没于榛莽之中,而此寺独存,时人比之鲁灵光殿焉。”道场,指佛寺,隋炀帝大业中改天下寺为道场,至唐复称寺,是佛、道二教诵经礼拜成道修道的地方。这里的“怀让道场”,应解为万春寺是纪念怀让的地方。
    《州志·祠祀志》说:万春寺“在汉水北白云山下,先名万顷寺,在今寺东南高冈之上,后移寺于山阿,更名万春寺,创于唐南岳怀让。祖师开山,规制狭小,明嘉庆四十年重修。林木郁丛,昔有大竹千竿,干霄可爱。入山门东折为天王殿;中有平地,上筑路台,上建古殿五楹,中塑诸佛像皆古甚。回廊四周僧寮环之,殿后转东有白莲池,其上徒壁不可登。顺治十六年重修。寺前有万春洞,洞内皆唐宋明人题名。中坐观音大士像,唐咸通十二年(871)辛卯八月塑。其时已是怀让死后百余年了。(宋)宣和五年七月,知金州军事李縡,睹其岁久,特为设色。(清)康熙二十三年,州守李凤翔于洞门刻‘白云深处’四字。下有南岳禅师白云泉,一名锡泉,一郡之名胜也。”这里说“创于唐南岳怀让”,与《山川志》所言“为南岳怀让道场”不同。《山川志》记述为“多宋、明、今人题咏”;这里却为“唐、宋、明人题名”,提前至“唐”,去掉“今人”(此处今人当指清康熙三十四年编纂此志时期的题咏),大约是为了与“创于唐南岳怀让”相呼应。事实上方志记录在案的题咏皆在宋以后,分别为:
    宋李宗道《万春洞》;
    明孟廷榆《于龚师宪游万春寺用韵》;
    明孙铨《游万春寺用壁间韵》;
    明张颂《与刘刺史游万春寺》;
    明刘钟英《游万春寺步张别驾韵》;
    明王一麟《游万春寺》;
    明张涣《同潘少参游万春寺观竹》;
    潢南山人《秋过万春寺》;
    无名氏《题万春寺壁》;
    清喻于信《游万春寺》;
    清张恪《同谭石泉刚长宿万春寺》
    清周邦《雨后卢太守招饮万春寺》;
    清傅龙金《万春寺》;
    清刘应秋《万春寺》。
    现场摩崖十块,最早的为宋大观四年(1110)所崁,且从宣和五年(1123)刻石可见观音像虽塑于唐代,但却为怀让圆寂近一百二十年后的咸通年间。
    《州志·仙释志》述:“南岳怀让禅师,金州杜氏子也。唐仪凤二年生,有白气瞩天,高宗传敕金州太守韩偕亲往存慰。年十岁,惟乐佛书,十五依荆州玉泉寺宏景律师出家。通天二年受戒,谒曹溪见六祖,师既得法传。祖后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岳居般若寺。贞元四年,一日沐浴,趺跏入灭,世寿八十,僧腊六十,追谥大寂禅师。师传马祖,马祖传百丈,百丈传黄檗,黄檗传临济,渊源至今不绝。兴安之万春寺,乃其开山云。”这里有关怀让的“生平”,显然是来自《五灯会元·南岳怀让禅师》。由此可见,当地人能知道怀让也是源于此类佛教文献。
    在佛教文献中除了《五灯会元》,还有《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等,都有怀让是金州安康人的记载,但都没说怀让在金州郡城或郡城附近的佛寺诵过佛经。且当时的安康并不是清乾隆四十七年以后所设在郡旧城的安康(县)。
    怀让时的安康,本三国曹魏攻取汉中地后,将汉中郡一分为二,另立魏兴郡时所设的安阳县。晋太康元年(280),更名为安康县。《水经注·沔水》:“汉水又东历敖头,旧立仓储之所,傍山通道,水陆险凑,魏兴安康县治”。唐至德二年(757),改名汉阴县。《宋高僧传·唐南岳观音台怀让传》所言:“释怀让,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这里的金州系指金州郡;安康则指郡以外的县,地在旧汉阴。而且,原著依据唐《文萃》卷六十二,对“金州安康”句作《注》曰:“安康人,张正甫《观音大师碑铭》云:‘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康,即为郡人’。”说明怀让本人尚不知安康应属金州之地,所以他自报籍贯就只言自己是安康人。赞宁作《传》时才以安康属金州下县而述为“金州安康人”。后人也包括今人据“金州安康人”句,则多有附会而俱伪。
    星罗寺“有唐怀让禅师庵”,怀让“年十岁,惟乐佛书”,并不能等同于怀让是在星罗寺或者万春寺诵读佛经;万春寺主奉观音大士,又有“怀让卓锡处”的场景,正解则正是“南岳观音台怀让禅师”。而非“创于”怀让或“乃其开山”。但怀让是安康人,是值得安康人骄傲的“名人”。当《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传入安康后,使人们眼界大开:原来,我们这里竟然出了位大名鼎鼎的高僧。人以地胜,地以人名。于是方志的编纂者又因情感、观念和学识的关系,在流传中产生变异并附会上去种种想象的解说,以讹传讹。对此,“知州王希舜论曰:兴安穷山邃谷,白云万重,其中固多仙佛之踪宜矣。然其自此笃生修炼成功者,或百世而得一人,或千百世而得一人,则亦未必非川岳之所降临也。悬仰休芳,若或遇之旦暮也。”
    “禅”为梵语的简称,意为冥思静虑,以得智慧,是释尊修行之一法。它虽不是中国所始有,但以禅“学”来华,继而成其为“宗”,至唐构成近似禅“教”则为中国所独有。自禅宗兴,佛教遂逐渐波及城乡妇孺千年不衰。禅宗之顿悟,影响中华固有文化至巨,则是怀让推而广之的,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星罗寺“有唐怀让禅师庵”还是万春寺有“怀让禅师卓锡处”,都应该解读为:是后世人在金州郡而不是在安康县为他建的“纪念堂”。
    万春寺后的山坡上葬有地方文化名人张补山,始于清道光年间买卖书籍不纳税的“国策”即由其而产生。相传,万春寺香火到后来不旺的缘故亦由其所致。
    张补山,安康新城人,清道光元年(1821)举人,讳“鹏飞”。因其开设“来鹿堂”书店,自制刻版印刷出售之书都是经其亲自校注出版,并且印有“补注”字样,故号“补山”。中举后的张补山带了一批书籍赴京师游览兼售书。行至北京卢沟桥(传说为六安桥)时被税局拦截让其纳税。张补山以书为自己所读为由与税官发生争执,气愤之下又将税卡官员一阵痛打。事发当下由宛平县处置时,因其是举人,身有功名,宛平县奈何不得。于是又将此案先后交由顺天府和六部衙门。最后他索性写下“上道光皇帝言事摺”,说明书籍上税会加重读书人的负担,增加贫穷人的读书困难。道光皇帝知其言之有理,遂下旨买卖书籍一律免税。
    张补山死后葬在万春寺后的山坡上,坟头墓门正对大殿。后不知何故,万春寺正殿内所塑的观音和四大金刚身上似汗水淋淋起满水珠,尤其是观音大士眼睛中的水珠如眼泪汪汪,寺内的香火也因此而逐渐地衰落下来。一日有远客至此,言说此情景是因为张补山的坟墓坏了佛寺的风水,遂在正殿所奉观音大士像的背后塑了一尊站立的韦陀。该韦陀左手拄降魔杵,右手食指则直指张补山的坟茔,说是这样可以压住张补山的举人之势,借以板回风水。
    “神嚼鬼说”是郡人“信巫鬼、重淫祀”所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事巫、事鬼亦为郡人的习俗。星罗寺被毁掉了,郡人把账记在了谢御史的头上;万春寺的香火不旺了,郡人又把它与张补山联系在一起。

    天 圣 寺
    《兴安州志·祠祀志》载:“天圣寺,在西津渡之南,创于宋时。至明洪武十七年重修。成化中又修。明末毁于寇,惟钟楼仅存。中有古柏二株,盖不记年也,明末、国初,枯而复生。顺治十六年,七营游击屈复泰重建。前为山门,后为天王殿,最后为大雄殿;东偏为伽蓝殿,西偏为地藏殿,最后为藏经楼,中贮大藏经一部。极北汉江之滨为弥勒殿,规模颇壮丽可观。”
    按古源法师《安康佛教简史(初稿)》:天圣寺开创于唐朝,肇兴于北宋,开山祖师系唐代皎然三藏法师。《兴安州志·艺文志》录有金州刺史姚合《金州送僧皎然》诗:“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伏日江头别,秋风樯下眠。鸟声猿更促,石色树相连。此路多如此,师行更与缘。”同时期亦有无可法师《金州别姚合》:“日日西亭上,春留到夏残。言之离别易,勉以道途难。山出一千里,西行三百滩。松间楼里月,秋入武陵看。”古源法师的《简史》有诗为证,与《寺祀志》言其创于宋有出入。要么便是《艺文志》所录、古源法师所引有关天圣寺的“唐诗”,并非此处之天圣寺,附会者多。因为《简史》亦有“初名华严寺,宋天圣年间重修,改今名”句。
    古源法师(1921—1971),近代安康最有学问的僧人。俗姓边,名纯达,又名竞帆,安康西关人。七岁时不幸染俗称“胫骨风”的疾病,全身痉挛,举步艰难。一日,有天圣寺僧人来家化缘,言有偏方可医。边母王氏遂用一乘小轿将纯达送至天圣寺。不十日,纯达病愈归家,边母大悦,认定此乃佛命、天命所致。次日又将纯达送回天圣寺拜静齐法师收留,法名古源。
    古源在寺拜佛、坐禅、诵经之余,法师又送其在西关小学上学。后又入住双溪寺,就近在兴安师范读书。民国二十八年(1939)古源随师兄古成、宝、廉、训、鼎及师弟金、醒一行在西安兴善寺受戒而成为职业僧人。在西安期间,古源虔修四谛,结缘法范,游历关中多处寺院,曾任海藏寺主持。与“陕西省西洋义赈会”会长康寄遥居士、《新秦日报》社长俞嗣如居士交谊甚深,并应邀为《新秦日报》副刊《画林》专栏撰稿人;小楷《法华经》更是书法精品,承蒙宗教界知名居士,漫画和书法大家丰子恺题名印刷出版,在佛教界广为发行。
    自西安回到天圣寺的古源,专心佛教事业的同时,还与社会贤达和虔诚居士交流佛学、哲学、古诗文。1953年,安康成立佛教协会,古源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58年,在西安兴善寺参加西北五省区宗教学习班被划为右派而被迫还俗,安排在安康县图书馆。1962年古源尊省民族宗教事务局嘱,撰写完成《安康佛教简史(初稿)》。1964年调安康地区社会主义公学。“文革”以“牛鬼蛇神”遣送回家。1971年病故。1979年平反。葬天柱山白云寺法师塔。
    天圣寺至宋,妙觉三藏宏象不仅大修佛寺,还与其徒十数人在此讲法,致天圣寺宗风殊胜;至元,松明和尚继承法席,对日益发展的僧众队伍进行了认真的整顿。因其戒德精严,从而又使天圣寺名扬整个陕西南部和湖北的西北部。闻于朝,颁《大藏经》全部,开期传戒,僧侣流布四方。更使得天圣寺的禅学名震四方。至“文革”前,寺存经版中尚有元至元四年(1338)《妙法莲花经》全部,雕工精细,书法工整。明清时期流行陕西南部各佛寺的经典,多源于此。
    明成化十九年(1483)寺铸大钟一座,上载职官姓氏。弘治年间进士,陕西佥事李昆有《与姚少参游天圣寺和邃庵韵》诗云:“江寺同来听午钟,不堪踪迹又西东。鼓颦声咽黄梅雨,匙箸香生绿岛风。南伐近闻三捷至,谏书新喜九衢通。独师古道追难起,日课残篇未是功。”
    明末,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诸大寇,虔刘黔首,如刈草菅,天圣寺亦毁于其时。清顺治十六年(1659)重修。康熙二十七年(1688)重修藏经楼,邑中贤达董扑园清理完成《大藏经》刻版。达寿老和尚继任法席,整顿寺宇,开单接众,捐资兴学,培养僧才。经多年辛苦,使佛寺略复旧观。
    天圣寺布局严谨,错落有致。分为中、东、西三路,均为园林式建筑。中路为佛寺的主体,从北向南依次为牌楼、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以及塔院。东路以庭院式建筑为主,包括方丈院、客堂、寮房、伽蓝殿、竹林院等院落。西路建筑是几座自成体系的殿堂组合,有地藏殿、写经室、清静斋、放生池等院落。
    天圣寺还有三处下院,分别为:汉水之滨的弥勒殿;后山脚下的眼光殿;岩头渡南的慈云阁,阁奉毗卢佛造像。相传汉水北的花园沟,曾是天圣寺的花园。至上世纪的六十年中期,寺院尚有基地十亩,僧房二十间,住僧三人,居士一人。存有大雄宝殿和藏经楼,收藏有元、明三藏经版千余块。新中国建立后的“安康县佛教协会”亦设于此间;主持古鼎法师由政府选送至“中国佛学院”学习,后主持西安草堂寺。
    佛教文化对中国封建文人的影响源远流长,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都与佛教的关系密切。唐代有王维,北宋有苏东坡,南宋有范成大,明有徐霞客、钱谦益、唐泰,清代有曹雪芹、吴承恩等等。由于天圣寺有松竹清幽的良好环境,于是这里也成了当地的文人墨客,包括地方吏仕经常光顾的游览胜地。他们和当时不少知识分子喜欢谈佛论道一样,往往到此一游即乘兴留下题咏。除了前面已经说到的金州刺史姚合,陕西佥事李昆外,明温仁和留有《春游天圣寺》诗:“偶于西寺寄行踪,蹑蹬扳萝路几重。红日浴江蒙雾雨,晨钟礼佛听蛟龙。春容改岸花边柳,石榻经年苔伴葑。曾到老僧禅定处,北隅犹挂壁间筇。”清刘德新也有《游兴安州西寺口占》:“断续钟声郭外寻,背流环嶂结双林。南山雨歇岚光翠,西渡风轻草木深。覆地幽篁栖凤趾,参天古柏和龙吟。倚楼闲望江边棹,若个能知作揖心。”清柳晓明有《天圣寺题壁》:“爱访菩提境,欣借翠柏眠。洒涓倾花露,诗清泻润泉。生无世俗韵,老欲结僧缘。睡觉钟声晓,窗胜松子烟。”
    综上可见,自唐而宋而明而清,天圣寺的高僧与地方上的骚客以诗文往还已蔚然成风。
                      (作者单位:安康市房产局)

城市的心灵
◎陈绪伟
人有心灵,这种心灵是一个场,是一个生命场。
城市,就象人一样,也是有心灵的,这种心灵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发自内心呼唤而建造的精神家园。
城市的心灵,是住在城市的人们能自豪谈论出与其他城市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是南来北往的人,在这个城市的建筑、街道、花草、人文中找到各自心灵的印记,能感受到稀奇和清新的东西,能得到开眼开心开怀的认知。城市的心灵就是能让无数人的心灵在这里寄托、牵挂和向往。
所以,城市的心灵是有个性的。这种个性就是人们提起一座城市,就会想到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建筑风格、文化积淀、历史特色、风土人情、奇异景观。正如:依山傍水的城市风景优美,居湖临海的城市天光水色,悠久历史的城市耐人寻味,特色建筑的城市挑眼夺目,丰厚文化的城市怡心启智,名人故居的城市仰慕深思,民风淳朴的城市开心愉悦……这就是城市心灵个性的魅力。
城市,我们都会受益于这些地域的特点,并濡染于身心,形成一些市情乡音民风等地理文化意识,并采用多种方式来保存,来传播,这样就把不同地域的人联系起来,成为人类共同生活的组成部分,人的心灵就与城市的心灵对接相通。
城市的心灵,记载着时代更替和变迁。现在绝大多数城市开发的旅游景点,正是过去历史时代与自然形成的人文奇观,都是盛世激活的城市心灵。但在每一个朝代的兴衰中,也有人为地毁掉一些鲜活的城市心灵的现象。
如今,城市的心灵在更高、更快、更强的平台上激活,在更广、更阔、更远的时空中开放,在更新、更美、更奇的领域里拓展。城市心灵的跳动,不仅强劲,而且急促。路在拓宽、房在拆迁、楼在升高、街在净化、灯在明亮、山在增绿、水在治理、城在扩张……城市心灵的铸造正以经济、人文、生态、和谐为主色调。
大城市我去的少,一些中小城市包括乡镇村院去的多,但都难以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一样的水泥路街,一样的“火柴型楼房”,一样的广告招牌,一样的车来车往,一样的……面貌是新了、变化是大了,可是把城市乡村的特色变没了,心灵没有了自己的窗口。走一处城市乡村,便知天下城市乡村的模样。
城市包括乡村,都是生命的历史形成的,其心灵就是所居住的人的心灵。一个只想当时便利地生存下去,而不去想怎样生存得长远而有历史价值、生存得美好而有文化品位的城市,那是没有灵性和生机的。
心灵之树是常青的。“不行春风,难得春雨”生命之绿需要的是熏行的沐浴,坚强的浇灌,挚爱的孕育!人是天地之心,人与人的不同特点便形成着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城市,影响着城市的心灵。
季节的斑斓和诱人,来自自然的造化;芸芸众生的春景,源自继承的创新。诗人有云;没有比行动更美好的语言,没有比足音更遥远的路途。由此我们也许应该试着去认识和保护我们所在城市的不同与众的特色与价值,让城市心灵的跳动更加强劲、优美、永久。
                                      
     (作者单位:汉阴县政协)

当代需要“我来了”
◎许   华
各级官员的政府工作报告,我全文读完很少。近日,看了安康市方玮峰市长的报告,为之振奋。特别是引用了五十年代产于安康的大众诗歌“我来了”,恰到好处,激情澎湃,催人有为。
怎样看待这首颇有争议,特定历史发展期的诗歌产物,各有说辞,不可归一。要深知今天借用,没有树立人生创业凌云壮志,没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境界,没有务实进取的精神姿态,就会陷入“远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无奈。仔细思考,也许有以下三个层面给人启迪。
一、“我来了”,是实干兴业的心声喷发。五十年代,百废待兴,干群改变落后的生活现状的愿望十分迫切。在大兴水利、大炼钢铁等生产竞赛中,劳动人民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慨油然而生,诗言志,它代表着人民向往美好,勇于实现的信念。面对今天安康又逢一个良好的突破发展环境,“我来了”,是应有的自然心态,正逢其时。
二、“我来了”,是当代公仆应有的形象。为官一任,富民一方。古今中外,凡是流芳传名的政要,都展示在一城一地自身为民谋福祉的功绩。安康近年的“双创”,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确定,西康铁路复线、西康高速公路、十天、包茂高速公路大交通的枢纽初成,充分展现了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开拓进取的精神。此诗从报告人口出,是掷地有声。说明领导人想大事,谋大事,办大事的满腔热忱,更说明全市发展的领头人永不满足现状,向更高、更好、更快的目标进发的风貌。
三、“我来了”,是今天安康市人民应有的精神势头。安康市山青水秀,物产富饶,交通便利,适应人居。此地人们往往处在优闲无顾的环境下,自然形成守在本土,不奢富有的惰性意识。只有发扬“我来了”的精神,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全市人民积极参与、共同立志建设美好新安康,才有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精神动力,“我来了”,才会是真的来了,有为的来了!。

(作者单位:《天南地北安康人》文集工作部)

城市呼唤文明(五)
◎阿   龙
从“百人观天”看盲从意识
都说安康人爱跟风、爱起哄,但“爱”到何种程度?统计部门未予调查分析。对此,我却做过试验。
一日,在街头行走,见一推架子车的老头遭了“整治”,便有几十人围着看热闹,一时影响交通。我想制止,但无职能,于是为转移视线而心生一计。
我站于十字街边,手指天,头仰天,呆呆痴望。十几秒钟,就有三五人仰天议论;半分钟,便有人哦哦嗷嗷地指着、叫着;不到一分钟,围了上百人,分别望天、指天、议论天……
当我挤出人群,发现围观卖茶老人的人们都在观天,甚至刚才忙于公务的城管、民警此时也把双目盯在天上。我听身边一妇人问一男人:看到啥了?男人答:飞鸟。又一老人指给孙子看:飞机,看到了吧?飞机!更为可笑的,是一长毛小伙子与一美女之争,男的说:飞碟,哗的一下过去了;你笨,没看到。女的不服:不就是一片天嘛,再看,再看就是云,就是大气!
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呀!我能说什么呢?
这百人观天的景象,真可谓安康城的奇景!
那么,到底看到了什么呢?还是那姑娘的气话比再敏锐的“观察家”都直白而又正确:一片天也!
这就怪了,天天顶在头上的一片天,为什么能导致众说纷纭的效果呢?可能怪我,因我这发起之人没讲原由、没露谜底,便形成了众目各异、众口不一的严重后果。
那么,我要发问了:你长脑子吃饭的?你长眼睛出气的?
非也,谁的大脑都作用于思,谁的眼睛都作用于观。
然而,此时的百人之观,只有两个字能够说明:盲目!
想到这儿,我离身。
转身走,却又想:生活中,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是众多必然的集中反应,否则,不会出现此类现象:
某一节庆活动,当一种肯定的说法出自权威之口,不一会儿便全城一调;
某一演唱会,当一种批评的说法出自要人之嘴,不两天便满城声讨;
某一商品,当一个商家出现价格变化,一夜之间便全城齐变;
某一服装,当一群人中风行,很快便全城流行;
某一酒店,当一要人出入,很快便成消费导向;
某一谣言,当一人说出,很快便全城知晓;
某一短信,当一人发出,倾刻便传向大街小巷;
某一是非,当事人还不明白真相,传播者已传出N个版本……
盲从,可怕的盲从!可怕在从者之宽泛、众多,甚至不分界别、不分老幼,不分职位高低,不分文化高低,就连某些主席台上的重要讲话,偶尔也夹杂着市井消息。
终有一天,一西安记者问我:听说桥头两名乞丐强奸了一位醉酒女子,到底是安康、旬阳,还是石泉?我说不知,他说:我走了四个县,都说在他们县城,那么到底在哪儿呢?我只好直言:你问造谣、传谣之人吧!
转而一想:一个城市,能给外人如此悬念,为何?
只因城市的大脑长在众人的头上,而众人的思维在某时某刻被某一风向吹乱了。
所以,给城市塑造灵魂,需要给行走在城市的所有人大脑注入思想。

从“无烟会场”看表面双创
近来参会,见不少单位的会议室都有明显标识:无烟会场。
我乃烟民,陋习难改。故而出入会场,极为留神,生怕自己的不良习惯影响了他人的人身健康和双创成绩。因为,某日进某会场,某办公室主任在为每人发烟一包后之后,特意申明:不是我们不让抽,而是双创办有要求,不设“无烟会场”或会场没有标识者,要扣分。
昨日进一会场,便见此戏好看。会场四周,贴有10幅统一印制的“无烟会场,请勿吸烟”的彩色标语;会议桌上,放有8个硕大、漂亮的烟灰缸;每只烟灰缸边,摆一“无烟会场,请勿吸烟”的告示牌,亦是精美、亮丽;每块告示牌边,放一盒“中华”牌香烟,还有打火机……
细观至此,我问身边人:如此布阵,是引诱还是考验?答曰:客随主便,待会儿再看。
不一会儿,主办单位领导进来,嘴上叼烟,手持茶杯,匆匆而入,烟随人飘。坐下后,环视一周,微笑致礼。致毕,觉着欠礼,一头站起来,指着副手说:发烟发烟,给老师们发烟!
于是,被称为“老师”的应邀者,嘻哈开来,吸烟的,接过即点;不吸的,嘻出意见:无烟会场,请勿吸烟!
那领导爽声作答:不要紧不要紧,抽吧抽吧,搞双创的今天没来,放开抽!
听了此话,我抽不下去了。因为,搞“双创的”,这概念不对。
比如我,在本单位,即为“双创领导小组”成员,就是“搞双创”。
比如他,在该单位,即为“双创领导小组”组长,不仅是“搞双创的”,而且领导着一大批“搞双创的”。
比如大家,今日到此单位,就是“搞双创的”,又都在为“双创”而工作,怎么能说“搞双创的”没来?怎么能说“双创要求”无关于己,高高挂起呢?
这就是行政思维惯有的定势与误区。行政单位,各有职责,有人易于“画地为牢”,把别人负责的事视为别人的事。于是,“搞双创的”便特指“双创办的”,而双创工作,亦被视为双创办工作了。
如此,本人这般思考“公责”者,便不宜行政。
因此,透过满屋烟雾,看那形同摆设的标识、告示,我心生出凉意:如果我们的工作都这样“画地为牢”,公益何以而为?公责何以来负?公共事业何以推进?
在这个会议室里,虽然看到的是“表面双创”,而其深层问题,却是社会意识。一个没有社会责任、公责担当的领导,其道德标准、政治水平和执政能力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无烟会场”是考验自律、他律的镜子;透过这面镜子,可以看到个人形象、单位形象和双创活动中公共意识的真实形象。
     (作者单位:安康电视台)

