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语
写在《安康文化》发行时
□张永强
今年10月的一天，市委一位领导到我单位与大家座谈，在肯定我们修志编鉴工作的同时，建议我们利用占有安康史料较多的优势，发扬唯物史观的科学精神，把安康经济文化发展中的经验认真总结一下，付印成册，让大家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推动安康经济文化的健康发展。根据领导的建议，我们原本只是就我单位的史鉴工作编发一个叫《安康史鉴》的期刊，但是，文化圈内的一些名人总觉得这个刊物登陆域太窄，建议办成《安康文化》期刊，使安康的大文化有立论、发言、研究探讨的载体。我们觉得这个建议好，就在市文化局和紫阳县政府的支持下，很快办起了《安康文化》。
《安康文化》能否办好，这要让刊物自身的质量说话，要让热爱安康文化的广大作者和读者来评价。我们设计本刊的内容时，基于以下几点：一是为安康文化范畴内各门各类的名人大家和文坛新秀提供一个展示才华、展示成果、展示思想的平台；二是通过热爱安康文化、珍惜安康文化的人们的共同努力，整合安康文化资源，把散乱在巴山汉水的文化元素凝结起来，打造一个既有中国优秀文化传承，又有安康地域特色的地方文化品牌；三是为我们续修市、县(区)志积累丰富的资料。
我们期待大家的支持和指正。

心    声
        时间从未停止，变化也从未止息。
站在岁末的路口，仰望天际边那一抹曙光，我和同事们在回品着平淡的过去，咀嚼着艰辛的经历，感受着成功和不足的同时，多么想在新年、新刊上推出思想的辽阔、历史的宏思、哲理的透彻、山水的自然；多想供一方宽松和谐的平台，云集各路高手，彰显风采，极尽风流；我多么想让自己的家乡花红柳绿，争奇斗妍，生机盎然；……可每到此时，捉襟见肘，才力不逮。
摒去浮华的表象、滤去世间的尘埃，抖落观念的桎酷，倾注挚爱，凭着对支持着我们的人民的感恩和有限资源的珍惜，托出《安康文化》。学习、掘取、修炼，并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存在，我们虽然沉默着，但庄重自敬，从容不迫，卓立挺直；我们倾心竭力，追寻责任和文明，用不懈地努力编织着对安康的爱，传达着我们心的寄托，提升文明水准，丰富我们贫瘠的土地……
我们保持着前进的姿态，迎着新年的曙光前行。

卷首语                                       张永强      １
安康写意       
我看安康文化                             李春平      ４
地域文化考 
遗留在紫阳民歌中的明清移民印记    余海章    戴承元      ６
陕南民间舞蹈中的氐羌文化印记             朱广琴    ２１
安康史话 
历代典籍中的安康人文景观          李厚之    张会鉴    ２８
李佩今与鬼谷子文化研究                       吴龙晏    ３２
蓦然回首   国粹犹在                       王    涛    ３５
旅游休闲 
岚皋旅游业断想                             赵良亭    ３８
山水之情 
情满神河源(二则)                        黄开林    ４１
桥儿沟拾韵                               邓玉林    ４４
故乡的石砦河                             王晓群    ４６
民风乡俗 
民俗与旅游                               巫其祥    ４８
文化长廊 
《安康当代文学史》鉴析                   曾德强    ５０
道家思想、茶文化、民歌艺术
    对紫阳文学创作的影响   唐友彬    ５２
寻找文学的尊严                           黄振宙    ５８
石磨上的美文                             吴建华   ６０
钟情特价书                               梁真鹏    ６２
坦然生活                                 王海波    ６３
中国古代税制及土地制度之诠释            黄治伦    王恒丁    ６４
文化景观 
安澜楼记                                  李启良    ６８
白描文化情                                冯佳随    ６８
志鉴研究 
大胆探索创新，提高年刊品位                马昌琪    ６９
安康方志考                                蔡晓林    ７１
《安康市军事志》终审意见赖祯武等    ７３
异域风采 
感受活力                                  郭玉青    ７５
双安交流十二年                            曾力竞    ７７
观  察  窗 
走近制造《安康年鉴》的人们                范    斌    ７９
人格风范 
我心中的耀邦                              胡启立    ８１
企业文化 
礼品文化走进安康                          胡    伟    ９１
从巴西蘑菇到秦巴硒菇                      栾成珠    ９２
编    后 
解说《安康文化》                          编辑部    ９５

我看安康文化
魏传朝
        一、关于文化、文艺、文学
        文化一词，广义讲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与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巨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文化具有民族性和历史连续性，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是文化发展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从文化向下派生出文艺这个专业名词。教科书乃至中外经典均指：文艺是文学与艺术的统称，另一称法是艺术的文学之简化。文艺这个述语下的文学，教科书里指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中国先秦时期曾将哲学、历史、文学等书面著作统称为文学。现代专指用语言塑造形象的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思想情感的艺术，故又称为“语言艺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将文学分为韵文与散文两大类，现代通常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四种体裁。在各种体裁中又有多种多样的样式。文艺这个述语下的艺术，是指通过塑造形象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于表现手段和方式的不同，艺术通常分为表演艺术即音乐、舞蹈(包括现在的综合节目、广场文艺等)、造型艺术即绘画、雕塑、语言艺术即文学和综合艺术即戏剧、电影、电视剧等。另一种分法为：时间艺术(音乐)、空间艺术(绘画、雕塑)和综合艺术(戏剧、电影)。文学艺术，作为意识形态表现形式之一，从来都隶属于上层建筑。当代出现的方志文艺表演、综艺节目、会展艺演、节庆艺演，均从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是经典意义上的文学艺术的表现形式之一，挖掘历史文化，整理民间文化，改造屉箱文化，振兴地域文化，都是广义范畴下的文化活动，也是经典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活动在这个领域的延伸、派生与发展。说这些，意在要对文化、文艺事业的发展与建设有全面的、科学 的认识与把握，防止以偏概全和本末倒置，尤其是不能忽视最基础的、最基本的东西，对基础的基本的忽视，是要走偏路、多付学费的。
        二、关于对安康的文化定位
        安康的文化定位是什么？应该是多元的，多样的，现代的，具有地域鲜明特色的。多元、多样、现代、特色，是安康文化的基因，是历史传承，是现实发展脉络。这是本来面貌。照此，决策者要站高、看远，既要发掘、振兴传统的、地域的特色文化，更要大力发展当代文化；传统的、地域的主要是汉剧、紫阳民歌、地方小戏、民间艺术，包括民俗、方言、饮食、民居建筑、信仰与崇拜，包括根据历史掌故、历史人物、历史传说、历史故事创造、移植、整理、加工出来的多样多姿的题材与表现形式，现代的包括话剧、歌剧、舞蹈、音乐、绘画，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故事及所有门类的文艺题材与形式。要具有包溶性，要有容纳各种文艺形式的胸怀与气度。对排外心理、排斥其他文艺部类的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
        三、关于安康文化的主攻方向和突破重点。
        主攻方向：(一)尽快理顺体制、机制，整合资源，促进发展。体制、机制是上层建筑，对文化、文艺生产经营而言，体制、机制是生产关系。在这个问题不能再优柔寡断了。(二)把经营性资产和非文艺创作力量推向市场，帮一程，送一程，促进在市场中求发展，通过三几年的努力使安康文化市场呈现出生机。(三)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力促文学艺术创作出作品、出成果，突破重点是创作。也就是，每年要把一两部大戏，一两部长篇小说，三五部中篇小说，数十篇短篇小说，几十场文艺演出。两年一部大戏进西安演出。特色文化开发要在品牌、精品上下功夫，一手抓群众喜闻乐见的，一手抓“越秦岭、响全国”的力作、精品。语言艺术作品每年要有大部头在国家级出版社和刊物出版发表。综合艺术即大型戏剧，具有份量的中长篇小说的生产是一个地区文化力、文学艺术生产力强弱的重要标志。大戏、大部头作品是振兴安康文化、拉动文化发展的火车头。(四)要在挖掘、整理民俗、方言，利用民居古建筑认知区内人民千百年来的信仰、崇拜及观念上下功夫，多出成果。地域的即特色，即历史文化记忆。对此，要予以高度重视，制定创作计划，加强领导，增加投入，确保大戏、大部头的精品艺术创作成功。要将文化发展目标、任务、质量细化、具体化，将其纳入各级领导政绩考核目标，确保落实。
（安康师范专科学校）   

遗留在紫阳民歌中的明清移民印记
余海章    戴承元
        摘   要：紫阳县在明、清时代曾有大批外省人因各种原因落户入住。客民的迁入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本文探讨了明、清移民活动对紫阳民歌在文学和音乐两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以追溯紫阳民歌“北地南腔”、“南北融汇”特点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紫阳民歌；移民；文化融合；本土化；北地南腔；南北融汇

明清两代,由于战乱和灾荒,造成陕南(包括今汉中、安康、商州三市）人口大量死亡和迁徙,以至大批田地荒芜,经济衰落。大批外地流民或因受灾逃生；或因躲避过重的赋税；或因人多地窄,无地可种；或因被朝廷夺去土地；自发流入拥有大量无主荒地的陕南山区。此外，也有一些外地人因经商先客居后入籍，或为官任满定居，或从军退伍落户，而移民陕南。同时，朝廷采取有组织的移民垦荒屯田的政策，强制人稠地窄地区和南方富庶地区的大批农民迁入陕南垦荒，即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陕西”事件[1]。人口的大迁徙不仅促进了陕南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也造成了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使陕南的民俗风情、民间文艺、方言土语等方面都打上了客民原籍地方的浓重印记。
陕南各县客民源流不尽相同，因之所受文化影响也不尽相同。
紫阳在明清两代移入的客民“以鄂、川、湘、皖人居多，赣、豫、闽、粤人次之。”[2] 考察今天的紫阳民歌，在与四川山水相连，四川移民比较集中的南部高山区，高亢明亮、拖腔悠长、尾音下滑，具有浓郁四川民歌特色的紫阳山歌号子、山歌调子随处可闻；而擅唱小调的民间歌手却多集中在汉江流域的汉城、焕古滩、城关镇、洞河镇一线。这里交通便利，农业灌溉条件较好，商业繁荣，正是两湖、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移民的聚居地。特别是在汉江沿岸的各个集镇，聚居着大批来此经商的两湖及江南商贾的后裔，这里所传唱的小调歌词，相当一部分都反映了市民生活情调。这里的小调音乐，具有音调平和、旋律优美、柔丽婉转的南方音乐特点，与用假嗓演唱的高亢明亮、音域宽广的山歌号子、山歌调子形成鲜明对比。以紫阳民歌为典型代表的陕南民歌这种“北地南腔”、“南北融汇”特点的形成，应当说与历史上的移民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如我们在本系列论文的第一篇《略论紫阳民歌的文化品牌建设》中所指出的：“民歌是一种地域特色浓郁的民间艺术，是俗文化。乡土性、通俗性是它的本质。”尽管南方诸省民歌对紫阳民歌风格特点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但这绝不意味着紫阳民歌是南方诸省民歌的原样照搬。移民所带来的南方民歌要适应紫阳的人文环境，适应紫阳土著居民和来自不同地区客民的共同的审美需要，能够被他们接受和欣赏，还得来一番或多或少的本土化的改造。这就是民歌的“变异性”特点。从歌词方面来说，各地区的民歌词除了使用民族的共同词语以外，各地还有各自的方言词语，最简单直观的表现就是，同一事物在各地有不同的指称。外地民歌传入以后，歌手很自然地会用本地方言改造歌词，使之适应本地的语言环境，被本地人理解和欣赏。从音乐方面来说，民歌的曲调必须适应本地方言在语音方面的特点，唱出来才能不拗口，才能传达出当地方言的那种特殊韵味。这样就形成了每个地方民歌音乐的基本特点。因此，外地民歌传入以后，在传唱的过程当中，会很自然地受到本地民歌音乐的某些同化影响，发生某些变化。从我们目前搜集到的材料来看。传入紫阳的外地民歌从歌词到音乐都没有发生过任何一点变化的情况，还没有发现过一例。
即使经过这种变异，我们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依然可以寻觅到由紫阳客民原籍地区传入的民歌所留下的印记。
（一）一大批紫阳民歌的歌词与客民原籍地区民歌歌词相同或大体相同
例1   四川山歌《山歌不唱不开怀》①：
山歌不唱不开怀，磨子不推不转来，
酒不劝人人不醉，花不逢时不乱开。
同名紫阳山歌：
山歌不唱不开怀，磨儿不推不转来，
酒不劝人人不醉，花不逢春不乱开，
姐不约郎郎不来。
后者前四句只有两个字与前者不同，最后加了一句歌词，成了紫阳通山歌常见的五句式。
例2   多省流传的山歌《看你抬头不抬头》②：
妹在河边饮牯牛，哥在山上打石头；
石头落在牯牛背，看你抬头不抬头。
紫阳山歌《放花牛》 ：
姐在河下放花牛，郎在高山打石头。
石头落在花牛背，看姐抬头不抬头。
牛儿抬头望青草，姐不抬头看水流。
前四句大体相同，只是把称呼由“妹”和“哥”改成了“姐”和“郎” ，把“牯牛”改成了“花牛”。
例3    湖南山歌《你要去，我要缠》③：
郎好比蜜蜂子飞上天，姐好比蜘蛛子挂屋檐，
有朝一日投在我的罗网上，你要去，我要缠，
那时节，才叫你好汉难打离身拳。
紫阳山歌《蜜蜂钻天》：
郎变蜜蜂飞上天，姐变蜘蛛网屋檐。
蜜蜂落在青丝网，郎要起身姐要缠。
小郎想打离身拳，你今难上又加难。
歌词语言不尽相同，句式也不相同，但词意完全相同。此歌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也有流传 ，歌词大同小异。云、贵、川本是同一方言区，在同一方言区流行同一首民歌是常见的现象。四川在紫阳明清移民时期既是两湖和江南地区流民移入的地区之一，又是紫阳的客民源流地之一，在地理位置上，两地山水相连，语言又相近。所以，川湘滇黔同一首民歌在紫阳会聚，整合成紫阳特色的《蜜蜂钻天》，也是极有可能的事。
例4     安徽民歌《莲蓬结子在心里》①：
走下田来把头低，妹问情哥可有妻？
“郎的妻子就是妹。”“你在人前少要提。
少要提，莲蓬结子在心里。”
紫阳山歌《莲蓬结子在心里》
走在人前把头低，乖姐问我可有妻？
“我的妻子就是你。”
“你在人前要少提，莲蓬结子在心里。”
歌词内容相同。在语言表达上的细微差别表现了两地不同的语言习惯。仔细吟咏推敲，可以感觉得到，前者把“少要提”三字重复一遍，为全篇增加了一种节奏变化———由长句到短句，又由短句到长句———使感情更为柔婉一些，体现了南方民歌的特点。
例5   江苏民歌《娘问女儿》②：
郎在对岸把水挑，姐在房中把手招；
娘问女儿做什么，“纺完棉花伸懒腰。”

姐家门前一棵槐，手攀槐枝望郎来；
娘问女儿看什么，“我望槐花几时开。”

姐在田里拔黄秧，眼泪滴在秧梢上；
娘问女儿哭甚事，“今年下的癞猴子秧。”
紫阳和四川两地也都有这种用母女对话的形式表现青春少女相思之情的民歌，歌词也大体相同或类似。下面这两首民歌就是在紫阳和四川都有流传的民歌，歌词一字不差。
《姐在屋里把手招》③：
郎在外面学鸟叫，姐在屋里把手招。
娘问女儿做啥子，“纺完棉花伸懒腰。”
《我望槐花几时开》④：
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槐树望郎来。
娘问女儿望啥子，“我望槐花几时开。”
另有紫阳民歌《郎在对门挎树叶》与江苏《娘问女儿》也很类似：                                   
郎在对门挎树叶⑤，姐在屋里把脸黑。
娘问女儿黑啥子， 早饭猪草还没得。
我要上山挎构叶。
与江苏《娘问女儿》相比，紫阳和四川的这几首民歌的歌词具有大巴山区本土的特点：“学鸟叫”、“高高山上”突出了大巴山区的环境特点；“啥子”、“没得”、“挎”（构叶）都是紫阳的方言词。
四川也是紫阳的移民源流区域，而且四川与紫阳同属西南官活区，《姐在屋里把手招》和《高高山上一树槐》这两首歌也有可能自四川传入紫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明清大移民时期，紫阳和四川都是江南客民移入的地区，它们完全可能共同受到江南文化包括江南地区民间艺术的影响。由此推断，此三地同一首民歌一脉相传 ，不会是偶然现象，而是与移民活动有关系的。笔者企图对川、紫两地《高高山上一树槐》这首歌从音乐上作以比较来进一步印证这一观点，可惜查到的四川这首歌的乐谱是当代作曲家丁善德先生编的曲，已经不是原生态的民间音乐了。不过，丁先生这支曲子毕竟是根据四川民歌音乐素材改编 的，那种浓郁的四川民歌风味与紫阳同名原生态音乐曲调 相比较，即使 是外行也显然听得出来，这是两支不同的曲子。这就是说，两地受同一客民源流区民歌的影响 ，依然产生了不同的本土化变异。紫阳的《我望槐花几时开》既不等同于江苏的《娘问女儿》，也不等同于四川的《姐在屋里把手招》和《我望槐花几时开》。歌手立足紫阳人民的审美需求，对外来民歌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
例6    湖南土家族民歌《虽然只隔一层纸》①：
油纸扇子二面黄，一面姐来一面郎。
虽然只隔一层纸，要得会姐想断肠。
紫阳山歌调子《二面扇子二面黄》：

二面扇子二面黄，一面描姐一面郎。
虽然只隔一层纸，好象隔了一匹梁。
两首歌词意完全相同，词句大体相同。“好象隔了一匹梁”是紫阳人形容两人难得有机会相会的形象性说法，既表达了紫阳多山的地理环境特点,又具有紫阳的方言特点.
例7   湖南民歌 《小妹郎多乱了心》②：
天上星多月不明，塘里鱼多水不清，
地里草多苗不长，小妹郎多乱了心。
紫阳通山歌《真心真意待情人》：
（男）天上星多月不明，
                  地下坑多路不平，
          塘里鱼多混了水，
                  姐的郎多花了心，
          没得真心待情人。
（女）天上星多月也明，
                  地下坑多路也平，   
          塘里鱼多不混水，
                  姐的郎多不花心，
          真心真意待情人。
比较一下这两首民歌，我们认为后一首是从前一首稍加变化而来。其变化一是把原来的四句式变成了紫阳通山歌的通用格式五句式，这也是“本土化”的表现；二是把一段歌词发展成了两段歌词，增加的这一段女声对答歌，突出了情姐对有爱无婚的情郎的真心真意。
例8  江西民歌《肚里山歌万万千》③：
一把芝麻撒上天，肚里山歌万万千。
南京唱到北京转，回来还唱两三年。
紫阳民歌《我的山歌有万千》：
一斗芝麻撒满山，我的山歌有万千。
南京唱到北京转，回来还能唱几年，
四个火车拉不完。
词意相同，词句大致相同。“四个火车拉不完”显然是当代歌手后加的一句，以凑成紫阳通山歌通用格式的五句式。古代没有火车，所以原来不可能有这句歌词。江西是紫阳客民主要源流地之一，紫阳县的各个集镇都有江西会馆。紫阳这首民歌显然是从江西传入。
例9  川北通江县民歌《拿去西方拴太阳》①：
太阳落土要落坡，主人叫声搓索索。
索索搓 到丈二长，拿去西方拴太阳。
这首歌讽刺了地主的贪婪、残酷。地主恨不得拴住太阳永远不落，好让长工日夜不停地为他干活。长工们就编出 这首歌来挖苦地主。
紫阳民歌《东家要我搓索索》，歌词几乎与此完全相同：
太阳溜溜要落坡，东家要我搓索索。
索索搓了丈二长，拿去西边拴太阳。
川北本来就与紫阳南部高山区山水相连，属于同一方言区，人民往来频繁，在明清移民时期有大批四川农民移居紫阳。紫阳县的文化工作者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曾在本县桃园公社作过抽样调查，被调查的36名老民歌手中有29人原籍四川和湖北。歌词中“索索”一词是典型的四川方言（四川话把绳子叫“索索”），在紫阳那首《东家要我搓索索》的歌中依然保留着这一四川方言词。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这首歌是经落户紫阳的四川人从原籍传入紫阳的。
例10    湖南常宁民歌《郎在高山喊一声》②：
郎在高山喊一声，妹在房中侧耳听。
拿起麻篮我倒了粉，拿起衣裳丢了针。
紫阳民歌《郎在门外喊一声》：
郎在门外喊一声，姐在房内侧耳听，
前门走来后门转，手拿花线掉了针。
字句虽有不同，词意如出一辙。都是喧染情姐听到情郎的声音以后，如何神不守舍，心慌意乱。我们认为，后一首是由前一首变化而来。
例11    湖北全省五大方言区内普遍流传名为《十绣》的民歌小调。湖南省有类似的《六绣》流传③。在紫阳县和安康市汉滨区也有小调《十绣》。紫阳现在发现的有六种不同的名为《十绣》的民歌，其中四种歌词基本一致，只是段数有多有少，都是唱中国古代通俗文艺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如曹操点雄兵，李三娘磨房产子，观音菩萨普救众生，杨六郎镇守边关，七仙女下凡，包公断案，尉迟敬德手拿钢鞭，孟姜女送寒衣等。这一歌词内容与汉滨区《十绣》、湖北各地《十绣》以及湖南的《六绣》都大同小异。而明清移民时期，紫阳县和汉滨区都有大批两湖流民流入定居。.因此,我们推断,紫阳和汉滨区流传之《十绣》均为自湖北传入之民歌小调 。
例12  多省民歌《才是啄木鸟啄春桩》④：
耳听山脚梆梆响，以为情妹洗衣裳；
丢了碗筷往那跑，才是啄木鸟啄春桩。
紫阳民歌花鼓子《姐儿河下洗衣裳》：
耳听河坝里棒槌响，定是姐儿洗 衣裳；
我沿山架岭①走拢去，才是个啄木倌儿啄树桩②。
虽然词句多有不同，但构思 的思路是相同的，都是先设置一个误会，最后才揭开谜底；开始都误以为“情妹（姐儿）洗衣裳”谜底都是啄木鸟啄树桩。两首歌中的“才是”一词是湖南方言词，是“原来是”的意思。虽然记载《才是啄木鸟啄春桩》的《民间情歌三百首》一书未注明“多省”是哪几个省，但从“才是”这个方言词来分析推断，这首歌很有可能是经由湖南流民传入紫阳，后发生本土化变异的。
例13  河北民歌《回娘家》：
风吹着杨柳，刷啦啦啦啦啦啦，
小河里流水，这哗啦啦啦啦啦啦，
谁家的媳妇她走啊走得忙呀，
原来她要回娘家。
身穿大红袄，头戴一枝花，胭脂香粉她的脸上擦。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
一片乌云来，一阵风儿刮，眼看着山中就要把雨下。
躲又没处躲，藏也没处藏，豆大的雨点往我身上打。
淋湿了大红袄，吹落了一枝花，胭脂花粉变成红泥巴。

