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 首 语 才赏寒梅枝吐焰,又见垂柳翠条柔。我们急切的脚步又迈向了新一年的春天! 年前对我们心灵撞击最大的无疑是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广大文化工作者中引起强烈反响。报告中再次用重要篇幅论述文化建设,把文化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的总体格局当中通盘考虑,是对文化重要性的再强调,对文化建设任务的再部署,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再动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的目标令人倍受鼓舞,改善民生,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幸福指数,文化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尺度;生活质量,文化应该是一个显著的标志;公平公正,文化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为民造福,就是要为民提供文化。让人民加快幸福,就要加快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每个文化工作者都会感到任重而道远,从而增强自信,增强活力!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在年前顺利通过省教育厅专家组的评估验收,也是安康文化界十分令人欣喜的一件大事,专家组一致认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建设期内完成了建设计划中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对研究中心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这其中也包含着对本刊多年辛劳的肯定,同时也意味着对众多作者、读者长期支持的褒扬,我们当以此作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办好中心这一期刊。为研究中心确定大目标、凝聚大团队、搭建大平台、创造大成果的战略目标服务,努力适应研究中心全面提升学术水平,整合学术资源,形成优势、特色的需要;全方位与地方社会发展结合,进一步提升服务地方社会的能力,为将研究中心打造成陕西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的品牌基地做不懈努力。 为了加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开掘,提升对地方文化遗产的认识,本刊与文博部门从本期开始新辟了“陕南文博”栏目,希望能得到文博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的支持,共同办好这一栏目。 十八大召开,开启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进军,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展现了更加灿烂的前景。让我们以在文化阵地的辛勤耕耘,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提供创意、创新、创业的文化资源,为美好安康、美丽中国增添更绚丽的色彩! 文化观点 是什么铸就了中华文明“五千年不间断”的生命机理呢?那就是我们“厚德载物”的生存大智慧和“自强不息”的发展硬道理。这是我们当下建构国家文化形象的文化自信,我们自信能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于 平 如火如荼的文化建设,应该是以民族文化精神为根基的建设。我们从来就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今天的学习,就更需要智慧,需要理性,需要清醒的审美判断和价值判断。很难想象,一个大国的文化精神世界的架构,是以舶来品为主导的。我们必须得在自己的骨架上,去广泛吸纳营养,从而生长出属于自己的强健肌肉和健康体魄。 ——陈 彦 2013年第1期(总第29期)《安康文化》目录 本期特稿 人文安康建设的主要任务 4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南民间文化 研究中心顺利通过验收 7 文化论坛 清代秦巴山地文化的多彩画卷 ——立足于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的考察 梁中效 10 在鄂西土家族习俗与安康习俗比较中看安康的本源文化(二) 丁 文 14 汉水流域歌谣对楚辞影响刍议 袁仕萍 18 高位跨越后的迷茫 ——李小洛诗歌阅读笔记 叶松铖 20 汉调二黄音乐概述(五) 余书棋 26 雅俗共赏 百姓二黄 陈纪元 32 地域文考 汉水源头跳端公探秘 王继胜 35 略谈陕南羌族的多神信仰 程文徽 39 藏之深山的安康戏剧人物木刻 李厚之 43 上许家台王诚夫妇合葬墓考释(一) 何媛媛 谭波才 45 恒口三通碑见证安康古代兴修水利 刘勇先 50 安康古八景 之一“五峰梵钟” 罗先余 54 民间文艺 民间小戏剧种——汉中曲子 汉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57 仓颉造字传说 洛南县文化馆 61 上元节最盛行的彩灯——“刘海戏金蟾” 牛谦才 64 方言·民俗 浅谈安康蚕桑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郑团吉 67 漫话安康城的民风民俗(一) 周邦基 72 安康方言概述(十七) 周 政 78 陕南酒文化与酒俗(一) 巫其祥 83 陕南文博 将安康博物馆建成精品工程 郭 青 87 安康文物资源特色及保护思路 施昌成 88 蜀道上的中国式记忆(一) ——以清栈道长卷为例 冯岁平 92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沙忠平 97 文化长廊 抓住文脉 赵振川 101 安康需要大力传播诗词文化 ——《安康历代山水诗辑注》序 魏义友 102 淘尽狂沙始见金 ——《安康民间文学选辑》简评 曾德强 106 守护精神的家园 ——卢云龙先生散文印象 卜涉方 108 说大气 张 石 110 文化人物 汉调声中余韵长 ——余书棋先生散记 刘汉滨 112 参悟者得道 ——任黎华摄影艺术印象 石宝琇 115 旅游文化 诗意平利 李春平 117 恒口古镇 赵天平 118 方志编修 《〈宁陕厅志〉校注稿》终审通过 120 道是“无题”胜“有题” ——试谈方志无题序的运用效果 李春芳 121 浅谈二轮修志过程中责任编辑的能力培养 ——以陕西省紫阳县二轮续修县志为例 陈平军 123 启动《岚皋县志》编修的思考 王福荣 125 特别视角 文学批评要直抵人心 把讲真话作为底线 梁鸿鹰 127 文化信息 1、唱响美好安康,高歌美丽中国(13);2、安康博物馆开工建设(100);3、韩国驻西安总领事全哉垣参观安康历史博物馆(100);4、旬阳文庙保护维修工程开工建设(100);5、新书推介(107) 人文安康建设的主要任务 (一)重教之市。人文建设,教育为基。教育是人文安康建设的基础。实施科教兴安和人才强市战略,保障所有适龄儿童、青少年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科技素质。到2020年,全市实现“双高双普”,基本建成教育强市,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 加强基础教育。实施“人文教育”工程,推进“美好校园”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到2015年,全市普及学前两年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6%,省颁标准的义务教育学校达到60%;实现高中阶段免费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6%。到2020年,普及学前三年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99.9%,义务教育学校全部达到省颁标准;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8%,普通高中全部达到省级标准化。 发展高职教育。加快高等院校和职业学校发展步伐,促进内涵式、特色化发展,提高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社会服务能力。到2015年,全面完成安康学院、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北迁;县级职教中心全部达到国家《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安康学院、安康职业技术学院基本形成产学研示范基地、研发中心;安康学术文化品牌基本形成。到2020年,50%以上的县级职教中心达到省级示范学校标准,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比例达到20%。 重视社会教育。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建立全覆盖的育人网络,制定学习型城市建设规划,推动学习型安康建设。发挥安康电大、大中等院校主渠道作用,积极发展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到2015年,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达到63万人,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口达到20.6万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2.8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4年。到2020年,上述指标分别达到77万人、36.1万人、13.2年、14.9年,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二)崇文之市。人文建设,文化为要。文化是人文安康建设的灵魂。构建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与广大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的文化发展格局,文化建设的主要指标不断攀升。到2020年,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全市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打造文化地标。以政府为主导、公共设施为支撑,建管用并举,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重点规划建设好影剧院、艺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江北会展中心、市文广中心、一江两岸文化景观等一批标志性文化建筑。加大公共文化设施向基层倾斜的力度,继续推进市、县区、村镇、社区文化馆室建设。到2020年,基本形成以城市标志性文化设施为龙头、以基层基础性文化设施为支点的城镇共享共用、市县镇村四级联动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 延续城市文脉。把保护好历史文物与加快人文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系统整理挖掘移民文化、山水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航运文化、农耕文化资源,使安康成为历史文脉传承永续的城市。实施重点文博设施建设工程,完成安康文庙修复工程,保护好古城镇、古街区、古村落、古建筑。认真梳理安康文化脉系,加强对汉调二黄、紫阳民歌、平利弦子腔、小场子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发掘、整理和保护。认真做好革命遗址的保护工作。组织遴选对安康历史产生重要推动作用的人和事,整理出版一批有价值的地方历史文献。申报一批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增强文化实力。兴起文化建设新高潮,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大繁荣、文化产业大发展。加强广场文化、村镇文化、社区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机关文化建设,促进群众性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在全社会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积极参与对外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好龙舟节、茶文化节、油菜花节等市内重大节庆文化活动。培育一批文化名人、专家队伍、文化人才,打造“汉剧之乡”、“民歌之乡”、“书法之乡”、“诗意安康”、“安康青年作家群、女作家群”等文化品牌,大力实施政府文化精品奖,推出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的精品力作。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重点发展生态旅游、民间民俗、现代传媒、秦巴工艺等文化产业,加快发展文化创意、表演会展、文化娱乐等新兴产业。到2020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6%以上。 (三)尚德之市。人文建设,道德为先。道德是人文安康建设的核心。深入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倡导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孝老爱亲、敬业奉献的道德风尚。到2020年,在全市形成凸显“关爱”的社会公德、“诚信”的职业道德、“孝敬”的家庭美德、“友善”的个人品德教育体系。 健全关怀机制。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深入推进“关爱行动”长效化。建立领导干部帮扶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机制,各级领导干部每人至少联系1名救助对象。建立关爱外来劳动者长效机制,开展“来安务工人员与人文安康同行”活动。引导各行各业广泛开展慈善捐赠、爱心传递、义务助困、情暖抚慰等活动,建立社会志愿服务机制。到2020年,全市公众志愿服务参与率达到20%,志愿服务网络体系不断完善。 推进诚信建设。实施诚信体系建设,教育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信用意识和道德观念。推进诚信教育进机关、进社区、进街道、进企业、进学校、进市场、进乡村、进家庭的“八进”工程,构建诚信教育网络,普及信用文化知识。以建设诚信政府为重点,引导和推动诚信安康建设。以建立完善与“诚信行动”相配套的奖惩机制为保障,使“诚信”渗透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到2020年,构建起政府、企业和个人三大信用体系。 引领社会风尚。高度重视道德对社会公众的规范作用,切实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个人品德教育,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突出抓好思想道德共教、经济发展共促、文明新风共倡、文化活动共办、基础设施共建、文明创建共抓的“六共”公民思想道德建设工程。办好“公民道德大讲堂”,实现对各领域、各行业、各年龄段人群的道德教育和主题实践活动全覆盖。积极开展“做安康好人”活动,深入开展“道德模范”评选宣传活动,带动广大群众崇道尚德、塑造品格、优化风尚。 (四)文明之市。人文建设,文明为旨。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是人文建设的重要目标。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实施人文素养培育和城乡文明共建行动,推动公共文明建设实现科学化、制度化、常态化。到2020年,达到省级文明城市标准,积极争创国家级文明城市。 形成价值认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体共产党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用时代精神激励全市人民群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开展“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主题实践活动,坚持正确导向,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培育社会心态。以“乐山亲水、尚德兼容、克难奋进、务实创新”的安康精神为凝聚,促进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的高度融合,增强市民对城市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形成团结友善、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社会风气。 提升文明程度。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常态化,完善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社区创建工作长效机制,培育一批各行各业、社会各界、市民群众原创性的文明创建新载体,形成城镇联动、资源共享、整体提升的城镇文明一体化共创共建格局。实施建设一批市民教育基地、编写一套市民教育教材、建立一支专兼职师资队伍的文明素养培育“三个一”工程,广泛开展文明礼貌教育、礼仪规范教育、秩序观念教育,在全市形成争做彬彬有礼之人、尚儒雅文明之风、树内外兼修形象的浓厚氛围。到2020年,建成一大批省级以上文明县城、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机关和文明校园,提高全市精神文明建设整体水平。 (五)健康之市。人文建设,健康为重。健康素质是衡量人文建设的重要指标。大力发展公共社会事业,提高公共生活质量,为市民提供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空间。到2020年,基本达到国家健康城市指标体系和评估体系标准,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人均实际寿命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提升健康水平。按照人人享有基本卫生医疗服务的目标要求,加快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城乡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和安全保障体系,提高基本卫生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质量水平。大力开展城乡爱国卫生运动、创建卫生健康城市(县城、集镇、村)、全民健康教育与促进活动,提高公民的健康素养。到2020年,城镇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形成率、基本技能掌握率和农村村民健康知识知晓率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保障市民的营养、食品、饮水、安全方面的基本需求。 增强身体素质。深入落实《全民健身条例》和《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紧紧抓住改善设施、健全组织、开展活动三个关键环节,逐步形成覆盖城镇、具有特色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到2020年,全市县、镇、社区、行政村都建有公共体育设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实现每千人拥有1名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目标,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以上,城镇居民、在校学生都能达到国定体质测定标准,其中优秀标准的人数比例超过30%。 提高科学素养。认真落实《陕西省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06—2010—2020年)》,加强科学技术教育、传播与普及,大幅度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推广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到2020年,形成比较完善的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组织实施、基础设施、条件保障、监测评估等体系,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明显提高,科学技术普及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 (六)宜居之市。人文建设,环境为体。宜居环境是人文建设的外在表征。坚持规划、建设、管理三管齐下,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宜居水平。到2020年,宜居城市评价考核得分超过80分,基本建成经济持续繁荣、社会和谐进步、文化丰富厚重、生活舒适便捷、景观优美怡人、法治安全有序的城市。 坚持规划引领。按照“打造核心、开发江北、西进东延、提升江南”的发展方向和“一江两岸、一心多区,山水环绕、桥道贯通”的城市空间布局,把“轻灵闲适”的外在表象与“乐山亲水”的内在气质体现在城市规划之中,形成“青山、绿水、自在城”的城市风貌定位。突出便利性、特色性和园林式特点,规范主要街道、关键地段建筑造型设计风格。结合历史文化和人文环境,制订城市街道景观设计和修缮方案。按照“做美城市、做强县城、做大集镇、做好社区”的总体思路和“三个一百万”人口布局,完善城镇一体化发展规划,实现“建筑风格个性化、自然资源人文化、公共设施便民化”的目标。 融入文化元素。在中心城市、县城、集镇的规划、建设、管理上,融入文化元素,彰显人文特色。依托城市节点、轴线和片区规划,对中心城市文化元素进行修编,建设一批人文景观美、文化氛围浓的特色街道和社区。加快城市公园广场绿地景观建设,着力打造一江两岸城市景观轴,开辟滨江风光带,凸显江南老城区地域文化特色,形成江北新区现代都市风貌;加大城市公共空间设计中文化元素的挖掘与表达,规范城市街道、广场、重点建筑的名称,发挥市花、市树等城市象征性符号引导作用;以创建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和园林城市、打造中国山水休闲度假胜地和国内一流旅游目的地为契机,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的人文水平;强化生态文明理念,增强市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人文意识,使城市“形态”、文化“神态”、市民“心态”相得益彰。到2020年,建成山水园林、生态宜居、文明和谐的现代美丽城市。 强化法治理念。坚持依法治市和以德治市相结合,强力推进法制宣传教育进社区、进镇村、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活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增强全市人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积极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保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使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法治保障更加有力。 (摘自安康市委、市政府2012年12月12日“关于人文安康建设的意见”) 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顺利通过验收 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自2009年12月立项建设以来,在教育厅科技处、安康学院领导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安康学院师生与安康社会各界及周边区域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完成了立项建设的各项目标任务,于2012年11月29日顺利通过验收。 2012年11月28日下午,教育厅科技处甘世平处长、李梦泽调研员带队,由西安财经学院副院长周作斌教授任组长、西北大学徐卫民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张志春教授、西北大学杨乐生教授、西安文理学院陈正奇教授组成的专家组来到安康学院,对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建设工作进行验收评估。 专家组一行在王兴林校长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江北校区的建设及教学运行情况。专家组对安康学院近几年突破性发展表示赞赏,也对安康学院建设发展期创造性的发展思路及与地方社会的高度合作给予充分肯定,对安康学院下一步发展会遇到的挑战与机遇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商讨。 11月29日上午8:30,验收工作开始。验收仪式由李梦泽调研员主持,王兴林校长代表学校对各位专家表示热烈欢迎。王校长从高校办学特色和高校与地方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界定地方高等院校的办学定位,阐释了安康学院利用地方自然地理、资源优势、文化历史的办学优势,指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的特色优势:依赖陕南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形成陕南方言与民俗、陕南民间文艺、陕南旅游文化等三个研究方向;在以本校教师为主体的基础上,打破地域界限,广泛吸纳陕南三市研究人才,形成高校、政府部门、社会各界广泛合作的研究团队;在团队合力的基础上,通过优化组合,科学论证、策划课题,在国家、省部级、市厅级横向合作项目上,取得了空前突破,产生了在国内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论著和论文,充实了安康学院学术研究的实力;研究中心先后主办、承办了第二届“三沈”学术研讨会,第四届官话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陕南民间文化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学术会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陕南乃至全省树立了安康学院服务地方社会的良好形象;中心通过《安康文化》、年度文存的编辑刊行,不仅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的刊布提供了平台,保存了资料,也为地方政府的行政决策提供了理论支撑;中心通过安康旅游产业的开发路径及现代影视文化市场的创意开拓,为文化发展尝试了产业化路径。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建设工作的展开是在学校江北校区建设、升本转型的关键时期,学校对中心予以政策上倾斜、经费上保障、人力上支持、设施上优先,突出重点、特事特办的政策,为中心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中心也没有辜负全校师生的厚望,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王校长同时表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能取得现在的成就,和教育厅的关心指导和各位专家的关心支持密不可分,也和安康学院师生的共同努力及陕南各界学者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对教育厅各位领导和各位专家对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建设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 王校长肯定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也提出了较高的期望,中心现状与要打造成陕西高校品牌基地目标尚有一定距离,真诚期待基地以本次验收为契机,借各位专家的睿智,使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目标定位更高、特色方向更鲜明,研究团队更精炼,标志性成果更突出,设备设施更完善,把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建成秦巴汉水间的文化亮点。 验收工作由专家组长周作斌教授主持,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承元教授代表研究中心向专家组汇报了近三年的基地建设工作。戴教授从十个方面汇报了基地主要工作: 1. 凝炼、明确了研究方向。中心围绕国家和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及陕南经济社会发展,将研究方向确定为:方言与民俗研究、民间文艺研究、旅游文化研究三个方向。 2. 整合、重建了研究队伍。中心以本校教师为主体,广泛吸纳陕南三市的研究人才,将汉调二黄、明清移民史、地方史、民间文艺等方面的研究专家,分别纳入方言与民俗研究、陕南民间文艺研究、陕南旅游文化研究三个学术研究方向,形成专兼结合、校内外结合、高校联盟为特色的产学研结合的研究团队,建立了拥有博士、硕士及具有丰富的社会文化经验的各领域、各行业共计41人为骨干的研究队伍。 3. 取得了一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中心以本土文化资源研究为重心,策划确立研究论题。近三年中心组织策划出版了《平利方言调查研究》、《安康龙舟文化》、《安康民俗文化研究》、《默翁诗稿评注》、《一砚斋集注》等学术论著12部,公开发表论文100余篇,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承担省部、市厅级及横向地域文化研究项目31项。 4. 积极探索地域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路径。地域文化的产业化一直是中心关注的核心课题之一。中心策划以李春平《郎在对门唱山歌》小说为基点,尝试文化产品的产业化路径,通过同名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5项大奖,之后在国内外相关评奖中又相继获得了8项奖励,把安康文化产业提高到新的起点。 5. 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地方社会,实现地域文化与校园文化融汇共进。服务地方社会发展,促进地方文化建设,为政府决策提供理论支持,是地方高校服务社会的基本途径。近年来,中心组织学者参与地方旅游业发展、城市文化建设、茶文化产业发展、节仪文化建设等各项活动,先后向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交各类建议方案和调研报告30余项,其中18项建议与方案被采纳,并承担振兴汉调二黄的理论研究任务。2011年11月22日《陕西日报》科教版刊登题为《一所地方大学的担当——安康学院服务地方经济引领地域文化纪实》的专题报道,对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服务地方社会发展的情况做了重点报告。 6. 对外合作交流有新拓展。三年来,陕西理工学院等7所院校同类基地的负责人及研究人员到中心参观交流,中心主要研究人员先后10余人次到其他院校的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访问学习。 7. 设立了研究与成果交流展示平台。中心成立了陕西省语言学学会陕南语言文化研究部,并先后两次培训安康各县(区)的调查研究人员100余人;中心创办学术期刊《安康文化》,每年4期,现已刊行28期;遴选关于陕南地域文化研究的优秀文章编辑出版年度文存,每年1册,现已出版6册;在《安康学院学报》开辟“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专栏,专门刊发地域文化研究论文。 8. 中心的研究工作与教学活动实现了有机结合。中心自建立以来,自觉地将地方文化资源、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通过在相关专业开设《方言调查研究》《安康地域文化专题研究》《陕南文化概论》等课程,引导学生以陕南方言、紫阳民歌、汉调二黄以及汉水流域民俗风情、旅游文化等为研究对象,开展田野调查和论文写作及“挑战杯”创新项目的申报。 9. 举办开放式的学术讲坛,普及文化和学术。中心长期举办“金州讲堂”,面向社会开放,致力于安康学术文化建设,现已开17讲,并承担安康市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基地关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教学工作。 10. 设施及管理制度不断完善。研究中心有独立的办公用房600余平方米,配置有会议室、报告厅、资料室、办公室等。中心依据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制定了基地章程、管理办法,基地2010~2011年建设规划、十二·五建设发展规划等文件。 在汇报基本工作的同时,戴主任也分析了中心建设存在的问题,阐述了今后的工作思路。 专家组对中心办公室、会议室、资料室、研究设施、近年研究成果进行现场考察、验证,一致认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建设期内完成了建设计划中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验收合格。 教育厅科技处甘世平处长对中心下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1. 进一步凝炼研究方向,突出特色。利用平台组建更有活力的研究团队; 2. 全面提升学术水平,整合学术资源,形成优势、特色; 3. 全方位与地方社会发展结合,进一步提升服务地方社会的能力,形成陕西高校服务地方社会的品牌基地。 李梦泽调研员代表专家组对中心提出新的希望,希望中心把确定大目标、凝聚大团队、搭建大平台、创造大成果作为战略目标,以优势与特色打造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重点研究基地。 最后,王兴林校长、向纪明副校长郑重表态,学校将继续优化团队,不断加大投入,凝炼方向,产出标志性成果,确保中心树立更高的目标,努力出高水平的成果。 清代秦巴山地文化的多彩画卷 ——立足于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的考察 □ 梁中效 一、《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产生的背景 陕西、四川、湖北、河南四省交汇地区的秦巴山地位于中国大陆腹地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关陇、成渝、江汉、中原四大核心经济文化区的边缘地带;这里山高、谷深、林密、闭塞、落后,被称为南北过渡带上“万山之中”的“四塞奥区”、“流逋渊薮”,山河壮美,易守难攻,形势险要,因此明初将这里列为封禁之地;明代中叶政治腐败、土地兼并,导致大量自耕农沦为流民,他们向被封禁了近八十年的秦巴山地蜂拥而来,由于朝廷处置不当导致了成化元年﹙1465年﹚刘通﹙刘千斤﹚及此后的李原等流民起义;成化十二年﹙1476年﹚明宪宗命原杰处置流民,他上奏《处置流民疏》,彻底改变了驱逐流民回原籍的不当举措,建议轻田赋以抚民,添设府县以安民,“乃籍姓名,乃立堡伍,俾事耕耘,各安尔所。”①从此之后,秦巴山地进入了开发高潮。明清之际,由于社会动荡,开发的良好势头中断,乾隆《续商州志·食货》说:“自前明兵燹以后,地广人稀,荒芜日积。”清初康、雍、乾时期,为发展经济,再次掀起开发秦巴山地的热潮,继明代之后,秦巴山区又一次成为四方流民集聚的中心之一。乾隆年间,由于地方官招徕人口的措施得到朝廷的鼓励和支持,秦巴山地流移人口大增,进入了山地开发的高潮阶段。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名学者、且在乾隆年间长期担任陕西巡抚的毕沅上《兴安升府奏疏》云: ﹙兴安所在山区﹚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1772~1773﹚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是以近年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五方杂处,良莠错居。