浅说弦子戏历史渊源与
基本特征及主要价值
◎ 邹惠珊〓周方林

    平利弦子戏,本名弦子腔,因用弦胡主奏伴唱而得其名。板腔体音乐,高腔系剧种,是我国戏曲百花园中独具地方特色的一朵山花。自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产生发展以来,以平利县为中心,频繁地活动在安康、旬阳、岚皋、镇坪、白河及湖北房、竹广大地区。
    一、平利弦子戏的历史渊源
    弦子腔的发展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清嘉庆末年至道光时期是弦子腔的初始形成阶段。据《陕西省戏曲志·安康卷》记载,清嘉庆中叶以前,民间皮影戏只用锣鼓击节和敲打莲花落伴之说唱。所以民间称皮影戏为“莲花落戏”。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平利县女娲山下水田河民间“莲花落戏”艺人李敬模、李增模弟兄俩,在原有皮影戏只用锣鼓击节加上敲打“莲花落”(用枣木板和竹片做成,俗称“小牙子”板)说唱的基础上,首创用弦胡(粗竹筒和泡桐板做共鸣箱,老竹根作琴柱,生牛筋丝弦做琴弦)伴奏演唱,同时吸收其它剧种精华,融入本地山歌调子和劳动号子,在演唱落板时由后台一齐喊簧吆调伴唱,作为“喊腔”结尾落拍,故名为“弦子腔”。“喊腔”激情高昂而浑厚有力,充分表露出极具地方色彩的山野个性。李敬模的大胆创造,给弦子戏带来了勃勃生机。尤其是使用弦胡(后又增加三弦和笛子)为弦子腔演唱伴奏,把丝弦乐器与击打乐器融合在一起带入民间皮影戏曲舞台,这是当时在平利及周边县区绝无仅有,显然是一个破天荒的创举,不但大大地丰富了弦子腔戏曲艺术的内容,而且大大地提高了李家班弦子腔皮影班社的声位影响,以致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清咸同光绪至民国时期是弦子腔的发展普及阶段。李家班弦子腔皮影戏,从始创形成到完善体系,经历了祖孙三代的传承和长达七八十年时间的磨合与锤炼,已日臻成熟,独成一流。民间庙会、开市或喜庆还愿,邀请李家班演唱弦子腔皮影戏的顾主络绎不绝,生意红红火火,演出市场日益扩大。清同治光绪年间,平利弦子腔李家班第三代门师李均志,打破了“艺不外传”的家训班规,开始纳收外姓弟子学徒传艺,注重与其他班社交流艺技,使弦子腔由家族禁锢趋向开放,得到发展和普及。至民国三十年,平利县弦子腔皮影戏班社发展到14个,骨干演艺人员多达百余之众,平利各乡及毗邻的安康、旬阳、岚皋、镇坪和湖北房竹等地成为弦子腔最频繁的活动区域。众多班社之中,尤以李家班、王家班、樊家班、汪家班最为活跃。五十年代到1965年是平利弦子腔戏曲艺术繁荣提高阶段。新中国建立之后,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艺术遗产的抢救和保护。1956年11月,县政府组织弦子戏家传艺人李建德与樊礼三、吴世凯、王国君、胡瑞红等参加省上皮影木偶戏大赛,演出弦子腔皮影戏《沽酒》获一等奖;1957年安康地区戏剧挖掘组特聘李建德、樊礼三、吴世凯、王国君等人,口述弦子腔戏曲资料,整理出弦子腔戏曲传统剧目853本;1960年3月,平利剧团将弦子腔传统戏剧《沽酒》改编为《三石二两七》,作为“新搬上舞台剧种”代表安康地区参加全省会演,又获得大奖;1958至1964年,平利县红旗剧团专聘李建德、樊礼三、柯洲庭等为师,带徒传艺,把弦子腔戏曲艺术改造加工搬上舞台表演,先后排演出《松岭钟声》、《飞山堰》、《九连珠》、《拾玉镯》、《两相喜》、《追箱》、《摘匾》等十数出弦子腔大戏,深得社会大众的喜爱。省电台多次为平利剧团演出的弦子腔戏曲和民间艺人演唱的弦子腔录音并公开播放。自此平利弦子腔戏曲从民间艺术小舞台登上了大雅之堂,内容得到不断丰富,艺术水平也不断提高。1978年秋,弦子腔皮影戏第四代门人李建德已年逾古稀,不忍兴盛了一百多年的祖传民间艺术泯灭失传,毅然重新启箱,联络族弟建豪再组班社,辛辛苦苦十余年,又传带出吴承全、朱家银、吴江银等几位较为年轻的关门弟子,才使得濒危的弦子腔皮影戏曲艺术又在民间传下一星火种。1997年,国家组织地方戏曲汇演,平利代表队演出的弦子腔现代戏《审女婿》获国家文化部铜奖,戏曲资料最终被收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宝库。
    二、平利县弦子戏的基本特征
    平利弦子腔由民间首创形成并发展成为舞台戏曲,已有一百九十年的历史。经过不断演绎与磨合锤炼,形成了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在板腔音乐方面具有自成一体的独特性特征。弦子腔主要用弦胡加三弦、笛子配之“莲花落”(小牙子板)击打出清脆欢快的节拍伴奏演唱,是平利地方民间艺术老前辈的发明创造。弦子腔“每段唱词末句的最后四个字要像念白一样,谓‘干说’,然后开始放‘丢腔’,再根据不同人物引出‘男喊腔’、‘女喊腔’、‘苦平腔’、‘武嘹子’等四种合声腔调。这一演唱形式显明保留了老高腔戏遗风,并结合山区人喊山、唱山歌等习惯而形成的独特唱腔风采”(《安康文化概览》·谈俊琪主编)。弦子腔音乐旋律优美,细腻圆润,古朴悠扬,非常富有感染力。戏中根据不同的人物性格和剧情要求配上不同的曲调音乐,起伏跌宕,把观众的情感带入戏的意境。唱到喜庆之时能提人精神,感人肺腑,激发人的感情;唱到悲凉之时能断人肝肠,催人泪下,牵动人的心弦。从弦子腔的演唱形式(特别是四种合声喊腔)和使用的主奏乐器(“弦胡”和“莲花落”)来看,有别于其它任何剧种,具有自成一流之独特的个性风格。
    二是在声腔道白方面具有朴实显明的地域性特征。弦子腔的特色是说中有唱,唱中有说,说说唱唱,又唱又说。其声腔道白全用地方乡土语音,让人一听就懂,倍感亲切。加上演出的剧目又多是劳动人民熟悉的故事,贴近人们的心声,所以为人民大众之喜闻乐见。特别是穿插在戏中的“文嘹子”、“武嘹子”和“男、女喊腔”合声伴唱,气势磅礴,引人入胜。以喊山歌的声腔如同劳动号子,既显出山里人的粗犷豪放,又显出山里人的憨厚文明,充分展示了女娲山区劳动人民热烈紧张的生活和勤奋勇敢的精神。
    三是在调式结构方面具有戏曲艺术的完整性特征。弦子戏的演唱板式非常紧凑,除了有丰富的唱腔调式和丝弦曲牌之外,还有很多唢呐曲牌配上打击音乐。根据戏剧不同的场面和不同人物之性格,按照剧情道白唱腔的需要,演奏不同的曲牌打头,营造热烈而欢乐的气氛,让现众感到轻松活泼,抒发精神上的愉快。既具有完整的戏剧艺术体系,又具有引人入胜的戏曲艺术风格。
    四是在演唱内容方面具有浑厚淳朴的民族性特征。传统的皮影戏是弦子腔的载体,一出戏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平利演唱弦子腔皮影戏基本上都是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情爱婚姻和人间百态方面的题材内容,戏曲语言带有鲜明的地方民间风俗特点,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是非美丑,爱憎分明,既体现了民族精神,又反映了社会生活,以其丰富的内容和朴实的方式表达情感,满足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用民间文艺的形式传承民间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五是在表现形式方面具有大众文化的简朴性特征。从弦子腔皮影戏传承发展的历史来看,简便易行是它的一大特点。演唱弦子腔,调式简单,人不分男女,身不论富责,即使不会板式曲调,也能跟着附声“喊腔”伴唱。用皮影戏演唱弦子腔,道具不多,投资不大,只需一副“箱子”,一套响器,一把“弦胡”外加一个“莲花落”,用几根竹杆撑起“亮子”作舞台,一张桌子支上“堂案”,不受环境条件限制,六八个人能演,三五个人也能唱。说老百姓的家常话,演老百姓的民间事,是普及群众文化、不但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上好形式。
    六是在戏曲艺术方面具有绚丽多彩的丰富性特征。平利弦子腔戏曲有各样板式二十余种,常用的丝弦曲牌和唢呐曲牌五十余首。声腔语言丰富,音乐悦耳动听。文场上从李敬模首创用弦胡主奏发展到后来增加用三弦、笛子、二胡、中阮、扬琴等多种乐器伴奏,使音韵更加优美;武场上锣鼓点子打头完整齐全,具有并符合戏剧套路;演出剧目仅1957年安康地区戏剧挖掘组就整理出850多本,足以说明弦子腔戏曲内容的丰富性。
    七是在表演艺术方面具有高度融合的综合性特征。弦子腔戏曲艺术的综合性很强,在整个表演过程中,根据不同的人物性格、声腔道白、音乐板式和剧情发展的需要,把念、唱、做、打不同的戏曲表演艺术,按照程式化的要求,有机地结合融为一体,达到完美统一的艺术效果,给观众带来一个尽善尽美的艺术感受。
    八是在艺术交流方面具有非常广泛的适应性特征。弦子腔深植民间,说民间酸辣咸甜,唱民间喜怒哀乐,“大戏”“小戏”,台上台下,屋里院外,田间地头,各种场合都能适应,深得人民大众喜爱。弦子腔在平利独树一帜,久传不灭,能与汉剧二簧相依并存,争奇斗艳,是它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内因所在。弦子腔之所以能登上大雅之堂,正是人们在传承的过程中,博采众长相互交融,不断地丰富自己的艺术内容。这种广泛的适应性为弦子腔戏曲艺术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方便条件。
    三、平利弦子戏的主要价值
    一是史料价值。平利弦子腔起源于民间,历史悠久,由民间皮影戏改造加工搬上戏曲舞台,经历了很长时间的磨合演绎,是地方戏剧史上的新发展、对于研究人类社会生活、民间文化艺术和传统戏曲音乐的历史等等,具有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二是学术价值。平利弦子腔的音乐、声腔、调式、板路、曲牌、打头和演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戏曲音乐体系,内容丰富,古朴典雅,自成一流,独具风采,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对于振兴民族文化,繁荣戏曲艺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三是实用价值。平利弦子腔,好学易懂,演唱方便,人人都能参与其中,实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凝聚民族力量,传承民间艺术,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群众文化素质,特别是对宣传地方文化,包装旅游产业,推动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价值。

         (作者单位:平利县文化文物旅游局)

旬阳汉调二黄
◎杨中海

    旬阳的二簧是汉调二簧,又名“陕二簧”、“土二簧”或“山二簧”,是本县流行最广的戏曲剧种,民间俗称“大戏”。汉调二簧有两个流派:一为以汉中、紫阳、安康(现称安康市汉滨区,下同)为中心的汉江派;一为以洛南、商南、山阳、镇安为中心的洛镇派。汉江派唱腔柔和婉转,长于唱功和做功戏。洛镇派唱腔刚劲有力,长于武打戏。旬阳的汉调二簧虽多属汉江流派,但因地处陕鄂交界地区,又与商洛毗邻,在艺术风格和地域特色上受“江下”(即湖北郧阳、襄樊)和“山外”(即关中、商洛)影响,与正宗的汉江流派稍有区别。它以西皮、二簧为主调,属皮簧、声腔腔调,表演古朴、细腻,脸谱别其风貌,音乐曲调幽雅、婉转、清越。
据有关资料反映,和城乡现存古戏楼(即“万年台”)的分布和修建情况,以及陕南汉调二簧艺人的师承关系追溯,旬阳县汉调二簧的演出在明末清初就非常活跃。
    蜀河镇,西通汉中、安康,北达商洛,东可沿汉江直下,经郧阳、老河口至汉口。清末民国时期人口集中,商业繁荣,有黄州馆、三义庙、杨泗庙、武昌馆、江西馆等商业会馆。有古戏楼三处。三义庙戏台建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杨泗庙戏台建于清乾隆十年(1754),黄州馆戏台建于同治十二年(1874),经常有外地戏班来这里登台演出。洛镇派的二簧班社镇安“王福班”、山阳“同心社”、关中“娃娃班”以及安康汉调二簧班社都曾在这里留下演出足迹。民国初年后,镇上就有自乐班“闹万子”演唱汉调二簧,“十门角色”行当齐全。民国十年(1921)前后改“万子班”为“俱乐部”,挂衣登台演出。凡本镇商民人等家中婚娶丧葬、生辰寿诞、店铺开张吉期,或当地庙会,无外来戏班演戏时,都要凑热闹演唱几折二簧戏助兴。该镇还自己购置衣箱,延聘艺人,承领二簧戏班,活动于旬阳、白河与郧西交界一带,在乡村的庙会上演出。班中黄小架、李老五等郧阳艺人,较有名声。嗣后因班主年老体衰,该班不久散伙。民国二十八年(1939)春,“上海新剧二队”到蜀河演出,有演员二十余人,能演歌舞节目,也能演京剧,他们离开蜀河时,为感谢“俱乐部”的接待,赠宫装蓝衫16件和一些软布帽子。从此,蜀河镇“俱乐部”改为“化妆团”,经常登台挂衣演出。1956年,蜀河区区长李世章支持地方戏剧爱好者的演出活动,倡议募捐二万余元添置大衣箱、盔头箱和口条等,组织起蜀河业余汉剧团,在区内巡回演出,后因大多数演员年事已高,加之演出收入不佳而停演。以后的业余二簧戏演出活动遂止。
    神河、赤岩是本县通往四川、鄂西的关隘之地,商业比较繁荣,群众喜爱汉调二簧戏。清光绪年间就有业余二簧戏班活动,至民国初年,赤岩富户傅重仁变卖田产,购置衣箱,组织起二簧班社,开南区二簧戏班之先河。傅氏食租三百余石,有火纸厂7个,皮纸厂1个,油房两家,家中骡马成群,华屋连栋,其宅院人称“花房子”。傅氏自幼酷爱戏文,弹唱歌舞皆能。他广延名角教习艺徒,自任箱主,承领班社,活跃于南区和旬阳与竹山、平利交界区域。班中胡官堂(生角)、胡官升(花脸)、朱大俊等,演出技艺,颇为出色。后因傅氏病故,只得散班回家。
    神河口起初虽无当地班社,但外地二簧戏班社常来演出,当地群众颇受熏陶。民国二十年(1931)间,安康凌成佑“同心汉剧社”、镇安“五福班”以及西安“秦腔戏班”和河南“月调戏班”都先后来神河演出。民国三十年(1941),神河口中心小学校长李兆琼(又名李瑶琴,县城人)组织“万字班”艺人,在石西藩(秀俊乡乡长)的支持下,自制戏妆,同时募捐钱物,购买了一些盔头和戏妆,办起业余班社(称“化妆宣传团”),先后请来郧阳科班出身的二簧戏艺人田春山(蜀河人)、黄志明(白河县人)、吴宗义(郧阳县人)、余明星(郧西县人)担任教师,教习当地一批青少年学唱二簧戏,人称“神河娃娃班子”。
    甘溪、赵湾和小河地区扼陕南通关中大道,汉剧演出历史亦较悠久。清光绪年间,赵湾就有杨锡金二簧戏班活动。民国时期二簧戏演出也很活跃。民国十二年(1923)赵湾严万银组织“自乐社”二簧戏班。其间几易箱主,前后达20年之久,先后聚集旬阳、安康、汉阴等地艺人50多名。“自乐社”演出活动范围很广,参加过旬阳县城的城隍庙会,赶过安康恒口的“清明会”、汉阴县“三月三”庙会,北上镇安青铜关,西过安康包家河。旬阳的双河、小河、甘溪等地的“万年台”上他们也都演出过。
    县城附近西沟河人袁正堂曾先后两次领过二簧班社。前班名“同庆班”(民国十八年至二十五年),后班名“同庆社”(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袁氏本农家出身,略通文墨,酷好戏作,从爱看戏到学唱戏,乃至广延同行,自领班社。“同庆社”角色行当齐全,不乏高手,其中有来自郧西的旦角陈胜才,来自河南的净角董林邦,石泉的丑角张广杰,以及本县的田俊龙(人称“田花脸”)。袁正堂本人生性聪敏,身手灵活,尤善口齿,样样行当皆能。他的丑角戏《张松献图》、《十道本》多为称许。“同庆社”活动范围遍及郧西、郧阳、安康、紫阳、汉阴、竹山、竹溪、镇安、柞水、商州等,颇有影响。
    民国初年,旬阳县城就有“万子班”演唱二簧戏。主要艺人有:潘福榜(科班出身,安康人)、朱绍臣、刘子林、袁廷杰、李生华、李德辉、许根计、廖世春、郭景秀、马老四、庞士真(骡娃子)、李先彦、张廷楹、孙盛保、张少云等。民国二十六年(1937)11月,县城二簧戏爱好者朱成德、汪鹤年等人发起,取得地方绅士李子春的支持,以宣传抗日,唤起民众,活跃地方文化生活为由,报请县政府备案,成立了旬阳县“抗日化妆宣传团”。县长苏光壁任名誉团长,李子春任副团长,朱成德任经理,承办团内事物。“化妆团”聘请石泉的汉调二簧艺人张广杰担任教师,排练传统二簧戏。“化妆团”属业余自娱性二簧戏演出组织,成员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所演出的戏剧无论是内容和形式都渗透着新文艺的色彩,演出活动到解放前夕中断。1950年冬,县委书记刘乃因召集地方文艺界人士座谈,成立“旬阳县业余汉剧组”,恢复汉调二簧戏的演出,组织文艺宣传活动。“汉剧组”1953年更名为“旬阳县人民剧社”,仍为业余性的群众文艺演出组织,曾演出过数十个传统和新编历史题材的汉调二簧剧目,如《智取生辰纲》、《李逵下山》、《北京四十天》、《九件衣》、《解珍、解宝》、《高唐州》、《唇亡齿寒》、《空城计》、《五家坡》、《四郎探母》、《钓金龟》等。在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改革灯光照明,自制幻灯景片,运用多种艺术手段,不断提高演出质量,通过演出实践,培养了一批不论唱功、做功、武功都像模像样的业余二簧戏小演员。他们有杨仕健(老生、须生、武生、武旦、“满台滚”)、胡贵全(须生)、卿安梓(红生)、胡贵芳(男花旦、青衣)、袁启昌(老生)、鲁纪远(花脸)、王大俊(须生、小生)、向兴运(小生)等。但这些小演员陆续升中学、考大学、参加工作,剧社也只好解散。剧社虽解散了,但演出活动没有完全中断。逢年节,临时召集职员的下班来,工人、农民的放工来,有的步行二、三十里赶来,一块儿合计演什么剧目,谁扮什么角色,然后台后忙乎化妆、记台词、对台词、着衣靴练步,台前也就开始挂幕、打闹台,一会儿功夫演出开始,看戏人场场爆满,挺热闹的,不管是城皇庙戏楼,还是洞儿碥戏楼。当时频繁活动的有汪鹤年(丑角)、李仕吉(花脸)、王伯仁(老旦)、金世马(须生)、李春生(女)(花旦)、李正敏(男青衣)、雷春魁(须生)、王道成(丑角)、曹茂新(丑角)、韩宝田(武生、武旦)、闫铁良(武生)、刘瑞朴(小生)、梁德义(小生)等。
    1960年7月1日,旬阳县成立了专业剧团“旬阳县人民剧团”,随后也建盖了专门剧场。县人民剧团成立后,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以尽快提高演出质量,更好服务城乡文化生活。1961年5月,请陕西省戏剧辅导组郭育民、谢迎春、高登云来团排导了大型汉调二簧戏《紫金簪》和折子戏《白水滩》等。1962—1964年,先后请省戏曲剧院、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排导。1980年,请陕西省京剧院高善斋来团排导汉调二簧《狸猫换太子》、《春草闯堂》等。1982年,请武汉市汉剧院杨沫超、夏荣诗来团排导汉调二簧《黄天荡》、《清风亭》等。与此同时,剧团还先后派员到西安、武汉、北京、兰州等地观摩学习。这以来演员素质、演出质量大大提高,涌现出一批唱、念、做、打、舞为其主要表演特点的优秀演员。如:王大俊(生角)、刘成良(丑角)、胡贵梓(净角)、邹功珍(丑角)、柯贤金(生角)、何廷训(生角)、周家莲(花旦、青衣)、程新桂(花旦、老旦)、许庆莲(武旦)、张祖芳(小旦、武旦)、杨明芳(小旦)等。王大俊、刘成良演的《十五贯》,周家莲、柯贤金、程新桂、刘成良、王大俊、胡贵梓演的《黄天荡》,许庆莲、程新桂、王大俊、刘成良演的《大战山》,胡贵梓、柯贤金、刘成良、何廷训、潘定华、程新桂演的《狸猫换太子》,王大俊、程新桂演的《清风亭》,杨明芳、刘成良、邹功珍演的《春草闯堂》,刘成良、王大俊、程新桂演的《屠夫状元》,何廷训、张祖芳演的《双下山》,这些都是传统汉剧,还有柯贤金、王大俊、胡贵梓、刘成良、邹功珍、程新桂、许庆莲、杨明芳演的新编历史汉剧《孔明拜绣楼》,王大俊、刘成良、张祖芳、程新桂演的现代汉剧《红灯记》,胡贵全、许庆莲、刘成良、王大俊、邹功珍演的现代汉剧《芦荡火种》等,因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戏剧冲突的完成,声腔韵调的合辙,以及心理、性格、情志的表现等,都是形神毕肖、精炼逼真、淋漓尽致的,所以演不衰、看不够、影响大,不论在本省本地,还是在外省外地。
    影响特别大的是王大俊的唱、念、做和刘成良的眼、手、身、口、步。王大俊在唱上讲究字、声、情、气、味,达到声情并茂、韵味俱佳,尤其表现在气息畅通、随戏运气,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念上讲究声、韵、调与唱功统一,韵律鲜明、节奏感强,音调高低有起伏。做上讲究人物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内容与唱、白恰当运用,而且气质好,身架稳,抓锣鼓狠,抬腿跨步、撩袍抖袖、理须摸鬓等姿态突出人物瞬间感情变化及将帅威严气概准确,如《十五贯》中饰况钟、《清风亭》中饰张元秀、《红灯记》中饰李玉和等都可看出,且总能博得观众的掌声;刘成良在手上的技巧有豁开、划开、佛手、抖手、推手、摊手、摆手等,在眼上技巧有转眼、定眼、邪眼、瞪眼、瞟眼、醉眼、闭眼等,在身上技巧有转身、翻身、倒身、仰身、扭身等,在口上技巧有歪嘴、撇嘴、咧嘴等,在步上技巧有掂步、点步、方步、垛步、云步、八字步、圆场步等,这些技巧的运用都因人、因情、因势而有轻、重、缓、急,喜、怒、哀、乐,惊、贼、疯、痴,表现都根据人物环境、内心活动和感情变化而有象征性、虚拟性、示意性、舞蹈性,从《十五贯》中饰娄阿鼠、《黄天荡》中饰陶大、《红灯记》中饰鸠山、《屠夫状元》中饰屠夫等可以看出,很是召观众喜欢。
    还有就是周家莲、程新桂的唱。唱居汉调二簧四功之首,她们做到了:字正、声美、气深、味浓,出字真、放音圆、出音纯、归韵清。周家莲天生一副好嗓子,圆润自然,流畅自如,她讲究唱人唱情唱戏味,很好运用了揉气、提气、弹气等,以及滑音、波音、擞音等;程新桂本嗓不算好,但能巧用本嗓、假嗓,或以本嗓为主,带用苍音、“哭撇音”等。象周家莲在《黄天荡》中饰徐夫人,程新桂在《红灯记》中饰李奶奶,每每引得观众称好。
    还有就是刘成良的特技表演——用开翻功、猴子功和腰腿功、椅凳功等,在上场、下场和台口踢、腾、翻、滚、盘、蹿,以表现贼性、凶性、刁性、顽性、耍性、赖性,从《黄天荡》、《十五贯》、《屠夫状元》等中都可见到,功夫过硬,技术熟谙,没有观众不赞许的。
    再还有邹功珍的特技表演——用颈项功,配合于八字步、方步等,玩帽坠子,两个可以都闪都动,可以一闪一不闪,也可以一上一下,也可以同上同下等,如《春草闯堂》中饰知府所表演的,技术高难,观众咋舌。
    旬阳剧团曾多次更名,由人民剧团,到文工团,到汉剧团,但始终以自编自导为主,先后自编自导《十五贯》、《铡美案》、《二进宫》等数十台本头戏和折子戏;以演汉调二簧为主,也演其他剧种,如京剧、话剧、歌剧、眉户剧等,还演道情、曲子、八岔、八步景、大筒子等多种地方小戏曲;以演传统剧为主,也演现代剧。在舞台美术、音乐、音响、灯光,以及服装、道具等方面做了不断更新和大胆尝试。
                    (本文参考了旬阳汉剧团老艺人汪鹤年的口述和《旬阳县志》)
                  (作者单位:安康市农行)