飞了一只鸡，跑了一只鸭，吓坏了背后的小娃娃。
哎呀，我怎么去见我的妈？
紫阳民歌（八岔）《回娘家》：
姐儿今年一十八，急急忙忙要回娘家。
脑壳上梳起个牛屎巴③，背上背起个奶娃娃，
怀里揣起苦荞粑④，衣襟统起包谷花⑤，
左手提个鸡子，右手提 个鸭。
天上蒙蒙雨，地下溜溜滑，扯起就是一扑爬⑥。
脑壳上绊⑦散了牛屎巴，背上绊哭了奶娃娃，
怀里绊烂了苦荞粑，衣襟里绊散了包谷花。
鸡子绊得咯咯叫，鸭子绊得叫嘎嘎。
不怪我爹来不怪我妈，只怪我们女儿好回娘家。
两支叙事民歌情节相同，歌词句式相同，层次结构相同，只是语言不尽相同。河北民歌《回娘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东方歌舞团演员朱明瑛演唱并被电视播放以后即风传全国。如果在此之后出现紫阳民歌《回娘家》，就有可能是当代紫阳歌手改编了这支河北民歌，这就与“移民”的话题无关了。但这支紫阳民歌《回娘家》是紫阳县文化馆的音乐工作者在1976—1977年期间所举办的“民间歌手学习班”上采录到的，演唱者是地处川陕边界的高山 区紫黄乡55岁的农民覃承元，按当时的紫阳特别是紫阳高山地区的信息闭塞程度和文化生活落后的状况，一支尚未在全国流传的千万里之外的北方民歌，如果不是亲传口授，是难以让一个55岁的农民会唱而且加以改编的。由此推论，这支河北民歌经由移民的途径传入紫阳，再经过本土化的变异而产生出紫阳民歌《回娘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么，紫阳是否有来自河北的客民落籍呢？我们在史学文献中查到了两条线索：
1、陈良学先生的《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一书中曾引述著名史学家戴逸主编的《简明清史》和《故宫掌政丛书》中所记史实以论证清王朝的“圈地”运动导致北方大批农民流离失所。从顺治元年以后，清王朝为了安置大批涌入北京的满族贵族、官吏和八旗士兵，下令圈占京城附近三百里内各州县无主土地。后来发展到五百里内，无论有主无主的土地，一律圈占。最后圈占范围一直扩展到了山东、山西的部分地区和江苏的徐州。当时的直隶省下辖九个府，除了广平、大名二府以外，其余七府共计七十七州县，二千余里的地面上，都布满了被圈占的土地。在长达26年的圈地运动中，大批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背井离乡，展转流徙，相当一部分定居于陕、鄂、川各地。
2、查1989年版《紫阳县志·人口志》，关于居民祖籍，县志记载：“据清同治、光绪年间紫阳县署诉讼卷（部分）著录原被告120人，籍贯本县者29人，鄂36人，湘24人，川16人，赣6人，皖5人，闽、浙、冀、粤各1人。”这里提到了，在这120个打官司的人中，有祖籍河北的1人。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第二条线索中那个祖籍河北的人就一定是清代直隶省移住紫阳的人，但至少，上述两条线索都说明了，在清代移民时期河北农民流落定居于紫阳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推断，紫阳民歌八岔《回娘家》极有可能系由清代移民时期落籍紫阳的河北客民传入的河北民歌变化而来。
这种两地或多地民歌中，歌词相同或相近的情况在紫阳民歌中还有很多，限于本文的篇幅，不再一一列举。
（二）在部分紫阳民歌中反映了客民原藉地区的自然、社会风貌以及客民的怀乡情感。
例14紫阳民歌《桑木扁担》，互联网上有署名张勇的文章认为“直接来源于南方的唱本”[3]。我们不了解张勇先生这一说法的依据是什么，不了解他是否对原始资料作过考证研究，因此我们对“直接来源”一说持保留态度；但从对紫阳《桑木扁担》一歌的歌词内容来分析，至少可以肯定，它所反映的不是紫阳的社会生活，而是江南地区（尤其可能是江苏一带）的社会生活。
《桑木扁担》在紫阳有三种版本：两种山歌调子，一种小调。
山歌调子之一：
桑木扁担软溜溜，我挑担白米下苏州。
苏州买我好白米，我买苏州好丫头。
有钱之人吃白米，无钱之人泪双流。
山歌调子之二只有两句：
桑木扁担软溜溜，装船白米下荆州。
小调：
桑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上扬州。
扬州爱我好白米，我爱扬州好丫头。
第一首歌词在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上有自相矛盾之处：首先，挑担卖米养家糊口的农民绝对买不起也养不起丫头即婢女；其次，“我”既然买得起丫头，就必然是一个“有钱之人”，又怎么会发出“无钱之人泪双流”的感叹呢？难道他边买丫头边同情穷人吗？如果有人说歌词中这个买丫头的人不是给他自己买的，而是受主人之命，为主人代买丫头，也是于理不通的：有资格为主人采买丫头的人必定是主人信得过的高级奴仆（即“管家”之类），绝不会是一个挑着担子卖米的劳动者。
第二首歌词虽然只有两句，但两句之间的矛盾也是明显的；第一句既然唱的是“扁担”，为什么第二句却甩开扁担把白米装上了船呢？这样两句之间就失去了联系。如果有人认为第一句用的是“起兴”的手法，不必坐实，那也是讲不过去的，因为从第一首和第三首的歌词看，“桑木扁担软溜溜”是写实，而不是起兴。
相比之下，第三首的小调歌词就很合情合理。一个乡下农民进城卖米，为城里姑娘的美貌所动心，心生爱意，这是人之常情。因为是“爱”不是“买”，所以这首歌词里的“丫头”就不宜再作“婢女”解，而应做“姑娘”解。至今在许多方言中还是把小姑娘称作“丫头”的。
通过比较，可以认定，第三首（小调）《桑木扁担》，是比较真实可信的最初传唱的民歌《桑木扁担》，而前两首山歌调子是在紫阳传唱的过程中或由于本地歌手的改造，或由于字音的以讹传讹，而发生了变异的作品。从第三首（小调）《桑木扁担》的歌词来看，它所反映的应当是江苏特别是扬州一带的社会生活。紫阳距离扬州有数千里之遥，当时又不通车船，绝不可能有人挑担白米到扬州去卖。据此推断，这首歌当是原籍江苏的紫阳客民从原籍传入紫阳的民歌。有趣的是，改造这首歌的紫阳民间歌手们靠山唱山，靠水唱水。第二首山歌调子《桑木扁担》是原洞河公社的歌手唱的，洞河集镇是紫阳境内汉江著名的水运码头，又是湖北客民的聚居地，于是，洞河的民歌手按照他们的理解，“理所当然”地把“挑担白米上扬州”改为“装船白米下荆州”。殊不知地处江汉平原的荆州是湖北著名的鱼米之乡，紫阳的白米运到荆州肯定是没有市场的。而第一首山歌调子《桑木扁担》是原双安公社的歌手唱的，双安地处川道坝子，远离汉江，不通舟船，本地人运输货物，习惯于挑担，所以双安的歌手认同了原歌的“挑担白米”而没有像洞河歌手一样改为“装船白米”。
例15紫阳通山歌《郎在荆州考秀才》：
郎在荆州考秀才，写封书信带回来。
书信高上① 没写别的样，
叫姐打把金锁银锁铜锁铁锁，
一锁东门，二锁南门，三锁西门，四锁北门，五锁姐的房门，不准开，
留到情哥慢慢来。
封建社会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也和今天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的考生一样，必须遵守属地原则。明、清时，紫阳县属陕西省兴安州，只在明代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曾划归四川，后来重新划归陕西兴安州。紫阳从明代正德二年建县以来，从来没有划归过湖北荆州。按常理，紫阳人考秀才，只能在兴安州城所在地参考，而不会跑到远隔千里之外的湖北荆州去参考。很显然，这原是流传在湖北荆州所辖地区的民歌，后随移民流传到陕西紫阳。当然，在流传到紫阳以后，也和其他外地民歌一样，发生了本土化的变异，例如从金锁数到铁锁，从东门依次数到北门，这种用文学上的排比句、音乐上的“跺字句”（即一字一顿的句子）来把某种意思加以强调的手法，就是紫阳本土民歌的常用手法。
例16紫阳山歌调子《倒扳桨》：
河下撑船河下划，岸上大嫂喊喝茶。
不吃烟来不喝茶，黄州转来到你家。
到你家来到你家，蜜蜂不采窝边花。
从紫阳沿汉江行船到湖北老河口、汉口，再继续沿长江而下可到黄州（今黄冈市）。在明清时代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这是一条黄金水道，紫阳本地商人和外地客商大都沿此航道贩运山货特产。后来襄渝铁路贯通紫阳至武汉，加之汉江沿线几座电站大坝的阻隔，这一条水路交通线才变得萧条起来。但历史上，老河口和汉口从来都是紫阳以至整个陕南的货物集散地，紫阳的商人都是把山货特产装船远至老河口或汉口卖出，再采购货物装船原路返回紫阳。黄州与汉口相比是小码头，一般不会有紫阳商人过汉口不卸货而转航黄州。只有到紫阳贩运山货特产（特别是茶叶）的黄州客商，才会不在汉口卸货而直航黄州。湖北在明、清大移民时是紫阳县第一大客民源流区，当时有大批黄州人移住紫阳。后来有许多黄州客商凭借这些同乡关系，在紫阳和黄州之间做生意。由此可知，这个唱“黄州转来到你家”的歌手不是紫阳商人，而是常年往返于紫阳至黄州两地之间的黄州客商，或者黄州客商包租的货船上的水手。这支歌是反映黄州客商生活的民歌。
例17紫阳民歌《五姐与孟才》。这是一支叙事歌，又名《犯法五更》。歌词一共十五段，叙述清朝乾隆五十三年时，湖北省郧西县刘孟才与五姐相爱，后，刘孟才因杀人罪坐监，五姐用银子打通关节，县老爷答应可以不判死刑。
这个民间故事不是如孟姜女故事、梁祝故事那样的在全国广泛流传的经典故事，而仅仅是一个局部流传的地方性故事，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越过省界，传入远隔千里之外的紫阳县这样一个当时信息非常闭塞的山区小县。所以，可以推断，这首歌是通过移民途径，由流入紫阳的郧西人传入的反映郧西社会生活的民歌。
例18紫阳山歌调子《麻篮调》：
黄州麻篮广东线，一步挑在姐门前。
乖姐出来买麻篮，请问麻篮多少钱？
别人要买三毛三，你今 要买不要钱。
买你麻篮给你钱，为何说出不要钱？
《麻篮调》是一支叙事歌。据目前收集到的资料，共有九种曲调。九种《麻篮调》其歌词大同小异，仅有完整与不完整的区别。这里所引歌词是比较 完整的 三种之一，内容是货郎与小姐调情。其中第一句提到“黄州麻篮”，值得我们注意。
麻篮，即北方人所称“笸箩”，是一种家用器具，形如脸盆，比脸盆稍扁，常用来装针线、布头等女工用品，麻篮以竹子和藤条为制作材料，先用竹篾条编成骨架，再在篾条上缠以藤条即成。竹子和藤条在紫阳满山皆是，麻篮的编织工艺也并不复杂，紫阳的普通篾匠都会编，货郎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到千里之外的湖北黄州去进货。即使黄州出产的麻篮特别精致、美观，是著名的地方特产，这种本小利薄、装船运输所占空间又大的商品也不值得长途贩运，因为从黄州到紫阳，要在长江和汉江上逆水行舟上千里，贩卖麻篮的利润还不够付船费，商家不会不算这个帐。那么，合理的解释就只有一种：这本来就是一首反映黄州地方风情的黄州民歌，由于移民的原因，从黄州传到紫阳，又经紫阳歌手的修改、加工，演变出了其他几种词曲的《麻篮调》。例如，有一种《麻篮调》在挑货叫卖的前边，加上了砍竹、划篾、编织的叙述，把“黄州麻篮广东线”改成“麻篮编起广藤缠”，等等，这样，贩卖就变成了自产自销，货郎的身份相应地就变成了篾匠的身份。调情的主要情节没有变，后半部分歌词也大体相同，但“贩运”的痕迹却荡然无存。就这样，这支黄州民歌就演变成了紫阳民歌。
例19紫阳小调民歌《回麻城》。
这是一个男女二人且唱且说，有简单故事情节的类似小歌剧的作品，共有八段唱词七段 对白。男角是一个来自湖北麻城的算卦先生，女角是一个独守家门的少妇。女子要求算一算丈夫几时回家，男子回答说今明两年不能回来，进而劝说女子跟他一块儿，“到我麻城去玩一玩吧”。女子一开始是骂他“放屁”、“烂腮”，后来就慢慢打听起麻城的出产、吃食以及此地到麻城的路程。算卦先生高兴地一一作了介绍。最后，二人一齐上路向麻城进发。歌中那位来自湖北麻城县的算卦先生提起家乡便问一答十，喋喋不休，夸赞不已的自豪劲儿，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故乡的热爱和怀念。再从唱词和对白的语言来分析，女子用的是紫阳方言，例如“麻城先生奴的哥，奴家脚小走不到个么多。”“个么多”就是紫阳方言，即“那么多”的意思；而男子用的是湖北方言，例如“哎，娘子，该莫是问我麻城吃些什么东西的话？那清早起来，烧酒一瓶，黄酒一罐，瓜子、花生，把娘子吃得肥肥胖胖，这都是我麻城过早的东西。”其中“该莫是……的话？”就是湖北方言中常见的句式，即“是不是……？”的意思；“过早”也是湖北方言，即“吃早餐”的意思，至今，紫阳县的湖北移民后裔聚居地的居民依然把吃早餐称作“过早”。这两种不同方言在歌词和道白中的运用，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两 个人物的不同原籍。
例20紫阳民歌中有小调《十里墩》，内容是情姐送别情郎，从一里墩依次送到八里墩沿途所见景物和景物所引发的情感。“墩”是田野里凸起的棱柱体高大土堆。紫阳为土石山区，土层一般只有一寸到几寸厚，以下便 是石头，很难见到土墩这样的地理景观，因而也没有“×里墩”这样的地名。而湖北、湖南常有土墩之地貌，常见“××墩”之类地名。可见，小调《十里墩》原是一首两湖地区的民歌，反映的是两湖地区的自然和社会风貌。
例２１紫阳小调《卖杂货》中，货郎与买货的少妇之间有这样一段对唱：
（女）货郎你贵姓？
         你不像这里人，
     家住某州并某县，
         说与奴家听。
（男）家住苏州绍兴村，
         龙安县里人， 
     离城不过二三里，
         小小王家村。
     嫂嫂你贵姓？
         你不像这里人，
     家住某州并某县，
         说与货郎听。
（女）我家住苏州绍兴村，
         奴家本姓陈。
     请问你卖的什么货，
         说与奴家听。
从中可以看出，二人都是苏州移住紫阳的客民，仍保留着原 籍口音，互相听出对方不是紫阳本地人。货郎说自己“家住苏州绍兴村”，可又说是“龙安县里人”，似乎是把自己现在的家庭住地与祖籍分别来介始的。查《辞海》（１９９９年版），龙安为“古县名。唐武德三年（公元６２０年）置，因龙安山名，治今四川安县东北。……蒙古中统五年（１２６４年）废入安州。”再查“安县”条，安县“唐为龙安、西昌、神泉等县地，元为安州，明改安县。以县北龙安山得名。”大概货郎祖上原住四川省的安县，后来迁居苏州。货郎本人“一出家中五六春，走州过省份，贩卖杂货过光阴”，从苏州来到陕南紫阳县，又巧遇自己的苏州老乡、从苏州移民到紫阳的这位大嫂。这首民歌就讲述了这样两个江南老乡在北方巧遇的故事。
例２２紫阳民歌中还反映了来自湖广的商人利用紫阳客民中的老乡关系 到紫阳收购、贩卖茶叶的历史事实。
让我们先看一首紫阳小调《上茶山》。据现在收集到的，这支歌有四种不同的版本，其中比较完整的只有两种，另外两种只有片断的歌词。现在我们只对这两种比较完整的歌词进行分析。
《上茶山》（版本一）
每年有个三月三，收拾打扮上茶山。
人人都说茶山好，他做的活路要工钱。
左手拿个茶蔓子，右手又拿个大包袱。
上山银子五十两，下山银子五十双。
《上茶山》（版本二）
正月打扮是新年，二月打扮上茶山。
上山银子五十两，下山银子五十双。
挣得少来用得多，哪有银子讨老婆。
心想请个摇钱会①，人小面窄请不拢。
中间还穿插了男女对白，后面还有大段男女对唱，都是有关爱情的内容，与我们论述的主题无关 ，故从略。
从歌词中可以看出，这个上茶山的人是一个小本经营的茶叶商贩，他在每年的清明前后（农历三月三即清明节前后，正是头道茶采摘时节），上茶山收购茶叶。上山时他要向茶山主人交一定数目的购茶款（“上山银子五十两”），在山上他要付给采茶人一定的劳务费（“他做的活路要工钱”），这样，他在下山时合计已支出“银子五十双”了。“左手拿个茶蔓子，右手又拿大包袱”，正是他现场验收茶叶的生动写照。由于他“挣得少来用得多”连老婆也讨不起。
那么，我们又凭什么断 定这些茶叶商贩当中就有外地商贩呢？在紫阳另一首小调民歌《顺采茶》中我们可以找到证据。《顺采茶》共有１３段歌词，从正月依次唱到腊月。第一段是：
正月采茶是新年，收拾打扮看姣莲。
自从今日看过你，朋友约我上茶山。
你在家中放耐烦。
二、三、四段内容与第一段基本相同，大意都是“朋友约我出远门”，“做买卖”。第五至八段是妻子嘱咐丈夫早早回家，路上注意安全，注意健康。第九至十一段是妻子对丈夫的想念。第十二段是妻子对归来的丈夫说：“世上生意由你做，明年不许上茶山，丢下奴家受孤单。”第十三段是丈夫的回答：“世上生意我不做，明年我还上茶山，茶山顶上真好玩。”从这些歌词中可以分析出，这个“出远门”“上茶山”“做生意”的商人不是本地人，而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因为他离家后妻子常年孤单，以至于害怕他第二年再去。如果是本地茶商，他在一季茶叶收购、贩运 完毕后完全可以回家，到下个茶季再上茶山，用不着春天出门，到冬天才回家。
进一步探究，我们发现，在这些外地客商中就有来自湖广一带的茶商。关于这一点，同样有歌为证：
紫阳山歌调子《有心恋姐你就恋》
有心恋姐你就恋，你趁奴家在茶园。
再过三天茶摘完，郎回湖广姐回川。
相交一回难上难。
茶叶采摘、加工，有很强的时间性，正如紫阳农谚所说，“早摘三天是宝，迟摘三天是草。”紫阳是西北著名的茶叶主产区，每到采茶季节，全县茶农男废耕，女废织，全力以赴投入，仍然人手紧张，常要雇请短工，而且以女工为多，因为女子眼尖手灵，采茶效率常常超过男子。歌中这个抱怨男子不够主动的“姐”看来就是来自与紫阳山水相连的四川采茶女工。那个“有心恋姐”的男子，歌中已确指他来自湖广。他不可能和这个女子一样，是个采茶季节工。因为采一季茶最长不过一个月时间，假若他千里迢迢从湖广一带来紫阳采一季茶就回去，那他挣的工钱还不够他的路费。联系前面几首民歌（《上茶山》、《顺采茶》），我们不难确认，这个从千里之外的湖广来到紫阳茶山的男子，正是一个茶商。
以上是我们对民歌歌词进行分析 以后推 断出的结论。那么，历史文献中究竟有无外地商人特别是湖广商人到紫阳收购、贩卖茶叶的记载 呢？经查，在安康地方史学者陈良学的专著《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和１９８９年版《紫阳县志·茶叶志》中都记载有这方面的史实。清代同治以来，商人深入农村收购山货土特产或以洋货换取山货的现象越来越多?眼４?演。每到茶季，外地客商即从各地纷至沓来?眼５?演，在紫阳境内沿汉江和任河的小镇宦姑滩、县城、洞河、瓦房店、毛坝关等地长驻茶行或茶栈，以现金或实物收购茶叶转销外地?眼６?演。紫阳茶“向东销售者，几全用水运，经湖北老河口转销于鄂豫两省西部之地”?眼７?演。而两湖及江南客商在陕南各地经商，一般都是利用同乡关系，通过同籍移民的引荐和帮助而进行的，这在前述两部文献中都有大量记载。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紫阳民歌《有心恋姐你就恋》、《上茶山》、《顺采茶》，就是历史上湖广商人通过同籍移民关系到紫阳收购、贩运茶叶的真实写照。
（三）在紫阳民歌中存在大量南方的方言词语。
例２３紫阳小调《钱棍歌》。“打钱棍”是紫阳民间流行的一种传统文艺演出形式。在细竹棍中装入铜钱，在表演者全身各处敲打，发出有节奏的声音，同时边唱歌边配合做出各种舞蹈动作。《钱棍歌》就是打钱棍者唱的歌。《钱棍歌》中有这样的歌词：
冬月烘笼子①搭了架，腊月又把年猪杀 ，
这个年猪不算大，刚好杀了一百八。
肥的瘦的掌柜吃，骨头棒棒伙计们吃。
这里的“吃”要发?眼ｔ?揶‘ｉａ２１?演的音，这是湖南方言，这支歌共八段十六句，每句尾字都押发花韵，一韵到底。演唱这首歌的原团结公社现苗河乡农民歌手夏章林，就把“吃”发为?眼ｔ?揶‘ｉａ２１?演。如果不发这个音，这两句就不押韵，就与整首歌不谐调。这说明?熏这支歌是原籍湖南的紫阳客民创作的，甚至有可能原本就是湖南民歌，后随移民传入紫阳。
例２４紫阳小调《探妹歌》：
第六段
六月探妹三伏热，长袍短褂穿不得，
穿一个剪刀齐，免得旁人说。
第十一段
冬月探妹下大雪，人不留客天留客，
就在我家歇，那管旁人说。
这里的两个“说”字都读如?眼?蘩ｕ?藓２１?演，是鄂西北黄冈、麻城、红安、黄陂一带方言读音。紫阳本地方言“说”的声、韵母均如普通话“说”，只是声调有别而已。
类似例子还有紫阳小调《点兵歌》，称祖父为“公”，称父亲为“牙”，是两湖、江西、广东的方言；紫阳小调《四季相思》等歌曲中把“什么”称为“么子”，是湖北方言；还有例６《回麻城》湖北方言“该莫是……的话？”，等等，这些无不说明了南方诸省方言特别是湖北方言对紫阳民歌的影响。当然，四川方言对紫阳民歌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但紫阳和四川本属于同一方言区———西南官话区，所以这种影响也可说是紫阳民歌语言本身的一种属性或特点，故从略。
（四）紫阳部分小调音乐与南方小调音乐具有相似性。
例２５紫阳小调《虞美人》与江苏小调《码头调》曲调比较：
《虞美人》有三种大同小异的音乐曲谱，分别由南方移民聚居地三大集镇———城关镇、瓦房店、洞河的民间歌手演唱的录音整理而成。这里记录的是洞河镇民间女歌手陈和兰、张福荣演唱的曲谱：
《虞美人》

 

 

 

 

 

苏州民歌《姑苏风光》是由几个独立的小调调子联缀而成的一首较为长大的叙事性歌曲。下面节录的是其中的《码头调》①：
《姑苏风光》（节录）

 

 

 

 

 

反复玩味、比较以上两首民歌音乐，我们可以发现，它们不仅都是五声宫调与徵调交替，音域的宽度相同（都是十二度），而且最令人惊奇的是旋律相似。只是《码头调》旋律线在主干音上下频繁波动，装饰意味儿较浓，显得更加婉转、活跃一些；而紫阳《虞美人》减少了旋律线条的波动，显得要质朴一些。这种差异与两地方言特点有密切关系。人们常用“莺声燕语”形容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苏州话除了“轻”、“软”的特点以外，在声调上，调值的起伏较大，富于歌唱性，在外地人特别是北方人听来，苏州人吵架都像唱歌。《码头调》活跃、婉转的旋律契合了苏州方言的这一特点，使词曲配合和谐。苏州民歌曲调传入紫阳，歌手们按照紫阳西南官话的音调特点对旋律进行了改造，去掉了一些装饰意味儿的音，减弱旋律线波动的幅度，减小波动的频率，使曲调由华丽变得比较质朴。
例２６湖南桑植小调《上四川》音乐与紫阳小调音乐的比较：
《上四川》②

 

 

 

紫阳小调《幺姑十八春》

 

 

以上两支紫阳小调与《上四川》的调式、节拍、音高相同，特别是旋律极其相似。在紫阳民歌的小调歌曲中，曲调与此大致相同的作品还有许多，如《十劝》、《张家二姑娘》，等等。可以说，这是紫阳民歌小调音乐基本型之一。紫阳民歌音乐的一个基本型怎么会与湖南这首民歌音乐如此相似呢？是谁影响了谁？我们知道，历史上只有“湖广填陕南”之说而没有“陕南填湖广”之说。所以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说：不是紫阳的《幺姑十八春》、《嫁女歌》等流入湖南演变成《上四川》；而是湖南民歌《上四川》音乐随着湖南移民流入紫阳，经过本土化的变异，成为了紫阳民歌小调音乐的一个基本型。

包括紫阳县在内的整个陕南，位于陕西省这块“北地”的南区，它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包括它的历史文化积淀都不属于关中、陕北的黄土文化。清秀、浪漫、雄奇、艳丽的汉水文化滋润着这块土地，加上历史上移民活动带来的以两湖和四川为代表的巴楚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紫阳民歌“北地南腔”、“南北交融”的特点。本文从四个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在紫阳民歌中的艺术的反映，论证了紫阳民歌从内容到形式与紫阳客民源流地区文化的某些渊源关系。进行这种“文化寻根”式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紫阳民歌“北地南腔”、“南北交融”特点的理解；通过对“南歌”如何在紫阳发生本土化变异的分析，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民歌的“乡土性”的本质和“变异性”的特点。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初衷。

参考文献
［１］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８，第二章，第四章。
   ［２］紫阳县志·人口志［Ｚ］，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张勇，紫阳山歌离世界文化遗产有多远［ＥＢＯＬ］，新华网陕西频道，２００４－０３－２３。
［４］［５］陈良学，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７８—３７９。
［６］［７］紫阳县志［Ｚ］，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９。
（安康师范专科学校）    

陕南民间舞蹈中的氐羌文化印记
朱 广 琴
        按：民间舞蹈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它世代繁衍于民间，长期植根于群众，并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道德观念、宗教信仰、文化素质、审美时尚、民风世俗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成为民族精神的凝聚，也还是特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劳动生活的再现。它就如一面三梭镜折射出人类文明历史发展的足迹，可以让我们通过民间舞蹈窥视到一个民族、一方地域人生活的历史风采。安康舞蹈家朱广琴女士编著的《陕南民间舞蹈文化概览》一书是一部较为系统和全面地对陕南民间舞蹈文化研究的成果。为了显示《安康文化》的多样性，特此刊登该书的一部分(原名“氐羌文化的印记”)，以飨读者，同时也借此向广大读者朋友推荐该书。
舞蹈是人类最早创造的一种艺术活动，当人类开始劳动生产和进行社会性活动时就和歌唱绘画等即伴随着原始人的劳动和生活应运而生了。随着图腾崇拜和原始宗教的萌发，舞蹈也成为凝聚部族感情，进行祭祀、战争、庆典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活动。其中亦显示着一个民族文化的辉煌成就。古老的舞蹈遗存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是珍贵的活化石，是精神化的文物，从中可供我们了解、认识历史。这也是我们今天考察一个民族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民舞集成》的普查中，舞蹈工作者在嘉陵江、汉江源头的略阳、宁强县一带，挖掘出至今仍流传在边远山区的古老的民间舞蹈《羊角鼓》和《羊皮鼓》。舞蹈中至今保留着比较原始、古朴的具有古老巫舞的色彩；保留着古代军卒练兵、征战之仪式和场景；具有一定的原始生活气息和率真的特色。使人观后大有古代氏族部落舞蹈遗风之感。由于这一地区曾是古氐羌人聚居、活动之地，因而疑为古羌人舞蹈文化之孑遗。
一、陕南曾是古之氐羌民族活动范围
古羌族曾经聚居、活动于汉水中上游地区。其称谓见于古书者，或谓之羌，或谓之氐羌。《周书·王会解》：“氐羌以鸾鸟。”孔晁《注》：“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谓之氐羌。”据此可知，所谓氐羌，系氐地之羌族。“盖羌其大名，氐其小别也。”
古羌族系西部游牧部族之大族。活动分布地域极其广泛。据有关资料载：北起天山南麓，黄土高原，向南经青藏高原至四川盆地、泯江、嘉陵江、汉江上游直到云贵高原的广大地域中都有古羌戎的分布。居于陕甘青高原的古羌族向东进入中原，与当地民族融合，成为华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氐羌，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说：“古之氐羌，在今陇蜀之间者，至秦汉时，盖皆服属中国，同于编户。”东进的氐羌系羌族分支，亦是陕南古老的部族之一。由于其最早“受汉族文化的熏陶”，故较之余部更为先进一些。吕思勉在同书中对于羌人、巴人间的关系时说：羌族“其在南者，则同化较迟，则古所谓巴人，汉时所谓巴各南蛮及板楯蛮也。”除此，尚有余支向南经几次大迁徙、与当地民族融合后，成为彝族(古称罗罗)、纳西、白族、傈僳、土家、普米等近十个民族。
汉水中上游地区曾是氐羌聚居、活动或是骚扰之地。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印记。
今宁强县，古称“宁羌”县。
《宁强县志》载：“宁强县境，禹贡梁州之域。商及西周时代为氐羌所据。……春秋战国，县西北部为白马氐(羌族之一部)之东境、东南部为蜀国苴候都邑葭萌领地。”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平羌将军宁正征洮州(今甘肃省临潭县)氐羌，氐羌降，置宁羌卫于徽州(今甘肃徽县)，‘其曰宁羌，盖以辑宁氐羌之义，欲羌之永宁耳。’”其县名直到“民国31年(1942)元旦，改宁羌为宁强”县。
明·嘉靖《略阳县志》亦记载有：略阳在“春秋为氐羌所居。”
《略阳县志》(1992年版)载：“略阳先秦时为白马氐东境地。自汉至南北朝末，氐人多次在此建立政权、反抗汉族统治，屡次失败，汉族统治者曾数次将氐族人强制迁往酒泉、扶风、天水、关中一带。未被迁走的氐人，被迫学说汉话、学农耕、顺从汉人的风俗习惯，与汉民通婚，逐步被汉人同化。……羌族亦同样受汉族生活习俗影响与汉族融为一体。清雍正《重修略阳县志》载，当地人‘兼有南北语，类秦蜀’，积淀成兼有陕甘川地方特色的风俗民情。”
除志书记载外，至今在一些地方还保留有“羌寨”、“羌沟”、“羌窝子”等地名。足以证明略阳、宁强一带曾是古之氐羌人生活居住的地方。
氐羌人极为强悍。史称其兵“长在山谷，短于平地。不能持久，而果于冲突。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然古之羌人虽强悍，但由于进化较迟，故而皆系有勇无谋之粗鄙山野之夫。相传：早在商汤之时羌人就时常作乱、直到商武丁王即位。《后汉书·西羌传》有载：“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诗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武丁所伐之鬼方即为氐羌。《诗经·商颂·殷武》也有记：“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亦说明在商武丁之时氐羌部落曾被征服，并臣服于商王朝。
然而，到了商朝末年，面对商王朝的暴政，羌人又倒戈随周武王讨伐商纣。《书·牧誓》有记：当时，周武王伐纣之时有很多部落“及庸、蜀、羌、髳、徽、彭、濮人。”对于《牧誓》中所提到的羌人，吕思勉在《微、卢、彭、濮考》中认为：“羌族蔓延甚广，从武王伐纣者，当在陇蜀之间。”也就是说随武王伐纣的古羌人，乃嘉陵江上游、汉水中上游的氐羌部族。
古羌人“俗勇敢善战，以寇抄为事，皆披发。”对外的征战中如此，对内的族人中亦是“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因为强悍好战，并以“寇抄为事”，经常侵犯骚扰汉人及其它部族。故而自汉以后，各朝各代为保一方安宁，常以武力征剿。
这种征剿的战争在安康一带也常发生，曾有出土物“铜弩”为证：清同治年间兴安知府童兆蓉在《铜弩行》(并序)中考证：认为系当年镇压羌人所用无疑。由此亦可说明，当时汉水中游的安康亦有羌人骚扰，汉人为拒其侵犯而使用铜弩，而使“羌虏惊溃”。
古羌人多在汉水上游聚居、活动，除上述《宁强县志》、《略阳县志》等志书记载外，还有许多氐羌文化遗迹。据梁中效先生在《汉水上游文化史探微》中说：“今天矗立在略阳县城内高台子小学中的‘紫云宫’(又名新江神庙)和位于略阳城东侧的江神庙，是氐羌文化的孑遗。这两处古建筑的最大特点，是重于木雕和彩绘，注重外观华丽，没有汉族古建筑的斗拱装饰，大量使用挡封板，以便遮盖檐椽和内部的梁架结构。古建筑上的板绘艺术，有兽头图案画、氐羌人物画和高浮雕人物故事图像。兽头图案画多是熊、野猪、猴之类的动物，与氐羌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宗教活动有关。氐羌人物形象造型新奇，衣着服饰与汉族迥然不同。”“……有一将军画幅，高鼻、浓眉、大眼、头戴尖顶羊角帽，帽顶有金鸡翎，耳旁披发，身着披风，内着铠甲，足蹬尖卷皮靴”(转引自陈显达《汉中地区名胜古迹》)。上画人物，活脱脱的羌族人形象。
1974年，安康五里月河北部出土了一件战国“虎钮錞于”。“錞于”是我国西南地区古代民族具有代表性的乐器。远古的氐羌、巴族人信奉龙或虎，将其作为图腾崇拜。而安康出土了多件以虎为图案的兵器物件，如剑、戈、钺、錞于等。至今在西南同属古羌族后裔的彝、纳西、土家、白、普米、傈僳、哈尼等族都不同程度的在形式上保留着崇虎的习俗。正如前所述，古羌人分支颇多，程度高低不一，“其在南者，则同化较迟，则古所谓巴人，汉时所谓巴群南群蛮及板楯蛮巴”之说，可认为氐羌与巴同俗，“虎钮錞于”则是羌人或巴人的虎图腾乐器无疑。
二、民间舞蹈中氐羌文化的印记
羌人的活动对陕南历史影响很大，特别是汉水上游地区更是如此。
《宁强县志》载：“氐羌民族的本县活动历史悠久，千百年来，历经沧桑，而今氐羌民族遗痕还依稀可寻。”首先在服饰穿戴上与汉民族有明显的不同：“服饰，清末的服饰，除官服外，民间尤其是边远山区都留有氐羌服饰的痕迹。如男人以大布裹头，其扎法、帕形多种多样，颜色以白、黑、兰为主。男青年春秋在白色(或浅色)短衫上套著镶有小边的短坎肩，穿套鞋，扎裹腿，带绣花肚兜，系大腰带。上述服饰，今在偏远地区仍有所见。”这种服饰穿戴，不仅仅是宁强县，也是大巴山山区各县乡民(旧时)的最普遍的穿着打扮。
羌人的生活习俗、婚俗也很是特别：“父没则妻其后母，兄亡则纳嫠嫂”，“故国无鳏寡，种类繁炽。”“指媳以继子，招夫以养夫，甚且以胞弟妻其孀嫂，谓之转房，弟若不可，则嫂可以吞房，灭伦之控”(《后汉书》卷116)。这种婚俗直接影响着陕南，在解放前的汉中、安康颇为流行。这除了生活贫困，儒家宗法观念淡薄，财产继承转移等原因外，主要是受羌族文化影响无疑。
除上述外，亦有民间祭祀性舞蹈孑遗存于偏远山区。前面说过，陕南，特别是汉水上游地区是古羌人聚居、游弋活动的范围，使其这一带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兵戈盛行之地。历代王朝多次对其实行清剿与同化，到后来，强制的结果本民族的服饰已经基本消失(仅见于文物古迹图像)，语言也与汉族同化，自娱性舞蹈几乎绝迹。但是，却顽强地保存着古老的祭祀性舞蹈，因为这些祭祀舞蹈是氐族与“祖先”感情的通道。
(一)氐羌祭祀舞蹈孑遗
古之氐羌祭祀舞蹈源于信仰鬼神之风。
《曹国传》云：羌人“其俗重淫祠。……仪制极华。……祠者有千人。”
《史国传》亦载：羌人“城有神词，每祭必千羊。用兵类先祷乃行。”这种祭祀仪制在民间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记。
《宁强县志》载：“由于山区交通闭塞，经济文化落后，原始拜物教和多神教的残迹甚浓，人们视需要而臆造神灵，牛有牛王、马有马王、土有土地、山有山神、水有龙王、火有火神、不一而足。……各行各业各有所记，还有坛神、山魈、何大爷、吴二爷、毛鬼神、背篼神等等。”
这种臆造神灵的鬼神崇拜传统，是古代氐羌、巴蜀人“重淫祀”的古老巫师文化之遗风遗俗。因此，这里的山民不仅臆造神灵，并且自古就有“成群酣酒，厄社火与影戏，事事游嬉”，“重淫祀”、“惟丧事较大，其失尤甚”(明万历年《宁羌州志》)的民风。因而，千百年来，这里虽战事频繁，人民屡遭涂炭，民间艺术濒临灭绝，然而，古老的祭祀舞蹈《羊角鼓》、《羊皮鼓》却由端公在祭祀之时的跳神仪式中将其保存了下来，成为跳神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独特的祭祀性舞蹈形式。也为后世保存了珍贵的舞蹈文化的活史料。
1、《羊角鼓》
《羊角鼓》流传于宁强县境大巴山区，是由端公(巫师)表演的一种祭祀性舞蹈。
据汉中市群众艺术馆副研究馆员吴宝恒先生在《羊角鼓概述》(原载《中国民间舞蹈集成·陕西卷》)中介绍：《羊角鼓》舞是端公跳神仪式中的一种祭祀舞蹈。端公跳神，又称“跳坛”，分“文坛”、“武坛”两种。“文坛”以唱为主，“武坛”以舞为主。“武坛仪式中包括舞蹈、歌唱、民间小戏，以及木壳面具表演的傩舞傩戏。”
每逢山民家事不顺，多灾多难，或庄稼不收，人畜不安，便要请端公前来斩妖除怪，驱除妖邪。具有强烈的消灾避难的功利目的；一些富户人家家道顺畅，祭祀家神，或老人寿诞，做生意获利，邀端公前来“跳坛”，酬谢神灵的恩德，向神还愿。此类跳坛有喜庆、祝贺之意，又兼有娱神娱人之意。举办“武坛”仪式，载歌载舞，热闹非常，活动往往可连续三至五天，且通宵达旦的表演。端公则根据主家(邀请之家)的目的，决定选择“文坛”、“武坛”。并在表演的形式、内容、场合、规模大小上各有取舍和侧重。但以神的面目贯穿活动始终却是共同的。
民间还流传着一段关于羊角鼓的起源传说：天宫的牛王神为了除邪扶正、搭救黎民百姓，下凡帮人耕作。玉帝得知勃然大怒，命他立即返回天宫。群众不舍，牵衣拽肘不忍牛王离去。牛王神于是拔下一只牛角，交给百姓说：“今后若遇灾祸，只要吹响号角，我立即就来。”又拔下舌头作令版，割下一片牛皮作鼓，取下鼻环做鼓柄上的响环，解下脖铃做腰铃，一件一件交给群众后，就飞身上天去了。从此，当地群众就遵照牛王之意，以敲鼓、摇铃、吹角号，表示对牛王神的祈求和祭祀。于是，民间便兴起了《羊角鼓》，并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在这里牛王的角不知怎么却变成了“羊角鼓”的名称，颇为奇怪)。
《羊角鼓》质朴粗犷，作为祭坛仪式的组成部分，基本保存着古老巫舞的表演程式和风格 。跳坛开始，在低沉的牛角号声中，先由端公进行“占卜开坛”，请各神灵就位(即在香案上摆好各种神灵牌位)。再接着“破肩滴血”，表示神已附体。然后拿着角号和黄表纸旗，在锣鼓伴奏下，向五方跪拜，“招兵点将”。接着表演“耍神带”，即将数尺长彩布条两头用纸点燃后舞动。然后“发神”、“翻架”，即将其他端公请上场，开始在长凳上耍鼓。然后由一丑一旦手执小锣登场又说又唱，插科打浑，并在席间为遗宾斟酒端菜。待众人酒酣情热时开始表演《羊角鼓》。在仪式中，《羊角鼓》舞贯穿整个活动的表演过程，舞蹈在祭祀活动的典型环境中，反复演示着招兵、考兵、练兵、领兵上路、会兵交战、向“五方开炮”，最后是“穿花”，以示庆贺胜利的各个场景和各式，形成以鼓为主的多道具组舞。
整个表演各式和内容，很像是古代军卒的练兵、征战生涯。现在我们看来，此舞的祭祀内容与练兵征战的形式是不协调的。但端公们却能用一句“端公是救人的”行话，解释其在祭祀活动中请来神灵、神兵“救人”，救苦救难，斩妖除魔，庆贺胜利行为的合理性，并贯穿始终，不仅给祭祀活动增添威严神秘气氛，衔接了松散单调的祭祀程序，进而使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艺术源于社会生活，从古羌人的生活习惯看，练兵、征战似乎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被用于祭祀舞蹈中；也有可能是艺人们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联系一这地域战争频繁的社会生活现实，而形成的以征战、练兵为结构、套路和形式，以祭祀神灵仙鬼为内容的独具一格的表演形式。
《羊角鼓》舞的表演以双人一组对舞为主，场面大的可组成三四组，反复接跳。舞者所用道具有羊皮扇鼓、司刀、角号等。表演时先吹起号角，挥动摇响“司刀”，舞者即上场表演。舞者击鼓抖环，同进同退，时而屈膝前进，时而弯腰后退，时而拉手对转；或背靠背旋转，或上凳击鼓、绕转击鼓。舞者腰胯急促摆动、扭转，舞姿矫健，动作粗犷、有力，节奏奔放激烈。舞蹈突出扭腰摆胯的动律特点，特别是表演者呈“弓步”姿态时，臀部仅向一侧连续摆晃，颇有原始先民舞蹈的痕迹和情趣。舞蹈始终伴以“嘭嚓!嘭嚓!”的强烈的鼓声，急促的腰铃声，铁环的撞击声和阵阵呼号声中进行，颇有征战拼杀的气氛，虽每组只有两人表演(有时几组同时表演)，然如同古代氏族部落征战或练兵时的浩大场景。
据老艺人介绍，舞蹈的绝大部分动作名称和舞蹈表现的内容与战马或征战有关。如“牵马坠蹬”、“乱马腾蹄”、“挂腿”、“打武把”、“爬山”、“穿洞”、“翻架”、“会兵”等等。据说羊皮鼓倒拿似蹬，因而还有用两个羊皮鼓为道具，将铁把倒支靠在场地中央的场景，以及上马、骑马奔驰的形象动作。明显地保留古代氏族部落征战或练兵的痕迹。有趣的是，有时舞蹈除了反映征战拼杀的气氛外，还有表现动物之间作爱的动作，如“蛾谈情”、“鸳鸯交颈”、“鸭子围蛋”及动物本能交媾动作，使舞蹈又具有原始生活气息和率真的特色。与那些表现古代军卒练兵、征战生涯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使人又疑是古羌人“用兵类先祷乃行”的仪式。总之，观后大有古代羌族舞蹈遗风之感。
2、《羊皮鼓》
《羊皮鼓》舞是羌族具有代表性的舞蹈之一，广泛流行于羌族地区。由于羌人族系分布范围广泛，因而同是一种舞蹈各地却称谓不同：如四川省的(羌族人后裔聚居地)龙溪一带称“莫恩纳莎”，理县佳山一带称“布兹拉”，茂纹黑龙三龙一带却称“恻拜举、苏得莎”……。在陕南，主要流行嘉陵江上游的略阳一带。这一带亦是“春秋为氐羌所居”、“古为白马氐之东境”(白马氐即古代羌族之一支)。
《羊皮鼓》是以舞者每人手拿一用羊皮蒙制而成的在蒲扇形鼓道具而得其名。鼓形有如东北的“单鼓”、河北“扇鼓”、北京的“太平鼓”。鼓形虽如是，但其表现的内容，舞蹈的目的及道具的装饰、舞者的服饰却大有分别。
据吕波、田耘在《四川宗教祭祀舞蹈考实》中记述：“羊皮鼓舞是羌族祭祀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其活动分上坛、中坛、下坛三种固定程式，内容为祭神、还愿、驱邪、祈福等。”正如所说，陕南《羊皮鼓》舞的程式和内容与之大同小异。
据吴宝恒、吕福生二位先生在《羊皮鼓概述》(见汉中地区《民舞集成》编辑部《“概述”汇编》)中介绍：《羊皮鼓》舞是旧时秦巴山区的端公在民间祭祀活动“开坛”时表演的一种舞蹈形式，可在多种场合和情况下表演。
①庄户人家家道不顺、多灾多难，认为是鬼邪作祟，曾向“神”许愿：待灾免病除，亨运相通，即择良日请端公前来请神下界，以“还愿”。此活动多在冬腊月农闲之时进行。届时，主家在院场内搭建起席棚，安放“神位”，供奉香火和供品，由请来的端公打《羊皮鼓》。鼓手少则一对，多则三、四对。在一大锣的伴奏下，载歌载舞，反复轮换跳打多遍。此中，每对鼓手打一遍称为一“坛”。若是大户人家举办此种仪式，则亲朋朝贺，摆酒设宴，歌舞数日，通宵达旦，场面十分阔绰，活动颇具娱乐性。
②家中有人久病不愈，认为是妖邪缠身。也曾许愿请神灵保佑，但终不灵验，只有请神下界擒拿妖邪，方可逢凶化吉。这种坛或设在堂屋，只请一对跳《羊皮鼓》的端公，在夜间进行。这时的《羊皮鼓》舞则包含在一系列巫术活动程序之中。开坛后，先跳一段《羊皮鼓》舞，然后请“神”下界。连续地进行着请水、吞刀、吐火、念咒等一系列程序后，当神灵“附体”时，端公们分别拿宝剑、刀开始跳跃着斩妖除邪，并将鬼邪驱逐于荒野，斩杀妖鬼于刀下方回。再跳《羊皮鼓》舞以安慰神灵。这种坛式的《羊皮鼓》艺人的装扮却有讲究：一般头戴“马头纸”，腰系红色八卦裙，佩系八宝铜铃十二个，再加上司刀、宝剑等足以震慑妖魔鬼怪。
③在庙会(城隍庙会)和春节期间作为一种表演性娱乐活动进行演出。这时的《羊皮鼓》舞完全成为娱乐性表演节目，毫无祭祀活动中的那种神秘、肃穆之气氛，而充满了热烈、喜庆之气。可作群舞，也可双人舞。并不拘泥人数。表演前，在原地先打一通固定套路的鼓点，既可酝酿情绪，又起着烘托气氛和招徕观众的作用。表演时，两人边击边舞，在“嘭嚓!嘭嚓!”的鼓场、环声中表演着“禳鼓”、“揉麻窝子”、“单腿跳”、“凤凰三点头”、“线筢子”、“禳星辰”、“勾腿跳”及“躺凳”、“跳凳”、“踩凳”、“跨凳”等粗犷、热烈的舞蹈技巧动作，同时在鼓环声的伴奏下配以曲调高吭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唱腔，给人一种别致、独特的韵味。在《民舞集成》中，吴宝恒、吕福生二人曾数次深入基层，搜集和整理了《羊角鼓》、《羊皮鼓》鼓点的打法、舞蹈基本动作、唱腔曲调和唱词等，使这一珍贵的舞蹈文化遗产完整地、系统地保存下来。
(二)氐羌舞风今犹在
古西羌族多居住于天山南麓、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高山寒冷地带，长期过着游牧、狩猎生活。后一部分向西南迁徙，余下的虽经强制同化于其它民族之中，其风俗及民间艺术亦同化其中，但仍不忘祖先，顽强地通过祭祀活动保留着能与自己祖先交流情感的古老巫舞。再者，这些古老氏族的后裔长期居住在秦巴山区陇蜀之间，这里交通不便，与文明社会相对遥远，文化信息也相对封闭。这种封闭无疑对当地社会进展起了阻碍作用，但封闭的状态又似乎给原始民族艺术的保留创造了条件，使至今流传于大巴山区的祭祀性歌舞仍保留着古老的原始风貌。《羊角鼓》、《羊皮鼓》舞蹈的古老风格特征就能证明这一点。
1、舞蹈的道具亦是巫师的“法器”。
《羊角鼓》、《羊皮鼓》的舞蹈道具都是“羊皮鼓”。“羊皮鼓”为原始击乐，历史十分悠久。直到现在，在羌系的好些民族的巫师中都见使用。如凉山彝族巫师“苏里”(男称苏里，女称莫里)在跳神驱鬼的祭祀舞蹈时，就使用的是“羊皮鼓”。在这里，“羊皮鼓”既是舞蹈道具，亦是巫师作“法”时自身必备的法器。这种自备击乐为自娱舞蹈伴奏，也是原始舞蹈的特征之一。在巫师眼里，这种法器与“司刀”、“响环”(铜铃)、牛角号等相配合。既是能够震慑一切妖魔鬼怪的、威力无比的武器，又具有召唤神灵助阵、驱除鬼邪的神圣作用。在表演中，敲击这些道具发出强烈的声响，再伴以脚步节奏声、急促的腰铃声、铁环的撞击声、口中吼叫声等等，组成强烈的混合声响节奏音乐，与自己所跳舞蹈相配合，无需乐队便能组合成完美的视听艺术效果。
2、古羌人舞蹈动律特征遗存。
据吕波、田耘在《四川宗教祭祀舞蹈考实》中介绍：从舞蹈动律看，“羌族的基本动律为胴体轴向转动、左右拧倾(上身倾斜转动)，以胯部带动身肢的变化”为特征。而陕南《羊角鼓》、《羊皮鼓》的舞蹈动作中，“舞者腰胯急促摆动、扭转”。“舞蹈突出扭腰摆胯的动律特点，特别是表演者呈‘弓步’姿态时，臀部仅向一侧连续摆晃，颇有原始先民舞蹈的痕迹和情趣”。通过比较不难看出，《羊角鼓》、《羊皮鼓》的舞蹈特征明显具有原始羌族舞蹈特征，特别是动律特征与羌族舞蹈动作特征简直是如出一辙，一脉相承。
端公舞从远古走来，历数千年。传至近代，已逐步融进了相近的民间艺术因素和戏剧因素，在一些地方已衍变为《端公戏》。而上述的《羊角鼓》、《羊皮鼓》受戏曲影响极小，至今保持着自身独特的道具、舞蹈风格、套路和形式，在纯正中自成风韵。这除了地域闭塞原因外，恐怕还与早期原始宗教为其蒙上神秘的色彩，使其仅仅从“神坛”这一单行通道上世代师承、沿袭有极大关系。今天所见到的舞蹈虽具有羌族舞蹈的一些特征，但是否就是真正的古羌人舞蹈遗存，尚待进一步研究。不过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除上述地域与古羌人活动范围相同，风俗习惯相近外，从表演者的服饰来看：大都穿当地山民常穿的大襟长布衫、外套坎肩、系腰带、扎头帕、穿麻鞋，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从舞蹈本身的音乐及舞蹈基本动律的特征上分析，不论其调式、调性、舞蹈动作、风格、动律均和现今羌民族的民歌、民舞有相近之处。音乐上，有的不仅调式、旋法一致，甚至连骨干音都是相同的。从舞蹈动作上来看，除上述动作特征外还有着与羌民族传统舞蹈的奔放、剽悍类似的风格特征。总之，许多迹象都说明《羊角鼓》、《羊皮鼓》与羌文化的血缘关系。
                      (安康市群艺馆)