迩来风俗刁悍,讼狱繁兴,命盗案件甲于通省。② 次年,毕沅又在《陕省农田水利牧畜疏》中讲到陕南地区的移民开发状况: 窃见汉中、兴安、商州各府州属,延亘南山,水土饶益,迩年楚蜀陇豫无籍穷黎,扶老携幼前来开垦者甚众,但疆里绵邈,高原下隰,闲旷尚多。近者山南一带添设府、厅佐贰等官,以资控制,将来拟令其详加相度,广劝耕屯,以无业之民,而辟可耕之土,若成熟后按夫计亩,全活自多。即如乾隆四十三、四年﹙1778~1779﹚等年,两湖偶被灾祲,小民流徙,络绎前来,臣彼时阅兵汉南,目击情形,率有司妥为安插,分令就地开垦,男妇不下十余万人,俱得安然乐业,遂成土著。 嘉庆元年﹙1796年﹚,秦巴山区爆发了著名的白莲教起义,战火与社会动荡导致移民入山、山地开发的短期受挫。起义被镇压之后,又引发了新一轮更为迅猛的流民入山垦殖浪潮。卢坤在《秦疆治略》中指出,陕南“自白莲教乱,富者去而之他,贫者流而为匪,川楚无业之徒纷纷前来,开荒种地。”朝廷也督促秦巴地方官加快垦辟步伐,稳定山区社会。嘉庆四年﹙1800年﹚诏谕说: 陕西南山老林一带,山径僻杂,延袤广远。与其置之空闲,莫若酌为经理,务令得所。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材木即可为建盖营解民庐。设良吏,行保甲以实心经理……而失业流民,日久即可作为土著。 正因为白莲教起义与流民入山垦荒有密切关系,清王朝更加重视对流移人口的安置,更加重视秦巴山地的经济开发。在此背景下严如煜等一大批贤能干练的人才被派到秦巴山区为官任职。《清史稿·严如煜传》记载,“嘉庆五年举孝廉方正,廷试平定川陕楚三省方略策,如煜对几万言。……臣愚以为莫若仿古屯田之法,三省自遭蹂躏,叛亡各产不下亿万亩,举流民、降贼之无归、乡勇戍卒之无业者,悉编入屯,团练捍卫,计可养胜兵数十万,饷省而兵增,化盗为民,计无逾此,仁宗亲擢第一。……六年补洵阳。县在万山中,与湖北边界相错,兵贼往来如织,时方厉行坚壁清野,如煜于筑堡练团措置尤力,贼至无可掠。……十三年补潼关厅,寻擢汉中知府。兵燹后民困兵骄,散勇逸匪,心犹未革。如煜联营伍、立堡甲、治堡寨,问民疾苦,兴劝农事,行区田法,教纺织,使务本计。修复褒城山河堰及城固五门、杨填二堰,各灌田数万亩,他小堰百余,皆履勘濬治,水利普兴。复汉中书院,亲临讲授。……道光元年,擢陕安道。会朝廷议川陕楚边防建设事宜,下三省察勘,以如煜任其事,周历相度,析官移治,增营改汛,建城口、白河、砖坪、太平、佛坪五厅,移驻文武,奏上,报可。如煜尝言:山内州县距省远,多推诿牵制。宜仿古梁州,自为一道,及明郧阳巡抚之制,专设大员镇抚,割三省州县以附益之,庶势专权一,可百势无患,以更张重大。未竟其议。……三年,宣宗以如煜在陕年久,熟于南山情形,任事以来,地方安靖,特诏嘉奖,加按察使衔,以示旌异。……六年入觐,仍调陕西,抵任数日而卒。……如煜自为县令至臬司,皆出特擢,在汉中十余年不调,得成其镇抚南山之功。宣宗每论疆吏才,必首及之。”由传记可知,严如煜从嘉庆六年﹙1801年﹚二月任洵阳县令,时年约43岁,到道光六年﹙1826年﹚三月卒于西安,享年68岁。几乎将壮岁二十余年最成熟淳美的时光奉献给了陕南秦巴山地的开发大业。正因为陕南这片热土不仅让他的功业走向辉煌,更让他熟稔的與地经世之学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将秦巴地区的历史演变和军事战略与自已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将秦巴山地开发与经国安民大略相结合,尤其是总结了明清两代开发秦巴山地与稳定秦巴社会的经验,于嘉庆十年﹙1805年﹚后完成了《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又在道光年间增辑为《三省边防备览》。因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是严如煜一生最早最具智慧的秦巴山地开发力作,是一部清代秦巴山地文化的多彩画卷。 二、从《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看秦巴山地文化 严如煜的《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虽然诞生在鸦片战争前夜,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并不畅通,但其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社会地理、军事地理等地理学理念和思想确具有近代西方地理学的思维,其对流民社会的观察、记录和研究、实践等方面又与近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念相暗合。因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是近代中国区域社会文化地理和区域文化史的翘楚。 1.《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与秦巴自然地理 首先,严如熤对川陕楚三省之间秦巴山地的地形地貌进行了类似现代自然地学的描述和研究。秦岭不仅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而且是秦巴山地的主体部分。严氏作为清代陕西地方官,以西安为核心观察秦岭。“南山在陕西西安府之南,山高而长,阮亭所云:‘终南云物一千里是也。’西为太白山,北为华岳。祖山由秦陇而来,踰北栈经宁陕、孝义,东出商洛融结河南诸山。镇安、洵阳、汉阴、石泉、洋县各山皆其支分别派。穹岩邃谷,老林深箐,多人迹所不至。时虞伏莽,故往史所称,动曰南山盗贼。”实际上秦岭介于渭河与汉江之间,是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在川、陕、楚三省中,秦岭全在陕西境内。严氏对此也毫不含糊。“南山专属陕西,在渭河东南,汉江之北。”接着,严氏对巴山山系也进行了描写,“由汉江南渡径至岷江北岸,陕则兴安、平利、白河、定远、西乡、宁羌;川则保宁、绥定、太平、夔州;湖则郧阳之房县、竹山、竹谿、宜昌之归州、巴东、兴山,均在江汉之间。其山之最具钜有名者曰大巴山,大约自秦階折而东为略阳之仇池,经宁羌、南郑、城固至定远、巴州,凡川东北、陕兴安、湖郧阳宜昌各山,皆其支分别派,而下结为均州之武当。巴山老林跨川陕两省,周遭千余里,老树阴森,为太古时物,春夏常有积雪,山幽谷暗,入其中者蒙蔽不见天日,官府稽防难周,宜其为逋逃薮也。”接着,严氏也记录了秦巴山地边缘地带的山地地理状况。“西安之咸阳、蓝田、盩厔、鄠县、凤翔之宝鸡、眉县均在山外,而县辖地方往往错入山内。盩厔、咸阳往时所辖入山至二三百里,故有鞭长莫及之患。川陕各山峻削挺拔,非如东南坡坨蜿蜒易于攀跻。由华州经蓝田至宝鸡共七十二峪口,山贼窥伺内地必由峪口而出,故当办理贼匪之时,防其窜突,于各峪口亦遍设卡伦,以重省城门户。”由于严氏撰写《三省山内风土杂识》的目的非常明确,所以对秦岭、巴山的描写,除了地域范围、山脉主峰、植被状况之外,格外重视战略控制,希冀有用于当世。 其次,严如煜对川陕楚三省之间秦巴山地的河流水文地理也进行了精彩的描述与研究。秦巴山地的地形是两山夹一川,横贯东西的汉江是这种壮美地形的轴带。严氏格外重视汉江水系及河谷两岸的自然风光、舟楫之利。“汉江发源嶓冢,至褒城、沔县之间北栈黑河诸水注之,始通舟楫,东至汉中府城南,冬春水涸,磷磷浅濑,架木为桥;由汉中而下城固之文水、湑水,洋县之苧溪、大小龙溪,西乡之清凉川、木马河,石泉之珍珠河、红河、迟河,紫阳之洞河、玉河,汉阴之月河,安康之大小滔河、岚河、黄杨河,均注于江;其流稍大,然江面不广,石拥沙积,浅处仍可搴裳径渡;由兴安府东下会洵河、斗河,夹河其流始深,共一千三百里而至襄阳;襄阳以下江面较大,自沙阳以下,虽港汊纷歧,其正流之趋汉口者,流极迅急,故言汉防在洵阳县高壁洋以上,夏秋水涨可据岸为导,冬春非淘沙布椿,不足御也。”同时,严氏也注意到汉水中游航道中极为特殊的“跑沙”现象,“汉江俗称‘神河’,其异于诸水者当夏秋涨发中有跑沙突起,洪涛之中出没无常,舟人步步留心,见有跑沙,拚命急避,如不能避,则沙壅船头,顷刻之间人舟均无踪矣;跑沙在老河口、襄阳一带尚有,至襄阳以下,则渐次稀少,推原其故,缘汉水流最劲疾,拥沙而行,上游高山夹束,愈增其猛,至襄阳地势平坦,江面宽而水流缓,故沙亦渐落江底矣。”嘉陵江古称西汉水,是秦巴山地西部的重要河流与南北交通孔道,严氏对嘉陵江水系也格外重视。“嘉陵江者,东自陕西散关发源,由凤县、略阳诸治西南斜注西自甘肃西和、成、徽、两当诸县而来之水,合于置口关,东入四川之广元县境,道经嘉陵山之西,故以嘉陵名;西至昭化县,有来自階州之白水,龙安府之青州水注之,又纳苍溪县之宋江,样潼县之小潼川,下至合州之渠口,则渠江诸水注之,南下至州治之东南入于涪江;按嘉陵江两面夹以高山,水流遄急,然至陕西之略阳其流已钜,可通舟楫,较汉江之在褒沔者为深广矣。”严氏对汉江、嘉陵江的众多支流的水文地理及舟楫之利也作了简明扼要的叙述,形成了秦巴山地河流水文地理的总体面貌,对普通读者了解秦地自然地理极有帮助。 再次,严如煜对川陕楚三省之间秦巴山地的气候、植被、土壤和土地利用等自然地理要素也进行了描述和研究。秦巴山地因地形复杂,气候也呈现出水平带状差异与垂直带状分布,“山内气候有与外间不同者,南山、大巴山、团城之属,积雪至夏初方消,至八九月间又霏霏下雪矣,十月以后土结成冰,坚滑不可行,陟高者用锄挖磴,扳援树枝而上。”“定远、太平、镇坪、城口各处,山大林深,天开一井,常多阴雨,即晴霁,亦有濛雾,雾中多硫磺气,感触之者辄生膨胀虐痢之疾;又盛夏之时,必有数处下雹,小如弹丸,大或盈拳,将包谷杂粮打倒,人畜急避林岩中,亦凝阴之气所成也,惟下雹之处不过一线,长有至数十里,宽不过数里,粮食非成熟之时,雹过后山农扶培,尚可吐穗结实也。”秦巴山地土层极薄,且多砂质壤土,但气候湿润,流民入山刀耕火种,水土流失严重。严氏对此也有仔细的观察与研究。“山内石杂土中,无不可种之山,此其所以为利也,而道路之不能修,亦即由此。盖上尽浮泥,经烈日喧晒,则坚如石块,锄锹难施,募人开挖,甫得平夷,及大雨时行,巨石之随行潦下坠者,又复堆积沿途,加以藤萝丛竹之蒙蔽,旋翦旋生,夏秋之间,征人之苦较胜他处。”“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河谷平坝之中,土质也不能与黄土高原相比。“山内土性不坚,南、城、洋、西各邑,号称平衍,其土力亦不敌山外西、凤各郡也,所筑堡城即加工夯筑,一经霖雨,便至坍塌。”秦巴山地因交通闭塞,在明清流移之民未进入之前,保持着极为良好的植被与生态环境。“老林未辟之先,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而虎祸尤多,土著人少,所种者不一二。”明清时期的秦巴山地保持着大量的原始“老林”,“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须加粪,往往种一收百。”由此观之,秦巴山地植被的大面积破坏,是明清多次流移人口入山,用原始粗放的生产方式进行经济开发,导致森林植被的破坏速度远大于经济开发的增长幅度。因而,当大面积的森林植被消失之后,并未带来这一地区的脱贫致富。 2.《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与秦巴人文地理 严如煜的《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以陕南汉水谷地为轴心,重点展示了秦巴山地的人文地理景观和风俗民情画卷,为读者了解明清时期秦巴地区的人文风情和文化风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为后世留下了一份极为宝贵的秦巴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文化人类学巨著。 注: ①明裴应章《郧台志》卷10,吴节《原公政绩》,第472页,长江出版社,2006年10月。 ②乾隆《兴安府志》卷25《艺文》。 ﹙作者单位:陕西理工学院秦岭与蜀道文化研究中心) 在鄂西土家族习俗与安康习俗 比较中看安康的本源文化(二) □ 丁 文 5、民歌:山歌号子和薅草锣鼓 土家族继承了古代巴人能歌善舞的特点,民歌藏量之丰富、形式之多样,都是他地、他民族不可比拟的。山歌类别里有采茶山歌、打柴山歌、放牛山歌、赶马调、赶仗歌、打杵歌等。号子类别里有船工号子、拖杠号子、出艄号子、捉缆号子、摇橹号子、撑蓬号子、拉纤号子、收纤号子、收桅号子、石工号子等。还有一种田歌,就是田里劳作唱的歌,以《薅草锣鼓》为主。湖北《来凤县志》记:“四五月耘草,数家共趋一家,多至三四十人,一家耘毕复趋一家,一人击鼓以作气力,一人鸣钲以节劳逸,自叶音节谓之薅草歌。”薅草歌的演唱程序一般是歌头、请神、扬歌、送神几大部分。歌师傅是薅草队伍的指挥者,唱到精彩处,众人“哦荷”齐起。同为巴人后代,安康人的音乐才能毫不逊色。安康素有“民歌之乡”的美称,民间音乐品类繁多,藏量丰富,包括民歌小调、山歌调子、花鼓词调、江江号子、婚丧俗歌、曲子清唱、锣鼓吹打等。安康山歌多属高腔民歌,按类型分主要有山歌号子、山歌调子、通山歌、锣鼓草等,它是人们在山间耕作、放牧、砍樵时即兴演唱的歌曲。花鼓调子是安康民歌中最常见、流传面最广、普及面最高的一种口头歌。号子音乐有“上滩号子”、“跑挽号子”、“扯蓬号子”、“连蓬带抄篙号子”、“拖号”、“开头号子”、“摇橹过街号子”、“下滩号子”、“弯船号子”、“过街号子”、“打夯(硪)号子”、打砣号子、抬重物号子等等,都是集体劳动中喊唱的一种歌腔,鼓动性强,一唱众和,气氛热烈,具有统一步调,焕发精神的作用。土家族的薅草锣鼓在安康叫锣鼓草,是一种将劳作和唱打融为一体的民间艺术形式,因多在播种薅草时演唱,故而得名。安康锣鼓草表演形式与土家族的薅草锣鼓没有两样。唱词有正本,有即兴创作,正本曲调则有《麻雀闹林》、《野鸡扑》和《牛搔痒》等。过去打锣鼓草,要请端公安神,第一支歌叫《立五门》,即:“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壬癸水,北方庚辛金,中央戊己土”。唱罢才入正题。锣鼓草的唱词幽默风趣,例如安康市岚皋县的锣鼓草唱词—— 哎!薅草莫薅吊颈草, 一颗露水扯活了。 薅草要薅米筛花, 十人见了九人夸。 哎!说要来就赶快来, 莫在后头紧到捱。 老的捱起黄肿病, 少的捱起“摆子”(即疟疾)来。 6、舞蹈:板凳龙和摆手舞 古代巴人能歌善舞,“好音乐,少愁苦”,创造了《下里》、《巴人》歌舞。《楚辞》云:“客有歌于郢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这种一人唱众人和的巴歌,抑扬顿挫,节奏感强,激越雄壮,体现了巴人炽热张扬的豪情。所以有学者称中国古代典籍记载最古老的音乐创作产生于巴地。在安康流传的民间舞蹈主要有踏踢舞、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跑旱船、龙舞、狮舞、社火等。安康灯节期间玩耍的龙灯舞有《火龙》、《布龙》、《板凳龙》。表演动作常有“龙打滚”、“龙盘尾”、“老龙盘旋”、“龙翻身”、“波浪游”、“金龙跳水”、“双过龙门”、“龙戏珠”、“彩虹飞架”、“龙行云”等。这些艺术形式土家族大体都有。例如龙舞中的板凳龙,是土家族以板凳作“龙灯”的舞蹈形成。两人、三人均可,两人舞是一前一后,三人舞是前二后一。舞蹈动作有“河鹰展翅”、“雪花盖顶”、“黄龙缠腰”、“猛虎下山”等。活动时间多在农历大年三十至正月十五。摆手舞是土家族最有影响的大型舞蹈,表现了土家族人的生产、生活、战争、神话传说等内容,也是土家族祭祀祖先与庆新年、祈丰收的集体活动。摆手舞有大小之分,大摆手活动规模庞大,以祭“八部大神”为主,表演人类起源、民族迁徙、抵御外患和农事活动等;小摆手活动规模较小,以祭祀彭公爵主、向老官人、田好汉和各地土王为主,并表演部分农事活动,如“拖野鸡尾巴”、“跳蛤蟆”、“木鹰闪翅”、“犀牛望月”等狩猎动作和“砍火渣”、“挖土”、“烧灰积肥”、“种苞谷”、“薅草”、“插秧”、“割谷”、“织布”等生产生活动作。土家族天性劲勇,锐气尚武,在摆手舞中以锦为甲,以示威武雄壮。特别是一种在野外举行的大摆手舞,它是一种军阵战舞,是军事战争场面的重演,规模宏大,气势不凡。少则几人,多则上万人,历时七八天不息。《后汉书》称摆手舞起源于古代的巴渝舞,是一种最原始的歌舞。专家认为,古代巴人战争阵前舞蹈谓巴渝舞,进入农耕时代加进了一些农耕畜养动作,演变为后来的摆手舞。土家族的摆手舞至今保留着古代巴渝舞的征战、歌号、鼓乐和牵手等方面的动作。方志记载歌时“击鼓鸣钲,跳舞歌唱,竟数夕乃止。”“男女相携,蹁跹进退,故谓之‘摆手’。”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赵玲的《巴人音乐文化之研究》对巴人歌舞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整理,认为巴人歌舞先为秦国宫廷歌舞。巴人又从汉高祖定三秦,“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阵,俗喜歌舞”。汉高祖观看巴人的这种歌舞之后,对巴人的勇锐精神十分赞赏,“乃命乐人习之”制作了巴渝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至宋时独立的“巴人乐舞”在宫廷消失后扩展到民间,现存于民间的摆手舞、腰鼓舞、盾牌舞就是巴人乐舞的演变。笔者认为,土家族和安康遗存的诸多民间舞蹈含有丰富的巴文化元素。 7、经典形象:服饰和外观 土家族男女大多喜穿大袖衣、大脚裤,在裤脚上刺绣花、鸟一类,裤子要接腰。男女头上喜包白帕子,唐人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一诗中有“椎髻抛巾帼”一句,说的就是巴山妇女用长布巾包头,将头发包成椎形的发髻。妇女头缀银饰,胸前配有银刀、响铃、牙签等。男女小孩帽上有各种各样的头饰,帽后配有银饰响铃,叮当作响。竹背篓是这里的一道风景,成为塑造山民形象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劳动工具,还是一种如影随形的装饰,土家族的歌手宋祖英就是以一首《小背篓》名噪歌坛。安康巴山北麓的镇坪、紫阳、岚皋几县山民亦然,清代民国期间,这里山民的典型着装是宽大的衣裤,下身是裹腿套鞭耳草鞋,爱用麻制品,头包白布帕子是普遍的习惯。由于长年在火塘边经受着湿柴的烟熏火燎,烂眼边的特多,眼睛羞明时常眨巴。旧时代安康巴山地区的山民留给我们怎样的外部形象呢?白布帕、大襟衣、白坎肩、绣花鞋、竹背篓、打杵、棕衣、旱烟锅……,还有眨巴眼、走路前筒手、后背手,是最直观的表面印象和外部符号。 8、地方戏曲:傩戏 远古巴人有巫傩之风,傩戏便是巴人巫傩活动的遗存。土家族傩风很盛,他们的傩戏是在民间习俗的酬神还愿仪式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成的一种地方戏曲,以戴面具表演为特征。傩戏分“正八出”和“外八出”两种,“正八出”统属巫教仪式,“外八出”是有情节的折子戏和连台大戏。角色分生、旦、净、丑四大行,唱腔分高腔、平腔、哀腔、花鼓腔、山歌腔。傩戏以古朴、简单、生活化而受乡村人民喜欢。乡民逢酬神、祭祖、祝寿、添子、婚丧、荣升、金榜题名、迎神赛会以及消灾求福、冲难去邪,皆演傩戏。傩戏在安康称之为端公戏,俗称“坛戏”、“对儿戏”。是由端公化妆后在“庆坛”跳神、唱神歌,并由此衍进而成为一个地方小剧种。因其行头简易,一包袱可携,故又称为“包袱戏”。陕南端公戏音乐根据节目和表演形式有祭祀性音乐、正戏音乐和外戏(插戏)音乐几种类型。牛角和师刀在傩戏演出中既是常用道具也是具有特殊音响效果的乐器。相关道具主要有:神榜、师牌、勅令、法印、法铃、角卦、号角、师刀、令旗、令剑、法衣、法裙、冠帽、面具、木雕神像等。端公戏历史悠久,跳端公(傩祭)是古傩遗风。包括安康在内的陕西南部是古代巴人繁衍生息之地,因此端公戏中保存着大量的古巴人信息。 9、经济生活:渔猎和盐业 安康山民在旧时代都喜渔猎,至当代往日风景不再,这是共同的。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巴地产盐,盐业在巴人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鄂西土家族远古传说中有“盐水女神”,她主动向廪君献出国土和爱情却惨遭廪君杀害。清江河畔有“盐池温泉”(又名“盐水”、“盐池河”、“咸池河”)。由于巴地盛产盐,巴国的制盐业因此十分发达,盐业经济在其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一度使巴国发展繁荣。土家人常年奔波在盐茶古道上,而今古老的盐茶古道成为一部尘封的史诗。安康也有一条秦巴古盐道。川、陕、鄂三省交界处是安康镇坪县鸡心岭,鸡心岭两边的村民,无论陕西、湖北、重庆的,大多数男性老人都曾经当过盐夫,而多数住户的生活都与盐业经营有关。盐道线上的盐民们有自己独特的制盐、用盐、吃盐、运盐习俗。明清时期的盐场位于重庆市巫溪县宁厂古镇街口,这里曾属镇坪县管辖。流传至今的各类山歌、民谣、盐背子饭,以及五方杂揉的盐俗,形成了秦巴古盐道浓厚的巴文化底蕴,并成为最典型的巴人文化符号。 10、信仰崇拜:以白虎为图腾 巴人及其后裔土家族生活过的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虎的环境,这在古籍《山海经》、《汉书》、《华阳国志》、《南齐书》、《蛮书》、《谈苑》、《虎荟》等古籍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巴人以白虎为图腾,自认为是虎之族,以虎为崇敬对象,自称“虎人”。史载巴务相廪君是巴人首领,他以非凡的才能,率部击败盐水女神,发展壮大了西进部落,深为族人所敬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歌白虎,……伐鼓以祭祖,叫啸以兴哀”。《华阳国志》记载,汉初的“板楯蛮”又称“白虎复夷”。东汉繁长、张祥等题名的碑里列有两个“白虎夷王”,名叫资伟与谢节。入晋以后,“板楯蛮”又有“弓弓头虎子”的称号。南北朝末叶,鄂东长江沿岸的巴人中有自称属于“虎蛮”部族的。樊绰《蛮书》卷10说:“巴中有大宗,廪君之后也。……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从西汉初年到唐代,巴人或自称为“白虎夷”,或“虎子”、“虎蛮”。这种崇拜白虎的习俗为巴人后裔土家族所继承,他们以白虎为图腾,白虎崇拜成为鄂西土家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安康自古以来就有与”虎“有关的文化习俗,多处发现过画像砖“人射虎”,民间生活中流行的幼儿“虎头帽”、“虎头鞋”,建筑用的“虎头瓦当”,自是巴文化的遗存。 11、考古发掘:习用器物 习用器物指人们常使用的器物,包括饮食用具、家居用具、渔猎器具、军用器械、乐器道具等等,习用为常,不可或缺。考古发掘的古代巴人器物主要有巴式剑、弩、箭、木船、陶器等,带着明显的渔猎文化特征。鄂西土家族地区发现的巴人窖藏青铜器,最具民族特色的是虎钮錞于,此物为古代巴人使用的军乐器,其形状象一个倒置的桶,从上往下分为虎钮、圆盘和器身三个部分,整个器物的横截面为椭圆形。虎钮錞于在安康汉滨区五里铺也有发现。土家族巴人器物还有巴式甬钟、钲、盘口壶、釜、洗等。安康出土的巴人用品以时间早、品类高著称。出土于汉滨区的史密簋、錞于、尊,石泉的巴式剑、虎纹戈、陶灯,紫阳白巴石发现的巴人墓和随葬品虎纹戈、柳叶剑,都说明巴人在安康大地上长期生活过。特别是錞于,它是古代巴人的典型乐器,而安康出土的西周时期巴国錞于,钮为虎头,是稀世之宝。巴人的典型武器是“巴式短剑”,长约五六十厘米。虽然川渝湘鄂出土有巴式剑,但与安康出土的巴式剑比起来相对档次较低。巴人器物出土地点还有:白河县清风沟、冷水街,紫阳县石坝乡何家梁、宦姑滩,汉滨区的老岚河口、茨沟、灞河的崖墓等。 本文列举了土家族和安康人之间相同或相似的诸多文化符号,说明二者有着同一的文化本源。土家族的文化本源是什么呢?自然是巴文化。 土家族的来源目前说法不一:一说来源于秦灭巴后,巴人迁徙定居于此;二说来源于湘西土著;三说来源于唐中叶的乌蛮。学界比较认可土家族是巴人后裔的说法。 对于巴人的早期活动,很多史书都有记载,最早的要数甲骨文,其中有五片就提到了“巴方”,即巴氏族的居住地。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商代武丁时妇好伐巴方的记载,说明武丁之前就有巴氏族的存在。(杨恒《土家族的族源问题和湘西州土家族的由来》,信息来源:土家网友)古代巴族是一个庞大的民族,至少有两个枝系:一是原居“湖北清江流域”的巴人,廪君为著名首领,前居湖北长阳西北,后向川东扩展;二是陕西南部的巴人。据《水经注》、《汉书·地理志》、何光岳《南蛮源流史》、《路史·国名纪甲》等典籍作综合分析,可以确认古巴国在夏代(前2070~前1600)之前就已在汉水流域立国。(丁文《陕西茶史》)从时间关系上看,“安康巴”与“鄂西巴”似乎有某种衔接关系。《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李贤注引《世本》说:“廩君之先,故出巫诞也。”这里“巫”是地名,是指东周楚国所建的巫郡,郡治即今重庆巫山县,汉代改称巫县,辖地包括今湖北建始、恩施诸地。“诞”亦写作“但”、“延”、“蜒”、“胥”,是族名,指的就是水居或傍水而居的民族。《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载民之国。(郭璞注:为人黄色)帝舜生无淫,降载处,是谓巫载民。巫载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郭璞注:言自然有布帛也。)不稼不穑,食也。(郭璞注:言五谷自生也。种之为稼,收之为穑。)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这里的“巫载”,或认为就是《世本》所说的“巫蜒”。在“廩巴”出现之前,巫山县便已有被称为“巫蜒”或“巫载”的巴人或巴族先民们在此地生息。据一些历史文献考订,从武王伐纣灭商起至西周中期,今重庆万州区以东、巫山县以西地区均属庸国地。(三峡博物馆《寻找巴人的聚落》)这里所说的廩君诞生地“巫诞”包括今之巫溪、巫山两县,在巴山南麓,与安康毗连,在古代同属巴人生活区域。当时生活在“庸国地”的庸人亦是巴人的一个分支。湘鄂川黔交接处的巴人大约是秦灭巴后迁居至此的,此后虽然经历了历代王朝的更迭和战争变乱,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有大的迁徙,一直比较稳定的生活在这一地区,繁衍生息,延绵不绝,因此史志上的记载,将这大片地域之内的土家族称为“土人”、“土著”,甚至侮称为“土蛮”、“土夷”。 综上所述,鄂西土家族的本源文化是巴文化应当确定。通过比较研究,安康的本源文化与之相同也应当确定。应当指出的是,“安康巴”比“鄂西巴”历史更为悠久。“安康巴”因为移民文化的多次冲击,其法相之完整远远不能与土家族的巴文化遗存相比拟,故出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还要指出的一点是,输入安康的荆楚文化早已融合了某些鄂湘巴文化的元素,可以看作是巴文化的回输,——这种文化的互相渗透是我们难以准确地划分文化种类并产生歧见的原因。 参考资料: 英·李约瑟《中国科技史》、《山海经·海内经》、《华阳国志·巴志》、董其祥《巴史新考》、董珞《巴人始祖、方国考辨》、唐·元稹《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李家成《汉阴古今文化巡礼》、土家族《哭嫁的根巴》、安康《哭嫁歌》、清·同治《长乐县志》、土家族《哭父母》、土家族《骂媒人》、晋·常璩《华阳国志》、唐·张鷟《朝野金载》、唐·樊绰《蛮书》、清·同治《巴东县志》、湖北《来凤县志》、《楚辞》、《后汉书》、赵玲《巴人音乐文化之研究》、《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杨恒《土家族的族源问题和湘西州土家族的由来》、丁文《陕西茶史》、《山海经·大荒南经》、三峡博物馆《寻找巴人的聚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赵冬菊《从三峡考古看巴人的生活习俗》、安康电视报《秦巴盐道》 网页查询:《土家网友》、陕西旅游网《安康旅游与本源文化》、百度辞条《陕南端公戏》、土家文化《土家族的历史由来》、今日安康·文化长廊·百度首页《汉阴本源文化考》、历史与文化学院陆群《土家族“盐神”悲剧的人类学内涵》、《巴人的族属及图腾》 (作者单位:汉滨区文化馆) 汉水流域歌谣对楚辞影响刍议 □ 袁仕萍 汉水流域作为楚先民生息和繁衍的故乡,以其丰富的歌谣对楚文化特别是楚辞产生了重大影响。因年代久远,留存的汉水流域原始和上古歌谣为数不多。清代人尽收楚地古今之作的大型诗歌总集《楚风补》,收录了为数不少的汉水远古歌谣。如所载炎帝神农氏时代的歌谣《蜡辞》:“土返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丰年若土,岁取千百。”这首歌谣反映了远古时代人们对自然的迷信,希望神灵保佑,农作物丰收,猎捕更多,折射出先民征服自然的愿望和战胜自然的决心。古籍载炎帝神农氏生于汉水流域的湖北随州烈山,此诗应是汉水先民岁末祭祀神灵的祝辞、巫辞,属于汉水原始歌谣。汉水先民低下的生产力无法战胜这些自然力,受到自然的压迫和危害。他们在自身现实力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便借助于超现实的虚幻的神灵的力量,用巫祝的方式,原始宗教仪式以企驱使、支配、征服自然,祈祷实现自己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需求。 汉水流域的原始歌谣对楚人的世界观、审美观以及文学创作方法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蜡辞》之类原始歌谣的影响,如《离骚》中“吾令羲和洱节兮,望崎峨而勿迫。……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莺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飘风屯其相离兮,帅云霓而来御。”屈原在幻想的世界里命令、役使日神、月神、雷神,莺皇、凤鸟等神灵、异物,服从、听命于自己登神界仙境去求索、寻找理想目标。如果说巫风、巫舞、巫术仪式是一种潜意识,间接地影响着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的话,那么汉水流域的原始歌谣则作为一种艺术思维方式和形象思维的文学艺术传统,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其辞作体现出汉水文化浓烈的幻想、大胆的夸张和强烈主体性的特质。 《诗经》中的“二南”(“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采集的大多是汉水流域的民歌。郦道元《水经注》引(韩诗序):“二南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清人何天宠在《楚风补》序中进一步指出:“夫陕以东,周公主之;陕以西,召公主之。陕之东,自东而南也;陕之西,自西而南也;故曰‘二南’”。“二南”的地域当在陕西的汉中、安康;河南南阳;湖北的郧阳、襄阳、江陵一带,皆属汉水流域,为楚国疆域。“二南”列于《诗经》之首,不仅标明在创作时间上居于发端地位,而且肯定了汉水流域在中国诗歌史上、楚文学史上的开创之功和领先地位。“二南”二十五篇诗作中有近半数与爱情生活有关。有歌颂男女追求美好爱情的《汉广》;有反映伤春待嫁女子的《漂有梅》;有祝贺新婚的《桃夭》;有描写妻子思念夫君的《卷耳》;有祝愿人们多子多孙的《蟊斯》;有抗拒强暴挟迫婚姻,维护人格尊严的《行露》等等。这些诗作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汉水流域上古人民丰富的情感世界。其中《汉广》为此类歌谣的代表作,生动地塑造出一位在烟波浩渺的汉江来去无踪,若隐若现的美女形象,抒发了歌者求美而不可得的感伤和惆怅,歌谣有着浓郁的浪漫色彩,形成了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二南”是汉水流域先秦诗歌的代表作,对楚辞作家和历代作家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后世作家的艺术典范。它的浪漫主义风格,浓郁的情感,清新的画面等艺术特色,为楚辞作家继承和发展。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认为:“《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这就是说屈原作《九歌》是在汉水以北,正是“二南”所流行的区域,也是民间巫风、祭歌盛行的地方。屈原将“二南”中表现爱情婚姻的诗歌和民间祭歌合而为一,在《九歌》中得到了艺术创新。《九歌》以流传于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写出了神灵之间忠贞不渝、缠绵徘侧的爱情。如《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山鬼》等等。这些诗歌关于爱情的描写缠绵缝缝、凑婉动人,而又真诚执着、坚定忠贞。即便是山鬼,在诗人屈原的笔下也丰神秀韵,绰约多姿。但由于自由美满的爱情、婚姻受到多种束缚和压抑,诗歌在讴歌爱情时无不充满着可求而不可得的忧怨、伤怀的情调。这种爱情的描写,我们在《诗经·汉广》中可见其原型:“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中主人公的爱情真诚而执着,虽有求美女不得的苦闷和怅惘,更有对所爱的钟情和期待,情感深挚、热烈、健康而缠绵。“二南”的审美格调、艺术风格给予“楚辞”以深远影响。 宋代著名史学家、词人宋祁说:“《离骚》为词赋之祖,后人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圆不能过规。”这就是说,《离骚》不仅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文学领域,而且是中国诗赋方面永远不可企及的典范。屈原的《离骚》作于楚怀王二十四、五年(前305、前304)屈原被放汉北后的两三年中。汉北其地即汉水在郢都以东折而东流一段的北面,现今天门、应城、京山、云梦县地,即汉北云梦。怀王十六年屈原因草拟宪令、主张变法和主张联齐抗秦,被内外反对力量合伙陷害,而去左徒之职。后来楚国接连在丹阳、蓝田大败于秦,才将屈原招回朝廷,任命其出使齐国。至怀王二十四年秦楚合婚,二十五年秦楚盟于黄棘,秦归还楚国上庸之地,屈原被放汉北。汉北其地西北距楚故都郢(今宜城)不远。《离骚》当是屈原到郢拜谒了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后所写。诗开头追述楚之远祖及屈氏太祖,末尾“临睨旧乡”而不忍离去,中间又写到灵氛占卜、巫咸降神等情节,都和这个特定的创作环境有关。屈原除晚年放逐沉湘外,一生大多生活在汉水流域,楚之都城都在汉水流域,这是屈原求学、为官的所在地。屈原遭到怀王疏远不被重用时,愤然离开郢都远赴汉北。《九章·抽思》“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即指这次离郢都远游汉北之行,在秦楚交界的汉北漂泊、实地考察。 屈原独处汉北,“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极写此时孤独寂寞、失意落魄、思念郢都的郁结悲凄心情。屈原在《九章·思美人》中也表述了同样的情怀,而商周之际楚都丹阳的地望理应是在丹浙之地,丹江中下游实为先楚故土,我们由此可以得出汉水流域是屈原创作《楚辞》的主要集中地。 屈原《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郦道元将《尚书·禹贡》中“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定位于武当县之沧浪,并称沧浪洲。这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界对沧浪地理位置有影响的界定。 如前所述,汉水上古诗歌对屈原的作品有着直接影响。《史记·屈原列传》称:“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宋玉、唐勒、景差据古籍记载都属于南郡人,亦即汉水人,是在汉水文化这个文化母体中孕育出来的著名楚辞作家。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根植于汉水文化的沃土中,汉水流域歌谣以其自由性、神秘性、幻想性、浪漫性的品质和精神孕育、催生、滋润了楚辞。 (作者单位:湖北文理学院) 高位跨越后的迷茫 ——李小洛诗歌阅读笔记 □ 叶松铖 评价李小洛的诗歌很难,也是极为冒险的事情。面对一个已经定性的诗人,犹如面对一棵完全扎根且已经长成粗壮的大树一样,也许你的任何意义的褒贬、批评、赞美,皆无损于它站立的姿态。但一个诗人的成长,或者说一棵树的成长,它无法拒绝空气、阳光和水分,而批评对于作家和诗人,它就是一种催生物,就是空气、阳光和水分。好的批评还能起到杀虫、灭菌、消毒,营卫根须的效果。我当然不敢说这篇评论能起到如此的作用,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将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因为,安康文坛需要批评的声音,需要责任和担当的勇气。下面,我从三个层次的内容谈谈李小洛的诗歌:时空中续接孤独;走不出的宿命;迷惘中寻找诗歌的光亮。 一、时空中续接孤独 李小洛在当代华语诗坛上的地位的确定,不是偶然的,也不具备玄秘性。然而,现在很少有人去评说诗人的过去,或者说从诗人过去的创作中,寻找一些必然性的东西。这个世界,没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天才。天才其实都是从凡尘中成长起来的。巨人安泰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超人的力量。真正的伟人、大师、文学巨臂,他们都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人生的路程是一步一个印迹走出来的…… 最近,在整理旧书时,无意间翻找出了李小洛当年的一本诗集《情感水族》,只是那会诗人还叫李亚明。这是一本纯净的诗集,因为它的内容很单一,语言、情境也很单一,用当下一个比较时髦的名词,叫青涩!但这个词并无贬义。青涩,是青春的折射,是岁月中最迷蒙的光影,我很喜欢!只是我们经历青涩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尚不知觉,让青涩从天真的双眸滑过了。可贵的是《情感水族》逮住了那一抹薄如蝉翼的情思,静静的诉说,惆怅也罢,孤独也罢;爱也罢,恨也罢,统统地从一个一袭黑衣、一头秀发、一腔忧怨的女子的嘴里说出来。那个年月的泪是清亮的,那个年月的情是纯美的,那个年代的语言是涩涩的但却透出悠远的清甜……“我知道/倾心的花朵/就要开放/那码砌语言的麦垛/在今夜/顺流而下/诱发海螺的紫光/像照亮航船一样/指引我的眼睛/让往事/借助意外的翅膀/飞临遥远的心的屋顶/飞临永无终结的想念/而阳光下的居所/高挂/无数闪烁的星子/是我情感水族的灯盏(《情感水族〈一〉》)”这首诗意绪很透明,一看就明白。它表达了一种想念,这种想念很美好,它悄然在心灵摇曳,在宁静的夜空飞翔。