安康方言概述(七)
◎  周 政

    六、安康各方言代表点音系分析
    (二)紫阳城关话音系
    紫阳县位于安康市西南部,汉江自北经县城南折东流向汉滨。紫阳境内万山重叠,古有岩邑之称。因县城南有道教南派创始人张平叔修炼之地紫阳洞、紫阳滩而得名紫阳。全县面积2204平方公里,人口33.25万。
    紫阳自东向北分别与安康市的岚皋、汉滨、汉阴交界,县的南面是四川省万源县、重庆市城口县,西为汉中镇巴县。因受周边强势方言的影响,内部差异不大,全县除东北部的汉城镇、蒿坪镇有一套以舌尖音[?鬞 ]作韵腹或韵头的韵母,具有江淮官话(黄冈麻城话)特点以外,县内主要为西南官话。
    紫阳同安康市其他县一样,主要为明清时期的移民,分别来自四川、湖北、湖南等地。下面主要介绍紫阳城关方言的音系。
    1、声韵调
    (1)声母22个,包括零声母在内
    P 八兵步帮杯 ph盆爬蒲派跑 m 蒙麦暮满明 f 飞风副饭
    t  德道代多东 th太同途讨天  n 冷脑南老蓝
    ?鬛 坐载争字贼 ?鬛h 草寸瓷刺初        s 司森寺丝三
    ?鬛朱庄住知纸 ?鬛h茶朝池船床                      ?拶守书树山双 ?拮热人壤软然
    ?諬江技酒九件 ?諬h轻祁清强穷        ?揶谢想兴县宣
    k 共高贯根港 kh开矿康空肯 ?耷安爱恶恩肮  x 黄很火灰混
    ?諂吴鸭月雨夜完问药王要云
    (2)韵母39个,不包括儿化韵
    ?尢紫私词资跐斯 i  衣泥比逼米里  u 吴部古不仆木  y 鱼女局律居虚
    ?尥直尺石知吃矢
    a 辣爬茶巴怕妈 ia 家嫁恰卡虾夏 ua 化瓦寡瓜夸花
?藓黑舌北白拍得 i?藓 叶节帖叠铁别 u?藓 国喂     y?藓 月绝雪缺靴岳
?藜r 儿耳而
o 波薄坡婆摸磨  io  药脚学略   uo 窝卧莴活过扩
ai 派迈台败排埋 iai 解介懈街芥疥 uai 快怪外乖块怀
ei 杯美培披妹背          uei 归亏飞圭盔灰
au 涛早脑包泡猫 iau  表庙摇标漂苗
ou 斗投州都偷搂 iou  丢牛留丢流秋
an 班岚陕搬潘蛮 ian  匾绵延边片面 uan  关万官宽欢款  yan 卷捐轩劝园
?藜n 奔彭盆分冷门 in  兵宾贫命民明 u?藜n  昆文魂滚昆昏  y?藜n 群军寻均熏裙
a?耷 帮方场旁忙张 ia?耷  良亮乡腔江将 ua?耷 光床荒庄窗黄
o?耷东龙众绷蓬蒙 io?耷 穷兄荣熊用炯   u?耷  翁瓮嗡蓊蕹
(3)单字调四个
阴平   45[■] 刚知专尊高婚飞妈中杯花
阳平 21[■] 门龙铜皮百搭白接擦哲落
上声  53 [■]   懂古展九统买有楚武彩理
去声  213[■]   动罪半四痛近厚靠荡象市
2、声韵调的配合关系
紫阳方言22个声母可以分为[ p  ph  m  f ]、 [ t  th  n  ]、[ ?鬛  ?鬛h  s ]、[ ?鬛  ?鬛h  ?拶  ?拮]、[ ?諬  ?諬h  ?揶]、[ k  kh ?耷  x ]和[ ?諂 ]共7组。
39个基本韵母可以分为开口呼、齐齿呼、合口呼、撮口呼四呼。
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大致如下:
(1)[ p  ph m ]可与开口呼、齐齿呼相拼合,也可与合口呼[ u ]相拼,但不拼[ ou  uo  u?耷 ]和[ iou ]韵母。[ f ]可与开口呼[ a  ei  an  ?藜n  a?耷  o?耷]以及合口呼[ u ]相拼。
(2)[ t  th ]不拼撮口呼,[ n  ?諂]两母开齐合撮四呼均拼。
(3)[ ?鬗 ?鬗h  s ]、[ ?鬛  ?鬛h  ?拶]拼开口和合口呼,但[?鬗 ?鬗h  s ]不拼细音韵母(齐、撮)。
(4)[ ?諬  ?諬h  ?揶]只拼细音韵母,[k  kh x]只拼洪音韵母,但[ ?耷 ]不拼合口呼。
紫阳方言声母和韵母的配合关系见下表:

3、紫阳方言的文白异读(符号“∕”前为白读,符号“∕”后为文读)
⑴ 声母的文白异读
① 见系开口二等字的文白异读。白读[ n  k  kh  ?耷 x ],文读为[ ?諬 ?諬h ?揶]或零声母。
假开二:牙?耷a21∕ia21               哑?耷a53∕ia53             下xa213∕?揶ia213
    嚇 xa213∕?揶ia213            压?耷a213∕ia213
蟹开二:街皆阶 kai45∕?諬iai45     解 kai53∕?諬iai53         戒界芥介 kai213∕?諬iai213
        鞋xai21∕?揶ie21             蟹xai 53∕?揶ie53          懈 xai213∕?揶ie213
效开二:敲 khau45∕?諬hiau45        跤kau45∕?諬iau45      校窖觉 kau213∕?諬iau213
          咬 ?耷au53∕iau53
咸开二:夹 ka21∕?諬ia21            掐 kha45∕?諬hia45          峡狭?諬hia21∕?揶ia21
        咸味道  xan21∕?揶ian21 
山开二:眼  nian53∕ian53         瞎辖 xa21∕?揶ia21         闲 xan21∕?揶ian21
    苋 xan213∕?揶ian213
江开二:项巷 xa?耷213∕?揶ia?耷213
② 见系开口三等字的文白异读。白读[ n ],文读为或零声母。
  止开三:宜仪ni21∕i21                蚁谊义议ni213∕i213
  咸开三:严俨  nian21∕ian21         酽验  nian213∕ian213       业  ni?藓21∕i?藓21
  宕开三:仰   nia?耷53∕ia?耷53
③ 部分全浊声母字的文白异读,主要是在擦音和送气塞擦音之间交替。
宕开三禅母平声,白读[?拶],文读[?鬛h]:常尝 ?拶a?耷21∕[?鬛ha?耷21   偿 ?拶a?耷53∕?鬛ha?耷53
宕开三邪母平声、上声,白读[?諬h],文读[ ?揶 ]:祥详?諬hia?耷21∕?揶ia?耷21    象像 ?諬hia?耷213∕?揶ia?耷213
④ 其他声母的文白异读字
蟹开一:概溉 khai213∕kai213
山开四:砚  nian213∕ian213
⑵ 韵母的文白异读
① 精组合口三等字的文白异读。韵母白读为[ ?諬i?鄄  ?諬hi?鄄  ?揶i?鄄],文读为[ ?諬hy?鄄  ?揶y?鄄]。
遇合三:蛆 ?諬hi45∕?諬hy45               徐?諬hi21∕?諬hy21 
山合三:全痊泉?諬hian21∕?諬hyan21    绝?諬i?藓21∕?諬y?藓21         宣?揶ian45∕?揶yan45
            选?揶ian53∕?揶yan53             雪?揶i?藓21∕?揶y?藓21          旋悬玄?揶ian21∕?揶yan21
        旋镟 ?揶ian213∕?揶yan213
② 见系合口三等字的文白异读。
止合三,韵母白读为[ y ],文读为[  uei ]:慰 y213∕uei213
通合三,韵母白读为齐齿呼,文读为撮口呼:育 iou213∕y213    狱iou45∕y45
通合三,韵母白读为齐齿呼,文读为开口呼:
        戎绒io?耷21∕?拮o?耷21 融 io?耷21∕?拮o?耷21 容蓉溶熔 io?耷21∕?拮o?耷21 茸io?耷21∕?拮o?耷21
遇合三,韵母白读为[?藓],文读为[  y ]:锯k?藓213∕?諬y213
⑶其他韵母的文白异读字
① 韵母白读为[ i?藓],文读为[ ?藓]
曾开一:墨默 mi?藓21∕m?藓21    特 thi?藓21∕ th?藓21
梗开二:麦脉 mi?藓21∕m?藓21
② 韵母白读为[ei ],文读为[ i ]
止开三:批坯披  phei45∕phi45
⑷ 声调的异读字
纠往上~  ?諬iou213∕?諬iou45~正               扣~着腰  khou21∕khou213~住
光冰~的  kua?耷213∕kua?耷45~滑               对~住了  tei21∕tei213成~
蓄~着胡子 ?揶iou21∕?揶iou45储~所             海蛮,大  xai45∕xai53
4、紫阳方言的语音特点
① n-、l- 均读n-,“脑”同“老”,“南”同“蓝”。
② 古疑母字今逢齐齿呼韵母时,紫阳话多读舌尖前[ n ]声母,例如:业nie31∣眼nian53∣仰nia?耷53∣砑nia44∣倪ni35∣宜ni35∣谊ni35∣疑ni35∣牛niou35∣凝ni?耷35。
③ 鼻音韵尾一般是?藜?耷、i?耷 混入?藜n、in。“英”“音”同念in45,“正”“真”同念?鬛n45 。
④ [ ?鬛  ?鬛h  ?拶 ]组声母与[ ?鬗  ?鬗h  s ]组声母基本是区分的,不像四川方言只有[ ?鬗  ?鬗h  s ] 而无[ ?鬛  ?鬛h  ?拶  ]。
⑤ 中古见系开口二等字紫阳话存有文白异读,白读[ k  kh  ?耷  x ],只配洪音;文读[ ?諬 ?諬h ?揶 ]或零声母:例如:街蟹开二平佳见kai45∣崖蟹开二平佳疑?耷ai21∣鞋蟹开二平佳匣xai21∣解~开,蟹开二上蟹见kai53∣项江开二上讲匣xa?耷213 ∣瞎山开二入镓晓xa45∣敲khau45∣哑?耷a53∣瞎xa45∣衔xan21。有些撮口呼字读齐齿呼。如:育 iou213、狱iou45、泉?諬hian21、去?諬hi213、玄旋悬?揶ian21。
⑥ 声调4个,调值接近相邻的四川话。
⑦ 古入声字不论清浊今归阳平。
紫阳也是重要的移民接收区,从紫阳方言所表现出来的特点看,如第④和第⑤,足已表明与四川也有不同的地方,这说明紫阳方言既保留了西南官话的基本特点,但又兼容了湖北等地的方言的部分特点。
  
参考资料
⑴ 周  政   关于安康方言分区的再调查,《方言》2006年第2期177-183。
⑵ 周  政   陕南方言的标准问题,《安康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⑶ 张德新   紫阳城关方言音系研究,《安康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⑷ 张德新   安康方言的演变,《语言研究》94年增刊。
⑸ 赵  桃   安康方言语音特点与普通话教学,《语言与交际研究》(上),2001年12月。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民俗文化泛述
◎吕  农

    民俗,是历代相沿积久、约定俗成的风尚、礼仪、习惯的总和,也是人们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方面广泛的行为规范。从现象看,它是裸露在社会生活的表层,实质上它是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文化底层。它沟通历史与现实、观念与物质、道德与法律、雅文化与俗文化。民俗文化更能反映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它是民族文化体系中的自然生态园。如果说民族文化是一座巍峨的大山,它深远厚重。那麽,民俗既是这座大山的绿色植被,也是埋在大山中的宝藏。我们进行安康民俗文化研究,正是为了保护文化生态,科学开发利用。进而达到安康生态文化与生态旅游共生共融相得益彰的目的。同时,也为推进安康现代文化建设提供一个参照。
    安康文化亚区(按陕西地理文化专家关于文化区域划分观点)处秦巴之间的汉水流域,既可偏属长江文化系,又具巴渝文化特征,与我省的陕北关中两个文化区形成了强烈反差。浓厚的移民文化色彩,更使安康民俗文化的胚胎自然带有多维交汇的文化染色体。今天,几乎所有文化区的划分都不可能用雅文化或者某一个时代的时尚文化来判别。而是以历史传承久远的民俗文化特质作主要参照系数的。从五光十色的当代文化中很难找到区域文化的本体特色,只有在民俗文化中,才可能搜寻出区域文化母体的构件基因和发展脉络。著名作家贾平凹在《我是农民》一书中提到商洛文化时说:在商洛这麽个地方,“各朝各代都有相当多的文化人隐居于此,其中,最早也最有名的就是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这些隐士逃避的是政治,却把知识传播开来,而民间的语言和风俗也就有着浓厚的典雅之风。”这就是一个地方的文化基础。可见,雅文化自然熏染民俗,民俗又自在滋养雅文化。所以,非常必要把我们安康民俗文化进行一番认真梳理,作一些力所能及的研究,哪怕是粗浅的起步性的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使我们对安康文化属性的定位比较科学和接近准确。凡是道听途说、知其一不知其二便妄加推论,或者依靠一些零星拼凑的表层资料故作玄论都有辱斯文,混肴视听、乃至讹传误导,有损安康文化人的脸面和对外文化形象。 
    一、民俗界定及其特征
    民俗,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历史流变。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是一幅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民俗的个性特征表现在群体性、地域性、稳定性和可变性四个方面。群体性,就是处于同一人类群体中的各个人,基本遵守或基本认同带有普遍意义的风尚习俗。它具有广泛趋导的潜在引力。它是一个群体长期共存的隐性纽带。其二是地域性。只有共同生活在一个地域的群体,才能衍生出自己的风俗。不同地域的群体具有不同的风俗。其三说它的稳定性,就是它一经形成,可以在一定历史阶段脱离社会经济的发展,顽固的按自身规律遗传,有些能够流传几千年,跨越几个社会形态。其四,可变性。民俗中那些渗透并且已经凝固在民族精神中的部分,可以说是支撑主体民俗的结晶体,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表现为稳定性。但是,随着社会制度发生变革,比如侵略性战争、统治文化的强力制约、文明进化的飞跃,都可能使社会风俗发生变化。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服饰文化根底,历朝历代都在变化,而总的规律象上衣下裳冠带领袖仅仅是在改良中的变化。满清入关后,就有了外马褂、马蹄袖、免冠长辫。五四运动后,又引进了西装革履长统袜,领带马裤短袖衫。孙中山先生又在传统基础上,亲自设计了中西结合的中山装。文革中又时兴军装、劳动布工作服。改革开放以来,服装又逐渐趋于时尚化。这说明民俗是因地而异因时而异的一种意识形态。它体现了群体性和地域性的统一、稳定性和可变性的复合。
    二、民俗文化研究历程及其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民俗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被称为民俗学。中国民俗学会会长钟敬文先生认为,民俗学是“记叙研究和说明人民生活文化现象的学科”。1846年,英国学者汤姆斯最早提出民俗学的概念,并撰文倡议进行民俗学研究。1878年在英国伦敦成立了全世界第一个民俗学协会。后来,迅速在世界各国相继涌现出一批民俗学专家,悄然兴起全球性民俗研究热。我国的民俗学研究起步较晚,五四运动前一年,顾颉刚等人才在北京大学首倡成立研究会,1923年朱希祖等人发起成立风俗调查会,1928年,钟敬文、顾颉刚在中山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民俗学会。民俗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一直没有确立其应有的地位,打倒四人帮以后,还是在钟敬文、顾颉刚两位老先生的极力呼吁下,1982年9月,中国民俗学会正式成立。从此,我国民俗文化研究才走上正常轨道。
    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首先,是研究古代劳动形式、技术特点、信仰崇拜、传说歌谣等;其次,研究历代群体活动的组织形式、规律,如宗教庙会的活动方式、村落宗族的组织结构、生死习俗的传承演变、岁时节庆的禁忌风尚等;第三,研究精神物化的民间艺术和万物有灵、创世纪传说等,例如民间工艺美术、剪纸、服饰、饮食、建筑,图腾祭祀的内容形式等。
    民俗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1、采集法。任何研究都必须从广泛采集各方面的原始资料开始,否则就无法全面了解一个地区或一个文化区的民俗风貌。
    2、比较法。各地区的民俗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同一种民俗,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群体往往有不同的解释。把不同地区的民俗加以比较,可以了解民俗形成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渊源。如刘三姐的故事在几个民族中都有类似的传说,通过比较弄清起因,分析差异,再以民歌和风俗剧相结合的形式作为故事载体,最后才成为一个地区民俗风情的形象代表。再比如我们平利女娲的传说,全国有六个以上的地方都说是传说源发地,其言恢恢其论凿凿。石泉鬼谷子之说也存在一个立论准确与否的问题。如果把这类命题当作民俗学论题来认真研究,把各种资料和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或许更容易接近科学。
    3、综合法。民俗的产生有多种因素,有传统因素、地理环境因素、群体心理因素、认识能力因素等等。因此,研究民俗需要运用多方面知识进行综合论证。
    另外还有历史法和察今论古法两种方法。这里不再表述。现在,民俗文化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由原来狭义的风尚习俗扩展到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的全部领域,囊括了有形和无形、物质和非物质的所有文化形态。其次是民俗文化研究日益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出现了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例如教育民俗学、都市民俗学、文艺民俗学、民俗心理学等等。
    三、关于安康民俗文化研究
    应该说安康对于民俗文化的研究开始很早,从历代厅、县、府、州的地方志书和碑刻到各时期的个人著述文章,都达到了一定量的积累。但是始终没能达到目标化、系统化、学术化的高度。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了持续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课题,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发展药水游”的经济课题,文化建设提出了“一县一品”的文化课题,所以我们有责任针对三大课题,开展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民俗文化研究。明确的目标就是以政治经济文化三大课题为主体,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把自发研究提升到自觉研究,把纯知识型的研究落实到可开发利用、延伸促动型、学术型研究。
    过去不少同志写过很多民俗方面的文章,只可惜没有进行系统梳理,编排纲目,分类调查研究,成体系有体量的著书立说。同时,也从来没有把安康民俗作为科研课题立项。目前,全市尚未出现一个民俗文化研究团体。很多工作都有待于进一步组织力量尽快开展。
    人类文明是从野蛮蜕变出来的,而正是各民族的民俗史,综合展现了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全过程。从中亚土人一分钟捉八十九个虱子到法国国王坐在马桶上会客。十七世纪初,罗马已经能把城市管理得整洁有序,而这时德国柏林的市民还在大街上养猪。可见最文明最新潮的人也是从过去民俗的丛林中走过来的。就象现在很多年轻人热衷于过情人节、圣诞节,但是,春节、端阳节、中秋节、却是他们一生下地就必然经历的节日。全社会传播的年节习俗,总是渗透在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吕叔湘老先生在他的一本书中谈到社会风俗时说:我们应当敬重那些奠定我们文化基础的先民。这是一句应该永远牢记的哲言。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社会转型、经济腾飞、文化创造的新时代,越是多种文化交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根底。但愿安康民俗研究能启迪文化心智、激发学术热情,为今后安康民俗研究活动播撒一片种子。
                 (作者单位:安康市群众艺术馆)

 