 

历代典籍中的安康人文景观
李厚之    张会鉴
经过几年安康城建部门的努力，安康城市园林建设大为改观。其中如金州广场的兴安楼、江北桥头的安澜楼、滨江大道和即将施工的城堤公园等，都设计精美，为安康山水增色，引人入胜，大家都说安康城在山色水光中映衬的更美了。然而纵观历史，仍不无遗憾之处，据说过去有些景点，因为只是传说，或者和宗教有关而被否定(至少不被重视)。这种急功近利，固步自封的思想认识，限制了对安康城区山水和人文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限制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发展。当我们欣赏历代文人墨客笔下的安康山水风景诗文时，常常为不少很有特色、华美精丽的古建筑消失而惋惜不已，也为未能在今天重建其容而困惑不解，如果我们能将其中最典型的建筑在城区重建，那么安康的山水之美就会更加完整，更加绚丽多彩，安康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也将获得实有其物的证明，这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是以笔者不揣谫陋，就安康历代人文景观最典型者叙述如下：
虞帝庙   《前汉书》应劭注云：“在西域。”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舜居媯讷，在汉中西城县西”。又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刘备 以申仪为西城太守，仪据郡降魏，魏文帝改为魏兴郡治。城内有舜祠，汉高帝庙，置民九户，岁时奉祀焉”。舜祠在今江北，《兴安州志》云：“过中渡一里，舜曾居此，一名姚墟。”又云“明隆庆中(1567-1572)，建正殿五间，大门、重门各三间。”刊碑榜曰：“虞舜陶渔河滨处”。明万历十一年(1583)毁于水，庙宇坍圮。万历四十六年(1618)关南道吴愈、兴安知州许尔忠重修，“殿庑门垣，黝垩丹漆，悉则故制”。许尔忠撰《重修虞帝庙碑》文，略云：“兴汉江之北，旧传为姚墟。《帝王世纪》可按也。(明)隆庆己巳岁(1569)，士人耕田得琉璃脊兽、甬道暨剥落残碣，依稀记大舜陶渔河滨处”，“当事者闻于朝，创建崇祀，春秋享献。”今碑佚文存，遗址上尚有万历四十六年重修时，阁城士民所立之“虞帝陶渔河滨处”石碑榜文一通。清嘉庆十三年(1808)，兴安知府叶世倬倡首再修，著名学者张澍亲赴遗址考察，后撰《姚墟考》一文，辨析舜居安康的理由，并引晋朝人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今安康有姚墟者，西城本魏之安阳县，晋太康初(约在公元280—283之间)改为安康。故安康谓之媯墟，或谓之姚墟也”。帝舜姚姓，名重华，故有姚墟之谓。
今存世帝舜遗迹，湖南为巡狩驾薨之虞帝庙；浙江余姚为“舜支庶所封，舜姚姓，故曰余姚”；冀州蒲坂姚墟，张澍认为乃司马迁“据其所迁者而称之。”都没有“陶渔河滨处”的提法，这个典故出自战国《韩子》一书，韩子曰：“农者侵畔，舜往耕，期年而耕者让畔；河滨渔者争坻，舜往渔，期年而渔者让长；东夷之陶者苦窳，舜往陶，期年而器以牢。”安康古人认为这里就是帝舜陶渔之处。是以至光绪 间，安康知县屈寿昌特将《虞帝陶渔河滨处》石碑榜文作亭以护之。可见虞帝陶渔传说之久远，入人之深广。因此重建虞帝庙，不仅可以展现安康人文历史之悠久，而且因虞帝陶渔河滨大大提高安康知名度，实为一处不可舍弃的人文景点。
翠光台    又称“翠光遗台”，安康古八景之一。创建于宋，北宋真宗二年(公元998)，翰林院侍读学士杨徽之游山南，有《翠光台》诗云：“钓舟浮浅濑，一舍绕重林；云放千峰出，花藏一径深。”明成化十四年(1478)创修之《金州志》，翠光遗台为八景之一，白河知县普晖诗云：“云山面面树苍苍，独有遗台拥翠光；乱抹晴烟横古渡，轻飘瑞霭弄斜阳。”万历间，兴安学正李正芳；康熙时，兴安知州王希舜在八景诗中，都赞扬了“翠光遗台”的美景。
因为翠光台是地方一个重要人文景观，于是到了明代衍变出一段美丽神话，据康熙《兴安州志》之《仙释》载：“郭尚灶卖酒翠光台下，有道人吕姓，在柴扉道院中，往来尚灶店中饮。尚灶不取一文，如是数年。道人授一丸，投龙窝水中即成酒。道人去后数年，复来，携尚灶往香溪炼丹，从翠光台端飞去。”今翠光台虽然已废，但作为安康古八景之一，其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却十分丰富，是安康历史上极为著名的古建筑，重建翠光台不仅可以恢复古八景，也是游人凭眺汉川，登高揽胜的景点。
忘归亭   北宋熙宁七年(1074)建，据《兴安州志》载：“在州西南五里，宋陈师道有记。”其略云：“相与登斯 亭以向座，则又云意舒徐，气血和平，遽然而笑，栩然而歌，超然而忘归。其山川之美，临观之乐，不言而知，言不能尽也”。
陈师道为江西派重要诗人，文师曾巩、诗师黄庭坚，雅奥自成一家。元祐中，苏轼荐其文行，授徐州教授，累迁秘书正字。熙宁间，其父为金州通判，师道尝客居金州，作《忘归亭记》。
至喜堂   南宋淳熙间太慰部浩建，淳熙初，郭浩以安抚便知金州，招辑流亡，开营田，积赢钱十万缗助户部，封太子少保，于是在金州构堂建楼，时著名爱国诗人陆游 入四川宣抚使王炎幕府，投身军旅而至汉中，特为诗讽谏郭浩不要因修了华丽的堂室而消磨斗志，甚而抱有隐退思想，金人仍在河洛一带与宋军争战，鼓励郭浩以国家大局为重。这首诗就是著名的《题郭太尉金州第中至喜堂》：“安康甲第天下传，玉题绣井摩云烟。落成鼓吹震百里，意气欲压秦山川。第中筑堂最宏丽，奎画岌岌蛟龙缠。知公所喜在勇退，顾视解组如登仙。公心虽尔天未可，终倚北伐铭燕然。十年宿卫功第一，小却卧护长淮边。帐前犀甲罗十万，幕中珠履逾三千。愿公小缓高枕计，既今河洛犹腥膻。出师鸡鹿拥皂纛,画像麒麟峨玉蝉，是时公喜客亦乐，为公满写黄金船”。据说，郭浩读诗后，即放弃了急流勇退的念头，参与了北伐金人的战争，卒赠少师，谥曰恭懿，在金州立祠奉祀。
郭浩是抗金名将，陆游 是爱国诗人，此一段公案，实足为安康山水增辉。因此重建至喜堂，可使安康历史悠久的人文精神得到实物证明，从而也可使安康城山水之美更加完整。
忠惠王庙    在西堤南端，奉祀唐中和年间金州刺史崔伟。据康熙《兴安州志》载：“创建于宋，有元人二碑在焉，其一云：‘神之功德，宋已刻石，嘉定五年重加封号，至正改元，辛巳(1341)十一月重修行祠，金州吏目康道积撰文’。另一碑文，则兴元学政黄理仙撰(文载《安康碑版钩沈》，碑现藏于陕西省西安碑林)，题曰《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碑文记载了元末红巾农民起义军攻占安康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赞扬安康“去城百步，有汉江之清波自山番冢荡漾东流，历洋州萦纡数千百里而至于金州之境。其舟车辐辏，商贾接踵，实秦头楚尾之都会也。”特别是碑阴镌刻了五十多元代军政官衔和少数民族(蒙、回、维族)姓氏，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观赏性，在国内石刻艺术长廊中占有一席之地。
明正德二年(1507)，金州刺史王溥重修并建山门廊庑；清康熙时，兴汉镇总兵官程福亮捐资补葺，黝垩丹漆，金碧辉煌，诚一郡胜景。光绪二十一年，陕安镇总兵官姚文广再修，恢宏其规模，并建碑亭，庙貌更加宏阔雄丽。今虽不能恢复庙貌，但为了证明安康人文历史的博大精深而不仅只是山色水光，仍可以复制重刊《牛山土主忠惠王庙碑》，于西堤南端建亭以护之，使之成为安康城区一个重要的景点。
药王山(庙)    《兴安州志》云：“西南五里曰药王之山，孙思邈之神居之。仲春初吉，郡人争赴，其俗然也。”又说：“药王庙，孙真人思邈常往来山中采药，后人立庙城西五里士阜之上以祀之，殿前黄扬一本，相传已数百年矣。”庙建于宋，明成化八年(1410)郡守郑福葺修饰；万历间，郡药肆捐重金恢郭之，美仑美奂，遂为郡城士民游乐之区。古人题咏甚多，刘应秋《十月朔后，同诸友痛饮药王山》：“列坐呼卢兴未阑，澄江日晚晚天寒，壶倾木客休估酒，醉卧螺纹第几盘”，尤为脍炙人口。又有“封苔倚石凸还凹，俯背飞鸦高复低；有客登楼传老句，逢僧说偈止儿啼”等诗句。光绪中，医士郭天元筹款重修，署西安府事宫尔铎为之记。其略云：“邑西药王山，兴郡之胜景也，一湾碧水，青山四围，景色翠茜，不可名貌，游观之乐莫先焉。”
今药王山已成殡仪馆，夺一郡之风水，殊为可惜，若能迁出，重修药王殿，旁建小亭，连山虚郭，沿山脊升降，娇若游龙之势，将是何等壮丽雄奇!
文昌宫    安康郡城香溪洞公园已成景点，以此为轴心，城区负郭之南，西有药王之庙，东则重建文昌宫，彼此呼应，连成一线。文昌宫创建于明嘉靖间，《兴安州志》载：“南七里曰文笔之峰，岌然刺天，满 岁春暮，野花被山，其旁一峰，为明时州守郑时亨所增筑，建文昌宫于其上”(在陈家沟脑东岸山上。)清光绪十九年，知府童兆蓉在旧址上重建文昌宫。安康举人罗钟衡撰《重修文昌宫碑记》，略云：“旧址上加砖积土筑为高台，盖与城郭相望也。门外伐石为路，宽一丈，长五十丈，下至山麓，陈家沟水环绕焉。又为石桥达于两岸，所以便往来也。登阁眺望，觉阁之壮丽，出云气而摄斗牛。所谓‘两城烟火，了如指掌’。至于原溪映带，平畴如画，远带汉水，樯帆上下，而既见者皆出乎履舄之下。汉之北上台、中台、下台，势若星拱，而牛山之峥嵘靓丽遥相影对，其左右则龙王寨矗立于东，鲤鱼小盘据于西，合形辅势，无不效伎于山门之前，亦郡中一大奇观也。”
除以上几处久负盛名古建筑外，据康熙《兴安州志》载，还有若干亭台楼阁，录如下：
望江楼   《兴安州志·古迹志》：“在汉南岸，昔人观竞渡处。” 
望云亭  《兴安州志·古迹志》：“在城东北三十步。”
绮川亭    在州治北。
翠光亭    在翠光台之左。
枕戈碑    “又曰御书亭，南宋宁宗庆元五年(公元1199)，御书‘枕戈’二字赐郭倪，立碑西城。”
回龙观    “在郡城西北隅，汉水之滨，竹树丛集，绀窗掩映，尽堪游目，清康熙时胡恺建，”知州王希舜撰《回龙观碑记》。
安康又有四大丛林，名著于外。据《兴安州志》载；万春寺：创建于唐咸通年间，南岳怀让祖师开山。明嘉靖四十年重修，林木郁葱，昔有大竹千竿，翠绿可爱。被明陕西按察使张涣誉为“可绘真图”的寺庙，庙前白云洞石窟，有唐至明题咏10余首。天圣寺：在西津渡之南，创建于宋，规模雄阔，壮丽可观。明嘉靖吏部侍郎温仁和《游天圣寺》诗：“红日浴江蒙雾雨，晨钟礼佛听蛟龙。”是郡人暇日 趋之地。新罗寺：在西津渡北，唐贞观时新罗国(今韩国)僧人建，内有怀让禅师读书庵。东岳庙：即双溪寺。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宣抚使张浚重修，郡守王彦董其役，明末毁于兵火。顺治间重修，嘉庆间再修，请西蜀高僧日杲主持，易名双溪寺。近代著名高僧印光大师在此学习戒律，开端净土。以上四庙形成犄角之势，中间一脉汉水，映带郡城，布局十分精奥。
安康建置已有2300多年历史，古代建筑十分丰富多彩。南宋以后，由于宋室南迁，安康由通衢而逐渐沦为交通闭塞之地，明代以后，迭遭兵燹，加上自然灾害，一些重要人文景观悉遭破坏，唯余“废丘故宫，颓垣败冢。”它的荒凉衰落，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也不乏人为毁弃，这与安康建设中等城市的雄图大业极不相称。然而这也正是重建昔时楼阁殿宇人文景观的理想之地，其实用价值尤其重要。
一个没有人文历史的城市是苍白的，在旅游事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各地都很重视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资源的开发和建设。一大批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的风景名胜点，正在成为城市旅游的热点。安康的城市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一些部门和单位，人们的注意力还不是用在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和个性特征的风景资源，而是跟在别人后面赶浪头，趋时髦，于是就出现了什么城市花园、休闲山庄等等新名词，它们都没有实际内容。经济战线上这种重复布点，各搞各的小景观的弊病，主要还是出于经济利益，根本不懂一个城市发展的人文精神。人们审美的一个基本要求，是不能千篇一律的。失去了地方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也就是失去了城市建设中的个性，这是经济建设日益发展的安康城的羞耻。
安康城山水旅游和人文景观资源的开发，是相辅相承，大有可为的，但其前提必须打破那些限制人们对美的追求的条文，遏制那些不知道人文精神为何物的人对旅游资源的浪费，有关部门应根据今天的形势和人民的要求，参照外地一切可行的合理经验，对那些不知定于何时的条文和所谓“约定俗成”的框框，进行一次清理，剔除其不合时，不合理的部分，才能换来安康城区的发展和繁荣。

 

李佩今与鬼谷子文化研究
吴 龙 晏
提起石泉县地方史志专家李佩今先生，不能不提到他在进行地方史研究中，挖掘史料创作出版的长篇文学传记《敢死队长》及其文史研究专著《鬼谷子与石泉》。有人说，人过半百的李先生在学术上不断创新，其实，他的学术创新还在一个一个的发生……
2003年8月28日这一天，也算是李佩今先生的又一个创新。
这一天，偏避的小县石泉因为有这么两个人在这一天成就了一次全国性的盛会———石泉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使众多学界名流云集石泉，这两个人，一个是战国时期的著名隐士鬼谷子先生，是他在中国先秦史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一页；另一个就是发掘鬼谷子文化的现代学者石泉县鬼谷子文化研究会会长李佩今先生，是他的发掘，才引起了全国众多专家的重视，也才有了这次盛会。
这是一个规格较高，规模较大的全国性学术会议。由中国先秦史学会和石泉县人民政府联合主持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四川、黑龙江、广西等14个省市的42位全国著名专家、学者以及省市领导共计100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能够在石泉召开，对于帮助我们挖掘地方历史遗产、丰富石泉文化内涵，提高石泉文化品位，扩大石泉知名度，加快石泉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推动石泉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石泉是一个有着浓厚文化积淀和底蕴的山区小县。历史上，它地处秦头楚尾，既有秦文化的刚烈、雄浑、苍劲的风格，又有楚文化的宁静、柔婉、秀丽的风采。南北相融、东西贯通。在李佩今先生从事近20年的地方史志研究中，了解到过去这里是一个兵戎相交、风云际会的地方，知道发生在这里的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看到了一幅又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先秦史的研究上，他首先对“禹生石泉”进行过研究，最近几年来，又对历史文化名人鬼谷子先生进行了考证和探讨，得出了一个“鬼谷子故里在石泉”的结论。
那么，鬼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他和石泉有着什么关系，为什么在这里讲学、传道？李佩今先生带着种种疑问和谜团，一个一个地探讨、考证、解密。
一、关于鬼谷子其人
关于鬼谷子是否是一个真实的人物，他说，鬼谷子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杰出的思想家、谋略家、纵横家。他姓王名诩，也有人说他姓王名利。在陕南汉江流域流行的汉调二簧戏曲中，又称他为“王禅老祖”。大约生于公元前390年，死于公元前320年。是战国后期的楚国人，“居汉滨鬼谷山”。他既是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个著名的隐士。他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历史文化名人。
历史上，鬼谷子和老子、孟子、孔子、庄子、墨子、韩非子诸人齐名，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他是纵横家的学术代表和鼻祖。当时的战国，群雄争霸，战祸四起，诸子百家也应运而生，各种思想相互撞击，都迸发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奇光异彩。鬼谷子是当时的游说理论大师。他对当时的社会贡献较大，除潜心治学，著书立说，有著作传世外，还开门教学，授徒传艺，其中最杰出的学生是苏秦和张仪。一个是连横派的代表(张仪)，身卦秦国相印；一个是合纵派领袖(苏秦)荣任六国合纵长。他们对促进当时的历史发展都产生过巨大作用。他们的功绩光照千秋，他们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鬼谷子文化不仅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还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先秦时期，鬼谷子的学术理论闪烁着灿烂的智慧和光彩，都感到它“妙意无穷”。到了汉代，封建统治者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时，儒家的思想成为封建王朝治国的正统思想。而儒家认为鬼谷子的思想与他们所推行的“忠孝仁义”基本主张是完全对立的。因此，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多处于受排斥的地位。鬼谷子文化也被尘封。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斗争、军事斗争、经济斗争纵横交织，异常激烈。因此，鬼谷子智谋在当今国际斗争和经济生活特别具有借鉴意义，鬼谷子学说在现代竞争中的应用价值也日趋呈现。在中国改革开放大潮中，这位传统智谋家的思想已被堂而皇之地摆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殿堂。
二、石泉鬼谷子文化研究的由来
李佩今先生从事鬼谷子文化的研究，缘起20世纪末，石泉有一个叫邹耀华的老人，他在民国时期曾任国民党石泉县政府教育科长。20世纪90年代，那时他已经80多岁了，在李佩今主编《石泉县志》时，邹耀华被聘为文史资料员。邹耀华在征集文史资料过程中，曾提起过一件事，他说他在石泉女小读书时，随父亲到县衙门办事，发现县衙内大牢门口有一通石碑。碑上，他只认得有鬼谷子几个字，内容看不懂。后来，他当了教育科长，再去找那通石碑却再也找不到了。
不知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敏感，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件事一直深深地印在了李佩今先生的脑海里，助使他研究鬼谷子的欲望。于是就大量查阅文史资料，采集民间传说，写出了一篇《鬼谷子其人》文章，发表在文史季刊《西江月》1993年第3期上。文章提出了鬼谷子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不是虚幻中的神仙。
后来，他又经过博览史书和进行一些实地考察后，提出了关于鬼谷子故里问题。根据鬼谷子是楚国人，又“居汉滨鬼谷山”，通过国内几处鬼谷子隐居地的分析比较，写出一篇《鬼谷子故里考辩》，发表在《汉江论坛》1995年第2期上。
这篇文章发表后，李佩今先生又将文章原封不动地寄给了《陕西史志》编辑部，该刊编者将原来的标题《鬼谷子故里考辩》改为《鬼谷子故里当在石泉》，发表在《陕西史志》1995年第6期上。后来，李佩今就这个问题多次到西安求教省城的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不少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特别是2002年4月，李佩今先生在山东禹城参加“全国首届禹城大禹文化研究会”，见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孟世凯和宫长为研究员以及各省、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教授，和他们就“鬼谷子故里在石泉”的历史结论进行了探讨和嗟商。不少专家学者根据李佩今先生提出的“书证”、“物证”和“理证”，认为这一结论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孟世凯研究员认为“鬼谷子文化是石泉的独特文化资源，应该好好挖掘”。这给李佩今先生极大地鼓舞。返回石泉后，在原县政协副主席李玉平的支持下，他联合石泉热衷于地方文化的人士成立了石泉鬼谷子文化研究会，并多次深入人迹罕至的云雾山踏勘，通过细致调查分析，基本掌握了云雾山鬼谷岭的众多文化遗痕，并在石泉掀起对鬼谷子文化研究，在诸多专家、名家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了大量地调查、取证工作，并已编写出版了《鬼谷子与石泉》、《石泉鬼谷子文化学术研究论文集》等专著，对促成全国首届石泉鬼谷子文化学术研讨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三、鬼谷子故里在石泉
关于鬼谷子故里问题，李佩今先生说，鬼谷子隐居之地，或者说，留有鬼谷子遗迹的地方，全国有十四处。主要是河南登封，陕西三原、韩城、耀县、石泉，湖北的远安、当阳，湖南的大庸，四川的广汉，山东的泰山，河南的淇县、汝阳以及新疆等地。
在鬼谷子一生中，得出有多处隐居之地，但鬼谷子先生的故里，却只能有一处。哪一处应该是他的故里呢？通过文献资料的研究和遗址实物的比较考证，李佩今先生认为陕西石泉当为鬼谷子的故里。
他说，鬼谷子是战国时期的楚国人。这是比较公认的，他既然是楚国人，那么，他的故里就应该是楚国。而在先生多处隐居之地中，归属于当时楚国的只有4处：湖北的远安、当阳，湖南的大庸，陕西的石泉。又据有历史文献称鬼谷子“居汉滨鬼谷山”。汉滨，就是汉水之滨。而汉滨的鬼谷山，唯一就是石泉境内的鬼谷岭。其它3处，虽古为楚国，但离汉滨就相距太远了。
石泉县云雾山鬼谷岭，据历史上明、清时期的《兴安府志》、《石泉县志》记载，从前，山上有鬼谷子庙，有鬼谷子留下的历史遗存，如老茅庵、舍身崖、石棺、鬼谷田等；山下，广泛流传着鬼谷子的民间传说。现在的鬼谷岭遗址，还散藏有28通石碑，其中有一通石碑镶入墙中，碑文就有“鬼谷子经历之处”的文字记载。
通过考察、论证，李佩今先生认为，这神秘的云雾山，就是古代神秘的历史人物鬼谷子的故里。
石泉县鬼谷子文化是一份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料，同时，也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现在，李佩今先生还在进一步地考察、研究，为恢复云雾山天台寺的重建和搞好云雾山的旅游开发在进行不懈地努力着……
                   (石泉县档案史志局)

 