而少女托着腮,眼睛像两颗星子一样闪亮……除这首诗外,《情感水族》中的很多诗,调子都是伤感的,色彩迷离而略带灰暗,孤独的情感萦绕、贯穿诗歌始终。这是李亚明式的孤独,她尚被自己的影子笼罩着,忧与愁、爱与恨;别离与伤痛,一直没有走出自己的内心,没有走出一种新的感觉。孤独被自己的影子驾驭,自艾自怨,自说自话,完全是一个小女人的内心写照。“我所诉说的深情/都是种植眼里的那棵/青青的苗/等你雨夜的茁壮/我所有的爱恋/都是唇边的那颗/浅浅的笑容/等你深深一吻/那蓦然开放的明朗/我注定就是/因你而生那株小小的木棉呵/守一份千年的孤独/开一缕旷世的清香/我的青春和生命是你近旁/伴生的一棵草(《良夜·〈三〉》)”倾诉是说给爱的那个人听的,缱绻、深情,却也无奈。它是一份誓言,一份用青春的情愫写成的自语,那个被爱的人不一定听能到,但他一定能感应到琴弦弹奏的激荡,感受到心湖中那一簇腾起的浪花…… 孤独存在每个诗人的潜意识中,它是诱发诗人情感的因子;孤独是一个诗人意识的独立,是精神傲立的骨头。李小洛早期的这本《情感水族》,诗的意蕴固然十分青涩,但诗人的孤独感却已经呈现一种姿态。这应该说是一个诗人内在质地形成的一种表现。诗人的孤独就像一种宿命的存在,愈是杰出的、天才的诗人,他内心的孤独感就愈发强烈。去年夏天,我潜心阅读了海子、顾城、骆一禾、舒婷;读了穆旦、谢冕、李琦、傅天琳、车延高、雷平阳等诗人的诗……我由迷茫到清晰,由清晰到孤独。我被诗人的孤独所收买,同时,我发现每个诗人的孤独,又是如此的不同:有因痛苦而孤独,因温暖而孤独的,还有因困惑而孤独的……而李小洛早期的诗,尚是一种漂浮的孤独,青春的孤独。这份孤独,宛若山涧的细流和草甸上的水潭,很清,却也很浅。它能让人看见水底的卵石和浮动的水草。这是一个成长期的诗人的情感:直白而不加掩饰。她在自序中这样写道:“我只是漠漠红尘中一个女子,一缕孤独的灵魂,我只是在用心去完成这种灵魂的道白和倾诉,这一种声音也许很微弱,很苍白,很遥远,但我坚信,只要我付出勤奋,你一定能听到,也一定能感受到。”这时的李亚明已经为后来的李小洛做了过渡性的铺垫,或者说是美好的、坚实的铺垫! 人不能拒绝过去。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他不能离开大地,离开了,他就失去了超人的功能。这看似牵强,实际上是道出了一个朴素而浅显的道理。李亚明成为后来的李小洛,得益于早期的准备:生活准备、知识准备,还包括情感的准备。《情感水族》是早期的诗,是青涩的诗,但同时也是蓓蕾初绽的情感释放,它带着早晨的露水和泥土。这本诗集,后来没有人提及和评说,评论家和那些高戴桂冠的诗人,侃侃而谈的是《孤独书》,是《省下我》,是《一只乌鸦在窗台上敲》……仿佛诗人的成长就在一夜之间,就在我们的惊诧之中!我不明白,诗人自己后来也没有提到她的这本诗集,在简介和文章中,我好像也没看到。我不由得想起另一位我敬仰的作家刘绍棠,他成名以后,曾多次提到他早期的作品,言语中甚是感概。后来我买到了一本《青枝绿叶》的小说集,据说这是刘绍棠十六岁时写的,我读了,确切地说很稚嫩,也很青涩,但它却让我感动。因为它让我更加真实地了解了作家的成长过程! 《情感水族》无论是形式到内容,都无法和今天的《偏爱》作等量齐观。因为这是不同的时间段完成的,但有一点应该肯定,两本诗集具有情感上的内在联系。《偏爱》中依然笼罩着浓重的孤独感,和因孤独而无法排遣的宿命意识。但在意境的开掘上,《偏爱》所呈现的开阔,显然是早期的《情感水族》无法比拟的,如不细加考量,甚至很难找到蜕变的依据。这已经不是李亚明变成李小洛这样一个粗浅的问题了,名字只是一个简单的符号,但李亚明蜕变成李小洛,不由得让我想到佛家用语中的“涅槃”一词,我觉得诗人在完成一种生命的转型,一种生命的代谢过程,同时,也是情感经历了炼狱之后的一次全新的飞跃。然而,孤独还是一样的孤独,但情怀已是别样的情怀:《情感水族》宛如泉水,静穆中透出明澈;《偏爱》则是湖泊之水,宽阔中却又容纳了情境的悠远和深邃。 孤独是诗人的气质,在这里我要阐明的是,诗人的孤独绝不能等同于一个词汇,它不是孤单、孤僻、孤傲、孤芳自赏等词汇的含义,而是一种境界,一种天然的禀赋。所谓诗人的孤独是情感的孤独、思想的孤独。它游弋在意绪中,攀爬在灵魂的陡岩上,让人在自我咀嚼中品尝痛与爱的味道……《情感水族》所表现的孤独很轻,它往往被一种个人的伤感覆盖:“你一转身/雪就纷纷扬扬/寒冷/一如我不能同行的心/有许多风/无情吹打你走远的身影/让我的眼睛一起发疼/不能相守的日子/总是很累/相思缠绵的伤别诗/追随难舍的脚步/遂珍藏了那颗眼泪/依旧/等你(《情感水族·伤别》)”伤感,在《情感水族》中无处不在,而这种伤感的背后,则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感孤独。这样的孤独很小,很细微,它只能在一种狭小的范围内撞击,尚无法带来回应的震撼。《偏爱》的孤独,已经变成了磁场,它的痛不但痛着自己,也痛着别人。诗人的情怀不再是一个小女人的吟吟哦哦,它像空谷的幽兰,让人在凝望的那一刹那,攫住了人的心跳:“只剩下最后的一颗眼泪了/我在犹豫着要把它留给谁/那些我爱的人/我不能流给他们/一颗泪砸下来/砸不出巨大的雨点/也惊不出春天的雷声/更不能让他们从花园的深处回过头……所以我最后的一颗眼泪/我一定不能轻易把它流下来/我只能让它在眼眶里深深地蓄着/我只能把这最后的一颗眼泪/留给我自己/流给我最心爱的人(《偏爱·只有最后一颗眼泪了》)”忠贞是一种坚守,爱也是一种坚守。而世俗中,我们渴望的忠贞和爱已经日渐廉价了,坚守的堤坝在灵魂中一截截垮塌。相信爱,我们只有捍卫忠贞,让它不要成为毫无品质的廉价! 诗集《情感水族》被淡忘,我以为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这本早期的诗集,太过稚嫩。当年,它也仅只在安康范围内,引起了关注。但很快就沉寂下去了。二是李小洛取代李亚明,我以为这不单纯是一个姓名符号的取代,而是诗歌本身的突破:李亚明到李小洛实际上是一个诗人的成功转型。或许是起跳得太高的缘故,人们渐渐忘记了那个早期的李亚明和她的《情感水族》。然而《偏爱》中的孤独情绪,依然像一颗铁钉铆在记忆的墙上,只是它变得更加冷峻、更加气定神闲了。但其中一些情感的意绪,还是延续了早期诗歌的影子,晃动着《情感水族》中的迷蒙和淡雅。 二、走不出的宿命 诗集《偏爱》是李小洛诗歌创作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当然,也是对从前,对那个李亚明时代的告别,我们可以确定一下,如果李小洛这个名字的启用是从她的《孤独书》(组诗)开始的,那么,李小洛对于她的诗歌线路,其实早已作了清晰的调整。李小洛的出现就是为了否定过去,就是为了积攒一种力量,实现她心目中的高位跨越。李小洛实现了! 我无法猜度,诗人在她成名后对自己的过去所持有的态度,但凭着一个读者的敏锐的视觉,以及对诗人早期和当下诗歌的比较,不难发现,李小洛在刻意塑造自我,刻意摆脱早期的影子。我只能说李小洛成功了一半,这一半可谓来之不易。《孤独书》的出现,的确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甚至让很多人费解,为何眼前的李小洛和早期的李亚明,会有如此大的落差?我对这个问题一点也不奇怪,随着阅历、体验;随着情感的稳定,蜕变是必然的。这时的诗人已经从早期的青涩的伤感,上升到了一种对人性的拷问,对社会的关注上了。而这时的孤独,在诗人的内心,逐渐化作一种躁动和不安,还有无法寻觅到答案的苦恼。 一首《省下我》成了李小洛身价的一张名片,成了李小洛这个名字无法替代的最有力的实证。李小洛站起来了,至少在当代诗坛,拥有了一席属于自己的领地。《省下我》喊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声音,这些看似极其普通的句子,却被“省下我”串成像链环一样的东西,它扣住了我们每个人的呼吸和灵魂,扣住了我们的感动和心跳。第一次读完这首诗,我就禁不住在电脑上敲出这样一段话:“这是世纪末最经典的呐喊。‘省下我’超越了身体和生命,超越了爱的意义和范畴。‘省下我’浅白如话,力道看似很弱、很柔,但它却犹如石击深潭,椎敲鼓面,其震荡能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共鸣。‘省下我’是这个世纪最疼的呐喊,它让我想起了鲁迅的那句‘救救孩子’的呼号。‘省下我’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正在退化和消失的大义,是佛教中牺牲自我,拯救众生的宏愿。一个渺小的生命,在否定自己的存在,否定毫无价值的得到。她痛心疾首,一口气说了十个‘省下我’,最后,她让世界把自己也拿走:生命连同自己的姓名。否定即是批判,否定自己的得到,否定一个多余的占用姓名的生命。那么,芸芸众生中那些浑浑噩噩,纸醉金迷,贪得无厌的肉身,他们堂而皇之的占有、索取,他们把肆掠、残忍、贪婪,带到了这个纯净、祥和的世界上,于是恶毒像罂粟一样的滋生、泛滥。高贵被歧视,纯净被玷污,道德被践踏。这样的人该不该“拿走”?让善良、美丽、大爱留下来吧!一个不该‘省下’的人留下来,拿走那些真正的多余的人:多余地活着、多余地占有、多余的毫无意义的生命……” 《省下我》是对人性的鞭笞,对道德的责问。尤其是当下,人的良知、操守,在各种欲望的诱惑中,精神骨质的钙化日趋严重。人性能否回归本位,已经成为一个思考的话题。李小洛找到了问题,却又找不到答案。她无法摆脱孤独的苦恼,摆脱内心的煎熬。于是,她经常将一些疑惑、纠结,交给宿命,交给心目中的那个“上帝”。她常常用宿命的钥匙,为自己的诗歌解码。然而,这样的解码有时又是何等的苍白乏力。“一只乌鸦/背着影子/在天上飞/没有人知道它引领的亡魂/那些影子/足以压垮一只乌鸦的重量/他们只知道/乌鸦的沉默/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它告诉那些睡在夜里的人/要看好自己的影子/不要让他们走夜路/也不要离开房间/离开灯盏太久/没有人理它/也没有人听它的/他们用树枝/石头躯赶它/他们把它叫作乌鸦(《偏爱·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活着的人害怕见到乌鸦,因为它是不祥的鸟。它嘎嘎的叫声,它黑麻麻的颜色,仿佛昭示着一种寓意,一种难以破解的玄秘。活着的人视其为“恶鸟”,避之唯恐不及。于是,人便牢牢地看守自己的影子,人其实明白,肉体一旦和影子分离,那就只好去找乌鸦了。人是极端自私的,这会,才想起乌鸦,想起它的可爱,想起自己的亡魂,要有一双翅膀,托起飞往天堂……写乌鸦,是在写人的丑陋,人的阴暗。生与死的一刹那,折射出人性的卑劣和无耻。人性恶的审判,道德做不到,只有诗人心中的那个“上帝”能做到,上帝的可怕,是因为他掌握着“天堂”,那是每个亡魂都希望的归宿。因此,上帝是不能得罪的,人一旦得罪上帝,灵魂就将堕入永无轮回之期的地狱…… 世俗的批判,在《偏爱》中多有暴露。如,《我不喜欢世界上的那些风》,诗人写风,实际上是写人的一种嘴脸。这些人就像风一样呜呜号鸣,遇见弱者就肆掠,张牙舞爪,狰狞毕现;看见富人,就温顺柔情,谦卑无骨,状若摇尾乞怜的狗。这是什么风?他们察言观色、好逸恶劳、贪生怕死,见了穷人就鄙视,见了达官显贵就讨好献媚。有这样的风,我们所倡导的道德能不衰败,我们所崇尚的人性能不滑落?!诗人的孤独是压抑的,无法排解的。她有时将困惑交给宿命,交给因果。她审判不了人性,因为她在拷问自己的时候,也没有找到需要的答案。于是,她选择了离开和远行。诗《我不在》中,那牵肠挂肚的絮叨,让人好生感动。一些记挂、一些琐碎,反复叮咛。听的那个人仿佛就站在背后频频点头,说的人不厌其烦。这一刻,絮叨,犹如一杯醇酒,微醺中参杂着淡淡的伤感、淡淡的落寞!嘱咐,一遍一遍。两个惆怅的人都在感受一种气息,感受那些渐渐清晰、渐渐温暖的画面。普通的生活、世俗的生活,突然间,与脉搏一起跳动,一行清泪真实地淌出了离人的眼窝……诗人写出了一个人丰富的内心,其实,透过这些诗,我看到的则是矛盾,那种潜伏在心灵深处的矛盾,它像虫子一样在啃噬诗人的神经,她想离开,想逃避,想找一处可以安放灵魂的地方,让自己静静梳理纷乱的情绪……诗人渴望得到一种释放,得到一种温煦和抚慰。诗《都是我的》就写了出这样一种欢快的心境,诗人将自己从灰色中剥离出来,情感完全被明朗占据。感觉一扇心窗打开了,诗人向着辽阔的天空、浩瀚的大海、无垠的田野,默默放飞那些久埋在灵魂深处的绚烂!诗人在振臂、雀跃,眉眼含情,泪挂香腮。季节把一生的华丽、一生的明艳、一生的娇柔,都浓缩在了莺飞草长的三月,让它拥抱诗人,然后,徐徐绽放、徐徐芬芳、徐徐凋谢…… 转型后的李小洛,在诗歌的写作实践上,实现了高位跨越。毫无疑问,这值得充分肯定,然而就蜕变本身来看,她只完成了一半。虽然当年的李亚明已成为过去,一个全新的李小洛出现在了华语诗坛的殿堂上。但我还是明显感觉到,调整诗歌线路后的李小洛,却出现了方向上的迷茫。《孤独书》所呈现的亮色,十分短暂。诗人后来的一些诗歌,好像在努力延续那种风格,但却意境局促,缺乏一种灵动的气息。《病历书》是在尝试一种新的写法,但晦涩却消弥了诗歌的感觉,消弥了诗歌所应具备的圆润和饱满。而浓郁的宿命意识,几乎投影着诗人对人生的理解和判断。诗不只是冷艳,还有一种叫温度的东西,有温度才能融化坚硬,培植绿茵。中国当代女诗人中,我特别欣赏李琦的诗,她的诗温暖、明净,充满着一种禅意的美。她在第五届鲁迅诗歌奖颁奖典礼上,有这样一段感言:“写作特别像擦拭银器的过程,劳作中,那种慢慢闪耀出来的光泽,会温和宁静地照耀擦拭者的心灵。对我来说,这银器之光,照亮了我平凡的生活,让我可以在眼前这个世界里气息沉稳,对一切神圣洁净之物,深怀静穆感动之心。”诗歌创作就是一种擦拭,生活好比银器,只要你用心了,这个银器自然就会宝光乍现,华贵无比!李小洛的诗歌就缺乏这种擦拭,它的诗歌有银器高贵的底色,但那种刺目的清冷,却又常常消解了生活所持有的亮度。擦拭是诗人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包容的态度。我想,与其把一些疑惑、苦恼、忧郁交给宿命,不如在自己的心中安放一尊神,让它供自己驱使、掌控…… 三、迷惘中寻找诗歌的光亮 李小洛是一个情趣高雅的人,她绘画、玩石头、摄影,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视觉。她在世俗中保持自己的洁净,但她又必须融入世俗,无奈地扮演世俗中的一个角色。漫漫红尘中,她独自捡拾一缕纯美、一缕幽叹……她用一个诗人的方式,比如绘画、玩石头、摄影等,来消解内心的冷漠、苦恼和纠结,寻找诗意的种子。 组诗《病历书》将李小洛逼进了一个狭窄的胡同,她想承袭《孤独书》,或者说是超越和突破,但没有做到。她写病房、病床、吊瓶、手术器械;写人的器官、病灶……她像左拉一样,用自然主义的放大镜,解剖这个世界的一角。诗人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用一个医生的感觉和比较直观的把握,探询世事,发现细微,这种带有个人尝试性的写作实践,笔者以为应予以肯定。 《病历书》没有某些诗人和评论家夸耀的那样的讳莫如深。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病人的日记,时间可能是一年,也可以是一个人一生的浓缩。我们没有理由在时间的标注上去猜测诗人的意图,或是通过这些时间的记录去拆解诗歌,把偶然性的东西强加给必然。《病历书》是一个病人的思想轨迹,诗人写了一个病人在生病、治病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惊恐、不安以及意识的颠倒、错乱、跳跃。这个人有点近似于鲁迅《狂人日记》里的那个“疯子”,他的眼里的世界,俨然和他一样患有太多的疾病。他在挣扎,精神比身体还要痛苦。这实在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病人”,他把世界的两面都看清了:一面充面生机与活力;一面灰暗,被死亡写意:“乌鸦在天上/火葬场在冒白烟(《偏爱·病历书·2、3月9日,早晨》)”他在生与死的过程中,经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他每天打点滴,喝着苦涩的汤药,这种日复一日的功课,让他的意识渐渐的麻木,渐渐丧失了主观感觉:“吊瓶里的糖分/从高处一点一点降落/向地面、池塘和血管中渗入/那些墓边的花/桃花和菊花,只能任选一朵(《偏爱·病历书·5、4月7日,墓边的花》)”。这是一个漫长的治疗过程,诗《6、4月21日,哭》,明显就是写的时间:冬天来了,火车走了,燕子也飞走了,痊愈似乎遥遥无期,病人每天面对的是药片、氧气、暖箱……于是,他开始绝望,臆想就多起来,意识出现一些错乱。诗《14、7月4日,离开之前》,写透了病人怀揣死亡的那种撕裂的纠结:“在我离开你们之前/还来得及唱完这首歌/来得及烧掉你们的诗歌、情书/以及赐给你们的房子/音乐和老唱机//来得及面对那些荒弃的仓库/荒芜的野地/以及野地里堆积的亲人的尸体/发出最后一声浑浊的叹息。”这是一个将死之人的道白,是一个久病者无奈的呻吟。 《病历书》虽然纠结得让人窒息,但阳光最终还是穿透了阴霾。上帝在开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爱,或是不爱。”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实际上包容的太多。它足以将一个人击倒,因为上帝开出的条件是很诱惑人的:美貌、才情、智慧。开篇第一首诗,即抛出了生病的引子。有了这个引子,病人在以后出现的那些不正常的表现,就容易让人理解了。诗《30、12月22日,布告》是对前面提出的问题作出的一种回答:“因为爱你/我必须撒娇。”这是幸福的选择,是病人在生与死的考验中,获得的认识。这一天,病痊愈了,心灵中的归宿终于找到了。健康的人又可以拥抱这个健康的世界了! 《病历书》写的是一种琐碎,这是一堆打乱的积木。然而积木的零件是完整的、美妙的。大幅度的意绪的跳动,不是诗人思想的紊乱,而是诗意在流动中溅起的水花。我看见了涟漪涤荡开去了然无痕的平静,看见了破碎的水泡是怎样的让人心动,还有那梦萦般的迷茫、失意症般的疯话……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没有答案,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在混沌之中,隐藏并不很深,常常就露出了那么一角。 《病历书》写的是一种琐碎,这是一堆打乱的积木。但这些打乱的积木都是精致的,各有色彩,各有形体。我们在阅读中可以任意去构建理想中的图画,这个图画的框架是巨大的、富有弹性的。它的伸缩,让人震惊,语言就那么随手撒出去,在错乱中却被一种内在的气韵连接了,几乎找不出断点和遗漏的针脚。 然而,《病历书》在追求现场感的同时,却又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诗歌为谁而作?诗人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不断转换,穿插,完全陷入了一种自我体验中。我们看到病人在挣扎、诗人也在挣扎。于是,诗歌对读者的观照削弱,在加之诗歌意境的局促,用语的晦涩,更是造成了读者阅读的隔膜。《病历书》不是《孤独书》的翻版,包括形式和内容。诗人将自己的孤独移植给“病人”,让他在身体的痛和精神的痛中,滚爬、站立;让他看清自己的高贵和宿命的软弱,于是,上帝是可以颠覆的…… 李小洛延续的诗歌路径,本来没有错。我们在《孤独书》中其实已经看到了诗人俏丽的影子,看到了意境的日趋明朗,看到了诗人因爱而透出的世间稀有的悲悯。但《病历书》太过强化形式,同时诗人用个人的感受来替代读者的感受,由此,带来了一种结果:读者走了,只剩下诗人和“病人”在喋喋不休…… 李小洛的诗歌需要一些色彩,需要一些世间的温情和烟火,也需要一些凡尘中的喧嚣。我前面曾说到,李小洛是一个情趣高雅的人,她对生活的热爱,不是表现在外表,而是内心深处。李小洛在沉淀自己,相信她能在万花筒般的世界里,再次引发生命的思考! 结 语 诗人的成长,靠的不是偶然,不是取巧和投机,李小洛是以自己超然的才气和一个诗人的禀赋赢得了读者和诗界的认可。李小洛是当下安康诗歌的一面旗帜,她的诗歌品质足以代表安康诗歌的气象,而放在全国,放在华语诗坛上,她也毫不逊色地列入当代前沿诗人的行列。目前,李小洛只是完成了诗歌的转型,她的路其实还还很长,在今后的诗歌创作的实践上,她应该坚守自己的性灵写作,要在性灵写作中发现诗意的土壤,并由此在土壤上培植自己独一无二的诗歌感觉。诗人还应该站得更高一点,要绝对地克服小我情怀,把触觉伸向宏大的叙事,伸向生活中最火热、最感人的地带,捕捉激动人心的镜头,让生活的声音用艺术记录下来;让生活的画面用艺术的彩笔描绘出来。最后,让我用青年诗人叶舟的一段话作为结束:“必须在诗人心中埋入一颗良心。这颗良心是由敬畏、正义、道德、神祗和高洁的自然构成。它是经典和伟大诗歌的第一前提,也是一个纯粹诗人唯一痛苦而优美的姿势。” (作者单位:陕西省紫阳县委组织部) 链接 李小洛 20世纪70年代初生于陕西安康,2004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曾参加第二十二届青春诗会、第六次全国青创会、就读于第七届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获第四届华文青年诗人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度驻校诗人,中国作协会员。她的组诗《孤独书》、《一只乌鸦在窗户上敲》、《病历书》等为她赢得了诗歌界的声誉。 汉调二黄音乐概述(五) □ 余书棋 ①叫板 [三流]叫板多为实字韵白叫板,如:《收姜维》孔明唱[三流] 孔明:(叫板)站东列西听山人,下—令—了— 锣鼓安[三流]起过门。 再如:《梁红玉》一剧,梁红玉转唱[三流]。 红玉:(唱)“从壁上取下青锋剑”一句放散后一锤锣切住,(叫起)“将—军—”锣鼓[望家乡]收。过门起唱[三流]“师傅临别有遗言”—— ②起板 有两种起法,一种是叫板后先由锣鼓安板,以后再起过门。另一种是叫板后直接起弦乐过门。还有一种是干起,叫板后大锣一击便开口唱。锣鼓带弦乐起板的有以下几种: (一)一击锣起 如果干起,可省略弦乐过门便开口,也中一击锣不要,叫板后直接开口。 两击锣起如: (二)两击锣起如: (三)三击锣起如: (四)[望家乡]起板 [三流]板单开仅举以上谱例,但依据剧情变化而变,不完全是固定模式,如和其他板式套唱,其变化更为灵活。 ③起唱 唱段的起首多以齐板开口,中间句多以淆板(即后半拍)开口唱,艺人谓之“偷淆换气”。为了使唱腔花丽俏皮,也采用一些叠句,避免了唱腔的死板之感。如下例: ④转板 [三流子]通常转唱[浪里钻]或[散板]多。如: 如果要转[一字]或[二流],都从上句板上开口抢字唱,由第三腔节再分板式。 ⑤放腔 [三流子]是一个较为俏丽活泼的板式,表现力也非常丰富,且可塑性强,根据人物戏剧情感需要,唱腔中常带一些花腔以增添其戏剧效果。如: ⑥落板 其落板亦有两种,一是齐板落,一是散板落,例如: [导板] 仅是一个上句唱腔,下句导入其他板式。分大、小[导板]。大[导板]每一腔节之间用小过门联缀成一个完整的唱句。小[导板]腔节之间无小过门衔接,一气呵成。实际是大[导板]的节奏紧缩。[导板]为自由节奏,散起散落,其音调高亢,多表现激奋奔放情绪。 ①叫板 [导板]多是唱段的起首句,若在幕后启唱败不用叫板,直接由打鼓佬打[导板]头起板头曲。前场唱则需叫板,叫板为实词叫板。 如在《铡美案》中包拯唱[导板]“封府堂前生杀气”的叫板: 包拯:霎时叫你认得我——(锣鼓)(仓、仓、仓)包)包—黑—子(翻场)起[导板]。 再如《辕门斩子》杨六郎唱[导板]“白虎堂怒恼了招讨元帅”由焦、孟二将叫板: 焦、孟:报——,太娘进帐。(起导板) ②起板 凡属[导板]都由锣鼓安,这中间分大铜器安即锣、钹、小锣、鼓;小三件安多为旦角唱[小导板]。也有大铜器安[小导板]的,区分大、小[导板]锣鼓,仅是锣鼓经的长短不同而已。 如[大导板]锣鼓及板头曲。 [小导板]大铜器开法: [小导板]小三件开法: ③起唱 [导板]唱法,节奏自由,散起散落。一般规律男腔落在商音,女腔落在宫音如: ④转板 由于[导板]仅是一上句唱腔,从下句起可以接转任何一个板式使其唱腔成段,常规可接转以下板式。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安康汉剧团) 雅俗共赏 百姓二黄 □ 陈纪元 为什么汉二黄有旺盛的生命力,居陕南三百余载寿而康?为什么汉二黄流布传代虽有兴衰更迭,整体上却无畏于他人的冲击与竞争?为什么汉二黄受众广大,雅俗共赏,得百姓钟爱而寿活久长?历史自有响亮的回答! 据历代文籍史箸、出土文物明证、志怪传奇、民间轶闻、学者考论,知陕南戏剧文化艺术源远流长。 早自殷商始,汉水流域形成“群夷之国”,竹、房、金州属上庸国巴蜀、文化发达,经济繁荣、武力强盛。《华阳国志·巴志》载:“武王伐纣,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春秋战国时期,诸候争霸,各地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文化,汉水中上游居间,成巴蜀文化、荆楚文化、秦陇文化、氐羌文化的交汇处,形成多种文化荟萃之奇观。秦、汉时期,广为长安京畿之门户的商州,美称“天汉”的汉中,“秦头楚尾”的西城安康,三署辖地就有设坛跳巫,酬神祭礼,歌舞叙事的“百戏”活动,安康历史博物馆藏东汉《宴乐百戏画像砖》即为古证。其中有一种以诨(诙谐逗趣)科(动作)白(说话)表演技艺为主的滑稽讽刺喜剧,其艺人称“俳优”。后世营建的戏楼一称“俳优楼”,称演艺人为“优伶”,即源于此古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约220~589)的三百六十余年间,中原连年混战,其地的豪族和大批流民纷纷迁往相对比较安静的汉水中上游陕南三地;也随之带来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能和文化风尚,促进了陕南的社会生产和文化的发展。从朝廷重臣西城(今安康)人何妥考定音律、创制“清平乐三调声”、“八佾唱诗歌舞”,刊行专著《乐要》;到安康民间伶人刁俊朝等的乐艺轶闻;从各大宗庙,朝廷宴享到民间祷祖酬神的各类艺乐活动,就流动着“手舞干戚”、“马舞”等歌唱舞伎及相伴的琴、瑟、磬、埙、箎、笙、琵琶、击鼓等古传乐器及胡笳、凤首、箜篌、铜鼓、毛圆鼓、都曇鼓、簧管“筚篥”等天竺(古印度)、西域前凉等地的外来乐器及鼓吹乐横吹[摩诃兜勒曲]等乐曲。同时,在诗歌文学方面,中华诗坛继四言诗、五言诗后,寻求七律新体,先后出于民间流传的“歌诗”如叙事诗《陌上桑》、乐府诗《秋胡行》、南朝颜延之《秋胡诗》以及《王明(昭)君》、《木兰诗》、《孔雀东南飞》等诗坛久传名篇。这时期包括“俳优百戏”在内的艺文活动自然会给汉水秦巴后世的综艺戏曲活动赋予潜在的深远脉连影响;久演不衰的汉二黄传统戏《秋胡戏妻》即《陌上桑》、《秋胡行》歌诗以及《昭君和番》(上下两本)即歌诗《王昭君》的搬演再构成剧。 迨至唐,广布长安三辅,南北秦地的秋神报赛活动日见发展,俗乐流行日炽、俳优百戏更加活跃。各地民间的艺文活动引起皇家官署的极大兴趣,令调进京汇演,并设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教坊,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 玄宗李隆基自创“开元盛世”后,“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渐肆奢欲,怠于政事,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从都城皇宫到各地的行宫的宫女竟达四万有余,苟延先制于开元二十五年(737)至天宝十三年(754)间。将本属帝后皇戚贵臣宴饮游乐之果木园,改制成综合音乐、舞蹈、歌舞、戏伎于一体的艺术学院——“梨园”、“教坊”,从秦地各处招选,令调各类各等男女乐工、艺伎、俳优人等五万余,其中不乏能歌善艺的陕南儿女。擅善音律、酷嗜“法曲”的玄宗帝亲任“崖公”(即院长),下设编辑和“魁伶”(即乐营将)两套人马,前者类似今日的编创人员,指定翰林学士或著名文人编撰节目;后者,类今日之导演、教练,负责培训演员,排演节目,如李龟年、公孙大娘等。玄宗“不时宴饮后宫,辄合诸子弟歌舞筵前,有时且自取乐器,身披舞衣,教人歌舞,出入女伎间,前台后台都要到,演出排练亲临现场观赏指点,按乐纠误,更见群臣不敢装扮戏中丑角,遂自钩白鼻,粉墨登场;甚或将女性优伶封为“内人”,给男性优伶赐官授爵;并紧紧依靠各类编导人员的努力,“梨园”、“教坊”造就了一大批歌唱家、表演艺术家和演奏家以及一大批优秀节目,仅教坊存世曲目就有三百二十五支之多,其后流传金州、汉中、川北等处的乐曲[麦秀两岐]、[拾麦子]即教坊名曲。 后世史家称:“唐代戏剧之盛,明皇宠遇优伶之隆,古今罕有其匹也,应受伶人之推戴与供奉者,宜也。是故崑、高、徽、汉以及皮簧等班莫不供奉玄宗为梨园祖师也!”陕南汉调二黄起源于“唐梨园法曲”诸多论说以及戏班遵依古制:班中供奉明皇木雕像于后台以祭;“重喜神”(道具假娃)、“跳加官”、“敬丑行”之久俗定规,都是相沿千年“推尊追远”之举。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左右,“安史之乱”后,梨园、教坊崩乱,“梨园弟子半已奔亡,乐府歌章咸皆丧墜”,乐伎俳优艺人等大半散落民间城乡。时为唐长安驿道之一的陕南驿站邮路(长安——褒斜道——月河川道——汉水——金州——襄阳——荆州——长沙——广州)以及子午道(从关中到汉中的南北通道)、库谷道(顺商南流洵河出蜀河口入汉江)等水陆交通线上,必有梨园教坊俗乐艺伎的返流幅射;返回民间的乐人艺伎,一方面把梨园教坊的优秀节目带到民间;一方面从民间吸收带有泥土芳香的营养发展新的艺伎作品,出现了“新歌旧曲遍城乡”的盛况,秦地州、县设厅演戏骤成风习。前期“俳优”的诨白表演,规约成两人扮演的角色,一名“参军”一名“蒼鹘”,有时增至四、五人,进而增添歌舞、乐器伴奏、服饰化妆、器具场景,综合成一曲一戏的小节目。它的曲辞格式就是汉魏六朝时民间已有的[相合大曲],有五言,七言句格,曲式结构分“艳”即序曲,“解”即主题曲,“趋”即尾曲,随主题故事情节而变化,颇有戏剧效果。时有诗云:“女儿弦管弄参军、造词能唱望夫歌。”这些小戏,由于内容简明,所需人、地、物皆少,适合宫廷贵族宴享聚会及民间节庆、嫁娶喜事中演出。诗人李商隐《骄儿诗》:忽复弄参军,按声唤苍鹘,即记述斯时艺事之名句。 这个时期被后世称呼“参军戏”的剧目有《弄孔子》、《三教论衡》(李可及作)、《义阳主》(蔡南史等作)、《李娃传》、《白马》、《西凉伎》、《刘闢责买》、《掠地皮》、《陆参军》、《贱田园》、《旱税》(成辅端作)等。这些“参军戏”的多数皆于诨白戏谑中“托讽匡正”,痛刺帝皇贵族的胡作非为;作《旱税》的优人成辅端因戏怒斥:“秦地城池二百年,何其为此贱田园?一倾麦苗五硕米,三千堂屋三千钱!”这些典型的反对横暴,揭露敲剥,为民呼号,痛击当权的时事讽刺剧,具有强烈的人民性,现实性;它的演出令宫廷震诧,官署惊慌,撼动社会人心,激扬民族精神与爱国情绪;因之,其作者、曲者、演者遭迫害,被扙、戎边之苦,“辅端之为《旱税》,未得天子知,遂得相戳”、“蔡南史为《义阳主》,未得天子知,且被南荒逐。”他们承前发展的中华现实主义的艺文传统令后世敬慕和效法延绵。 与唐“参军戏”同时的“变文”(把经文变为通俗易懂的文体)《伍子胥》、《秋胡》、《昭君》、《苏武》、《李陵》、《目连》、《董永》、《孟姜女》等前朝人物故事或神话传说,皆为后世戏剧取材之源。汉二黄传统剧目如《楚宫》、《出棠邑》、《伍子胥过昭关》、《女娲镜》、《黄金窖》、《洞宾戏牡丹》、《收七怪》等即其通源。 唐末五代十国起,藩王彼此征战,时局动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各藩国当政者总用制礼作乐来点缀升平。处于这个乱世中的前后蜀所辖的金州、汉中一线,流播着《贱田园》等讽刺时政的“参军戏”演出活动;更有朱温后梁政权的礼部侍郎封舜卿在金州(安康)、汉中及西蜀强行勒演所谓的“大朝音律”艳词《麦秀两岐》遭伶人嘲嗤,并创制新意歌演剧《麦秀两岐》给封以反击的剧史佳话: 宋版《太平广记·封舜卿》记 …… 聪慧机智,艺技娴熟的伶人,在场上设置割麦道具、乐工反复吹奏诩为“祥瑞”之古调[麦穗(秀)两岐],由倡优伶人扮演贫苦妇女,衣裳褴褛,牵着男儿,抱着女婴,操持筐笼,合唱着伶人自编的歌词,逼真地表演着麦后拾麦的动作。其词凄楚,其情哀怨,其声苦伤,描诉拾麦勤苦而不得温饱之根由……在场观者个个心悲,人人不喜,伶人对暴政的积愤一泄无余;以致封舜卿当场面为土色,无地自容,卒无一词,惭疚而返,归过汉中、金州,不敢更言“两岐”只字,而伶人的苦民之声《麦秀两岐》古调新唱即不胫而走,风传秦巴蜀地。 可以有据地说,汉水秦巴,陕南三地自南北朝末至五代十国时(公元581~960)的四百余年间,民间广有音乐、戏曲及民间杂艺活动及专事伶人艺伎之群落,秦中古调、西曲秦声成为后世皮簧和地方小戏、民间小调、广场杂艺发生发展的远祖基因和隋唐文化繁盛之遗响。 宋代的散文、诗、词,继承了隋唐五代的成就,继续有所发展。话本、戏曲、说唱文学及民间艺伎活动依然繁盛,“夜月人家奏管弦”、“喧阗鼓吹迎神社”、“郡官设帐张幔与民同欢”这些出自汉中府洋州知州韩亿、蔡交之口的诗句是这个时期陕南民间戏曲活动的历史记录。 至南宋、元、明、清初(约公元1130~1660)的近五个世纪间,中华戏曲经宋金院本、元杂剧,明清传奇前后盛衰更迭的漫长年代,也是中华戏曲日臻成熟发展的时代。而这段进程基本呈现在中国长江、黄河两大水系的东南方域。被戏曲史家誉称的“昆曲世纪”即呈现于明万历年间至清代乾嘉之交二百余年的盛事。在北国、仅有以唐教坊梨园故都长安为中心的陕西,在传统“西音”、“秦声”基础上由元杂剧的“北曲”派生出的声腔——秦腔日臻成熟发展。在陕南虽有元、明年代营建戏楼乐楼的记载,包括先期的“汉调”在内民间戏曲的演出。但在社会的整体上,汉水中上游的汉中、安康一线属地,交通不畅,市肆滞兴,加上金人、蒙古军不断兵扰,战乱迭连,社会经济毁坏;进而元末红巾军起义与元兵交火于陕、川、鄂交界地以及明时的“山禁”引发多次流民起义与官兵的镇压;李自成闯军屯兵商洛,流动陕南;镇压与反镇压,战祸与災荒交织酿成地旷人稀,金州安康降为散州;那盛于南国的诸多戏曲难于鲜活地惠及闭塞贫困的汉水秦巴。但因安康曾为元、宋交界地,蒙古人灭金曾假道金州直趋鄂西,并在安康辖地驻扎数年之久,必然在与百姓语言交往中留传下元杂剧类的词语,使我们今日仍然能借助生活遗存的口语读通元杂剧。即是迨后勃兴的汉调二黄,也有不少传统历史剧其名其事与宋金院本、元杂剧、明清传奇有所对应,甚有舞台艺术的潛隐传承:如“点戏”之俗;新班新人于庙中试演日“挂衣”、“晾台”;领班之人称“戏班头”;戏台左右出入之门谓之“鬼门道”;正戏未出,一老者先出,夸说大意,磨时等客,或敲击锣鼓大段,谓之“开呵”、“坐场”、“打开场”;乐曲称“工尺”;戏班出戏所应有的特设、零杂,统称“砌末”;戏具谓之“行头”、“头面”;后台用物分衣、盔、杂、把四箱,衣箱分“大衣箱”、“布衣箱”、“二衣箱”、“三衣箱”、“脚箱”等等规制称谓,至今绵延数百年依旧如古。但因汉水文化特定的习性所致,以及社会人口的流变,政治、经济、文化的演进,经汉二黄制作者的移植、仿造、改头换面与二度雕琢,新作频出,尽用江汉山乡固有的艺伎理念以及南北兼性的语词,“五方杂处”通用“中州韵、湖广音”官话乡音,尤其城乡民歌、民间诗词习惯五、七、十言的板腔唱吟,字正腔园,明白易懂,乡谊乡音,亲切动听;不见元杂剧中那些长短句词牌、金元蒙语、吴越方言、江南俚语、繁複的引经据典、文牍诗篇、历史掌故、官场套话……正应了《汉书·地理志》所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因此,无据表明南国戏曲原封来过汉水秦巴。 (作者单位:原安康市歌舞剧团) 汉水源头跳端公探秘 □ 王继胜 秦巴山区,山高林密;汉水源头,沟壑纵横。亿万年以来,人类在此繁衍生息,大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在远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千方百计地寻求与大自然的沟通,“傩祭、傩舞”在远古巫文化土壤的应孕而生并逐渐根深叶茂。 傩文化在国内外已研究了十数年,而汉水上游这块巴人的衍生地,楚巫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却无动于衷。笔者在考察汉中“避邪”文化中找到了它的源头——跳端公。经过几年的研究,认为:跳端公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傩文化的缩影,对跳端公的抢救、挖掘、保护和研究,至少填补了陕西乃至汉中汉水上游对傩文化研究的空白。 一、汉中跳端公是中国傩文化的缩影 汉中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北为秦岭南坡地带,中为汉江两岸的平川盆地,南为大巴山系北部地带。境东与本省安康地区贯通,境南与川北毗邻,境北与本省关中相交,境西与陇东南接壤。 汉中市辖境80%左右处于北纬33°~34°和东经106°~108°之间,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区,雨量充沛,气候温润,植物和农作物品类南北兼备。 全市辖汉台区、南郑、城固、洋县、勉县、西乡、宁强、镇巴、略阳、留坝、佛坪等l区10县,市政府驻汉台区,人口约370万,总面积27246平方公里。 据《史记·高祖本纪》之注引《正义》载:“梁州本汉中郡,以汉水为名”。《华阳国志》也载“因汉水名也”。宁强县境内的蟠冢山,为汉江源头。 在远古时期,汉水上游流域是古巴国的辖地。巴人崇巫尚武,《华阳国志》载“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说的是巴师中有巫师参与作战。1976年,从城固县苏村出土的商朝武丁时期的青铜器中有人、兽面具48件(人面23件、兽面25件),从中也可看出端倪。这些面具应是早于“大傩仪”和“乡人傩”的巴人的“军傩”面具。 汉中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巴、蜀、楚、秦,互相征伐而互有输赢,战后必有战俘、流民、奴隶,大量的移民迁人迁出.造成了汉中地域文化的兼杂和包容性。楚灭巴蜀,秦又灭楚,项羽和刘邦又灭秦,而汉水上游终归成为巴楚古风的蕴藏地。 无论是巴楚还是秦蜀都给汉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上古时期的巫傩之风也就延至今日。在大巴山的深山老林,山民们跳傩成风。汉中人则习惯称其为“跳端公”。汉中的跳端公,完全保留了远古人的时尚,是较为原始的傩文化形式。 汉中跳端公的形式多种多样,各县区也略有差划,大致分文坛和武坛。文坛的端公们主要从事看阴阳二宅为亡人开路引魂,为亡人家属辟邪攘灾的法事。善阴阳、风水、五行、八卦。文坛的端公们自幼从道士学艺,还有自称为“道师”的,也有自称为“先生”的。武坛的跳端公技类可分为:书符安胎,起油架火,治癫打邪,打符收境,烧胎,打胎,镇宅下罩,倒身灵符,禳关上锁,赎魂买命,遣瘟设送,起送瘟火,安龙谢土,清宅打符,照牌管兵,行走香火,通启百门。武坛的端公们出师后可称为“掌坛师”。掌坛师由师传法。传法器、师牌、符咒、手诀。历代端公们的神榜上供奉儒释道三界教主、观音菩萨、三清、玉皇、武帝、关圣、财神、药王、三元将军唐葛周、川主、都府、山神、土地,以及梅山洞主、阴曹判官、泰山五岳,大致如此,名号各异。 跳端公的通常科仪为:设坛、请神、打卦问询、申秉事由,执行法事(驱邪除疫)送神谢坛。而事主则请愿还愿。有些事主还求财求仕,遇天旱则祈雨,遇丰年则庆坛。大多数端公较山民有文化,稍知天文地理、物候节气、医药病理,并能歌善舞,在当地颇有威望,邻里有难,慷慨相助,家庭纠纷也请为调和。跳端公与病者,可神药两解;与常人,可精神安慰;与村政大事,有族长之威;与对外交往,有师长门人相助。跳端公时或三人或五人最多八人,有鼓、锣、钗伴奏,以鼓点为节奏,舞步时而舒缓,时而迅急;步以八卦(即八步一转)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时而单跪,时而叩首,时而唱颂,时而念白。笔者在田野考察中发现的跳端公项目还有:起油锅,过火关.上刀山.钉八卦,开红山,青龙镇,九龙水,剁邪,祈雨等十多项。 