浅谈安康庙会的特点
——以擂鼓台真武庙为例
◎曾德强

    明代是庙会群昌盛的重要转折时期,庙会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繁密。有“陕南小武当”之誉称的擂鼓台真武庙,就是在明天启六年(1626)修建的,并随之产生了庙会。擂鼓台真武庙庙会在秦巴山区传统庙会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大致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香客参加庙会的时间因地而异
    擂鼓台真武庙位于秦巴山区的凤凰山岭,其庙会由来已久,叫做真武祖师会。但细究起来,实际与真武大帝的圣诞及升仙日没有关系,其会期为农历六月初一至十五、七月初一至十五。其中仅七月十五日是该庙的庆祝日——地官会。
    这种会期的形成,与当地的地理条件和农时节令有着密切关系。凤凰山岭以北是月河川道,水田广布,农历六月是农活间隙期,所以香客大多在六月赶会;山南绝大部分为山坡地带,农作以旱地作物为主,七月是农活空闲期,香客则大多在七月赶会。此外,六、七两月正逢盛夏,趁此时赶庙会,也可避暑。
    擂鼓台真武庙信士分布范围,以凤凰山中段为辐射中心,向北扩展到月河以北的秦岭山区,向南深入汉江以南的大巴山区(主要是西段米仓山)。这一地域面积约140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20万人。真武庙的香客,除安康市外,还有汉中的西乡、镇巴等县和湖北、四川两省的一些人,大多数是农民。
    赶庙会的香客,绝大部分是零星分散的。有组织地赶庙会的固定团体是旗香会(又称朝山会)。旗香会朝山时,沿路敲锣打鼓,旗帜飞扬,一派喜庆气氛,意在祝贺祖师,保佑众徒平安,风调雨顺,消灾灭病。
    另有一种拜香会,是一些富户代替父母还愿而临时组织起来的。其参加庙会的时间一般选择在夏季农闲之时。
    过去,香客大多集中于庙会期间朝山。近30年来,则从农历三月以后每天都有香客,八月以后逐渐减少。1990年朝山香客数在2万人次左右。近些年,由于汉阴县蒲溪镇两合崖道观、紫阳仙人洞真人宫、恒口三圣庙等寺庙的复兴与建设,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到擂鼓台真武庙赶庙会的香客有所减少。
    二、庙会的兴衰与政治气候密切相关
    国泰民安、政治环境宽松时,庙会兴盛;战乱、极左路线横行时,庙会冷落甚至中断。
    明、清时,汉阴、紫阳县署设有道会司,负责管理道观,宗教活动得以受到官方的庇护。民国年间,政府不再设置道会司,加之多年战乱,无暇顾及宗教事务,擂鼓台真武庙沦为“社庙”。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那种以剥削农民为目的而产生的会首制度不复存在,旗香会、拜香会也相继消失。但庙会期间,仍是一般信徒朝山的集中时间。据中共紫阳县委统战部1959年调查:“在会期间到过2000多人。影响范围:紫阳、汉阴、石泉、安康等县和湖北省部分地区。1953年七月十五到过800多人。六月初一到过600多人。”1963年1月调查:“会期六月初一至七月十五,解放前多达万余人。今年(应为去年——引者注)六月,有安康恒口的人来擂鼓台烧旗香,共有20多人一路。三角形的红旗插在背上。上书地址、时间、信士姓名;另一面写“朝拜真武祖师”。同年8月调查:“每年从六月初一起,每天就有到庙烧香群众二三百人。群众给香钱,送供果,抽签问卦,搭红放炮。有的群众给香钱竟达三元以上。”
    1965年,陕南各地陆续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宗教活动予以严禁,擂鼓台真武庙庙会中断。
    1978年以后,由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庙会又迅速恢复。每年庙会期间,朝山香客达万人以上。近几年,每年登山香客和游客约2万多人次。庙会期间,一般每天200人左右,六月十五、七月初一和七月十五3天日超过1000人,最多可达2000人。因庙内场地狭窄,众香客如同赶集一般,你推我搡,拥挤不堪。厨房中3口大锅昼夜不停火,日煮米饭10余锅(每锅下米10公斤左右),仍不够吃。朝山者蜂涌就餐,往往得不到碗筷,而以草帽、手帕之类代替餐具,用手抓食。夜间则挤满寝室、天井、走道,更多的人露宿庙外林间。
    三、香客朝山动机多为功利
    参加庙会的香客多为普通信徒,多数并没有真正的宗教意识。遇有困难或不解之事,多乞求于神的指点和佑护,即“有事方求神,无事不烧香”,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并不是纯正的宗教信仰。通常是有灾有病时,或无处求助,或经济拮据,或求人无效,便想到了神灵保佑。他们往往在家设置一个香案,对天礼拜,把所求某事告诉神仙,许愿日后供献礼品若干。自以为有验时,便携物登山还愿。也有一些信徒遇事无主,便登山求签问卦,并许愿。一般事过之后,往往不复问津。夏季农闲时,成群结队的游客朝山,却并非都是道教信徒。其中伴有少数避暑者和采药农。
    旗香会到擂鼓台真武庙后,大多只行焚香之礼,偶尔有人请道士诵经。拜香会多由朝山的富户出资雇人凑热闹,往往多达上百人,其声势类似旗香会。
    香客朝山,一般携带香、烛、纸、鞭炮以及供品、口粮等物,先到下殿交供品、口粮,再到金顶烧香,最后抽签、问卦,或讨“神茶”。问事的内容五花八门。往年,多以家庭生活类为主,如家财、婚姻、疾病、出行、祈子等。近30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问事的内容有了很大变化。家庭生活类仍占较大比重,但增加了经商、求学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干部、教师等人士还问及工作调动之类事项。问事者大多有许愿和还愿的举动,以示对神的感激。按照问事者自身的愿望,事后若认为达到了目的,就还愿,向神供钱、物若干,或请道士诵经,或为神像搭红、穿袍。有特殊请求的,则另由道士专门举行祈祷法事。祈祷内容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往年,大多是祈雨、灭蝗、求医、祈祷避难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修建了不少水库、堰塘、水渠,旱灾大为减少;普遍使用农药灭虫,蝗害基本灭绝;医疗卫生状况改善,农民就医较以往便利;土匪绑票、抢劫,军队拉丁拉夫等丑恶现象不复存在。因此,这几方面的祈祷内容基本绝迹。
    道士对信徒从来没有专门的布道,他们对教理的宣传主要有两途:一是诵经,二是抽签、解签。对于神的“旨意”,完全取决于掷卦道士的“传达”和解释。签语及其对它的解释,才是对信徒进行通俗宣传最有效的形式。但是,这些签语对道教的教理阐扬实际很少,主要成了传播儒家思想的载体。
    少数香客确实是很虔诚的信徒。他们虽无出家的意念,但对真武大帝确实毕恭毕敬。如杨某,原属汉滨区朝天河,20年前想迁居,选择了几个地方都不如愿。据说经“祖师爷”指点(实是卜卦问事得到的信息),后定居城固县五堵门,诸事顺遂,成为香菇养植专业户,年收入万元以上。初许愿连续3年上供大米500公斤。此后果然不食言,每年农历六七月间,就携款到汉阴县涧池镇,如数购得大米,雇人搬运上山。3年之后仍坚持年年朝山,每次都携带厚礼。而且平时在家中常设神案,自称“一敬祖师,二敬祖先,三敬天地,四敬灶神。”每次朝山之前,还要斋戒3日,沐浴净身,焚香礼拜后才启程。
    四、祈祷法事巫术色彩浓厚
    祈祷是信徒对神灵依赖感和敬畏感等宗教感情的行为表现。他们通过这样的宗教行为与其所信仰的神圣对象打交道,求得神的帮助来达到和满足自己的目的。祈祷法事是擂鼓台真武庙斋醮仪式中最大量的活动,名目繁多。
    祈福、消灾、禳瘟等众多类型的祈祷,往往是应香客之求,其目的在于祈求个人或某一地域内百姓的平安。其程序仍是申文、诵经两项。申文的格式大体相同,只是在所求何事和祈祷者的人名、居住地名等内容上,文字有所差异而已。
    寄名后,到小儿12岁时,再到庙中举行一次申文、诵经仪式,将姓名“取”回。在疏文中,多有“年年朝山进香”一语,但并非人人都能遵行。甚至有的信徒因小儿康复而将前愿遗忘,待该小儿长成数十年之后,偶遇灾病方忆起尚未“取名”,以为受到神的责怪,又虔备供品朝山补办“取名”仪式。还有某些贫穷而又近于痴愚的信徒,将“寄名”视为保健的唯一方法,不求医而专求神。1985年农历正月初,紫阳县双河口某农民不到周岁的孩子生病,不医治而冒雪朝山“寄名”,结果因延误病情,中途夭亡。
    在集体举行的祈祷法事中,以祈雨为代表,而且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往年,每逢天旱,就有此举。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中叶还偶尔举行,70年代后绝迹。求雨时,由一村或数村村民聚众进行。先在某家(多为富户)集中,而后抬上草扎的龙形,列队举旗、敲锣打鼓朝山。朝山者都必须赤脚并不得戴草帽或打伞,头顶烈日行进。队首由一人手执乌稍鞭开路,意在驱赶拦路的“妖魔鬼怪”。如路遇行人穿鞋戴帽打伞,皆被朝山者夺去撕烂。因此,知情者远远望见这种队伍,就提前躲避。朝山队伍到达真武庙后,先到上殿发水大仙神位前焚香礼拜,并请主持道士申文、诵经。申文前,将预先携带的一只空瓶在香炉上绕几下,将瓶口向下,用黄蜡将其封实,用秤称其重量,然后放置在发水大仙神像前。诵经完毕后,再称瓶子是否增重,并卜卦问神,有雨几分。若重量增加,就表明大仙允许发水(降雨)。增加一钱为下一分雨,增加二钱为下二分雨。据说有时还能见到瓶中现出水珠,则必定有雨无疑。其实,出现这种现象可能与当地的空气湿度有关。擂鼓台地处高山,平时就比山下空气湿度大,降雨之前更是未雨先润。而求雨者携带的空瓶来自山下干燥地带,在神殿放置期间又要等候诵经完毕,必然吸附相当的水分在瓶子内外壁上,有雨增重或现水珠是很可能的。因此,这种祈雨实际是一种天气的预测。
    结  语
    擂鼓台真武庙庙会至今仍然带有民间古庙会的特点,是人们敬祀神灵、愉悦身心的产物。随着明代以后秦巴山区会馆、祠堂、戏楼大量兴起,庙会的影响和作用进一步扩大化,庙会成为集宗教信仰、游乐玩赏、商业集市于一体的大众化的文化节日,成为人们敬祀神灵、交流感情和贸易往来的综合性社会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与社会的进化,安康传统庙会的形式和内容有了较大改变,呈现出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其一,祀神与教化功能减弱。传统庙会中问卦、算命、驱鬼、禳瘟、祈雨之类带有巫术色彩的行为逐渐退出,教化功能明显减弱。赴会者,或求神拜佛,许愿还愿,或买物卖物,或唱戏杂耍,或纯粹赶热闹看稀奇,图个放松快乐。改革开放后,虽然不少地方恢复和修建了寺庙,但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烧香拜佛,而是为了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遗产,发展现代旅游业。
    其二,组织者多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现代庙会的组织者不是昔日的“会首”、“庙首”,而是当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其目的主要是活跃文化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正如流行的口号所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各地都充分利用传统庙会吸引客商和游人,进行商品贸易和经济洽谈活动。
   其三,庙会地点和时间各不相同。以安康城区附近为例,双溪寺(泰山庙)庙会在正月初九,药王殿庙会在二月初二,香溪洞庙会在三月初三,恒口镇麻衣庙会在七月初一至十五。天柱山庙会、龙王山庙会、牛头山庙会、丰阳寺庙会等,规模大小不等,少则涉及三五村,多则涉及数十乡镇。人数少则几千,多则数万。现代庙会的举办,不一定出现寺庙的形迹,只要历史上曾经有过寺庙,就具有举办庙会的由头。
          (作者单位:安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汉 水 赋
◎戴承元
人间仙河,嘉名曰汉。赋形洪荒,不知几亿万年;发源嶓冢,奔流三千余里。秦岭融雪,巴山滴翠,南施北授,万涓汇流。故其为水也,名则曰江曰河,质则如泉如露。春日涨潮,雪浪碧波,夹岸山花倒映,满江色彩斑斓;夏日送爽,清风明月,江心取水烹茶,一天星斗入怀。故陆羽饮醉,著于《茶经》;国人艳羡,调入京华。美哉,汉水!
巍巍秦岭,莽莽巴山,汉水神斧,劈为通衢,西连散关蜀道,东接荆襄中原,文化缘水流播,物产籍舟贸易。武王伐纣,巴师神勇,前歌后舞,直抵商都。周王经略南方,汉水形胜之地,重臣扼守,天子巡幸,史书载之,青铜铭之。下迄于汉,沛公受封,终成大统,修文习武,耀古泽今,光光灿灿,汉家文化,肇基于此,曷能忘之?
以言人文:汉水游女,见诸《诗经》,涓涓滴滴,同构中华诗海波涛。石门神品,古朴奔放,垂法千载,中国书法之圣地。张骞扬鞭,开疆拓土,大智大勇;蔡伦造纸,推进文明,大功大德。南阳起卧龙,定军眠蜀相,兴于斯留于斯,万古云霄,精光四射。怀让弘法,禅宗大德高僧;平叔悟真,道尊紫阳真人,传灯开派,静洁万方。文脉绵延,后波前浪,曷能尽书?
心仪汉水,何不游乎?紫柏山,清凉地,张良庙存焉,纳天地灵气,悟留侯韬略,神清气爽。驻足汉中,谒拜将台,朝武侯祠,森森古柏之中,体察人间正气,心游万仞,智慧滔滔。顺流而下,畅游安康,但见瀛湖:碧水万顷,白鹭低翔,群鲤戏波,小船悠扬。停舟欢曰:收获沔汉一方秀,领取浮生半日闲!乘车东进,仙乐飘飘而来,此武当山也。洗尽尘心,登山访三丰道士遗踪,金顶看云起云收日落,物我两忘。汉水尽头,楚天都会,登临黄鹤,神会诗仙,看大江东流,豪壮万千。
汉水汤汤,越古超今,扬清洗浊,奔腾不息。人类如斯,代代不已,感天地之赐予,法江海之宽广,光大其前,发新吐芳,心生福境,大美久长。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一幅五彩斑斓的山水画卷
——读侯东峰散文集《远山草木》
◎冯宝林

   虎年新春,繁花似锦的安康文坛又绽开新的散文奇葩,并给空前繁荣活跃的安康散文创作领域的书刊出版带来新的喜讯和馥香。捧读她,我们不禁为在市公路局供职的侯东峰先生所著的散文集《远山草木》(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封帧设计的素雅、大气而紧紧吸引,更为作者在书刊中用那清新、绚丽的语言文字写成的一篇又一篇精美的旅游散文作品而深受感染和心魂俱动。更象在观看一部电视专题片,随着镜头的切换,身临其境地把我们带进到了那广袤、旷远、壮阔、幽静、苍凉、神密、美丽、灿烂的远山草木地域的雄壮又苍茫的自然环境与物象意境,欣赏到了那用原生态的文字组合再现的一幅又一幅意象丰瞻,美仑美奂的山水草木画卷和民俗风情图景。
    悉心赏读,侯东峰先生的散文集《远山草木》,共由“天涯旅痕”、“岁月回响”、“野果五味”、“心底微澜”四个章节组成。而“天涯旅痕”章节中的40余篇文章,则是他行走远山草木地域的所见、所感、所闻。也是他“山一程,水一程”旅游考查和体验生活的结晶,更是他勤于记日记旅游返程后思索提炼的水道渠成的自然,是他日积月累,情感涌动的不可遏制的喷发。而频频按动快门拍摄和遴选在书刊中的300余张栩栩如生的彩色真景图片,则为书中文章增添了景观韵致和起到了文图并茂,映衬主题的作用。这其中,写“彩云之南风情万种”部分的丽江、大理、版纳;写川陕交界的四川南江县光雾山景区的“北来秋意染牟阳”、“夕照青山走寒溪”、“呼来云雨登奇峰”、“米仓烟雨浸古道”等自然景观以及在“小三峡纪行”中所写的“夜宿巫溪”、“看水流到巫山”、“再过白帝城”;写“川西札记”部分的“路过成都”、“大渡河——从天空飘落的哈达”、“美在丹巴”、“中路听月”;写“醉走黔西南”部分的“上下郞德皆成景”、“千户苗寨——西江”,“最后一个火枪部落——岜沙”、“军民古镇——隆里”;再就是写陕川古盐道中的大宁盐厂所在地——宁厂古镇的题为“半边沧桑说与谁”、“巴国兴衰只为盐”、“巴山盐大道”、“镇坪匪患”、“盐外之意”等几篇有关“寻找历史遗落的味道”的文章和写沈从文故乡——湘西凤凰的有关地域景致,风土人情的文章,其旅游足迹所到之处,要么是我们居住和熟悉的秦巴山地,汉水流域;要么是我们祖国西南部广阔的富有地域特色和浓郁风情的版土。其悠悠的历史文化,独特的地理环境、良好的资源禀赋,诱人的民族风情,广阔的发展前景,不仅多彩而且迷人。与此同时,作者行走过的这些地方,无论是高原还是丘陵,无论是旷野还是河谷,无论是小镇还是村落,无论是山水还是草木,都通过作者如掾之笔的精心描绘和壮物抒情,而呈现出浑厚、雄丽的色彩,铺展出淳朴,隽永的画卷。其笔致意境,文章色彩,与19世纪俄罗斯画家的画面有些相像、纯静、优美而又明丽疏朗,饱含着来自生活和生命真实的鲜活汁液,流露出一种由此而生的馨香韵味。
    且看作者在《彩云之南风情万种》部分写的丽江的房屋建筑和街景:“初到丽江,见到街口矗立的一个大水车和宽大的广场,很是失望。但随后进入古城,有数百条石街小巷纵横,有清清溪流穿引其中,逐渐被其神奇的魅力所征服。丽江最大的独特之处,就是依山傍水,与自然浑然一体。这里的房依山势而建,层叠起伏,错落有致,或跨河筑楼,或依山而居,这里的街道随水流而成,主街傍溪、小巷临渠,无数支玉龙雪山穿街绕巷,游遍全城,有道是“家家流水,户户垂柳”。街道的布居没有规划的痕迹,以四方街为中心,成幅射性分布,它不求平直,左拐右插,曲径道幽,形成空间的疏朗与富有韵侓的和谐街景”。在《川西扎记》中写大渡河:“随着盘山公路的走低,渐渐一条银色带子由北向南漂过来,像一条哈达。后排有人惊呼:‘大渡河!’”我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看到她的第一眼。似刚出浴的少女,梨花带雨,像雪山的精灵,冰清玉洁;带着一份依恋,裹着满身仙气,在山谷间若隐若现,款款走来,一种千年的期许便在这瞬间到来。这时一束阳光刚好照在大渡河的第一湾上,拨开慢慢升腾的雾罩亮出了大渡河嫩绿的肌肤。那种云雾遮不住,高山阻不断的深闺诱惑,深深的切入我们的心中。”在《小三峡纪行》中写化龙山:“山下一场春雨,山上都变成了春雪,既催开了满山遍野的山花,也使座座山峰变成了白头翁,花开的恣意而烂漫,雪白晶莹而透明,冬与春都在此刻用自己最极致的手段    花,装扮着化龙山。极目远眺,在湛蓝天空的陪衬下,山顶银装素裹蜿蜒起伏似玉龙腾空;山腰郁郁葱葱春风浩荡;溪边谷地桃花、杜鹃、七里香争想怒放,姹紫嫣红。这是富士山都无法比拟的清新与娇艳。”这些精确而又美幻的文学语言描摹,使我们读到了亲切,读到了丰富,读到了文学散陈的意境,也读到了:“高、险、陡、峻、奇峰、峡谷、瀑布、林海、栈道、悬棺、峭壁、湖泊、烟雨以及梦幻、柔软、和谐、五彩斑斓、小桥流水、亦梦亦幻、风情万种、峻峭巍峨、苍翠欲滴、藤蔓低垂、落英缤纷、茂林修竹、银装素裹、郁郁葱葱、姹紫嫣红等丰富而美丽的词素,其地貌的万千、异彩的纷呈、繁杂的物象也统统具象在作者的笔端。这是因为世界不缺少美,而缺少的是缺乏对美的眼睛、承载美的心灵、享受美的思维。而上述这些精确美幻的描写,是把美流泻给读者的,这是文学对美学能力的把握,也是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同时文学创作应该是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审美能力、文字能力的统一,只有具备这些美学的素质,文章才能引人入目。透过这些壮物抒情的精确美幻的文字,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作者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挚爱和对远山草木的一往深情,其人格魅力、性格内涵、敏捷思维也跃然纸上,令人感奋和怦然心动。
    赏读侯东峰先生的散文集《远山草木》,除了美的语言,美的意境,美的感受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线索清淅,结构严谨,连贯自如。且大都是以“时间推移”或“地点变化”或“时间”和“地点”交织在一起为结构线索、统领全篇的。由此连缀起了自然与人文、连缀起了斑斓色彩,连缀起了历史和现实的古老文明和进步。如此信手拈来,挥洒自如;如此布局谋篇,一线穿珠,将所见、所闻、所感连缀的和谐自然、浑然一体、天衣无缝,并且形散神不散、意不散,真像是一条珍珠项链,使结构主线上的珍珠放射出数个璀璨夺目的光彩,叫人目不睱接,叹为观止。更不得不让人为作者的独具匠心和娴熟的写作技巧而折服。
    侯东峰先生的散文集《远山草木》中的“岁月回响”、“野果五味”、“心底微澜”的后半部分的几个章节的文章内容,虽然没有前半部分的“天涯旅痕”文章内容中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神奇峻美的赞美,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记录了他童年世界的绘声绘色,红尘社会的亦叹亦悲、岁月留痕的伤逝苦想,风雨人生的思衬感悟,不用拼接也能领悟到岁月过滤不了的酸、甜、苦、辣。还有些青春易逝的朝花夕拾和对人生、对社会现象的逆向思维和超常规的看法,应该是击浊扬清,是非明断,爱憎分明,有自己直面人生的独到见解的忧患情结和对社会进步的终极关怀。
    侯东峰先生出生在秦岭深山的宁陕县,长期的生活与工作,使他对那里的山水草木有着深厚的感情。在那块他眷恋的热土,也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缘于对文学缪斯的崇拜,几位文友和他共同鼓噪创办了《五味果》文学社,并以文学小报刊发作品形式而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和受到省、地有关方面的重视。那时的他写诗,也写散文,不少作品在市以上报刊发表和收编于书。之后由于行政工作的繁忙,他疏于创作和逐步远离了文学圈子。是近些年他调至安康工作后,又在闲睱时间多次参加户外旅游活动,从而激发了他的写作热情和行呤讴歌祖国大好河山的文学创作灵感,继而在一次大病初愈,人生又经历了一次大的磨难之后,挺直身躯,以顽强的毅力在虎年春节前夕续写和出版了《远山草木》这本散文集,这是他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文学,挑战生命的一次冲刺,也是献给安康文坛的一束散发着馥香的散文奇葩,更是他以独特的视角,细腻的观察,精美的描绘,丰富的知识,深入的思考呕心呖血出来的一部散文佳作。当然,这部以游记散文为主体的散文集,多是写路上的景致,写行走的时间和过程,也写一些民俗风情和颇有情趣,鲜为人知的故事情节,更注意打捞历史遗落的残章,追忆和反思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凝重,但作者在体验生活的旅途中的感悟和思考还是有些欠缺,这样就缺乏些思想内涵和深遂与丰沛。因为真正的好散文应如鲁迅所说,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舍此,散文乃至文学创作将缺乏高远,显得轻飘,也难有足够的思想重量和艺术光彩,更难有生命性、特色性、社会性、自然性的和谐统一。而侯东峰先生的散文创作是否已完全具备到了这“四性”的统一,还是“某一点”、“某一面”、“某一部分”有所具备,这还要从文学理论特别是散文写作理论上去作进一步印证。但我相信,他起码是朝着这一方向去努力的,这应该是他今后散文创作中的一个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我们试目以待。

        (作者单位:汉滨区委宣传部)