蓦然回首   国粹犹在
———聚焦汉阴“三沈”文化现象
王    涛
由启功先生和杨仁恺先生题写馆名，被著名作家周而复先生生前赞誉为“中国文化界重要项目之一”的“三沈纪念馆”，在三沈昆仲的出生地———陕西省汉阴县城奠基兴建以来，特别是2005年 9月25至26日，由北京大学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办，汉阴县委、县政府承办的首届中国三沈文化研讨会暨“三沈纪念馆”开馆典礼和沈尹默先生书法真迹精品展等“三沈”文化系列活动在汉阴县成功举办，引起海内外文化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原北大党委纪委书记、中文系主任闵开德教授，代表北大在致辞中评价说：“这一系列文化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陕西省、安康市和汉阴县的领导敏锐洞察到汉阴的地方文化优势，成功地打出了‘三沈’这张文化牌，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已经关注到了陕西汉阴，汉阴也依托文化与经济互相促进赢得新的发展。”
“三沈”之魂———北大精神   
因父亲曾两任汉阴厅抚民通判（后任定远厅同知），家室安居汉阴县城，祖籍浙江吴兴的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兄弟，于19世纪80年代诞生于陕西汉阴县城。棠棣三人自幼受南北交融、东西荟萃的汉水文化熏陶，少年立志，勤学苦读，在汉阴学习生活20年左右，辛亥革命后相继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成为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和享誉世界的文化大师。
“三沈”昆仲在传统诗学、新诗创作、书学、语言文字学、文献档案学等领域，均开启一代风气之先，卓有建树；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是我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等校早期的中心人物，对蔡元培、陈独秀等人进北大及在北大的去留，乃至"五四"后北京大学的未被解体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创办都起了关键作用，他们与时俱进，坚持正义，捍卫真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鼓与呼，为营救“五四”运动中被捕教授和学生竭力奔走，表现出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在抗日救亡斗争中，他们宁死不为侵略者和敌伪政权做事，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他们以科学态度治学，以民主精神育人，桃李满天下，美誉享四海，培养了茅盾、丁声树、顾随、台静农、周祖谟、郑骞等一大批学者中坚，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沈尹默和沈兼士兄弟均以不朽业绩均载于《词海》。
北大资深教授陈玉龙先生说：“沈尹默先生兄弟三人人品、学品、书品、诗品俱佳，都是北大赫赫有名的教授和大学问家。沈士远先生善讲老庄哲学，沈尹默先生诗书双绝，直追‘宋四家’，的确是一代宗师；沈兼士先生精于国学，是语言文字学宗师。三位沈先生都是蔡元培校长的亲密战友和同事，是当之无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们遗留的精神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著名作家、原文化部副部长周而复先生2002年1月12日来信指出：“汉阴县拟建‘三贤故居’，此为中国文化界重要项目之一。‘三沈’与当时‘二周’（周树人、周作人）、‘二马’（马幼渔、马衡）并提，为著名学者、专家，理应保存故居，以便后人瞻仰学习，发扬光大‘五四’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等。‘三沈’均是文化大师，享有国际声誉，国内外研究‘三沈’者不多，应予加强。”
闵开德教授在三沈纪念馆开馆典礼时指出：“今天，我们纪念‘三沈’，不仅为北大，不仅为人杰地灵的陕南汉阴，更为中华文化史上‘一门三杰’的奇观，更为弘扬三位先生坚持正义、弘扬学术、不畏强权、爱国进步的崇高精神，而这些也正是北大的魂!”
“三沈”品牌———汉水至尊   
安康历史悠久，山川秀丽，处处水碧涧幽、峰奇岭峻。由于地处我国东西南北文化的过渡交融地带，文化瑰丽、板块众多，是其它地域难以媲美的。现有的考古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证明，安康在内的汉水流域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和中华民族的摇篮之一，早在石器时代就表现出兼融我国南北文化的特点。春秋战国以后，汉水流域成为华夏民族大迁徒的重要栖息地，稻菽文化和麦粟文化在这里兼作并种，形成了兼容并蓄、刚柔相济、圆融宽和的汉水文化秉性。《诗经》和《楚辞》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两个源头，而这两个源头恰好在汉水流域交汇在一起。《诗经》中“二南”、“二雅”中的大多数篇章所描写的是汉水流域的诗篇，而以《楚辞》为歌的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他的许多诗作中以忧国忧民的激情凭吊着汉水。秦汉以来，汉水文化以交汇开放的气魄，兼容并畜的胸怀，吸纳消化其它优秀文化，不断发展壮大，并深深融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乃至世界优秀文化之中。千百年来，兼收并蓄的汉水文化流进了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血脉，也自然深刻地影响了生长于斯的“三沈”昆仲，形成了他们丰富深厚的文化底蕴、与时俱进爱国爱民的文化精神、包容万象的学养和淡泊沉稳的性格特征。
沈尹默先生的外甥、西安美术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著名油画家谌北新教授年少时曾长期生活在“三沈”身边，他应邀两次来汉阴考察时多次强调指出：“现在很多研究者不清楚‘三沈’的学问是从哪里来的，‘三沈’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其实，‘三沈’的学问、思想、为人、性格乃至衣着习惯等等都是从汉阴来的，是汉水文化养育出来的，是严格的家教熏陶出来的，是多年的‘童子功’练出来的。没有在汉阴多年练下的‘童子功’，‘沈天下’（沈士远）、沈尹默和沈兼士一入北大就讲历史，讲哲学，讲文学，一讲一学期，滔滔不决地讲了一二十年，那能现蒸现卖吗？……我们应借汉阴筹建‘三沈纪念馆’的东风，研究弘扬汉水文化，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外无数发展实例证明，名人优势可以转化为资源优势、形象形势和经济优势。安康是“三沈”的故乡，“三沈”不仅是汉阴的文化品牌，更是安康乃至陕西的重要文化品牌。因为“三沈”之所以才华卓绝，大气非凡，饮誉世界，并非是守在汉阴一隅之地闭门苦学而成大器。“三沈”昆仲弱冠之后，游学中外，雄视古今，博采众长，推陈出新，自成一家，成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文化运动的开拓者，为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巨大精神财富。可以说，“三沈”的精神是与时俱进的求是精神，三沈的文化是放眼世界的开放文化。正如汉阴县当任领导所说的那样：“‘三沈’昆仲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不仅是汉阴的，也是中国和世界的。我们有责任把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挖掘好，整理好，弘扬好，使其成为汉阴乃至安康的资源优势、形象优势和经济优势。”
“三沈”故里———厚德载物   
“三沈纪念馆”的兴建，昭示着民族优秀文化的复兴，昭示着汉阴县委、县政府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能力的提升。获悉“三沈纪念馆”落成喜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副校长、93岁高龄的中国当代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在301医院病榻上，欣然为汉阴题写了“三沈故里”题词，并以特快专递寄赠；美国耶鲁大学资深学者、著名书法家、年逾九旬的张充和女士（沈尹默先生在重庆时期的弟子）也题写了“三沈故乡”寄赠。陕西师大资深教授霍松林先生撰联“新学导先河珠联壁合尊三沈，法书垂典范龙卧虎跳继二王”寄赠；原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杨力舟题赠“民族精英，俊逸千秋”，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著名学者舒乙（老舍先生儿子）题赠：“汉阴三沈在中国新学诗歌教育书法史上导先河，功勋卓著。”一时间，海内外众多杰出专家学者相继为“三沈纪念馆”题赠墨宝。更为可敬的是，“三沈”亲友将珍藏多年的30余件沈尹默、沈兼士和于右任等人的稀世珍品墨迹带来汉阴展出，并向“三沈纪念馆”捐款和捐赠“三沈”墨迹、遗物、著作、藏品等，本地各界人士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表达对兴建“三沈纪念馆”的支持，无数参观者不远千里专程前来纪念馆参观，留下许多感人佳话。
著名学者肖云儒认为，文化积淀与文化形象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最全面、最先导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力代表一个地区的软实力，文化形象常常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将文化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以“三沈”纪念馆系列文化工程为代表的先进文化，使其逐步成为传承 “三沈”人文精神，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素质教育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基地，成为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引领开发、推动开放、加快发展的先导工程，成为全县干群陶冶情操铸灵魂、移风易俗添干劲、同心同德奔小康的精神支柱，使汉阴秀美山川和文化名人交相辉映，提升汉阴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综合竞争实力，这是汉阴县委、县政府的战略远见和睿智决策。
汉阴县已将战略眼光瞄向世界——通过市场化运作兴建“三沈故里”碑林，逐步将“三沈”纪念馆建成荟萃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集文化研究、爱国教育、文物展示、旅游开发、对外宣传于一体的三沈文化博物馆，并将其逐级申报为中、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物保护单位；筹划成立“中国三沈文化研究学会”和“三沈文化”传播实业公司等，构建以“三沈”为主的文化产业体系，申报中国书法之乡，修复汉阴明清一条街，建设好富有“三沈”文化底蕴的龙岗园林、凤凰山“三沈之旅”国家级森林公园等系列文化工程，将汉阴建设成在国内外有一定知名度的人文旅游胜地，进而推动安康经济文化社会和谐发展。
                 (汉阴县委宣传部)

 

岚皋旅游业断想
 赵良亭
旅游业作为21世纪最具潜力、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不仅直接刺激交通运输、通讯邮电、商贸餐饮、文化娱乐等第三产业发展，而且能给工业、农业、建筑业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休闲度假、回归自然成为一种时尚，因而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就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名片。山水风光是岚皋独有的资源特色，也是岚皋最大的优势，如何合理保护和利用资源，加快岚皋生态旅游业发展步伐，使其尽快成为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发展旅游产业是推进岚皋发展的客观选择
旅游业具有综合性强，关联度高，带动效应直接明显的特点，它的显著功能在于形成磁石效应，有效聚集人口流动和扩大消费，推动诸多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文明进步。岚皋县位于安康市以南，大巴山北坡腹地之中，构造复杂的山地结构和温暖湿润的北亚热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以及保存良好的自然生态植被，造就了绚丽多彩的林景、峰峦叠障的山景、多彩多姿的水景、变幻莫测的天象等大自然奇特旅游景观，特别是现今遗存的仰韶文化遗址、百子洞古人类居所、千年名观南宫观、白莲教义军古战场和巴人乡村民俗等人文景观，更彰显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据初步勘踏，岚皋县境内南宫山、神河源、蜡烛山(岚河漂流)、千层河等四大旅游区，有景点282个，其中一级景点75个，二级景点54个，三级景点153个。对于一个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山区贫困县而言，农业增长空间有限，工业生产又先天不足，致使经济发展原始积累不足，经济综合实力不强，那么，充分利用和大力开发这些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兴办旅游产业，就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明智选择，也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相关行业发展，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可以通过配置和优化资源，促动景点游览区的群众就业致富，更能通过内引外联，扩大对外开放，拓宽融资渠道，把岚皋优越的自然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转化为具有充分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的生产要素和发展资本，推动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
二、岚皋县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岚皋县始终把生态旅游作为壮大县域特色经济的重点产业，在探索实践中提出了“发展绿色产业、打造旅游品牌”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坚持边建设、边打造，边营业、边规范的工作思路，紧扣生态旅游主题，围绕建设陕南旅游强县的奋斗目标，着力加快旅游基础设施、景区景点、服务体系三大建设，旗帜鲜明地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经过十几年的开发建设，现已建成南宫山国家级森林公园、神河源省级森林公园和享誉省内外的岚河漂流等景区，规划了享有“陕南小九寨沟”之称的千层河、蜡烛山、水围城等一批待开发的旅游景区景点，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品牌，经济收入逐年攀升，对县域经济社会产生了多元拉动效应。2004年，累计接待游客10.2万人次，创综合收入5100万元，2005年1—10月，全县接待游客11.5万人次，综合收入达5750万元。中省市领导、新闻媒体和社会名人纷纷前来考察调研，生态旅游的品牌效应逐渐显现，发展活力不断增强，旅游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
三、岚皋县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一)基础设施依然十分薄弱。突出表现在道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县际通道少，境内迄今尚无一条高等级公路，景区景点服务设施不够健全，配套功能欠完善，“吃、住、行、游、购、娱”服务体系发育也不够成熟，无法满足游客的需要，加之城镇建设特色不够明显，致使部分游客进不来，或者在岚逗留时间短。
(二)旅游管理体制不够顺畅。岚皋县旅游资源和景区景点的开发管理，基本上是分行业管理的模式，景区景点处于条块分割、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状态，这种管理体制既不利于旅游资源的整合开发，也不利于旅游产品整体市场合力的形成，导致投资渠道单一狭窄，投资规模受到限制，良好的资源和景区都遭遇资金短缺、开发乏力的困绕，严重制约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旅游发展环境不尽人意。主要表现在发展大旅游的认识不充分，全民抓旅游意识不强，部分单位和部门乃至个人为了各自的利益而配合不力，旅游投资环境仍不够宽松。
(四)宣传促销力度不够。由于受县域财力限制，旅游宣传促销范围有限，尤其是在中省媒体上未能持续进行宣传，致使景区景点知名度不高，仍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加上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一些景区景点文化挖掘不深，包装不精，旅游市场拓展不力。
(五)管理和服务人才匮乏。因发展基础、教育环境、认知水平等因素，目前旅游管理、策划、促销、导游方面的人才引进、培养、开发滞后，专业化水平和服务质量较低，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市场需求。
四、加快岚皋旅游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一)更新思想观念。坚持科学发展观，用新的机遇观开放观、市场观进一步树立大抓旅游，抓大旅游的思想，在解放思想中更新观念，在更新观念中解放思想，坚决克服小而全、顺其自然发展、走到哪里黑哪里歇的小农经济观念，真正树立旅游品牌意识，真正形成党政主导、各部门齐参与、全民打总体战的氛围，真正形成“农业围绕旅游调结构、工业围绕旅游出产品、三产围绕旅游上水平、交通围绕旅游上档次、城建围绕旅游出形象、林业围绕旅游出景点”的强大合力，使全县旅游产业在“十一五”期间有一个质的飞跃，把旅游产业做大做强。
(二)做好科学规划。围绕大旅游、大市场、大产业的方向和创建全国生态旅游名县、陕西旅游大县、陕南旅游强县的目标，聘请知名专家，突出山水自然风光和生态环保优势，结合水资源开发、改善生态环境、城镇建设、文化产业培育，按照旅游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并重、人文景观与自然风光相协调的原则，尽快高起点编制完善岚皋旅游产业总体规划和主要景区建设详细规划，充分发挥规划在旅游开发和其他配套建设上的指导作用。
(三)突出项目带动。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和载体。要围绕旅游产业研究项目、争取项目、建设项目，积极创造有利于旅游产业发展的硬环境，着力解决旅游基础设施滞后的问题。交通建设要以安岚二级公路改造为重点，贯通县际之间的快捷通道，抓好旅游专线公路提等升级，千方百计提升道路通行能力。城镇建设以建设生态旅游城镇为目标，突出中心城镇建设，完善配套服务功能，加强市容市貌整治，改善接待服务条件，实现城镇硬件设施与旅游配套功能一体化。积极抓住退耕还林和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机遇，对景区周边和旅游公路沿线全部进行规范化、专业化、地域特色化的造林绿化，着力保护和提升景区景点的生态质量。
 (四)创新发展机制。以规范市场管理、优化发展软环境为抓手，积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推行“政府出资源、企业出资金”的旅游投资格局，实现国有资源与企业资本的最佳组合，加快推进旅游资源和景区景点开发、经营管理市场化进程，广泛采用使用权拍卖、经营权转让、租赁及资源参股等多种形式，盘活存量，整合资源，大力开展招商活动，强化内引外联，培植旅游龙头企业，走集团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道路。
(五)实施重点突破。以森林生态旅游为重点，以人文景点为补充，狠抓服务体系配套，开拓新兴旅游项目，推出南宫山宗教文化、神河源野外风情、蜡烛山探险等旅游产品和安康—岚皋—南宫山、神河源、岚河漂流等黄金专线，将岚皋旅游融入西安(安康、汉中、襄樊)—岚皋—巫溪—重庆的旅游大循环之中，积极做好南宫山AAAA级和神河源、岚河漂流AAAA级景区的创建工作，着力塑造一批精品景区。围绕“吃、住、行、游、购、乐”六要素，开发以茶叶、山野菜、魔芋食品为主的特色绿色食品和根雕盆景、藤编石砚为主的特色工艺品开发，积极开发培育地方戏曲、山歌民俗、特色农家等项目，挖掘传统乡土文化内涵，拓展旅游市场，提高产业化水平。
(六)开展联合促销。尽快建立政府组织、部门联合、政企联手、上下联动的宣传促销新机制，通过适时举办节庆活动，制作精美画册、拍摄专题片、联络新闻媒体和引进影视剧团等形式，不断向外界宣传推介，造大岚皋生态旅游的声势，扩大影响，聚集人气，增加客源。
 (七)培养旅游人才。建立旅游人才与从业人员培训教育体系，加快导游、服务、文艺三支专业队伍建设，着重培养策划、管理、营销三类专业人才，不断提高产业经营管理水平和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以适应旅游大发展的需要。
                   (岚皋县人民政府)

 

情 满 神 河 源（二则）
黄 开 林
一 地 芳 菲      
野花向客开如笑，芳草留人意自闲。要说这儿什么时节最美，首推神河源之夏，当别处花落成泥，群芳隐退，这里却芳草连天，山花烂漫，一些叫得出叫不出的植物，一直努力着出类拔萃，它们的愿望是那么的强烈，它们的步调是那么的一致，似乎要不顾一切地将自己最美的一段青春芳华举过头顶。脱颖才能傲出，恃才方可傲物，每每至此，我的心，醉在一片绿色的清芬里，醉在姹紫嫣红的野草闲花中。
生活中最美的快乐，都是一些零碎小事，那些微小、和善、平民的快乐，就像走近我们身边的一位老熟人，一瓶老酒，一根牙签，一个好天气，抑或是旅途上遇到的一撮瘦土，一块顽石，一蓬小草，一朵无名的野花。
我本一介布衣，对神河源的花草多不能识，就像我们在陌生的城市遇到许多人，认不到没有关系，能不期而遇，也是几百年所修。正如佛所言：前世的一千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静下心来想，人和自然中的植物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一个守土有责，矢志不移，安贫乐道，一岁枯荣一世情，满目青山满目春。一个能行走，是步行的云泥，移动的火焰，一缕醒着的梦———人是自然中带梦的植物。
因为有草，故而它是美妙的。它的美妙不仅因为草甸的浩淼、博大和壮丽，还有一份与肆虐的狂涛相抗衡的平静。这种画面，让我不时想起某个春光四射的午后，收到一首小诗，一个短札，风中飘起的长发，某双夜里闪闪发亮的眸子，走在冬日萧瑟的路上突然泛上心头的暖意———嗯，纯正的青春味道。这里的绿是诗意的，是有情调的，是用画笔和语言描摹不出的，幽静的巴山底色，可以使放浪形骸的心有所皈依，浮躁火气的情绪变得理智，达到脱胎换骨的境界。我生性孤傲，不想扎着堆地撵热闹，只想宁静地和这些本色的绿地在一起，扎下根须，通上地脉，成为谁也不认得的一种植物。毕竟，我也狂野过，在乎过，冒失过，不安份过，头重脚轻过。趁现在还来得及，我要好好饱饱艳福，再也不想丢失任何真切的感受了。
在草甸中央，蓝天白云下静卧着一泊紫得叫人形超神越的湖水。像一滴嫁娘的喜泪，晶莹，透亮，妩媚，生动得叫人心碎。是少女无邪的明眸，澄澈，纯净，羞涩，单纯得让人怦然心动。神田，不见神来耕种，年年收获着碧鲜。这是神来之笔，大巴山王冠上熠熠生辉的翡翠。
越是博大的胸襟越是虚怀若谷，越是有真本事的人越是礼贤下士。神田的风景是谦恭的，是有涵养的，是有气质的，尽管美得眩目，却不诡谲张狂，更不故作高深，恃强凌弱，是所有喜欢宁静的心灵最好的憩园。站在高处看，正午阳光下的神湖，水面上不时出现一些精致的浅涡，或是鱼鳞状的波纹，像婴儿酣睡时脸上偶尔笑出的酒窝。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变化而改变，仅从照片上看，酷似一块宝蓝色魔镜，跳草裙舞的山丘镶着别致的花边。怎么看怎么觉得神田是神河源所有风景中的点睛之笔，是巴山的天目，大地的泉眼，只要你不眨眼，敢于目光对视，就能知悉自己心灵的澄澈度，测试出自己思想的深浅。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是平等的，一颗草，一株树，一根藤，一朵花，都有自己的位置，有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也许不怎么高大，开出的花不够芬芳，结出的籽并不饱满，但无论怎样，都应该尽力让自己活出质量，活出层次，活出自己应有的风采。我尊重这儿的每一株小草，是它让我们的心境纤尘不染，让我们的欢乐浩浩荡荡。看到这铺地的绿茵，就想到母亲织染出来的蓝印花布，有阳光的味道渗进纤维。难怪我躺在草丛，感觉出格外的温馨，空气中弥漫着母爱的离子，浓浓的奶腥味儿扑鼻而来。
神  田  守  望   
凡是游览过神河源的人，自然成了一根能移栽的秧苗，走到哪儿就把美丽和快乐带向哪儿，就把丰稔和希望带向哪儿。守望风景和守候丰收，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回事儿。在神田草原，我想起小时候守秧母田的情景。
世间万物都是有母亲的，比如水稻，秧母田就是它的妈妈，准确地说，应该是它的胎盘。
田犁了耙，耙了又抹，直到有了豆腐脑的感觉，才打上排水沟，泼上水粪，均匀地撒一层金黄金黄的谷种，盖上薄薄的油汪汪的干粪被褥。下来的事情就是守了，人手不够，就用谷草扎成稻草人，披蓑戴笠，手握竹杖，俨然武林高手，站在田埂上，比兵马俑逊色不了多少。
稻草与我们的童年息息相关，扳谷子的时候，父亲抽一撮连同身旁的散草作迎合状，同伴心领神会，忙将靠在拌桶边的稻草喂上去，父亲单手由胸前朝外划个圆弧，照脖子一勒，朝空中抛去，稻草把子稳稳地站在稻茬上，活灵活现一位忘了梳头穿了百褶裙的小姑娘。我想起母亲打的裤子的谜子：上边一个圆，底下两个圆，害怕它跑了，中间用绳拴。
稻草晒干后，父亲就找一棵树围着朝上码，草头朝里，边码边用脚踏实，草垛越来越高，父亲越变越小，真没想到，一些普通的稻草，让父亲站在了宝塔尖上。那时候的父亲很高大，很风光，有傲视群雄的威仪，草把笔挺地站成仪仗，接受他的检阅。稻草垛子又像一座金字塔，大树是它的脊梁，枝叶是它的蓬帐。又像是实心的蒙古包，虽闻不到奶油的飘香，却有禾草的清芬。要在草垛上抽掉几把，不懂玄机，就会一毛不拔。稻草也是牛的饲料，春耕时饲养员就挑上等的草，像包饺子一样，稻草作皮，黄豆作馅，所不同的是，这种特殊的“饺子”拖着长长的尾巴，很像过去打酒的提子。扎稻草人的草，茎长，有韧性，一色的金黄。用篾片葛藤棕绳缠绕绑扎，抽象写实并用，夸张拟人兼得，前后甩手，右脚向前跨一大步，随时都在作奔跑状。
麻雀自持灵巧，编队飞翔，风卷残云般落将下来，我就想到天网恢恢,一网打尽。它们嗑谷子的姿式很老道，很优雅，巧嘴一捻，吞吐自如，两片谷壳随风飞扬，如落英缤纷。防了天上飞的，忽略了地上跑的，稍不注意，家中的几只土匪似的鸡就会赤脚下田，让你防不胜防。我想，鸡是怕鹰的，就用稻草扎了一只，用两根山竹根做爪，把竹片放在火苗上熏烤，弯成长长的喙，再找几匹棕绑成翅膀，身躯仍用稻草，一根细绳子缚了，高高地挑在长竹竿上，被风一吹，低空盘旋，还真像一只飞翔的鹰。关了一夜的鸡，轻车熟路，正要大快朵颐，猛抬头见有巨鹰飞奔而来，荒不择路，母鸡刹不住车，一头窜至坎下，公鸡只顾自个儿逃命，风度尽失，忘了英雄救美。
秧母田的坎上关了满满一池水，那时没有太阳能，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早都知道利用阳光把水晒热，等到晚霞满天时，扒开缺口，放任自流，温馨着嗷嗷待哺的籽实。我就想到母亲将孩子搂在热乎乎的怀中喂奶，为儿女在冬天的被窝放热水袋，或者用自己的体温去暖冻僵了的碎脚丫子。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放水，让闷了一夜的谷粒透透气，敞敞风。远远望去，阳光下的秧田，很像母亲晒的一床金色缎面被褥。
就像给婴儿换尿布“洗三朝”一样，我们每天早上放水，黄昏灌水,直到从谷壳中长出一根嫩芽儿，才停止这种呵护。我不知道这条白茎究竟是禾还是根，不仅仅是我，恐怕许多人都会忽略这个问题，五谷杂粮养了我们的五腑六脏，饱了我们的口福，延续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反倒陌生着它的成长历程，熟视无睹着它脱胎换骨的衍进。
谷芽儿从灰变黄，由黄转绿，遇雨变色，见风就长，鸟们鸡们徒有羡“谷”情，惆怅叹无奈，想不通美味怎的就变了水草，只好悻悻地去了。稻草人也空怀一腔报乡热情，虽然暂时吓唬不了谁，我们也不想将其撤离，让它站成乡村最美的风景。
有几十年没有守秧母田了，那一种守护岁月丰稔的感觉，那一段守卫希望的美好时光，那一缕固守在我心中的浓浓乡情，总是在我脑海里作久久地守望，拂也拂不去，擦也擦不掉。
根是草之母，地是根之母，巴山是地之母。芳草鲜碧的神河源，虽说有点像我故乡的秧母田，但它精神旺盛，自立，生命力很强，不需要施肥，不需要守护，就像《神河之源我美丽的家园》中唱的那样：一年年发芽一年年生长一年年染绿大巴山，一年年枯萎一年年返青一年年芳草碧连天，一年年风吹一年年雪压一年年不死的是信念，一年年扎根一年年繁衍一年年春色满人间。
（岚皋县政府办公室）   

 

桥儿沟拾韵
邓 玉 林
     时间一直向前，像不停歇下来的马车，奔走中崭新的车厢成为陈旧，盛满过往的陈渣，每个人在面向前方的同时，另一方面正对着过去……时光没有消逝，正是由于它的韵味，真切地沉浸在遥远之处。
                              ———朱以撒       

这段话像是专为白河桥儿沟写的，这条老街，像一位女子，在时光的流水中慢慢地洗尽铅华，洗去喧嚣与骚动，在秋光中安静地挽起发髻，着上旗袍。这韵致，便是桥儿沟的韵致———一种让人思想空明、灵魂安妥的韵致。一批批人从这里走了，一批批人又来了，来来去去中，桥儿沟日渐衰老，老得只剩下些丰润的记忆，被捧着紫沙壶喝茶或嗑着瓜子的老头老太太们在冬阳下咀嚼。
石    阶    
午后，阳光柔软地照在青青的石板上，泛着幽寂的青光和远古的苍凉，往事便开始舞蹈，惊醒了小城的旧梦。一长辫及腰，着碎花蓝衫的女子，挎一竹篮到沟边去浣衣，婷婷袅袅，哒哒的鞋跟敲响江南三月的马蹄，惊醒郑愁予的午梦，他从少妇的卷帘中走出，走向“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①用诗人的心聆听这些石头的声音。这些石头喁语着，在岁月里赶路，一块挨着一块，一块推着一块，依着山、傍着沟，高一脚低一脚地从河街赶到城内；挑着小城的喜怒哀乐、油盐酱醋；走过太阳，走过月亮，走过风，走过雨，以致把自己累得汗水涔涔。每一块石头都那么光滑圆润，坚韧而又敦厚。我一直怀疑，是不是这些石头醮着沟里的流水打磨出了小城及其居住者温柔宽厚而又坚强倔强的性格？
城     墙   
城墙在月光下醒来，是墙角一只蟋蟀的清吟唤醒的，它这一觉睡了很久、睡得很沉，当年的号角都不曾惊扰它，它酣畅在进攻与阻挡的梦里，酣畅在刀光剑影、血肉横飞的硝烟火光中，醒来才发现，那些正义或非正义的血液都已结成血痂，深的浅的弹坑都已失去了疼痛，只有墙角的断砖还固执地坚守着什么，只有墙头上的狗尾草年复一年地演绎着生命的生发与消亡，那只落笔遒劲，挥毫写下“天池关键”②的大手呢？又是谁卖弄笔墨在城门内写下半句“便有此山” ③ ?还有屠城三日、让血流成河的李长友④，以及仗义疏财、千里救人质的文诗庭呢⑤？是否都已化作了尘土？
醒来时，城墙才明白，在与岁月的争战中，时间是最后的赢家，它让完整的残缺，让坚固的颓败，让威武的屈服，让崭新的陈旧，让罪恶洗去血色，让崇高失去光环，让历史的云烟由风起云涌走向风烟俱净。醒来的城墙告诉我们，争夺是如此地酣畅，而归宿又是如此的沉寂。
老    屋   
老屋是这条街的风景，也是这条街的记忆和疼痛。它的一块砖，一片瓦，甚至是瓦楞上的一株瓦松，都储存着这里的兴衰，储存着这里的民风与习俗，侵润着居住者的情调，与居住者气息相通。
这些老屋依山抱势，各具形态；画檐飞角，错落有致，张扬着个性。有岑寂的古刹，有森严的教堂，有临街的店铺，有清静的小院。有的土墙泥瓦、柴门小扉，有的青砖碧瓦，高门大院；有的山墙高耸，带着江南的韵味，有的院墙四合，有着北方的雄姿……，透过这些老屋，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些南腔北调的人们带着江南的水声，带着塞北的尘沙，到这里“披荆阔草”，一块砖、一片瓦、一根梁地建起他们的家园，建起他们一丝不苟的生活与希望，然后与这里的山川、河流溶为一体，建立起和谐与秩序。
有些老屋还骨骼硬朗，门是门窗是窗地站在时光里；有些老屋已是风烛残年，断椽衰残，一地狼籍。我一直认为这些房子是有生命的，那些雕花的门楣，镂空的格窗，以及门窗上的鱼虫花草、人物鸟兽，甚至是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有自己的思想，都以自己的风格存在，没有谁模仿谁，没有谁服从谁，更没有谁要求谁，它们就这样个性飞扬，又和谐统一地成为一沟的风景，既便衰残，也要用不同的声音向世界道别。
让我们选择一个小院吧，选择在一个秋天的午后走进它。让阳光斜照在屋檐上，在老墙上涂下半壁阴影。此时，院中的树已经落尽枯叶，只有树梢的一两片还在秋风中蝶似地翻飞；地上有扫帚新划过的细腻的痕迹，正屋的木门虚掩着。搬一把椅子，在小院中坐下，让心也坐下，将目光投向寥廓的长空，看雁影横过，一切纷争开始渺远，一切欲望 “豪华地凋零”，灵魂回归到一种松弛、自然的状态，一切都指向生命的本色。
面对这样的小院，面对这些老屋，我慢慢体会到旧物的另一种美丽和价值。

注：
①现代诗人郑悉予在《错误》一诗中有“你的心是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我哒哒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 是个过客”。
②桥儿沟中段城门洞北上方有“天池关键”四个大字。
③桥儿沟中段城门洞南侧岩石上有“便有此山”四个字，上句不详。
④公元1931年，国民党旅长李长友率部队从白河县经过，先头部队已过，只有少数垫后部队驻扎在夹河关，白河地方武装王凡带人袭击了李长友驻夹河关的部队，得少数枪械和几匹骡马。次年10月李率部从河南淅州到白河报复，地方武装弃城逃走，李长友部队进城烧杀奸虏，无恶不作，走时“绑票”400余人，沿途随意“撕票”。史称“李长友屠城”。
⑤李长友屠城，并带走人质后，县工商界人士捐资公推文诗亭前往四川与李长友交涉，仅赎回百余人。
（白河县委组织部）   

 

故乡的石砦河
王 晓 群
远看，洁如玉带；
近瞧，纯清见底。
故乡的石砦河曲曲弯弯拥抱着故乡的山城，如同推动古老而沉重的石磨。我人生的启蒙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童年的夏天，小山城的娃儿们总是唱着快乐的歌儿，不约而同地来到河边，钓鱼、游泳、抓螃蟹、打水仗……，最好玩的、最让人难以忘记的要数搬爬(读ba)矮子了。那叫爬矮子的是一种一寸来长的小鱼，身体扁扁的，腹部平平呈吸盘状。它生活在急流石头的底部，行动缓慢，性格温顺。靠它紧贴石头底部的技巧来保护自己。从水中搬起的石头，它还紧紧地吸附在石头上，一动不动。用不了多少工夫，我们就可以搬很多很多。贴在脸上、额上、鼻子上扮成鬼脸，玩起快活地游戏来。那无忧无虑的歌声、笑声、哗啦啦的河水声伴着我们山城的娃儿们度过愉快的童年。
上中学时候，学校在山城河对面的小山坡上。河边有一个几块儿石头磊成的简陋码头，是我们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乘在能容二三十来人的那只木船上，是我们每天最守规矩的时候。码头上人畜拥挤、船舱里背篓、箩筐、书包、粪桶。常常看见山里人一筐核桃换回照明的煤油，一背篓山货换回几斤粮票和几尺布证之类的事。那沉重的筐篓和厚实的脊梁让我悟出了大山的朴实和坚忍。记忆中永远消失不掉的那个低矮瘦小、穿蓑衣、戴斗笠、起早摸黑摆渡的吴老汉。他一天到晚忙着撑船，听到总是他的山歌声、笑声和篙杆撑船声。每当负重的山民上下船时，他习惯地先栓稳船，再扶上关键一把，记得那次放学我们几个调皮的小伙伴把渡船撑到河心摇摆起来，小小船儿左右忽高忽低，吓的那些女生和小些的学生哇哇大叫。吴老汉急了，大声骂道：挨砍刀的娃儿!淹死我这个不识字的没得啥，你们以后要造原子弹喏。照着我们几个就是一阵篙杆梢，打的我们叫苦连天，事后我们还是以嬉皮笑脸的方式面对比教鞭还长的篙杆。就是这两丈多长的篙杆，给了我们山城 一届又一届学生的方便和安全。
吴老汉会唱很多山歌，一边撑船，一边从叨旱烟袋的嘴角唱，声音中带有刺鼻的旱烟味。他见啥唱啥，歌词大都是即兴随编的，遇见山民大嫂，他两眼眯眯，唱出几句酸歌，唱的大嫂脸蛋红扑扑的。多少年一直在我耳边萦绕着：学儿上学过了河，莫忘家中老扒窝。娘穿破烂衣，爹吃洋芋果，盼儿多喝墨水汤，走出石砦河……。
走出石砦河，这也是山里人祖祖辈辈对子女的期盼，因为山外有汽车、有火车、有轮船，能吃上白面蒸馍。让孩子们羡慕的是山外能天天看上电影。我却对石砦河有着一种说不清的什么。
闲暇之余，约三四个朋友在沿河上下闲逛。出山城不远就是形似山城两道山门的险自成，把宽阔的河面挤成窄窄缝隙，青山和绿水，衬映山水一线天；也常到黄龙潭去看瀑布，山泉水从半山腰飞泻而下，撒在碧绿的草丛中，溅起白色水雾，喷洒在我们脸上，好爽好爽；还有壁立千韧的月亮岩、高耸入云的宝塔梁，清泉石上流的康熙沟，层林尽染的三道门，那些是让人赏心悦目、留恋忘返的地方。
石砦河在我心目中是那样神圣、那样的永恒。
后来，我真的走出了山城，走出了故乡，走出了石砦河，看到了奔腾咆哮的大江、看到了浩瀚无垠的大海。每当我漫步在大江、大海边寻找石砦河的踪影，寻找失落的童年欢笑，浪花轻轻拍打海滩江岸，拍打我裸露的双脚，仿佛对我讲：不用找了，石砦河已投入母亲的怀抱。于是，我就将大江大海容入自己的胸怀。
离开故乡的20多年，我到过都市，到过边陲，到过异国他乡；有过欣喜，有过悲伤；获得过成功，也品过不少失败的涩涩酸苦。但只要一想到故乡纯清的石砦河，心里总有一种超脱烦乱而恬静的惬意。2003年在福建武夷山参加全国摄影大赛，在九曲溪的拍摄时，我感到站在水中的腿上贴上了什么东西，低头一看，一只像小绿叶的爬矮子爬在小腿上，我幻觉似地又站在了熟悉的石砦河边。随之。轻轻地按动快门，瞬间光影穿越九曲溪与石砦河相隔千里之遥的时空，成就了获奖作品《冲出险滩》。成功的喜悦把我的思念从遥远的南国拉回到故乡的石砦河，复杂又说不清的思绪中理出一个坚定的念头———回到养育我的石砦河边去。
准备好一个长假，带着妻儿急切奔向石砦河。
当我站在石砦河边：满目沧桑，心里不知想什么，更不知说什么。今天，石砦河水不再是往日纯清如玉。昔日的黄龙潭瀑布已经断流，只能看见山崖间泛白的水印；天然屏障险自成被撕的呲牙咧嘴，极不相称的坐落着几幢瓷砖饰面的楼房。搬起河中的石头，已找不到爬矮子的踪影，水中带着油渍的塑料袋装扮成爬矮子似的摇着“尾巴”。土岗丛中，吴老汉倒塌的坟堆上凌乱杂草似乎努力张望着前面不远处已废弃的码头。
我仿佛又听到熟悉而飘渺的歌声：
石砦河，崖对崖
我撑船儿摆又摆；
都说我是孤一人
我渡的学儿走山外……