二、汉中跳端公的法器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 笔者在考察中发现,跳端公的法器是维系端公传承的重要凭证,其代代相传而产生的结果是较好地保留了原生态的傩文化。 端公在艺成出师时,要摆坛谢师,师傅要传法器、授师牌。所传法器有:神榜、师牌、敕令、法印、法铃、角卦、号角、师刀、令旗、令剑、法衣、法裙、五佛冠、面具、坛神及坛公坛婆等。 笔者所考察到的法器其内容、形式形状、用途也很特别,在这里浅释如下: 神榜:用纸或布绘制的神像。长方形小的不少于1米,大的则2米多长,分三至五层绘制,大致分为上、中、下三界主要神圣,矿物或植物作颜料,铁线描摹后用桐油浸润。 师牌:九层纸或布绘制的坛谱钉制成长30厘米左右,宽8厘米左右的长方形后再以红布包裹,连带红布条缠在一起的布缕.为传师授徒的凭证。 敕令:相当于官爷们的惊堂木。 法印:黄铜印。传说有六种:佛法僧宝、道经师宝、五雷烤罩(已收集有印模),还有三种只是听说未见实物。 法铃:直径20厘米的铁圈内串有古铜钱或小铁圆环(六个、八个、九个不等),有开山引路招魂的作用。 号角:两块雕空半圆木,再黏合一起,可吹响,如牛角。 令旗:三角红黄小旗。 师刀、令剑:长30厘米左右铁剑和刀, 以上几件均为指挥神兵、神将的信物。 法衣、法裙:也称八卦衣,八卦裙,做法事时穿, 五佛冠:如佛家、道家做法事时头上所戴之冠,象征坛主。以区别于他人。 面具:和人面大小相同的术雕的人或兽样面壳,七窍雕空彩绘,有善有恶,有凶有猛,有美有丑,形态各异,用途各异,代表所请之神圣。 坛神或坛公坛婆:木雕小神像,有坛必供。 汉中跳端公的法器还应包括其歌词唱本、科仪手诀等传承法典,但因它的师传是“口传心授”,故此正规的法典不算太多,即使有也在“文革”中被毁。现在汉中跳端公时,因所应事由而设坛请神,虽请神不同,但歌调、动作、舞步大致相同,唯有言颂之辞有区别。每个端公都背会了上百个神词、神歌,一般有词无谱,有的持有各种科仪、符咒、手诀、法典均为手抄本。 汉中跳端公的世代延续除了法器的传承外,还有师徒关系,这种包含着血缘在内的传承关系有时更胜于血缘与亲情。 我们在调查之中发掘抢救了镇巴县小毛垭乡响洞村老端公李森林师传之《传度牒文》。据《牒文》载:传度法师的居住地址:陕西汉中定远分府[据镇巴县志载:清嘉庆七年(1802)析西乡县南二十四地取“汉定远侯封邑”之意置定远厅为县级行政区,其行政区划高于县,属陕西汉中辖,厅城建立于固县坝(即今镇巴县城)]南路安定里太平梁;传牌时间是大清宣统元年(1909)十月十九日;传牌坛师张法清,授牌弟子刘法全。传承谱系辑录整理如表: 在此传度法牒上还记有: 左坛证盟:龚铿堂、黄富义、李青高。 右坛证盟:王心贤、李朝栋、涂涂碧。 引坛唱度:桑法灵、桂郎平、唐法显、李净斌、王金贵、王思兴、庞学忠。 此《牒文》系古麻纸粘接的手书长卷(长295厘米,宽30厘米),全文计128行2163个字(含14道符),上书人名35个。《传度牒文》是汉中跳端公的珍贵文献,它记录了清朝末年跳端公的坛口、流派和传承谱系,再现了设坛请神的情景和规模。我们从中还窥视到清末时的民俗风情和跳端公设坛请神的神谱、符咒等秘函。 我们在南郑县重点调查了94岁的老端公谢朝坤。据谢老讲,祖上系湖北麻城人,先迁入重庆大竹县,清时迁人南郑汉山打牛坡,祖传为巴人后裔。其师彭安续、谷克元解放初已谢世,其徒谢廷福,56岁,是谢老的小儿子,现正在随父学习。 南郑另一支跳端公的队伍蔡显安、曹兴安、罗文鹏、赵吉昌等,其师何本厚于2001年谢世,其师祖妙法珍、吴法照(外号吴二神仙)据说也是上列镇巴一脉的。 我们在宁强县发现的跳端公的队伍共有五支,其特色各异,主要传承据说是从四川广元发展而来,有着明显的蜀文化特征。它们所表演的绝技包括“开红山”“过火关”“捞油锅”“青龙镇”“过刀关”等,颇似云南、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风俗,也是巴蜀巫文化的延伸。 城固、洋县、勉县、汉台等地区的跳端公也时有所见,他们不像宁强、镇巴这样力量浓厚。主要原因是因为传承人年迈体弱已无力支撑其坛口,有逐渐消亡的趋势。 三、汉中跳端公的基本特征与价值 汉中跳端公的基本特征是: 以时间考究,可以追溯至商周时期的傩祭,汉中境内的汉山即为周朝的祭祀之地;从地域上说,可以看出汉中跳端公仍有巴蜀余韵和荆楚遗风;从形式上分析,汉中跳端公简单古朴,有原始朴拙之美;从内容上说,汉中跳端公涉猎内容广泛,出口即“盘古开天地”,闭口乃“女娲伏羲造人类”,每个端公都能说几天几夜的神话传说故事;从艺术上评判,汉中跳端公的“舞”继承了巴人的粗犷,融入了山民的憨直。“歌”,也就是神调,包含着山歌、民歌、川江号子,民谚小曲等音乐要素;跳端公用的神榜、面具、本雕神像,绘制得活灵活现,有的精细,有的古拙,有很高的美学价值。端公戏,轻松愉悦,诙谐滑稽,富有生活情趣,能够使人和神相互沟通,和谐相处。 具有上述特征的汉中跳端公.可以说是中国“傩文化”的缩影,其价值有以下几点: 1. 汉中跳端公是秦巴之间汉水流域的地域性文化。 2. 是研究人文历史、民族宗教、民俗民风的活字典。 3. 是研究天文地理、物候节气的好素材。 4. 是研究阴阳五行、易经八卦、数术异象的参考书。 5. 是研究精神学、心理学与中草药结合原理的新领域。 6. 是研究舞蹈、美术、戏剧、曲艺、神话传说等文学艺术的活化石。 可研究的领域及其价值还远远不止这些,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做深度的调查和研究。 四、汉中跳端公的抢救与保护 汉中跳端公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列入迷信,一些老端公艺人在历次运动中被批判关押,视为牛鬼蛇神。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致使存在的老艺人,至今不敢授艺和活动,所以其濒危的状况比其他任何艺术形式都要严重。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在认识观念上没有从学术价值上立足,一味地强调其“封建迷信”的一面,视其为糟粕。 2. 专业研究人员受极左思潮影响,无人愿意涉足这个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 3. 老端公所剩无几。据初步调查,七十岁以上的老端公全汉中不足十人,人亡技绝的现象随时都在发生。 4. 由于跳端公的传承全凭口传心授,故文字资料甚微,传播的周期又很长,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接受,真正能够学成出师的极少,甚至连老端公自己的儿子都不愿学艺。 为落实对汉中跳端公这个民间文化活化石的进一步抢救保护,汉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了抢救保护工作委员会.并且有计划地做了详细安排,其要点如下: 静态保护:进一步全面细致的开展普查工作,彻底摸清老端公的家底,摸清汉中跳端公的发生、发展的历史沿革,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具体现状及价值。完善汉中民俗博物馆的馆舍建筑及设施建设。提高档案保护的功能,逐步完成向数字化、电子化管理方向的过渡。进一步开展田野考察和理论研究工作。 动态保护:以汉中民间文化研究会和民俗博物馆为基地,每年召开1~2次会议和进行一次跳端公民俗话动,逐步提高汉中傩舞端公戏的艺术水准。成立汉水上游傩文化研究会,吸收有志者专题研究汉中跳端公。设立100个课题,出版“汉水上游跳端公田野调查记”,每年出一期,完成全部研究课题。在宁强、镇巴傩艺术表演队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各县区端公艺人参与,成立汉中傩艺表演团。设立培训班和建立陕南端公传习场所,不断传德授艺。以教唱神调民歌、学习端公傩舞的表现形式为主培养一批新人,弘扬具有汉水文化特征的民间歌舞。 (作者单位:汉中市民间文化研究会) 略谈陕南羌族的多神信仰 □ 程文徽 羌族在中国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按考古文物追溯,羌人及其文化系源于距今约5000年至3900年间新石器时代的渭河中上游地区,并向东西两个主要方向扩展。东方的羌人很早与黄帝部落和东夷诸族混合同化,扩展成为华夏族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另一部分羌人在与其他部落争夺生存空间的斗争中失败,被迫迁徙,其中的一支南迁至陕南、川北定居至今,并传承了羌族文化艺术。 一、羌族多神信仰 信仰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产物,是伴随意识觉醒和认识发展而出现的观念形态,体现了人类对自我和环境的理解与直觉体验,并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的感情、意志和生活方式。所以,信仰是人类的最普遍的需要,每个时代的每个民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 羌族文化是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的。信仰萌芽在原始社会的群体意识中。在原始人那里,信仰是求生存的需要,表现为代代相传的一套集体行为模式,即传统的习惯和风俗。最初的习惯和风俗都是原始人的群体信仰活动,每个个体为了整体的生存都必须遵守和实行,否则便不能在群体中继续生活下去。 古代羌民和中华民族其他先民一样,自有人类出现便产生了这种朴素的原始多神信仰观。 羌族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是由于长期以来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结果,也是源自远古的习俗。 羌族人相信万物有灵,敬畏大自然,保护大自然,要求人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相信山水、草木、住房、土地等,都有神灵,不能违背了神的旨意,要在神灵的规范内生活。陕南羌族世代生活在高山峡谷,山林茂密,从山上,能够得到各种生活资料。粮食、木材、药材、野兽、牲畜等等,无不依赖于大山。在人们无法驾驭自然力,无法正确认识自然与人的虚幻观念和认识时,羌人确信有山神的存在,并且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山神的仪式以报答山神的恩泽。祭山活动在羌人的宗教活动中是最为重视的,这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流行的一句谚语“皇帝祭社,百姓祭山”就充分说明了这点。 羌族的信仰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羌民对天、地、山、水、树、火以及祖先等神灵的崇拜仪式,虔诚而经常;对与生产相关的宗教祭祀活动,热烈而隆重;对与民俗活动有关的宗教礼仪,喜庆而富于风趣。每逢神灵的生辰或节日,还要举行浓重的祭祀仪式进行祭祀。若逢年过节或天灾人祸时,敬神、祈祷更为频繁,全家老少还必须祭祀以酒、肉、饭、馍等供品,表达对神灵敬奉的虔诚之心。祭祀仪式庄严肃穆而充满着神秘色彩。 羌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基本上是天人感应的观念,认为人的行为必须和自然界的变化相一致。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必然出现“万物有灵”的信仰,按照人们自己的意志和需要,一旦创造出神灵,也就崇拜成俗。 二、羌族多神信仰的功用 多神信仰是羌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羌民族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本。 1、精神寄托:灵肉和谐的文化心理 和谐社会建设不仅是一个社会机制问题,更是一个心理人类学课题,就是如何创造和谐社会的文化心理基础。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与文化互生互育。神形相守,则灵肉和谐。如何才能达致人的灵肉和谐?作为一种深度的精神生活,灵肉和谐更多地仰赖于哲学、艺术、审美、信仰的生活。信仰与艺术的生活是其滋养灵魂和谐的可能之路。宗教信仰就是平民百姓守护灵肉一体的主要途径。 羌族信仰中的祖灵崇拜仪式之所以益于人的心理卫生,还在于它具有情感渲泄、心理净化的功能。例如祭祖或亡灵祭拜仪式,既是对祖先和亡灵的追忆和悼念,同时也是生者自我心理安抚的精神卫生疗法。无论是祭奠鬼魂的“中元节”,还是超度亡灵的“七七斋”,就是这种心理疗法的充分体现。 2、贤良故事:人际和谐的道德文本 羌族多神信仰的主题是教化百姓扬善弃恶,和睦共处。在陕南羌族民间社会,多神信仰和民间艺术通过感性生动的忠良故事、英雄故事、贤臣故事、仙道故事、报应故事等,将儒道释的忠孝节义、积德行善、善恶报应、无量度人的道德语言潜移默化进百姓的身心,成为芸芸众生的生活道德准则。民间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德性良知、礼仪文明等,与所谓主流文化相一致的伦理文化,就是民间艺术、民间信仰与主流文化相互浸淫而成的。广大羌民正是依循着这些信仰,完善着修身立人的大业。 民间信仰所信奉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相比,二者颇多相通之处。 3、礼仪庆典:社会和谐的文化纽带 羌族多神信仰之所以能够成为和谐建设的文化资本,就在于其具有整合社会意识、维系乡土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文化纽带”功能。这条纽带通过礼仪庆典的戏剧表演缝合而成。 羌族信仰中的祭祀仪式有利于强化群体的文化记忆,凝聚人们的社会意识,促进文化认同和文化整合。宗教仪式不仅是一种事件的表演,更重要的在于它通过仪式强化群体记忆,凝聚文化认同,巩固社会意识和情感,通过仪式的戏剧性表演展现自己的真实存在。 民间信仰中的仪式庆典,因其与民俗节庆融汇在一起,不仅伴以诸多民间文化活动,而且它本身就具有民间文化活动的色彩。如羌族祭山活动不仅充分展示了陕南羌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山神崇拜文化,而且增强了陕南羌族民众爱家园、爱乡土的社会亲和感和乡土文化的凝聚力。祭祖仪式,也充分表现了民间信仰仪式的文化整合功能。羌族祭祖仪式,举族动员,气势宏伟,气氛庄严,不仅表达了族人对氏族神灵的纪念和祈祷,而且也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表现。 4、宗教艺术:生活和谐的审美游戏 作为民间文化的主体,民间信仰不仅是一种宗教文化,也是乡土社会独具特色的艺术文化,或者说民间百姓日常生活艺术化的审美文化。民间信仰生活的审美体验,不仅使寻常的农家生活充满诗情画意,也引导人们以审美的心境观照生活,创造生活,使生活呈现出和谐的人文美感。 民间信仰创造了安逸平和的日常生活,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供聆听、理解的文本,而在于它虚构了一个诗意的空间。无论是讲述还是倾听,个体在繁重单一的农耕生活中产生的存在厌倦和实用理性受到消解,人的性灵诗意地复苏,单调沉闷的乡土生活得以重构。人的性灵与生活的诗意化,不仅使人对生活一往情深,倍增爱恋,而且还能诗意地返回生活,创造出一种平和安逸的生活境界。平和的生活不仅使人的灵魂呈现一种和谐的运动形式,而且也创造了和谐的生活。 民间信仰还创造了情趣盎然的乡土生活。宗教仪式,尤其是民间信仰仪式具有很强的娱乐性,不仅采用了真正戏剧所采用的手法,而且也追求着同样的目的:避开功用性,使人们忘却现实社会,把人们送到一个可以自由想象的世界,在那里可以完全放松自己。从外表来看,这些仪式简直就是一种消遣活动:参加仪式的人尽情欢娱,开怀大笑。民间信仰,就是乡土社会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充满着奇思幻想的神鬼故事,充满着审美炫耀的祭祀仪式,与神鬼精灵戏剧性交往的生活游戏,使单调、乏味、沉重的乡土生活不再是生命的耗损和无张力、无弹性的一潭死水,而是在神圣庄严、喜庆情趣的活动中充满了万种风情。 5、自然崇拜:天人和谐的生态意识 羌人的生态世界是一个充满着神灵精气的神话世界。自然万物的神圣化与神秘化,使人们对自然界保持一种谦卑、敬畏的态度,控制着人类劫掠自然的欲望。民间信仰禁忌体系中就有很多自然物的禁忌,这些物常有成“仙”成“精”的可能,今日交往失误明天灾祸临头,因此应该敬而远之,不可冒犯。这与羌族的民间信仰——自然崇拜密切相关。在陕南羌族的生活世界中,山水田林石,到处潜伏着那些可畏的神灵:山神、水神、石神、树神、土地神……对这些自然物不仅要敬拜,还要保护,如此才能风调雨顺,家安人康。也正是这种自然崇拜,使陕南羌族聚集地的山川草木一片葱茏,生机盎然。 民间信仰中的一些训诫、劝善书、功过格等,也有诸多生态保护的格言,构成了乡土社会天人和谐的语言生态学。它却充分反映了人们对于自然于人类的生存和幸福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于保护自然植被,防止水土流失,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羌族多神信仰的意义 羌族多神信仰是一部丰富的羌族文化史。在今天现代化的过程中,许多旧的信仰仪式、旧的礼俗仍然不断得以再生,这不仅仅是传统的宗教信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这种传统复兴现象和今天历史条件下表现出来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有关。它反映了羌族把民间“过去”文化的传承,改造为能够表述当前社会问题的交流模式与共享模式和再生模式。 首先是族群的认同,彰显国家民族宗教政策带给民众的巨大幸福。在民族宗教政策的指导下,羌民族身份认同的现实要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羌族的传统宗教信仰、习俗、习惯、禁忌等,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文化内容与形式。实质上,这些宗教信仰的内容大部分已经失去了原初的宗教归属与含义,只是其外在形式的表现,与今天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当代功能的激发互为表里的。在今天重新认证自己的传统宗教文化的局面下,传统再次回归,认为自己不仅仅生活在现代化的多民族的大家庭中,而且与自己的祖先神灵同在,他们上演自己的信仰仪式及宗教活动,更多的是因为自己传统心理找到属于自己的心路归属,需重新了解、学习、传承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与传统习俗,作为自己民族身份的确证。 其次,对于我国的多元文化形式与内容的保存,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羌族文化是通过宗教信仰的活动仪式传承下来的。一个社会的宗教信仰和这些信仰的形式、习俗,发展与变异非常缓慢。羌族的精神文化层面的传统不仅仅是精神文化的传承,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文艺表演、自娱媒介。羌族的古老文化及其文化形式也是一种价值很高的多样化文化遗产。对于丰富羌人的精神生活有着直接的、现实的作用,对于丰富我国多民族的精神生活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三,对于狭义的宗教信仰的研究具有更加直接的、现实的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在自己的历史生活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民间信仰、宗教仪式、宗教经典,研究羌族传统的多神信仰,对揭示人类民间信仰、宗教活动的最本质规律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羌族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是羌族传统文化重要的传承媒介。保护与抢救羌族传统的信仰和宗教活动,特别是端公的宗教活动,对于丰富羌族人传统文化生活,开发羌民族文化产品,吸引更多的经济与文化项目投资于羌区,发展羌区的第三产业,丰富羌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促进羌族地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积极的意义。对于传承羌民族优良习俗具有积极意义。羌民族民间信仰中的祖先崇拜、民族英雄崇拜、杰出人物崇拜是维护民族自身团结的重要纽带。加强民众的祖先认同感情,推动人们的亲善、友爱,有利于羌族民众的团结与亲和,更能谋求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四,羌族民间信仰的基石是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因此,对于大自然的保护意识与保护行动有着悠久的历史,并形成了良好的传统和习俗。羌族的民间信仰中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同存的内容与形式,对现在与未来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羌族多神信仰的价值 1.羌族是一个屡经战争、迁徙,由游牧而农耕,有艰难曲折的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几千年来,羌族人民历经各种磨难,能顽强生存至今,和羌族端公经常演唱包含有本民族历史传说的原始经典而进行的社会教育有重要的联系。通过回顾民族光荣的战争史,端公向群众进行了一场生动的爱民族、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教育。这对延续和强化民族意识,推动民族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2.羌族端公是羌族民间受到尊重的人。端公为了履行其所担负的职能,既需要继承和运用前人留下的天文地理、生产生活和医药卫生等各方面的知识,要熟记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轶闻典故,还需要结合巫术活动的实践,不断地摸索、总结一些新的确有实效的科学文化知识。一代又一代的端公通过口传心记,将各种原始宗教经典传承下来,其中包含有羌族历史传说、生产、战争、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内容,成为研究羌族宗教、历史、文学、民俗等的重要资料。端公通过各种特定的场合向群众进行宗教教育,主观上是为了完成自己的巫术活动,客观上却保存、传播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对于丰富我国民族文化宝库,有特殊的历史作用。 3.端公诵唱的原始经典中,包含有告诫人们识别善恶,分清是非,尊老爱幼,相互帮助等多方面的内容,都有劝导人们要提高警惕、分清是非的唱词。通过原始宗教的形式调节羌区人际关系,维护羌区社会稳定,对帮助羌人明确和巩固正确的道德观念,对羌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良好风气的形成,有积极的意义,也对巩固和增强羌人的创业意识,促进羌族经济的发展,维护羌区自然生态的平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端公常常对羌人进行热爱劳动、艰苦创业的正面教育,这对羌人树立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社会意识,推动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如旧时羌人凡谢天谢地、还愿以及重大节日,通过对人世间官员、铁匠、裁缝、端公等各种职业的特点的唱述,告诫人们要有感恩心,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其正面教育的意义是积极的。 羌人崇敬山神、祭山神,有经营、保护“神林”的传统习惯,这就从客观上维护了羌区生态平衡,调节了自然气候,减少了风沙的侵袭,防止了水土流失。 结 语 陕南羌族多神信仰无论从民族团结、自然保护、社会稳定各方面,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现今人们的精神建设、信仰体系建构、和谐社会稳定,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宁强县文化馆) 藏之名山的安康戏剧人物木刻 □ 兴安厚之 2012年暮春一天,安康市自行车运动协会主席屈小明先生来访。先生酷爱摄影艺术,向我出示他在汉滨区茨沟镇举办省自行车运动比赛时,所拍摄的一组照片。大部分是山水风光。令我惊异的是风光相片之外,竟然出现了六幅戏剧人物木刻照,这使我眼睛一亮,急问拍摄于何地?屈小明回答是茨沟镇青龙寺。 六幅木刻皆为模式,分别雕刻生、旦、净、末、丑等行当30个戏剧人物,各自的动态表现反映出所饰演的戏剧角色,从而构成一部或是几出折子戏故事内容。由于本人对旧剧目了解不多,因此未能考证出木刻所表现的戏剧名称,也未能考证出这一组戏剧人物木刻产生的年代。查阅资料,讨教梨园老艺人,都未能回答这两个问题。 安康戏剧演出年代,有明确说法是在清乾隆初,《陕西省戏剧志·安康地区卷》引1957年李仲修先生撰《汉调二黄源流沿革》云:“紫阳蒿坪河东门寺乐楼,有乾隆二年(1737年)‘乾胜班’在此破台及绘画着人物脸谱等遗墨”《安康碑版钩沉》载有乾隆五十七年,宁陕县五郎关(今关口)巡检白纯祖《修五郎关坛庙碑》云:“于每年春初三月,各庙演戏三日,设牲备礼,循序报答诸神。”《安康碑版钩沉》还录有汉滨区关庙镇将军山祖师殿所树立《重修满庙神像碑文》:“乾隆伍拾玖年岁次甲寅卜取冬月初一日演戏开光”的话。由此可知清乾隆时期,安康各县的戏剧演出颇为活跃。至于茨沟镇青龙寺戏剧人物木刻,是否产生于这一时期,因没有时间记录,故不能认定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请屈小明联系茨沟镇领导,并邀安康学院郑继猛博士一同前往青龙寺调查。 青龙寺即二郎泉,在安康与商洛镇安县接壤之界岭上。清康熙《兴安州志·山川志》载:“(郡)北三百里曰二郎山,四面险峻……林木蓊翳,人迹罕至,过此则为镇安县之下茅坪矣。”“不涸不盈,常用不竭”,乡人认为是二龙所赐,故每遇天旱不雨时,两地官民备牲礼,敲锣鼓,登山祈求龙神赐降甘霖。于是二郎泉声名大振,以致人们不知有青龙寺存在。我们一行历尽攀爬之苦,来到山顶,寺庙建在一堵峭壁右侧,傍山临壑,砌石悬空,甚是壮观。庙门紧接石阶,额眉大书“青龙寺”三字。进庙门为前室,是接引香客之所。过前室为正殿,建在山洞之中。二龙泉之一便在正殿神座下;另一眼泉则在庙后石罅里。 前室有八块木制格扇作屏,将前后分隔开来,其中六块格扇中部横栏上以浮雕戏剧人物图案作为装饰。据在寺支应居士讲,木刻演绎的是戏剧《天门阵》,头戴翎毛,持刀挥马鞭的是女将穆桂英;还有《辕门斩子》,下跪之人即杨宗保。其他角色则有穆瓜、焦赞和孟良。是否杨家将故事?我们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望图生义,勉为附会。但形象却颇为肖似,栩栩如生,就象一幅幅剧照定格于高山古刹中,成为当年戏剧演出活动的证据。 庙外有数通石碑,文字大部分磨灭,唯有两通尚可辨识。一是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湖北武昌府人杨廷相所撰《创修青龙寺二郎泉碑记》;碑文风化严重,读不成句;一是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兴安府安康县正堂王(森文)等署名的《重修二郎泉神庙碑》,记兴安知府叶世倬,双溪寺高僧日杲天旱祈雨得甘霖事。二者皆未言及演戏酬神,或雕刻格扇装饰,因此不能作为戏剧木刻成于这两年的证据。庙中已故主持喻和尚,善医术,以济世救人为修行功德。据说曾为红军领导人李先念治愈过疾病。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这一带极负盛名,拜神求医者络绎不绝,庙中香火颇称旺盛。庙宇是否此时修葺,没有文字记录,不敢妄言。 鉴于上述,有关青龙寺戏剧人物木刻时间,只能据青龙寺保存情况判断。经过踏勘,个人认为:庙貌还是清代建修时原貌,看不出有何改变。前室与正殿之间的格扇屏障,有可能是清乾隆三十八年创修时就存在;也有可能是清嘉庆十五年重修时添设。从安康一地古建筑装饰习惯上看,镌刻人物花卉的格扇屏风,在清代古刹殿堂和庄园庭院中最为常见。青龙寺格扇上的戏剧人物木刻,技法纯熟,动态流畅,彩绘虽然脱落,但仍可看出是清代安康古建筑装饰艺术风格。 尽管现在还不能得出准确结论。而这一组戏剧人物木刻的发现,则无疑向我们展示出安康旧时戏剧艺术的风采。因此无论它产生于清中叶还是近代,都反映了安康戏剧曾有过的辉煌。它不仅活跃于城镇乡村,影响所及已然远达深山老林。 (作者单位:安康历史博物馆) 上许家台王诚夫妇合葬墓考释(一) □ 何媛媛 谭波才 上许家台王诚夫妇合葬墓位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建民镇畲家窑村,始建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为第四批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该墓座西向东,前临汉江,后枕凤凰山麓,呈甲字形,砖石结构,由神道、墓道、墓门、甬道、墓室、后龛、后护墙及排水道几部分组成,总长32.04米。由于各种原因,地面建筑物几乎罄尽,仅存神道五对石生像。1999年6月,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其进行了抢救性清理发掘,出土了花纹砖、墓碑、铁器、陶器、瓷器、铜器、玉饰、鹿角等一批文物,基本弄清了墓葬形制和墓主身份。但由于史料不足,以及研究不够深入,仍存在一些谜团。为廓清历史,解读真相,本文对上许家台王诚夫妇合葬墓有关情况进行基本考释,以供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1 墓主 王诚夫妇合葬墓是目前陕西省发现规模较大的宋墓之一。因墓前遗留石刻,其墓主身份未发掘前一直是个谜。经清理发掘后,墓主可以明确断定。 1.1 身份 证明墓主身份最直接的证据是墓门前树立的两通石碑(现藏汉滨区文物管理所,均为国家二级文物)。“左侧碑高95、宽65、厚14厘米,底座高24、长68、宽63厘米”[1]。由于碑身保存较好,碑文清晰可辨。碑文全为阴刻楷体,全文校录如下: 宋故赠武略大夫绥德府君王公之墓 公讳诚字师心,绥德人。曾祖嵩,祖仲,隐德不仕。父权,战没于永乐。公果敢绝人,素以功名自许。政和元年六月二十日,以疾终于上党,享年三十有二。后迁旅襯于绥德县先莹之侧。娶马氏封太硕人。男彦。女二人,皆归大族。孙男三人,长似、次伟、季俦,并寄理保义郎。孙女四人,长适秉议郎閤门祗侯杨赓。余并幼。公之灵輀,限以南北,未能扶护以襄大事,痛深自咎。乃以绍兴三十年岁次庚辰八月十五日,葬衣衾于金州石泉县来苏乡越泒里,以俟时平,将有事于安厝太硕人马氏祔焉,礼也。噫先君平昔出处之大节也,见于誌铭,故不复书。男,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保宁军承宣使,御前诸军都统制,知金州军州事管内劝农营田使,兼金房开达州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上党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彦书丹。 门生右朝请郎充金房开达州安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赐绯鱼袋贾价书讳。 “右侧碑高96、宽65、厚14厘米。碑座高26、长68、宽63~69厘米”[2]。形制与左侧碑一样,全文校录如下: 宋故太硕人绥德府君王公妻马氏,其先出于延安延川,年十七归我先君,以彦谩列仕版,屡霑恩霈,累封太硕人。顷自乡关兵火阻绝之后,彦再得奉甘旨者踰二十年。绍兴二十七年夏四月自武阶被。命易守金州兼金房开达州安抚使迎侍之官。是年五月十七日,感疾而终,享年七十有五。彦不孝,罪逆余生,尚忍言之。乃以三十年八月十五日,从我先君,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其为淑德,懿行见于誌铭,兹得以略。男彦书丹。 由这两通墓碑可知,此墓为南宋武略大夫王诚与其妻合葬衣冠冢。该冢由王诚儿子王彦所建,主要目的是由于宋金“兵火阻绝”,导致“限以南北,未能扶护以襄大事,痛深自咎”,于是“乃以绍兴三十年岁次庚辰八月十五日,葬衣衾于金州石泉县来苏乡越泒里(今汉滨区建民镇畲家窑村),以俟时平,将有事于安厝太硕人马氏祔焉,礼也”,安慰心灵,以敬孝心。 1.2 生平 由于在王诚夫妇合葬墓中没有出土墓志铭,《宋史》及绥德地方志中也尚未发现有关记载,因此王诚及其妻子的生平亦仅能从两通墓碑考知一二。 王诚字师心,陕西路延安府绥德县(今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人,出生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或元丰四年(1081),因疾病卒于南宋政和元年(1111)六月二十日河东路隆德府上党郡(今山西省长治市),享年三十二岁(按古代享年计算方法推算,王诚如果上半年出生,则生于元丰四年;如果下半年出生的,则生于元丰三年),后迁葬于祖坟。王诚一生光明磊落,豪侠仗义,功绩和名声素来被人称赞嘉许,赐“武略大夫”[3]。 马氏,陕西路延安府延川县(今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人,出生于北宋元祐元年(1086)或元祐二年(1087),因疾病卒于南宋绍兴三十年(1160)五月十七日(按古代享年计算方法推算,马氏如果上半年出生,则生于元佑二年;如下半年出生的,则生于元佑元年),享年七十五岁。因其子王彦功绩,屡受恩赐,最终封赐“太硕人”[4]。 1.3 家族 由两通墓碑还可知,王诚的曾祖父名叫王嵩,祖父名叫王仲,皆隐德才而不入仕途。伯父王权,战死于永乐城[5]。王诚于北宋崇宁二年(1103)或崇宁三年(1014),娶马氏为妻。当时马氏正值青春妙龄,年方十七岁。王诚夫妇共生一男二女,儿子叫王彦。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大族。共有孙子三个,长孙叫王似,二孙子叫王伟,三孙子叫王俦,都在外地任保义郎[6]。共有孙女四个,大孙女嫁给了秉议郎[7]合门祗侯[8]杨赓,其余的还幼小。在所有儿孙当中,王彦最为杰出,奉旨二十多年,在抗金战争中,屡建奇功,仕途也平步青云,官至承宣使[9],赐封“上党郡开国公”[10],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百户”(在宋代,有封爵者必有食邑。食邑从一万户到二百户,共分十四等。不过,食邑只是虚数,只有食实封才有一点实际利益。食实封从千户到百户,共分七等。实封约为虚封数的4/10,食实封者,按实封一户每月给钱25文计算,随月俸向官府领取)。 2 墓葬建造者 经考古发掘,除可以确定上许家南宋墓墓主是王诚夫妇外,还可断定其建造者为王彦。然而查《宋史》,发现宋代有两个王彦,其一有传,另一无传,都为河东路隆德府上党郡(今山西省长治市)人,均在金州(今安康)抗金,并且都在金州任过“知州”[11]。因此,很容易将两个王彦相混淆。其实,如果从两者履历、官职等方面进行考证,不难发现王诚夫妇合葬墓为后一个王彦所建。 2.1 墓葬建造时间与后一个王彦在金州活动时间相符 由于前一个王彦有列传(《宋史·列传第二十七》),因此身份和生平事迹非常清楚。其字子才,上党人,与岳飞同时代,是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年轻时性格豪放,爱读兵书,其父见他颇有才干,就让他去京师投军。王彦曾守卫西北,两次与西夏作战,立下战功。宋金战争爆发后,王彦慨然弃家出走,投身到抗金的行列,先后创建了“八字军”,领导了卫州新乡(今河南省新乡市)、共城(今河南辉县一带)西山、饶风关(今石泉县饶风镇)等著名战役,且屡建奇功,威振河朔(泛指黄河以北)。但由于朝廷主张与金和议,他匆忙被召回,后又夺其兵柄,派遣他当地方官。绍兴九年(1139),王彦因公殉职,享年五十岁。王彦孝顺父母,为官清廉,士兵有战功,不与争抢。弥留之际,召其弟侄,把家财都平均分给了他们。《续兴安府志·学校志》还记载:“宋节制商号陕华军事知州王公彦”在兴安文庙名宦祀供奉。 如果再结合《宋史·本纪第二十六》和《宋史·本纪第二十七》记载,可以明确知道前一个王彦在金州活动时间大概为南宋建炎三年(1130)年至绍兴五年(1135)。具体情况如下: 建炎四年(1130),王彦任金均房州安抚使,知金州,九月与桑仲战于平利县。十一月,王彦攻桑仲于黄水,敌大败,房州收复。张浚任命王彦为金均房州镇抚使。 绍兴元年(1131)七月,王彦数击败李忠。九月,王彦在秦郊店(今安康市汉滨区五里镇)击破李忠,李忠投奔刘豫。十二月,刘豫派遣王彦袭击寿春府。桑仲派遣李横再次攻打金州,王彦在马郎岭(今旬阳马鞍山)阻击。李横大败,均州收复。 绍兴二年(1132)四月,王彦马岭关大败董先,收复商州。 绍兴三年(1133)正月,金兵攻陷洵阳、金州,统制官郭进战死,王彦烧毁粮草,退保石泉、西乡。二月,吴玠在饶风关遭遇金兵,王彦领军从西乡来驰援。不日饶风关攻破,王彦逃奔达州,四川为之大震。五月,王彦收复金州,金兵从均、房二州撤退。由于作战有功,王彦升任保大军承宣使[12]。 绍兴四年(1134)五月,金兵攻战金州,王彦派遣统制许青等人在汉阴作战。金兵战败。同月,王彦在洵阳县多次打败金兵。 绍兴五年(1135)四月,王彦知荆南府,免去了镇抚使职务。 若将两通墓碑记载的时间与前一个王彦生平及在安康活动的时间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两个时间存在较大差距,不可能是在同一时间段发生。特别是王诚夫妇合葬墓建造的时间(绍兴三十年)是前一个王彦逝世(绍兴九年)二十一年后的时间。相反,后一个王彦虽然无传,但可从《宋史·本纪第三十一》、《宋史·本纪第三十二》、《宋史·本纪第三十三》卷、《续兴安府志·补史事志》和王诚夫妇合葬墓右侧墓碑多处记载中,窥其在金州的活动时间与两通墓碑记载的时间相符。他在金州活动时间大概为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至绍兴三十一年(1161)。具体情况如下: 绍兴二十七年(1157),守金州兼金房开达州安抚使。 绍兴三十年(1160)三月,朝廷初设金州御前诸军都统制,知州王彦兼任。 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州都统制王彦派遣统制任天锡出洵阳,收复丰阳县(今商洛市山阳县)。 