又见白桦
◎程楚安
来到上海不是为世博会,也没去世博园,世博会是上海的集日,我没有去赶集,而是去见了白桦先生。
一晃又是6年多过去了,6年前的春节我是在上海过的。这6年里,我虽每月都会与白桦和王蓓老师通电话问候,记得电视里播出汉江发了大水,白桦老师便会来电话:“你们那也发了大水吗,受灾了没有?”我会告诉他,是湖北境内的汉江发生了水灾,我们在汉江的中上游,陕西境内的汉江没有灾情。“周老虎事件”在全国炒得沸沸扬扬,白桦老师也会关切地询问:“你们那的官员没有受到影响吧?”香港凤凰卫视播出纪录片《非常电影》里面谈到了《太阳和人》,有白桦先生的访谈,因白桦先生居住地方收不到凤凰卫视,我去电话说起了这件事,他说电视台随后会寄碟片给他,并谈了采访的其他情况。2008年的9月,当得知白桦先生要来西安参加中国散文学会第三届冰心散文奖颁奖典礼时,我给白桦先生打去了电话,遗憾的是因为没有时间去西安见面,他在电话中说他与王蓓都到了西安,住在东晋桃源山庄。
这以后,我从白桦和王蓓的好朋友、曾多次来过紫阳的作家陈银涛女士处得知,王蓓已得了失忆症,好多人好多事想不起来,所以白桦外出也得携夫人同往,有时白桦外出讲学或参加活动,便由陈银涛在家照看。想来王蓓年已八秩,况头部又在“文革”中受造反派殴打所致。白桦说,有时把冲好的牛奶放在她跟前,若不递给她她便常常忘了喝。
在白桦的新作《长歌和短歌》、《蓝铃姑娘》、《不再重现的图画》以及《白桦文集》新版面世之后,陈银涛老师打来电话,说白老师正在为送我的书签名,王蓓老师也在身边,并想起了我,要和我说话。真奇怪,6年多没见,她仍然记得我,并希望我再到上海来,我说我女儿出生时,你寄来的裙子很好看。
收到了白桦先生的新作,我手不释卷先诵读了《长歌和短歌》,特别是长诗《从林昭到秋瑾》白桦写了10年!此诗写于1997年7月15日,完稿于2007年7月15日。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白桦先生就为林昭写了一首诗《真实、美好的黎明》我还在西安上学时,我们一班同学都爱读《白桦的诗》。当台湾诗人郑愁予76岁还在创作诗歌时,余光中感叹:除了台湾,没有这么老的诗人了。我把老诗人都统计过,美国写最久的罗伯特.弗罗斯特,79岁,跟我现在差不多,中国最老的诗人是陆游,活到了86岁,临终还写了“家祭勿忘告乃翁”。但余光中算掉了白桦先生,“能活到   耄耋之年,竟然还能写诗,恐怕这是唯一让我始料未及并为之欣慰的奇迹了。馀年不多,应当惜墨如金!别玷污了正大光明的汉字。在我这根衰老的枯藤上,宁肯黄叶落尽,也不会再开一朵谎花了。”白桦说这是他最想说的两句话。
我从紫阳走的时候,给白桦先生和陈银涛老师打了电话,说我近期将到上海,如有空将拜访先生。当我还在南京的时候,陈银涛便一天一个短信,问已走到哪了,说白桦先生已委托她订了餐位。
这一路旅游一直下雨,还好,到上海便是丽日晴天了,陈银涛已在南京西路金鹰国际购物广场门前等候,她说白桦老师和王蓓夫人已在7楼相当香港餐厅等你。哦,一晃6年多没见,80岁高龄的白桦仍然腰板毕挺,精神矍铄,只是头发好像比上次见要稀少了些,王蓓老师明显见老,但惊奇的是她仍然记得我,紧拉住我的手说“我们真的很高兴见到你”并询问我孩子的情况。陈银涛老师虽然多病,看去也很健旺,我笑谈说是不是真人宫道长冯兴钊为你念的消灾经起了作用,你看去比往年还年轻。陈银涛笃信紫阳道教,特别对冯道长有礼有加,每年都要寄来功德钱,我请冯道长在过会的时候为她念经祈福。
我问上次我们去过的“三十年代大大饭店”还在吗?白桦说已散伙了,文人就做不了生意。“三十年大饭店”是白桦、沙叶新、陈钢等8位沪上文艺人士合伙开的。我问白桦您的新版文集里的序《书比人长寿》写作者Ellena.Dong是谁?白桦说是一位年轻的华裔朋友,“我为什么要请他写呢,他对我了解,也读完了我所有的作品,现在写序有的请老先生,但老人有名不见得有精力读作品,写出来的东西大多不着边际,放在谁的书前面都可以。”同行的学福兄对白桦先生说,他在当兵的时候,就用笔记本抄写先生的诗,有时现在还拿出来读,很有生命力。我接过话头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里的白痴,一片天真,随时愿意掏心掏肺说真话,我们也是白痴——“白桦的痴迷者”。白桦先生端起茶杯和我们碰酒:“不要做痴迷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我问起了申智先生,白桦掏出眼镜,拿出手机,用书写笔点击,我说白老师学会发短信了,他笑笑说会发、会发。他拿起手机说申智刚从香港回来,他对申智说这里有一个朋友要和你说话。我接过手机,问候申智和陈太,问他什么时候再来紫阳,申智说,只要桦大哥去,我一定陪同。陈申智原是美国花旗银行驻上海的副总,也是白桦的朋友,白桦受到批判时,电话受到监听,国外朋友的电话都是打到申智家。2003年“非典”时陈申智夫妇及陈银涛曾戴口罩、消毒液来紫阳住了十多天,为白桦将到紫阳打前站。席间,白桦为我们点了糕点,其中有道榴莲甜糕,陈银涛说榴莲的味不知你们是否吃得惯,我说没吃过,听说是不好吃,但看过陈果的电影《榴莲飘飘》,倒是很好看,不妨尝一下,权当作外地人喝一回北京豆汁儿吧。白桦说,看是不是地道的北京人就看他能不能喝豆汁儿,那很难喝的。
我说我在《温故》杂志里读了《<苦恋>风波的前前后后》,作者曾给您写过一封信,您没有解答是什么意思?白话说:“写这篇文章的徐庆全是《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他来信要我解答关于《苦恋》的有些问题,但现实的情况是不太好说,我也没法说,所以我很客气地回了信。”我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纪念文章里,有关您的访谈,我都读过,《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人物周刊》等等很多,但我觉得写的最到位的还是《南方周末》报的《没有思想就没有文学----专访白桦》。白桦点头称:我也是最满意这篇,作者夏榆是《南方周末》驻北京的记者,他最近还约我为报纸写了文章,你注意一下。
事后,陈银涛来电话说王蓓那天好像特别清醒,是我们的到来恢复了她的记忆,白桦很高兴;王蓓还说,楚安说白桦腰板挺直,走路“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白桦也很高兴。
回来在电脑前看白桦和我们在一起的照片,他拿着菜谱点菜的专注神情,并说为了请你吃这顿饭,银涛还专门来试吃了一次。
他们目送我们坐上了出租车,白桦、王蓓还有陈银涛,黄埔江的晚风吹起了他们的衣襟,白桦掀起鸭舌帽捋了捋他那著名的白发。
“白桦,正像和他同名的树那样,秋天到来,它的绿叶也会转黄、飘落……但是一年四季,从生到死都会骄傲而孤独地挺立在大地上。”(作者单位:紫阳县政协)


一部深入研究秦巴地区
发展问题的力作
——巫其祥先生《秦巴发展论》评介
◎孙立新
    年逾古稀的著名科普作家、民俗文化学家巫其祥先生真可谓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令人高兴的是,最近巫先生又有一部43万字的论文集《秦巴发展论》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巫先生的《秦巴发展论》的确是一部力作。著名经济学家邹东涛先生在序言里指出:该书是巫先生长期思考研究陕南经济社会发展、弘扬秦巴汉水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这些重要文章不但基于作者是科普作家、民俗文化学家等知识分子层面的社会责任感,而且基于作者作为政协委员所肩负的重要而特殊的历史使命。
    全书分为“移民与历史”“资源与开发”“中医药与传统文化”“陕南革命老区”“民俗与旅游”“‘三沈’与陕南”“保护与申遗”“灾害与对策”“提案与建议”“老年与社会”10个部分,各部分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全面而深刻地研究了陕南以至秦巴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其中不少问题还是作者第一个发现的,不少是国内外的最佳研究成果。全书非常自然贴切地把一个学者对党中央提出的“西部大开发”以及中共陕西省委提出的“陕南跨越式发展”战略思路的深刻理解行诸笔端。
    “移民与历史”部分以浓笔重彩告诉我们陕南地区的人口迁徙发展历史以及如今人口的主要来源。其中两万多字的《汉水中上游流域客民移垦问题初探》一文,是作者在大量阅读、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对于研究陕南等地历史文化中的许多问题都大有裨益。比如安康、商洛等地的方言,笔者作为方言学者,对于当地人口的来源以及与方言、民俗之间的关系,向来很为关注。2007年第四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安康学院召开,旨在努力搞清陕南方言分区中的一些问题。由于陕南人口来源相当复杂,不少学者包括笔者对陕南方言的研究都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现在如果读到“移民与历史”关于陕南人口构成中的篇什,再加之深入的调研,以后将不犯或少犯错误。
    《对安康秦巴山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看法》《试论汉阴贫困县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考》等文章是具有全国影响的恢弘之论,提出问题有深度,分析问题有力度,解决问题的方法很有操作性。作者胸有成竹地指出,陕南贫困地区不是包袱而是宝库。如号称“漆乡”的岚皋、平利,20年来生漆年产量位居全国一二名,号称“茶乡”的紫阳茶产量占全省一半。作者在分析“为什么捧着金碗讨饭吃”时尖锐地指出“生产方针有问题”。“打开安康秦巴山区由穷变富的大门”和“当前应当采取的几项措施”两个部分,以近5000字的篇幅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如建议在一百多万亩宜牧山坡发展畜牧业;再如提出了合理布局搞好多种经营规划、适当集中抓好多种经营商品基地建设、因地制宜推广科学技术、落实政策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等发展思路,这都是很有见地的。
    陕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作者在“陕南革命老区”部分,还对陕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和著名革命人物进行了认真研究,提出了开发陕南红色旅游的意见,很值得大家研读。
    作者既是民俗研究的实际工作者,又是民俗事项的积极推动者,同时又是民俗资源与旅游结合(并且以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倡导者。全书除收录了十多篇民俗论文以外,还有关于家谱问题的重要论述。由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极左政治的干扰破坏,致使家谱当作“封资修”的东西被取缔。改革开放使得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得以彰显。其实,通过家谱的编修,形成氏族内部的团结,同姓之间的关爱,全国人民的凝聚力,海内外华人共同建设我们的家园,为中华民族争光,这是非常重要的。巫先生在践行自己关于家谱问题主张的同时,便有关于汉阴“三沈(士远、尹默、兼士)”相关情况的研究和发掘,如对“三沈”之父祖颐公行状研究的论文《“三沈”之父几度任安康、岚皋、汉阴知县和通判》一文,可以使读者了解到“三沈”之父对其儿子们的良好教育和深远影响。
    在联合国提出非物质文化保护问题后,我们国家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来看待“申遗”等问题。巫先生作为长期研究民俗文化、传统文化的学者,就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和申遗问题提出建议,表现了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中《论中国传统年节的保护与申遗》一文中提出的处理好几个关系(民俗文化与先进文化、继承与创新、保护与创新、民俗与民众、经济与文化等)的观点,的确是见解独到。笔者最近在一个关于年节问题的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指出:建议国家给每年的春节安排一个主题,就像国际上的节日或纪念日那样,每年有一个主题,借助过年的主题,形成气氛,教育国人,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主题应当既有传统意蕴,又有时代特征。以确保我国年节文化的申遗成功。这都是受巫先生观点影响的结果。
    诚如邹东涛先生在《秦巴发展论》序言里所说的那样,巫先生具有关爱国家、关爱社会、关爱人民、关爱故乡、关爱家庭的浓烈情怀,有着范仲淹“先忧后乐”以及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思想观念,对于家国社会林林总总的大事小事真正做到了事事关心。假如您读了《关注老龄工作  构建和谐社会》和《历久弥新说“孝道”》,就会对其严密的论证所折服,对其关心社会问题的责任感钦佩之至。
    退休十多年的巫其祥先生至今仍然退而不休,甚至是退而弥坚。他老人家永远像一个年青的战士一样,为国家、社会、人民、故乡,殚精竭虑,克尽厥职,努力奉献,“不待扬鞭自奋蹄”。其执着精神,殊堪钦敬!假如每一个关心陕南、秦巴山区、陕西全省、西部地区发展的各界贤达,能够认真研读巫其祥先生的《秦巴发展论》,肯定会受益匪浅的。


安康美食赋
◎汉上二叟
    安康美食,遐迩名扬;千古传承,享誉乡邦。忘归亭,碑载后山之记;至喜堂,诗留陆游之章。维聚物之沃美,知滋味之悠长。故建汉水美食苑,而缅先贤之标榜。复装饰夫室宇,聊点缀乎店房。斯地也,巴山南屏,秦岭北障,汉水千里兮,浩浩荡荡;瀛湖万顷兮,临渊汪洋。富硒天宝,荟萃安康。山有香菇木耳兮,魔芋韭黄;江有青虾河蚌兮,鲂鲤鲭鲳。瀛湖雪鱼,晶莹透亮;乡村鸡豚,自由放养。得山石林泉之精气,乃江河湖泊之恩赏。食中之仙品,餐桌之珍尝。色艳艳兮堂皇,香盈盈兮欲飨,味鲜美兮无双。得天赐而独厚,享地利而益彰。更兼位居南北要冲,地属三省接壤。移民播迁、商贾泛航,饮食文化之交流,烹饪技艺之传帮,继承传统之精髓,兼具各地之所长。五味调和,浓淡适量。吃蒸面而嚼炕馍兮,脾胃不伤;喝稠酒而品腐干,解渴暖肠。烧腊肉,蒸盆子,地方绝唱;桃花鱼,八宝鳖,滋阴壮阳。筵摆八大件、十三桩;客请三点水,十二尝。冷热荤素,品种周章。虽无皇家之奢华,却有乡土之芬芳。噫嘻!安康美食兮,绿色之光;汉水美食苑兮,吉祥安康。

(作者单位:安康历史博物馆;陕西人民广播电台驻安记者站)

永远的鲁迅
◎谢   安
身材瘦小的鲁迅,仅生存了56年。然而他却以雷霆万钧般的力量震撼了中国乃至世界。今天,当我们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回望先生:他毕其一生,不断对专制社会以及附庸其上的文化礼教的黑暗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批判;他挥着如椽大笔,投身于唤醒民众、解放民众,争取科学、民主、独立的革命大潮中;他坚持公平正义的立场,始终为受到损害、屈辱的弱势群体伸张正义……从猛醒到战斗,从批判到建设,鲁迅在中国精神文化史上刻下了永远的痕迹。他的思想,成为我们精神文化宝库中的一页;他的精神,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脉。然后,时至今日,关于他的纷争依然沸沸扬扬。
“拿掉主义”可以缓行
从前年秋季起,课改后的北京市中学语文教材,拿公众普遍质疑的《雪山飞狐》,取代了鲁迅的《阿Q正传》。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鲁迅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三篇。遥想先生当年力倡“拿来主义”,而今却面临“拿掉主义”。
为什么要“拿掉”鲁迅?据说原因有二:其一是说鲁迅作品“难学难懂”。难学,就不学了,这理由也太过牵强。借用鲁迅长子周海婴在前不久《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发行发布会上说的:“古文难不难懂?诗词难不难懂?孔子难不难懂?想学想懂就会懂。”诚然,鲁迅作品思想深邃,语言有穿透力,远不如现代快餐式的阅读那样肤浅轻松,但不能因此而将其排斥在中学生的阅读视野之外。其二是说鲁迅惯使长矛大戟,锋出八面,于“和谐”理念不合。面对社会积弊,国民劣根,只能无情剖析病灶,然后施以猛药,方能痊愈,这不正是为了和谐的社会吗!
跨越漫漫时光的隧道,穿过历史的重重变迁,74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会感到鲁迅——我们民族脊梁的不可磨灭的价值和其理性的光芒。
曾记否,面对文化围剿,风雨如磐,“忍看朋辈成新鬼”,先生毫不畏惧,依然要“怒向刀丛觅小诗”。在接到装有子弹的恐吓信后,先生依然坚持参加被特务暗杀的杨杏佛追悼会,而且一出门就扔掉钥匙,不打算再回家。
曾记否,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杀人如麻,挂头恐吓,先生凛然宣布:“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倘必须前面贴着‘光明’和‘出路’的保票,这才雄赳赳地去革命,那就不但不是革命者,简直连投机家都不如了”。
读《阿Q正传》,想想我们身上至今还残留的阿Q精神,心头还藏着的那根焦黄的“小辫儿”,就不得不汗颜。读《一件小事》,同样也“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读《中国失掉自信力了吗?》品味着“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就自然想起了孔繁森、王进喜、彭德怀……。《拿来主义》教导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捣鬼心传》告诫我们要眼光放长远些,因为“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即使今日黄色作品泛滥,色情作家高产,也没有逃过先生74年前的审视:“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而已集·小杂感》)
抚今追昔,无论被“神化”或“妖魔化”,鲁迅终归还是鲁迅,其魅力不是靠“拿掉”就能淡化或消失得了的。有良知与有眼光者,忧心家国者,只要认真读一读先生的著作,便会“在这里,读懂中国。”
“不和陌生人说话”
过去发生的几件事,总是挥之不去。其一,2007年热血青年彭宇,在南京一公交车站扶起摔倒在地的老太太,却被指认为撞人者而闹上公堂,并遭索赔十三万元。一波三折之后,以协议和解进行了断,彭宇赔偿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六元。判决书中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可以“自行离去”,“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从这以后,路遇有人倒地,扶亦或不扶成了检验国人道德与良知的一道难题。其二,上海司机张军心生恻隐,让“胃疼的路边行人”搭了自己的车,却遭遇“钓鱼式执法”,被当作“黑车非法营运,”不仅扣车而且还挨了重罚。司机孙中界的“断指”换来了舆论的关注。舆论与当地政府“交锋”了几个来回,发现中钓者不在少数,且非上海一地专利。于是有“善搞者”造出“防钓车贴”,“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其三,湖北汉口火车站竖起一块“请不要搭理陌生人问话,谨防上当受骗”的标志牌。重庆一中学将“不和陌生人说话”写入校规。其四,去年11月在湖北荆州宝塔湾,两名少年不幸落水,湖北长江大学十多名大学生手拉手扑进江中,两名少年获救,而三名大学生却被江水吞没。在英雄遗体打捞时,面对同学们的“跪求”,个体打捞者不仅不为所动,而且“挟尸要价”。这一幕着实让人流血又流泪,它彻底突破了公众的道德底线。这不是彭宇案的另一种形式的延伸吗!列举到此,鲁迅笔下的那些麻木看客,奴性十足的阿Q,愚昧的华老栓……似乎都相形见绌了!
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面对话题时代成为娱乐中心的诱惑,面对国人社会道德的失落,面对一些人性极恶行为的频发,我们还能闭上眼睛吗?
七十多年前,先生就坚决反对“瞒和骗的文学”,呼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肉来。”清醒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使鲁迅成为中国人灵魂的最尖锐,深刻的解剖者,民族精神最精警深邃的反省者,终其一生,他都在批判和战斗中度过,而最能体现鲁迅这种精神实质的,是他对中国国民性中痼疾的揭示。鲁迅研究学会会长林非先生认为,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或思想家,能如鲁迅这般执着、这般严厉、又如此深刻地批判过中国人的精神弱点。
曾得到鲁迅亲自指点的作家聂绀弩,早在1940年就指出,鲁迅先生的根本思想就是“人的觉醒”、“民权的觉醒。”因为,“如果没有人民的脑子不从封建文化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人民不获得人的知识,人的思想,无论什么改革,无论那改革得到怎样的胜利,也将是表面的、形式的、换汤不换药的。”
置身于内忧外患的历史条件下,鲁迅将“立人”作为中国社会变革的出发点,“人立而后凡事举,”只有培养有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的国民,中国才能进步。
我们欣喜地看到,党中央已经注意到经济高速发展下社会道德滑落的事实,也深知其上对国家和民族形象,下对世道人心的损害程度,故力倡“八荣八耻”、“和谐社会”。只是此举是远远不够的。
高擎文化批判的旗帜
在人类社会的各种变革中,最艰巨的变革是文化深层的变革。五四以后,鲁迅曾感慨道:“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两地书·八》)。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举国上下一片改革之声,文化变革却不容易。九十年代以后,在文化自我批判意识生长的同时,一种逆向存在一直与之发生着有声或无声的激烈冲突,逆来顺受被当作美德赞扬,任人宰割的羔羊被视为理想人格的范本,愚忠和轻信被誉为“国魂”、“村魂”,张扬奴性,歌颂异化,阐发东方解脱之道……这些并不罕见。有人主张文学推动国民性格的改造,立即有人著文反驳,强调写理想、信心和力量。不少人流露出一种担忧:批判国民性有损自信心。殊不知,阿Q们并不乏自信,建立在国民劣根性基础上的自信心有不如无。民族的自信心也只有要在文化自我批判中重建。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只如此。由于思想贫困,缺少对文化痈疽的洞穿力,新时期文化中的文化批判缺乏足够的深刻性和应有的发展。对国民性的批判大致还限于鲁迅揭示过而且已被公认的那些内容。作家们大都只是在鲁迅挖掘过的开采面上施工,却忘记了鲁迅是在怎样情况下揭示国民劣根性的。鲁迅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以现代意识武装自己,在大家司空见惯的“美德”中挖出丑恶和卑劣,在“正常”中透示病态,击碎金碧辉煌的装饰而暴露腐臭的僵尸。
在《药》里,先生仅用一床“满幅补丁的夹被”,暗示华老栓一家经济上的困顿,正面展开描写的却是他一家精神上的愚昧;在《故乡》里,闰土的一声“老爷”,足以让人灵魂震颤;《祝福》的深刻性正在于祥林嫂在封建的政权、神权、族权以及夫权压榨下所感到的精神恐怖;《阿Q正传》中阿Q的一系列“优胜纪略”所呈现出来的自我意识的丧失,这是变形了的忍耐,转化了的痛苦;《离婚》里的爱姑,如此刚强泼辣,对丈夫,公爹开口闭口“小畜生”、“老畜生”,连乡绅地主尉老爷也不放在眼里,鲁迅却从她泼辣刚强的外壳下挖掘出灵魂深处的软弱,在小说的结尾,爱姑因为七大人一声“来……兮”而屈服。鲁迅正是通过对下层人民灵魂深处的病态与弱点的开掘,尖锐地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主题。
今天,辉煌装饰下的腐臭还仍然存在,文学却少有揭示。按说,中华民族已具备了对文化自我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足够条件,且民族劣根性又极度膨胀。而我们时代的作家却没有做出深刻的艺术批判,不能不是一种遗憾。
新时期文学对传统文化缺乏彻底批判,还与我们的思维方式有关。一分为二,批判继承,多少年养成的思维方式使人们如老马识途,总是作如是思考。美其名曰“辩证”地看问题。在这种“辩证”之下,一切都亦好亦坏,无高无低,无忧无劣,不必改革,不必自新,不必再造,结果只是有利于守旧。这种思维方式极大地限制了文化自我批判的深度和力度。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评精神萎缩的时代,歌颂者与麻木不仁者摩肩接踵,坚如金石的批评者却凤毛麟角。然而,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社会,最需要的恰是批评者而不是歌颂者,是热血的行吟骑士而不是麻木不仁的犬儒。有鉴于此,借用作协主席铁凝最近说的一句话,中国文坛缺的是“配得上这个时代”的作品。在权力与利益的驱使下,很多作家经常不惜以鸿篇巨制去进行虚伪的歌唱,侮辱公众的情感与尊严。名为社会团体实为准官办衙门的各级作协,在公众心目中早已没有当年耀眼的光芒。连写了几篇散文或打油诗的官员也都加入其中。如因贪腐而落马的原山东齐河县委书记李风臣、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写“纵做鬼,也幸福”而成为举国笑柄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的王兆山……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一书中写道:“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在受到形而上学的热情以及正义、真理的超然无私的原则感召时,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图书馆)