             (建行安康分行)

民  俗  与  旅  游
———关于开发安康民俗文化旅游的构想
巫 其 祥
        ［编者按：何谓“民俗”？《汉语大词典》释曰：乃“民众的生活、生产、风尚习俗等情况”是也。民俗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司马迁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即指民俗及民俗的地域性和特质性。民俗是地域历史文化记忆，是经济、社会、人民生活发展、演进所留下的镌刻，有物质形态的，如民居，更多是非物质形态的。如民间艺术、民间工艺、民间手艺、宗教信仰、崇拜等。］

一、民居和民居文化。汉水流域民居风格独特，形式多样：崖洞(又称崖窝，为穴居遗风，至今还有人居住)、窝棚(又称窝帐棚，即干栏式建筑，为巢居遗风。有两种：一种架木于树上，一种架于地上)、上吊楼、竹楼、吊脚楼、船居、石板房、茅草房、泥瓦房、山民居室(多为一字形)，平坝居室(钥匙头、一正两厦、四合院等)。这不仅是汉水流域从远古到今天民居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是一部人类民居发展史。今人若能将上述各类民居集于一地，因地、因树、因石、因山、因水制宜，建设民居村落，定会卓尔不群。并按民居所处的历史时期，与桑、桐、果、茶、药、竹、花园结合，在各类民居周围种植一些藤萝、花草、树木、修竹等；设置竹木篱笆、石围墙；在居室内外陈设一些绳床瓦灶、石床、石灶、石桌、石凳、石水缸、石磨、石碾、石滚、石碓、土陶碗碟、瓦罐、土陶茶壶、火塘、吊罐、铁锅、药葫芦酒具、葫芦瓢、木斗笠、草鞋扒、秋千以及原始的竹器、木器、藤器、陶器、铁器、草编、筒车、龙骨水车等较原始的生活器物、农具、生产用具、交通运输工具、狩猎工具。再与“农家乐”结合起来，饲养小量的蜂、鸡、鹅、鸭、鱼、猪、牛、羊、犬、兔，既野又俗，既土又古，古色古香，古朴古风，原汁原味，让游客在这里吃住，领略“居人散山水，即景真桃源”。“野策藤竹经，山蔬蕨蕨新”的感受，既迎合当前久居“水泥森林”的游客爱好“回归自然”、“反璞归真”的情结，偏好“自然、山水”的兴趣；又增长知识，感受民俗、历史文化的熏陶。
二、手工作坊。如磨坊(畜拉大石磨或水磨、脚踏罗面柜等)、碓坊(砻稻谷的竹木砻、风车、大吊筛、脚踏石碓等)、油坊(木质油榨、撞杆、油槽、饼圈、炒籽锅、油篓等)、染坊(倒八字形踩石、染缸、贮靛地、漂布地、晾布架杆等)、纸厂(有火纸、皮纸之分，水碓、竹麻、泡料池、纸浆池、舀纸竹廉、晒纸墙等)、机坊(木织布机，手摇纺车、压花机、弹花弓、手摇付车等)、烧坊(酿酒木梢、烤酒甑、酒简、天锅、底锅、酒窨、酒瓮、酒提等)、醋坊(醋槽、槽桶、醋曲等)、丝纺(箩丝筒、木质丝绸提花机、丝筘、织帕机、制线机等)、窑场(烧制土陶器，斜火道水柴窑，泥坯、制坯转盘、上釉)等，均按原状复原并相对集中于一地。其三四十岁以下的国内外游客是主要客源，因为他们所见者皆现代工业，而对手工业一无所知。在这种活动中，尽可能让广大游客参与操作，自娱自乐。如法国农村的葡萄园和酿酒作坊很多是对外开放的，游客不仅可以参观和参与酿制葡萄酒的全过程，而且可以在作坊里品尝，在作坊里亲自酿酒并将酿好的酒带走，其乐趣与在城市商店里买酒自然不一样。
三、色彩斑斓的民俗。安康民俗，特别是巴山民俗绚丽多彩，在全省乃至全国都颇具特色。比如，可以充分利用陕南的婚俗，复原陈设，举办仿古式或旧时当地民俗式的结婚典礼活动，如坐花轿，穿上奇特的婚礼服，系上红绸彩带，鼓乐迎送，拜堂、唱祝婚词、入洞房、喝交杯酒、闹房等。利用游客的心理需求，提供有关服饰、花轿、轿夫、喜堂、洞房等道具，并提供化妆、摄影、录像、唢呐乐队等多种服务，以此作为一种增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手段。还有紫阳民歌、采茶歌、汉江号子、唱酒歌、薅秧歌、报路歌、薅锣鼓草、唢呐、皮影、汉剧、花鼓子、地蹦子、龙灯、狮子、彩莲船、跑竹马、蚌壳舞、社火等地方风情和娱乐活动，可以与“农家乐”结合建立民俗村，以吸引游客。多样性是安康民俗的显著特征，如紫阳的茶文化、山歌文化；汉阴的“三沈”文化和民俗、饮食文化；石泉的鬼谷子文化；平利的女娲文化；旬阳的太极文化以及宗教习俗等。
四、民间饮食。安康民俗小吃、乡土名菜种类繁多，制作精细，风味独特。笔者在《陕南美食》一书中已介绍160余种，尤为山野菜、山珍野味、无污染的绿色食品、风味特产和药膳、青茶、农家酒等，极具诱惑力。
五、民俗小商品。一是开发打有地域文化烙印的商品，如女娲、鬼谷子、汉阴“三沈”、紫阳真人泥塑像、铜塑像、根雕、棕叶扇、岚皋藤编、紫阳石板雕画、刘旸光、沈兰华书法集、有关旅游图书以及其它工艺品、古玩、字画等。二是开发地方特产，如丝绸、木瓜酒、拐枣酒、阳桃酒等。三是开发安康民俗文化制品，包括图书和音像制品，创作反映地域文化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力抢救濒临消亡的民间手工艺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
（汉阴县经贸局）    

《安康当代文学史》鉴析
曾 德 强
友人推荐新书一本，名《安康当代文学史》(作家出版社出版)，甚喜，便欣然读之，读罢细品，有些恍然，在用心品赏其诸多优、长之后，总觉该书存在一些纰漏、瑕疵、缺憾，且远远不是编撰者在《后记》中指出的“疏漏之处”所能囊括的纰漏、瑕疵和缺憾。鉴于该书编者在《后记》中“欢迎读者批评指正”的诚恳态度，作为一个文学中人、性情中人，便冒昧将愚见和盘托出。
缺憾之一：编撰方法不当。“一部地方性的当代文学史，必须比较全面地反映该地区当代文学发展的全貌，并让读者看到地域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及基本规律。”肖云儒先生在为该书作序中所说的这句话，应是《安康当代文学史》必须达到的成书标准。该书编撰者大多是文坛宿将和高手，虽然业余时间编撰困难多多，在客观上限制了他们不便深入走访调查和多方征求意见，但他们完全应该也能够通过文化文艺主管部门，全面、真实、客观地获取到安康当代文学基本情况(包括文学创作队伍状况，创作力量和成果)，向作家和有关单位提出明确的(以高质量作品、著作为条件)的入编标准。当然，即使这样做了，也未必能收集到所期望的所有东西(一些历史原因导致某些史料已经遗失)，但这样操作了就不至于使编撰者因资料缺乏而行“无米之炊”；不至于在书中只写身边的、熟悉的人和事；尤其是不至于发生入编有失公允、评价有失标准、定论空泛偏颇的问题了。
缺憾之二：章节设置不科学。科学地梳理史料，合理地分类和设置章节，是写好史书的重要环节。主编作为大学中文系教授和文艺评论者，应该有能力做到这些。但该书篇、章、节却存在不少值得调整和推敲之处。其一，章的设置有不妥之处。报告文学是文学大家族中的新的重要门类，且全市作家中擅长报告文学的不乏其人，作品和专著不仅数量多且质量不低，完全应该也能够与诗词、散文、小说等文学体裁相提并论。但此书中把报告文学放在“散文”名下，显得不伦不类。戏剧和民间文学的区别也是很大的，况且，正如此书中所说：“古往今来，生活在安康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斗争和社会活动中，创造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有民间故事、民间小戏、民间歌谣、民间谜语、民间对联等等。”但编者在实践中却没有对民间故事给予足够重视，反倒是把民间文学作为一节缀在“戏剧”后边，并列综述一番了事。同时，对搜集和整理民间文学做出很大贡献的文化工作者，也没有给予适当记载。就戏剧而言，如此表述也十分欠妥。戏剧一般指歌剧、话剧、轻歌剧、独幕话剧等，不包括戏曲。戏剧、戏曲统辖于艺术穹宇中。而且，将戏剧放在“当代文学”中表述，更是犯体例之忌。在古今中外文学史里，从没有把戏剧归类于文学的先例。这应该是一个基本常识。若以“史”而论，各章均应设置“概述”，以反映安康当代文学的全貌，但此书中没有这样安排，以致给读者的印象是，除了各节里点到有限的人名及其作品之外，再没有其他内容可写了，既显得零散，又看不到全貌。此书在“诗词”、“散文”等章中，还把没有多大联系和相同点的作家生拉硬扯地并列在一起(多是两人并列为一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我发现多处并列的二者之间，既不属同一种门类和风格，也无流派和风格的传承关系；既不是表现同一时期的文学思潮，也不是等量齐观的作家。那么，为什么硬要如此“拉郎配”呢？
缺憾之三：评价定位不准。写史，贵在真实、客观、公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对史实写与不写、孰轻孰重、如何褒贬，都是十分严肃、慎重的事情，都应该确定一个统一的原则和标准。但书中却是想写谁就写谁，想写多少就写多少，遗漏了应该入史的作家，而把一些刚走出校园的文学爱好者拔高后正式列入其中，对不少人和作品的评价定位严重不准确、不公允。编者依据手头上仅有的资料和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就轻易、随便地在史书中对人和事“盖棺定论”，显得不够严肃和慎重。有些作家的作品，无论数量或质量或影响，都不值得大书特书，可在“诗词”、“散文”、“中短篇小说”等多处，都对其着墨过多，褒扬过誉。例如，有位写过少许报告文学和诗歌作品而从未涉足戏剧理论研究的年轻人，该书在“总述”中却含糊其辞地说其“撰写了数量不等的戏剧理论研究及各类文学评论文章”。对此，那个年轻人也是持否认态度的。刘聪博的报告文学曾产生一些反响，但他无论怎样也算不上安康报告文学的“领军人物”，然而专写报告文学的第二章第十三节用“刘聪博等的报告文学”的字样将其列在队伍之首，似乎他就是安康报告文学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说到安康的报告文学，吴建华是不得不提及的，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发表了不少报告文学，公开出版了报告文学散文集《太极岛始光》(以报告文学为主的报告文学散文集)，世纪之交又公开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西部崛起大趋势》，有关单位专门为其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但依此书所记，不仅没有取得“代表”的资格，连“等”里也找不出他的名字。张会鉴、张虹、田昌发、李焕龙、杜文涛等一批作家的报告文学，也成就不小，各有特色，为何不能略作记载、稍加评论呢？哪怕有只言片语也能说得过去。对新锐作家王晓云，虽然在“总述”里提了一下，但是在“中短篇小说”一节里却没有一席之地，她在《小说界》、《钟山》、《时代文学》、《上海小说》杂志上发表的作品只字未提。更何况2003年她还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梅兰梅兰》呢!怎么能对成就明显小于她的作家用尽溢美之词，而对王晓芸如此惜墨如金？
缺憾之四：资料陈旧不全。由于没有开门写史，或者不愿劳神去写，所用的资料陈旧而不全面。例如，书中所写散文作家黄开林，只介绍和评论了他1993年出版的散文集《巴山女儿红》，黄的其他作品、书籍一句也未提。是此后他销声匿迹了吗？是此后他的作品不值得一提吗？还是编者对其知之甚少(近十余年，黄开林创作出版的散文集《岚皋赋》、《岚皋生态旅游导游词》、风光摄影散文集《彩翠成岚》)？方晓蕾1998年后发表散文随笔300多篇近40万字，《散文选刊》、《散文百家》、《中华散文》等权威性散文杂志上都刊登过他的佳作，但书中对他近几年的散文只字未提，而仅仅评介了他1994年以前的作品。可能是因为编撰者手头上没有关于他近期作品的现成的评论文章可用吧。资料如此陈旧不全，怎么能比较全面地评价一个作家呢？怎么能反映安康当代文学史的全貌呢？怎么能让读者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一个作家呢？怎么能反映安康当代文学史的全貌呢？怎么能让读者看到安康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和基本规律呢？
《安康当代文学史》没有达到“史”的标准。历史需要沉淀，不经沉淀的资料必有糟粕；沉淀需要时间，没有三五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去洗练、沉淀，谈何历史？故而要说，不要轻易说谁谁谁在写史、在立论，轻易立论，轻易作史，“史”将不“史”，文化将不文化，学问将不再神圣、庄严了。        （安康市人大机关）

道家思想、茶文化、民歌
艺术对紫阳文学创作的影响
———兼谈紫阳文学作品的乡土特性
唐友彬
紫阳有着一支比较可观的文学创作团队，紫阳作家和文学作品在安康乃至整个陕西都有一定影响。但紫阳作家创作思维的共性，紫阳文学作品的特征和独特内涵是什么，目前尚无定论。笔者认为，紫阳文学创作和作品，应该是关注、摄照紫阳乡土，反映紫阳的山水、民情、风俗、紫阳人情感、理想、追求、生存状态、历史变迁等内容的文学样式，紫阳文学创作和作品理所当然地具有所有地方文学的共性，反映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同时，紫阳文学创作和作品还具有紫阳的个性———紫阳的地方文学特色，长期的地方文化积淀和民俗风情必然会融入本土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独特的地域风情。
紫阳得名于北宋时道教南派的创始人张伯端（号紫阳真人）的名号，相传他曾经逆江而上，在紫阳瓮儿山下潜心修道，研究茶艺。紫阳是全国唯一用道教命名的县，这足以证明紫阳与道教结下了难解的千年之缘。从此，道教思想就在紫阳源远流长了。
道教传承了道家思想的衣钵，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黄帝、老子、庄子等，他们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其言论都闪耀着智慧的光泽。老子，被尊为道教的教祖，道教将老子的《道德经》（被尊为颇有预见性的万经之王）作为其最高信仰。其实，《道德经》是一部充斥着哲学的经典。老子指出：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些思想包涵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矛盾的对立统一以及对自然界和客观规律的尊重和敬畏。如果剔除道教有神论思想和消极避世因素，道教思想的哲学成分对人自身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张伯端是道教南宗紫阳派的鼻祖，他出儒入道，出道入禅，禅道双修，正式酿成一种独具特色的内丹学说。他将道教练形气作为修命，以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圆通”之境为修性，要求去骄气与多欲，去态色与淫志，做到清虚自守，知其荣，守其辱，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明道立德，济世度人和道化教育。在修行上，张伯端反对形式上的出家离俗，隐蔽山林。他本人就不是出家的道士。在张伯端的身上，爱清净而非无为，守宁静却能致远，积极入世，炼丹筑基，修身养性，传金丹火候之绝，又恐“此道之人不信”，便著书立说，出现了“书成，学者云集”的现象，展示出一种健康向上的生活姿态。
千年的道教文化传承，对紫阳人的精神世界起着潜移默化的启迪作用，对紫阳的民风民俗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渗入紫阳人的骨髓和血液，代代相传。紫阳文学作品是紫阳人心灵世界的诗意写照，所以，道教思想对紫阳文学也潜移默化地起着一种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而紫阳文学便彰显出与其它地方文学不同的特质，成为区别其它地方文学的一种重要元素。
紫阳作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李春平(到上海后的作品已经不能用紫阳文学作品来界定,但还是能寻找到带有紫阳文学个性特征的蛛丝马迹,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我的作品中，总是有意无意地映射出故乡的一些影子”)，为紫阳文化做出了较大贡献的张宣强，身处陕南却有着大漠诗人粗犷气质的黄振宙等人的作品中充溢着道家文化的精妙哲理和积极精神（也许他们并不都是刻意地运用道家思想，只是潜意识的自发运用而已，不一定是自觉运用）。
李春平对于“道”有着通透感悟，他本人虽身处闹市，但却处世低调，不事张扬，淡薄名利，远离官场，却“明道立德”，用一部又一部小说讲述着做人为官的哲理。李春平对时世的观察有着常人难及的洞察力和超前意识，有着科学的预见性。李春平他的成名作《上海是个滩》在即将完稿之时，正逢上海市委宣传部决定大上海文丛正式启动，丛书入选的要求是写外地人参与上海浦东建设，题材的限定几乎是给李春平量身定做的一样，李春平借此一炮打响，迅速走红（当然，没有这次机会他也会走红，走红对于他来说，只是早迟的问题）。无独有偶，在他2005年的新作《步步高》（中国第一部关注执政智慧和领导艺术的长篇小说）刚刚杀青二十天后，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就召开了，党中央做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两次“机缘巧合”恐怕不能全用偶然来解释，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能在关键时刻审时度势，能在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失时机，抓住机遇促成质变，这就是李春平的过人之处。对时世的准确预见带来创作的明确目的，优秀的写作才华、犀利独到的视角加上独特的美学意识，他的作品走红于中国的图书市场就成为一种必然。很多地方的党政官员都把这部小说当成是从政的参考教材。“明道”的境界惠及了李春平的作品也惠及了他的人生。在具体作品的创作中，李春平也自觉地将精妙的哲理和幽幽玄思融入小说中去，在《玻璃是透明的》这部小说中，小四川对透明的玻璃提高了警惕，但是，小四川逐渐发现人与人之间的那扇玻璃防不胜防，你不想看见的东西，它偏偏透过来，你想得到的东西，又偏偏够不着，不小心就会碰个头破血流，于是，小四川牢记王小姐的话：玻璃是透明的，玻璃真的是透明的！小说中的“玻璃”有着道学义蕴：无状之状、无象之象。这里的“玻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无影无形、无状无象，说它存在，它却是透明的，对客观现实做了原原本本的了无遮拦的展现。说它不存在，它却坚不可摧实实在在地挺立在你面前，形成人与人之间最强大的阻隔。于是，作品中有了真象和假象对立统一，有了现象和本质对立统一，理想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希望与现实存在着巨大落差遥不可及，构成对立统一的生活真实。有意思的是，上海市永乐电影集团在上映《玻璃是透明的》电影时，所作的广告是“玻璃是透明的，人生是不透明的”，将玻璃的哲学寓意巧妙地蕴含其中了。中篇小说《蓝印幽梦》也表现出了相同的道家思想，这些可以充分说明李春平的作品常映出“道”的影子。正应了道教著作《修真辩难》里的一段话：“无形无象，是就道之体言……太极分而为阴阳，阴阳合而成太极，一而二，二而一也。” 《老子》中也有“大道无形”的句子。李春平在新作《步步高》中，将如何做人如何做官做了精辟的阐释：“做人怎么做？你看那花，人人喜爱。把人做成一朵花，就是做人的最高境界。要让反对你的人理解你，要让理解你的人支持你，要让支持你的人忠诚你，要让忠诚你的人捍卫你。允许有人不喜欢你，但不能让他恨你。”这里明确地体现出张伯端积极入世生活姿态和道家的道德教化作用。
紫阳文化的优秀代表之一，在散文、小说、民歌、戏剧等领域做出了较大贡献的张宣强，他是一个地道的文学多面手，紫阳的各种文化因子在他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长篇小说《美女晒羞》中的宋大可就是一个浑身洋溢着道家风范的典型形象，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民间唱家，乡土哲人”。整个人活得自在逍遥，豁达大度，知足长乐，他崇尚实际的生活态度晃动着道家人物的影子，他生活简单，不讲排场，符合道教“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精神境界，他要求死后火化，颇具禅意，禅宗里，火化是得道高僧死后的一种隆重葬仪，张伯端的禅道双修在他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村野随笔》中的《随常感觉》流溢出哲学意味，《猜度母鹁鸽的心思》、《仙女下凡》、《山林禅踪》、《在树上的感觉》及《山水小品》等作品中既张扬着思辩的魅力，也流露出道教“师法自然”的意向。王世雄称张宣强的散文能让人品味出某种人生哲理。
黄振宙，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一个尖锐深刻的诗人，一个有着科学批判精神的斗士，用异于常人的逻辑和文字组合方式诠释着怎样“清虚自守……明道立德和道德教化”。坚持着独特的品格和至诚至善的操守。《心影留痕》、《我思我在》摄入的是作者心影的真像，触动的是读者的心扉，精辟的语言，洗练的笔法，如智慧的利刃，深深地刻入读者内心，处处留痕。陈敏称他“独守品节”，章节称他的作品是“痛楚的人生体验……对老庄禅的体验……我对他诸多作品中老庄禅之味，深表不安”。章节的不安是多余的担忧，其实，黄振宙正是通过对老庄禅的深刻解读，去粗取精，批判地继承，迸发出了智慧的火化，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格和人格魅力。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杨世芳的《美水》、《水系》、《水舞天空》等“水系列”散文作品里回荡着“道”的声响，通过水的意象，甚至只通过一滴水的意象，折射出对人生、大自然、甚至整个宇宙的思考，那瑰丽的想象，深邃的思想、悠远的哲理扑闪着老庄的风格———思接千载，神游万仞。她的作品明显地体现出老庄的“道”的风采。《老子》中有这样的句子：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之所恶，故几道矣！说水的美德，对万物有利而无所求，处于人们都不愿意处的低位，所以就是“道”的风范。道家崇尚自然，师法自然，对灵动的水偏爱之极。《老子》中的“大道似水”，说的是水至刚至柔，深蕴着“道”的属性。
道家思想和道教要旨提升了紫阳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使紫阳的文学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思想高度，熔铸了深厚的“道”学内涵，于是，紫阳的文学作品在精神的内核层面有了一种内在的、深度的美感。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民歌与文学总是息息相关，结伴而行，共同谱写了人类文明的绚丽华章。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很大一部分是民间歌谣，在民间传唱，反映民间的劳动、爱情、生活片段。汉代的诗歌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乐府民歌，乐府机关采集了大量的民歌，乐府民歌与《诗经》中的周民歌一脉相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反映下层平民的生存状况的艰难，直抒胸臆，感情真挚浓郁，风格平实朴直。民歌形成了先秦和两汉时期独具特色的文学样式，成就非凡，在漫长的文学史上，熠熠闪光。民歌既大俗，又大雅，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样式，所以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的文坛上大行其道，独放异彩。
民歌自古以来就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内推作用。紫阳民歌也不例外，紫阳民歌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在紫阳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紫阳文学最杰出的篇章，总是和紫阳民歌有关。紫阳民歌是紫阳文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紫阳文学走向今天的兴盛，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紫阳民歌是产生流传在紫阳一带民间歌曲的总称，是陕南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曲种，它的语言生动，曲调优美动听，具有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地方特色，是紫阳人民在长期的劳动中创造出来流传至今的艺术瑰宝。其音乐风格大多有着较强的抒情性、叙事性，适于表达情节和反映人物的复杂感情。歌词很多是在劳动中即兴创作，见景生情，随编随唱。大多表现爱情，曲调细腻流畅，旋律优美动听，节奏平稳细碎，有较强的叙事性和个人感情色彩。
张宣强，与紫阳民歌的缘分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缘分，对紫阳民歌的重现及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紫阳民歌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在文学、文化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对紫阳民歌的继承。紫阳民歌濡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爱好者，紫阳的孩子还在幼童期，就已经开始了对民歌的耳濡目染。张宣强的诗歌创作，吸收了民歌的淳朴和率真，由此决定了张宣强具有一个乡村诗人的特质。可以这样讲，离开了紫阳民歌，就没有张宣强的诗。离开了紫阳乡土，就没有张宣强的文学成就。李春平，杨世芳等人的最初起步也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
紫阳民歌的精邃和现代诗的空灵飘逸相结合，形成了张宣强诗歌情感真切、逻辑严谨、立意高远、意象清晰、节奏明快、韵律优美的特征，克服了现代诗某些缺陷：凌乱的的意象，错位的逻辑嫁接，不合语法的修辞，矫情的朦胧和虚假的深邃。因此，他的诗歌受到省内外读者和评论家的一致好评。他的诗歌《断奶》在《青年作家》“专题诗歌大赛”中获奖并被译介到日本，在日本文学界得到好评。发表在《延河》、《星星》和《绿风》上的诗歌都流淌着民歌的血液。
翻开《紫阳诗歌选》，整部诗集中都洋溢着独特的紫阳民歌风情。
刘培森登上《诗刊》的诗歌《茶乡情歌》有着紫阳民歌灵动的节律和明快的调子，其诗作《春到茶山一片新》被作曲家李三存谱曲，被总政选送福建对台广播，而后，广为流传。不仅诗歌，他的散文创作亦是如此，黄振宙在评价刘培森的创作时写道：“刘培森将民歌用于散文创作是刘培森文学创作的又一个转折……将山歌茶歌穿插其中”。
张宣强的小说《美女晒羞》中，大毛子酸溜溜的情歌，流露出青春期男人骨子里撩人的骚动，那难以自控的原始冲动，疯狂膨胀的欲望和野性，通过民歌宣泄得淋漓尽致。唱家宋大可的个性特征也是民歌对其做了酣畅淋漓的注脚，宋大可年轻的时候经常和媳妇在家里纵情地对歌：那灼热的眼神，焚烧的内心，野性肢体的语言……弥漫出一种极其暧昧的气韵，让人浮想联翩、耳热眼跳，血管喷张……大毛子，宋大可，梁五公都是《美女晒羞》中最富有立体感的人物，独特的民歌恰如其分地勾画出他独具特色的形象。那昂立纸上的鲜活形象，能让人长久地玩味……
可见，紫阳民歌不仅丰富了紫阳作家的创作，也丰富了紫阳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紫阳民歌给紫阳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充足的养份，促成了紫阳文学创作和紫阳文学作品的茁壮成长。
无独有偶，外地作家在写紫阳时，紫阳民歌也是他们热切关注的话题，贾平凹在《紫阳城记》中，两处写到了紫阳民歌。李厚之在《巴山寻舞》中也写到了紫阳民歌的丰富多彩，源远流长。所以，紫阳民歌不仅为紫阳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濡养，还充实了外地作家的作品，一定程度上拔高了他们作品的审美品味。
紫阳盛产茶叶，自唐代就是天下名茶，后来成为贡茶基地。想当年，张伯端逆流而上时，看中了紫阳，一方面可能是紫阳的秀美山川吸引了他，更重要的一面，应该是紫阳独步天下的好茶。张伯端注重禅道双修，紫阳茶的保健功能和他强调的修身养性完全吻合，有资料说他在瓮儿山下一边修道一边“研究茶艺”，证明紫阳茶与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紫阳茶同道教思想一样，影响着紫阳文学，成为一种客观存在，连绵千年。
自西周开始，紫阳人就认识和掌握了茶的习性和效能，茶逐渐进入到紫阳人的生活领域，成为人们生活的亲密伴侣和生产的主要内容。长时间对紫阳茶的深刻认识，在紫阳人民的生活实践中，紫阳茶由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形成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紫阳茶文化。紫阳县关于茶叶方面的文学和音乐作品丰富，它们是紫阳茶文化的重要内容，由茶艺形成的中国茶道紫阳就占了三个：雅士茶道、禅宗茶道、世俗茶道。
紫阳文学是反映紫阳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的，因此与社会生产、人们生活密切联系的紫阳茶及茶文化就自然成为紫阳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文学不能仅仅靠反映纯客观自然，还要依赖主观感情的能动作用，而感情的产生、激越往往与客观的物体有关，刘勰说：“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紫阳茶恰好就是促发感情的的刺激物。据现代科学分析，紫阳茶中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这是刺激大脑的兴奋剂，使神经活动产生多样化、复杂化的特点。特别是意识的活跃，使人的视角、听觉、感觉呈现出比过去几倍的敏感，出现种种联想和为以前所捉摸不到的种种新形象。唐代诗人卢今说“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还有如“茶汁富硒啖七碗，回味无穷吐真言”的诗句，这是饮茶后产生的与平日完全不同的思维意识活动，如果饮茶人是上层人士或儒释道家之类，文化教养较高，世事阅历较丰富，联想比一般人活跃，当一杯名茶在手，顿觉神思飞扬，如泉而涌，如潮而奔，至理至道，奇情异想流注笔端，于是，一篇篇美文就应运而生了。所以，紫阳茶既是紫阳文学作品的表现内容，也是刺激紫阳作家文学灵感的物质载体。
经茶文化洗礼过的一代又一代紫阳文人吟唱茶乡，咀嚼茶味，于是，茶文化的幽幽清香飘荡在紫阳文学的氛围里，年深日久，韵味浓郁，芳醇醉人。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紫阳城记》中两次提及紫阳茶，赞誉紫阳茶是闻名天下的好茶，曾经为紫阳茶题写“茶中极品”的匾牌。还写过一联：无忧何必要饮酒，清静常品紫阳茶。意在说明紫阳茶的不同凡响。
张宣强的《茶山忆》、《茶乡春色》、《茶市飘香》、《紫阳茶话》等散文，几乎篇篇都是精品，茶味、禅思弥散在一起，勾兑出别样的文学风味。难怪王世雄称张宣强的文章里有“紫阳茶的芬芳浓郁”。显然，这是茶文化使然。向连才在散文集《茶乡》中关于茶文化冷峻的历史思考，让人感触良深，受益匪浅，其满腔赞茶爱茶的茶乡情怀，让人感慨万分。
李春平在他的很多作品中也提到紫阳茶，在新作《步步高》中他说“紫阳富硒茶，这是出自陕西紫阳县的一种特产，科学证实它有抗氧化抗肿瘤的功用，是上佳的健康饮料。”
《紫阳民歌》中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歌唱紫阳茶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紫阳民歌也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就流传出“自昔关南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的诗作佳句，已被广泛引用。曾德强的《茶山作证》、金静诗文合集《当代爱情》中的诗歌《茶韵?一 》、《茶韵?二 》和散文《绿茶赋》、《紫阳茶市》，周晓云《童话小屋》中《采茶曲》、《茶蓝》，刘培森的《茶乡情歌》、《春到茶山一片新》等作品对紫阳茶阐幽发微，拥饱蘸深情的笔触搅动出紫阳茶文化的魅力：暗香浮动、色香俱全、韵味悠长、让人垂涎……还有郭玉青、叶松成、栾成珠、叶柏成、钟长江、秦宗道、刘全军、方万华、邝丽等紫阳文人都嗜茶如命，茶不离口、杯不释手，他们以茶业为素材，进行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音乐、绘画、书法、摄影等文艺创作，无一例外地对紫阳茶和紫阳茶文化做了感人肺腑的礼赞和讴歌。
紫阳的茶文化，是紫阳文人不倦诗情的源泉。茶文化，成全了紫阳文人，也成全了自己，注定会与紫阳的文学作品一道流芳百世。
道教思想的精妙要旨深深地影响着紫阳，民歌的丰厚底蕴为紫阳文学带来充足的养份，茶文化的幽幽清香为紫阳文学作品提供了特殊的韵味。它们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营养，培育了紫阳人的文化气质，丰富了紫阳文化，培育了紫阳的文化人，反过来它们又成为紫阳文学的灵感载体和书写对象，形成了相得益彰的良性互补。道教思想与茶文化相互锲合，茶文化与民歌艺术交相辉映，相互交织着形成一种强大合力，共同作用，推动着紫阳的文学蓬勃发展。有民歌的濡养，有道家哲理玄思的点化，有紫阳茶的滋润，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紫阳的文学创作和作品将以轻盈矫健的姿态走出秦巴大山，走向山外更为广阔的世界。
              （紫阳县毛坝中学）