2.2 墓碑记载王彦的官职与后一个王彦的官职相符 据《宋故赠武略大夫绥德府君王公之墓》墓碑记载,王彦先后担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保宁军承宣使、御前诸军都统制、知金州军州事管内劝农营田使兼金房开达州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等职务,赐封“上党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一百户”。 查《宋史》,后一个王彦与其基本对应。《宋史·本纪第三十一》记载:绍兴三十年(1160)三月“丁酉,初置金州御前诸军都统制,以知金州王彦为之”;《宋史·本纪第三十二》记载:绍兴三十二年(1162)三月“乙巳,录商、虢之功,加吴璘少傅、王彦为保平军节度使”;《宋史·本纪第三十三》记载:隆兴二年(1164)三月“癸丑,以王彦为建康诸军都统制兼淮西招抚使”,十一月“己酉,刘宝落节钺,为武泰军承宣使,王彦落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 相反,前一个王彦与《宋故赠武略大夫绥德府君王公之墓》墓碑记载的官职出入较大。据《宋史·列传第二十七》记载,前一个王彦先后任:“清河尉、武翼郎、阁门宣赞舍人、御营平寇统领、利路钤辖、金均房州安抚使、知金州、节制商虢陕华州军马、差知荆南府、归峡荆门公安军安抚使、知襄阳府、京西南路安抚使、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督府参谋军事、浙西淮东沿海制置副使、洪州观察使、知邵州”等职,没有任“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保宁军承宣使、马步军都总管”等职。 2.3 金州建制与后一个王彦任职相符 据《宋史·志第四十二》记载:“金州,上,安康郡,昭化军节度。前宋隶京西南路,惟此一州未没于金。建炎四年(1130),属利州。绍兴元年(1131),置金、均、房州镇抚使。六年(1136),复隶京西南路。九年(1139),隶西川宣抚司。十年(1140),置金、房、开、达安抚使。十三年(1143),隶利州路,又以商州上津、丰阳两县来属”。足见,“金均房州镇抚使”[13]与“金房开达安抚使”[14]是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官职。从《宋史》有关记载和《宋故赠武略大夫绥德府君王公之墓》墓碑可知,前一个王彦任过“金均房州镇抚使”,后一个王彦任过“金房开达安抚使”。因此,一方面可说明南宋确实有两个王彦;另一方面说明王诚夫妇合葬墓的建造时间(1160)与金州设置“金房开达安抚使”的时间(1140)和后一个王彦任“金房开达安抚使”的时间(1160)在逻辑上是相符的。(未完待续) 注释: [1][2][21][23][25][26][29][32][33][34][3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安康市文化教育局,安康市上许家台王诚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 [3]官阶。宋徽宗政和时,定武臣官阶五十三阶。武略大夫为武官第三十一阶,从七品,代旧官内园、洛苑、如京、崇仪使。 [4]封号。中国古代,等级森严,妇女称谓常随丈夫和子女社会地位的高低而变化。宋政和二年,定外命妇封号为九等,即国夫人、郡夫人、淑人、硕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如是因为子孙的功绩而封夫人的,前面加太字。这些名称各有取义,如“夫”,扶也;“淑”,善也;“恭”,敬也;“宜”,当也;“安”,和也;“孺”,雅也。 [5]城名。主体位于今横山县党岔乡,始建于北宋元丰五年(1082)初。同年9月,西夏大将叶悖麻率20万兵向永乐城发起进攻。城破后,徐禧、高永能、李舜举等200多名将校战死,士兵和役夫损失20多万人。永乐城及所有堡寨被西夏占领。消息传到京师,宋神宗面西痛哭。 [6]官阶。宋徽宗政和时,定武臣官阶五十三阶。保义郎列第五十阶,其旧称为右班殿直,正九品。 [7]官阶。北宋徽宗政和时,秉议郎列第四十六阶,代旧官西头供奉官,从八品。 [8]武官虚衔。武官兼何等合职,宋朝并无定制。武臣官名加上合职,意味着他是贤才、良才,可以重任,任官和俸禄都会从优,从八品。 [9]官名。《宋史·职官七》:“承宣使,无定员,旧名节度观察留后。政和七年,诏:‘观察留后乃五季藩镇官以所亲信留充后务之称,不可循用,可冠以军名,改为承宣使。’唐有留后,五代因之,宋初,留后、观察皆不得本州刺史。大中祥符七年,令有司检讨故事,始复带之”。正四品。 [10]爵位。宋初的封爵增加到十二级,为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公、侯、伯、子、男都带本郡县开国,到封国公时,则称某国公。初次只封小国、然后改移大国。皇子、兄弟封国,谓之亲王。亲王之子承嫡者为嗣王,宗室近亲承袭,特旨者封郡王,遇恩及宗室祖宗后承袭及特旨者封国公。馀宗室近亲并封郡公。其开国公、侯、伯、子、男皆随食邑:二千户以上封公,一千户以上封侯,七百户以上封伯,五百户以上封子,三百户以上封男。现任、前任宰相食邑、实封共万户。相应品级为:王正一品,嗣王、郡王、国公从一品,郡公、开国郡公正二品,开国县公从二品,开国侯从三品,开国伯正四品,开国子正五品,开国男从五品。后嗣王、郡公、开国公不封,保留九等正二品。 [11]官名,为“权知某军州事”之简称。“权”表示不是正式职务,只是代理;“知”就是管理的意思;州军事的州代表民政,军代表军政。宋太祖为了削弱节度使的权力,防止唐五代时期武人割据的局面重演,规定诸州刺史得直接向朝廷奏报和接受诏令,节度使不得干预除所驻州之外的政务。后来,逐步派遣京文臣接替刺史管理州务,称“权知××州州军事”。 [12]官名。宋初沿唐制,置节度观察留后,无定员,无职守,虽冠有军名而不赴任,仅为武臣加官虚衔。宋政和七年(1117年)改称承宣使,正四品。 [13]官名,对盗贼“恩威并施”的官员。 [14]官名,为由中央派遣处理地方事务的官员。隋代曾设安抚大使,为行军主帅兼职。唐代前期派大臣巡视经过战争或受灾地区,称安抚使。宋初沿之,为诸路灾伤及用兵的特遣专使。后渐成为各路负责军务治安的长官,以知州、知府兼任。 (作者单位:安康市群众艺术馆、安康市文化文物广电局) 恒口三通堰碑见证安康古代兴修水利 □ 刘勇先 安康地区北有秦岭,南有巴山,汉江从中间流过,这里属北亚热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光照充足。考古资料显示,在7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在这两万三千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上从事渔耕,繁衍生息。两汉至南北朝时期,这里经济、文化有一段长足的发展。唐宋以来,特别是宋金战争以后,渐趋萧条。明清初期,特别是乾隆以后,鄂、湘、浙、闽、广、蜀等地的人口陆续迁移本区垦荒种地,兴桑蚕、开商贸,经济、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发展。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利。原安康县衡(恒)口铺境内有《千工堰》碑、《万工堰》碑、《永丰堰》碑,这三通堰碑见证了古代安康地区兴修水利重视农业的史实。它们是研究安康水利史、农业史的珍贵实物资料。 一、《千工堰》碑圆首,额饰“二龙戏珠”纹,中篆书“永垂不朽”四字;碑高2.3米,宽1.1米,厚0.16米。本邑生员张龄撰文,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立石,现存安康市汉滨区千工乡小垱村三观庙。 录碑文:“千工堰创自明嘉靖年(1522~1566)间,赋税所出之地,军民养命之源,所关匪细。堰水发源于衡(恒)河牛山口,中横大石,河水左右分泻。石之北偏泓稍浅,石之南水深流急,为大木以障之,下柜贮石其中截水势,然后闸河水入堰,名龙口。龙口而下,而鹅公项、而高沙滩、而黄金碥,半沿山凿石为渠,外防河水为堤。自黄金碥而下,而涧池沟、而小垱沟、而筒车河。又悉山水冲淤之所,每遇水发,辄冲激崩颓,岁岁修补,夫以千计,幸无大害。水浇灌上中下三牌,自龙口以迄下牌,逶迤五十里许,其田屯多而民少,上牌屯田七,民三焉,中下牌田则屯九,民一焉。上牌分水四昼夜,中牌分水四昼夜,下牌分水四昼夜;中牌头另分水一昼夜,共十三昼夜一周用。修筑旧例,即以田亩所受水分为则,有田之处各修各畔,无田之处三牌同修,自小垱沟下有田之处也,自小垱沟上无田之处也。厥后下牌沟废栽田者,止有上中二牌。而康熙二十一年六月间,横(洪)水暴发,自筒车河上冲崩甚多,督理堰事生员贾珍、堰长张荣元、冯金龙等,请署事县令沈君、孝廉张君璇亲临堰口踏验。沈君严饬上中二牌同修已坏之沟,其工较每岁数倍。旧堰基址犹存,成功稍易。迨次岁六月,大雨三日,沟被山压,堤遭水崩,前数百年创建之迹湮没无存。是岁,虫复食稻,大饥,有逃散死亡之忧。二牌军民堰长叶正阳、生员冯士杰、韩杰等陈牒文武大吏,汉兴镇总镇程公福,关南道蒋公廷臣即颁告示:‘有田无田,沟堰照例浚筑。’而知州李公翔凤,深念民瘼,十一月朔日,偕州同陈君维显,亲临堰口,谕上中二牌军民咸至。徒步详勘,照例公判,将无田沟堰令乡约工直丈明,扰均二牌分修,又于悬岸朱书分工之界以防紊乱。公归署后,留州同陈君庀材鸠工,君善体宪意,每日于分工处往来省视,凡运斤凿石,启土筑堤,皆区画(划)有方,恩威并济。又悯堰夫枵腹荷锸,请于镇、道将领,诸君皆捐奉金,使得宿饱。李公时单骑慰劳,人益感激,鼛鼓弗胜。工始于十一月二日,告竣于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引河入堰,复还旧观。 呜呼!以数百年相沿之水利,一旦毁弃,不可谓非天也,以为不能再举之事,仍复坚完,不可谓非人胜天也。继蒙总镇黄公善抚军民,城野宴如,人力所至天亦佑之。今岁果雨旸不愆,年丰以登,是皆各上宪之所赐也;是皆李公能成其各上台之美意之所赐也;又皆陈君能成李公美意之所赐也。是用勒诸贞珉,以告来者。 兴安州衡(恒)口铺生员张龄恭撰并书。 衡口铺千工军民同立。 清康熙二十四年三月榖旦。 实立小垱沟,勿损。” 二、《万工堰》碑圆首,额题“万工堰记”,高2.1米,宽0.98米,厚0.18米;兴安州知州刘士夫撰文,清乾隆十五年(1750)立石。 录碑文:“衡(恒)河西岸旧有万工垱,渠口败废久远,询之父老,无从溯其原委。其东岸则千工、永丰二堰,迤逦南流,灌田万亩。而西岸独无斥卤,咸叹故渎之已湮,惜地利之未尽。乾隆四年(1739),集议修复,物力耗费殆将九载,凡我小民可谓勇于图始矣,而呼吸不灵,程工无法久之,升斗难挹,各怀倦志,遂使积年之民力共弃之而不惜。十三年(1748)春,余莅任入境,道经其所,停骖问之,各有难色,至且以为必不可成之功。余虽未核情形,已心疑其说矣。抵任后乃亲往踏看,龙口虽觉稍底(低),而踪其水道渠迹,业已至于李家坝以南,是其必能引水到田也。特以水冲龙口,其患在知修渠而不知治河。挑令河洪东注,使涛流不得西向,而龙口内一带土渠遂成稳固之基。过此以往正当河冲,天然石崖壁立,内有石沟十余丈,其宽五尺,其深九尺有余,虽有巨波无能为灾,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者此其是矣。无如民贫力竭,势如弩末,援照预借公费捐廉扣补之例,申请大宪预借公费银二百金,其不足者以交代之余谷二百石数焉,已蒙允行。是岁十一月甫及动工,余旋有军需之役,属水利同知曾公授以方略专其责成。至十四年(1749)三月,水虽通流,修田已见成效。乃余回任后,遂细勘视,尚觉未尽如法。是年冬,仍复捐资百金,庀徒凿沟,引之使长。其于坍淤者用岁修民力之半,至十五年三月而其功乃成。五月二十后,因天雨水发,单骑往视,吾民已不事催督,修筑久竣。弥望青葱相与,锄莠壅禾,见余至,即于田畔跪献村醪,笑语盘桓。余亦辗然色喜,快与诸父老乐观厥成,顿释向者物议之烦矣。遂为商其利弊,定为章程,并述三年经营始末,以示吾民之抚育斯业者,深维成功之匪易,而慎为珍惜保护,余窃有厚望焉。 ——万工堰渠道自受水起至退水漕止,计长一千二百五十余丈,宽二丈,内开挖民地作渠共计受水田六亩五分,旱地四亩。自龙口至道士沟,田地不能受渠水之利,所挖渠道每亩受(售)价银二两,受水之家按地出银,补给渠道地价。即着业主书给卖契,呈官印照,交堰长收存,以免日后业主争执。道士沟以下至退水出月河止,田亩俱受渠水之利,所有挖开渠路之后,业主不得以未曾受价、赔累粮赋,借口争执。 ——杨家河上下一带之田,除已受水之田一十八亩外,尚有河坝地一百余亩,地势极低,俱系沙底,现在田亩久受杨家河之水,其余地亩如欲修成水田,仍用杨家河水,不许受万工堰水。若受万工堰水,势一趋下,则道士沟以下地势稍高,概难得水矣,日后勿得徇情滥予。 ——杨家河以下自杨兴伦田起,至窑沟河北赵天爵田止,受水之田共三百余亩,每日夜灌田二百亩许,放水二日二夜。 ——窑沟河南以至双岔沟止,受水之田一千余亩,每日夜灌田二百亩,许放水五日五夜。 ——双岔沟以下至街南杨焕田止,受水之田七百余亩,每日夜灌田二百亩,但路远需时,兼沿渠不无透漏,许放水四日四夜。 ——衡口街南较街北地势稍平,修田最易。但此堰渠自起工至工竣,街南之人并未出夫,公议日后街南之人欲修水田,应照街北之人,每亩补出夫银八钱以资堰务公用。 ——万工堰受水之田,共二千二十五亩,公议日后遇修渠工、河工,每二十亩出长夫一名,兴工通力合作,如有避夫一名,与不及时上工者,除补正夫外,罚夫五名。 ——堰渠一带有田之家,苦乐宜均,各宜恪遵定例。如有恃强凌弱、霸占水利,以及偷水,利己害人者,察(查)出即将已成石渠重加开浚,长二丈,宽五寸示罚。倘不遵者,稟官究治。 兴安州知州河南刘士夫撰并书。 清乾隆十五年三月吉日,万工堰众受水户刊立。” 三、《永丰堰》碑圭首,额楷书题“永丰堰”,高1.78米,宽0.89米,厚0.18米;布衣姚兴模书,石匠韩宗有雕刻。清光绪七年(1881),乡耆、堰长立。现存恒口三圣庙内(见图1-1、1-2)。 录碑文:“粤稽永丰堰,创自明嘉靖年,与千工、万工二堰鼎足并峙焉,洎本朝乾隆年间,堰长马现阁等,清查閤堰田亩若干,造册呈县黄从仁等,又分为上中下牌,立规勅珉;咸丰年鄢纯玉等,更公派屯户捐赀补修沟坎,创建正殿两间,移塑龙神兼奉八蜡,其有功于斯堰也,前碑之载备矣。迨光绪五年(1879),阳侯①肆虐,冲决沟坎百十余丈。工程浩大,于是堰长蕭有信等请同閤堰田户商议,逐亩派钱二百四十文,请官示而督办,报首士以协修,于是年冬兴工,次年三月告竣功成。于速微有余赀,因置山林一段,以备闸堰之需,其置地文契俱载于左,以为后之君子告焉,是为启。其捐赀姓名暨花费账目开列于左: 共收屯户田亩实钱三百一十串零八百七十文。付工钱七十五串六百二十文;付石灰钱六十八串九百二十文;付棚各火食共钱九十六串六百四十八文;付买稍子坡价钱三十三串二百文;付具禀图书房内共钱三串六百四十文;付盘费钱二十六串六百四十文;付立碑共用钱一十八串二百四十六文。 关帝庙、郑德、邹延龄、瑞庆积……郑万保(122人)。 立写永卖山坡地文约人杨发生,今将祖置分明山坡地一分,坐落庙儿沟……卖于永丰堰名下……价钱三十五串二百文正领足……立约为据。同中人:姚文化、姚慎荣;代笔人:姚善继。 首士耆赏:李百荣、王致丰、姚文化、胡吉广、源盛和;堰长:杨宗常、萧有信、武生姚墟杰、程保财。仝立。 姚兴模书,石匠韩宗有。 大清光绪七年岁次辛巳小阳月(农历十月)榖旦,勒石。”(注:阳侯,古传说中的波涛之神。《淮南子·览冥训》有:“武王伐纣,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高诱注:“阳侯,陵阳国侯也,其国近水,其神能为大波,有所伤害,因之阳侯之波。) 堰,词书上解释:“壅水埭曰堰”、“较低的挡水建筑物,作用是提高上游水位,便利灌溉和航运。”如郑国渠,是最早在陕西关中建设的大型水利工程,战国末年秦国穿凿。公元前246年(秦始皇元年)由韩国水工郑国主持兴建,约10年后完工。位于今天的泾阳县西北25公里的泾河北岸。在龙口筑堰,其下修渠,它西引泾水东注洛水,长达300余里(灌溉面积号称4万顷);如宁夏青铜峡原峡口河东就有秦渠、汉渠,河西有唐渠(也叫唐徕渠),就是在峡上游修筑河 ,其实就是堰,叫法不同;如汉代在洛阳修有“千金堰”,在汉中修有“山河堰”。宋代王象之《舆地纪胜》载:“褒水一名山河水。拦截山河水筑堰,谓之山河堰。此堰肇自汉相萧何,后为曹参所落成。汉中人民为感念萧曹之惠,又称山河堰为萧何堰或萧曹堰。” 史载,恒口镇在安康城西60里,月河盆地中部,衡(恒)河与月河(汉江支流)交汇处,古称衡口。宋代设镇与平利齐名(《元丰九域志》卷一),后属兴安州管辖。据《兴安府志》和《重续兴安府志》记载,历届州府及知县官员,大都重视当地的农业及农田水利建设。 《兴安州志》创修于明成化十四年(1478),嘉靖三年(1524)补修,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重修,兴安州即今安康市。该志卷二《堤堰志》记载:“千工堰,在衡(恒)河(今汉滨区恒口镇)。开渠三道,灌田一千一百四十一亩。”“大济堰,在傅家河(今汉滨区河西镇),开渠六道,灌田八千七百五十亩。”“赤溪堰,在秦郊镇,开渠二道,灌田一千一百亩(赤溪,即今汉滨区五里镇境的中河,古称赤溪。源自牛山,流经今花园、五里镇,于龙头村与周营村交界处,南入月河。赤溪堰遗址约在今民主学校西侧)。”“磨沟堰,在越(月)河南,开渠一道,灌田五百亩(此堰今不复存,遗址在今汉滨区五里镇境月河南岸磨沟口坝地上端)。”“黄洋堰,在黄洋河,开渠一道,灌田二百五十亩(在今汉滨区张滩)。”“青泥堰,在青泥湾,开渠三道,灌田二百二十五亩(此堰今不复存,遗址在今汉滨区青套镇)。”“南沟堰,在南沟河,开渠一道,灌田三百亩(此堰今不复存,遗址在今汉滨区安乐镇境内)。”“吴家堰,在新城西门外,灌田二百亩(昔名长乐堰,宋西城民葛德修。西城即兴安,今安康市。此堰遗址不复存在)。”民国三十三年(1944)安康大儒鲁长卿纂修的《重续兴安府志·实业志·农业》中记载:“道光间知安康县事陈仅纂《艺苕集证》,教民种苕(红苕、红薯),民食乃得稍裕。而平利、紫阳一带,又师杨屾(字双山,清陕西兴平人,曾在广东为官)种植洋芋(土豆、马铃薯、山药蛋)。安康、汉阴各县,后仿其法,种木棉;严观察乐园,并教民纺线织布之法(严如煜,字炳文,号乐园,清湖南溆浦人。初任旬阳知县,后迁任汉中道,升任陕西按察使),而各农人之副业,因之次第以兴焉……迨宣统二年(1910),林扬光遵部令,以城南牛山庙地址,创办乙种蚕业学堂,设桑园三,一在该校坎下,一在新城东门外,一在旧城鼓楼西。” 从恒口三通堰碑碑文来看,《千工堰》创修于明嘉靖年间,清康熙年间由知州李翔凤、镇总程福(驻军将领)偕州同陈维显等,捐资并率民重修。历时4个月把《千工堰》修复;《万工堰》是乾隆年间知州刘士夫率民在“万工垱”基础上创修的,“申请大宪预借公费银二百金,其不足者以交代之余谷二百石数焉,已蒙允行”,后又“复捐资百金”,用5个月的时间把“长一千二百五十余丈,宽二丈”的《万工堰》修成,可“受水之田,共二千二十五亩”。知州刘士夫亲撰碑文,内涵有该堰渠使用、维修的乡规民约;《永丰堰》于清光绪七年(1881),由乡耆、堰长集资兴建。碑文中记有122人(单位)的出资、开支明细账、置地契约等。这三通堰碑,碑文朴实详尽,记录了地方官吏及民众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历史。因而它们对研究陕南的水利建设史、农业发展史有重要意义和价值,是宝贵的地标性乡土史料。 (作者地址:安康市张岭水电三局退休办) 安康古八景之一“五峰梵钟” □ 罗先余 安康古来兴盛地,故亦如秦岭巴山之外的文昌雅盛之地一样,在明朝初中叶的近百年间,逐步确定了“安康八景”,即:古洞仙踪、翠光遗台、天柱伟峰、石梯远渡、牛山叠嶂、汉水清波、五峰梵钟、长滩渔火。在安康的人文历史上留下一笔遗产,给安康人留下一个津津乐道的话资。本文仅就安康古八景之一的“五峰梵钟”的考察研究谈一点浅见。 一、“五峰梵钟”的历史记录 最早将安康古八景见诸文字的是明成化十二年(1476年),时任白河县知县的普晖,他到任第三年便应时任金州知州郑福之令,创修《兴安州志》,《兴安州志》为安康首部志书。而成于明中叶的《兴安州志》,在体例和内容上也需遵循明王朝的规定,这也就为记录“安康古八景”提供了“理论依据”。“安康八景”之中就有“五峰梵钟”一景,但“五峰梵钟”何时兴,何时无,位于何处,却无详细记述。 1、“五峰梵钟”与报国寺 “五峰梵钟”因“报国寺“而来,报国寺又名五峰寺。清《兴安州志·卷二》载:“报国寺,在城南四十里五峰山下,久废”。在《兴安州志·卷一》又记:“南五十里曰五峰山,五峰如掌,报国寺在焉,有巨钟,声闻数十里,昔人朝贺习仪之所也,今寺与钟俱乌有矣。”从以上两段文字看,“五峰梵钟”因报国寺而派生景名。至于两段文字中报国寺“城南四十里”、“五十里”的说法不一致,也可能是撰者的笔误,或是刊者的失误。 2、文人笔下的“五峰梵钟” 明成化年间,白河县令普晖在《咏八景》中描述“五峰梵钟”:“五峰楼阁渺氤氲,时有孤钟四远声。惊起龙眠行法雨,换回鸠梦绕禅云。传来斋后儒生苦,扣到师前弟子勤。记得凤楼更漏尽,千官喜听觐明君”。从此诗可以看出,此时的报国寺何等兴旺。分析此诗,它的前四句描写五峰梵钟的景色与气象:有楼台亭阁在烟云弥漫、紫光瑞气中相生相融,承袭变化,万物化淳而出的香气沁心透骨。在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宁静中敲来浑厚致远的钟声,这钟声能惊醒睡下的龙王起身行法雨,能召唤回梦中的鸠鸟回来飞绕禅云。寺院之优美,钟声之旷达,意境之深远,引人之入胜耀然纸上;诗的后四句则写的是“报国寺”的功能:那些来求功名、欲入仕的儒生学子们按照规矩在沐斋后从四面八方被传召到这里,在这里拜师做弟子,在研习完朝廷(诗中的“凤楼”指宫内楼阁,借指朝廷)的礼仪规矩后,便从这里走出,进科场、取功名、朝觐君王。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报国寺不仅是一个礼佛的地方,更是一个官府指定的儒生学子学规矩、学人伦、学礼仪的地方。这也印证了《兴安州志·卷一·山川志》中“昔人朝贺习仪之所也”的话。可以推论,有四面八方的饱学俊才在这里出入,就少不了妙龄佳人在此来求凤配凰。也正是因为如此,也为“五峰梵钟”和“报国寺”的毁灭埋下伏笔。 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知兴安州事许尔钟主修《重修兴安州志》,李正芳编纂。他在《续题八景·五峰梵钟》中云:“神物遥传不记年,数声风送自遐天,星残万壑流遗响,月落千门散晓烟。雷鼓声远闻鹤舞,丰山灵应起龙眠。姑苏曾记寒山夜,又伴清音到汉川。”从诗的前四句看,“报国寺”的风景大不如前,尤其“星残万壑流遗响”句,已意指报国寺的钟声或已无声。 清王希舜《八景诗·五峰梵钟》云:“暮云荒刹断疏钟,历历空传江上峰。何似夜深山转寂,翠微风度岭头松。”全然是一派唉叹怀古之吟颂。故又在《兴安州志卷二·古迹志·附八景》中又叹曰:“五峰之钟毁矣。”“五峰梵钟,州南五峰寺,钟声清远,今无”。 二、老百姓传说的“五峰寺”及毁因 据现年78岁的五峰寺村一组村民、著名的乡间游走兽医李德胜介绍,他13岁入私塾,私塾先生余国章已75岁。私塾先生讲,他的父亲余善华曾在皇宫给清光绪皇帝当御厨。据私塾先生的父亲讲,他们少时,还见过五峰寺的断壁乱墙。坐北向南三个殿,还有东西厢房等。 关于五峰寺的毁坏原因,李德胜说据他的老师和他游走乡间时听当地的老人讲,明朝闹洪水过后,州府的官宦人家来到这里,有一子弟便在五峰寺出家为僧,也有女子留于此。不几年,留下的女子相继离去。而周边去寺院会寺中学子和拜佛求子的姑娘和年轻媳妇时常不见,五峰寺开始闹鬼,老百姓对五峰寺望而生畏。后来几个大胆后生进寺院,发现寺院的后院有妇女的衣裳,便进殿寻找,发现殿内佛像前香案下有疑似地门的板子,掀开香案,揭开板子后,见有地道,后生们下地道而寻至地下室,室内有被和尚们关押的女子。见此情景,几个后生便召来周边百姓,杀死骚和尚,救出被关押的女子,放火烧了五峰寺。 正是因为有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当地百姓便代代相传:五峰寺的所有东西都是脏的,是不能留在人间的。据李德胜、李开存等当地百姓讲,他们小时候就听老年人说,五峰寺出的东西一定要把它扔了,那砖围猪圈、砌茅尿(厕所)都不配。谁家留五峰寺的东西,就是把鬼引进门了。1958年人民公社提出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五峰寺村提出“五峰寺挖地三尺三,粮食产量能过万斤关”的口号。动员群众没黑没明地挖地,挖出了好多砖瓦和花墙,全部倒沟里让水冲走了。 据五峰寺二组村民,73岁的李开存讲,他家的地就在五峰寺的地址上。“我做了几十年庄稼,我这地里的砖还有很多,大概挖下去两三尺深,还有整齐的、铺的平整的大砖,应该是寺庙的地面砖。从地下有砖的范围看,寺院可能占地10亩多。”45岁的村民张祖琴讲:“2009年,我在我们的地里挖出的有神像头,还有神像胳膊,老辈子说不能留,我都把那些东西摔到沟里了。到2010年大水,全都冲走了。”正是因为五峰寺引发的不光彩事件,让五峰寺及“五峰梵钟”淹没于人们的反抗和历史的烟尘中,给后世留下一个疑团。导致出当代一提起“五峰梵钟”,有人仍或说:那就是过去的文人意想的,就是子虚乌有的编造,根本不能信。 三、“五峰梵钟”地理位置分析 1、地理位置。 报国寺(以下简称五峰寺)位于县河镇五峰寺村二组。它幽深如闺,地理位置优越。登上斯五峰山顶,东望平利平安宫,西观吉河坝,北俯安康城,南见平利偏头山,是一个纳水之灵秀,接山之雄壮的聚心畅怀之地;绿树葱郁,溪水潺潺,陡壁嶙岩,星罗棋布,是出仙养性的好去处。因了这天生的雅静,故南药王殿,泗王庙、龙王庙均落建于此村境内,有“一村四大庙”之称。更称奇是还有一个称作“阿弥陀佛”巨石,据当地老百姓讲,如果是干活累了,还是走长路腿疼了,把那石头一摸,就可消疼。总之,围绕五峰寺,这个地方有许多迷人的故事和说道。 五峰寺村自古以来就是这个称谓,清康熙年属东乡第二铺,民国初期归东区第一联保的第十保,建国初期属安康第三区(吉河区)五峰乡管辖,五峰乡政府就设在五峰山的山垭上。1961年调整乡镇机构,撤并五峰乡归并财梁乡,自此五峰乡五峰寺村无。财梁乡五峰寺村的印章随吉河一干部收藏的130余枚乡村印章而有幸得以保存。1983年,改变“政社合一”体制,将财梁乡划归张滩区管辖,1997年撤区并乡建镇时,财梁乡划归县河镇辖区。由于机构变迁、历史久远、人事星移和地处偏僻等因素,“五峰梵钟”尘消于人们的视线也就不奇怪了。 五峰寺的地点在《兴安州志》有两个说法,即:“城南五十里”、“城南四十里”。不管古籍如何记载,现实情况是,走现在的公路,从安康城区出发到毛坝田园,沿黄洋河通村路而上至大垛村进桐木沟,终到五峰寺村的总路程为29.5公里,其中城区到毛坝田园桥16公里,从桥头到村为13.5公里。这是一条环形路,是古人们不走的路。而过去到五峰寺是从新城办木竹桥村过石板路(古时安康入平利官道),上东西沟,过吉河油房,穿马庙村到达五峰寺。根据“谷歌地球”数据,从五峰寺遗址中心取点,划直线到安康城区雷神殿大圆盘的直线距离是13.9公里。这是直线距离,把翻崇山、过峻岭、越溪沟的距离算起来,是与古籍中记录的“五十里”、“四十里”相吻合的,因此“五峰梵钟”的准确位置就在县河镇五峰寺村二组。 用现代记录手段,五峰寺位于北纬32°33′54″86″,东径109°02′14″。 2、残存物证及其它 在五峰寺村二组村民李开存的指引下,在茂密的玉米地里找到了许多散落的瓦片和破砖块。瓦头厚约2厘米,瓦屋后约1.2厘米,砖的厚度约5厘米,由于没有整砖整瓦,故它的形状无法还原;在平埫地的西南角,有一被当地百姓称为“龙泉”的泉水,泉深约五尺,四尺为水,水质清澈透亮,明如镜面,夏天清凉,冬日腾烟。但村民说:“水再好,我们都不吃,因为那泉是骚和尚用过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为何要选此处建寺院?古人建官府、住宅、墓地、学校等都是要看风水的,看风水称为“堪舆术”。其核心思想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认为选一个好地方能助人事兴旺,抵抗一切灾难。作为中国道家学说发源地之一的安康,也就自然对这风水之术更为看重。五峰寺所处的位置和地貌,在“风水术”中称为“喝型”,山座北而地向南,东西两个形制基本相同龙脊蛇山,是典型的“环阴抱阳”之象,当地百姓俗称“龙椅”、“太师椅”。是座观天地万象、尽纳日月神气的地方,古人择此建“习仪朝君”的寺庙的理由也就释然了。 (作者单位:安康市汉滨区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局) 民间小戏剧种——汉中曲子 □ 汉中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汉中曲子的所在区域及地理环境 汉中市是陕西省辖市,位于陕西省西南部,地处秦巴山区西段,北靠秦岭、南倚米仓山(即大巴山西段),中为汉江上游谷地平坝(即汉中、西乡盆地);北与宝鸡市的凤县、太白县及西安市的周至县毗连,东与安康地区的宁陕县、石泉县、汉阴县和紫阳县接壤,南与四川省的青川县、广元县、旺苍县、南江县、通江县和万源县相连,西与甘肃省的徽县、成县、康县及武都县相邻,介于东经105°~108°和北纬32°~33°之间,东西最长258.6公里,南北最宽192.9公里,幅员面积27246平方公里。 市境北部秦岭势如屏障,最高峰在洋县活人坪梁顶,海拔3071米,镇巴县箭杆山(又称巴山),海拔2534米,一般山体海拔在1000~1500米;全市最低处在西乡县茶镇南沟口,海拔仅371.2米。汉江横穿盆地中部形成冲积平原,汉中盆地东西长116公里,南北宽约5~20公里,汉台区附近最宽达25~30公里;汉江支流牧马河与泾洋河在西乡县城东北汇合,形成冲积性宽谷坝子,名为西乡盆地。汉中盆地海拔在500米上下,而秦巴山体高出汉中盆地500~2500米,地貌类型多样,但以山地为主,占总土地面积的75.2%(其中低山占18.2%,高中山占57.0%),丘陵占14.6%,平坝占10.2%。 夏至西周,境内有褒国。先后属梁州、雍州。春秋战国时境内为南郑地,先后分属巴蜀、秦国。秦至西汉置汉中郡(治在今安康地区境内)隶之。东汉初,郡治迁于南郑(今属汉台区)。(自汉初至1949年12月6日,二千年内,汉中建制更迭近30次)。 1949年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汉中,设陕南行政公署。1951年设南郑专区。1954年改称汉中专区。1968年改称汉中地区。1996年2月21日,国务院批准,改设汉中市,同年6月6日,正式对外办公。 地区级汉中市成立后,辖汉台区、南郑县、城固县、洋县、勉县、略阳县、宁强县、西乡县、镇巴县、留坝县、佛坪县,共10县1区。 汉中市1996年共有1038280户,3632940人(男1918952人,妇女1713988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25527人。1997年全市共有1045560户,3638030人(男1916064人,女1721966人),其中非农业人口636501人。截止2005年底,人口约380万。 汉中曲子的历史渊源 汉中曲子,是由古人念曲子发展而来的。是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它是秦曲在汉中的演变,是地方乡风民俗、民间文艺的最合适的载体,是当地群众最为喜爱的文艺形式和自娱自乐的方式。通过研究,其渊源如下: 一、汉中曲子是古老的戏剧剧种之一。 上古时期,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歌舞艺术。西周以后,民间歌舞有了更广泛的发展,诗歌说唱也应运而生。汉代出现了百戏(各种民间杂技、舞蹈的总称),在百戏的影响中,戏曲集歌舞、说唱的要素,加入了情节故事,而形成戏曲独特的综合艺术。“念曲子”即是这个时期的最原始的形式。 二、汉中曲子在汉中形成时间应在宋之前。 汉中远古时期处于萌芽状态的戏剧或与戏剧相关的活动难于详考,从文献和出土文物中略可发现端倪。1976年城固县苏村出土的青铜器面具,证明早在殷沃甲时代,这儿就有了类似戏剧人物脸谱化妆的祭祀用的跳傩面具。西汉时,出生于城固县的外交家张骞,从西域诸国带回的胡笳、琵琶等乐器以及鼓吹乐横吹“摩诃兜勒”曲等,为丰富后来的戏曲音乐提供了借鉴。北宋时,洋洲知洲韩亿写有记载民间戏剧(音乐)活动的诗句:“夜月人家奏管弦”、“喧阗鼓吹迎神社”。另一位洋洲知洲蔡交任职时,亦有:“郡官设幔张乐与民同欢”的记载,宋、元、明三代,今略阳县城的老庙、财神庙、王爷庙、紫云宫,白水江镇的山庙、新庙、洋县城隍庙、关帝庙等地,均有修建戏楼、乐楼的记载。由此可见,汉中自11世纪起即有近似戏剧演出活动,到元明两代,戏剧即形成并逐步发展。 三、汉中曲子有据可查的班社在清末已有。 汉中曲子最有名的戏班班底即是由城固县原公镇人姜尚志、吴金榜于大清光绪四年(1878年)组建的的城固曲子戏班。 在民国27年(1938年),在城固县的董家营村也成立了一个城固曲子班。 解放初期,城固、洋县等地纷纷成立了曲艺社,以城固为主向周边辐射。这个时期,汉中曲子再度繁荣。现在仍健在的城固曲子的老艺人,大多是在这个时期学有所成的。 汉中曲子的基本内容 1、汉中曲子的基本情况。 “曲子”起源于先秦。先秦建都于雍,故称“雍城秦曲”。唐以后改称“西府曲子”。“西府曲子”流入汉中后,融进了当地的小调、民歌,并以汉水上游人民群众的语音为基础,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风格的汉中曲子。据洋县民间曲子老艺人的家藏资料(清乾隆时手抄本)与回忆,在明末清初时,洋县一带就有“念曲子”的活动。除了红白喜事、祝寿、儿子满月时要请“板凳曲子”助兴外,迎神、庙会\采莲船都要“念曲子”。 2、汉中曲子的具体表现形态。 汉中曲子是一种表演形式比较完备的戏曲艺术:一要上台,二要化妆,三是唱、做、念、打齐全。除大量演出一些与民间生活息息相关的小戏外,还能演“袍带”大戏。音乐唱腔、舞台布景、乐队伴奏都有很大的改进和发展,角色也有了生、旦、净、末、丑等行当,由于汉中曲子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其他剧种和各地戏班,在大型演出时都要应观众请求加演汉中曲子戏。 A:曲子戏的剧目内容以民间生活故事为主。深受群众喜爱的剧目有《打樱桃》、《李家湾》、《打面缸》、《二姐娃害病》、《钉缸》、《花换布》、《打灶君》、《张连卖布》等小戏和《香山还愿》、《梅绛雪》、《绣襦记》等大型剧目。 B:汉中曲子戏的唱腔,既有婉转、抒情、风趣的小曲,也有激昂慷慨、缠绵悱恻的大曲调,板式曲调极为丰富。 C:“念曲子”发展为“曲子戏”,不但由叙述性的清唱改进为人物表演的戏剧,而且其他方面也舞台化了。角色有了生、旦、末、丑的行当。乐队也有了文场、武场之分,文场有板胡、三弦、笛子、二胡、月琴等。武场除保留“念曲子”用的四页瓦、碰铃外,还用上了汉调桄桄的全部打击乐器。 D:解放后,南郑县剧团除整理、改编、出版并演出了一批传统曲子戏外,还创作、改编、移植演出了《雷锋》、《回娘家》、《卖余粮》、《度荒年》等现代剧。汉中地区歌舞剧团及洋县、城固等剧团先后演出过《归来》,《刺目劝学》、《张古董借妻》等曲子戏。 汉中曲子的基本特征 汉中曲子的基本特征如下: 1、汉中曲子是关中迷胡南传与陕南民间小调、民歌、佛歌相结合而形成的剧种。其唱腔既有宛转、抒情、风趣的小曲,也有激昂慷慨、缠绵悱恻的大曲调,板式曲调丰富,素有“七十二大调”和“三十六小调”之说。 2、汉中曲子的表演比较简约,多为生活的即兴表演,无复杂固定的表演程式,基本仿用汉调桄桄的表演程式。 3、表演艺术历来为口授身教,代代相传,行当分为生、旦、净、末、丑五大行。基本功分唱、做、念、打、白五类。表演上讲求手、眼、身、口、步五法和腰、腿、臂、颈之功。表演程式结合汉中地区人民群众素有的洒脱、大方、泼辣、爽快的性格和风趣、幽默的观赏情趣,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形成了讲究洒脱、注重紧凑的表演风格。 4、汉中曲子班社人员不多,只要有净、末、生、旦、丑、老、小、杂门类各一人,再收四五个学徒,就算行当齐全。在班社中,净、末、生、旦被称为“四梁”,丑、老、小、杂被称为“四柱”。行当门类齐全,演出则比较消闲。行内故有“七紧、八慢、九消停”的谚语。 5、汉中曲子唱、念、做、打也和其他戏曲剧种要求一样。唱必须达到悦耳动听,扣人情思的效果,讲究“字正、腔圆、音准、韵美”。俗话说“卖面的凭汤,唱戏的凭腔”。而汉中曲子的老艺人都是各个剧种的“台柱子”,“戏母子”自然更加讲究。念,在汉中曲子中至为重要,特别讲究风趣、幽默,常言说“千斤白、四两唱、口齿无功张嘴黄”。而汉中曲子又特别讲究“方言白”,即以汉中的地方土语道白,把地方有特色的小故事、谚语、笑话编成顺口溜并以当地方言道白,更能吸引观众注意力,增强艺术感染力,活跃戏剧气氛。 在“做”和“打”方面,汉中曲子较其他剧种稍差。 汉中曲子的相关器具及制品 汉中曲子的戏衣和彻末道具: 主要乐器有:板胡、二胡、三弦、笛子、箫、梆子、碟子、四页瓦、碰铃。 戏衣:主要种类有蟒袍(大龙蟒、团龙蟒、改良蟒三式)、靠(男女大靠和改良靠各分软硬两种)、官衣(分男、女)、开氅、箭衣、豹衣(花、素各色)、道袍(花素各色)、鹤帔、斗蓬、马褂、太监衣、男女打衣、龙套衣、兵卒衣、男女坎肩、各色花素裙、腰裙、罪衣、宫装、衙役服、猴衣、虎衣、犬衣及各色彩裤。 盔头:分盔、冠、帽,男女有别,各有软硬两种。 戏鞋:主要有黑底厚靴、各色绣花鞋、朝方靴、虎头靴、云里登靴以及花素各色彩鞋等。 现代戏服装:现代戏的服装,以写实为基础,追求时代社会真实和生活真实。 主要作品有: 1、《汉中曲子》编著:王文献,主编:王继胜,执行主编:王明新,全书65万字,800多页,汇集剧目194个,曲牌61个。汉中民间文化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 2、《汉中曲子研究》(论文集)(即将出版) 3、有大量的音带、录像带,保存在民间。 汉中曲子的主要价值 汉中曲子的主要价值有以下几个方面: 1、汉中曲子的老艺人是活的戏剧史的大辞典、资料库。汉中曲子戏是清末民初被汉调桄桄和汉调二黄老艺人搬上舞台的,所以各班社无论是庙会唱戏还是卖戏,每天必须在戏中间演曲子戏以调剂观众口味,所以这些老艺人都是各剧种、各戏班的“台柱子”、“戏母子”。所以说,他们是活的戏剧史的大辞典、资料库。 2、汉中曲子群众基础雄厚。汉中曲子因其行头简单,班社可大可小,演员可多可少,场地要求不高,院坝、堂屋都可以,又行走方便,随请随到。故受老百姓欢迎。百姓家有红白喜事,老人祝寿,儿子满月都要请“曲子”热闹一番,迎神庙会踩莲船也都要请“曲子”助兴。 3、汉中曲子剧目内容以民间生活故事为主,贴近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又有本地的真实故事做铺垫,加之演员风趣逗乐,所以很受观众喜爱,是人民群众自娱自乐的主要艺术形式。 4、汉中曲子的教化功能更加显著。从历史渊源看,“曲子戏”是各个剧种的先锋官,一个地方发生的新事件、新故事,必先在“曲子戏”中流传,这已成为规律。或因其“小”则流传更广泛,更深入。所以,一个地方的乡风民俗在“曲子戏”中的反映是比较明显的。反之,“曲子戏”对地方的乡风民俗的影响也是深刻的。 汉中曲子的濒危状况及保护工作 汉中曲子的濒危状况和其他剧种一样,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戏剧受其他艺术形式冲击最大,汉中曲子同样面临着如何生存的重大问题。 2、老艺人人亡艺绝的事件时时都在发生,而这些老艺人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其各种经验正是我们所需要抢救的民间文化的重要内容。所以,对他们的保护刻不容缓。 3、一个戏班的兴旺或衰败,确切地说一个老艺人的生存与死亡都可能影响到一个村镇的民间艺术的昌盛或衰落。而汉中曲子的戏班,大部分能生存的都是家传的、自费的、自发的。因此,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生存更加危机。 4、现存班社新人不多,艺术水准不高,缺少得力的台柱子,急待培养提高。 