名人·老城·百业·龙舟
“安康故事”丛书之一出版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安康百业史话》《安康龙舟文化》(第二版)《安康老城漫步》《安康历代名人录》这四本安康地情资料书,是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筹划已久的研究项目。2009年,在安康市市长方玮峰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于今年陆续出版。
    《安康百业史话》是安康业余作者张会鉴、李厚之先生继《兴安谈丛》(四本)、《安康宗教文化》(佛、道)后的又一力作。《安康百业史话》一书中的部分内容,曾陆续在《安康日报》上发表过,反响很好,对推动安康地域文化研究,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在,按传统经济的分类办法,基本以产业属性与行业系统梳理章节,编辑成书。期望读者通过阅读此书,能够对安康有文献记载以来农耕文明、近代经济发展和码头文化形成的大致过程,有所了解。凡熟悉汉江流域近代发展史的读者,在阅读此书时,就能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安康与上下游依靠汉江水运为主要交通运输形式的中小城市相比,除了农耕水平因自然条件之差异,相对较低外,机械加工技术和手工业水平以及商业贸易的繁荣程度,大致无异。只是进入70年代后,安康的发展相对滞后。主要原因是交通落后造成了相对闭塞,因区域封闭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开放不足和经济模式的相对保守。自2008年起,安康在陕南突破发展中活力释放,成绩显著。以交通、中心城市、生态环境为发展重心的三大建设,以清洁能源、新型材料、富硒食品、生物医药、安康丝绸、生态旅游为发展支柱的六大产业,正在书写安康经济发展史的精彩华章。此时,出版此书,对安康读者正确认识市情,坚定发展信心,大有裨益。该书已于今年5月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
    《安康龙舟文化》一书是安康业余作者周邦基先生的处女作,2008年由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香港)出版。该书出版后,在安康及省内反响不错。随着以汉江竞渡、屈原祭祀、地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安康汉江龙舟节被评为“中国十大魅力节庆”后,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声名远播,影响日隆,成了安康一个文化品牌,作为与之匹配量身定做的《安康龙舟文化》专著,理应在内容和形式上,能够承载起解读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民俗文化内涵之读物的分量。为此,我们建议作者在原作品的基础上,依据公开出版物的内容要求,指导作者进行了认真修改,经与原出版社沟通,现改与西安地图出版社合作,该书已在中国安康第十届汉江龙舟节举办之前,即今年4月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
    《安康老城漫步》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作者周邦基先生先后在《安康文化》上发表过的文章。《安康文化》由安康学院和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合办。该刊是专事安康地域文化研究之内刊,一年四期。原为安康学院汉水研究基地期刊,自2010年起,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期刊。周邦基先生是一个比较勤奋的业余作者,也是《安康文化》地情研究栏目的专栏作者。他先后以“安康旧城门探幽”、“安康城中的会馆”、“话说安康城中的旧街巷”、“安康寺庙文化漫谈”为题,发表在《安康文化》上,在读者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其对安康老城主要文化元素的研究成果,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地情资料。城市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安康老城1983年“水毁”前的城廓面积(环城墙)不足一平方公里,却依旧承载了安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历史上,从文献记载来看,自明以降,历朝执政者,除了躲避水患暂驻新城外,是官府设衙之所在。研究老城的街巷及城堤变迁,就是研究安康城市的建设史;研究老城会馆,就是研究安康移民活动和商贸活动的重要内容;研究寺庙及庙会文化活动,就是研究安康先民精神层面及民俗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也许,作者在分篇创作时,尚未意识到诸篇之间的内在联系。其实,将“街巷”、“会馆”、“寺庙”、“城堤”及后来补充入书的“庙会”,用编辑技术连缀起来,进行二度创作,不就是一本反映安康城市发展与市民构成简史的有趣读物吗?有鉴于此,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和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及时建议并指导作者完成了此书的再创作。我们相信,当安康城区东西大街和背街小巷改造完毕时,当安康城市的旧轮廓消失在新街区的壮观和现代建筑的宏伟中时,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更显珍贵。该书可望在今年7月由西安地图出版社出版。
    《安康历代名人录》由李厚之、张会鉴、郑继猛三人合作纂辑。李厚之和张会鉴二位先生是安康文坛上的高产作者,也是出了名的“黄金搭档”。为了编著此书,他们查阅了大量史籍,搜集了很多史料,作了多年的资料准备。其实,他们在参与编辑《安康历代小说笔记选注》、《安康历代散文选注》、《安康历代诗词点校》和合作编著《安康宗教文化》(佛、道)诸书时,就已与安康历代的众多名人有了心与心的沟通。因此说,能以历史时空为序,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秉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值观为甄选标准,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指人物主要活动时间断限)有正史可考的安康历史名人,根据文献进行实录,成书出版,是遂了他们一大心愿。当然,历史人物书籍的出版,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一部比较规范、完整的地方历史人物书籍,应该是能够比较准确反映该地域重大历史事件甚至是重要历史脉络的作品。其对当地历史的参照作用不可低估。所以,编撰历史人物书籍的作者除了要有忠于历史、遵循体例的严谨态度,更重要地是要设定出既符合学术规范,又符合安康历史实况且取舍得当的编撰“凡例”。李厚之、张会鉴二位先生,在纂辑此书时所持的严谨态度,令人钦佩。该书初稿出来后,二位先生在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协助下,先后以初稿清样送请阅读的方式,分别征求了安康文史界专家和学者的宝贵意见。面对诸位专家和学者所提出的大量修改意见,二位先生既为大家在修改意见中表现出的高度社会责任心和历史责任感所感动,又为面临的大量修改工作深感精力难济。于是,诚邀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郑继猛先生,从修改伊始就直接介入该书的凡例修订、目录编排、人物考证、史料甄别和电子编辑中。郑先生曾从事20多年的基础教育,先后在华南师大、陕西师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师从著名教授霍松林先生攻读唐宋文学,是位受过良好学术训练、学术成果颇多的青年学者。郑先生的积极介入,使该书的学理规范性和资料权威性,有了更为可靠的保证。该书可望在今年10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
    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以上四本书的作者,除郑继猛先生外,都已年过六十,是退休干部,应该享受含饴弄孙的休闲时光了,却为把自己浸润了多年心血搜集来的史料(有些资料来自于口耳相传的田野调查),编撰成书,奉献读者,传承于后人,仍埋首在寒冬酷暑爬格子,翻资料。他们人生境界之高,文化责任心之强,令人敬仰。但是,他们毕竟是业余作者,论著书立说,与受过科班教育专门训练的专家学者相比,确实非其所长。因而对这四本书在史料的运用上,编撰的方法技巧上,若从学术规范上来要求,肯定会存在一些不足或失误。希望读者在体谅他们的同时,提出宝贵的意见。
    最后,我们谨向对这几本书出版给予了很大支持的方玮峰市长和西安地图出版社、三秦出版社及责任编辑表示衷心的感谢。
    改革开放给中国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样也给方志事业带来了巨大变化。第二轮志书启动后,作为修志人的我,常常对发展变化着的地情应对的灵敏度和有效程度而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读罢石泉县新堰村编纂的《新堰村志》,给了我诸多启示。
    一、地方志要站在较高的认识平台上,选择适当的视角和方式,进行创新和探索。《新堰村志》尽管写的是最基层单位历史变迁,但他捕捉的是细致的、具体的、鲜活的、具有时代特点和陕南地域特色的具代表性的民生、民事、民意资料,通过新堰这滴露珠折射出石泉乃至陕南农村的社会变化。他选的是国家与社会基层的接口,找的是能反映社会变化带有普遍性的节点。所以他肯定能很好体现国民生活风貌和社会潮流,能使志书存史和资治作用更好地得到体现。
    二、新方志可以在社会篇/章/节中将非政府行为社会事项放入其中或剥离于外加以记载。《新堰村志》不仅使新农村建设的记载收放自如,生动具体,突出了民众性,而且反映了村民自我选举、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基层民主运作情况。所以在二轮修志中那些政治色彩浅,国家管理性质弱的事物可以用适当的章节记载,他们是中国从政治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能更好反映我国政治文明推进的历程。
    三、新方志要以生动典型的事例来印证宏观抽象的历史叙述。相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立足于“地方”的地方志,特别是行政建制层级比较低的(比如县志、乡村志)的地方志,理所当然地疏于政治而亲于社会,也就是说地方志展现社会生态的使命应强于对政治生态的呈现。《新堰村志》就一改过去在方志中一些定性的判断和定型的叙述,而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语言、风尚、习俗、婚姻、家庭乃至体制变革、乡规民约等以生动典型的事例呈现,还原了地方志所提供的历史本应是细致而鲜活的特质。
    四、新志书在编写组织形式上,应突破“管什么写什么”的思路,课题承包和专家修志是二轮志书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这几十年巨大变化对修志人的必然要求。《新堰村志》总纂李佩今,曾是《石泉县志》主编,并在地域文化研究取得成就,是一名名符其实的地方志专家,他担纲下的《新堰村志》,体例完善,资料翔实,文字清新,图文并茂,为我们呈现出新堰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现状,总结了新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验和教训,是一部可以用来“资治教化”的教科书。所以说地方志工作者,要努力成为“地方通”,成为世情、国情、市情或县情的“操盘手”,最起码也要成为某些行业的“行家里手”。
    五、志书的生命力在于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庸史纪事,良史诛意,方志重要的资治作用,强调的是借鉴历史经验,成为发展的瞭望和指引。我从《新堰村志》中自然读到新堰人结合村情,提高村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勤劳致富奔小康的经验。我从中也审视和发现新堰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隐含的对耕地、对碧水蓝天、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忧,这一份历史的凝重感和穿越感肯定会化作引领审视过去,省悟未来的营养。
    以上文字仅是一个修志人的感悟和心得,若能由此引申更多的相关话题,推进本市的修志工作,足令人欣慰。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项勃和他的民俗博物馆
◎刘勇先
    2006年4月28日,项勃当年37岁,他原是旬阳县土生土长的一个穷孩子。经过18年的艰辛收藏,这年经有关部门审批后,他开办了陕南第一家私人博物馆——旬阳县太极城民俗博物馆,并任馆长。四个展厅有300多平米的面积,满满腾腾摆放着一万多件臧品。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但创造这一奇迹的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一个没文化的人抖胆干起了有博大历史文化及艺术内涵的事业。项勃1969年3月21日出生在旬阳县城炮台。年轻的项勃,典型的陕南汉子,健壮的中等身材,圆圆的脸膛,浓眉大眼,沉稳、持重、厚道,走起路来浑身散发着一股正气。因为家里穷,兄弟姐妹8人,他上不起中学,辍学后就想帮父母扛起养家糊口的担子,用母亲给的5元钱加上自己捡牙膏皮卖的一角钱作资本,冬天炒瓜子卖,夏天卖冰棍,打小工,勤劳憨厚的项勃就这样一分一厘地挣血汗钱。当有了一点积蓄后,又卖猪肉、干果、服装、青菜、砖瓦、汉江奇石、开饭馆等等。因为项勃从小就喜欢古玩,他10岁那年,一些人从文峰塔底盗取古砖砌灶台。项勃的父亲对此事看在眼里,却无力阻止,他只能在家里给孩子们说:“文峰塔是旬阳县的古建筑,文峰塔的砖是文物,国家是不允许破坏的,应保护。”从小就好奇的项勃把父亲的话牢牢记在心里。当他做生意手里有点钱了,就一点一滴从小件到大件扩大了收藏范围,古家具、古陶器、古瓷器、古字画、老票证、老计量器具、民间民俗婚嫁用品、民间文化娱乐用品、宗教信仰遗存、解放前陕南农耕文化的生产生活用品以及“文革”时期的文物遗存等等。凡是能反映历史,见证历史,继承和弘扬历史的乡土文物,他都收藏。项勃说,自己虽识字不多,但收藏是回顾历史,凝聚历史,加深对祖先智慧和创造能力的认识和继承,对地域民俗文化的弘扬与光大他懂。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上自然的、人为的破坏,民间流传的文物也逐渐减少。鉴于此,他经常为求得一件古物,四处寻觅,一朝获得,兴奋不已。因此,每当他收到一件能代表地域民俗文化的、能甄别补充历史的文物,都高兴的睡不着觉。20多年的收藏,他尝遍了酸甜苦辣。他说,收藏四处奔波,劳累不算什么,自己从小就学会了吃苦。在法制不健全的岁月里,由于自己没文化,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太少,自己辛辛苦苦收藏的东西遭受大量的损失,真好像大雨倾盆火焰飞散。2002年开古玩店,一次就损失心爱之物价值30多万元。他不是心痛钱,那么多珍贵的文物都遭到厄运。现在到那里收这些古物,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了。这件事一度让他的收藏陷入困境,经济和心情遭到严重挫伤。最困难时,他曾一周吃一坛子酸菜度日,就这样他也没舍得卖掉自己尚存的一件藏品。我们可以说,项勃现在馆藏的一万多件藏品,件件都浸满着他的汗水和心血,以及委屈和被个别人的误解。他开办私人博物馆,得到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很快给安排了展厅;原陕西副省长徐山林获悉后,欣然给他题字鼓励。
    项勃馆内第四展厅内,古陶瓷器琳琅满目,有新石器时期的红陶仓、灰陶绳纹釜等;有先秦至汉代的彩陶灶、红陶钟、灰陶磨、灰陶狗、红陶绿釉罐等等。别看这些当地出土的不起眼的陶器,它标志着汉江流域的古文明。考古发现证明,生息在汉江流域安康地区新石器时代至秦汉的先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就进行着陶器的烧制。古陶器是僻处偏隅的安康先民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和历史的闪光点。安康地区陶器最早出现在7000年前的前仰韶李家村文化时期,汉江两岸自石泉县马岭坝至旬阳县枸元,长约300公里的范围内,皆有李家村文化陶窑遗址和陶器的出土。汉阴县阮家坝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灰褐色陶三足器,直口,尖底,底部安接乳钉形三足(在安康市博物馆)。还有泥质内黑外红陶碗、平底深褐色陶钵。笔者也收藏一件近似黑陶钵,可能是这一时期的生活用品。这里项勃收藏的瓷器,有原始青瓷、宋元青瓷、元至民国时期的青花、粉彩、斗彩瓷等等,一件元青花瓷尊是他的镇馆之宝。
    第二、第三展厅内的古典家具流光溢彩,有清至民国时期的红木八步床、架子床、顶子床4套;核桃木大罗汉床两架;雕漆描彩玲珑圆桌(见图一)、凳两套;红木圈椅、太师椅、玫瑰椅、八仙桌六套;家庙、祠堂里用的长宽板凳及香案多件。这些老家具反映出当时的民生、民俗,折射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状况。特别是从这些家具的用料、制作技术和风格,可以看到湖广移民在陕南的气息,各地文化及技艺在此交会的见证。
    第二、第四展厅最醒目的是8块牌匾(也叫匾额),有的雄浑,布满历史沧桑;有的虽历经一百多年,但仍金碧辉煌。每一块牌匾都承载着一段历史、一段中华文明的丰厚内涵。牌匾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东西,是帝王、士大夫喜好而为之的产物,起源于哪朝哪代,未见记载。牌匾是厅堂、亭榭或轩斋等上面的题字横牌,多悬挂于大门或厅堂的上方,故也叫匾额。好象一个人额头上最显眼的东西。
    现将项勃馆内两块牌匾(他从外地古玩贩子手中花高价抢救回来的、极具安康乡土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其一是清光绪4年(1878),汉阴县乡贤汪宝珊七十岁时,荣获朝廷诰封为奉政大夫(见图二)。由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举人蒋顺常撰文;赐进士、安徽凤(阳)、颍(上)、六(安)、泗(县)道台兼理凤阳关税务、花翎二品顶戴官品级的张成勋书写的颂匾,纵1.5米,宽3.2米,厚2寸,山梨木质。正文书寸楷大字650多字,阴刻填金。匾面乌漆底子,罩熟桐油。张成勋的寸楷大字,胎息欧阳,出入羲献,颇有“二王”的风骨。字字厚重沉稳,用笔的提按顿挫藏有隶书的痕迹。此牌匾成书卷形,左右两边起弧缘,浮雕彩绘八仙人物各四位。上缘中间浮雕彩绘龙凤纹及花果纹,下缘浮雕彩绘花果纹。此匾至今一百多年,仍流光溢彩。此颂匾内容健康现实,表彰汪宝珊(名能璋,字宝珊,汉阴县人)老先生于清道光17年(1837)捐资修建兆麟桥;道光24年(1844)捐资修建龙垭子麟趾桥;道光29年(1849)捐资修建石马寺利济桥;咸丰8年(1858)捐资修建双河口玉成桥;咸丰11年(1861)捐资修建响洞子险径数十里;同治5年(1866)捐资重修利济桥;光绪3年(1877)岁荒,捐赈城乡谷数十石,钱数百缗;同治年间捐资在谭家坝建义船、宝筏义渡,光绪3年捐资在龙王沟建义船义渡。两处义渡使“陕湖汉兴之行旅”及“涧蒲双(涧池、蒲溪、双乳镇)之居民皆无所阻”。汪宝珊不愧为“济于世泽”的贤达长者。故颂匾说汪公高寿是天使民愿的报应。(蒋顺常、张成勋都是汉阴人。)这块颂匾承载的历史文化,让人们知道陕南民风纯朴,当时社会贤达爱家乡,热衷善举,造福乡邻。
    其二是咸丰11年(1861),行楷《婺届古稀》牌匾(见图三)。纵1.31米,宽2.96米,中间大字各60×46厘米。这是一块非常豪华的牌匾,雄浑大气。是赐进士、奉直大夫、刑部主事、安徽司行走兼管司务厅事务加一级管淓[安康人,咸丰己未科(1859年)进士]撰文;赐进士、工部督水司事、大书法家鄢鸣雍[安康市平利县人,同治辛未科(1871年)进士]书写的。恭贺汉阴县名门望族喻府大坤范孙老孺人七十大寿送的牌匾。鄢鸣雍的行楷仰法米芾、黄庭坚,运笔厚实,雍容丰美,伸展舒缓,逸韵里涵聚着净澄、凝重,静中有动,故而劲秀俊逸,温润顺畅,焕发着秀丽典雅的书卷气息和泰然洁身的正气,给人以美的享受。
   此匾用当地黄檀木制作,匾面使用血料与砖灰混合剂涂布数道,用桐油作粘结剂,加用苎布、线麻铺辅(可用放大镜看到三麻二布),底面上了几道生漆、烟墨,然后用熟桐油罩面。大字采取浮雕技法,边缘阴刻,笔划呈弧形凸起,有立体感。用桐油作粘结剂,上面用一寸见方的纯金箔将四个大字的笔划贴一层,再用章丹薄薄涂一道,使之产生金红祥瑞之光。左右边款用正楷书写,阴刻填金。匾的四角浮雕云纹。可惜的是“稀”字有一些破损,巧匠也可修复。
    2008年8月项勃收集到一通碑版,这通碑版差一点被外地人买走。这通青石碑版,让人十分惊喜,它虽然年代不远(民国十八年镌刻,即1929年,至今才80年),但它却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和地标性意义。此碑方首(有残),高136厘米,宽81厘米,青石质。引首“中华民国十八年十月十日”;正文“汉阴县政府”五个大字;(见图四)左侧落款“县长田潤荆谨书”。碑文书法遒劲,有汉碑魏志之风,让人赏心悦目。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1948)编修的《汉阴县志》记载,“田润荆,字涵荣,陕西人,民国十七年(1928)由省政府委任。洁己奉公,署内肃然。”这通碑版是田县长上任的第二年(1929),即中华民国国庆节“十月十日”书写并精心刻就的。当时可能将此碑嵌在县政府大门影壁之中,或者立在县政府大门外一侧。
    我认为这通碑版具有历史性地标意义,汉阴县有关部门应当重视本县的文物。
    第三、四展厅有数十尊佛、道神像,年代在北魏到民国期间,质地有青铜、木雕、泥塑等;造像有释加牟尼、观音菩萨、老子、张三丰、火神、雷神、龙王、财神等等。特别是一尊高大的泥塑龙王(见图五),龙面人身,创意非凡。头上双角,二目突出,嘴微张露齿,胲下长须,脑后鬃发浓密;身穿蟒袍玉带,两手抱拳,威严地端坐。从厚厚的岁月烟熏下,还能看出蟒袍隐约的彩绘,面部还有残留的泥金。这尊龙王造像特别少见,雕塑艺术精湛,历史价值极高,有宋元的风格,弥足珍稀。
    史载,道教文化与陕南文化有不解之缘。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源于先秦的方士、术士。作为古代巴蜀、秦、楚交汇的安康地区,是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巫鬼风俗和“老庄”思想是道教文化的两块基石。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在汉水中上游地域就充满着“老庄”之学的氛围。相传道教形成于东汉晚期,为天师张道陵所创始,尊老子李耳为教祖,道教之名正式确立。现存史料记载,最早建立的道教有两支。一支为东汉末年灵帝时张角的太平道,因发动黄巾起义而被镇压,从此不复存在。一支在东汉末由张修在巴郡(今安康市旬阳县)建立的五斗米道。张修在巴郡起兵,益州牧刘璋为割据一方,便利用张修起义之机,以“米贼断道,不得复通”为由,不再向朝廷纳贡。同时派督司马张鲁协同张修攻占汉中郡(汉中郡治先设于西城即今安康市,后移南郑即今汉中市),杀太守苏固。后张修被张鲁所杀,建立正教合一的政权,统治陕南近三十年。安康成为道教源头地之一不是偶然的,除了原始文化背景外,地理环境也是一个重要促成因素。这里山奇水秀,中药材遍地,地沃粮丰,兼南北之长。山区的地质条件的变化较其它地域频繁,沧海桑田的感觉在这里有时竟会在咫尺瞬息之间就会从实地得来,“观天地法自然”的远古先民在这里容易悟出自然法则之道,变幻莫测的山区景观甚至能使一些智者顿悟宇宙法则。自东汉始,“外尊儒术,内用老庄”道家学说治国获得成功后,历代成功的统治者均用此法。“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如是,就连满清统治者入关后也很自然地吸取了道家“师天地法自然”的理性精华,取得了“康熙盛世”和“乾隆十大武功”的成就。
    旬阳是道教的发祥地,两千年来道教在这里活动不断,境内有不少洞观、神像、书籍、法器等遗存。这方面的文物项勃收藏不少,计划开办一个道教文化展厅,为把旬阳打造成道教文化圣城作准备。旬阳毗邻的武当山,明嘉靖年间才始建道观,距今只有400多年,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道教圣地。旬阳有天工造就的汉江太极图,又是道教的发祥地,难道不能以“道教文化圣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吗?从而可使旬阳成为旅游热点地区,陕南的有识之士应和项勃一起向这方面努力。
    第二、第三展厅有大量民俗器物,既普通又珍贵。大的有老花轿4顶(见图六)、木犁、木耙、木耧,小的有清代官帽盒、木斗、官家标准木斛、擂子(陕南特有的研磨稻谷的用具)、剃头挑子、桑木扁担等等。从这些器物中可看到当时活灵活现的民生、民俗。
    在第二展厅有大量的“文革”遗存:各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挂像、各种材质的毛主席像章、红卫兵袖章、“造反派”各种色彩的油印传单等等。这些文物都保留有陕南十年“文革”那一段特殊年代的历史烙印。
    项勃还珍藏一些当地名人书画及印章,各朝代古钱币,汉代玉璧,生坑古代象牙臂镯等,小杂项文物不胜枚举。
    2001年项勃将自己收藏的5尊北魏时期的、极其珍贵的石佛雕像捐赠给旬阳县博物馆。2008年项勃又将在本地收购的生坑三段象牙化石捐赠给旬阳县博物馆。这象牙化石,说明一亿多年前汉江流域的生态,那时就有大象生存。县博物馆给项勃发有捐赠证书和锦旗,县团委也给项勃发有表扬信,对他的捐赠义举加以褒奖。
    项勃的民俗博物馆,浓缩了陕南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有极丰富的乡土内涵,是展示旬阳及陕南悠久而绚丽文化的窗口。这是项勃的特殊贡献,值得后人敬仰和学习。项勃的名字和他的民俗博物馆载入安康的史册,是当之无愧的!

 

民歌之乡的音乐家——李三存
◎刘全军

    20世纪70年代,一首陕南紫阳民歌唱遍三秦大地,继而流传海外,由台湾电台向大陆播放:“开山鼓,开山锣,开山号子开山歌。巴山顶上大寨人,一双铁手改山河。哟呵、哟依呵。”这就是由陕西省紫阳县文艺工作者张宣强、项楚乔、李三存作词谱曲的著名紫阳民歌《开山号子》。这首民歌词句明畅通彻,以紫阳民歌后山锣鼓草为基调,高亢激昂如雷霆万钧,悠扬婉转似黄莺脆鸣,堪称民歌杰作。客观地说,在那“愚公移山,改造山河”的年代,勤劳坚毅的紫阳人正是在这首开山歌的鼓舞下,忍着饥饿挑战自然,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人间凯歌;也正是这首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李三存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歌曲创作,1980年加入中国音协陕西分会。由他谱写的歌曲先后在《群众音乐》、《人民军队报》、《新歌试唱》、《长安音乐》、《延河》等报刊上发表,并被收录在《广播歌曲选》、《工农兵新歌》、《革命歌曲》等书中,其中《茶山情》(刘培森作词)获1983年陕西省文化局群众艺术评奖二等奖;《美丽的紫阳》被当时安康师范学校选进音乐教材,许多歌曲如《开山号子》、《春到茶山一片新》、《小扁担》等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李三存只有小学文化,置身艺术殿堂取得举目成就,完全源于他对家乡紫阳的爱恋和对艺术矢志不移的追求。1948年,他参加人民解放军,平时爱动爱唱,被分在部队文工团。他文化不高,却记忆过人,许多戏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潜移默化中增长了不少文化知识,便萌生了写歌的念头。一次,他写了一首歌词,拿给音乐教员范如武修改。范如武看后对他说:“光有歌词不行,还得谱曲。”李三存说:“曲子在我心里装着哩。”当即对照歌词,结合家乡民歌的韵律放声唱起来。范如武听了,异常惊奇,便为词谱了曲,发表在1951年的《群众音乐》18期上面。从那以后,李三存一面参加演出,一面学谱作曲,一首《杀得好》又在军中传唱。他与紫阳结缘也是与歌有关,那是在1954年转业时,部队举办联欢晚会,他写了一首表态歌《再见吧》,其中有句词是:“坚决服从分配,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地方领导听了演唱后深为感动,对他说:“你就到紫阳,那儿是民歌之乡。”于是他被分配到县文化馆工作。当时文化馆艺术氛围浓厚,集聚着张宣强、储存、贺良贵等一批文化艺术人士。这期间,他以紫阳民歌曲调为基调,创作出许多优秀民歌,并亲自下乡教群众演唱,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但人们一看到他,就会大声喊:“教歌子的来喽!”显见他的歌在当时影响传播很广。他深入乡村,收集整理民间的紫阳民歌,汇编成《紫阳民歌选》,为紫阳民歌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将自己多年创作的歌曲汇编成集,并编写了一本《简谱常识》,无偿给学生辅导。“爱家乡,唱紫阳,久不唱歌喉咙痒?”采访结束时,李三存手挥节拍,情不自禁唱起了那首《开山号子》。他说:“一唱起这首歌,我就浑身来劲!”
    李三存先生已于2009年仙逝。在他离世前两月,笔者曾到他的家里,向他老人家说明了采访意图,他当时已双目失明,但思维却很清晰。谈起紫阳民歌,他显得有些激动。采访完毕,我扶他到外面的院坝,请他立于一棵小白杨树下,为他拍了一张照片。这篇稿子及照片随后发表在中央十大报纸之一的《农民日报》上,还没来得及让他老人知晓,他便辞世了。现将这篇文稿重新整理发表,算是对李三存先生的深切怀念了。
  (作者单位:紫阳县委宣传部)