 

寻找文学的尊严
黄 振 宙
面对文学的低迷，我们喊了：文学依然神圣!依然崇高!虽然我们极不情愿在神圣与崇高前面加上“依然”这个限制词，但我们还是自我鼓励着，这份有点悲凉的热情，这腔几近疾迷的挚爱。是尊严的力量在驱策我们：为尊严而存在!
这已足够。
寻找文学的尊严不仅成为必要也是我们的当务之急。这是因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文学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说它幸运，是因为今天的文字已经有了回归和独立的趋向，在相当程度上拔出了“利于器”的沼泽，“道”的曙光初见端倪，这是还文学本真的前提；说它幸运，是因为民族复兴的呼声已在社会运行决策层达成了共识，并初步具备了实施的可能，而作为先行的文艺复兴也被多数人认同。与此同时，我们所进行的事业是空前的，我们所遭遇的挑战也是严峻的、深刻的。生活的多维，思想的空前激活，使我们可以纵横的领域不是“跑马”而是“驰星”，探索与表达的主体都是那么的全新、深邃、庞大、恢宏；说它幸运，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每年过千部的长篇小说以及数不清的中篇小说、散文、诗歌中依然闪烁着文学的光芒；说它幸运，是因为新闻媒体、出版社和互联网把文学和关于文学的信息、事件及时送到千家万户，比起那些沉埋多年甚至要等作者“千古”才能得到承认的作品和大家而言，今天的文学无疑是幸运的；说它幸运，是因为目前的创作环境是宽松的，理性意见的表达是自由的……
但文学再三遭到冲击，且已成为另种不幸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文学之所以成为不幸者，依然是它的回归与定位。遥想当年，文学从图解政治的惯性中抽出身来，人们还有些惊喜，但不久，就有人反对“载道”了，窃以为“文以载道”并没有错，关键要看这个“道”究竟是什么？如果所载之道是“天、地、人”之大道，那它就完全可以大载而特载。让人惋惜的是文学虽然疏离了“公器”的命运，但仍没有摆脱“器”的桎梏，真正的“道”依然离我们很远，文学逐步沦为个五花八门的“私器”。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学才背离了美学上的追求，不再可能创造出伟大的悲壮或优雅的静美，不再去塑造灵魂的雄奇和思想的深邃；文学之所以成为不幸者，在于它拒绝关注社会人生，要么对现实启蒙的迫切需要视而不见，更多的人放弃了作为灵魂工程师的责任；要么沉溺于私人化写作，文学以“道”的力量遭到普遍怀疑，虚无主义时有泛滥；文学之所以成为不幸者，更在于写作和表达都丧失了诚实的严肃性，一些作家不再是“社会的良心”，而是充当特质欲望和商业利益的“买办”，在为数众多的文学作品里，真正能给人以鼓舞和震撼的作品不多；在媚俗和“大众化”的压力下，更多的人选择了迎合。我们可以设想，没有独立的人格意识，又怎么会产生真正的人文精神？没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又岂敢奢谈启蒙和复兴？
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学才更需要尊严。寻找尊严的过程不仅是对自我灵魂的拯救，也是摆脱传统人文精神，构建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人文精神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神圣的，因为它是尊严的集成者、体现者。如果我们寻找没有起点，一切努力就只能休止于口号，诗人和英雄的时代仍然离我们很远。
难能可贵的是，就在文学的不幸还在继续泛化的情形下，我们还有人异常地清醒着，坚守而不趋势，劳作而不调侃，依然有人为文学的尊严而努力着、抒写着、艰苦着、证明着，他们对人性的升华，对自我心灵的历练，对苦难的代言都有不俗的表达和展示。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要真正重塑文学的尊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下一些有不小影响的作品所能代言的仅仅是人民的感情，而不是真正意义上人民的思想，甚至也没有把灾难的表现作为道德反应的一个条件这样的高度，因此，我们震撼灵魂的作品还没有横空出世，我们文学的尊严还缺乏基础和底气。但我们仍然要自己鼓励自己，因为文学殿堂里的每一步辉煌都属于勤奋的人，属于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人，当然也更属于那些尊重常识、需要自我尊严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说，谁都可以成为大家，只是大家或大师需要很多支持系统，炒作是无效的，没有“真积力久、学化于才”，将写作溶于生命的过程，是难以抵达神圣的。
“热闹与不朽总是格格不入的”———有人如是说。作家之所以需要写作，是因为他(她)不愿意作别的选择，作家只能用文本的方式来反抗人世的虚无和荒谬，作家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应当站在拯救灵魂的高度去努力，以建设为终极目的去从事创作活动，也许我们的努力达不到理想的境地，但可以为来者提供参照，也可以通过自我的实践去优化过程的亮丽。“说到底，我们的写作是思想的写作，是对历史作理性追问之后的写作。在写作的周围许多现实问题无法回避，若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不作梳理与澄清，写作，就无法触及到存在的本质，也难对今天的时代作真实的言说……”
构筑文学尊严的大厦，需要很多要素，作家的思想品位、人格精神、文化修养是首要的。人的尊严是文学尊严的基石，舍此，一切都无从谈起。
尊严是“建设”起来的，构筑依靠的是灵魂。只要有需要“净化”的你、我、他，相信文学的尊严是能寻找到的。
（紫阳县人大常委会）   

石磨上的美文
吴 建 华
        珍惜天地，注重环保，热爱一切生命，是老石匠镌刻在每一轮石磨上的天言箴语。我们可以放弃有形的石磨工具，但不可以丢失无形石磨上的哲学准则……

我在太极城阴鱼岛尾的垭子口处，看见那一排靠在山墙上的那些被废弃的石磨。数了数，竟有百余扇之多，我惊奇这太极城里的文化大侠———项波先生的眼光，是他收集了这些散弃在城郊与乡野的文化遗迹。
你瞧，那些石磨多像一轮一轮的太阳，又多像一轮一轮的月亮，当然，更像轩辕黄帝的马车轱辘。它使我们不由地蹲下身去抚摸着、阅读着、联想着这些滚过茫茫时空而将到达未来世界的哲学符号。
石磨是由阴阳两扇构成，就像太极城是由阴阳两鱼岛组成一样，阴阳是中国文化的基石。
阴扇石磨，通常被摆放在像大地一样安稳的磨台或磨架上，仰面朝天，中心有一柱磨棋，自有怀阴抱阳的意象。四周是一圈光芒般的磨齿，磨齿是沟梁相间的美文，美文是从“人”字写起的，最后又在“人”字上收笔，使你能感受到老石匠运笔的高迈，将那一方浓缩而象征厚德载物的大地，写满了人的生存与绵延的妙语。
阳扇石磨，是扣合在阴扇石磨上的另一半，是“天”位的标志和象征。其上有两个磨眼，是进流谷物与杂粮的通道。这通道在阳扇麻齿平面处形成了一个太极图状的分流走势，整体的样子也像卫生常识上所描绘的子宫轮廓图，有执阳而含阴的易理。这在一般人的眼里，那也确实是像两条盘龙的摆尾姿态，四周尽皆盘龙的磨齿根系。
当阴阳两扇石磨合拢起来，以阳扇为主而转动时，磨顶上的谷物便会像流水一样盘旋而下，此刻，你能听出宇宙的轰鸣声，你能看见日月的轮回影，你能感受到四季与日夜的交替，像风中的流云、浪里的泥沙与林中的竹笋一样，“生生不息，谓之道也”!
你不用细想就知道，磨合中的生命是从两仪开始的，继之生出了四像，续之生出了八卦，石磨中的粮食只是一种象征和比喻，它在一沟一梁的催生下，由内向外均匀地生发着，弥纶着，以至于在轰隆转动的磨口边沿，变成了纷纷而落下的一圈粮食的“雪雨”。
我们，以及我们的祖先，就一直是在这精彩而生动的天地里，在这“雪雨”的喂养中长大成人的，改朝换代的，创造与发明的，比如钥匙与锁器的关系，石碾与碾盘的关系，锅盖与锅底的关系，螺帽与螺钉的关系，它使粮食与文化、物质与精神成为一合石磨的两扇，个中有我们的生命根性，还有我们的象形文字与象形思维的表现特征。
你很难想象，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起源没有自己的图像，就不会有从图像上诞生出来的数字；如果没有表形的数字，就不会有达意的数学；如果没有演算的数学，就不会有发达起来的科学；如果没有科学的创新，就不可能有被称为现代化的今天。
今天，我们将古代的科技工具———石磨，废弃在历史的大道边沿，这是文化的进步，科学的抵达，和新工艺的替代，以及智慧超创的结局。但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在童年，每到腊月二十四日这天，乡间的石磨是万万不能推动的，因为这一天是老鼠嫁女的日子。人们说，凡未过12岁的童孩就可以倾耳听见磨中喜吹喜打的场面，并且我在许多民俗的资料中见过关于老鼠嫁女的图画。先前，我把它作为神话贮藏在大脑深处，如今，我才明白，那仍然是一种哲学比喻，它以石磨的阴阳来象征天地的结合，在天地之间，除了有我们人类所需要的粮食与万物之外，天地之间还有更多的生命并存，它养育了人类，也同样养育了万物，它同样需要人类以心去呵护万物的存在。老鼠嫁女就是古人热爱万物生命，使之共生同荣的典范思想。
我理解石磨里的粮食与老鼠嫁女故事的另一种意象则是：天与地是亲和的，又是对立而斗争的，我们所有的生命都会在磨合中诞生，又会在磨合中成长，最后还会在磨合中老去。珍惜天地，注重环保，热爱一切生命，是老石匠镌刻在每一轮石磨上的天言箴语。我们可以放弃有形的石磨工具，但不可以丢失无形石磨上的哲学准则。
这是中国的文化，同样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以及是万物生命和谐的福音。
（旬阳太极城杂志社）  

钟情特价书
梁 真 鹏
看好特价书乃穷书生之专利，圈外人是不知其中妙趣的。今夏众多商家搞促销，推出打二折、五折不等的销售衣服和皮鞋之类，就听见有人嚷，书籍干吗不打折，打个五折就好了。
和特价书结缘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城里上学，书价犹在欲涨未涨时，吾辈书生看得多买得少。幸好地区新华书店把库存积压的书籍全部半价处理，这样书价低廉，逢上星期天，我们一伙结伴直奔特价书柜，仿佛猎人捕物，沙里淘金，更像饿汉扑在面包堆里，挑挑选选，翻翻捡捡，半天下来，淘书必有所获，其中不乏妙作精品。一、两元钱可以买十本书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五角丛书曾经风靡许久。《鲁迅全集》就是花很少钱成交的一笔巨大财富。
待毕业返乡教书，我们几人都携着一箱子便宜的好书荣归故里。内心欣喜而又怅怅然，毕竟买书困难与她结缘的机遇少了。平日，学生来借借书籍看看，山里的孩子看出了山外的另一个世界，他们好感谢这座免费图书室。而我呢，平常无所事事日，正是静读钻研时；校园长夜一孤灯，书海遨游树灯塔。
古人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独学而无好书，则行同痴人说梦缘木求鱼。闲暇时分，为了“充电”，又不得不踏上漫漫购书路。此时，书价飘摇上涨比物价通货膨胀还快，令我等工薪层望而生畏望“书”兴叹，大家只好精打细算有选择地购买。之所以偏爱特价书，是因为囊中羞涩；从经济角度上说，是能用有限的资金购买更多的书籍选读 。旧书摊也是常光顾的一个理想场所，这儿又是一个新景点，纸张发黄，灰尘密布，价格增幅翻番，取精用弘，但仍是美丽的特价书市。其他，则要瞅机会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则是节假日书店打七折买的；海峡出版社的一套十二本“新时期中篇小说丛书”是打六折邮购的，漓江出版社的数册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也是打六折得来的。平时，一些文朋好友瞅着书家的书籍眼馋，说好书全让我霸占着，“艳”福不浅。我答，心诚则灵，业精于勤，得书也是缘嘛！你们一天为名利所累，或沉浸在官宦中，好书视而不见，哪有闲心翻书静读？
现在的书籍装帧豪华,书价居高不下,俗话说,买豪华书的都是不读书的,装潢门面而已;特价书也是有的,皆盗版玩意儿,众多学人不屑买之，我岂能为之心动？话说回来，而今已是市场经济，小城的书店琳琅满目，书市异常火爆，再也用不着为买书而长途跋涉了。我也有幸由乡下调进城里工作，双休日同家人总爱逛逛书店，或看或买，有意无意间总爱写些小文章在报纸上作些鼓动宣传，店主们和我相识相知，心下欢喜，临走时总要以馈赠所选书作酬谢，我总是坚决婉拒，君子之交淡如水嘛！实在推不脱，打八折优惠，两不为难，两厢相悦，你发财我发展，我是学海无涯 ，他是经商有方。书价它涨它的，我照样能买到所钟爱的特价书。
                       (安康日报社)

 坦  然  生  活
王 海 波
不知你在生活中注意到没有？活着真叫累，有人这么感喟；活着真叫烦，有人这么嘘叹；活着真难做人，更有人这么叫嚷；活着真的很美丽，初涉人生的我却喜欢这么对生活总结。
步入社会已五年的我，总结不出自己在事业上、爱情上或其他方面有什么建树。唯一与众不同的便是自己养成了一种习惯，那就是写作。我写作仅仅是自己的爱好。当然，偶尔隔三岔五地也有些东西发表出来。我对这些，去流无意。一番苦苦思索，才得以发现，自己生活的视野下呈现与别人的不同，却仅仅是因为，在我的胸襟之中，时时盈满几个字：学会坦然。
翻开记忆的“档案”，我曾发现几位假日垂钓者，一大早出门，夕阳之下拎着空空的鱼篓回家仍是一路欢歌，不禁上前讶然问道：付出了一天的等待却一无所获，怎么还可以这般的快乐满怀？老者风趣的回答：鱼不咬我的钩那是它的事，我却钓上来一天的快乐！曾经看到有人摸奖花去数千元，幸运之时摸到的是一辆自行车，还十分自喜：“摸奖也是奉献，中奖与否是我运气而已！”曾经看到一位同事被人诽谤，情绪极度低落时仍是笑脸相迎：“诽谤也是一种好事，是对我清白不清白的最好‘体验’”。
芸芸众生，世态万象。人心怎样思量，为人就是这样，生活是由理想造成的。蓦然，我又想起泰戈尔的最有名的一句话：“天空不留下我的痕迹，但我已飞过！”这便是对坦然作了最好的诠释。是的，许多的事得失成败我们难以预料，也承担不起，只需尽力去做，求得一分付出之后的坦然和快乐。许多的人捉摸不透，防不胜防，往往是想走得近，可人家早已设起了屏障，让你难以越过！更多的事你无法尽善尽美，或许事件未成，你早已淹没在一片流言蜚语之中。
坦然，是对生活的一种崇尚，是一道风景，是一种心境；坦然是一种失意后的乐观，是沮丧时的一种调适，是平淡中的自信；坦然能让你充满永恒的魅力。为什么有人活得太累，活得很不自由，不是因为重任在肩，不是因为日理万机，而是累在许多生活琐事上太注意别人的说法和看法了，太过于包装自己。事无巨细总要计较别人的评价和议论，甚至穿什么款式的衣服，留什么样的发型，有什么爱好，连走路的姿势，也一一考虑别人的看法，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这种包装，说穿了只能是一种伪装，更何况对待生活中瞬息万变的一切呢！学会坦然，你的视野和胸襟就会更加开阔。因为舌头长在别人嘴里，笔杆握在别人手上。别人爱怎么说你是无法控制的。但是脑袋长在自己头上，学会了坦然，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态反应，可以控制我们的行为方式。没有蓝天的深邃可以有白云的飘逸；没有大海的壮阔可以有小溪的优雅；没有原野的芬芳但可以有小草的翠绿！
生活坦然亦风彩！人活着不容易，活得优秀更不容易。快节奏的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今日世界，拥挤、粗糙、喧哗的俗世常常扰得人身心疲惫，多需要一点润饰与清洗的时间和空间，来回首往事，审视过去，思量今天，策划明天。埋葬或者放弃些什么，费心思量并展望点什么，学会坦然有助于我们打点心灵的行装，更好地投入生活，创造生活！
            （白河县委宣传部）

 

中国古代税制及土地制度之诠释
黄治伦    王恒丁
夏税———田赋名称。起于唐，历代田赋都分夏、秋两季征收，故有夏税、秋税之称。秋税又称“秋苗”、“秋税”或“秋耘”。
抵征———中国旧时历代政府将以实物作为抵税物和征收方式改为征收其他财务的征税措施。唐以前税赋多征实物，唐中行两税法，钱物并征。后将原定征收钱物按一定比例改征其他财物，称“折纳”或“科折”。宋朝有“折变”。明朝称“折征”。折征实为权宜，过期仍纳本色，称“改折”。折征后成为定制，称永折。行“一条鞭法”后，除漕粮主要仍纳本色外，其他税赋大都征银。清折征银两更普遍，成为折征的主要形式。由此演变而出的相继是：折变、折耗、折租、折价、折漕等。折变———宋赋税从原征实物改征其他财物的措施，变卖财产纳税亦称折变。折耗———中国旧时对赋税附征实物加耗改征银两以后的名称。一条鞭法后，赋税大都收银，但征收实物时所附征的加耗并未取消，同样改收银两，所征银两，称折耗。折租———将谷租折合成货币交纳的地租。折价———将实物折成货币纳税。折漕———亦指漕折。指漕粮改征银两或其他实物。漕粮纳米，有时也折征布匹和其他谷物或货币。行于明代以后至民国。
本色———旧中国历代封建政府赋税中原定征收的实物称本色，改征其他实物或货币，称“折色”。明初，专指米麦，折色范围较广。《明史———食货志》：“云南以金、银、贝、布、漆、丹砂、水银为代秋租，于是谓米麦为‘本色’，而诸折纳税粮者谓之折色”，中叶以后，赋税折纳银两日多，而种折征称为“折银”或“折色银”。亦称“轻赍”。轻赍———是轻巧而便于携带的意思；明中叶以后，税折、漕粮、马草等折收银两。
火耗———明清政府借口弥补所征赋税银两熔铸折耗加征的税额。《元史·刑法志·食货》载：“其有巧立各色，广取用钱，及多称金数，除火耗，为百害者，从监察御史廉访司纠之”。火耗之名称见之于此。清初用火耗极重，有的高到百分之五十。雍正年间，火耗列入正税。
户税钱———亦称税钱。北魏至唐按资产定户征收的税。唐武德六年(623)，全国税户约890万，税钱200余万贯。
小租———旧中国正租以外的额外剥削，种类很多，各地不同，有在正租上加若干的，如脚米、附租等；有另交实物的，如交柴草、鸡、鸭、鱼肉、瓜果、茶叶、蔬菜等；有服劳役的，如抬轿、挑担、赶车、做饭和婚丧事的差应；收租时用酒肉招待的。收取小租的不仅有地主，还有地主的管事和催甲等。
当税———旧中国对与铺的征税。始于清康熙(1664),1914年当税归于营业税。
马口税———旧中国海关征收的一种国内关税，1931年废止。
和籴—北魏以后历代政府向民间强制征购粮食的一种措施。北魏孝明帝时“将内郡兵资与民和籴，称为边备”。唐中叶后，常强制农民贱价出售粮食，或先收而后给钱。宪宗时白居易上疏说：“配户督限，蹙迫鞭打，甚于税赋，何名和籴 ？”宋朝名目更多，明清用常平仓谷形式征收。
和买———又称“和市”。唐以后官府以购买为名掠夺民财的一种变相赋税。宋盛行。宋太宗时在春季将库钱贷给农民，到夏秋间令农民以绢偿还，名“ 预买”。元将和买变成百户的重赋。明清仍延用。
和雇———中国历史上官府的雇用劳动。封建社会前期，官府所需工匠，大都直接强制手工艺人承充。唐时大部为蕃匠，以及明瓷匠、巧儿匠等；玄宗时用和雇方式招募的建筑工达一万三千人之多。宋雇用工匠更多，并有募匠等名称，明清皆此。
直接税———间接税的对称，即直接对纳税人的收入或财产课征的税。如所得税、遗产税、房产税等。
租税———赋税的一种。征自田亩的收入称“租”，征自工商货物的收入为“税”。后租税不分，与税收同义。
租税转嫁———财政术语。指纳税人将所缴的租税，通过各种途径转嫁给他人负担的过程(价内税即此)。间接税可通过提高商品价格的方式转嫁，但直接税不能转嫁。直接税的纳税人经常运用各种办法把税负转嫁给人。
租税归宿———财政术语。指租税转嫁结束，税款终归谁负担。
租庸调———唐代向受田课丁(人丁)征缴的田租、力租、户调三种税赋的合称。源于北魏到隋的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力役制度。安史之乱后由两税法代替。
《租覆》———书名。清陶熙(1821—1991)著。由《重租论》和《重租申言》组成。1895年成书。揭露苏州地带地主对农民严重的地租剥削和收租过程中的残酷的政治迫害，呼吁减租并放松对农民的压迫。
租限———旧时地方规定佃户交租的期限。苏南地区一般分为三限，一限为十天左右，愈后期限愈短。规定期限内交租，可有折让，逾期加罚；逾期则催头、差役即拘押佃户，拷打逼租。
收租局———旧中国封建地方勾结官府共同向佃户逼收地租的组织。1863年(同治二年)出现。由苏州大地主向清政府建议设立，由官府直接派吏协助收租，收到后抽出部分缴纳粮钱，贴补官用。未交者或逾期未缴者拘入官牢或私牢，毒刑逼租。许多农民因此家破人亡。
包税制———始于古罗马。国家将捐税按一定数额包给私人征收的制度。中国见于宋代，盛于元代，称扑买。其后对某些收入较少的税也常用包租制征收。
扑买———元代的一种包租制度。宋初对酒、醋、陂塘、墟市、渡口等税收，由官府核计应征数额，招商承包。包商(扑买人)缴保证金(称“抵当”)于官，取得征税之权。淳化年间实行“买扑酬奖”法，以买扑之利归大户，酬奖之利归役人。熙宁时废除，改由承包商自行申报包税数额，以出价最高取得包税权。元沿宋制，但包税制范围更广。
青苗法———亦称“常平给敛法”、“常平敛散法”。宋王安石变法之一。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至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借以补助耕作，称青苗法。借户贫富搭配，十人为保，互为检察，贷款数额依民户资产分为五等，一等户每次可借十五贯，未等户一贯，春夏两次所借随同当年夏秋两税于六月和十一月归还，每期收取息二分，实际有重达三、四分的。
地头钱———唐中叶到五代田赋的附加税。唐代宗时开征。大历元年(766)规定京兆(今西安地区)府每亩除应征青苗钱外，另征地头钱二十文。后统称青苗钱，随夏税缴纳。五代时仍有地头钱名目。
地税———土地税的简称。又是唐租、调外按田亩或户等征的税。贞观二年(628)仿隋代社仓税设立。规定：王公以下，以其垦田所产粟、麦、稻之类。每亩缴纳二升，存贮州县义仓，准备凶年使用。延续多年。行两税法时将税额归并，分夏秋两次征收。
地丁———清“摊丁入亩”后田赋和丁银的合称。明初，赋、役分别征收，行一条鞭法后，徭役折成丁银，逐渐并入田赋，但丁银和田赋仍是两个税目。清“推丁入地”后，地丁合一，从此统称“地丁”，或“地丁钱粮”。
户调———东汉末起按户征收的税，《三国志·魏志·赵俨传》：“而都尉李通急录户调”。事在东汉末曹操袁绍战争时。建安九年(204)操平袁氏入邺(河北邯漳邺镇)，下令：“收其田租高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户马法———宁王安石新法之一。官府派民户养马以供军用的办法。
户税钱———亦称“税钱”。北魏至唐按资产定户等征收的税。北魏献文帝时，已有按九等户别征税的办法。后废。北齐再度施行。记天宝中(742-756)户税钱以下户八等和九等通算，平均税率为每户二百五十钱，全国税户约八百九十余万，税钱约二百余万贯。大历四年(公元769年)又将王公以下各等人户税额提高，并对“诸色浮客”、“权时寄住户”分别征税，为两税法“户无主客，以现居为簿”的先导。
活租———亦称“看租”、“勘租”。中国旧时收地租的一种方式。地方出租土地，租额先不作规定，到庄稼成熟时，由地主察勘作物生长情况，再行“议租”，决定双方应分成数。租额决定权在地主。
活卖———中国时田宅买卖，卖主保留回赎买权利的方式。此种买卖契约称为活契。回赎权有时间限制，逾期成绝卖，不能回赎。一般田均为活卖。
代田法———古代北方干旱地区的一种耕作法，将一亩田(古代以长百步，宽一步，作为一亩，每步六尺，每尺约合今市尺七寸)做成三畎三垄；每畎宽深各一尺，作物种在畎内(低畦里)，畎和垄的位置逐年掉换。故名。此耕作法，既有利于抗旱保墒，又可使地力获得休息。“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善者倍之”。战国时代已有种在低畦上的耕作技术，称“畎种法”。汉赵过在畎种法等基础上发展成为代田法。
代耕———古制官吏的俸禄以农夫所耕田的收入为标准，因耕者不食，故称代耕。《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八，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候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陶潜《杂诗》：“代耕本有望，所业在田桑”。
永业田———北魏至北周行均田制时分给男子种植树木的田。北魏于男子初受田时，给桑田二十亩，规定至少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非桑区只给一亩，作为世业，计在倍给足以供休耕的露田内。有余可卖，不足得买足。在缴纳麻布为“调”的地方，另给麻田。北齐基本相同，因露田不倍给，桑田也不计在倍给田内；又土又宜桑，给麻田如桑田法，与北魏给麻田法不同。北周末明白规定桑田数，，但户调有桑土与非桑土之别，仍亦有桑田与麻田之分。隋唐桑田改称永业田。
相当于北魏的桑田，狭乡不给，有余可卖，不足得买足，身死无力营葬可卖，自狭乡迁宽乡得并卖口分田等。
隋唐还给皇族、贵戚、功臣和官吏分给世禄田。
旧社会统称私有土地为永业田或世业田。
麻田———为北魏至北齐行均田制分配种麻的田。北魏于初授田时，在产麻须缴麻布以为“调”的地区另给麻田，男每人二十亩，女每人五亩，奴婢相同，一夫一妇纳布匹一匹，奴婢八人纳同额布调。麻田须要交还，与露田同。北齐在土不宜桑之地授麻田如桑田法。北周隋唐规定户调亦有桑土与非桑土之别。(桑土、要植桑的土地)
露田———北魏至隋行均田制时计口分配种植谷物而要交还的田。北魏授露田，男年十五以上每人四十亩，女每人二十亩；奴婢相同，耕牛每年三十亩，均给其主；一般都加倍授田，轮作土地加两倍；桑田计在倍给的露田内。年老负赋或身亡交还，不得买卖，授还田均在每年正月。北齐男年十八始授露田，每人八十亩，女每人四十亩，六十六岁还田。奴婢授田由王公至平民(不作官的地主)限300～60人不等，耕牛每头六十亩，限四年。北周一夫一妻授露田一百四十亩，无妻男丁一百亩，男女年十八起授田，年六十四还田。宅地十人以上之家五亩，七人以上四亩，五人以上三亩。隋依北齐制。唐改称口分田，男授 田八十亩，女不授，寡妻妾各受田三十亩。历代均未能按规定授田，如隋文帝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派使四出均田，狭乡男丁每人才得二十亩。
赵过———汉武帝用米任搜票都尉，汉崔寔《政论》说：赵过“教民耕殖，其法三耕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换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至今三辅犹赖其利”。即赵主持设计了三脚耧，改进其他耕耘工具，同时提倡代耕法，对当时农业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安康地税局直属征收分局)

 

安   澜   楼   记
李 启 良
汉上古城安康，先秦两汉之时，天下名郡汉中所治，旧址在焉。城之西北隅有土阜，岿然形胜，今人復于其上新构五重之楼，名曰安澜。面覆琉璃青瓦，身挺髹漆巨楹。悬匾挂联，金碧辉煌。翘角攒尖，拔地兀立，具承接天汉雄姿；阁厦拱抱，廊轩环列，陈域中人文大观。秦头楚尾之胜概，尽在于斯。
乙酉岁孟冬月，阳和景明之日，董事诸君邀邑中文士游其地，并为嘱记。侪辈遂徜徉相携，拾阶而登。及至其巅，凌虚四瞩，但见浩浩汉水，嶓冢西来，烟波无际，江流有声。近观平野，有虞舜陶渔河滨处；远眺积山，乃吕祖曾逰之仙踪。翠屏长林，桑丘麦亩，条列界分，历历在眼。俯瞰城中，街巷交错，车稠人密，市井喧嚣。十里长街层楼对出争高低，四方宾客工商货殖竞亏盈。人操南音，古风犹存。秦汉西城，唐宋金州，设郡设府，千年都会矣。流连忘返间，已是日落告夕，天回露清。俄而四外灯火，满城晶晶。街衢间，五彩横空，为虹为霓；滨江处，楼船箫鼓，夜市通明。观览旷达，乐而如醉，醉之极者莫过安澜上客矣。
嗟乎!万古汉水，哺育生民，奈何曩时偶起狂澜而吞噬城郭，自古以降，莫不思得驭之。惟逮今世，修筑坚堤高坝，波臣俯伏，城池偃安。俗或以为东有奠安塔镇黄洋之患，西有此高楼安汉沔之澜。殊不知非斯楼以为安而因楼以纪之，何须争敉患之功孰与归耶？智者援古语戏之曰，夫惟不争者而莫能与之争。其言颇有哲理，闻者称是。时在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同逰诸君推启良为记。
                     (安康历史博物馆)

    白 描 文 化 情
冯 佳 随     

        我非文人是弱男，
        不才有德怀素愿。
        文化大厦旁边过，
        试图培土添瓦砖。

        越过道路的沟坎，
        跳出世俗的框圈；
        忘却如烟私与怨，
        用心做事干克难。

        艰辛步履史志园，
        默默耕耘挑重担；
        勤奋敬业撰志稿，
        十年编鉴多流汗。

        抒过百首打油诗，
        散文也曾写几篇；
        常感天地养育恩，
        不图功名为奉献。

 