汉中曲子的保护工作受到了相关部门的重视,汉中曲子已列入陕西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汉中市文化主管部门及民间文艺家协会积极采取保护措施,先后进行了调查、整理、建立老艺人及主要班社演职人员管理档案、整合“汉中曲子”演出队伍,成立了“城固曲子演出团”,包括16个演出队等项工作;举行各种形式的演出活动、大赛活动,并采取举办“汉中曲子讲习班”、“示范演出班”、“学习班”、“培训班”、“学术研讨会”及“艺术大师专场演出”等形式培养艺术新人;出版《汉中曲子》,已向各演出团队及演员免费赠送600多册。 (转摘自“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仓颉造字传说 □ 洛南县文化馆 仓颉造字传说的项目简介 仓颉造字的故事,在洛南县流传已久,众多古籍文献资料均有记载。《帝王世纪》载有:“黄帝史官仓颉,取象鸟迹,始制文字”。《策海·六书》载有:“仓颉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仓帝受之,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苟子·解蔽》又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 古籍中所说的玄扈山,即位于洛南西北眉底乡南境,与洛河之北的阳虚山对峙。洛汭之水,则是指发源并流经洛南境内,在洛阳注入黄河的洛河,俗称南洛河。又据古洛南县志记载,历朝历代的达官文人,风闻仓颉造字在洛南,前来玄扈山下瞻仰拓印者络绎不绝。拓印洗笔的墨汁把崖下的石潭都染黑了。后因当地民众不堪其扰,纵火焚毁了刻字的石壁……这些“阳虚鸟迹”、“灵龟负书”、“墨染黑潭”、“火烧石壁”等等遗迹和典故,就构成了仓颉造字故事的基本素材和主要部分。 为了弘扬仓颉文化,彰显仓颓精神,1997年,洛南县民间有识之士,就热心组织成立了社会群团组织——仓颉艺术研究会。2001年,洛南县人民政府举办了盛大的首届仓颉文化艺术节。2007年,洛南县委、县人民政府恢复了已中断数十年的公祭仓颉活动。当年,仓颉造字被列入洛南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被列入商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洛南县文化馆经多年努力,组织县内文学创作骨干,对仓颉造字的故事进行了认真地搜集、整理,将其主要的十一个故事,编撰成了《仓颉造字的故事》,正积极筹备出版。 仓颉造字传说的所在区域及地理环境 洛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 它位于秦岭东段南麓,陕西省东南、商洛市东南部,全国著名的南洛河发源于此,自西向东流经县境,进入河南的卢氏等地,注入黄河,是商洛市唯一的黄河流域县份。现有人口46万。它比与陕西省关中的蓝田、华县、华阴、潼关等县相临,东与河南的灵宝、卢氏等县市相连,西和南则与商洛市的商州区、丹凤县等地按壤,与湖北湖南相望,处于南北交汇,连接东西的枢纽和过渡地带。 根据考古发掘,洛南在上古时期人文遗存十分丰富,如全国闻名的花石浪洛南猿人遗址等,所以土著文化较为丰厚,如仓颉造字等民间传说。从唐宋时期特别在明清时期,又从关中、山西等北方地区和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南方地区迁移来大批居民,因而民风民俗、民间文化兼具秦风楚韵,体现出非常独特、别具一格的风采。 洛南境内,既有地势较为平坦,交通较为便利,土壤肥沃,人口稠密的永丰、古城等地,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较为有利的物质条件,又有山大沟深,极为闭塞的保安、巡检、灵口、三要等乡镇,使传统民间文化较少受到外界的干扰和冲击,得以保存和延续。这就使洛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较为丰富,且较为完整地保持其原生态。 仓颉造字传说的历史渊源 仓颉造字的故事出于炎黄时代,距今已有五千年历史。《策海·六书》载有“仓颉登阳虚之山,临于玄扈洛汭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仓帝受(授)之,遂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山川,指掌而创文字。”玄扈山位于保安眉底境内,史载玄扈山阴石壁上刻有仓颉所造28字。清道光元年知县王森文勒石记之。清光绪四年、五年在县城东街建仓圣祠。民间传说有“阳虚鸟迹”、“墨染黑潭”、“火烧石壁”等。 仓颉造字传说的基本内容 仓颉复姓侯刚,陕西白水人,赤面四目,身材高大,智慧超群,系黄帝左史官。传说上古时期,黄帝南巡到洛水之滨,阳虚山下。仓颉因记事记史需要,日思夜想,创造文字,仰观日月星辰,天际变幻,俯察鸟迹山川地理。仓颉受到启示,一日忽见灵龟负书,在洛水浮现,丹甲青文,宛若字迹,灵感迸发,于是创造了二十八个汉字,从此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历史。传说仓颉造字之日,苍天感动,鬼哭神泣。为了褒奖仓颉造字有功,天帝问仓颉要什么酬劳。仓颉说,他什么回报也不要,只要能使生灵免于涂炭,黎民得以生存就行。天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即普降瑞雨。瑞雨过后,遍地都是绿油油的谷子。为了纪念仓颉,人们把这一天称为谷雨节。仓颉造好字后,为了昭示后人,永世不忘,就把这二十八字刻勒在与阳虚山隔河相望的玄扈山峭崖石壁上。由于仓颉造字这件事古籍多有记载,历朝历代的官员文士都竞相瞻仰,拓印,以示风雅。每次来时,当地民众都要扎排搭梯,以供拓印,殷勤招呼,款待吃住,天长日久,洗笔的墨迹把山下的石潭都染黑了(墨染黑潭)。仓颉造字的传说,象征着古代先祖的聪明智慧和为了黎民百姓的幸福敢想敢干的开创精神,仓颉精神激励着炎黄子孙开拓进取,勇于创新,顽强拼搏,世代相承。 仓颉造字传说的基本特征 1、广泛性: 仓颉造字开辟了中华文明的先河,为汉字发展奠定基础,海内外炎黄子孙广为传颂。 2、人民性: 仓颉造字经过炎黄子孙世代完善,形成了炫丽多彩的民间文学。它的传说丰富多彩,其富于创新,敢为人先,这种上下求索的奉献精神,激励鼓舞着人们代代相传奋力拼搏。 3、创新意识: 仓颉造字的故事从无到有,其流传创作过程充分体现出了从少到多,由粗到精,朝野互动的特点。给人们注入了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 仓颉造字传说的相关器具与制品 1、《策海·六书》、《洛南县志》对仓颉在洛南境内造字史实有详细记载。 2、古人诗词:清代朱凤英(江西南昌人,官至云南参议)作《拟古元(玄)扈山仓颉二十八字》;清代洛南知县陈尔茀(四川成都人,清同治中任洛南知县)所题洛南八景之“阳虚鸟迹”、“玄扈凤图”。 3、民间传说:在洛南境内世代相传的关于仓颉造字的各种传说,如“天降谷雨”、“墨染黑潭”、“火烧石壁”等。 4、石碑:清代道光年间知县王森文在仓颉授书处立碑记载仓颉所书二十八字。 仓颉造字传说的主要价值 1、珍贵的民间文学价值:《仓颉造字故事》是生长于洛南并扎根于民间,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学作品,它独有的人神结合的故事特征揭示了汉民族在人类刀耕火种时期征服自然、开拓创新的顽强精神和改造环境的聪明智慧。 2、仓颉造字结束了结绳记事的历史,开创了中华文明的先河,使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弘扬仓颉造字精神,有利于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3、仓颉造字既有史料记载,又有民间传说,史料详实可靠,传说丰富多彩,对研究汉字起源和中华文化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4、通过对仓颉艺术的宣传和研究,促进洛南、商洛,以至于陕西的文化发展,繁荣书法、绘画、文学创作。 5、仓颉造字已经成为洛南、商洛和陕西人民的骄傲,它将成为我们对外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名片,提高地方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地域经济发展。 仓颉造字传说的濒危状况 1、由于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化娱乐传媒的飞速发展,口头文学的搜体衰落,知道仓颉造字传说的老年人相继去世,新一代青少年对仓颉造字的了解越来越少。 2、由于过去没有系统调查、整理、出版过仓颉造字的传说,现已濒临失传的危机。 3、没有系统的理论研究,仅有的史料和文字记载只限于古书和县志。 4、史料所载仓颉造字石壁已毁。清道光年问知县王森文从民间访得二十八字真迹刻勒石碑立于许庙(仓颉造字处)。清光绪年间,为了纪念仓颉又在洛城东街修建仓圣祠,移回许庙所立石碑。文革中,由于把文物古迹视为迷信,砸碑毁庙,现仅存道光年间的石碑在县博物馆,仓圣祠已破败不堪,使有识之士慨叹。现急需采取有力可行的保护措施,使仓颉祠得以重新修复,编辑仓颉传说,开展理论研究,举办学术研讨,让仓颉文明和仓颉精神转一代一代得以传承。 仓颉造字传说的保护工作 仓颉造字传说已列入第二批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洛南县政府及文化部门 积极采取保护措施,成立了仓颉艺术研究会,每年召开年会、学术研讨会,会员遍及全省已逾百余人,从书法、绘画、文学、戏剧各个方面对仓颉文化及仓颉精神进行研讨、创作,使仓颉文明与时代文明有机结合,形成新的发展契机。仓颉研究会成立时得到国家及省、市领导人题词,现已刻碑记载。 洛南县委、县政府在1997年举办“首届仓颉文化艺术节”,通过彩车游行、文艺表演、书画展览、学术研讨,旨在弘扬造字精神,提高洛南对外宣传知名度。 全面系统地保护仓颉造字遗迹,修复仓圣祠;搜救、整理仓颉造字民间传说,通过搜集、记录、分类、编目等方式,建立完整的档案;出版《仓颉造字传奇故事集》;利用广播、电视等现代媒体对仓颉造字和仓颉精神进行广泛宣传。 修复仓圣祠及仓颉造字古迹,设立仓颉造字博物馆。结合洛南西接西安、东邻河南的地理优势和山青水秀没有污染的良好环境,开辟旅游景点,开发旅游产品,弘扬仓颉文明,传播仓颉精神,使华夏儿女在洛南这块土地上既能追寻仓颉造字古迹,又能享受仓颉文明,使仓颉文化成为发展洛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品牌。 (转摘自“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 上元节最盛行的彩灯 ——“刘海戏金蟾” □ 牛谦才 上元灯节是春节传统民俗中的一项重头活动内容。从正月十二出灯到十六收灯,彩船表演、舞狮耍龙、秧歌高跷、蕊子社火等等民间娱乐活动充满着一派生机与祥和。不过这些较大场面的活动大都是成年人玩的“故势子”。孩童们除了看热闹外,对他们来说最直接、也最有吸引力的则是他们的骑竹马以及手中所操弄的各式动物形象的花灯。而颇具传奇故事且十分生动的当数刘海戏金蟾。这是长辈们灯节送给孩子们的最好娱乐礼物。 刘海戏金蟾——充满喜庆祥和的民间灯笼 孩童们玩耍的花灯玲珑精巧。有家长亲自为孩子制作的,也不乏亲友们以示情谊,特意赠送者。神话故事中的刘海不仅是个大孝子,还乐于助人,广施钱财给穷人。他汲井获得三足蟾蜍,能善解人意,口吐金钱,刘海戏金蟾又叫做刘海戏金钱。民间称刘海为“增福财神”,视他为给人间带来财运和子嗣的吉祥神。因此,刘海戏金蟾寓意美好、喜庆、祥和,深受男女长幼喜爱。 刘海戏金蟾的全部扎制仅仅是一只蟾蜍,不需要对刘海这个人物另行扎制。笔者年幼时曾听过大人们讲述刘海的故事,并向大人们提问:“扎糊蟾蜍,咋就不扎糊刘海呢?”大人回答说:“你就是刘海呀!”上中学后看到一则故事,说的是明代有人给一位画家出题:“深山藏古寺。”画家画的是一个和尚从山间小道下河挑水,出题者观后十分满意,虽然没有任何屋宇出现在画面,有和尚下山挑水,山林中自然就有古寺。刘海在何处?如同此理,牵持蟾蜍彩灯的孩童便是再现的刘海了。 刘海戏金蟾寓意美好,制作程序却并不复杂。蟾蜍的首和身仅用六道竹篾扎成椭圆,然后再以短竹条连接。除底部糊白纸外,头面、背部全用绿色纸粘糊,绿纸上面点画若干不规则的金色小圆圈,圆圈为点缀白点点,遍布全身的圈点是传说中的蟾蜍吐储的金元宝。蟾蜍的嘴巴是夸张化的大口,红舌舒卷长伸,舌面含一枚金钱。与刘海结缘的蟾蜍不同于人们常见的长有四条腿的蛤蟆。传说它是上天降临的灵物,长有三条腿,除两条前腿外,另一条腿长在屁股后面,像一条动物的尾巴,它的全身布满金点,白睛外翻,金珠凸起,集金木水火土五行于一身,以日月精气为食,善嗜储金,三足象征天地人三才和福禄寿三星。“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多的是”就源于这个典故。 刘海戏金蟾的美妙传说,除了手持彩灯的人物形象不再去塑造外,从彩灯的艺术表现形式上是别具一格的。蟾蜍的外形特征极富夸张且逼真。少了一条腿的肢体在彩灯中变成了三只爪子、这就给“戏”的表演有了文章可做。蟾灯被吊在丁字形篾架下面,用三条线绳分别系在爪头,爪子根部用活结与蟾身连接,持丁字架尾的手只要轻轻摆动,三只爪子便活蹦乱跳,与游于水中的活蛙不无两样,“戏”的动感跃然其中,如果是四只爪子被线牵于井字形吊架,是很难达到动感效果的,“戏”的韵味便无从谈起。 上元灯节集民俗性、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为一体的民间彩灯多不胜举,它们虽为手工扎制,可传承着祖国五千年优秀文化的深刻内涵。近十年多年,上元灯节各种电子塑料玩具灯笼充斥于市,千孔一面,失去灵动与活泼,从民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讲,称之为文化的倒退,实不过份。 刘海戏金蟾——源于一个美妙的传说 安康民间把刘海戏金蟾花灯简称为蟾灯,它源于一个美妙的传说。文革前,有关刘海与金蟾的神话故事,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神话故事中的刘海虽属道教人物,但他与别的庙宇中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神像截然不同,表情嘻嘻哈哈,轻松活泼,一看就是个乐天派,其形象近似佛教一脸憨态的弥勒大士。 相传刘海从小就失去父亲,家中十分贫寒,靠打柴养活双目失明的母亲。他干活勤快,为人忠厚,对母亲十分孝敬。一日,刘海打柴回来,在村西小石桥边的三角泉内偶遇一金蟾,生三只脚,背黄腹白,见他过来不躲不闪。刘海甚是稀奇,每次路过,金蟾都要和他戏耍一番,方可离去。年复一年,刘海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一次他担柴下山,被一位年轻女子挡住去路,那女子说她叫梅姑,从小看刘海在这儿打柴,要与他结为夫妻。刘海先是不允,梅姑苦苦恳求,穷追不舍,逼得刘海无奈,便答应回家和母亲商量后再说,回到家里,母亲听说后十分高兴。次日,刘海就答应了梅姑,一同下山结为夫妻。婚后梅姑对母亲十分孝敬。不久,母亲去世,他们依然相亲相爱,刘海打柴回家也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高兴得他整天乐悠悠的。有一天,刘海又从桥边走过,想把他的幸福告诉那只金蟾,金蟾却不见了。正当他疑虑时,有一跛足道人朝他走来,对他说:“刘海呀!听说你娶了个好媳妇,但她虽好,却不是人,是个狐狸精”。刘海不信,说他胡说八道,那道人嘿嘿一笑说:“你若不信,今日回家就装肚子疼,她便给你一颗宝珠,你把宝珠吞下肚子,便知道她是谁了。”说着,道人就不见了。刘海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放下柴担就声称肚子疼。梅姑百般抚慰并熬药医治都无济于事,她便转过身去,从嘴里吐出一颗宝珠,交给刘海,让他噙在嘴里。刘海得了宝珠,肚子也不疼了,连忙爬起来就要朝肚子里吞。梅姑看出破绽,经再三追问,刘海才把遇见跛足道人的事告诉了梅姑。梅姑听罢对刘海说:“那跛足道人,是桥下的金蟾脱化而变,它也修行了五百年,同样有一颗宝珠,这宝珠就是修炼的仙丹,多年来,它欲夺我的仙丹,凑成千年,急欲成仙,却未能得逞,如今又想破坏你我美好姻缘。”刘海这才恍然大悟,把宝珠还给梅姑,提起斧子,要去找金蟾算账,梅姑连忙拦住他,又把宝珠交给他,然后嘱咐了几句,才把他送走。刘海来到石桥边,照着梅姑的嘱咐,拿出宝珠,金蟾一见就要吞。刘海逗着它左转十八圈,右转十八圈,不一会儿那金蟾果然浑身哆嗦,心口作呕,吐出了宝珠似的仙丹来,刘海连忙吞下肚去,金蟾失去仙丹,只得依附于刘海,刘海就让它吐出金灿灿的金钱来。从此,刘海得了仙道,不再打柴,云游四方去了。刘海戏金蟾,金蟾吐金钱,走到哪里就把金钱撒到哪里,接济穷人。所以,民间把刘海称为活财神。1949年以前的上元灯节,安康的蕊子社火打头阵的就是刘海戏金蟾。腰间插斧,肩挑柴禾的刘海、手持宝珠,情意缠绵的梅姑、张嘴舞爪,口含金钱的蟾蜍,无不妙趣横生,令人美意荡肠。戏剧《刘海砍柴》就源于刘海戏金蟾的神话传说。 历史上的刘海与神话中的刘海 刘海,历史上实有其人。《辞海》“刘海蟾”条是这样记载的:“刘海蟾名操,字宗成,五代时燕山(府治今北京市西南宛平)人。一说名哲,字元(铉)英,后梁广陵(今河南息县)人。事燕主刘守光为相。好黄老之学。后弃官隐修于华山、终南山,相传得道仙去。”道家典籍与《辞海》所载基本相同。道家神系有南五祖、北五祖。北五祖有东华帝君王玄甫、正阳帝君钟离权、纯阳帝君吕洞宾、纯佑帝君刘海蟾、辅极帝君王重阳。按照道家神系类别,不管南五祖,还是北五祖,皆系真人神仙。道家典籍与《辞海》均载:刘海16岁时在辽应举,中甲科进士。后来,刘守光被后梁太祖封为燕王,刘海当上了燕王的丞相。刘海特别崇尚黄老之道。有一天,一个叫正阳子的老道上门拜谒,问其姓名,老道不答,只叫刘海蟾取来鸡蛋十个,铜钱十枚,然后将每枚铜钱间隔一个鸡蛋,层层叠垒,垒成塔形,而没有坠倒,刘海蟾惊呼说:“危险!”老道告诉他:“相公地位比这更险!”说完,弃鸡蛋铜钱于地,长笑而去。刘海蟾忽然醒悟,次日便辞官职,易道服,出家取道号“海蟾子”,称刘海蟾。海蟾子在往来于华山与终南山之间,又遇上那位老道,并传授给他服丹成仙的口诀。海蟾子才知道他是正阳子,即钟离权。两年后,燕王刘守光篡权自称大燕皇帝,被朝廷剿灭,刘守光遭诛灭九族之祸。而刘海蟾以王重阳、钟离权、吕洞宾为师,云游修道。刘海蟾活了100多岁,被道教全真派奉为北五祖之一。元世祖封其为“海蟾明悟弘道真君。元武宗加封为海蟾明悟弘道纯佑帝君”。 真人成道成仙,往往会被神化。传说刘海蟾与八仙一样,能腾云驾雾,行走如飞。清人孟籁甫在《丰暇笔谈》中说,苏州有个大商人贝宏文,行善好施。康熙年间,有个不相识的人自称叫阿保,找上门来要当佣人。贝宏文答应了。阿保干活很卖力,给他工钱,坚辞不受,有时不吃饭也不饿,贝家很是惊异。他刷洗尿壶时,竟能翻其里刷洗,刷洗干净后又翻过来。陶瓷在他手里,就像羊肚似地柔软。贝家更是惊奇了。元宵节时,他带小主人去看灯,半夜未归,贝家人十分着急。直到三更始归,主人责怪他,阿保竟说:“这儿的灯不热闹,我带小主人去了趟福建省城,那里的灯才漂亮呐!主人何必着急呢?”贝家人那肯相信,不料小主人从怀中掏出一把鲜荔枝,让其父母品尝,大家更认定阿保是个奇人。第二天消息传开,邻人趋之争睹,阿保负蟾谢过贝家主人,升空而去,众人才始知阿宝就是刘海蟾。 从刘海戏金蟾神话故事中,说明在由人到神的演化过程中,奇才怪杰可谓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中间既有修道成仙的人,又有淡泊名利,行善好施的隐士。他们是道教神仙的来源之一,又是民间神话故事的植根基础。题旨厚重,寓意深刻,而且有着感人的艺术魅力的刘海戏金蟾,就是植根于民间故事中的一朵奇葩。 (作者单位:安康自来水公司) 浅谈安康蚕桑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 郑团吉 蚕桑产业既是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一种经济产业,也是一种文化表现形式,与产业相衍相生的民俗习俗等文化内容十分丰富。纵观中国丝绸发展史,蚕桑文化甚至可以覆盖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流传地区、人群之广足以成为“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形态”。先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在不知不觉中繁衍着这种文化、又用这种文化激励着人们更好地发展生产。对这种从蚕桑产业中衍生出的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的,现在主要集中在江浙地区,并绵延到四川、山东、广西等地区。然而,在我们陕西安康,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人们看待蚕桑,总是只看到其经济的一面而忽略了文化的一面。这么多年来,要把蚕桑产业提升到一种文化意识上来认识,对蚕桑民俗文化的研究,安康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要把蚕桑丝织业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因素挖掘出来,做到传统元素、现代表达,使之充满时尚气息,成为文化软实力,使之形成一种力量,渗透进经济,体现现代产业的观念,安康还任重道远。 一、悠久的养蚕史为蚕桑文化积沉了十分丰厚的底蕴 安康养蚕历史悠久。传说在远古黄帝时期这里就开始植桑养蚕了。在汉滨区郭家湾柏树岭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中,曾出土一块陶片,上面印有经纬分明的布纹,据专家研究,这陶片布纹应该是用手编结的编织物,其材料除葛、麻外,也有蚕丝的可能。1985年,在石泉县池河镇出土一枚西汉时期的“鎏金蚕”,长5.6厘米、腹围1.9厘米、胸高1.8厘米,全身首尾共计9个腹节,胸脚、腹脚、尾脚全部完整,体态像正在吐丝,抑或是在仰头眠,尽管有些地方鎏金已剥落,但整个鎏金蚕却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和农家养的家蚕看上去几乎毫无二至。据专家讲,古代丝绸织物及残片,各地博物馆尚有收藏,但对我国古代家蚕实物形体的收藏,除有的地方出土的一些玉蚕外,像汉代这样以红铜铸造,然后施以鎏金蚕体,在全国还是首次发现,且仅有一条,弥足珍贵。这更是安康蚕桑兴盛的佐证。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在参观安康博物馆时,看到了鎏金蚕,无不感慨地说:“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在全国其他地方没看到过,印象很深”。隋唐时代,安康不仅蚕桑业兴盛、丝织业也有较大的发展。1985年汉滨区关庙镇濮坝村出土的战国短剑,通体以丝织物包裹,呈黄褐色、经纬明显。安康的丝绸曾经远销武汉、广州,上海等地,安康各地均有“劝科农桑”的记载。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四月癸巳,唐宪宗李纯下诏谕:“田户无桑处,每捡一亩,令种桑两树”,开始全面普及蚕桑,到清代已经达到了一个“农桑以足衣食”之境况。主要是官府重视、养蚕技术得到提高。 上世纪六十年代,安康石转区(现汉滨区洪山镇)农村妇女刘家贤,刻苦钻研养蚕技术,创下了张产茧过百斤的全国纪录而被评为全国养蚕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优秀共产党员等,从秦巴大山,走进人民大会堂,走进中南海,两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安康家喻户晓的一句口号就叫“不管东西南北中,紧紧咬住蚕桑不放松”。2005年,安康全市桑园面积达到84.4万亩,占全国的4.7%,全省的70%,年产茧1640万公斤,占全国的2.8%,全省的80.7%;蚕农户均养蚕收入1000余元、人均250元。2006年3月份,我国开始实施“东桑西移”工程,将蚕桑和缫丝生产逐步由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省份转移。“东桑西移”给长期徘徊的安康蚕桑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007年养蚕量达到60.1万张,鲜茧产量1900万公斤,成为全国重要的蚕桑产业基地。 安康蚕桑历史悠久、人民有养蚕习俗,主要还是安康的气候和水土适宜。安康北靠秦岭,南依巴山,是典型的北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雨量充沛,热量充足,4月~10月可多次养蚕,具有陕西最佳的兴桑养蚕缫丝环境,是陕西省蚕桑生产的最佳适宜区。 由蚕桑产业衍生出的蚕桑文化,底蕴十分丰厚。安康是华夏文明较早的开发地区之一,汉水流域是人类先祖起源地之一。“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古长安,作为当时的国际大都市,在商贸流通方面占据着优势,但要满足西域市场的海量需求,必然要有大面积的蚕桑产地作为支撑,离长安最近的陕南汉水流域,从古至今都有着种桑养蚕传统,自然成为这一支撑的核心。传说杨贵妃身上穿的绫罗就是用这里的蚕丝做成的。2000多年前,随着西域“北方丝绸之路”的拓展,西南“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我们的祖先在秦巴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开造的由川东涪陵经汉中洋县、西乡到安康石泉至宁陕通往长安的子午通道,不仅仅是为了给杨贵妃送新鲜荔枝,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蚕丝、丝绸及蚕桑文化通过这条通道传播到世界各地,安康自然而然就成了当时“丝绸之路”丝源地之一,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值得很好探究。 二、安康对蚕桑民俗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势在必行 安康蚕桑文化虽然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但纯粹是“原生态”的天然状况,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已经消失,有的正在逐渐消失,现存的实在不多而且很多还被人们遗忘。 1、蚕桑丝织民俗习俗基本消失 安康悠久的蚕桑历史,形成了众多的传说和习俗,丰富了地方特色的文化的内涵。这些神话和风俗习惯,有的来源于对蚕桑的原始信仰和崇拜,有的出于祛除蚕桑病虫的迷信行为,有的反映了对蚕桑丰收的祈祷和丰收后的庆贺,有的关系着蚕桑生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活动。远古时代的安康流传着一个有关蚕桑起源的“马头娘的传说”:一女子向家中的白马许诺,而女子父亲违诺杀死白马,将马皮曝晒于庭院,马皮竟然将女子裹挟而去,变成头像马的虫落一树上。由于这种虫子总是吐丝缠绕自己,人们就把它叫做“蚕(缠)”;又因为姑娘是在树上丧失生命的,大家就把这种树叫“桑(丧)”。后来世人为感激小姑娘为人们带来了丝绸锦衣,尊她为蚕神,称为“马头神虫”、“蚕娘娘”。这个故事在《太古蚕马记》、《搜神记》、《神女记》、《太平广记》等古籍中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述。“女化蚕”的故事在此地流传最广,旧时民间信仰最盛,清李兆镕《蚕妇诗》云:“村南少妇理新妆,女伴相携过上方,要卜今年蚕事好,来朝先祭马头娘”。安康《石泉县志》转引明代志书说:“民间蚕时,事蚕花五圣极虔,每眠必祀,至大眠或以鸭鹅祀之……”。后来多数人家对蚕神的迷信已经淡化,这种祭祀蚕神的活动,只有少数的老人能记起当时流传的情形了。在过去的安康(大致今汉滨、石泉、紫阳等一带),人们社会交往中,同蚕桑生产关系密切的风俗习惯也甚多。如:关蚕门与开蚕门、望蚕讯、赶庙会。蚕农蚕事开始,民间一切交往停止,称“关蚕门”;蚕茧采罢开始恢复交往,称“开蚕门”。民国《濮院志》谓:蚕事开始“乡村家家闭户,以芦帘围绕屋外,杜绝往来,官府停征收,里庆吊皆罢,谓之关蚕门。至采茧时,亲戚问遗,谓之开蚕门”。望蚕讯就是开蚕门后亲朋走访,询问双方收成,互致慰问庆贺,大都携带饼子、麻花、水果等互相馈赠。董蠡舟《乐府小序》说:“缫丝时,戚党咸以果实、糕饵相馈遗,谓之望蚕信”。在安康恒口、汉阴、石泉一带还习惯送“鼓气馍”,有鼓劲、勉励之意。至今还流传望蚕讯民谣:“开蚕门,头插花,提着竹篮看老妈。”这些风俗活动虽然有些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其精华部分仍不失为健康有趣的文化遗产。可无论是迷信也好、健康的也罢,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都基本消失,即使勉强维持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马庙会、龙头会等也只是简单的农产品、牲畜交易,及地方小戏助兴,传统习俗已废。 2、蚕桑丝织舞蹈民歌文化后继无力 安康采茶的有《茶歌》、划船的有《汉江号子》等等,但歌唱蚕桑的歌却少之甚少。远古流传的没人传唱,也没有人会唱。“太阳一出漫山岗,蚕花姑娘忙采桑,养得蚕儿白又胖,结满银茧闪亮光。金丝银线万里长,织出人间好霓裳;嫘祖栽桑又养蚕,始织兴衣文明倡。嫘祖栽桑又养蚕,东方圣母人敬仰。”这首《采桑歌》是流传最古远的一首。嫘祖是传说中黄帝的妻子,黄帝是发明蚕桑的人。黄帝部族最早的活动区域就包括今天的陕南安康一带。所以,这首民谣应该最早出自安康,但却在安康没有得到搜集整理。最近安康文化名人、学者杨春清主编的《安康民间文学选辑》在“民间歌谣”里仅搜集了一首由熊朝元收集的《采桑》:“四月农忙闹嚷嚷,姣莲打扮去采桑,双脚踏在枝桠上,八幅罗裙四面张,风吹鲜花满园香……”。“蚕生春三月,春蚕正含绿。女儿采春桑,歌吹当春曲。”这是北宋时期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采桑变》的第一首,而在汉滨区五里镇刘家营(养蚕大村)发现的一座“太元九年(公元384年)”纪年墓出土的一块墓砖上却印刻着这首词。虽然当时墓砖上有的字迹模糊,但经过辨认,就和这首《采桑变》联缀了起来,既为安康的蚕桑历史提供了见证,也说明了安康蚕桑文化的渊源。上世纪六十年代安康汉剧团以养蚕能手刘家贤为原型,新编现代汉剧《碧树银花》在安康巡回演出,风靡一时。既是对蚕农的鼓舞,也是蚕桑文化的表现。安康最著名的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姐在房中织绫罗”,要不是随着中国首部实名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在上海电影节上获奖,怕早被人们遗忘。 3、蚕桑著作没有被很好地挖掘利用 安康的蚕桑技术在唐朝时就已经有相当的水平了。这在唐玄宗主持编辑的《唐六典》和杜佑编辑的《通典》中都有金州贡绢的记载。乾隆三十六年,山东高密县人郝敬修出任安康汉阴县令,又带来了《养山蚕说》一书,抄录书本分发各乡,并分解成《教养山蚕说》推广普及,还按其说条理编绘成图,名曰《教养山蚕图说》刊印传播。清朝光绪十二年童兆蓉出任兴安知府,他留心收集古人养蚕方法,主持编成了《蚕桑简要章程》,将选种、育苗、栽桑、施肥、管理、虫害防治等11节,从辨桑种到治桑虫等植桑过程的操作技术做了全面阐述,并对饲蚕、缫丝也做了详尽的阐述。使安康的养蚕技术得到很大提高。目前还发现的蚕桑著作有:清朝政府颁发的高铨所辑录的《蚕桑辑要》,乾隆五年杨屾辑录的《豳风广义》。道光九年杨名飏据《豳风广义》、《蚕桑须知》、《蚕桑宝要》三书综合编写的《蚕桑简编》。光绪十五年张集贤撰文、郝子雅绘图的《蚕桑图说》,该图为直幅挂图,共六条,每条由四幅小图拼接而成,共24幅,文字通俗、绘图清楚,既是供人观赏的艺术品、又是据图学习植桑养蚕的教科书,深得人民喜爱。可这些著作典籍,既没有完好的保存下来,又没有加以利用。 与蚕桑生产相结合的民俗事象、诗画典籍文化弥足珍贵。如果现在再不加以挖掘保护,这些非物质的和物质的文化一旦消失,就再也无从恢复。温家宝总理曾经讲:“必须高度重视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在现代经济中,文化因素越来越重要,经济与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一个国家,当文化表现出比物质和货币资本更强大力量的时候,当经济、产业和产品体现出文化品格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才能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才能具有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创造财富的能力。”这对我们挖掘、保护与利用蚕桑民俗文化无不是有力的理论和政策依据。 三、挖掘、保护与利用蚕桑民俗文化的建议。 安康作为陕西乃至全国的蚕桑基地,正在不断强化蚕桑产业的发展,努力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这对蚕桑文化的挖掘和保护是极为有利的。一方面新的规划、新的建设,人们居住相对集中,对挖掘和保护蚕桑文化有利,另一方面,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国家对文化工作的重视,对挖掘和保护蚕桑文化提供了很多便利条件。所以,挖掘和保护并传承利用蚕桑民俗文化,既为经济发展增加一个新的亮点,又可为发展民俗文化作出贡献。 1、蚕桑丝织民俗文化是从蚕桑生产中衍生出来的 保护蚕桑丝织民俗文化,首先要从保护蚕桑产业开始。蚕桑丝织项目已经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项目,也是一个关系到世界人类文明传承的项目。蚕桑产业又一直是安康农村的主导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具有覆盖面大、生态环保和外向型等特点。保持蚕桑产业稳定发展,对于蚕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发展,特别是稳定全市传统工业具有积极作用。所以,鉴于蚕桑茧丝绸产业是典型的以出口外销为主的外向型产业,受世界经济的影响比较大,各级政府必须采取一些保护性措施,如对蚕农养蚕给予一定补贴,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等,安康目前正在通过对桑枝食用菌、桑枝高密板、桑叶食品、丝棉被、蚕沙枕、蚕桑护肤品、五彩丝茧、彩丝产品等新产品进行深层次研究与开发,比如安康学院新组建了“陕西省蚕桑重点实验室”,从1998年开始研发培植天然彩色茧,到2007年经有关专家鉴定,基本培植成功,从2009年开始,完成彩色茧丝的批量生产,为蚕桑产品增添了色彩,提高了商品价值,增加了经济效益。加快蚕桑产品如桑叶、桑椹、桑白皮等综合利用的研究和开发,进一步挖掘蚕桑资源在保健、药用、食品、造纸、饲料等领域的用途,使蚕桑产业链条从真正意义上得到了延伸,增强产业的抗风险能力。只有蚕桑产业的基础不动摇,蚕桑丝织民俗文化才会有生存的土壤。 2、政府要进行引导,用制度进行挖掘和保护 保护蚕桑丝织民俗文化,与保护汉调二黄、皮影戏、剪纸等“非遗”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别,因为蚕桑丝织生产完全跟环境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应整体性保护。首先要有保护意识,要充分认识挖掘和保护蚕桑丝织文化,既是保护一个文化种类,又对蚕桑产业的发展有着促进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要结合新农村建设规划,做好挖掘整理和保护的计划,进行分类实施,针对不同的类别制定保护的手段和方法措施。三是要有经费投入,鼓励仁人志士进行挖掘、搜集整理;比如,组织创作人员到蚕桑基地体验,搜集和创作有关蚕桑的小说、诗歌、戏剧、歌曲等文艺作品进行普及宣传。安康在振兴和保护已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汉调二黄时,就制定出“五进”措施,即汉调二黄进校园、进旅游景点、进机关、进社区、进文艺班社,有力推进了汉剧普及,这对保护蚕桑丝织文化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启示。 3、找出挖掘保护的有效载体 历来经济文化是两条腿,两腿平衡则两相促进。安康目前正在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特别是去年安康被评为全国十大宜居“小城市”以来,吸引了大批游客,所以,结合新农村建设,适时开发“蚕桑生产民俗文化旅游目的地”,依托这一载体应该是明智的选择。安康平利县的龙头村,民俗氛围十分浓厚,就吸引了大批游客。“旅游为载体、文化为灵魂”,把蚕桑用文化的方式“嫁接”到旅游经济发展中去,让“载体”有了“灵魂”,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就会实现蚕桑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双赢。面对安康许多传统蚕桑文化的缺失,创新将蚕桑文化融入旅游之中,即可提升区域旅游文化内涵,又可通过挖掘、开发旅游新产品使蚕桑文化得以传承和保护。应该说,蚕桑文化是处于中国蚕桑产区的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满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现实的游客会带着好奇的目光来看待,猎奇也是现代人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据上海一家媒体对来华的美国游客做的民意测验表明,他们来华旅游的主要目的:欣赏名胜古迹的,只占26%,而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状况、风土人情感兴趣的,则占到了56.7%,这说明,丰富的人文资源、民俗资源比自然景观对外国游客更有吸引力,国内也是如此。安康距西安仅260公里,西康高速通车以后,安康被誉为“西安后花园”,有这么大一个目标客源市场做依托,况且安康处于西安、重庆、武汉的三大“几何中心”,应该成为发展蚕桑文化旅游这一独特品牌的一个优势。 4、建立蚕桑民俗文化博物馆,通过科学手段,利用现代声像设备,把原生态的东西拍成照片,制成声像资料,做好文字记录,作为档案保存,对外开放。 有蚕桑技艺展区,民俗活动展区、古诗词展区、古传说展区、民歌展区及现代与蚕桑有关的报刊、书画作品展区等。通过展示,让群众了解,一是安康蚕桑发展历史,二是蚕桑民俗文化发展史,三是蚕桑技术进步史,四是蚕桑民俗文化的种类等等,既是对历史的记载,又是对后人进行教育的一个基地。这个常规的保护措施必须应该具备,而且与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是相适应的。 