安康印象(外三章)
◎张世民

安 康 路 上
夙梦终南岭,眨眼隧道前。
千年安康里,一朝京畿连。
【注释】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六日,随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焦博武等造访安康,这是我的第一次安康之行。沿途道路宽敞,隧道相连,千古秦岭险境,一日抵达,诚难得之盛世景象。余心潮澎湃,口占一首,不计工拙焉。

安 康 印 象
               一
旬阳有灵君,可惜无缘亲。
终南开生面,秦岭隧道深。
物源或可本,人力更当珍。
安康割岭际,自然于此分。
               二
兴安开雄镇,岭南金梦深。
汉江捭阖去,秦巴率意新。
歌咏正佳计,鸡鸣反归真。
国心赫然在,举目邻家亲。
               三
镇坪一关总,鸡鸣三省听。
林壑自古深,国心于今明。
秦楚首尾动,巴渝上下横。
更有九头鸟,蔚成汉江亭。
               四
安康多移民,渊源出湖北。
鄂风扑面来,渝雨厕身飞。
三省激壮举,一柱标清辉。
镇坪款南塞,入陕觉梦皈。
               五
遇谪发岭岸,陕南非等闲。
秦岭设屏障,安康化俗禅。
古昔昼夜到,今朝双辰旋。
窃望将军令,收官镇坪前。
               六
掣签不求命,上吉祝心安。
瀛湖红鱼美,螺峰绿盈川。
最是牛郎笛,遥对织女山。
迩来鹊桥会,留景半边天。
【注释】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六日抵达安康后,承蒙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张永强主任热情款待,先后赴汉滨、镇坪等地调研,了解第二轮地方志编纂工作进展情况,可谓感触良深。于行车中手机写作,略成《安康印象》六首。
其中所称“国心”,为安康市镇坪县的特殊标志,取其“自然国心”之意。这里是秦头楚尾,既有习习秦风,又有娓娓楚韵,令人不胜感慨。不到安康,不知故乡之俗弊;不到安康,不知饮食之讲究。安康的习俗,为关中高车美舍所难比拟。
安康作为移民城市,族源多来自湖北、重庆等地,属于楚风浓郁的地方。除汉滨属于中原官话之外,其余地方多属于楚地方言,语岛连连,颇有特色。
安康作为岭南城市,因地域偏僻,号称贬谪之乡。即使建国以后,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被安置居住。然则其风俗变化,乃是卓然可取。明清时期,更是移民之乡,许多白莲教的教众,亦与此相关。
安康新开发了一个著名景区名叫瀛湖,湖面水域达八十平方公里,属红河流域。荡舟瀛湖,神情依依,博弈湖岸,美意难辞。遂建议编写《瀛湖志》,以与西湖志相媲美也。

安康香溪洞
岚山青青新雨后,香溪潺潺宛晴秋。
与语三清谁人问,安得五刹同心舟。
一腔负氧舒肺腑,百段蚕桑织锦绸。
纵有仙子听空翠,岂无浊足履道沟。

【注释】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来陕南安康参加全省市级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会议间隙,参观考察了著名的水库景区——瀛湖,以及有名的香溪洞风景区。这里属于道教胜地,有不少宫殿寺观,也有著名道士任法融的手迹。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余与同学诸友造访楼观台,与刚刚复职的任道士有过一面之缘,欣赏过一名来自东北的女道士持赠的《百卉图》,聆听任道士背诵老子《道德经》的故事仍记忆犹新。人常说盛世兴教,传统道教的再度崛起与传播,也给予人们一种新的信仰期待。笔者是唯物主义者,但是对于宗教境界,也有一种特别的感触与情怀。谨以拙作奉献于世,这是一种心灵的祈祷,更是自我的宽怀。
岚山,安康山名。
三清,即玉清、上清、太清,乃道教诸天界中最高者;也是道教对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的合称。
五刹,指径山寺、阿育王寺、天童禅寺、净慈寺、灵隐寺。
负氧,指负氧离子。蚕桑,安康市系陕西有名的蚕桑出产地。

安 康 夜 语
隧接隧兮洞穿洞,山连山兮沟衔沟;
安康极兮秦岭横,汉滨清兮上庸兴。
君不见——  
香溪潺潺道宗盛,仙风历历隆恩生。
迩来天朗瀛湖畔,犹得开缸念酒经。
双手擎举黎民计,一心治国艺匠工。
最是移民出湖广,政声依旧盼新星。
或弹汉调岚江守,但祈二黄颂和声。
莫负文采倚云霞,当羡众手织彩缨。
且取豪言赠诸友,不爱江湖爱道行。
人生有酒未必醉,醉酒不若醉心声。
人生有位未必贵,贵在高朋满座中。
人生有为自当为,毋取虚名取实功。
人生有守自当守,情操好比汉江松。
大言不惭留诸友,共祝寅年话新征。

【注释】二零一零年五月十八日,从西安到安康,一路隧道相连,沟壑绵延,乘车西康高速,让人有无限遐想。故有《安康夜语》之作。安康市方玮峰市长曾履职咸阳,与余有故旧之友谊,早悉他重视文化,厚爱人才,对当地学人多所关怀,与相晤言,不胜欣忭。
汉滨区,中共安康市市委、安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据悉有四十八个乡镇,近百万人口,属安康第一大县,也是陕西第一大县。
上庸,安康市境属古庸国上部。
香溪洞,今安康城南郊岚山风景区。
仙风,元代道士张三丰曾旅次于此。后来皇帝派人寻觅其遗踪,极尽追仰之趣味。
瀛湖,系汉江支流岚河下游形成的水库风景区。瀛湖原为濡湿地,这里借用为景致的多样性。瀛湖这个名称,据说是陕西省原副省长、安康籍的徐山林先生所取。
开缸,安康地方名酒。
出湖广,安康境内多湖广移民。当地不少家谱或族谱,均可证明。
汉调二黄,系汉江中流的民间戏曲艺术,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丹江,汉江支流的自然风景区。
  
(作者单位: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


历代文人咏香溪诗词浅析(七)
◎ 李友权

香溪阻雨(四首)
刘应秋
这四首诗是内容相连的一组组诗。作者刘庆秋,据《安康县志》所载,是明末清初人,字体元,一字霜威,号梦觉道人。其家原为兴安名门望族,至明末清初,因兵燹与灾荒频仍,家道渐衰,为避免战乱,多次迁居。早年丧亲,其姊在北山避乱时又双目失明,光景凄凉至极。本人久困场屋,到了年过半百的康熙二十三年时,才取得一个贡生资格,年近花甲时,又被人密告为复社党人,问配甘肃。后查无实据,方遇赦归里。实乃坎坷终生。个性好交游,喜谈论,足迹遍游终南汉水六百里,一生崛起流俗,穷愁著书,极写政治风俗,民生利病。其《一砚斋》收诗歌777首,文赋65篇,结为五卷。
联系作者的身世和个性,我们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在这组诗中所表露的对世事艰危,人情冷漠的憎恶之情和向往超凡脱庸,眸睨世俗的高浩情愫。
其一:
      一入樊笼四十年,
      闲逃市肆问壶天;
      当时对奕人何在?
      密语藤萝锁旧烟。
当我们读到“一入樊笼四十年”,很自然地会联想到陶渊明《归园田居》中的名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陶潜是把误落尘网,久居樊笼,比喻为身处昏暗污浊的官场。而刘应秋却把生活在当时那世俗社会,比作“樊笼”,这就比陶渊明的忧愤更深广得多了。这正如杜甫诗中所说的:“局促伤樊笼。”诗人刘应秋感到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中,处处不得自由。他为暂时摆脱市肆中人们之间的尔虞我诈,要去探访壶天胜景了。一个“逃”字,包含着作者欲摆脱世俗生计而又多么艰难的那种景况。
到了香溪之后,眼见到当日仙人对奕的棋枰还在,可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了。被旧烟笼罩着的蔓生的藤萝,在微风的吹拂下沙沙作响,好象在和风儿切切私语一般。春草年年绿,旧烟岁岁青。山川风物在历史变幻的长河中没有发生丝毫的变异,可是兴废更替,江山易主。刘应秋也是把昔日对奕之人杳而不知所往,和年年又青之藤仍闭锁于旧烟之中,有间地作了人物对比,这就告诉读者,山河依旧而人事全非。诗人为此发出了无限地感叹。
其二:
      谁信神仙别有家,
      深溪香散泛胡麻。
      苔封石磴无人扫,
      冷月清空照野花。
“谁信神仙别有家,”句式虽为反诘,但实际上是说神仙之家就在此处,何必要去找别的所在呢!“深深香散泛胡麻”,《绍兴府志》载:“刘晨、阮肇、剡人。永平(东汉)中,入天台山采药,经十三日不得还。采山上桃食之。”
山以杯取水,见芜菁叶流下甚鲜,复有胡麻饭一杯流下,二人相谓曰,‘云人不远矣!’乃渡水又过一山。见二女,容颜绝妙。呼晨、肇姓名,问‘郎来何晚也’?因相款待,行酒作乐。被留半年,求归至家。子孙已七世矣。太康八年,又失二人所在。这第二句诗即是用典故,进一步说明香溪洞确实是神仙境界。
但石磴长满了青苔无人打扫,到了夜间只见一弯冷月,寂寥无比地映照着满山野花。诗人的精神,又堕入凄凉惆怅之中。虽身处仙境,亦无法排解内心的苦闷情愫。
其三:
      四月山中带晚寒,
      濛濛新雨洗江干,
      渐消烟火荒城寐,
      戎马天边世路难。
由本诗第一句,可以得知诗人这次游览香溪是在夏初四月之时,当时天正下着濛濛细雨,远眺安康山城,炊烟未举,仍然是在沉睡之中。由于作者的心境不佳,故而山城在他的眼中亦是荒城一座。触景生情,作者愤懑地感叹道:“在这天下无道的时候,世路是多么的艰危呀!”《老子》云,“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译成现代汉语它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上轨道,把战马用来种田;国家政治不上轨道,连怀胎的母马也用于作战。”“戎马天边”四字,是作者明确地表达了对当朝统治者的指责和不满。在这样的社会里,怎能不让有志之士举步维艰呢?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其四:
      策杖危崖高复伾,
      谁家车马肯冲泥?
      从来胜具输樵客,
      柯烂看棋碧洞西。
作者冒着细雨,扶着手杖,在香溪洞的山崖关攀高历险。“伾”音Pì,山势重迭的样子。“高复伾”就把香溪洞山峦重迭,既高且陡的山形,准确地勾画出来了。
含有深义的是第二句,即“谁家车马肯冲泥”。《剡溪漫笔》中记载:“王右军在郡迎王敬仁,敬仁每用车,常恶其迟,后以马迎敬仁,虽遇风雨,也不用车。”杜诗所说“江阁邀宾许马迎”即用的这一典故。刘应秋将此诗活化引入,变成了反诘语气:“谁家车马肯冲泥?”是说自己被世人所冷落,没有谁能象王右军礼遇王敬仁那样来对待自己这一介寒儒,这正是诗人怀才不遇,满腹孤愤的泻泄。
三四两句,作者用了“烂柯棋“的传说故事,来表达自己对超凡脱俗生活的无比向往。从诗句的字面上讲:是说自古以来再美好的器具(“胜”是优越的意思)也比不上采樵人的那把斧子(“输”是不如,比不上的意思),就连樵夫在仙洞前看神人对奕,一局终了,连斧把也烂掉了。实际上是说只有砍柴的樵夫,才有这样的幸遇,这是谁也赶不上的了,樵子的际遇是多么令人羡慕啊!
第四首诗,既照应了第一首中的“当时对奕人何在?”又照应了第二首中的“深溪香散泛胡麻”。作者满怀经邦济世之才,但无人赏识,身处政治不上轨道的社会中,如同被困锁在樊笼中的鸟兽一般,自己对当年巧逢仙人的樵子是多么向往、多么追慕呀!
这组组诗,前后相连,处处照应。典故的运用。恰到好处。不言阻雨,却紧扣“阻雨”二字,字里行间,包含着愤激之情,但又不着斧衰,真不愧是有清一代安康文坛的巨擘,真正表现出了大家风范。

(作者单位:安康教师进修学校)

远方的客人进山来
◎张锐锋

远方的客人进山来
农家小院把客待
酒是自家酿
茶是亲手采
         
远方的客人进山来
山野风景把客待
风是百鸟唱
云是清泉载
         
远方的客人进山来
新村建设乐开怀
路是硬道理
楼是新徽派
         
   (作者单位:平利县档案史志局)


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安康举行
2010年5月18日至20日,陕西省省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会议在安康市举行。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全国省级地方志机构主任会议精神,交流一年来地方志各项工作进展情况,安排部署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工作,研究建设“四型”方志办工作,推动地方志各项业务工作深入开展。会议由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刘培仓主持,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省地方志办公室处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全省十个设区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和杨凌农业高新示范区档案局局长分别发言,交流了去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各自的工作情况。从各地交流的情况来看,全省地方志工作总体形势是好的,市级机构队伍稳定,环境不断改善,有的市还做到了进一步加强。以第二轮修志为主要任务的地方志各项工作全面铺开。市县两级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显著。旧志整理、地情文献出版和地情信息化、读志用志等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全省有一支勤奋工作、埋头苦干、忠实于修志事业的骨干力量密切相关,也与各级党政领导重视地方志工作、地方志机构组织协调有力、各项业务培训工作有效开展密切相关。大家普遍表示,要以这次学习贯彻全国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精神为动力,进一步加大力度,强化措施,推动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上,省地方志办公室副巡视员、市县志处处长王新中通报了市县两级修志工作的基本情况,总结了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他要求,要把第二轮修志工作作为中心任务,积极开展方志理论研究和人员培训工作。要重视加强旧方志的搜集、保护、整理和校点工作。同时要加强信息交流和宣传工作,进一步扩大地方志工作的社会影响,让社会上更多的人知道地方志工作、理解地方志工作、支持地方志工作。
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纪检组长焦博武就年鉴评奖表彰工作作出了安排。他指出,陕西省综合年鉴编纂数量不断增加,质量稳步提高,涌现了一批精品年鉴,积累了丰富的编辑经验,在年鉴工作公益化、社会化和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当前还要解决一些问题,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对年鉴工作的认识,二是要大力提高年鉴编校质量,三是要加强领导,稳定队伍,促进综合年鉴事业的新发展。我省要借这次全国年鉴评比的机遇,促进我们自己的工作,使整个年鉴工作更上一层楼。
省地方志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史天社重点讲了关于评选表彰全省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并就全国及全省地方志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进一步明确了评选范围、条件、组织领导和工作程序等,要求各级地方志机构重视此项工作,抓紧时间,做好评选表彰工作。要通过这次评选表彰活动,发现典型,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寻找差距,促进地方志各项工作健康发展。
刘培仓主任传达了全国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精神,重点是学习传达朱佳木常务副组长的讲话和田嘉秘书长的总结讲话,以及本次会议纪要。并就全省地方志系统如何学习贯彻全国主任会议精神作了安排部署。刘培仓主任指出,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以及此前颁布实施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是中指组及其办公室为地方志系统做的大事、好事,为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为地方志系统颇有成效地开展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地方志事业的春天来到了,因此,我们要以良好的精神风貌,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做好地方志工作,绝不能辜负中指组领导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领导对地方志工作的期望。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地方志系统要以贯彻全国省级机构主任会议精神为动力,以建设“四型”方志办为抓手,推动地方志事业全面发展。为此要做好下列几项工作:一是在全省地方志系统迅速掀起集中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会议精神的热潮,二是要协同努力,积极推进“四型”方志办建设,三是要切实抓好全国及全省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表彰工作。在总结各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亮点的基础上,他还对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提出了要求:一要善于谋事、干事、干成事,不能虎头蛇尾。二要切实抓好“四型”办公室建设。三要把二轮修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确保此项工作进入各级政府工作计划的盘子。四要抓好综合年鉴编纂出版工作,常编常新,确保质量高、周期短、印刷精良。五要注意宣传工作,做好中省地方志期刊的征订和投稿工作。六要有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精神。要把年初安排过的事情尽量往前赶、尽量往前干,确保今年的工作任务尽早完成。


由小见大   以枝衬干
——写在《新堰村志》出版之时
◎蔡晓林
改革开放给中国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样也给方志事业带来了巨大变化。第二轮志书启动后,作为修志人的我,常常对发展变化着的地情应对的灵敏度和有效程度而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读罢石泉县新堰村编纂的《新堰村志》,给了我诸多启示。
一、地方志要站在较高的认识平台上,选择适当的视角和方式,进行创新和探索。《新堰村志》尽管写的是最基层单位历史变迁,但他捕捉的是细致的、具体的、鲜活的、具有时代特点和陕南地域特色的具代表性的民生、民事、民意资料,通过新堰这滴露珠折射出石泉乃至陕南农村的社会变化。他选的是国家与社会基层的接口,找的是能反映社会变化带有普遍性的节点。所以他肯定能很好体现国民生活风貌和社会潮流,能使志书存史和资治作用更好地得到体现。
二、新方志可以在社会篇/章/节中将非政府行为社会事项放入其中或剥离于外加以记载。《新堰村志》不仅使新农村建设的记载收放自如,生动具体,突出了民众性,而且反映了村民自我选举、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基层民主运作情况。所以在二轮修志中那些政治色彩浅,国家管理性质弱的事物可以用适当的章节记载,他们是中国从政治社会走向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也能更好反映我国政治文明推进的历程。
三、新方志要以生动典型的事例来印证宏观抽象的历史叙述。相对于历史的“宏大叙事”,立足于“地方”的地方志,特别是行政建制层级比较低的(比如县志、乡村志)的地方志,理所当然地疏于政治而亲于社会,也就是说地方志展现社会生态的使命应强于对政治生态的呈现。《新堰村志》就一改过去在方志中一些定性的判断和定型的叙述,而将老百姓的衣、食、住、行、语言、风尚、习俗、婚姻、家庭乃至体制变革、乡规民约等以生动典型的事例呈现,还原了地方志所提供的历史本应是细致而鲜活的特质。
四、新志书在编写组织形式上,应突破“管什么写什么”的思路,课题承包和专家修志是二轮志书质量的重要保证,也是中国这几十年巨大变化对修志人的必然要求。《新堰村志》总纂李佩今,曾是《石泉县志》主编,并在地域文化研究取得成就,是一名名符其实的地方志专家,他担纲下的《新堰村志》,体例完善,资料翔实,文字清新,图文并茂,为我们呈现出新堰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现状,总结了新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验和教训,是一部可以用来“资治教化”的教科书。所以说地方志工作者,要努力成为“地方通”,成为世情、国情、市情或县情的“操盘手”,最起码也要成为某些行业的“行家里手”。
五、志书的生命力在于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庸史纪事,良史诛意,方志重要的资治作用,强调的是借鉴历史经验,成为发展的瞭望和指引。我从《新堰村志》中自然读到新堰人结合村情,提高村民的文化和科技素质,勤劳致富奔小康的经验。我从中也审视和发现新堰人在城镇化的进程中村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中隐含的对耕地、对碧水蓝天、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忧,这一份历史的凝重感和穿越感肯定会化作引领审视过去,省悟未来的营养。
以上文字仅是一个修志人的感悟和心得,若能由此引申更多的相关话题,推进本市的修志工作,足令人欣慰。
(作者单位:市地方志办公室)

 