大胆探索创新  提高年刊品位
———读2004卷《安康年鉴》之后
马  昌  琪
冬至刚过去几天，2004卷《安康年鉴》就披着甲申岁末的瑞雪发行了。看着摆放在办公桌上的年鉴，一股现代气息扑面而来。她褪去了往年一直加身的红色披风，裸露着湛蓝的肌肤，以素面朝天的清纯让每一位读者眼前一亮。封面上那幅伸开双臂拥抱太平洋之健美身姿的企业广告宣传画，在诠释着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的服务理念。
处于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编纂“概一地之全貌，汇一年之精萃，集百科于一册”的政府期刊之王———年鉴，达到“为富民强市服务，为资政存史服务，为继往开来服务”之目的。不仅要求编纂者对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系统准确地记述，有机的分析，科学的编排，更需要常编常新，需要活力和生命力。透过2004卷《安康年鉴》除了有清新酣畅之感外，呈现在眼前的是视野的开阔，触角的深入，以及自身漾溢出的变革和创新。
创新是时代的主题，也是推动年鉴不断前进的动力。创新的基础是学习，创新的主体是人才。2004卷《安康年鉴》的编纂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按照先进文化的要求，回顾和总结2003年安康人民抗“非典”、战洪魔，全力谋发展，GDP突破百亿元大关，创“十五”之辉煌，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各项改革稳健推进，绿色经济强劲提升，呈现的一派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壮美图景。掩卷沉思，犹如饮醇品茗，回味无穷。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较大的突破和创新，封面的现代意识，版式的简约清新，彩版的政治性与艺术性结合，以及资料性、可读性、知识性融于一体等等。2004卷年鉴确确实实做到继承而不守旧，借鉴而不套袭，从安康实际出发，探索和创新。作为一个从事宣传思想工作者的角度来谈2004卷《安康年鉴》，我认为其亮点有三：
大事设专题，热点、要点重点突出。2004卷年鉴以序为首，由概况统览全鉴，以大事记为全鉴之经，按事物的内在联系兼顾管理属性平列分类，内容丰富而简炼，既有宏观的勾勒和细微的描绘，又有翔实准确的数据，通过“特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卫生事业”等栏目可见一斑。全书记述了2003年安康抗“非典”、战洪魔、谋发展的热点和要点。凸现绿色安康建设和建设者的丰采。使改革开放的鲜明时代特色光耀全鉴。尤以经济部类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最，书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城乡建设、财税金融的实绩，都做了详细的记载，充溢了编纂者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之意蕴。
彩版谐调、大气，人物、主题相得益彰。2004卷年鉴实现了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的有机结合，除了编纂的技巧外，主要有赖于正确收集资料，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来判断和决定材料的取舍，做到精微兼收、点面兼顾、主题鲜明。此卷辑录的若干彩照，形象地反映了安康人民投身于绿色安康建设，改革开放带来的成就。一帧难得的“深入灾区、情系于民”反映出党和政府恪守爱民之心、关心群众冷暖的情怀；一幅“全省学白河现场会”，充分展示为改变安康贫穷落后面貌“领导苦抓，干部苦帮，群众苦干”的白河精神，与内容相互映衬、图文相辅相成，突出了本地、本年度的特点和特色。同时采用设置专题、条目升格等方式集中相关材料作板块式记述。如为反映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将过去“乡镇企业”从“农林水”中剥离升格，设置“非公有制经济”专栏，突出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不断强化，成为主体行业的特点。将“卫生事业”从“社会事业”中独立出现，并设“众志成城抗非典”专题，以便更好记录2003年春夏之交全市人民枕戈待旦，众志成城，守望相助，抗击“非典”的日日夜夜。这种独立设板块单独记述的操作实践，在2004卷的多处分散布列。
志鉴结合好，版式、内容大胆创新。年鉴怎样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朝着“为人所知，为人所学，为人所用”方向发展，2004卷年鉴的编者们，为了保持年鉴旺盛的生命力，在稳定“常规条目”的基础上，优化结构，拓展空间，融入了全新理念。如增加英文目录，扩大年鉴适应的市场和人群；记录各路精英的出色表现，在“人物”栏中设“行业精英”；尝试年鉴与续志工作的结合，开辟了“续志人物”；设“廉勤兼优领导干部”、“公选领导干部”增强人物信息的亮点，丰富年鉴的可读性；加强人文部类的内容，在“文化”栏目中设“文化建设”、“文化成果”、“文化市场”、“文化品牌”等条目，来提升文化品位；突破时限制约，在“移民开发”后设“安康水库移民工作回顾”，完整记录十多年安康移民工作的成功经验。通过变换条目形式，创新内容，突破时限，保持了年鉴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2004卷《安康年鉴》的出版发行，在告慰编者的同时，正在成为展示地情的百科全书、研究发展的学问工具、社会经济的流年写真、知往鉴来的明镜见证、采信用史的资料宝库、资政存史的期刊之王。在此我希望《安康年鉴》更上层楼，希望2005卷《安康年鉴》更灿烂夺目。
                        (市委宣传部)

安  康  方  志   考
蔡 晓 林
州、府、区志编纂  安康自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第一部州志至2002年的五百多年间，安康州、府、区志的纂修、续修、补辑、增辑和新编历经9次，其中明朝4次，清朝3次，民国1次，中华人民共和国1次。(一)明朝。成华十四年(1478年)知州郑福编纂《创修金州志》，时为刻本。嘉靖丁亥(1527年)春《补修兴安州志》成书，金州知事郑琦主编、痒生王定之参编。万历乙末(1595年)4月，《改修兴安州志》成书，知金州事胡天秩主编、生员李进芳、杨以桴校雠。万历丁巳(1617年)秋《重修兴安州志》成书，许尔忠主修，李正芳编纂。上述志书至清康熙时期仅留一二册。(二)清朝。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由兴安知州王希舜纂辑，石潇、刘应秋、穆坤参编的《兴安州志》修成。全志共四卷，有28个志，为手抄本。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兴安府志》修成，兴安府知府李国麒纂修。全志三十卷，有13个志，为石印本。嘉庆十七年(1812年)，《续兴安府志》编成，兴安知府叶世倬主编。全志八卷，有11个志。咸丰三年(1853年)夏，兴安知府王履亨重刊《续兴安府志》，增《补遗志》一卷，拾遗订证。(三)中华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重续兴安府志》成，鲁长卿纂修，全志二十五卷。有18个志，手抄本存留。(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新方志得到政府的重视。1984年安康成立安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1994年着手编纂《安康地区志》，2004年，200万字的《安康地区志》出版发行。
县志编纂  明成化(1465—1487年)、万历(1573—1619年)间，有紫阳、旬阳、汉阴、石泉4县编纂了《紫阳县志》、《旬阳县志》、《汉阴县志》、《石泉县志》。但“明志毁于兵燹，无由得览。”留存有残卷。
清代为县志编纂鼎盛时期，志体较明更趋完善、完备，多数使用平行分目体，由志首、主体、附录三大部分组成，并开始配图、表。官修、私修并存。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有旬阳、汉阴、紫阳、石泉4县续修了县志，除紫阳将续修志称《紫阳县新志》外，其余均称《××县志》。均为手抄本留存。
乾隆(1736-1795年)年间，旬阳县重修《旬阳县志》，留有四册刻本。平利编纂第一部《平利县志》，并付梓。
嘉庆年间(1796-1820年)白河县编纂了第一部《白河县志》，安康县编纂第一部《安康县志》。汉阴通判钱鹤年重修《汉阴厅志》。
道光年间(1820-1850年)宁陕厅编纂第一部《宁陕厅志》，石泉、紫阳2县分别续修《石泉县志》、《紫阳县志》。
同治九年(1870年)旬阳县增补了《旬阳县志》“古迹”内容。
光绪年间(1875-1908年)岚皋编纂了第一部《砖坪志草》。旬阳县编纂《旬阳乡土志》。
民国年间(1911-1949年)，镇坪县聘任鲁论总纂第一部《镇坪县志》，部分县还组织成立了县志局，续修县志，安康、汉阴、石泉、紫阳、岚皋5县国民政府分别组织地方贤达坤士续修各县县志，分别编成了民国《安康县志》、《汉阴县志》、《石泉县志》、《紫阳县志》、《岚皋县志》。平利、安康2县还分别撰写了《平利县乡土志》、《安康乡土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重视方志工作的编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旬阳、岚皋、石泉、安康等县动议实施过续修各县县志工作，旬阳县于1959年编出了《旬阳县志续编》，5万多字；石泉县组织班子，征集了1949-1959年的文史资料，编出了《光辉的十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多数县志编纂未能实施完成，仅征集了部分史料。
1984年以后，全区10个县重新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组建县志编纂办公室。1989年有《安康县志》、《紫阳县志》，1991年有《石泉县志》、《汉阴县志》，1992年有《宁陕县志》，1993年有《岚皋县志》，1995年有《平利县志》，1996年有《旬阳县志》、《白河县志》，2004年有《镇坪县志》出版，至此，全市十部县志全部出版发行。
镇(区)志编纂  1988年，石泉县文史工作者吴龙晏编纂出版《石泉后柳区志》。2002年汉滨区文史工作者万安祥编纂出版《五里镇志》。
专业(部门)志编纂  1985年以后，安康地区部分直属机关、企事业单位为配合地区志、县志、省专业志的编纂，至2004年，全市有：《公安志》、《金融志》、《财政志》、《图书发行志》、《库区移民志》、《安康城区重建志》、《检察院志》、《信访志》、《妇联志》、《戏剧志》、《教育志》、《计划发展志》、《茶叶志》、《蚕桑志》、《统战志》、《军事志》、《税志》、《交通志》、《烟草志》、《对外经济协作志》、《纪检志》、《民政志》、《铁路志》、《监察志》、《卫生志》、等七十余部，另有《安康临床检验志》、《安康师范专科学校校志》、《安康中学校志》、《旬阳中学校志》、《旬阳卷烟厂志》等行业志。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安康市军事志》终审意见
        ［编者按］《安康市军事志》是一部市级部门(或专业)志，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0)26号文件精神,市级部门(或专业)志由同级地方志办公室终审后方可进入印刷出版的要求，2003年下半年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该方面的专家对《军事志》进行了终审。现在《安康文化》上刊载《军事志》终审意见，意在推进地方志工作开拓思路、创新发展，服务社会。
安康市军分区军事志编纂委员会报送《安康市军事志》后，市地方志办公室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2000)26号文件精神，组织力量对《军事志》进行终审。现将市地方志办公室的终审意见，提供给你们，供再行修改中参考。
一、对《安康市军事志》的总体评价
《安康市军事志》为我市历史上首部军事专志书，在军事志领域有开创之功，为奠基之作，不仅填补了我市军事志书的空白，丰富了我市部门志书的内容，而且为军事志书的续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和成功经验。从总体上看：“军事志”编纂很成功，体现了军分区领导在军事史学上的远见卓识和对具体编纂的高度重视，展示了编修人员的崇高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在史识、文笔等方面的较深造诣，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军事志》政治观点正确，符合社会主义新方志在立志、观点、方法等方面的新要求。军事活动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的特有现象，是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激烈化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也可以说是军事斗争史。因此，军事志涉及的内容与其它部门志相较，具有历史的长久性、表现形式的复杂性、内容的丰富性和鲜明的政治性。《安康市军事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按照无产阶级国家学说和军事斗争本质学说的原理，去认识和把握纷繁复杂的军事活动规律，站在人民根本利益和有利于社会进步的立场上，去评判、梳理和选材，做到了是非分明，思想倾向正确。特别是对建国后的军事活动，能够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去把握文革期间及其前后的史实。保证了军事志的政治质量。
2、《军事志》资料翔实、完整、系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全志洋洋百万言。上溯至事物的发端，下至2000年，部分延续至今，记载了安康4000年左右的军事史实，其时间跨度之长，包括内容之丰富是部门志中少有的。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志书的资料来源十分广泛，并十分注重史实的考证和订正，力求做到既丰富又准确，如注重正史的作用，包括24史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史，都在本志资料搜集对象之列，许多地方直接摘录利用史志原文，体现本志的记载史实的可信度之高，如广泛搜集正史之外的杂史、方志、专门研究文章、回忆录、当事人的口碑资料等，与正史相互印证，相互补充，从而保证了志书资料的丰富性，又保证了史实的准确性。同时，志书收录了数量众多的专门研究文献资料，既克服了志书因体例的原因无法详尽记载某一史实的缺陷，又增添了志书的可读性，并为后世深入研讨留下了更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军事志在史料的丰富性、完整性、翔实性、来源出处的可信性等方面都有成功的探索，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
3、《军事志》基本符合志书编纂体例。全志述、记、志、传、图、表、录诸体齐备，体例要素完整。首置概述，总览全志内容，续列凡例，解决发凡起例之要务，概列编纂宗旨及主要方法，志体以时间顺序为主轴，以事件史实为主体，以军事活动诸要素的相互联系为顺序，编列军事地理、军事沿革、军事武装、军事斗争、军事训练、管理教育、政治工作、军队后勤、民兵、军事人物、军事大事记计十一篇，图、表、附录并用，构成了一部内容完整，历史脉络清晰，史实详备的地方志书。
4、在军事志书编纂中有一些较为成功的创新之处，富有创建性是《军事志》的又一特点。修志的成功，取决于“续、修、补、创”四个方面的工作实绩，重点在创新，《军事志》编纂中遇到的最大难题一是军事活动的复杂性和志书内容的政治倾向性的关系。二是军事活动内容的丰富性与记载内容翔实可信性的关系。三是根据详今略古的原则所面临的古代长历史多内容与记载从略和现当代缺历史少内容的记载从详之间关系。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是志书成功的关键，军事志通过创新的途径比较成功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如军事斗争篇将古代分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朝换代的斗争和农民起义分列目次，农民起义中又分发源于安康与外来影响安康分列目次，中华民国时期将军阀混战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分列目次等，既使史实明晰，又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实现了学术性与政治性的统一，这归功于在内容排列上的创新；在整个志书中对建国后的军事活动的记述量大面广，体现了新时期军队活动内容的重大变化，突出了抗洪抢险、参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军政军民关系等丰富的内容，全面反映了军队军民新时期的活动情况，这源于在选材上的创新，即军事活动在新时期已经不是直接的军事斗争，而是内容更为广泛意义更为深远的活动，军事志正是抓住了这种时代变化的脉络，从而保证了内容的完整性。
综合上述四个方面看，《军事志》是一部成功的志书，各参与审稿人员一致认为《军事志》编纂较好，政治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比较完备，并富有创新，一致建议通过终审。
二、对《军事志》修改的具体建议
1、部分内容可进一步精减，以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2、要按志体特点要求进一步规范文体
3、有关体例方面的若干个专门性问题的意见
主审人员：赖祯武 冯佳随 蔡晓林
       （本文刊登时有删减）
        (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

 

感   受   活   力
———有感于宁波“抢先半步天地宽”
郭 玉 青
一道鲜活的风景线出现在苏南与温州之间，这就是宁波。
宁波是个不张扬的城市，现在却不由自主的显山露水了。2003年5月7日统计部门公布的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排名，宁波国内生产总值从2002年的第六位，跃居广州、深圳、杭州之后的第四位。此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也引发不小的震动，其中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在中国200个城市中名列第十，是浙江省唯一进入前十强的城市。其中结构竞争力排名全国第一。浙江省农调队公布百强乡镇，宁波独占26席；浙江十强县，宁波占3席。更鲜为人知的是，在衡量民营经济发展的15项指标中，宁波有12项超过民营经济的强市温州。宁波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已占浙江省的1/5以上，利用外资和外贸出口分别占浙江省的1/3和1/4，宁波在改写中国的经济版图。目前，港口货物吞吐量仅次于上海，居大陆港口的第二位。集装箱增幅连续五年居第一位。最大的男装生产基地、最大的不锈钢加工基地，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最大的民营轿车企业、效益最好的石化企业……雅戈尔衬衫、波导手机、三星空调、帅康橱具、维科家纺等“宁波制造”身手不凡。99种产品年产销量在全国同行同类产品中居第一位，206种产品产销量跻身全国十强。经济红火，人气必旺。连续两年，宁波摘取全国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增长第一的“桂冠”，房地产市场一度出现的抢购风竞到了半夜排队的程度。餐饮业火爆，以致于在好餐馆请客成了一件并不轻松的差事。去年以来，宁波成为各地党政代表团考察、取经的热线。外商则纷纷把资金投到宁波。三资企业以平均每天3家的速度递增。
活力四溢的港城，如何抢得“先手”？
经济学家将宁波现象概括为“宁波活力”。如是，这个活力四溢的港城，何以“活”起来？机遇是均等的，就看怎样抢“先手”。
在市场经济的搏奕中，宁波企业改革共抢得三次关键的“先手”。
第一次，壮大民营经济。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宁波民营企业紧随温州、台州实现由小到大，由弱变强，为政府日后推行的国企和集体企业改革提供了足够的税源，买断工龄的资金，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岗位，以及产权重组和转让所需的买方市场。这一战术被经济学家喻为“围魏救赵”。
第二次，集体企业转制先行半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宁波模仿苏南乡镇企业的组织形式并予以创新，迅速形成集体企业体制。在全市工业产值中“五分天下有其四”。当乡镇企业体制暴露出一些问题之后，赶在苏南之前，果断地对乡镇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短短几年，转制后的乡镇企业迸发出新的活力，避免了“二次”甚至“三次”改革的问题。
第三次，国企改革先修渠后放水。民营经济成星火燎原，集体企业成功转制，为国企改革铺平了道路。国企攻坚战在全国打响之时，此时的宁波轻舟已过万重山，创下颇具特色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如资产重组的“维科模式”，股份制改造的“波导模式”和收购兼并的“开开模式”。
三抢“先手”，环环相扣，如接力赛，构筑起制度竞争力的优势。改革抢先半步，发展领先一步。从经济学角度看，领先一步，往往要支付较高的改革成本，而抢先半步，恰到好处。过犹不及，矫枉过正，关键是把握一个“度”，这是宁波人的改革哲学，也是发展之策。
政府俯首甘做铺路石，给企业充足的“阳光”和“水分”。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如何找准自己的位置？宁波市政府沿着“凡事先替企业考虑”的思路，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致力于建立一个职能明确，运行协调，精干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并在机构设置，人员精简、审批制度和廉情公布等方面进行了较为领先的改革。
首先，越位的地方，政府要退位。2001年市政府部门从自身开刀，一次削减审批核准事项621项，2003年再开一刀，削减30%以上。政府让利于企业是退位的又一特色。最新的事例是，杭州湾跨海大桥项目，政府历经10个春秋，辛辛苦苦完成立项，这是一个利润回报较高的项目，政府把大部分股权让给民营企业，“相信企业比我们干得好”。
其次，缺位的要补位。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撤出来的政府转而把该管的领域管起来，该服务的内容下工夫做到家。闻名遐迩的“政务超市”走出机关大楼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市政府每年开展投资环境整治月活动。外商在医疗保健，子女读书、住房等方面有求必应。几年来，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工会测评，宁波连续三年位居祖国大陆城市前列。
宁波已连续多年被中外权威机构评为中国最具活力和投资环境最佳的地区之一。
                  (紫阳县档案史志局)

 

双安交流十二年
———安康与比利时安特卫普省友好交流工作回顾
曾 力 竞
比利时王国位于欧洲西部，北接荷兰，南部和西部靠法国，东邻德国、卢森堡，西隔英吉利海峡与英国相望。总面积30528平方公里。 总人口1050万。首都布鲁塞尔是欧盟总部所在地，也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所在地。
安特卫普是比利时北部的一个省，省会安特卫普市。全省面积3000平方公里，人口160多万。安特卫普市位于比利时西北部斯海尔德河畔，面积约140平方公里，人口约50万，是欧洲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距首都布鲁塞尔仅45公里，距北海68公里，是欧洲第二大港（第一大港口是鹿特丹）。1920年8月安特卫普主办过第七届夏季奥运会。
安特卫普化工业是出口型产业，产值的80%以上来自出口。比利时化工业主要集中在安特卫普，尤其是港口地区。安特卫普已有70年汽车装配的传统，主要是出口到其它欧洲国家。安特卫普钻石业有着雄厚的基础和悠久的历史，号称世界钻石中心，是世界主要的毛坯钻集散地。
优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工业传统，训练有素的员工吸引着欧洲内外的投资者，随着1993年欧共体市场的统一，安特卫普省的战略位置更为重要。许多跨国公司不仅把安特卫普作为在欧洲的生产基地，而且还作为公司整体战略计划的协调中心。
比利时王国1971年10月25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中国在欧盟成员国中第六大贸易伙伴。安特卫普省和陕西省于1995年5月7日结为友好市，安特卫普省与上海市、马林市和成都市结为了友好市关系。陕西省同安省交往频繁：我省曾先后在安特卫普举办过大熊猫展、秦始皇兵马佣展；安特卫普省在西安举办过安省生活风情展，这些友好交往活动对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起到了重要作用。西安杨森公司和上海贝尔公司都是安省在中国的合资企业，两公司连年跨入“全国十大最佳合资企业”，并于1999年、2001年先后被美国《财富》杂志评为“中国最受赞赏外资公司之一。”
1994年，安特卫普省政府内阁秘书、马林地区专员吕克·马斯先生为团长的安特卫普省政府代表团一行四人对安康地区进行首次友好访问，此次访问达成了《比利时安特卫普省马林地区与中国陕西省安康地区建立友好交流关系协议书》。当年9月安康地区选派外事办翻译曾力竞同志赴安特卫省同声翻译学院进行英语研修，同时接受安特卫普省政府的行政培训。
1995年，安康地区行署秘书长李克刚随陕西省经贸代表团对安特卫普进行了友好访问。
1996年，安特卫普省长鲍罗斯先生率团访问陕西，马林地区专员吕克·马斯先生与安康行署计委主管招商引资的负责人在西安就安康水电站、农业咨询及轻工等项目进行了磋商。
1998年，安康地区人大工委主任熊邦高率团对安特卫普进行了友好访问。
2000年，原安康地委书记陈友德、副书记黄玮在西安举办的“东西部贸洽会”期间会见吕克·马斯先生。
2001年6月，安特卫普省副省长郝尔森先生、马林地区专员吕克·马斯先生对安康市进行了友好访问。并就双方在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与安康市委、人大、市政府各工作部门、政协的领导进行了会谈。访问期间，郝尔森先生考察了市盲哑学校，回国后为盲哑学校捐助了20万比利时法郎（约5万元人民币），资助盲哑学校配备了一个多媒体电教室。
2002年，吕克·马斯先生访问安康市并考察了岚皋县，当他们了解到岚皋县幼儿园教学条件较差的情况后，安省政府向该幼儿园捐赠了1.45万欧元（约14万元人民币），用于幼儿园教学楼改造工程。
2002年8月，安特卫普省政府技术中学校长亨力·安德斯先生及园林昆虫专家范霍夫先生考察访问了恒口大棚种植基地并参观了三条岭农业示范园。访问期间，客人们与安康农校进行了洽谈，双方签订了《关于与安康农校建立友好学校关系意向书》。
2003年，安康市副市长许春霞、安康农业学校校长对安特卫普省进行了回访。
2004年，吕克·马斯先生一行访问安康市，对援建的盲哑学校和岚皋县幼儿园项目考察。
2005年10月26至28日，安省省长鲍罗斯先生率省政府代表团一行13人参加在西安大唐芙蓉园举行的“庆祝陕西省与安特卫省结好二十周年大型庆典”活动后，在省外办主任张保庆、省友协专职副会长刘先莲的陪同下来安康市访问。访问期间，副市长李铁兵同客人们进行了会谈，双方在回顾了两地长达11年的友好交往关系后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将安康市与马林市缔结正式友好城市关系提上议事日程，争取正式签定友好城市关系。27日客人们参观了北医大药研所、安康盲哑学校、安康师专和巴山绢纺厂。   
安特卫普省政府代表团是安康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来访规格最高的外国使团。
                      
               (安康市外事办公室)

 

走近制造《安康年鉴》的人们
范    斌
2005年的春节前后，有幸在朋友的书橱里发现了封面颜色和画面都十分抢眼的2004卷《安康年鉴》，随手翻阅，便很快被这部“概一地之全貌，汇一年之精萃，集百科于一册”的安康市政府期刊之王所吸引。这部书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称为本市内编纂和印刷质量一流的大型读物。从封面的现代意识，版式的简约清新，彩版色彩和画面的构图设计以及刊物内容所表现出的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融于一体，都说明该刊物不愧为一部信息量很大的政情地情工具书。于是，我对《安康年鉴》产生了兴趣，对《安康年鉴》的编纂者产生了更大的兴趣。
《安康年鉴》从1998年首卷问世后，至今每年一鉴，都是当年出书。到现在一共推出了7卷，第8卷(2005卷)即将发行。在市政府大楼二楼东角的几间办公室，就是安康年鉴编纂者的办公之地。这是一隅偏僻的角落，也是一个文化氛围和人情味特别浓厚的地方。初次登门，让人寻找许久；来过几次之后，倒让人有些眷顾。每逢到市政府大院办事，让人情不自禁地想去打扰他们，与这些编辑们聊聊。在商业大潮把文化事业冲击得面目难辨的今天，有这样一群远离喧嚣、远离浮躁，沉下心来，默默无闻为安康文化事业踏实伏案的人们，确是一件幸甚之事。我是一个爱对社会生活异常现象进行思考的人，总想对生活中的另类人群予以关注有所洞察，找出他们此种行为的合理解答，尤其是对自身职业怀有崇敬之心，不断追求其事业价值真谛的人们，我更愿走近他们，进入他们的生活，分享他们自以为神圣的愉悦感受。我知道自己的自主介入，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收获，或改变他们什么，或只是向他们致以热情的注目礼，或用我这还不算犀利的文字，记录下他们的真实工作状况，就不枉同他们的相处，同他们的思想交流。同他们接触久了，我产生了记录他们的冲动，期望他们的工作不因他们占有行政资源太少而被人遗忘，而应象他们制造的“产品”———《安康年鉴》一样，被更多的人关爱。
要说《安康年鉴》的编纂者，首先要了解《安康年鉴》的创始人，魏先生。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作品颇丰的作家。出版的个人作品有剧本、有小说。他很勤奋，在亲手编纂1-6卷《安康年鉴》的同时，个人的文学创作一直笔耕不辍。他待人十分平和，和他对话，犹如面对自己的老师，常有被其点化的感觉；再说《安康年鉴》主编之一的张先生，这是位从其外貌很难读出文化人的感觉，其实他还真是一个博学多思的读书人，只不过经常用非文化人的姿态去经营文化，策划出一些比较成功的文案和文化产品运作结果。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感受他在酒桌上的洒脱和那些妙趣横生的冷幽默。说也怪，尽管他语气辛辣，讥讽中常夹杂着调侃，我还真愿与他成忘年朋友。他的积极的健康的人生态度常对我有所启示；近两年《安康年鉴》的彩版设计和印刷监制者，是向来做事认真的冯先生，他是一个动手能力强，自学看家本领的成功者，他执着于在工作实践中总结经验，摸索规律，吃苦耐劳地做一些让有些人看来费力费时的基础工作。只要《安康年鉴》稿子一进印刷厂，他便和印刷厂的技术人员共同把住质量关，提出技术要求，让印业的技术人员把他视为不好敷衍的同行；去年和今年的《安康年鉴》文字执行主编是蔡女士，她是市政府院内不多的才女之一。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浸淫在修志编鉴的冷宫，无怨无悔，自唱自吟，自得其乐。主编《安康年鉴》文字内容后，在编纂条目下达，板块结构安排，以及排版后的文化补白，煞能费尽心血，力图创新突破；还有英文编辑小李、电子编辑小薛、电脑录入高手小朱，个个既年轻，又能干，都明白“人一生要靠本事吃饭”这个基本道理。各自在做人、敬业和业务能力上虚心学习，自觉积累，独当一面的完成岗位工作。我相信，不出几年，他们均能胜任一本书，一个刊物的主编工作。
走进这个单位，走近了这个群体，让我思索很多。这个群体的出现既让我看到了一些安贫乐道，追求精神世界完美的求索者，又让我对安康文化建设的未来充满了信心。象这些求索者兴许在诸媒体背后有不少的同行者。我们在熟悉媒体中频频亮相的政治走俏人物的同时，千万不能忘了他们，冷落了他们。这大概就是我要写这篇文章的初衷。
                           (安康师专)