民俗是历史的一面镜子,它映照着人民群众对历史和生活的态度,是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世界经济的风云变幻和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兴桑养蚕越来越“区域化”,而且区域化正在变小,大多人对这一产业正在淡漠,但是,丝绸的华美却依然在人们眼前闪耀,蚕桑产品依然对人们是一个诱惑!千百年来的蚕桑民俗文化也在随之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一些陈旧落后的习俗正在销声匿迹,时代的新风尚新潮流正在不断发展推新,这已经是一个趋向。在新农村建设中赋予蚕桑文化的内涵,符合蚕区人民意愿,又是对蚕农的鼓舞,也是对非蚕区人民视野的一个开阔和文化的一个弥补,必将能收到一举多得之效。 (作者单位:汉滨区文化文物广播电视局) 漫话安康城的民风民俗(一) □ 周邦基 引  言 民风,即民间的风尚与风俗习惯。“风俗”一词,在我国古已有之,《诗序》有:“美教化,移民俗。”《礼记》有:“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乐论》有:“心气和怡,则风俗齐一。”在这里,可以看出,风俗乃是通过礼乐教化,达到人心融和,社会安定。这种教化作用,在对风俗的具体解释上,按照《汉书》所说:“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元代李果《风俗通义题解》的解释是:“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两者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强调自上而下的推广教化,使之象风一样遍布四面八方,人人传习成俗。 民俗,即民间的习俗。我国古代虽然没有民俗学这一名称,但“民俗”二字早就出现了的,《礼记·缁衣》载有:“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汉书·董仲舒传》记有“变民风,化民俗”,《管子·正世》亦有“料事务,察民俗”。 无论民风还是民俗,从字面上看,都突出了“民”字,它所指的是民间的风俗习惯,意在把与民对立的官方习俗区别开来。比如春节、元宵、端午等,民间与官方都是要过的,所不同的是由于经济条件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在内容和程序上官方与民间的不尽一致,因此,“风俗”虽没有象“民俗”那样有明确的对象范围,但所指范围更全面,因为它是全民的,包括民间与官方的所有风俗在内。只不过“风”是流动的,停下来了才能行成“风俗”,没停住的就是“一阵风”。比如过去把结婚称“红事”,最忌讳白的东西。改革开放我们拿来了西方的白婚纱,这就是当今所形成的“风俗”;再比如文革时期的绿军装、红袖章、忠字舞;改革开放伊始的墨镜、长发、喇叭裤等,就是一阵风。 还有句话叫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情。”字面意思很容易理解:相隔十里,两地的生活风气不同;相隔百里,习俗不同;相隔千里,人情世事不同。因此,本人漫话的民风与习俗,仅指旧时在城区范围以城市市民包括官宦、商人、文人及普通市民在内的风俗,离城稍远一点儿就不同了。有道是“离城一丈,大不一样”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好了,这些涉及到理论层面的话题,留给研究“民俗学”理论的人去研讨吧,我们还是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俗”。 婚 姻 篇 婚姻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古往今来,人们都把婚姻缔结看作人生的重大事件,给予高度重视,因而使婚姻礼俗成为民俗中最绚丽多彩的内容。 安康的婚姻礼俗以制度化了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主要特征,其婚姻礼俗有着明显的贫富差异。名门望族对婚姻缔结要求门当户对、彩礼重聘,特别对家庭的地位、财产等方面相当看重,并且十分讲究排场,追求豪华气派。只不过他们根据各自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的不同需要,或增加、或减少,推衍了城市市民的婚姻礼俗。比如当下,从八月中秋到十冬腊月,安康城中酒店的生意最为火爆。生意好是因为人们扎堆儿地举办婚宴。为啥要扎堆儿操办儿女的婚事?理由很简单:2013癸巳年没有“春”,“没春”的年份是“寡年”,不宜婚嫁。 “寡年”是指没有“立春”节气的年份,这个年份指的是农历。壬辰年分别在正月十三和腊月二十四立春,到了癸巳年就没有立春的机会。这样,2013年就是“无春年”,就是所谓的“寡年”。“寡年不宜嫁娶”是“历史遗留问题”,类似的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所谓“无春”,或称“盲春”,就是没有“立春”的意思。早先是说“鸡年无春,不宜嫁娶。”道理在哪儿,不得而知。流传的时间一长,也就变味儿了,如今管它啥子年,但凡“寡年不宜嫁娶”!你说他没有科学道理,大家完全可以一笑置之嘛。可大家明知道此“俗”没有科学道理,就是不理会那“科普知识”。当事者要“解心疑”,硬要抢在具有春的年份完成大婚,这便是“婚姻习俗”,不能概依封建迷信而论之。所以早在龙年的春暖花开时节,许多拍婚纱照,计划着结婚的年轻人便开始或在“县河”,或在“吉河”,或在“汉江公园”做出各种亲密的造型,摄影师不停地摁动快门,将甜蜜的时刻定格。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在民间,人们把男婚女嫁当作人生一大喜事,因此,礼俗十分讲究。特别是明清以来尤其如此。在那些年代,结婚时贴喜字对联,横批一般都要写个“六礼告成”,所谓六礼也就是从议婚到完婚的手续和过程,这个程序要追溯到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中所制定的婚姻成立的条件:一是采纳;二是问名;三是纳吉;四是纳征;五是请期;六是亲迎。六礼的婚姻程序很复杂,一般百姓没时间也没有财力承担,所以只有官员贵族才这样严格遵守,但民间风俗也以此为参考。在安康城,民间的“六礼告成”虽有异于“周公礼”,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到西周时期六礼的影响。 今天就以“六礼告成”说起。 一、问名,也叫相亲。即男方了解到某家有女已到婚期年龄,请“媒人”去“问”女方的姓名、出身年、月、日、时排行等情况,礼俗“问名”。如:某女出生年为乙巳年,出生月为戊寅月,出生日为庚寅日,时辰为丁未时,那么此女的生辰八字就是“乙巳、戊寅、庚寅、丁未”。它包含了一个人出生时的天体运行的基本状态,每柱两字,四柱共八字,所以称“八字”。因而“问名”也叫“问八字”,俗称为“取口八字”。 男方请人“问八字”,一般是请与女方沾亲带故的己亲厚友,多为姑娘的婶子、舅母、姑妈、姨妈,或者是能在女方家说得上话的街坊邻居中的女性。谓之请“红叶”,俗称“掏内火”。因为请的是女方家的己亲厚友去了解情况,套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堡垒容易从内部攻破”。 说到“红叶”,多数人认为应是“红爷”。这大概是看了《西厢记》,知道那里边有个小丫环叫“红娘”,是她来来回回给崔莺莺和张君瑞捎书带信,成就了两个有情人的婚姻。红娘是女性人物,而在安康城里,最终需要正式向女方提亲的“红叶”是最初“问八字”的那位女性的丈夫,所以换了男人去就成为“爷”了。婚姻是“红事”的范畴,带上“红”就成了“红爷”。这是误解,也是想当然。 “红叶”源于“红叶传情”,是唐宋传奇《流红记》中记载的一个爱情故事。讲的是一个宫女和一个书生,通过红叶表达心曲并最终成就传奇姻缘。故事说儒生于佑见御沟中漂一脱叶,拾起一看,上有题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他心想这一定是宫人作的,因思成病。于是在另一红叶上题了两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他将叶丢进御沟的上游,让它流入宫中。后于佑寄食于贵人韩泳门馆,韩泳待他很好,将宫中放出的宫女韩夫人许与于佑为妻。婚后韩夫人在于佑箱中发现题诗的红叶,大惊,说这是她题的诗。并说,她事后也在沟中拾得一题诗的红叶。拿出一看,正是于佑所题。二人认为这是红叶为媒,一时传为佳话。 后世人根据这个传说,认为“红叶”起了穿针引线的媒介作用,因而把男女婚姻的介绍人就叫作“红叶”。 “问八字”先让女性人物“打头阵”,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相人,看姑娘的体貌特征。 看相貌:即看五官是否端正,是否斜眼、对眼,说话露白等缺陷,给一针一线让其穿线,观察视力,鼻子大小、有无疳吃痕迹、有无兔唇龇牙。 看体态:即个子高低,是否驼背、有无耸肩、跛腿,身子是否端正。 听说话:即有意对话,观察其说话是否口齿清晰、流利,反应是否机敏,话语是否得体。 看毛辫:即头发是否浓密发黑、光亮,有否假发。 看有无顶替:有的家子女丑陋,怕对方嫌弃,就找个亲戚或邻家子女来顶替。 “问八字”的来了,女方家当然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但相亲乃至成婚是双方的,因此,女方往往都会找个借口说是要和她舅或她叔她伯商量再说。实际上是女方要派人进行了解,打听对方的职业、家庭状况、社会关系、道德品质,以及是否有“门户”。门户的原意是指正门、房屋的出入口,安康人把它引申为人体散发“狐臭”的出气口,也算是方言俚语吧。这是一件重要的过程,如果其中那一条不符合女方的条件,就会告之“问八字”的“红叶”:“女娃还小,目下还不打算说亲。”这就婉言谢绝了。如果女方认为符合条件,也就是说,女方也相上了对方,即回话再行商谈。 当女方传话过来表示同意时,这时的“红叶”就由“问八字”的女性,改换成其丈夫来担当,称为“正红叶”。此时变更“红叶”,说白了是对女性的歧视。因为实际生活中的“红叶”那是有别于戏剧舞台上的“媒婆”的。民间多称“媒婆”为“多嘴婆”,说媒往往喜欢四处张扬,搞得远亲近邻都知道了,最后要是没说成,会坏了女方的名声。何况戏台上的媒婆插科打趣的成分大,你看那媒婆的脸谱,嘴角上几大一颗黑魇子,先不那么光彩,不那么严肃。 新的“红叶”称“正红叶”。这是因为在后来的过程中,又增加了一位“坐现成席”的“红叶”,习惯上称为“副红叶”。有了“副”的自然就引申出了“正”的。但有一条必须切记就是“腊月不提亲”或者叫“不说媒”。为什么?唯一能够自圆其说的理由是,每到腊月,各路神仙都进入年终总结阶段了,都要上天给玉皇大帝回报工作,倘若这时提亲说媒,“月下老”就不会再照着你了,没有“月下老”的“红线”栓着,那婚姻就不牢靠。其实,腊月不提亲是由“正月不娶,腊月不嫁”这句谚语演化过来的。 何为“正月不娶,腊月不嫁”?古人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但他们会用长久积累的经验来提醒后人不要这样做。现代医学揭示:冬春交替时节确是一个不适合受孕的季节。 冬天的空气质量比其他季节会差一些,因为气压的原因,冬天的空气不易流动,漂浮的灰尘、颗粒物都增多了。冬天通风机会少,房间空气质量差,氧气不足,会影响胎儿的发育。另外冬天寒冷,很多人通过各种方式取暖,空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也比其他季节要多。二氧化硫的浓度也高于其他季节,而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可以使人体细胞内的遗传基因、染色体发生异常,导致胎儿畸形。 冬春季怀孕,胎儿脑部神经发育最关键的时期处在了春季,而你应该知道春季气候多变,空气中湿度大,温度逐渐升高,各类病毒和细菌会在这个时期疯狂繁殖、生长。常见的流行性感冒、流行性腮腺炎病毒、水痘病毒等都是春季进入活跃期,这都会影响胎宝宝的发育。虽然一般说来普通感冒极少引起胎儿畸形,但流感及流感病毒还是会有一定的致畸作用。 冬天绿叶蔬菜种类不够丰富,会让准妈妈的叶酸、维生素摄入相对不足。叶酸是防止胎宝宝畸形的重要元素,孕早期就不应该停止补充。 “正月不娶,腊月不嫁。”实际上就是古人为抑制新婚夫妻在冬春季受孕的一句谚语。 男方更换“红叶”后,要选一个黄道吉日,送上相对于贵重礼物而言的四样糖果点心之类普通食品,俗称“水礼”,也叫“四水人情”给“红叶”,这叫“发脚礼”,就是有劳“动步”的意思,请来家中酒肉款待。饭毕,再由男方备上酒、肉、点心和茶叶等四样重礼,请“红叶”送与女方家。这时,女方家也备有席口招待,饭后由女方父母将姑娘的生辰八字写在长五寸、宽二寸的长红纸上,这张红纸称“庚帖”,上开“神命×相×年×月×日×时生”,请“红叶”带往男方家。这叫求姑娘的“八字”,俗亦称“取红八字”。 男家根据女方庚帖,请阴阳先生推算两人大相是否相合,如大相相生,说明两人可以成婚,若大相相克,说明两人不可以成婚,如,男方属鸡,女方属狗,“鸡牵狗咬”就属大相不合。再比如男方属虎,女方属龙的大相也不合,“龙虎相斗”嘛!再如女方是水命,男方是火命,按五行相生相克推算,水能克火,双方也就不能结婚。如果女方属水命,男方属木命,按五行推算水生木,即可成婚。一旦确定可以合婚,男方将取来的“八字”先压在堂屋“神龛”的香炉下,放三天作为对该女子的考验。三天后家中人没有生病、失物、口角、打碎家什等等不吉祥的事情发生,一般都能合得来,因为问过八字以后,合了才会请正红叶的。八字合了,男方即请红叶商量,与女方研究定期举行第二礼。 上述程序是由男女双方的父母和“红叶”进行的,当时的男女双方并不知情,所以就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礼俗。《礼记·坊记》说:“男女无媒不交”,说明无媒不成婚。“男女婚姻,必有行媒”就这样沿续下来了。当然,如今是自由恋爱。 二、纳采,也叫下定亲娉礼,即男方向女方送彩礼求婚。 八字合上后,由男方请“红叶”与女家具体协商,在双方都认为方便的情况下,选一两方都认可的黄道吉日,两家各备酒席。“红叶”先在男方家吃一顿,然后带上男方备下的八个食盒给女家送礼。这八个食盒内所装的礼品,依家庭经济状况来决定。有钱的家办得就丰富些,家庭困难的就简略。大致是:一盒金银首饰,包括耳环、戒指、簪子、镯子、牙签等;一抬山珍海味;两盒点心;四盒衣料。在这八抬食盒中,还必须有四抬上面挂东西的,即一个挂猪腿;一个挂羊腿;一个挂鸡,一个挂鸭。尤其是鸭子必须要有,说法是鸭子与大雁形状相仿佛取“雁不乱配双,从一而终”之意。金银首饰都用红线系在红纸上,并要有专人看管护送。抬食盒的走在前面,后边有两顶轿子分别坐着“红叶”和“陪红”。陪红是新添的,也叫“副红叶”,一般是社会上有声望的正派人物,也是双方都相识并信得过的,主要起证婚人的作用。虽是配角,但必不可少。 到了女家,落座,献坐茶,吃糖果,再吃“道堂点心”,即酒席以前的“打尖”。此时“红叶”拿出“龙凤筒”,上面已将男孩的八字写好,为“乾造年,月,日,时。”再由女方家长将另一面也填写好,为“坤造年,月,日,时。”放在专门备好的书箧内,这才正式开席款待正、副红叶。酒席专门请有陪客,也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人,这才能陪衬得上。席间说的都是一些恭喜的话。饭毕,正副红叶又坐轿回男方家。女方送客时,回送四个食盒,装着姑娘送给女婿的衣帽鞋袜等针线活,以及茶点之类。 回到男方家,男方亲朋满座,开席畅饮。“红叶”坐上首席,再吃一顿。这半天功夫要吃三顿酒席,任你有多大的食量,你也吃不消。因而便流传下“红叶好当,三顿难消”的口头禅,再演变就成了“好吃难消化”以及“是媒不是媒,嘴上抹三回”的常用语。这第二礼,演变为今天的“订婚”。 三、走回头,即婚前的一次联谊性的礼节。 从“取红八字”过后到结婚前,一般相隔有二到三年的时间。在此期间,男方要筹备结婚所需的物资及费用;女方也要给姑娘准备木器家具以作为陪嫁。但二到三年又是一个较长的时间段,为了避免这门新亲因长时间不来往,冷淡了两家的关系,所以要举行一次联谊性的聚会,以联络双方的感情。 这次聚会也是由“红叶”从中联系,选定日期后由男女双方各备酒席。男方再抬八个食盒,内装礼品与“取红八字”大致相同,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则会重新置办礼品;经济上有困难的,可将上次送给女方的金银首饰借回来重新送过去,此举只是“装”一下“门面”,其他礼品则重送新的。女方回转的四个食盒,仍以给女婿的衣帽鞋袜为主,其他则要按女婿的职业来定,比方说女婿是读书的,就配备文房四宝。同时还有姑娘亲手给公爹公婆做的刺绣品,俗称“亮针线”,意在显示姑娘的针线活。“红叶”及“陪红”照例吃三餐,每桌酒席都有置办席口一方的亲朋陪坐。这是第三礼。 四、通信,具体地说就是双方商定结婚日期。这件看似简单的事情,当“红叶”的要有“人腿跑成狗腿”的思想准备才会得以完成。 一般来说男方希望早点接人,表面上看期盼是添人进口,其实是想多一个劳动力。女方家大都会以陪嫁还没做好为由,要一拖再拖。女方的“拖”是“熬俏”,当地的方言叫“溜车”。无非想表明:我家的女娃又不是嫁不出去,急啥,悠着点。这样一来,就得烦劳“红叶”反反复复地“磨破嘴,跑断腿”,直到女方有了“口风”,男方再备四个礼盒,送一些茶点、海菜之类由“红叶”及“陪红”押送过去。女方设酒宴款待后,女孩父母把发亲的日子用红纸写好,交“红叶”带给男方父母。 虽然这次仪式比较简单,但却是最费周折,最费时间,最费口舌的一次磋商。何至于如此?果真是女方在“扭扯”吗?非也!“熬俏”的表象,是发展演变来的“民俗”。其源头是以前结婚要选个黄道吉日,叫做“看日子”,一般由男方找当地的风水先生,根据男女双方的属相、生辰八字,测算出最好的结婚吉日。看好日子后,男方就要委托“红叶”拿些礼品到女方家里“送日子”。如果女方家里接了这个日子,那大喜的日子就定了。如果女方家里把日子退回来了,那说明这个日子有问题,需要重新点。 那究竟会有什么问题呢?不是日子不吉利,更不是女家在“熬俏”,主要是这个日子恰好与女孩子的经期重合了,而经期是不能过性生活的。这时候,男方家长就要带着礼品再次请风水先生点日子。风水先生这次点的日子,肯定要比上次的推后或提前半个月。因为经期这些极度敏感的问题,人们是不能直白地去问的,去说,于是就用“看日子”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媒人再把新的喜日子送去,娘家人就会接下来。但是,我们都知道,月经期推后或提前半个月左右,恰好是女性的排卵期,以前又不采取避孕措施,所以新婚蜜月怀孕的事情屡见不鲜。 现代医学证明,新婚时夫妻双方由于劳累、饮酒等因素,并不适宜要孩子,所以当时的风水先生虽然会选日子,却不懂生殖健康知识。 婚期确定后,男方家要向女方家“下帖”,帖中根据女方的生辰八字,约定了女子在出门的当天所有活动的时间要求,如:男方迎娶几时进女家门,女子几时出门上轿等。贴由红纸写就放入提盒,再由“红叶”送去。提盒为上下两层,上层放写好的婚帖,下层放香、表、蜡和三通请帖。一通请女家,一通请户族、一通请女子的舅家。帖子的内容多为程式化的,一般写:“夫秦晋联姻,朱程缔好,世笃婚姻,永结伉俪,时有良辰吉日,欲迎令媛下配寒门。吾儿稚气已除,年当法定之际;令媛亦知书达礼,德容兼备。今特定×年×月×日为令媛于归之佳期,恳乞亲家阁下赏准”。女方收到婚单和请帖后,就可以置办一些结婚房中的小件物品,如大小匣子、脸盆、毛巾、木梳、篦子、胭脂、口红、香粉、头花、卡子、帕子、头绳、灯盏、镜子、茶壶、茶杯等。同时还要下一纸无字迹内容的“喜帖”,连同男家发来的送给女方己亲的帖子一并告知亲朋,让他们如期来家送亲,并派索一些物件,称“派添箱”。“派添箱”的含义就是亲戚们再给结婚的箱子里添置些需用的东西,用于出嫁前夕的另一礼仪,这是后话。 五、纳征。“征”是简化字,本为“徵”,是“成”的意思,在城里俗称“行合”,也叫送“财礼”,后又改成送“彩礼”,是六礼中以男方付给女方身价为主要特征的活动。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城乡社会的风俗时尚,而且也成为他们竞相攀比、效仿的模式。尽管如此,大家还是乐意把“财礼”改称“彩礼”。这种现象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传统文化对“财”和“利”的轻视与蔑视。“纳征”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但在“想金银,混账人”的传统思想支配下,谁也不愿,也不能“重财轻义”,只好犹抱琵琶半遮面,羞答答地索要“彩礼”而不是“财礼”。这些,虽都是一种挖空心思的无奈的“创造”,但它却是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现象。 所送彩礼数额不等,有多有少。一般依据家庭的经济状况、女孩子的长相、男或女的本事、职业等。也有的女方借机勒索男方的钱财。送礼前,由“红叶”在男女双方家中周旋调处,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程度为止,送的日期是在婚礼的前一日。 男家“行合”要抬四张方桌,其中前面的那张是“大盒”,是木制的架子,连同桌子高约八尺,上面雕刻着牌楼,四角挂有叮当作响的铃铛,周围插着用糕点制成的,每个重半斤的“和气娃娃”二十四或三十六个,下面用竹子夹着四个一斤的“龙凤喜饼”约二十四斤。从上到下用彩纸装点得五彩缤纷。后边三张依次摆放的是堆成宝塔状的衣物,都是为姑娘置办的用棉布、丝绸等衣料做成的单的、棉的、夹的四季衣裳和金银首饰。 衣服一般上等经济条件的是十二身;中等条件的是八身;条件差点的是四身,表示四时八节十二月仪。包括单、夹、皮、棉、纱,绸、缎、绫、罗、呢、绒、布等样样尽有。内衣以同质同色的为一套。外衣以大袄、裙子、氅衣为一套。 四张方桌后又有八个食盒,依次装着喜饼、猪肋条、羊侉子;活鸡、活鸭;鲜鱼、海参;黄花、木耳以及给姑娘的胭脂、口红、香胰子等化妆品。最后边是轿子抬着“红叶”和“陪红”,在男家相关押送财礼人的拥簇下,在鼓乐班子的引领下,吹吹打打,招摇过市,以显示富。 送礼这天,女方家邀请自家至亲厚友,置办酒席接待男方家送礼来客。男家所送的一应礼物先摆在院子当中,让家人、亲戚和邻居妇女们观赏评论,也让人知道,该家的女子明天就要出嫁了。然后端上酒菜款待男方来人。此时,男方将礼单放到一条盘中,由“红叶”一一点清数目,并交给女方,女子的父母由财礼中取出小部分喜果交给“红叶”带回男家,表示礼无全收之意。 六、迎陪嫁。迎陪嫁是男方在送彩礼的同时,迎回女家的嫁妆。 当收过彩礼,款待过宾客后,女方家即把所有陪嫁摆放在厅堂和天井院子展览。供亲朋好友参观欣赏。 陪嫁是靠人力用抬杠来运送的,所以嫁妆的数量是以“抬”来计算,讲究以双数为吉,少则四抬,多则数十抬。一般大件以木器家具为主,主要有大衣柜一个,银柜子两个,方桌一张,汉纹椅两把,梳妆台一个,书桌一个,箱架子两个,皮箱、木箱各两口。箱子内装满四季衣服,箱子内四角置放铜钱,最底层置放有瓷杯瓷碟,其面画多为“黄色图片”,也叫“嫁妆画”,是“压箱底儿”的必需品。这是“形象化教具”,是“暗示引导”出嫁女新婚须行“夫妻之道”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有用一两重的银锞子压箱底儿,叫“子孙锭”,以此祝愿世代生活富足。此外还有脸盆架子,火盆架子,洗脚盆,尿桶及涮尿桶的刷子等木器家具。 较富裕人家的嫁妆还有一套瓷器,为一个插着鸡毛掸子的大瓶、一对小花瓶、一对帽筒、一把茶壶、两盏盖碗、两个茶缸、两个胭脂粉盒子,一对漱口盂、一对点心缸、一个瓜果盘子以及其他如挂镜、穿衣镜、梳头匣等物器具共一套,称“一堂”;木器家具能上锁的一律上锁,唯独四口箱子要打开放在那里,以便己亲厚友、街坊邻里送“添箱”。一般是银元、铜板、点心、精致的小用具和一些有色情图画的陶瓷器皿等。大体上都是姑娘的母亲事前安排好的,如姑家送啥,舅家送啥,姨家送啥,都是有谱的。其他亲友各自随便。每抬家具上都挂有姑娘亲手制作的各种刺绣。 陪嫁除一应齐全的床上用品外,还有新娘为婆婆、小姑、妯娌等做的一些精致荷包和手帕等手工绣品,图案多为金鱼、莲花、八宝、如意等。一方面以此显示自己女红的精巧,一方面用以加强与婆家之间的和睦关系。 女方父母给姑娘大量的陪嫁,是因为旧时女子没有家产继承权,但有句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因而父母都会本着“男一半,女一角”的民间继承规则,作为补偿,便毫不吝啬地给姑娘丰富的陪嫁,用以弥补经济损失,才觉得对得起女儿。所以出嫁时尽力置办嫁妆,作为其财产,并尽量置备齐全,应有尽有。 男方在送彩礼与迎陪嫁的同时,新郎则要到自家祖坟烧化纸钱,在家安放祖宗牌位请祖宗回家同喜同贺。 这一天也是女方嫁女待客之日,双方还要交涉第二天男方来迎娶的人数、来家时间及所走的路线。女方送亲的人数,其中男几席、女几席,上亲主要都是一些什么人,以便男方安排酒席及陪客。 待男方人抬走陪嫁后,女方开始大摆嫁女的酒宴,招待送礼的宾客。待客后,女方通知第二天送女的客人,一般是女儿的舅、姑、姐、家人等,如果人数较少,女方还邀请街坊邻居或朋友参加。同时也把第二天陪送的送女客、戴钥匙、压轿的男童物色确定好,这些人都要与女方属相相喜相合才行。 (作者单位:安康市房产管理局) 安康方言概述(十七) □ 周 政 九、安康方言的词汇特点 (二)古白话词语的遗存 在安康方言里,有一类词语比较引人注意,它们结构固定,意义完整,表述形象。比如:景致、当下、寻死觅活、合苦、生分、放生、行短、停当、将才、点卯、过继、快当、街坊、外父、使唤、指望、香火、路数、仰八叉、不妨事、打个照面、自眉赤眼、爱口识羞、便宜、谝嘴、明打明、放泼、倒灶、抬杠、改日、了当、解手、嚎丧、怪道、消停、扯谎等。这类词语因其使用频率极高,从而成为安康方言中的基本词汇。 关于这类词语的来源,罗常培先生曾说:“金元戏曲中之方言俗语,今日流行于民间者尚多,唯理董无人,索解非易。”(《金元戏曲方言考·序》商务印书馆,1948)罗常培的这句话,大多将其理解为现在有较多的方言词语是来自于金元戏曲,是金元戏曲词语对民间语言的一种渗透与影响。我们不否认文学作品语言对地域方言所具有的影响作用,但我们认为这种理解有悖于语言自身发展之规律。首先,文学作品语言总是以社会语言为基础以社会语言为源泉的,因为民间艺术作品中的古白话,它本身也是来自于民间口语的,是作者对一个时段的社会语言的一种记录和反映。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凡现代方言和元明清白话一致的词语也就并非一定都是受元明清戏曲语言的影响而流行于民间的。第二,这些词使用频率极高,几乎全为人们生活中的常用词,既然这样,那么作为民间口语,他除被作者运用于古白话作品之外,它和古汉语的基本词汇一样,本身也最有可能在人们的口语中一直得到延续。第三,以这些词现在的使用情况来看,如果说它只是来源于金元戏曲的话,那么它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范围在城镇应该是最高和最广泛的,但实际上农村的使用同样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所以,凭借这些因素,我们认为,这些存留于现代方言中的白话词,大都应该是金元时期民间口语的对后世的延续和遗存,并非全为金元戏曲语词对民间语言的流行与渗透。不过,这些白话词,到底哪些是源于古白话对方言的影响,哪些是属于古白话在现代方言中的直接保留,均已无从可考,所以,为了说明这些词语的历史渊源,也只能将金元以来的白话作品作为参照来说明这些古白话词至少在金元时期就已经在民间广为存在了。 下面就存留于安康方言的古白话词作部分选释。(读音如有差异,“/”号前为境内中原官话读音,后为境内江淮官话读音。境内西南官话因受江淮官话的影响,除声调外多数区域声韵读音均与江淮官话相同。后面举例时一律用“~”代替该词语) 淡话[tan22xua0]。名词,闲话、无聊的话。《拍案惊奇》二十五回:“兄弟,你也是个中人,怎学别人说~。”安康方言如:“一天正事没得,成天~包子。” 合该[xuo52k?31/xo52kai31]。副词,表应该。《红楼梦》十一回:“~你这病要好了,所以前日遇著这个好大夫,再也不怕了。”安康话一是将这一词义演变为“该缘”,如:“那么大一个东西,别人为啥都看不见,却叫他一眼就看见了,该缘是他的。”一是增加了贬义色彩,常表示别人倒霉或受惩罚而幸灾乐祸,如:“~他倒霉,哪个叫他平时恶事做多了。” 把式[?pa???]。名词,精于某种技术、手艺的人。《玉壶春》(元)二[梁州第七]:“若是我老~,展旗幡,立马停骖,着那俊才郎,倒戈甲,抱头缩颈,俏勤儿卸袍盔,纳款投降。”把式,古白话亦写作“把势”。安康方言如“车~”“秧把式”“墙把式”“老把式”。 般配[?panphei?/?panphei?]。动词,表匹配。《红楼梦》第十九回:“宝玉……见众人不在房中,乃笑问袭人道:‘今儿那个穿红的是你什么人?’袭人道:‘那是我两姨妹子。’宝玉听了,赞叹了两声。袭人道:‘那也~不上。’”安康方言一般指结亲的男女双方相称。如:“这两个娃,真叫做是郎才女貌,~得很。” 伴嘴[pan???uei/pan???ei]。动词,发生口角,争吵。《红楼梦》第二十九回:“紫鹃道:‘虽然生气,姑娘到底也该保重着些。才吃了药好些,这会子因和宝二爷~,又吐出来。’”今大都写作“拌嘴”。安康方言如:“那两口,经常~,从来都没有和顺过。” 不好[?pu?xau]。动词,感觉不舒服,生病了。《张天师》(元)二:“太医云:‘你那病人~几天了?’张千云:‘~七日了。’”安康至今还保留着《张天师》中的这种用法。如:“这两天有些~,怕是着凉了。” 包弹[?pau?than0]。动词,挑刺,指责,抱怨。《董西厢》:“德行文章没~,绰有赋名诗价。”安康方言如:“这件事你最好别管,弄得不好,还落~。” 屄嘴[?phi??uei/?phi??ei]。名词,嘴巴(詈词)。《红楼梦》第四十六回:“鸳鸯听说,立起身来,照他嫂子脸上死劲啐了一口,指着他骂道:‘你快夹了~,离了这里,好多着呢!’”安康方言如:“你那个~,能有什么好话?” 一向[?i?ia??]。副词,指比较长的时间。《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六回:“(西门庆)说道:‘孩儿你~杭州来家,辛苦要不得。’”安康方言如:“好~没有看到你,你跑到那儿去了?” 挺尸[?thin???]。动词,睡觉(詈词)。《红楼梦》第四十四回:“下流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已的~去,倒打起老婆来了。”安康方言如:“快起来,人家都忙得来不得,你却跑来~。” 爬灰[?pha?xuei]。动词,公公与儿媳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红楼梦》:“焦大越发连贾珍都说出来,乱嚷乱叫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生来,~的~,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安康方言多在后边加附加成分“佬”成为名词:“那老东西乘儿子不在家就~,没有想到他还是一个~佬。” 填还[?thian?xuan]。动词,暗中报答孝敬。《汉宫秋》(元)一[油葫芦]:“休怪我不曾来往乍行踏,我特来~你这泪温湿蛟蛸拍,温和你露冷透凌波袜。”安康方言如:“这条猪还真~人,一个月就长了二十斤。” 日鬼[????kuei]。动词,捣鬼;使坏。《红楼梦》第十六回:“凤姐听了笑道:‘我说呢?姨妈知道你二爷来了,忽喇巴的反打发个房里人来了?原来这蹄子~。’”安康方言如:“我是个本分人,~的事情我干不了。” 谈羡[?than·?ian]。动词,背后议论、指责他人的不是。《元曲选》《飞刀对箭》二:“那个将军不喝彩,那个把我不~。”(这里的~为褒意,~在安康已经演变为贬义词,并且“羡”已改为“嫌”。)安康方言如:“自己不干事,一天就知道个~人。” 平素[?phinsou?]。时间副词,平时。《红楼梦》第五十回:“那边宝钗黛玉~看惯了,不以为异,宝琴等及李婶深为罕事。”安康方言如:“他们两个~一直都还好,谁都想不到他们还会反目成仇。” 下饭[?iahfan?]。动词,指菜好能让人多吃饭。《桃园结义》第一折:“屠户曰:‘他说有人来买肉,搬的动这石头,取出刀子来。不问他要多少~,着他将的去。’”安康话除上述意思以外,还多用来借喻容易办成的事情或容易对付的人。如:“凭你那点力气,让我来摔你,哼!~菜一碟。”安康方言如:“这个菜好,肯~。” 抱[pau?]。动词,过继。元关汉卿《王候宴》楔子:“你则是~养我这个小的,我与些钱钞,埋殡你那丈夫,可不好。”安康方言如:“我们也生不成了,不如~一个娃子,将来好有个依靠。” 班辈[?panpei?]。名词,行辈。元佚名《举案齐眉》第三折:“咱与你甚~?自来不相会,走将来嗑牙料嘴。”“甚~”,意在说没有~关系。安康方言如:“开玩笑也要注意~,不能乱来。” 本等[?p?n?ten]。名词,本分;分内应做或应有的事。元岳伯川《铁拐李》第二折:“你若长大,休做吏典,只务农是~。”安康方言如:“干好你的事是你的~,还有啥条件可讲?” 不是得[?pu????t?]。动词,不是;不对。《跻春台》卷一《过人疯》:“噫,莫不是王老表么?”“~王老表他的大驾。”又卷二《捉南风》:“~,说你滚了筋斗。”安康方言如:“那过来的是不是老王?”“~,是张老头儿。” 才将[??ai??ia?]。时间副词,刚才。《红楼梦》第六十四回:“~做了五首,一时困倦起来,撂在那里。”安康方言如:“你~说的,大家都听到的。” 场伙[?t?ha?·xo]。名词,本指场所。《跻春台》卷四《香莲配》:“就打主意,也要把~圆起,才能翻梢。”这里指赌场。安康话还指混乱和激烈的场景,如:“你没有看看那是啥~,手脚慢一点就要吃亏。” 称头[t?h?n??thou]。动词,指担子两头重量相当。《西游记》第八十六回:“哥哥好干这握头事!再寻一个儿~挑着不好?”安康方言如:“你这挑子的那一头应该再加一点,不然不~。” 打平火[?ta?phin·xo]。动词,原义为共同帮扶。《二刻拍案惊奇》第二十二回:“众人又说不好独难为他一个,我们大家凑些,打个平火。”安康话已引申为共同分享:“你给我买的那些吃喝儿,我让大家~了。” 打杵[?ta·t?h?]。动词,用杵杖支撑。《儿女英雄传》第二十七回:“这里才叫轿夫上轿杆,打杵稳轿。只听前后招呼一声‘请’,前面十三棒锣开导,彩灯双照,箫鼓齐鸣,姑娘到底被人家抬了去了。”安康方言除用如动词外,还引申用如名词,指用以支撑背、挑、抬的重物在原地休息的带帽杵杖,安康分高~和矮~两种,中高山因用背笼背运东西,所以配用矮~;川道因多用扁担搬运东西,则用高~。 打捶[?ta?t?h?ei]。动词,打架。《陕西通志·风俗》:“~者,撕打也。”安康话如:“那两口子不像话,经常~。”也写作“打锤”。 打冒诈[?tamau?t?a?]。动词,假冒,欺骗。《跻春台》卷四《双血衣》:“还须要先把主意想,~顶名到他庄。”安康话如:“别信他的,他是~的。” 打烂仗[?ttalan?t?a??]。动词,比喻生活紧迫,东借西凑。《跻春台》卷三《巧报应》:“其父查知,将他责打,他便将父母寿衣盗出,又偷两锭银子,逃到夔府混闹,把银用尽,即~,有相识者荐他在泉源堂帮工。”安康话如:“一天东借西凑,这~的日子,何年是个头?” 带欛子[tai?pa·??]。动宾短语,说话带粗言秽语。《跻春台》卷四《螺旋诗》:“这仇氏人材体面,行动轻狂,兼之不识尊卑,不分内外,挺起肚子,劣起性子,走路甩袖子,说话带~,开腔充老子,见人肘架子。”安康话如:“语言要看对谁,不要对谁都出口~。” 断纤[tan??hian?]。动词,间断。《跻春台》卷三《假先生》:“爱骂人回回挨屎罐,裸连话说得不~。”安康话如:“千里不~。”多误读为“千里不断线” 发气[?fa?hi?]。动词,发脾气。《品花宝鉴》(清)第六回:“子玉等往下看时,却是王文辉在那里~。”安康话如:“又没谁惹你,你~做啥?” 翻是非[?fan????fei]。动词,搬弄是非。《跻春台》卷一《义虎祠》:“且本乡有个刁陈氏……心毒口甜,爱~,到人家混嘴。”安康话如:“那人长得光光堂堂,却是个爱~的人。” 疙蔸[?ke?tou]。名词,树、竹等的底根。安康话叫疙大蔸。源自古语“柮”。《玉篇·木部》:“柮,柮,木头。”“木头”即谓树之头。《说文·木部》:“柮,梼柮。”段玉裁注:“今人谓木头为柮,于古义未远也。”李鉴堂《俗语考原》:“柮树根坚而耐久,烧之可以御寒,故俗用之以代炭。古诗‘争似满炉煨柮。’”今乡下砍树干,掘树之椿根,大多用来烤火。冬天客人来了,尤其如此,这一习俗,当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后“柮”亦作“疙蔸”“格蔸”。《跻春台》卷一《哑女配》:“朱泰走至南山打柴,见半山岩上有个格篼,可值二百多文。” 刮毒[?kua?tou]。形容词,狠毒,也作“姡毒”。《西游记》第八十五回:“大王吃了他不打紧,猎八戒也做得人情,沙和尚也做得人情,但恐孙行者那主子~。”清唐训方《里语征实》卷中:“心狠曰~。”安康方言如:“你偷人家的红苕,却把藤子往别人家门口放,做事也太~了。” 帽儿头[maur??thou]。名词,《蜀方言》卷上:“饭店卖饭以两碗并一碗曰~。”现安康话指饭盛得高出碗口为~。如:“给我整了一碗~。” 没得[?mo?t?]。动词,表没有。唐李群玉《酬魏三十七》诗:“一吟丽句风流极,~弘文李校书。”《红楼梦》第七十二回:“旺儿有个小子,今年十七岁了,还~女人,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安康话如:“想上学,家里又~钱。” 那们[?la·m?n]。疑问代词,表怎么。《跻春台》卷一《过人疯》:“姣女娃子~哻起大嫂子来了,这才关格。”该疑问代词在安康江淮官话区域使用频率极高,如:“你~搞得?整了这一身泥。” 矮矬矬[??ai?uo?·uo/??ai?o?·?o]。形容词,形容身材很矮。《解学士诗》:“解学士生得矮矮,游街时是人都叫解矮子。缙闻之,作诗一首:‘世人笑我~,我笑世人着衣多。倒吊起来无点墨,身长十丈待如何?’”安康话如:“高高大大的女人却找了那么一个~子男人。” 开年[?khai??ian]。动词,一到明年。《拍案惊奇》二十九回:”到了~,越州太守请幼谦的父亲忠父去做记室,忠父就带了幼谦去。”安康话如:“等~了我来盖房子。” 款款[?khuan?khuar]。形容词兼副词,慢慢地。《水浒》第二回:“史进轻舒猿臂,款扭狼腰,只一挟,把陈达轻轻摘离了嵌花鞍,~揪住了线搭膊,只一丢,丢落地,那匹马拨风也似去了。”安康话如:“这是琉璃货,放的时候要~地。”除此,安康话还有原封不动的意思,如:“那是人家的东西,你~地送回去。” 卖嘴[m????uei/mai???ei]。动词,本义为夸口。《西游记》第八十四回:“八戒在旁边~道:‘妈妈儿莫说黑话,我们都是会飞的。’”安康方言在此基础上引申含有对人夸口而不办实事的行为。如:“你听他说的跟真的一样,纯粹是~的。不信你等着看,真的找他办的时候,他肯定会以各种借口推脱。” 标致[?piaut???]。形容词,美貌,漂亮。元杂剧《东坡梦》二折:“那苏子瞻一谜里歪缠,更加看白牡丹有千般~。”《水浒》六十二回:“蔡福看时,但见一个人生得十分~,且是打扮整齐。”安康方言如:“那个娃子长得好~。”还可重叠为四字格“标标致致”,如:“~的一个小伙儿有哪一点配不上你?” 活泛[?xuo?fan/?xo?fan]。形容词,灵活。《水浒》七回:“智深正使得~,只见墙外一个官人看见,喝彩道:‘端的使得好。’”在安康方言里,在此基础上多表示人或事物具有灵活状态。如:“这板凳腿也太~了,叫人咋坐?”也表示人或事物由僵硬、紧涩逐渐变得灵活。如:“冻僵的身子经一阵火烤之后逐渐变得~了。” 没来头[?muo?l·thou/?mo?lai·thou]。形容词词性短语,没羞耻,不像话。《醒世恒言》第三回:“可怪我的叔叔~做主,把我嫁给这个老穷酸,耽误我终身大事。”安康方言如:“那个人也太~了,不是他的东西他也能拿?” 没眼色[?muo??ian·se/?mo??an·se]。动词词性短语,指所说的话或所做的事不去观察与他人的关系而伤害了他人。