加拿大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剪影
◎余海章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居留的几个月里,每天都可以看到社区文化活动的广告。与中国不同的是,这类活动的发起者大多不是政府,而是一些民间的社团组织。例如,基督教的唱诗活动,华人佛教徒的祭祀祭拜活动,是由民间宗教团体组织的;赛艇、登山活动是由民间单项体育组织发起的;业余音乐活动则是由民间的音乐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旅加期间,我们住在温哥华市的西区,西区的海滨游泳场背面有一个露天小舞台,约有20米宽,7~8米进深,梯形的观众席用木板搭成,带扶手,能容纳400~500人。舞台和观众席虽小,外形和装饰却很精致。夏日的傍晚,常常有中小学生或社区的业余音乐团体在这里演出,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些城市社区的纳凉晚会。观众就是海滩上的游客和刚从游泳池里出来的游泳者。
我们第一次去看,是一个小学的学生在跳集体舞。台前的大音箱放送着音乐,台边另有一个女小提琴手在现场伴奏。舞蹈的形式我大都叫不出名字,只有一次我看出是踢踏舞。临近结束时,跳舞的十几个小姑娘忽然齐声喊了一句什么,就跳下舞台,分头跑进观众席,一人拉一个观众,到台上转着跳集体舞。这些被拉上台的观众从长相和肤色上看,很显然来自不同的 国家和民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一个观众舞者是一个白人老太太,体重总在120公斤以上。也有男舞者像我一样瘦得像个麻杆儿。大家都兴高采烈,踏着并不整齐的 脚步,自得其乐。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竭力踮起脚尖儿,伸长手臂,想让她旁边又高又胖的白人老太太在自己手臂下转圈儿,但无论怎么努力,总还要差40~50厘米的高度。老祖母只好屈尊蹲下身子,在小姑娘手臂下吃力地转动着庞大的身躯,惹得台下的观众一边鼓掌,一边笑得前仰后合。晚上9点,太阳还残留在远处的海平面上,这里的舞会才宣告结束。 
第二次去,是看一个业余管乐队的演出。前排五把萨克斯管,演奏员是清一色的五个白胡子老头,一式的短袖白衬衫和西式短裤,个个红光满面,中气十足。中排五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其中有一位女性,人手一只拉管。后排五个三十岁左右的小伙子,人手一只小号。前两排坐着,后排的小号手立着。右侧还有一个电子琴手,一个打击乐手,一个贝斯手。18人的乐队演奏起来气势煞是浩大。只可惜那一首首的乐曲我都闻所未闻,只觉得听着听着便不由自主地想摇荡身躯。西方人好动,而且性格外向,有强烈的表现欲。有一对青年观众,在台上的乐队正在演奏的时候便自顾自地在空地上舞起来了。有一位中年男观众抱着自己六七岁的女儿挑起探戈舞,那强烈的节奏把小女孩儿累得气喘吁吁,她却兴奋不已。更有几个十一二岁的小家伙,忘情地在空地上翻跟头、打剪脚。那个电子琴手似乎不甘自己的配角位置,还自告奋勇独唱了几首歌曲。整个演出气氛轻松自由。观众可以点名要求乐队演奏某首乐曲,乐手们在演奏间隙也时不时地插科打诨,调节气氛。
第三次去,是在小剧场外面的海滩上看焰火比赛。焰火比赛是温哥华每年一度的传统赛事,由温哥华民间文化团体(参与者大部分是华人)发起并组织,得到政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参赛队伍来自世界各国。2009年参赛的有英、美、法、德、日、以色列、中国和东道主加拿大队,还有一支来自非洲国家的队伍,忘记是哪个国家了。代表中国参赛的是香港的一个民间团体。主办者为了尽可能多地吸引观众,把比赛时间安排在连续两周的周末双休日晚上。每次有2~3支队伍表演,4次表演结束以后,由来自民间的裁判组决定冠亚军。每次表演时,绵延几公里的海滩上都挤满了观众,少说不下十万人。也就是说,全市区五分之一的人都来了。更有甚者,一些有钱而且舍得花钱的人,租用直升飞机,从空中俯瞰焰火。
这种社区的自娱自乐活动对专业水平的要求并不高却趣味十足,实在值得提倡。虽然我国多数地方的百姓财力还没有那么雄厚,自购那么专业的行头还有困难,但我们可以因陋就简,扬长避短。打拳,跳舞,唱戏,玩皮影,唱民歌,扭秧歌。五千年的文明史,好玩意儿多着呢,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办公室恋情博弈
作者埃莉诺.米尔 编译刘汉英
    这里是办公室还是你的矿脉?办公室已经成了真情假意两性博弈的场所。那么,我们能允许它发展到什么程度?是放任,还是限制?
    爱情是人的基本权利,工作也是人的基本权利,两者又各有不同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人只图方便,就地取材,把爱情和工作搅在一起,迷失了自己,那可就麻烦大了。美国的一些公司,学校等企事业单位,通过定制度,立合同,把一些婚内的、婚外的,敢在本单位卿卿我我、谈情说爱的人记入另册,给他们的头顶上悬一把剑,以此来消减“办公室恋情”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比如波特兰州立大学有校规。凡是教师和学生谈恋爱,管理者同被管理者之间发展两性关系,必须向上级申报,接受管理和监督。如有纠纷,由学校仲裁部门处理,影响恶劣者将受处分或开除。理由是:这种关系地位悬殊,权利失衡,有以权谋私和性贿赂之嫌疑。一旦关系破裂,常常引发性侵犯、性骚扰等官司。对个人,对学校都会造成破坏性影响。
    另一种情况是美国一些公司,要求本单位有恋情的员工,签一份“自愿性关系”的格式合同。合同内容大概是:我自愿与某某人建立亲密关系。我没有受到任何人的引诱和胁迫。关系结束时,我不会影响本职工作,不会对他人和工作环境进行报复,等等。
这些条款是针对“办公室恋情”制定的,特别是给那些上下级恋情制定的。“办公室恋情”是近年来盛行的说法。它特指的是性关系,涉及有性特征的暧昧和调情。
    谢菲尔德商学院的罗里.里德利.达夫Rory Ridley-Duff 写了一本“情感,诱惑和亲呢:选择组织行为透视”的书。他对英美两国的部分企业及其员工进行过三年的专题调查。其中显示,美国公司越来越关注高层员工们的私生活,一纸典型的“自愿两性关系协定”,是给陷入情网者的紧箍咒。工作场所禁止公开示爱,不得在枕头上谈公司机密,如果关系破裂,不得起诉。要求管理层的职员,在与同事之间自愿两性关系开始时,和结束时,都必须申报。美国有80%的公司老板视办公室恋情为定时炸弹。一些公司禁止同事之间的情侣关系。他们担心潜在的性骚扰投诉,报复性地拆公司的台,员工中滋生不安定因素。20%的美国公司有限制办公室恋情的明文规定,如果恋爱双方终成眷属,其中一方得走人。英国在这方面还比较宽松。企业尚没有流行“自愿性关系合同”。只是在像公务员这样的大群体中有明文规定:保证配偶之间不得彼此传言。
    很多同事情侣迫于压力成了地下情侣,同事夫妻成了秘密夫妻。曼彻斯特公关公司的梅利莎.海因兹和马克斯.伍德,深恐恋情给彼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婚姻8年,他们谨言慎行。不能告知任何人,特别是经理和客户。埃塞克斯保险公司经纪人乔安娜和西蒙.麦凯是32年的夫妻。现在仍在一起工作,他们给自己订有严格的规则,从不在外面谈论家庭。
    当恋情出现问题时,通常是较低级的员工最终被解职。珍妮.布里切妮,28岁。在和公司董事卡尔.帕迪克的关系结束后仅4个月,她就被裁员了。法庭认定该公司有过错,珍妮获得了不公平解雇赔偿£11,000英镑。在这一类案件中,现行法律尚能够站在弱者一边。 
    男女恋情本来是个人隐私,与他人无关。“办公室恋情”的当事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实际情况是“办公室恋情”和他人大有关系。不同的动机会有不同的影响,有人把公司当狩猎场,有人把办公室当矿脉和鱼塘。有人把单位当俱乐部。
    狩猎式的恋情是指那些大小有点儿权力的人,把工作场所变成丛林,追逐异性像猫捉耗子。有一家公司的男上司把他的女下属个个吓的脸色惨白。另有一位女老板公然说,她雇佣的男员工不是只为了养眼的。So what if they’re eye candy too?。这种人可能还没有进化好,应该呆在动物园里,而不是办公室里。
    挖矿和钓鱼式的恋情是指那些以色诱人的人。他们施展魅力,讨好上司,捞取好处。为了升职、加薪,或是种种芝麻绿豆大的好处。这是一种投入少,收益高的买卖。有人是出于幼稚,以为媚态这样的空头支票可以购买权力这样的贵重物品。有的人则是挖矿和钓鱼高手,手段老道,待价而钴。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在扶遥直上时会谣言四起。特别是那些女演员、女主播、女经理等等事业有成的女名人,总是受到人们最坏的猜测。这是人们根据客观存在,不辨是非,心怀妒意的习惯思维。
    朋友式的恋情是指那些日复一日,一起工作,一起吃午餐,关系默契的人。这些人主要是为了从恋情中找到快乐,两人互为向背,一致对外。<金融时报>的美女专栏作家露西.凯拉韦LucykALaway,在这场关于“办公室恋情”的争论中实话实说。坦言自己先后经历过六位办公室情侣,其中两位是上司。她说她没觉得“办公室恋情”能提高工作效率,只不过落个心情愉快。招惹事非是肯定的,而且,她从没有在升职、加薪等重要关头受过抬举。
    无论是什么动机的恋情,都是职场搏奕,都会对环境产生影响。两个人有了恋情,结成同盟,使集团内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特别是上司和下属之间的恋情,会引起他人的妒忌、猜疑和逆反心理。恋情一旦破裂,打起官司来持什么态度的人都有。煽风点火的,幸灾乐禍的。受损最大的可能是老板。有人说这种情况是一只老鼠害一锅汤(how one bad apple spoils the barrel.)。问题是汤不多,老鼠不少。根据劳动基金会的调查,21%的经理们与同事有恋情。兰开斯特大学的组织心理学教授卡里.库珀说:“性解放,性自由,历来是资本主义社会主张个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在这里,性放纵,性交易是消谴娱乐方式。同事之间低俗的调情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单位的颁奖典礼和办公室派对上,脱衣舞,女体展示等等有伤风化的节目,都是新老员工联络感情的必修课。滾到一起过夜的已婚同事比比皆是。司法,高管,传媒和金融都是性滥最严重的行业,一位伦敦金融城酒店老板,拿酒店超过100%入住率来吹嘘,证明了年轻的金融奇才们在下班后或成交后,会来租房小住几小时。在性自由方面,演艺界更是引领潮流。已婚男女演员,总是在影片封镜后,人间蒸发,跑到国外某个角落隐居几周。”“通常这些情事是即兴的,短暂的,但它们极具破坏性,”“这些人因工作粘在一起,没有可持久的基础。离婚是寻常事。”
    在西方人的性行为中,只要不是未成年人,群居度假的、多个性伴侣派对的,都不受法律约束。“办公室恋情”只是这种社会风气在工作场所的表现,源头在社会生活中。高呼“办公室恋情”万岁的人不在少数。近几年,“办公室恋情”引起英美社会、媒体、学者广泛关注和争论。可见这种个人行为已经影响了企事业团体的正常秩序,冲击了资本家们的利益,因此,它会遭到限制和打压。

    (译者:安康市物资局退休干部)

中国文化不缺市场,只缺“好本子”
 陈家兴
    新版电视剧《三国》正在热播,新版《红楼梦》等亦将陆续上演。重拍的不仅是这些古典名著,但凡一些经市场印证过的经典,诸如金庸的多部武侠名著,也是拍了又拍。重拍经典的是与非、得与失见仁见智,这里暂且不论,但它折射当下中国文化“缺好本子”的尴尬现实却值得警觉。
    好本子是什么?好本子就是文化产品中的核心价值,是文化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有了价值极高的创意因子,最终的文化产品就具备一种无声的穿透力和感染力,产生无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和其他效益。一部《阿凡达》横扫电影市场,让国人充分感受到了这部作品的威力。
    今天的中国,不仅在演艺圈,在整个文艺界,“缺好本子”几乎已成一个共同的叫苦语汇。地方剧种黄梅戏、扬州评话等在不同场合都喊出了“不缺好演员,就缺好本子”的苦恼。张艺谋因缺好本子也只好翻拍,前一段热映的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即翻拍自科恩兄弟的《血迷宫》,光是买剧本就花了3000万元。“中国内地有国际化的导演,但没有国际化的编剧。”
    在国际文化交流渗透的大背景下,文艺界对好本子的集体喊“渴”,不仅喊出了对文化创作者的殷切期待,也喊出了对提升国家文化创造力的热切渴望。毕竟,深受悠久灿烂文化浸润的中国,并不缺文化创造力的土壤和源泉。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如果不注重提升文化创造力这个根本,即使都“走出去”,我们的文化产品终究也会“行而不远”。
    好本子需要作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是毕生的心血。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无论是提升国家文化创造力,还是提高文化产品竞争力,关键在于培育文化创作者的创造力。
    前不久,《暗算》作者麦家撰文批评一些出版商的势利。7年前他打磨了10年的心血之作《解密》四处被退稿,今天他还在想象中的文字却已有人等着、抢着要出版。其新作《风语》还未脱稿,一书商只字未看过就开出500万元天价。麦家拒绝后感叹道:“他们不是冲着我的作品来的,而是冲着我的名声来的”,“他们不要无名作者的好稿子,宁愿要一个名作家的烂稿。”
    麦家的批评,揭示的是文化产品评价的价值紊乱和标准缺失。事实上,不论是拒绝无名作者的好稿,还是宁要名作家的烂稿,都不仅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也是对文化产品核心价值的不尊重。其后果就是,难以形成正确导向和良性循环,大量有心于精品创造的作者,或苦苦挣扎,或改行他就,或随波逐流。即使成名成家,也未必能抵住利益诱惑而再出精品力作。
    诚然,文化创作者应当努力切准时代脉搏、领悟生活真谛,同时力戒浮躁,甘坐冷板凳,潜心于创作;我们的社会更应当建立文化产品的科学评价标准和机制,形成尊重作者创造价值的氛围。如此,文化创造力方有实在提升。

(原载《 人民日报 》2010年5月13日)

·文化信息·

    首届“汉江·安康诗歌奖”颁奖典礼隆重举行
“端午情怀”诗歌朗诵会彰显诗意安康
    6月16日下午,第十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的“汉江·安康诗歌奖”颁奖典礼暨“端午情怀”大型诗歌朗诵会在市群艺馆隆重举行。
    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著名评论家彭学明,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河》主编、著名诗人阎安,诗歌评论家、北京教育学院教授霍俊明,天津社科院文学博士王士强,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博士龙扬志,青年诗人、《佛学月刊》主编周公度出席活动。市委副书记崔光华、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钟顺虎、安康学院党委书记杨涛出席活动并为获奖诗人颁奖。崔光华在颁奖典礼上致辞。安康日报社党委书记、社长屈善施主持颁奖典礼。
   “汉江·安康诗歌奖”评选活动每年一届,面向全国,评选出3位在上一年度创作成绩突出,在国内诗歌界影响较大并呈现独特个人气象、生于1980年以后的优秀青年诗人,由安康诗歌创作基地授予“汉江·安康诗歌奖”,并在一年一度的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期间颁奖。此奖项“立足安康,面向全国,以其高规格、高标准、高质量,对丰富和提高龙舟文化节的内容和品味,展示安康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魅力,推动安康旅游和文化的发展,扩大安康的文化对外交流,提升安康城市文化创意建设,提高安康的文化形象和文化影响力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奖项还填补了国内该项诗歌奖的空白。
  今年的首届评奖评出了3位在诗坛已经卓有影响的优秀青年诗人,分别是来自广州、上海、甘南的“80后”诗人余刃、丁成、嘎代才让。
     在随后举行的诗歌朗诵会上,来自市群艺馆、安康日报社、安康电视台、安康人民广播电台等单位的嘉宾围绕“悠悠汉江·诗意安康”这一主题,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精彩的演出。 中国青年报、文艺报、文学报、陕西日报、华商报、西安晚报及本地媒体全程聚焦报道本次盛事。

安康市庆祝“文化遗产日”
开展系列展演活动
6月12日是全国第五个“文化遗产日”,自6月8日起至6月17日,市文化文物局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为此连续开展多项文艺活动,有报告会、儿童画展、汉调二黄调演、民间文艺调演、非遗保护论坛、诗歌朗诵会、民俗摄影展等。

 

马昌琪书法作品开展
6月9日至20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文化文物局、市工商联主办,安康巨丰实业公司、市书法家协会承办,安康日报社、安康电视台等单位协办的“马昌琪书法作品展”在仓房楼酒店举行。市上领导崔光华、钟顺虎、吴德珠、卢杰火、范从顺、马涛、马孝芳、黄骁勇、郭政强等出席开展仪式。
马昌琪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几十年勤耕不辍,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书画展,并获多种奖项,应邀为大、中专院校及社会有关部门讲授书法,2009年赴韩国交流书艺,这次书展展出书法作品百余幅,作品风格各异,书体形式多样,琳琅满目,是奉献给第十届汉江龙舟节的一朵文艺奇葩。
                     (梁真鹏   吴   单)

陕西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在汉阴启动
5月19日,以“四千家书屋到乡村,千万册书刊进农家”为主题的陕西省农民书屋建设工程在汉阴县启动,标志着我省又一利国惠民的民生工程建设拉开帷幕。
为普及科技知识,传播先进文化,提供精神食粮,由陕西省农家书屋领导小组、陕西省新闻出版局主办,汉阴县委、县政府,安康市新闻出版局承办的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配送现场会在汉阴举行,副省长郑小明、新闻出版总署印刷发行司副司长谭汶、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薛保勤,省委组织部、宣传部、文明办,省政府办公厅、发改委、科技厅、民政厅、文化厅、人口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局、新华发行集团、陕西省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汉中、商洛新闻出版管理局等相关负责人,以及安康市相关领导出席配送仪式。配送仪式上,20辆装饰统一的图书配送车,分别把价值164万元、13.4万册图书送到该县18个乡镇82个村,每个村将分别获得图书1590种1637册,音像制品59种100张光碟,30余种期刊,5个书柜以及报刊架、相关借阅制度等牌匾。这些图书和音像制品适用性强,通俗易懂,是农民急需的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方面的科技图书,丰富农村文化生活的文化教育图书,了解世界了解国情的政治经济图书以及为小朋友准备的少儿图书。5月20日,中、省、市领导在该县涧池镇西坝村和蒲溪镇小街村参加了农家书屋揭牌仪式。
农家书屋建设工程的启动,使汉阴农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品类齐全、内容丰富的图书,将彻底告别看书难、看报难、借书难的问题,极大满足了广大农村群众最基本的精神文化需求和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方面文化消费需要。
                                (姜   波)

2010第二届中国·秦岭(宁陕)
山地音乐文化节启动
5月8日晚,在秦岭腹地、旬河河畔的宁陕县广货街镇,2010第二届中国·秦岭(宁陕)山地音乐文化节活动隆重启动。
此次山地音乐文化节上,共有4支乐队参加比赛,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波莫德乐队,该乐队由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尼泊尔留学生组成,是唯一的一支外国乐队。乐队们尽情的表演,动感震撼的摇滚演唱形式,不时引来台下阵阵欢呼声、尖叫声。
此次山地音乐文化节活动将持续到8月14日结束,并且以乐队为单位参赛,采取先周赛,后总决赛的办法进行,每周举办一场比赛,凡周赛冠军都可获得800元奖金,并可参加年度总决赛,最后的总冠军可获得10000元的奖金。除了山地音乐文化节活动外,该县还将有中国·秦岭(宁陕)2010狩猎、峡谷漂流、山地越野挑战、山地自行车拉力等旅游文体赛事活动陆续推出,借助活动,全力打造旅游印象品牌。
                     (吕宣强   唐   明)


新书推介
《安康龙舟文化》周邦基著,陕南民间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西安地图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作者对2008年第一版书稿,进行了较大的补充修订,使其学术性、资料性进一步增强。定价:32.00元

《安康百业史话》张会鉴、李厚之著,陕南民间文化研究项目之一,西安地图出版社2010年4月出版,分“农业篇”“水利篇”“山货篇”“药材篇”“蚕桑篇”“茶叶篇”“纺织篇”“酿酒篇”“建筑篇”“手工作坊篇”“陶瓷篇”“矿产篇”“商业篇”“交通篇”“教育篇”15章。定价:38.00元

《开缸酒》(歌词集)李慈印著,2010年4月由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50首词作分“秦巴汉水”“沧海人生”“神州方圆”“人间万象”“警界方正”“大爱无疆”“盛世心语”七辑,并收进赵季平、雷远生等著名作曲家为其词作谱曲的歌谱12首。定价:29.80元

《远山草木》(散文摄影集)方歌著,中国作家出版社出版,分“天涯旅痕”“岁月回响”“野果五味”“心底微澜”四辑,收入作者八十余篇游记散文及旅途拍摄的照片,13万字,鸿宾作序,定价:28.00元

《国画家唐明东》(画册),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年5月出版,收进作者国画代表作60幅,魏传朝作序。定价:58.00元

《朝露夕玩》(随笔小品集)李冰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收进作者随笔小品作品近百件,全书30万字,定价:25.00元

《小草凝珠》(诗词联赋)  吴智明著,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熊邦高、唐志宏作序,分“山辉水韵”“红色记忆”“小草春秋”“奥运金镶玉”“联语颂安康”五辑。定价:22.00元

《李家成随笔杂文集》安康市杂文学会编,2010年2月内部出版,选入作者十年来创作发表的随笔、杂文近200篇,李大斌作序。


第十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文化节隆重开幕
6月16日上午,美丽如画的安康汉水之畔彩旗招展,锣鼓喧天。由中共安康市委、市政府、陕西省体育局、省文化厅、省旅游局、省商务厅主办,中共汉滨区委、区政府承办的第十届中国安康汉江“明江杯”龙舟文化节在这里隆重举行。省政协副主席刘新文、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山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寿森、省军区原司令员陈时宝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上午9时整,安康市长方玮峰主持开幕式,中共安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建明致欢迎辞;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汉滨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的领导同志代表安康各界群众向屈原像敬献花篮;省政协副主席刘新文、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山林、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寿森、省军区原司令员陈时宝为巨龙点睛,为安康人民祈福;省政协副主席刘新文宣布龙舟文化节正式开幕。
陕南地方民俗歌舞《龙腾汉江   虎跃金州》拉开了开幕式大型文艺演出的序幕。汉调二黄歌舞、现代歌舞、龙舟方阵及彩船表演、龙舟竞赛等节目以新颖的形式和优美的舞台画面,充分展示了安康独特的秦巴风情和汉水文化;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冯巩用他诙谐、幽默的现代相声表演形式,展现安康龙舟文化节庆文化的发展和安康人民诚邀四海宾朋共度佳节、来安观光、投资发展的热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也用她甜美嘹亮的歌喉演唱的《万事如意》等歌曲则将开幕式演出推向高潮。
龙舟文化节的重头戏是龙舟竞赛。来自国际友人队、广东东莞、湖北秭归以及安康市各县、区的24支参赛龙舟队伍大展身手。江面上龙舟竞渡,桨击激流,搅沸一江春水,气势蔚为壮观,两岸数万名观众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自2000年举办首届龙舟节以来,安康已成功举办了九届中国安康汉江龙舟节,“中国安康汉江龙舟文化节”先后被中国节庆协会和陕西省节庆协会评为“2004中国节庆100强”、“2005中国节庆50强”、“2006中国十大民俗类节庆”、“2007年中国十大魅力节庆”和“十大博览赛事类节庆”、“2008年陕西省首届十大魅力节庆”、“2009中国节庆产业金手指奖·十大品牌节庆”等荣誉称号。“中国安康汉江龙舟文化节”已成为全国知名的节会品牌,直接提升了龙舟文化和汉水文化的影响力,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协调发展。
本届龙舟文化节是历届竞赛队伍最大、活动内容最多、群众参与面最广的一届,体现出主体活动丰富多彩、龙舟竞赛精彩纷呈、商贸活动特色鲜明、专项活动引人注目、文化活动雅俗共赏、旅游推介活动形式多样六个特点。
                           (梁真鹏   汪金波)

紫阳第七届富硒茶文化节隆重举行
山歌飞扬,绿茶飘香。4月16日,中国·紫阳第七届富硒茶文化节在紫阳山城隆重开幕。省政协副主席张生朝、省政府原副省长王寿森、市委书记刘建明等省市领导出席了开幕式,来自茶叶界、文艺界、新闻界、工商界等近两千名专家、学者、艺人、记者参加了这一盛会。
当天下午,该县还在北五省会馆举行了“中国第一条茶马古道紫阳高峰论坛”,众多专家、学者聚首,展开学术探讨,交流发言十分踊跃。通过近四个小时的广泛论证,最终形成了统一意见:认定陕甘茶马古道是中国最早的茶马古道,始于公元641——835年;紫阳县瓦房店是这条茶马古道的主要发源地之一,紫阳茶是这条古道上一千多年流通的重要物资。
商贸洽谈、茶艺民歌展演等活动同时举行。陕西煤业化工陕南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韩国大信物产株式会社分别与紫阳县签订了硒谷矿泉水开发项目及魔芋系列产品销售项目合同。
此外还有毒重石采选及加工项目、花岗岩综合开发项目、茶树良种培育中心建设、紫阳富硒茶销售、紫阳大宗绿茶销售、紫阳富硒油茶农业综合开发等6个项目成功签约,8个签约项目,引资总额4.95亿元。在体育场举行的民歌茶艺展演会上,颁发了紫阳富硒茶质量大赛和首届紫阳蒸盆子大赛的奖项。
15日晚,紫阳县委、县政府还在观江台举行焰火晚会。
        (屈善施   王   拥   秦宗道)

《汉水东江情》安康文化广东(东莞)行活动圆满成功
在全国第九届艺术节在广州开幕前夕的浓浓文化氛围中,市文化局带着扩大安康对外宣传知名度,进一步加强安康文化对外合作和交流,学习东莞市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建设优秀成果的目的,分别于5月初在东莞市石排镇、东莞市彩怡广场成功进行了两场文化交流演出。
此次活动是由安康市文化文物局主办,市招商局、市旅游局、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协办,东莞市音乐家协会、东城区文化服务中心、中共东莞市石排镇党委、政府和东莞市文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安康市歌舞剧团承办。活动内容以《汉水东江情》为主题,以安康东莞两地文化交流演出、参观东莞市文化建设成果、慰问安康籍在粤务工人员为内容,通过文艺演出平台开展安康旅游推介、招商引资等活动。
此次文化交流活动,是我市首次大规模组团,跨省并且到沿海经济发达区进行文化交流,对宣传安康地域文化,扩大安康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有着极其深远的意义。活动的成功举办,极大地激励了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和信心,鼓舞了文化工作者做好地域文化传承和保护工作的使命感。通过文化交流,使我们学习到了沿海文化发展的新理念和新成就。《东莞日报》等当地新闻媒体均对此次活动进行了跟踪报导。
                     (市文化局文艺科)

李春平作品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安康学院中文系教师李春平的中篇小说《大上海的小爱情》荣获《中篇小说选刊》2008-2009年度古井贡杯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颁奖大会于2010年5月14-17日在安徽亳州隆重举行。
本届评选活动共有十部优秀中篇小说入选。这些作品题材鲜明,风格各异,贴近现实,从不同侧面艺术地再现生活的真实,反映社会现实,关注百姓生活和人文精神,具有较好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和可读性,体现了应有的文学品质。李春平的《大上海的小爱情》发表在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杂志上,发表后受到读者和评论家的广泛好评。
《中篇小说选刊》创刊于1981年6月,系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中国期刊方阵双百期刊,荣获第二届国家期刊奖提名奖,福建省十佳期刊,第四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新中国60年有影响力的期刊。该刊发行量居全国文学期刊前茅,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海外读者。在全国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展示中国当代中篇小说创作成就的名牌期刊。从1984年开始第一届评奖至今,《中篇小说选刊》已举办了十四届评奖活动,共有155部优秀中篇小说获奖。


安康学院“陕南方言的历史层次研究”
项目获准国家社科基金立项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安康学院中文系周政教授主持申报的“陕南方言的历史层次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年度项目立项资助,项目编号:10XYY005。该项目的批准,实现了安康学院科研立项历史性的突破,对推动学院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周政教授潜心研究陕南方言近二十年,他方言田野调查的足迹遍布陕南三市,该项目的立项,是对他已有研究成果的肯定,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安康文化》征稿启事
为给诸多长于历史思考、理性思考、社会思考、文化思考的史者、智者、文者提供一个展现平台,《安康文化》欢迎你激情登陆,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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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落和弦胡是弦子腔戏曲音乐中独有的乐器。
弦子腔戏曲中的乐器有弦胡、莲花落、三弦、唢呐、堂鼓、暴鼓、大镲、苏锣、勾锣、马锣、二五子、钹等。
弦子腔在表演中只需三五人便可完成吹、拉、弹、唱、打、耍的全部过程。
弦子戏唢呐曲牌演奏者每人须得使用两种以上的乐器。
弦子腔戏曲中的丝弦曲牌共有十八种,乐器以弦胡、莲花落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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