我心中的耀邦
胡 启 立
人的一生，或大或小，或深或浅，都要受到社会或他人的影响。在我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中，如果有人问我，什么人对你的影响最大、最深刻？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耀邦同志！在我一生的许多关键时刻，耀邦同志用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为我指明了做人、处世的原则和道理，支持和帮助我走过人生坎坷之路。
团中央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民主和谐、最没有官气的一个机关
我和耀邦同志相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那是1955年8月，全国学生联合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召开，当时耀邦同志已经是团中央书记，而我只不过是刚从学校毕业不久的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就在那次会议上，我被选为全国学联主席，并被告知要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听到这个消息，我又激动又紧张，见到毛主席时该说些什么话？毛主席如果问我什么问题该怎么回答？哪些事该向毛主席汇报？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
也许体谅到我当时的心情，就在我苦苦思索的时候，耀邦同志找我来了。他先是解除我的紧张情绪，说毛主席是人民领袖，他老人家平易近人，尤其关心爱护青年人，完全用不着紧张，随后又对我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辅导和帮助。他启发我说，毛主席可能会问你们讨论了什么问题，同学们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我说，那问题就多了，不知道该反映哪一条好。耀邦同志耐心地听取了我的叙述，不厌其烦地帮我归纳出几个问题：要加强形势的学习和教育，要增强社会实践，要有应对困难的思想准备等。然后又教导我说，你是学生代表，要从学生的要求角度提出问题，不能从团干部角度提问题。于是我又把同学们的意见归纳为想听形势报告，但一些领导同志请不来；想参观工厂，但因为各种原因不让去；毕业后走入社会，遇到困难容易悲观失望等等。
到了毛主席那里，我按耀邦同志帮我思考归纳的几个问题，一一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听了后很高兴。针对青年对困难思想准备不足，遇到困难会悲观失望的问题，毛主席专门讲了一大段青年人应该如何对待困难的话。毛主席说：“整个社会的前途是越来越光明，不是越来越黑暗，但是也不会像探照灯那样，笔直地照向天空。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战争时期有战争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有和平时期的困难，和平时期的困难不一定比战争时期的困难小，甚至会更大。老一辈人死了，困难就是青年人的了，当然，那时候你们的条件会更好些……”
毛主席的话，当时我听得似懂非懂，心想革命战争时期斗争真刀真枪，你死我活，要流血甚至要豁出生命，那该有很多艰难，和平时期也会有困难，但怎么会比战争时期困难更大呢？半个世纪过去，经历了反右运动、庐山会议、“文革”动乱等历次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革命斗争的曲折复杂和人世的兴衰荣辱，我才真正懂得了毛主席这段话的分量。
回头想一想，如果不是当时耀邦同志启发我提出这个问题，也就听不到毛主席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论述。耀邦同志手把手地帮助我通过了这场考试，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上的第一堂课。
第二年，我被调到团中央联络部当一名普通干部。一进团中央机关大院，我就发现这里跟别的机关不一样。机关的同志不分男女大小，也不论资格深浅，对所有的团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包括耀邦同志在内，都是直呼其名，不加官衔，绝没有某某书记、某某部长的称呼。在工作上，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同志之间，也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团结协作，亲密无间。整个机关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毫无等级观念和衙门习气，是最没有官气、民主和谐的一个机关。和很多同志一样，我从一认识他就称他耀邦同志，直到他到中央工作，后来当了总书记，我还是称他耀邦同志，一直这么叫了几十年。这个称呼，在我们是饱含着信任、亲切和尊重，而他也很乐意同志们这么称呼他，丝毫没有感到不自在，不舒服。
1964年，耀邦同志在团中央积极倡导培养选拔年轻干部。在共青团九届三次会议上，我被破格选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我当时的年龄、资历和水平，走到这样重要的领导岗位，无论在团中央机关、团系统内部还是社会上，震动都不小，赞扬、鼓励的话也很多。
就在这时，耀邦同志和我有一次中肯的谈话。他说，启立啊，你是被破格提拔的青年干部，这是党组织的培养教育，是广大团员、青年对你的信任，也是青年事业的需要。这副担子很重，你要勇敢地挑起来。可是，你要懂得，职位的提拔不会对你的知识、品德、修养、本领有任何的改变，这一切都需要你通过刻苦学习、艰苦实践才能得到。职位的改变好比你今天穿中山装，明天穿衬衫，衣服变了，衣服里的人丝毫没变，你还是你，还是昨天那个启立。职务、荣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随时可以改变，但你自己的人格、知识、道德、本领不会自然改变。你当了候补书记，可要谦虚谨慎，努力学习，好自为之啊！
他的这些话，让我服了一副清凉剂，使我懂得了对待名誉地位的正确态度，进一步确立了作为革命者的荣辱观，使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保持了清醒头脑，正确处理了个人与组织、个人与群众、个人与事业的关系，始终把心思放在工作上，没把当时的提拔看得多么重，也懂得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名利、地位都不过是身外之物。有了这个人生态度，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关进牛棚，遭受残酷斗争时，个人也没有多么绝望和悲哀。由于党多年的教育，特别是耀邦同志的谆谆教诲，支持我度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艰难岁月，承受住了在一般人看来是由九天之上直落九地之下的沉重打击。
        耀邦同志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
“四人帮”被粉碎后，耀邦同志先后在中央党校、中组部、中宣部工作。每到一个单位，他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他顶住极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老干部；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率先组织和推进“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可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平反冤假错案，实现全党战略大转移等许多重大问题上，耀邦同志的功绩和贡献是全党同志所公认的，是不可磨灭的。也正是因为他杰出的工作和成绩，在1981年6月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党的主席，1982年8月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党的总书记。
我于1982年4月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主任，并在十二大后进入中央书记处工作。从那时直到1987年初耀邦同志离开党的总书记工作岗位的这四年多的时间里，我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和见证了耀邦同志的工作和人格，他的一言一行都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到了书记处后，我感到从来没有在这么高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过，每天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昼夜难安，但究竟该如何工作，我心中无底。耀邦同志除了指点、帮助我干好书记处交代的工作外，经常提醒我：要腾出主要精力来想大事，抓大事，不能每天忙于事务，一定要学会从事务堆中跳出来。他说，什么是大事？就是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中央已经决定了的方针政策，怎么落实？要思考、研究；执行当中还有什么障碍？要想办法克服、排除；同时，还要考虑在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应对，这些都是大事情。同时，还要考虑我们下一步该干些什么，每年我们中央总要办成几件大事。近期中央要抓的大事，一个是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同时要抓党风，纠正不正之风，抓大案要案。这也是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的。
现在回想，耀邦同志对我的这些教诲，他都率先做到了。身为总书记，耀邦同志每天日理万机，可他始终牢牢抓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这个主题，牢牢抓住改革开放这件大事，按照小平同志的设计，精心规划，精心部署，精心实施，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他集中精力，抓了几件事关全局的大事。
首先，他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抓起。应该说，耀邦同志对中国的农业、农民问题一直高度关注。每年都要到农村去调查研究。在他主持下，中央每年发一个一号文件，连发五年，专门解决农业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安徽、四川等地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效果挺好，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有人批评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针对这种指责，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即《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动。”给农民吃了“定心丸”，一时间，实行其他工分制的生产队，也纷纷改为包产到组、到户，到这一年11月，全国实行“双包”的占78.8%。
中央连续五个一号文件依次解决了农村管理上从原来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转变为市场调节，农民生产什么，再也不用靠行政指令，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农民有了自主权，就有了积极性，开始了多种经营，产业结构也逐步调整了；然后逐步给农村经济松绑，一步步放开了统购统销，搞活并发展流通领域。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和规定似乎都算不得什么，可在当时的背景下，每出台一个文件都需要克服许多障碍和分歧。记得就农民长途贩运问题，耀邦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农民搞长途贩运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旧观念必须打破，农民不离开土地和家门，生产的东西到哪里去卖？所以需要小商小贩，他们收购农民的产品然后卖到城里，有人把他们叫投机倒把分子、二道贩子。什么二道贩子？我看是“二郎神”！是沟通城乡、搞活经济的“二郎神”。农民离开了他们就无法发展商品生产。那几年，每当一号文件颁发，全国农民就奔走相告，欢欣鼓舞，如久旱之逢甘霖。农村改革经过这四年全面铺开，农村经济搞活了，农村走上了从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转向面向市场商品经济的道路，农民逐步富裕起来，城市的供应大大改善，全国人民看到了繁荣昌盛的希望，极大地调动了改革开放的热情。
在农村改革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耀邦同志敏锐地感到以城市为主的经济体制改革如果不及时跟进，中国的改革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全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不可能取得最后成功。所以他在对农村改革做出部署后紧接着就着手抓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按照他的意思，万里同志和我专门到天津进行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调研。万里同志把城市改革的思路通俗地概括为把“死、懒、穷”变为“活、勤、富”。死：指管得死，当时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得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管得死死的，这样就形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局面，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不能奖勤罚懒，就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甚至使人变懒，懒就必然导致穷；改革就是要把死的变活，企业生产不再事事受到行政命令的束缚，逐步给企业放权，干多干少不一样了，人们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就主动争取多干，这样人就变勤了，勤了就会致富。耀邦同志十分赞成这个思路，他说，农村改革的核心是给农民自主权，城市改革的核心是给企业自主权；农民和企业有了自主权，就必然打破长期形成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模式，给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勃勃生机。
围绕城市经济改革，耀邦同志亲自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经常与经济学家、企业负责人和省市领导同志一起商讨研究。按照小平同志指示，他和国务院领导同志齐心协力、几经周折，终于在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农村、城市改革先后铺开后，耀邦痛感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人才的缺乏，让我组织力量，与教育部门一道着手研究教育体制改革问题。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改革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后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才。而要解决人才问题，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把实施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摆在最重要位置。在加强基础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快培养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要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在他的指导下，我和教育部门的同志到几个省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和指导思想。1985年5月，教育体制改革方案终于形成，经过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认真讨论，在得到小平和耀邦同志赞同后，以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发布执行。
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人民群众对党风中的某些不正之处反响强烈。耀邦清醒地意识到抓好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实现耀邦代表中央在十二大上提出的三个根本好转（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党风的根本好转）中后两个根本好转，在小平的关心和指导下，耀邦不失时机地亲自主持抓党风建设，并于1983年10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
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耀邦同志又在思考、酝酿一个新的重大问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他认为，现在需要搞一个行动纲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指导思想、根本任务、关键环节等都要作出明确的阐述，具体地说，就是要制定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和经济体制改革文件配套的，形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民主法制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格局。1985年年底，他把这件事正式提到了中央工作日程。为此，他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开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光书记处就召开过多次会议。文件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反复推敲，反复修改，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所有这些大事，耀邦同志都亲力亲为。从中我也深切领会到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中所谓“全面”、“开创”的实际内容和深远意义。这里，我想要强调的是，对待中国的改革开放，耀邦同志是完全自觉的，是积极主动的。小平同志提出的每一项改革主张，耀邦同志都是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全力推进。如何对待特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特区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耀邦同志在1980年初到深圳和珠海考察后就提出：要在深圳搞个对外开放的窗口，窗口发展得好，就搞特区。他的这番话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有些一时思想不通的人说，特区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典型，认为在特区社会主义已经变了性质，痛哭流涕，力陈不可。有的同志甚至当面指责耀邦同志说，你搞的特区实际是“租界”。耀邦同志面临种种责难，不为所动，他回答说，旧社会的租界，主权是人家的，而我们开始搞个窗口，现在搞个特区，主权都在我们手里。我们搞试点，好就搞下去，不好还可以收，这和旧社会的租界根本不是一回事。围绕特区姓“社”姓“资”问题，争论一直没停。从耀邦发表意见后，无论广东、深圳出了任何一点问题，就有人说三道四，向耀邦同志发难。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支持下，坚决顶住，尽全力支持和保护特区的健康发展。当时，耀邦同志保护特区、保护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和探索，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的，稍有点私心杂念，就有可能使改革开放的大局受挫。
当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是全党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特别是小平同志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团结和凝聚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形成了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态势；但作为总书记的耀邦同志在小平同志领导下，披荆斩棘，冲锋陷阵，为我国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功不可没。
耀邦同志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我到中央工作之后，耀邦同志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和感受，就是他的民主精神，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始终把自己看作中央集体的一员，胸怀博大，光明磊落，谦虚谨慎，从善如流，时时、处处、事事注意倾听党内党外的不同意见，自觉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十一届六中全会，耀邦同志当选为党中央主席之后，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有一段话讲到他自己，他说，我个人职务的提升，并不意味着能力水平就一下子提高多少，我自己知道，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胡耀邦。这个意思，他当年对我讲过，其实，他对自己也是这么认识，可见他政治上的冷静和清醒。有几位老同志听了他这段话，高兴地说，就凭这个话，看来这个人我们选对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耀邦同志这一番话，绝不是做做政治姿态，而是作为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说到做到，在总书记的位置上，始终保持着一个普通党员的本色，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职位提升了，就盛气凌人，搞一言堂，搞家长制，处处突出个人，甚至把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耀邦同志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和自觉，除了他个人的历练、修养，还与他对我们党在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深刻认识直接相关。他常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晚年听不进不同意见，搞个人崇拜，使党内生活不正常，形成了一言堂，出现了家长制，导致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兴风作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使我们党的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耀邦同志深刻地总结了这个历史经验，念念不忘这个历史教训。他时刻告诫自己、也告诫别人，再也不能搞过去那一套了，一定要搞民主集中制，要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要把党内的政治生活正常化。他多次对我说：我们党再也不能搞一言堂，再也不能搞运动，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就要重蹈历史的覆辙，重犯历史的错误。
我清楚地记得，我当了中办主任后去拜访老领导，有一次见了叶剑英元帅，叶帅问我，你们民主集中制怎么样？我说，耀邦同志非常民主，他允许人发表不同意见，大家都能畅所欲言，重大问题都要反复讨论，最后集体决策。叶帅说，那很好。你读过《出师表》吗？其中有一段话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民主集中制非常重要，它是我们党付出鲜血的代价得来的教训，每当我们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兴旺发达，每当我们的党不能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时候，我们的党就会遇到挫折、失败，甚至付出血的代价！我觉得叶帅和耀邦同志在党内生活的重大政治原则上是心心相印的。
有一件事情最能体现耀邦同志博大胸怀和自觉执行民主集中制。那是在1981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完善农村生产责任制问题。耀邦同志讲话以后，很多省市委书记都表态赞成，但当场有位省委书记明确表示持有异议，他在讲了一大堆理由后明显带有情绪地说：“我们那里情况特殊，不能搞联产承包责任制！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这位省委书记发言之后，会议气氛显得有点紧张。尽管耀邦同志当时非常急切地要推动农村改革，也满心希望在党内高层能形成共识，但当他耐心听完那位省委书记的意见之后，平静地说：各位如果对联产承包责任制想得通，就做，想不通，允许你再想一想。那位不同意的同志也可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嘛，让实践来证明哪个办法好，你们看这样行不行？耀邦同志的一席话，让整个会议气氛轻松下来。大家都感到心情格外舒畅。久违了的党内民主终于又回来了。会议过后没多长时间，这位省委书记通过学习和实践，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意见，在本省农村积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类似这样的事情还很多。耀邦同志允许大家发表不同意见，有时是有意识地启发和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允许身边的普通工作人员和他辩论。他明确讲过，在一个领导班子里，没有一点不同的声音，是不正常的。鉴于历史上我们党内曾经出现过的违背民主原则，压制不同意见，甚至因发表不同意见而罹祸的经验教训，耀邦同志鲜明地提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要坚决执行“四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不进档案）。从来没发生过，至少是我没听说过，因为某个干部向耀邦同志提了意见，他就发脾气或者打击报复将其调离岗位的事情。他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有保留意见，甚至允许别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去做，但是在全局问题上，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让步，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同时又坚持民主集中制。耀邦同志担任总书记期间，书记处的重大问题都是集体讨论决定的。
据我的观察和感悟，耀邦同志作为总书记，他不仅是把民主意识、民主作风视作政治家个人必备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品质，而且一直在思考，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为谁执政和如何执政的问题。耀邦同志曾经说，我们要在复杂的环境中增强治国安邦的本领，要运用民主法制的办法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耀邦同志实际上是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要如何正确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问题，如何处理新时期改革中各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调整的问题。他历来主张是非要分清，原则要坚持，但不赞成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用过去搞阶级斗争、搞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而要坚持走民主法制之路。尤其是思想领域里的问题，要按思想认识的规律，要讲道理，让人说话，以理服人。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工作上废寝忘食，生活上自奉简朴，作风上艰苦深入，克己奉公，廉洁自律，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是耀邦同志的又一鲜明特征。
        耀邦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艰苦奋斗包括三个层次：生活、工作和思想。他身体力行，在这三个方面都给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耀邦同志干工作几乎是不要命，是全身心地投入，说他是夜以继日一点都不夸张。耀邦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几乎牺牲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他的家就在中南海边上，但他只在每周六晚上回家同家人吃一顿饭，其余时间除了出访、出差，吃住都在办公地点勤政殿。耀邦同志在当总书记的那几年，勤政殿夜夜灯火通明，他经常加班加点批阅文件到深夜。中办的很多工作人员都知道，耀邦同志办公室的灯是熄得最晚的。
考虑到他也是七十岁的人了，我们劝他注意休息，他说：为人民办事情，耽误一分钟都是罪过。确实，我们送耀邦同志的报告、文件、请示等，他从不积压拖拉，总是很快就批示下来，生怕误事。
        耀邦同志为了能与群众直接交流，听到群众的真实声音，历来都主张轻车简从，他特别反对出行时前呼后拥，戒备森严，搞成浩浩荡荡的车队。为此，他不知对身边工作人员发了多少脾气：你们干嘛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呢？这是给我帮倒忙嘛！你们知不知道，让我脱离群众那才是真正的危险！为了避免这种状况，耀邦同志率先坐大巴出外考察，到省里有时候布置好的地方他不去了，临时决定去某个没有准备的乡镇村寨考察。他还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要设法努力了解基层的真实情况。
耀邦同志对自己要求一向非常严格，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权力地位为家族和个人谋取过任何的利益。耀邦同志的哥哥一直在农村当农民，生活比较困难，有一次到北京来找他，希望帮助给找个工作。耀邦同志对他说，我们全国有8亿多农民，如果每个家庭有一个人能出来工作、挣工资，就不错了。我们家我已经出来了，如果你还要出来，那我就得回去。你看怎么办？劝服了哥哥后，他从自己工资里给了哥哥200元钱，他哥哥回家还是继续当农民，直至去世。耀邦同志还有一个侄子，省里给安排当了干部。耀邦同志知道了，专门给省里打电话：你们不能这么做，不能因为我是总书记就给他安排，要靠他自己奋斗。结果硬是又给退了回去。       
耀邦同志一向反对领导干部利用公款大吃大喝。他吃饭严格按照规定标准，非常简朴。记得有次开会，耀邦同志站起来激动地说，这次我到省里去，他们给我上熊掌，怎么得了啊，我怎么能吃呢！我一再说了，大吃大喝不行，咱们讲个价钱好不好，小吃小喝行不行？最大我让步到中吃中喝行不行？但下面还是不听！后来，耀邦同志再到下边去，就变了个法子：刚上两三个菜，他就抓紧吃，三下五除二，后面的菜还没上完，他已经吃饱放下筷子起身走了。他一走，陪同人员当然也跟着走，宴会不结束也得结束了。平时，有些地方的干部和群众给耀邦同志送来土特产品，他总是转交给托儿所或大食堂。
耀邦同志家住的是一个旧式四合院。他住进去前，负责后勤的同志几次提出要给他翻盖个二层楼，都被他拒绝，最后只是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耀邦同志在那个旧房子住着直到逝世。
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
耀邦同志心底无私、襟怀坦白，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是待人处世的典范。
耀邦同志一直有一个强烈的信念：做一个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耀邦同志十几岁就参加革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个人也遭遇过种种磨难和不幸，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圆滑、世故，相反，他对党、对组织、对同志，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对干部，他主张桌上桌下一本账，有什么意见当面说，不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他待人处世从不搞阴谋诡计，从不搞权术，从不算计别人，他以己度人，也从无防人之心。有一次，当我向他反映一些不利于他的传言，他说，我为党、为人民工作，问心无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要自己行得端，走得正，别人说三道四怕什么？你不要听，也不要怕这些东西。
耀邦同志任人唯贤、光明正大，对搞小圈圈、拉帮结派一类行为深恶痛绝。记得是1982年春天，我在天津任市长期间，接到中央调令，让我到中办工作。我当时正在抓拆除地震棚和引滦入津几件直接关乎市民生活的大事，还来不及交接。就在这个时候，又接到习仲勋同志的电话。仲勋同志催促说，启立你怎么还不来啊？小平同志点名调你，你马上到中央来报到。接到电话我未敢迟疑，立即到中办报到履职。到中办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为了加强调查研究和起草文件的力量，我想调一些干部到中办工作。为此，我去向耀邦同志请示。耀邦同志同意，但他特别叮嘱我说，选干部一定要五湖四海，选贤任能，眼界要开阔，不能只从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选。
按照耀邦同志的交代，我们商量了一个办法。让各省市党委推荐，然后从中挑选一部分年轻优秀的干部借调来中办工作。就这样，先后从各省、市、自治区借调了几十名同志轮流来中办帮助工作。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既加强了中办的干部力量，又密切了中央同地方的联系，还培养锻炼了一批干部。那些在中办工作过的同志，回去后不少人成了当地党政部门的骨干，有的还提拔到了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件事，生动地说明耀邦同志在干部问题上胸怀广阔，坚持原则，公心可鉴，从来不搞小圈子或重用私人。
耀邦同志的纯真还体现在心口一致，表里一致，言行一致，从来没有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时候。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耀邦同志之所以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作风，是由于他心中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可以说，他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始终是相通的。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扩大，党内有些同志经不住考验，出现了一些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消极腐败的现象，个别领导干部甚至还包括中高级干部搞权钱交易，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也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对此，耀邦同志忧心如焚。那一个时期，他在各种场合反复讲，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腐败就要从中央抓起，从自己身边抓起，从高干和高干子弟抓起。他认为中央机关应当做全国人民的表率。他亲自布置，亲自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央党政军8000人大会，号召全党同志珍惜党的生命线，显示中央在惩治贪污腐败问题上动真格的坚强决心。
记得就在8000人大会过后不久，一次同耀邦同志在中南海边上散步，耀邦同志问我，8000人大会以后，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反腐败斗争进行得怎么样了？我说，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进展，大案要案抓得比较好。耀邦同志说，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能否制止，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要用最大的决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韧性，狠狠地抓。抓这件事不能讨好，不能怕得罪人，因为这对党的事业是绝对重要的。古话说，宁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反贪污腐败，我们是宁可得罪个别人，不可得罪十亿人。有困难，要坚持，要办案，要从中央抓起，要严格，要有监督检查制度，要让人民有权利。我们要做到光明正大，铁面无私。当然，要精心细致，防止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差，但是，我们决不后退，决不手软，当然这就可能得罪人。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情绪有些激动，走了几步，他若有所思，突然停下来，转过头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启立你一定要记住，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共产党人决不可以鱼肉人民啊！”这句话，如千钧重锤，字字震撼我的心灵。很久很久，我都在琢磨这句话的分量。直到今天，一想起这句话，仍然感到振聋发聩，如同惊雷从心头响过……
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离开了我们。党中央在悼词中评价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跟随耀邦同志多年，有长时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我心目中，耀邦同志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赤胆忠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满怀革命理想并为这一崇高理想献出一切的人。同时，耀邦同志又是我的导师，我的兄长，我最亲近的朋友。
一个人，后人景仰即不朽，活在人心便永生。
我永远怀念耀邦同志，他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下载于《新华网》）   

礼品文化走进安康
胡    伟
尊礼重仪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送礼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它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时期、各个地区。逢年过节，走亲访友，商贸易货，人们相互馈赠礼品，表述感情，加深情谊，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交际内容，几千年的演进中，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文化———礼品文化。
我们知道，礼起源于远古时期的祭祀活动。在祭祀时，人们除了用规范的动作，虔诚的态度向神表示崇敬和敬畏外，还将自己最有价值、最能体现对神敬意的物品(即牺牲)奉献于神灵。也许从那时起，在礼品的含义中，就开始有了物质的成份，即礼可以用物质的形式出现了。古代对礼品包含礼仪、礼物、礼节，代表爱戴、敬仰，多用来加深感情，增进友谊。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潮流的更替，礼品的内涵丰富了许多，除了传承古朴的礼仪、礼节之外，礼品以及送礼的时机、态度、习俗等聚合成了一种特殊的产品。成了感情的载体、沟通的桥梁；成了企业的润滑剂、商品的广告；成了打破壁垒的武器，成为扭转乾坤的哲学；成了品味的刻度、人品的延伸……，正因为如此，中国礼品市场伴随着春节、中秋节、情人节纷至沓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而色彩缤纷，其规模已超过600亿人民币，并以接近20%的速度逐年增长，一个充满亮点的节日经济和礼品经济也被滋生而出。
礼品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礼品文化也悄然地走进安康，进入安康人的生活。具体来说，安康礼品文化的发展，印痕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折射着安康进步发展的时代步履。上世纪80年代，安康人礼品消费文化是“温饱型”，人们走亲访友，送的是奶粉、麦乳精、点心，在改革开放不久的安康，也算的上短缺物资，所以，这些东西往往显示出送礼人的诚意和尊敬，而成为当时的流行礼品。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安康经济有了大的发展，许多家庭达到了温饱，就在送礼时讲面子、要档次，像飞鸽自行车、海鸥手表等，成为当时安康人推崇的礼品。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礼品文化开始走向多元化和个性化，“健康型”、“享受型”开始成为主流。人们不再为缺衣少穿而犯愁，却要为怎样控制和科学饮食，提高体质而费脑筋，在人们这一需求趋使下，各种滋补品、保健品、健身器等逐渐成为礼品。在满足了物质基本需求之后，人们对精神文化方面开始有了新的需求，推崇时尚、新颖、个性等流行元素，而具有这些特征的鲜花、MP3、数码电子产品等也开始成为人们礼品消费的新时尚。由此可见，安康礼品文化与时俱进，安康人讲究送礼，懂得礼品的魅力和动力，且以超乎寻常的姿态拓展着安康经济的活力和空间。
  (安康金珂礼品文化有限公司)

 

从巴西蘑菇到秦巴硒菇
栾  成  珠
“秦巴硒菇”已成为健康人生不可或缺的保健食品。然而，它为何物？它是何宗、何源？知道者不多，祥知者更少。在此，笔者从众多资料中撷取一二串成此文，以奉读者。
巴西·圣保罗
事情还得从远隔重洋的巴西说起。巴西，位于南美洲北部，赤道以南，境内丛林密布，雨水丰沛，动植物众多，历来是人们探隐穷奇之地。上个世纪中叶，一支考察队在该国东南圣保罗市郊比耶达山考察时，意外地发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很低，而且大多健康长寿，后经比较分析，乃是由于他们长期食用附近森林和草原牧场里的一种野生蘑菇所致，这种蘑菇的外形和口感都与一般蘑菇不同，当时还未命名。这一发现，立即引起世界营养学、保健学、药物学等学科的重视，吸引了众多科学家的考察和研究。
日本·古本与岩出
此事引出一位日裔巴西人古本隆寿，他在巴西经营农业，因日本是食用菌消费大国，所以他对蘑菇也有一种特殊的偏好。1965年，当他得知圣保罗郊区神奇蘑菇的消息后，顿起兴趣，马上从日本购买了许多有关蘑菇的书籍进行阅读，其中最重要的一本是岩出亥之助的著作《蘑菇栽培法》。此后不久，他直接与岩出联系，并按照书中所说的方法采集了这种蘑菇的菌株，于同年将菌株带回日本，亲手交给岩出。
岩出亥之助是日本十分有名的菌物学博士，在蘑菇栽培的研究上有着极高的造诣，亲自领导着日本三重大学的一所蘑菇研究所。他在得到古本带来的菌株后，立即组织人力进行人工栽培的试验和研究。这种蘑菇是在巴西特定的环境下生长的，它在日本的自然环境下，能否通过人工控制进行栽培，必须经过艰苦的实验才能获得结论。初期的试验并不顺利，在岩出等一班研究人员锲而不舍的追求下，经过十年的努力，终于在1975年以“畦床栽培法”栽培成功，首创这种蘑菇人工栽培。
姬松茸
当这一新型蘑菇人工栽培成功后，立即在日本食用菌市场引起轰动，人们争相购买，并极尽烹调方法来享用这一新鲜品种。岩出博士迅速将其研究领域扩大到这种蘑菇的保健价值上。对此作出重大贡献的是日本三重大学的伊藤博士，他首先在动物中进行试验，成功地证实了这种蘑菇超常的保健和医药价值。消息传出，业内人干士称它为“不可思议的菌株”。岩出博士决定为它命名，左思右想，定为“姬松茸”。“松茸”是一种真菌，“姬”在日语中意为公主或漂亮的女孩，“姬松茸”的含意就是“食用菌的公主”或“最好的蘑菇”。1987年，这一名称正式收录入《原色日本菌类图鉴》中。
姬松茸的价值
对姬松茸的研究一浪高过一浪，奥秘被逐渐发现出来，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含有人体必须的多种微量元素，含有多种维生素等。然而，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它含有丰富的活性蛋白多糖体，能够激发免疫细胞的活性，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因而在防癌抗癌中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和世界各地的医疗和保健实践中，还发现姬松茸除具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外，还具有降血糖、除血脂、调节血压、排除体内多余的胆固醇等多项功能。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使用姬松茸辅助治疗皮肤癌有效，姬松茸自此声名大振。
中国·梁峥与杨德胜
中国是一个食用菌大国，对食用菌的栽培和利用有十分久远的历史，它曾经主导过食用菌的潮头，今天它应该依然如此。
1990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梁峥和真菌专家杨德胜等人，决定将姬松茸栽培技术引入国内。杨德胜首先到日本学习考察，但日本对这项技术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周旋两年一无所获,空手而归。1992年，杨德胜直赴巴西，从原产地采集回那种神奇蘑菇菌株，并在福建试种。那时，福建正处在发展食用菌生产的热潮中，为此，杨德胜等人专门注册了一个名为“福州华胜公司”的企业。华胜公司选择了与巴西原产地气候、土壤、作物相近的罗源、仙游两县进行试种，后又到闽北种植，通过比较以寻求最佳地点和种植方法。1994年，在罗源县种植成功，并总结出一套人工栽培方法。因该种引于巴西，专家们在仔细斟酌之后，决定将其命名为“巴西蘑菇”，这是这种蘑菇在我国的第一次命名，从此，在我国的真菌族谱上，又增添了新的一员。为此人民日报记者专程到福建采访，并作了十分祥细的报导。
当时，日本的姬松茸消费势头正旺，华胜公司乘机而上，积极组织巴西硒菇的生产和销售，种植面积迅速达到30万平方米，新鲜的巴西蘑菇一经采摘，就迅速空运销往日本，政府、企业、菇农获利皆丰。
新战略·紫阳县
1995年，日本突然停止了从中国进口巴西蘑菇的业务，其原因是，在这一时期，日本制定了绿色食品标准，对进口的各类食品实行严格的检验，而福建生产的巴西蘑菇在农残和重金属含量等指标都无法达到日本的进口标准。为适应巴西蘑菇的市场环境和立足于长远发展，公司迅速制定出新的发展战略，一是选择生态环境优越的地区进行栽培，二是改变生产工艺，更新转化剂，采用全有机栽培方法，三是提高菇体硒元素含量，用以增强其排抗重金属的能力。为此，公司组织人力遍访祖国各地，足迹至云南、贵州、广西、湖北、四川、陕西等地，历时数年，经过反复比较，最后选中紫阳县。
选中紫阳县的原因既简单又复杂，这是因为，紫阳开发较晚，生态环境破坏程度较低，空气、土壤、水基本未受污染；紫阳是我国目前已知的第二个富硒区，对硒的研究和利用已经起步，并在全国和世界有一定知名度；紫阳处秦巴山中，气候温和，空气湿润，动植物丰富，与巴西蘑菇原产地有一定相似之处。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全国罕有。县政府得知此事后，主动派人联系，双方一拍即合，1999年底，福州华胜公司全部人马移师紫阳，公司重新注册为“紫阳县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杨德胜为董事长。
“秦巴硒菇”诞生
2000年初，试种在紫阳县焕古镇展开，当年即获成功。2001年，2002年扩大种植，仍获成功。以此证明，巴西蘑菇不仅可以落户紫阳，而且可以生产出质地优良、品质优秀的新一代巴西蘑菇。经权威机构检验，紫阳产巴西蘑菇含有原产地产品的全部营养成分，其中硒元素、蛋白质、多糖含量远远超过巴西、日本和福建的同类产品，特别是硒元素的富集和含量的提高，更使其身价倍增。2002年，陕西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此产品品进行了鉴定，在专家们的建议下，将该产品定名为“秦巴硒菇”，自此，在中国，在世界，一个新的真菌品种“秦巴硒菇”就这样诞生了。
星火计划项目
由于秦巴硒菇的栽培采用当地所产的桑枝、蚕粪和农作物桔杆等全天然富硒材料作培养料，不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获得纯天然的富硒蘑菇，技术独特，属国内国际首创，公司2002年申请专利，2003年被国家知识产权局受理，并于同年12月发给了专利证书。这个证书不仅对这项适应产权给予了保护，而且也对这项科技成果给予了肯定。
2005年，经县、市、省科技局推荐，国家科技部审查确定，秦巴硒菇栽培为国家2005年星火计划项目，这在秦巴硒菇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科研成果和同业评价
由兰州医学院院长、全国营养学会委员王镜领导的兰州医学院血液研究所，由上海师范大学师范大学生物研究室主任领导的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对从秦巴硒菇中提取出的硒蛋白多糖的营养、医疗作用进行了长时期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和临床试验，揭示出秦巴硒菇提高人体免疫功能、防癌、抗癌、促进造血、改善人体机能等方面的作用原理，进一步深化了对秦巴硒菇的认识。
2005年10月，中国保健协会中医药保健工作委员会在北京为秦巴硒菇的保健功能举行了论证会议，参加会议的近20位专家来自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卫生部、协和医院、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大多为本专业的拔尖人物，中国军委保健局局长，前国家卫生部部长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档次和级别是相当高的。会议形成了书面意见，专家普遍认为，从秦巴硒菇中提取的硒蛋白多糖有较好的保健功能，主要表现在硒蛋白多糖可显著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可诱导肿瘤细胞凋亡，较强地抑制肿瘤细胞端粒酶的活性，在细胞水平上表现出一定的抗肿瘤作用；可促进小鼠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的生成，改善其造血功能；是较好的抗氧化剂，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功能，以及有很好的排铅能力。
秦巴硒菇，就这样降临到世上，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为它的诞生而欢呼，并祝它顺风和走运！

 

解说《安康文化》
(代《编后》)
《安康文化》期刊，从2006年起赠阅发行，初定每年四期，由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办，各县(区)有关部门协办(2006年由紫阳县档案史志局协办)。
首刊共13个栏目，若没有特殊原因，栏目相对稳定，为了保证刊物的政治方向和学术质量，我们特意聘请了市域内在文化诸领域有一定造诣的资深人士为本刊的顾问。
“安康写意”栏目，是让安康的名人雅士纵谈横说安康文化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书场；“地域文化考”、“安康史话”栏目，是安康文化范畴内学有所专，研之颇多，有一定影响的学者大家的讲坛，当然，这个讲坛也是年青新锐有关安康地域文化学术力作面世的便捷之径；“旅游休闲”、“山水之情”、“民风乡俗”栏目，是承载和丰富安康市“药、水、游”发展战略文化内涵的多功能厅，尽揽市域内常有文思情怀的人们，在徜徉安康山水，体味淳朴民风，感受各式乡俗之游思的文字记录；“文化长廊”是各类艺术作品发表、交流、欣赏、评论的文化广场，只要作品有新意，符合时代审美要求，篇幅符合栏目容量要求，我们尽量予以刊载。凡欣赏和评论性的文章，我们提倡作者保持客观、公允和中肯的表述方式，既不夸张渲染，趋意吹捧，也不断章取义、哗众取宠，进行不负责任的攻击，我们倡导参与评论活动中的作者应坚持文明用语。另外，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也会认真把握好这个度的；“文化景观”是给作者提供审读某个自然和人文景观，以及对城市、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中文化现象进行议论的专门栏目；“志鉴研究”是给全市志鉴工作者以及关心志鉴编纂工作的热心人，总结全市志鉴编修经验，交流志鉴编修体会，评论志鉴作品得失，展示志鉴成果的栏目；“异域风采”是请在外地安康籍人士或中省专家学者、著名人士谈安康人文现象，以及安康人感受域外人文现象的栏目。文化是应该互相交流的，交流的半径越大、交织的层次越深，推动安康文化发展的跨度就越大；“观察窗”是刊登关注社会生活和特殊群体，挖掘社会重大题材之作品的栏目；“人格风范”是从报纸、网络和人物传记中摘录的名家谈伟人，名家谈名家的专文。提倡、推崇健康丰硕的人格形象，是安康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设立这个栏目，是着意向读者朋友推荐我们应共同追求和学习的精神偶像，使我们在修练真、善、美这个人生真谛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精神动力；“企业文化”是现代生活、工业社会以及未来的后工业社会都能处处感受到的新型文化，这种文化元素的活跃与否，是衡量市场经济活力大小的一个重要指标。所以，《安康文化》设立这个栏目应是顺时而为的。
编辑《安康文化》期刊，对我们这支专门修志编鉴的编辑队伍是一个全新的工作。我们没有编期刊的经验，只是凭着对安康人民的感恩和对安康文化资源的珍惜，勇敢地给自己压上了这付担子。在我们过去的编纂《安康地区志》、《安康年鉴》工作中，市内各级党政部门、事企业单位和广大的志鉴爱好者，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在探究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有了对安康文化事业更深切的认识。我们在感受《安康文化概览》、《湖广移民与陕南开发》等优秀著作所具有的历史份量的同时，又为市面上出现的关于安康的粗劣读物而忿然。对我们修志编鉴者而言，文化垃圾多了，会让我们的文史编纂工作所能依据史料的甄别难度增大了，会把未经完全整合的安康文化资深的原始面貌破坏了。这是我们及我们的后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结局。因此，我们把自筹资金编辑发行《安康文化》期刊，更多地看成是一种自我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是对安康文化建设做出的公益活动。
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和作者对我们编辑中的错误和失误提出批评意见。我们将在大家的支持和关注下，用务实的作风和科学的态度，与广大读者、作者一道共同努力，把《安康文化》办成一个能真正反映安康文化现象和成果的特色期刊。
                              编 辑 部

安康市楹联协会隆重成立
楚韵秦风奏响瀛湖雅唱；巴山汉水催开联苑新花。安康市楹联学会经过8个月的紧张筹备，于2005年9月25日在安康市体育馆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首届“颂安康”楹联展同时开幕。
大会选出了安康市楹联学会首届领导班子是：
会  长：林凤胞
常务副会长：程时银
副会长：李焕龙    赵天平    赵宏勋
                      戴承元    崔兴宽
秘书长：赵宏勋(兼)
副秘书长：罗  军  田昌发
“颂安康”楹联展展出各类风格的楹联书法106幅，集中展现了古城安康的迷人风采。安康市楹联学会由23人组成理事会。会后，举行了诗联书法笔会。
                                  (白 堤)

安康文化专柜
为给安康知名文化人士发行作品提供一个好的交流平台，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委托安康金珂文化礼品有限公司(地址：安康市南环路中段，电话：8107722)在其店铺内设置《安康文化》专柜。该专柜内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版的《安康地区志》(包括珍藏版)、《安康年鉴》、《安康乡镇》等书刊，以及由市地方志办推荐的市内知名人士的个人作品。欲在专柜发行书刊的同志请与本编辑部联系(电话：3214296)，发行价由作者与受委托方直接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