《红楼梦》第五十五回:“平儿先道:‘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看姑娘洗脸,你不出去伺候着,先说话来。二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来着。’”安康方言如:“你真~,人家都气成那个样子,你还说个不停。” 抬杠[?thaika??]。动词,有意争辩。《官场现形记》第二十八回:“他俩天天为着这事~子,有天几乎打起架来。”安康方言如:“他两个是钉子碰到钻子,一见面就~,哪一次不都是弄得脸红脖子粗。” 搭腔[?ta??ia?]。动词,主动与人说话。《官场现形记》第十三回:“可恨这丫头自从耳房里出来,非但不同我~,眼皮子也不朝我望一望。”安康方言如:“我正准备往回走,只见旁边一个儿娃子主动跟我~,说:‘这位大哥,你要等的人是不是我姐?’” 头里[?thou·li]。方位名词,先前;前面。《红楼梦》第六十七回:“凤姐儿听到这里,点了点头儿,回头便望丫头们说道:‘你们都听见了?小王八崽子,~他还说他不知道呢!’”该词语主要存留于安康汉滨话,表先前如:“他~说的话,今天他可不承认了。”表前面如:“你~走,我马上就来。” 年时[??ian???]。时间名词,去年。《梧叶儿·正月》:“~节,元夜时。云鬓插,小桃枝。今年早不见你,泪珠儿滴满了春衫袖儿。”安康方言如:“这块地,~光包谷就收了两担,今年不行了。天太干了。” 拉皮条[?la?phi?thiau]。动宾短语,为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牵线。《荡寇志》第九十五回:“一心要干旧日的买卖,怎奈人地生疏,没出寻个~的马泊六。”安康方言如:“那个骚婆娘,一辈子不干正事,就只会给别人~。” 了得[?liau?te]。形容词,了不得。《水浒》第三回:“外面都头人等,惧怕史进~,不敢奔入庄里来捉人。”安康方言如:“那一家人~,儿子女子,当的当书记,当的当大老板,有钱又有势。” 怪道[kuai?tau?]。副词,怪不得。《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凤姐)见贾芸来,便命人唤住,隔窗子笑道:‘芸儿,你竟有胆子在我的眼前弄鬼。~你送东西给我,原来你有事求我。’”安康方言如:“” 消停[??iau?thi?/??iau?thin]。①动词,表歇息。《水浒》第五十七回:“~数日之间,拨定了水陆军马,那时征进未迟。”②形容词,叠音式“消消停停”,表慢慢。《红楼梦》第三十四回:“宝钗忙劝道:‘妈和哥哥且别叫喊,~的,就有个青红皂白了。’”这个词的两用法在安康方言里都有,如:“忙了大半天,这会儿该叫我~一下了。”“事情也做得差不多了,该我们消消停停地玩一阵子了。” 扯谎[?t?h??xua?/?t?he?xua?]。动词,撒谎。《红楼梦》第十二回:“开门人见他这般光景,问是怎的》少不得~说‘黑了,失脚掉在茅厕里了。’”安康方言如:“那个娃子最爱~了,他说啥你都不要相信。” 成天[?t????thian/?t??n?thian]。时间副词,从早到晚。《红楼梦》第十二回:“~家疯疯癫癫的,说的话人也不懂,干的事人也不知。”安康方言如:“说不到他的好处去,没有哪个跟他样的~不落屋,心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家。” 日攮[???·la?]。动词,吃,贬义。《红楼梦》第四十回:“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我且~一个。’”安康方言如:“~了四大碗,他还说没有饱?这屋迟早要叫他吃穷的。” 生分[????f?n/?s?n?f?n]。疏远,不亲近。《红楼梦》第三十回:“弟兄们日日一处,要存这个心倒~了。”安康方言如:“我们之间是啥关系?~的话不说。”“亲戚要经常走动走动,长时间不来往关系也就~了。” 生怕[????pha?/?s?npha?]。特别担心害怕。《红楼梦》第八回:“我~别人贴坏了,我亲自爬高上梯的贴上,这会子还冻得手僵冷的呢。” 本期主要参考: 李树俨 李倩 2001 宁夏方言研究论集,当代中国出版社 林 涛 1995 中卫方言志,宁夏人民出版社 黄群建 1999 湖北方言文献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中文系) 陕南酒文化与酒俗(一) □ 巫其祥 陕南位于秦巴山区中心地带,是个出酒的地方,所产名酒有秦洋特曲、城固特曲、勉县三粮液、西乡鹿龄酒、镇巴特曲、洋县黑米酒、谢村黄酒、安康瀘康酒、开缸酒、白河木瓜酒、丹凤葡萄酒、中华猕猴桃酒等商品化的瓶装酒;还有山区农家利用当地盛产的酿酒粮谷为主的原料配制,以秦巴山区盛产的中药材配制的酒曲作为糖化发酵剂,经过蒸馏而自酿自饮的苞谷酒、高粱酒、大麦酒、稻谷酒、红苕酒等传统散装白酒,也称烧酒;还有利用当地盛产的糯米酿制的农家的糯米酒(亦称甜酒)、闭封酒、稠酒;利用当地产的水果酿制的杆杆酒、柿子酒、拐枣酒、杨桃酒、橡子酒、桑葚酒等果酒;还有家家户户泡制的药酒。其种类远比关中、陕北繁多。陕南山区,民风淳朴,民性豪爽,民俗好客;加之气候湿润,山区劳动强度大,人们爱喝酒,也能喝酒,凡朋友相聚,佳节庆典,婚丧嫁娶,重要生产生活活动,必置酒款待,一醉方休。 陕南山区酒风甚烈,故民间俗语说:“无酒不成礼仪,无酒不成敬意,无酒不成宴席”,宴席上大盘上菜,大块吃肉,大碗喝酒,频频劝酒,猜拳行令,觥筹交错,不喝个酩酊大醉,休想停杯散席。所以陕南饮酒习俗历史悠久,酒文化灿烂多姿。 一、浅谈陕南的酒文化 酒,是一种文化现象,和人类的文明史有密切的关联。酒文化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组成部分,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果实的采集和粮食有了积余,这些含糖物质堆和在一起,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下,在微生物的作用下,自然发酵成酒。经过长期反复实践,人类学会了人工酿酒。 中国古籍中记载着夏人仪狄造酒的传说。据考证,仪狄为女性,这说明4000年前,许多家庭女性已司酿酒之职。《尚书·商书》有“若作酒醴,尔维曲蘖”的记载。曲蘖就是发酒的谷物,说明殷商时已使用谷物制作甜酒了。从酒的自然出现,到酒的人工酿制,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酒,就需要酿酒、贮酒、饮酒的器皿,于是促进了制陶和冶金业的发展(在商代十三族中,就有“长勺氏”和“尾勺氏”两个以制作酒器专业的部落);有了酒,就需要研究它的酿造发酵技术,于是促进了古代化学的发展;有了酒,人们从饮酒中发现了它具有医疗作用,于是促进了古代医学的发展(繁体字“醫”是和酒密切相关的,最古的酒字写作“酉”,是酒器的象形);有了酒,人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 中国酒文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的磁山文化时期,因为那时已经有了粮食贮存。到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在今河南、山东一带,已出现了用黑陶制作的、不同用途的酒器,如樽、斝、杯、缶等,标志着酒文化已有了一定的发展。 殷代是中国酒文化高度发达的时代,酒已进入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酒的记载,如“ ”。这是一种用于祭祀祖先的专用酒,说明当时酒的种类已比较多。在殷代的青铜器中,酒器占了极大的比重,其品种繁多,制作工艺十分精美,已成为十分珍贵的艺术品。饮酒成了殷代的时尚,尤其是在统治者中,饮酒发展成酗酒而成为公害,殷代的帝王,有的就死于酒精中毒。殷时末代国王纣曾“以酒为池”,终日沉湎其中而忘国。 周代以殷为鉴,颁发了严厉的禁酒今《酒诰》,使饮酒的风俗有了好转,从而使中国的酒文化脱离了最初的自发的原始状态,并开始走向成熟,变得有节制。 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构成了酒文化灿烂的物质文明。酒为人用则发挥其社会功用。《诗经》三百篇,十有其三与酒关联,历代的典籍、诗文中更广泛涉及酒的作用,用酒祭祀天地;设酒宴待部下;诸侯交往,歃血为盟离不开酒;将士远征更饮酒以壮行色;丰收、祝寿饮酒为欢;酒又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学艺术发展的酵酶;酒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调节人的感情,促进人际交流,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人的健康。 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涉及到科学、技术、历史、考古、文学、艺术等许多学科。酒文化这一课题的提出,标志着我国7000年酿造史是一个飞跃。 陕南的酿酒历史和酒文化的渊源,几乎与中华民族的酿酒历史和酒文化的发展同步。从陕南安康出土的大量陶器来看,大多数是储存水和酒的容器。正如有些学者所说:“耕而作陶”,“在原始社会食物生产的重大变革中,陶器的出现,是继人类用火之后最伟大的谷物生产技术和饮食方式的革命。”随着制陶业的产生,使谷物的炊煮、食用和运输、贮存有了保证,也利用食物发酵而滋生了酵母菌,为酿酒技术创造了条件。安康汉滨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陶瓮、陶罐、陶樽等陶器,能够贮存谷物、水、酒等液态食物,特别为酿酒提供了可使用的容器。这种贮酒容器,一直沿袭到现在。陶质酒器作为酒文化的原始载体,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汉滨区柏树岭出土的厚壁敞口瓮和柳家河出土的一件彩陶壶,陶壶上有三个小口,短颈、圆腹、平底。除中间一个小口外,肩部另开有两个小口,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此种器物据陕西省文物考古所研究人员称,为史前装“咂酒”的容器。三个小口可供3人插入竹管同时吸饮。这种饮酒风俗,在陕南巴山老林,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随处可见。在镇坪、汉阴、平利山区,农民用糯米或包谷酿成甜酒,盛于陶罐贮存数月或一年,然后再用凉开水冲泡,以竹管吸饮,每逢宾朋到来,便以咂酒热情款待。由此可见,陕南原始先民早在原始制陶阶段已经掌握了谷物的酿酒技术,其酒文化也相当繁盛。 二、陕南自酿自饮的酒俗 陕南山区农家,每值秋收以后,几乎家家都酿酒,户户储酒,人人饮酒。据调查,陕南一般农家一年要喝300~1100斤酒。除待客而外,主要是自饮。 早酒。每日清晨,下地干活之前,许多农人都空腹喝两三盅酒,已成习惯。说什么“早酒三盅,一天的英雄”,“早酒三盅,一天的威风”,干起活来格外有劲。城镇也有一些市民,早上买一个炕炕馍或一块饼,打二两散酒喝。 晚酒。即睡之前,空腹饮酒两三盅,农村许多人已成习惯,说晚酒有催眠、解困、除乏、养生的作用。说什么“万事不如杯在手,一生几见月当头”,“三杯饮饱后,一枕黑甜余”。 三、陕南节庆饮酒习俗 陕南在一年中的重大传统节日里,都有相应的饮酒活动。如年节饮“团圆酒”,初一“喝春酒”,元宵节饮“看灯酒”,清明节饮“祭祀酒”,端午节饮“雄黄酒”,七夕节饮“情人酒”,中元节饮“老客酒”,中秋节饮“桂花酒”,九月重阳节饮“菊花酒”,等等,饮酒的名目繁多,每当散席时,“家家扶得醉人归”。 1、春节。大年初一,俗言:“初一不出门,初二拜家门,初三四里拜左右邻”。初一家家户户吃饺子,也炒几个菜,一家人围桌饮酒,共贺新春,谓之喝“新春酒”。初二以后,有客登门,主人已准备好一桌酒菜,招呼客人入座,要首倡举杯,共祝新年吉祥如意、健康长寿、四季发财! 2、元宵节。又称灯节,即正月十五,是日午备办丰盛酒肴,全家聚餐,尽情饮宴,庆祝过年结束,谓之“看灯酒”,入夜家家门前张灯,户户灯烛通明,猪圈、牛棚、水缸、米缸内都燃点灯烛,谓之“三十晚上火,十五夜里灯”。晚上观灯,吃元宵。还要给祖坟上“送灯”。 3、清明节。清明扫墓,由来已久。家家都要到祖先坟墓上去扫墓培土、清除杂草,焚香烧纸,设酒祭奠。家中午时也设宴备酒,谓之饮“祭奠酒”,不忘祖先恩德。一些较大的家族,还在祠堂里办“清明会”,举族饮“祭奠酒”,以示纪念。 4、端午节。农历五月五日为端阳节,清晨,男女步于田野,称为“打露水”。家家户户门上悬挂菖蒲和艾蒿,儿童穿新衣,戴香包,以驱邪辟疾。早上吃粽子、鸡蛋、大蒜、醪糟,中午家家置备丰盛宴席,饮“雄黄酒”(酒中还泡独头蒜),并在儿童的耳鼻额处涂抹雄黄酒,在屋内墙脚、门角处洒雄黄酒,以驱除毒虫疾病。是日,女婿要到丈人家“追节”,礼品中少不了酒。 5、七夕节。农历七月七日是中国独具风采的传统七夕节。民间姑娘和少妇,每逢七夕有乞巧的风俗,又叫“乞巧节”;又因这个节日活动主要是妇女,故又称“女儿节”或“少女节”。由于此节源于三、四千年前的神话传说:“天上牛郎织女七夕相会”。因此,又称“情人节”。杜甫有《牵牛织女》诗:“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民间姑娘少妇于此夜,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以祈河鼓、织女。谓之饮“情人酒”。 6、中元节。农历七月十五为中元节,陕南民间习俗,祭祀祖先,祭土地神,庙宇做孟兰盆会等。家家户户设酒宴,祭祖先,谓之“接老客”,因此称饮“老客酒”。因各地祖籍不同,从七月十一日至十五日,都可接亡灵,有的接回亡灵后,在家留住2~3天,每日三餐酒肉相待,有的当天接当天送,十五晚上都必须焚香烧纸送走老客。七月十六去扬州赴会。名为接亡灵(即接老客),实为一家人享用,这几天忌外来客人。 7、中秋节。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午间设宴饮酒,全家团聚,名曰饮“桂花酒”。入夜,在庭院中置月饼、瓜果,分食月饼、糖果,饮酒赏月赏桂。“月到中秋分外明”。 8、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为传统的重阳节。陕南民间习俗,这天登高、赏菊、饮“菊花酒”或“茱萸酒”、吃重阳糕(或糍粑或糯米饭),有益健身、辟邪、长寿。 9、寒衣节。农历十月一日为寒衣节,陕南民间俗谚:“十月里来十月一,家家户户送寒衣”。农家此日置酒上坟祭奠祖先,并用五色纸剪成衣服样式,送至逝去的亲人坟墓上,焚烧纸寒衣和纸钱、香烛,以表示纪念,谓之“送寒衣”。此日农家照常酒肉饱餐一顿,叫“寒衣酒”。陕南只有部分北方移民时兴。 10、祭灶节。农历腊月二十三,旧称“扫尘节”、“灶神节”,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年节”。家家户户清扫卫生,屋里屋外,一切家具、灶具都要除灰扫尘,准备干干净净过年。“长工短工,腊月二十四满工”,中午酒肉招待帮工,主家要向帮工敬酒,谓之“小年酒”。结清工钱,回家过年。入夜陈糖果,祭灶。 11、除夕。是一年最后一天,表示旧岁至此而除。是一家团聚的日子,要贴春联,挂红灯,吃“团年饭”,喝“团圆酒”。菜是一年最丰盛的,必有鸡鱼,酒是一年最好的,晚辈要向长辈敬辞旧迎新酒。俗话“三十晚上的火”,是夜炉火旺盛,饮酒守岁,通宵达旦。还要给祖坟上“送亮”。旧时晚辈要向长辈叩头拜年,长辈要向晚辈赏赐“押岁钱”。 四、陕南婚嫁饮酒习俗 婚嫁是人生的终身大事,从启媒到结婚的整个过程,是少不了各种宴席喜酒的。 1、启媒酒。现时男女婚姻自由,但男女双方有意,还得请个媒人从中牵线搭桥,沟通双方父母的联系。一般由男方请媒人向女方家提亲。请媒人要向媒人送四色水礼叫“启媒礼”,请媒人喝“启媒酒”,俗言:“是媒不是媒,嘴上抹三回”。 2、过门酒。通过媒人男方向女家提亲,女方答应后,男方备礼同媒人一起去女方求婚。提亲后,八字又相合,然后女方父母兄妹亲族,要带上姑娘由媒人引导,到男方去“踩门户”,即察看家庭情况,陕南叫“过门”,男方备酒肉宴席款待女方来客,谓之喝“过门酒”。 3、订亲酒。男女双方同意后,举行订婚仪式,男方备礼在媒人的带领下,去女方拜认直系亲属,为“认亲”,将婚姻关系正式确定下来,女方备酒席,请陪客,招待男子、亲朋和媒人,称“订亲酒”,“订亲酒”也可在男方举行。 4、花圆酒。婚礼的前一天,女方姑娘出嫁,要备办酒席招待前来“填箱”、送礼的亲朋,陕南叫“花圆酒”(即“花好月圆”之意)。 5、离娘酒。“花圆酒”的当日晚上,女方家要备酒席款待父母,兄妹、族亲,由出嫁姑娘向父母、家人、族亲敬酒告别,陕南叫“离娘酒”。 6、婚庆酒。男女结婚庆典,要大摆酒席,招待女方前来送亲的“上亲”和前来贺礼的亲朋好友,称为“婚庆酒”。婚庆酒的重点是要“上亲”喝好酒,男方要安排有海量的、有身份的已亲厚友去陪“上亲”,尽量让“上亲”喝醉酒。新娘新郎要向“上亲”敬酒,最少三怀,直至“上亲”掏出红包,名为“挡酒礼”,才不再敬酒。 7、交杯酒。婚庆日晚上闹房时,有的就在婚庆典上,新郎新娘双方要手挽手,有的还要挽着对方的脖颈喝“交杯酒”。俗言:“喝了交杯酒,夫妻白到头”。 8、圆饭酒。陕南旧时农村结婚三天喜事,头一天为“支客”,招待帮忙的和已亲;第二天为“酬客”,招待上亲、已亲、朋亲;第三天为“圆饭席”,亦称“圆饭酒”,只招待上亲、已亲。现时,城镇婚事从简,不办“圆饭酒”,但农村还盛行。 9、回门酒。陕南习俗结婚第三天有“回门”之俗。新郎陪新娘一同回娘家,备礼看望父母。一般为三天“回门”,路远的十天“回门”。岳父母家在新女婿回门这天设丰盛酒宴招待,名曰“回门酒”。回门要早去早归,太阳落山之前必须返回,否则月亮照了新娘光生女子不生男孩。至此婚嫁酒席习俗即告结束。 五、陕南寿诞饮酒习俗 一个人从出生到寿终,是漫长的生命历程。做父母的首先要记下儿女诞生的年月日时。现时的履历表和身份证也要填写出生年月这一栏,可见它是人生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生辰这个日子,亲朋欢聚一堂,置办酒席乃人之常情。 1、汤酒。又叫出生酒。“汤酒”一般打十朝或做满月时举行。婴儿出生十天或满月之后,娘家亲友和男方亲友,要来送礼祝贺,称之“送汤”。主家要摆几席酒宴款待,俗称“喝汤酒”,也叫“十朝酒”或“满月酒”。一般家庭打了“十朝”就不做“满月”了,二者只办一场;有钱人家,既打“十朝”,又做“满月”。 2、周岁酒。孩子满周岁的那天,是人生的第一个生日,娘婆二家的亲友要来为孩子贺岁。家人要举办“抓周”仪式,称为“抓岁岁”,以预测孩子的智商和前途。并要设酒席招待宾客,谓之“周岁酒”。 3、十二周岁酒。陕南民间习俗认为,孩子长到12岁,已由童年进入少年,魂已全了,神鬼不敢来侵犯,所以十分重视12岁生日,亲友要来祝贺。寄魂在庙的孩子要还愿“赎身”;戴项圈和长命锁的要拈香设祭,斩断项圈和开锁;拴红绳的也要剪断红绳。主家要置酒席款待宾客,称喝“12岁酒”。 4、三十六岁酒。陕南民间习俗十分重视三十六岁生日,按十二甲子计算,36岁无论什么属相,都是“本命年”,当地俗谚云:“人人有个三十六,没有喜来只有忧”,认为三十六是个“铁门坎”,需要化解灾难。父母和亲朋都要为其庆贺,燃放鞭炮,热闹一番,以冲走“晦气”,要设酒宴款待宾客,称为喝“三十六岁酒”或“冲喜酒”。 5、贺寿酒。人老了,重生日纪念。陕南人很讲孝道,素有为老年人“做寿”的传统习俗,但民间习俗有规矩,无论男女,不论年岁多大,地位多高,有“三不做寿”:即父母在世不做寿,孝服在身不做寿,未满花甲不做寿。一般是六十、七十、八十、九十、百岁大寿都要“祝寿”,祝老人长寿。要办“祝寿宴”,要饮“祝寿酒”。 六、陕南重要生产活动饮酒习俗 陕南水乡水田面积较大,一年中的重要农事活动,都有设酒席的习俗。 1、插秧酒。又称栽秧酒。插秧是农活中的头等大事,每年“小满”前后的插秧季节,时间紧,劳动强度大,家家户户都要备办酒席,喝“栽秧酒”。俗谚说:“栽秧酒,家家有”,由来已久。庄稼人把插秧当作一年丰收希望的盛事,其隆重和酒席丰盛程度,如同过喜事一般。主家备办酒席,让帮工尽情享用。多数家庭还特意把嫁出去的姑娘接回娘家,共饮“栽秧酒”。 2、打谷酒。辛苦一年,到秋收打谷时,正是收获劳动成果的时候,这时又常多阴雨,如不抢时抢收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打谷子劳动强度大,家家户户都摆酒席,喝庆丰收酒。 3、狩猎酒。陕南山区,山大人稀,害兽出没无常,危害庄稼,山里人喜欢狩猎。打野猪要人多,打死野猪的猎手,先从猪脖子上扯一撮毛粘上血贴在火枪点火处,意在祭枪和祭山神,朝天放一枪,通知大家前来分享胜利果实。山里人热情厚道,猎人打到野物,至今仍继承传统规矩分配:“上山打猎,见人有份”,除开枪击中者,猎狗豢养者,撵山者多分一些外,其余连赶来看热闹的目击者都平均瓜分一份。即使你无法带走,也要请你喝一台酒,猎手们才高兴,称为“狩猎酒”。 此外还有秧酒、锣鼓草酒等。(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陕西省汉阴县经贸局) 将安康博物馆建成精品工程 □ 郭  青 正当全市上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奋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之际,我们迎来了安康博物馆开工典礼仪式,这是推动我市文化事业繁荣的一件盛事,也是全市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一件喜事,更是安康文化传播史上一个光辉的里程碑。我代表中共安康市委、安康市人民政府,向前来参加开工典礼仪式的省文物局赵荣局长等省上领导和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向为推动安康博物馆建设项目付出辛勤劳动的各位同志和多年来关心安康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安康是汉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三秦、荆楚、巴蜀等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形成了多层次文化积淀和历史遗存,诞生了佛教禅宗七祖怀让,启蒙了沈尹默、沈士远、沈兼士三位新文化运动巨匠,见证过贡茶之乡、黄金水道的繁华,也将因为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而为世人瞩目。在过去的近30年里,安康历史博物馆保存着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西周史密簋(guǐ)、汉代画像砖等珍贵文物,拥有陕西市级博物馆首屈一指的宋代米芾的“行书轴”、明代文征明“松荫草堂图轴”等书画类镇馆之宝。我们今天正式启动安康博物馆建设工作,就是为了极大地改善文物馆藏环境,提升博物馆展示水平,加快文化与旅游的融合,把这些宝贵的精神和物质财富继承好、保护好、发扬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城市品位,增强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康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既是安康文化的展示中心,又是广大市民休闲中心,还是青少年爱国教育中心。必将融传统地域文化与现代建筑理念为一体,成为中心城市的新地标,展示城市形象的新名片。 我们希望,安康博物馆工程业主单位、设计单位,建设和监理单位,通力协作,强化管理,确保质量,加快进度,将安康博物馆建成精品工程、传世之作,向全市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为安康市人民政府市长,原文系2012年12月5日在安康博物馆开工典礼上的讲话) 安康文物资源特色及保护思路 □ 施昌成 “把保护好历史文物与加快人文资源开发有机结合起来,系统挖掘整理移民文化、山水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航运文化、农耕文化资源,使安康成为历史文脉传承永续的城市”(《关于人文安康建设的意见》),作为崇文之市建设的主要任务和内容之一,其核心是对安康几千年积淀下来文化遗产的积极保护、有序传承和科学利用,为人文安康建设这项宏伟事业服好务。摸清资源禀赋是基础,做好保护规划是关键,项目带动是推手。“十一五”期间我国开展了大规模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工作,本人荣幸参加了并主持安康市的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现将近年对最全市的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一些基本认知和保护构想条屡陈后,不期裨益人文安康建设,权当抛砖引玉。 一、安康文物资源的概况及特色 (一)馆藏可移动文物资源 1、馆藏可移动文物数量。截止2012年底,经过对51个国有文物收藏单位进行了调查,其中文物系统收藏单位12个、其它系统收藏单位39个;完成了23071件(套)国有可移动文物的信息采集任务,其中文物系统馆藏文物14100件(套),其他系统登记8971件(套)。我市现有馆藏可移动文物总量14000余件组,主要收藏在市博物馆和县区博物馆、文管所。馆藏三级以上文物共1500件,其中一级72件组,二级232件组,三级1196件组。收藏三级以上文物的单位有安康历史博物馆,旬阳县博物馆,汉滨区文管所、平利县文管所、汉阴县文管所、紫阳县文管所、石泉县文管所、宁陕县文管所,白河县文管所。白河县由于当时文物管理机构和人员的问题,三级以上文物没有统一采集信息。安康历史博物馆三级以上文物共906件组。旬阳县博物馆三级以上文物共207件组。汉滨区文管所三级以上文物共217件组。平利县文管所三级以上文物共75件组。汉阴县文管所三级以上文物共47件组。紫阳县文管所三级以上文物共28件组。宁陕县文管所三级以上文物共15件组。石泉县文管所三级5件。镇坪、岚皋两县还没有级上文物。全市所有三级以上文物采集了文本和影像信息,存入了陕西省馆藏文物数据库,实现了全省三级以上文物资源共享。 2、馆藏文物特点:一是种类齐全。涵括铜、陶、瓷、石、玉、纸、铁、金银等十余大类,以砖瓦陶质文物、书画纸质文物、青铜质宗教文物、石刻石质为主。二是馆藏集中。大部分藏品集中在历史博物馆、旬阳馆、汉滨文管所、平利文管所,四家收藏单位基本占到我市馆藏可移动文物收藏总量的90%以上。三是特色鲜明。春秋战国时期体现楚文化、巴蜀文化特色的文物,以及南朝时期的文物能够填补全省空白,具有稀缺性。市博物馆古代书画藏品在全省同类博物馆收藏中名列前茅。四是馆藏文物缺乏系统性,出土文物藏品集中在两汉和南北朝时期,传世文物藏品则以明清时期为主,反映不出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概貌。 (二)不可移动文物资源 1、不可移动文物数量:经过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我市田野不可移动文物总量,总量在全省名列前茅。目前安康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出现在书面上有三种数据:10280处,7188处和4951处。 安康的三普田野调查工作是从2008年5月10日开始至2009年10月28日结束。普查工作走在了全省前列。安康市政府作为全省四个工作先进市受到省三普办表彰。此次普查共调查登记田野不可移动文物点10280处,经过资料初步整理后数据为7188处,2010年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和数据库建设要求再次整理,最终国家三普办确认数据为4951处。 通过对三组数据对比发现,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代表建筑及史迹、其它六大类不可移动文物数据中墓葬、古建、石刻三项变化最大,主要原因是清末民国时期墓葬不再收录,古镇建筑全部归为一处,碑刻作为可移动文物对待。也就是说安康还有一大批石刻(包括碑刻)处于一种无户籍的散存状态,应该作为一项主要内容列入可移动文物普查之列。 2、三普的重大发现。除了传统已发现且确认的不可移动文物重要文物点外(后面在资源特色方面述及),三普被省普查专家验收组认定为重大发现的文物点有41处。其中有石器时期遗址有石泉县山岭子旧石器采集点、旬阳武家花园新石器遗址、龙勃子新石器遗址、汉滨区塘房新石器遗址;秦汉南北朝时期遗址有子午道三驿站遗址、汉滨汉王坪战国——南北朝时期聚落遗址,宁陕县有江口镇新庄子新城秦汉遗址,汉阴县有双乳镇蒋家梁秦汉沙金采矿遗址等;其他遗址有川陕盐道遗址、旬阳汞锑采矿遗址等;古墓葬有平利大贵莲扇南北朝画像砖墓群,镇坪佛爷碥悬棺等;古建筑有石泉储家花屋,汉阴汪家祠堂,汉滨沈坝石家大院,迎风袁家大院等;其它有汉阴漩涡镇凤堰梯田,天宝寨等。 3、文物保护单位。截止2012年我市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663处(汇总各县数据),列入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名录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1处,汉阴凤堰梯田被省文物局代表省政府指定为省级保护单位,共有省保单位52处,主要涉及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及石刻四大类。汉滨刘家河新石器遗址、刘家营秦汉遗址、紫阳北五省会馆已列入国家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示名录,将改写安康在全省没有国保的历史。文庙大成殿、旬阳文庙、蜀河黄州馆、宁陕城隍庙、紫阳北五省会馆、石泉江西会馆、岚皋周氏武学、汉阴菩萨泉、白河张家大院等古建类保护单位由省文物局投资进行了一期维修保护。 4、资源主要特色: 一是早期聚落遗址分布范围广,文化形态齐全。安康早期聚落遗址主要沿汉江及其叶脉状支流两岸台地分布,数量多达百余处,时代主要集中于新石器、秦汉、南北朝三个时期,最早可追溯到7000年以前。地域分布东西达三百多公里,西至石泉长安坝遗址,东到白河张家庄遗址,北有秦岭腹地汉王坪遗址,向南有岚皋肖家坝新石器遗址,其中马岭坝、阮家坝、马家营、白马石、陈家坝、肖家坝、刘家营、刘家河、陈家坎、李家那、新田铺、武家花园、张家庄等遗址对地域文化形成和安康文化脉络的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古道驿站矿冶遗址影响广泛。历史上,穿越秦岭古道沟通起了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南北的经济交往、文化交融以及国家政治稳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子午道就是其中之一。子午道南段是指翻越秦岭后一直通向汉中(公元30年以前指的是今安康)道路,在宁陕、石泉县境内先后发现的道路栈道遗存有广货街小岭段、江口菜籽梁、太山队伍坝、鱼洞河桥梁、莲花等栈道遗址十余处。在子午道旧道沿线保存有宁陕县新城、铁炉坝遗址,石泉万家包、郭家坪、谭家湾等五处驿站遗址。五处遗址都发现有大量绳纹板瓦及陶器残片,因所处地形地貌关系,遗址面积大小内涵丰富程度有一定差异。谭家湾遗址为子午道走出秦岭深山进入汉江河谷第一个最大规模遗址,出土物十分丰富,著名的鎏金蚕就出土于此。随着社会的进步,子午道退出了历史舞台,子午道沿线保留下来的大量道路遗迹和文化积淀,已经成为川陕古道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一行先后来到宁陕县子午道江口菜籽梁和猫儿梁段遗址、江口石桥和盐店街、城隍庙,汉滨区大河镇实地调研子午道文化遗存,并在在安康市召开了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与申遗工作座谈会。 与子午道同等重要且在安康域外有较大影响的遗址还有镇坪盐道遗址,旬阳采矿遗址。镇坪盐道是古代将巴渝地区食盐运销陕南、鄂西的一个重要通道,从先秦一直延续到民国。南起重庆巫溪宁昌,向北翻越镇坪鸡心岭,沿南江河及其支流向周边放射开来,在鄂西、陕南形成了一张巨大的食盐运销网络,对该地域的古文化形成给予了有力的资源保障。一经确认就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2009年被评为全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项重大发现。 自1959年始,在旬阳县小河镇、红军镇境内的200余平方公里范围内,查明并且编号的古矿洞有900多个,最深的有几百米。西北大学教授段清波在其专著《秦始皇陵考古研究》中明确提出,秦陵之中的大部分甚至全部水银有可能来自旬阳。央视以《秦陵地宫水银之谜》为题作专题报道。省考古研究院组织的专题调查队正在进行科学调查。如果能够找到先秦至秦汉时期大规模开采的科学证据,无疑会产生极大的轰动。 三是汉江航运古镇会馆保存独树一帜。汉江自古就是安康人民的生命线,是安康对外获取经济文化营养的重要通道,沿江存留的清代会馆码头集镇作为特有的文化遗存,不仅在陕西,就是在三千里汉江上也是独树一帜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修建安康水电站,电站库区虽然淹没了许多沿江古镇码头,但是沿江仍保留了许多古镇会馆,如石泉江西会馆,紫阳泗王庙、瓦房店北五省会馆,蜀河黄州馆、杨泗庙等,文化符号十分鲜明。汉江及其支流的商贸古镇石泉、后柳,紫阳、高桥、毛坝,汉滨的大河、恒口,旬阳的神河、蜀河、双河,白河老城等没有了往日繁华和情致,骨子里却保留着大河文化的自尊和气魄。古宅、商铺、石板铺就的长街就是我们要保护的文化记忆。 四是民居、祠堂、梯田、墓葬是湖广移民文化展示研究的活化石。从宋元以后的“十室九空”到清中叶的“十姓九移”,湖广移民作为中国清代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对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这一地区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生产生活方式到生存理念文化架构都留下了丰富遗存。目前保存完整的民居祠堂有旬阳红军镇竹筒河徽派民居群落,白河卡子东西坝民居群落、茅坪镇四新吴家院子,汉滨区沈坝石家大院,迎风袁家院子,岚皋祝家祠堂,汉阴漩涡吴家花屋、吴家祠堂、冯家堡子,汪氏祠堂,石泉的储家花屋,中坝造纸作坊,平利刘家祠堂、吴家祠堂等,主要以徽派建筑风格为主,在选址和营建上体现出人居与自然完美融合。 汉阴凤堰、岚皋花里、古城村等地梯田充分利用秦巴山地地形和水流特点修建,与自然环境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田有多高的特征,规模宏伟,是湖广移民辛勤劳作和智慧的结晶,在中国北方可谓独树一帜。 紫阳、岚皋、镇坪、平利等地大山深处保存有完整的家族墓地,墓地建有墓碑楼,由打制雕刻精美的石质构件组建而成,俨然一座座石刻艺术博物馆。碑文完整的记录了每个家族迁徙发家的历史,反映了湖广移民的丧葬文化习俗,为研究陕南移民和山地开发留下大量文字和实物资料。 五是众多的寺庙宗教场所是安康文物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康自古为楚文化区,俗好淫祀,繁杂的祭祀对象和祭祀方式造就了本地多元宗教文化,对以佛、道、伊斯兰教为主流宗教进行补充,共同清润当时人们心灵精神教化。现存规模较大且宗教活动正常开展的有宁陕城隍庙,汉滨白云寺、牛山庙、金堂寺、天圣寺、双溪寺、鲤鱼山、万春寺、紫阳擂鼓台、真人宫、汉阴铁瓦店等。 二、安康文物保护工作的切入点 1、工作思路:基于以上资源现状和特色分析,我认为安康文物保护工作应树立这样一个工作思路:紧扣文物保护和文物惠民两大主题。主打特色遗址、湖广移民秦巴山地开发、汉江航运古镇会馆三大文化品牌。实施文物保护综合利用工程、文物展示工程、文物保护机构及人才队伍建设工程、文化遗产对外宣传推介等四大工程。逐步建立子午道文化遗存保护区,旬阳红军乡徽派民居群落及古采矿遗址综合保护利用示范区,湖广移民文化保护展示区,安康新城城市改造示范区,陕南宗教建筑规范管理引导区和汉江航运古镇会馆码头文化旅游长廊。 子午道文化遗存保护区:以子午道为轴线,江口、旬阳坝、泰山、宁陕老城为节点,道路、摩崖、寺庙、戏楼、城墙、节孝牌坊等文化遗存为保护内容,形成秦岭子午道访古自驾游线路。 红军乡徽派民居群落及古采矿遗址综合保护利用示范区:该区域从西康高速小河站下,从小河、经公馆至红军、双河镇,沿线人文遗存有小河古镇、秦汉驿站遗址、公馆栈道遗址,竹筒河民居群落,青铜沟采矿遗址、舍利塔、节孝坊、红军墓,双河古镇等,自然景观有大西沟风景区。该区域是安康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结合最佳区域,可以建立文物综合保护利用示范区。 湖广移民文化保护展示区:以在建的汉阴凤堰梯田生态博物馆为核心,建立移民文化展示区。结合南宫山景区,建立岚皋周氏武学,花里梯田湖广移民文化展示副中心。 安康新城城市改造示范区:结合安康城市规划,逐步打造以文庙景区、安康新城城楼、来鹿堂印书馆、双溪寺(太山庙)、李家院子、吴家院子等保护为中心的老街改造示范区。 陕南宗教建筑规范管理引导区:安康古有“四大丛林”。以铁瓦殿、擂鼓台、白云寺、金堂寺、天圣寺、东西药王殿等为核心的寺庙是安康文化遗产重要组织部分。现在大部分有宗教活动,保护尚好。文物管理部门要依据文物保护法,主动与宗教部门建立联系,进行文物保护规范管理和业务指导。 2、重点工作:一是公布一批不可移动文物点为相应级别文物保护单位。根据《文物法》规定“市级和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设区的市、自治州和县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备案。”提请市政府公布安康市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力争像宁陕老城墙、泰山庙、菜籽梁古道,汉阴铁瓦店、汪氏祠堂、梯田,汉滨北城门,河西戏楼、西药王殿、袁家院子,旬阳神河,竹筒河民居群,白河吴家院子,镇坪盐道等挤入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是抓紧完成“十一五”期间进行文物保护项目。做好利用的规划并及时对外开放。三是围绕五大区一个长廊包装一批文物保护利用项目,并在省局立项。四是以安康博物馆、安康文庙、旬阳博物馆开工建设为契机,推动文物重点县的博物馆规划建设,做好安康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展示。五是编制申报争取安康、平利字画修复保护项目,安康、旬阳石质文物修复保护项目,安康、旬阳新馆的陈列和安技防项目在省文物局立项。 三、编制文物保护项目注意的问题 1、转变观念。破除我们文物保护传统观念,一是解决好保护与利用的问题。我国文物保护方针强调的是“保护为主,合理利用”。我们目前即在要钱维修保护上下功夫,又要充分考虑修好之后怎么用,后续保护上做文章。要让文物保护点由大门紧闭向大门敞开转变。二是大胆尝试所有权、经营权、管理权分立的文物保护路子。维持所有权,放开经营权,加强管理权。在我们保护能力不足情况下,尝试引入民间资本保护经营。特别是对已修复好的文物点尝试租赁开辟为客栈、农家乐等,体现合理利用。三是文物保护的目的是文物惠民。安康大部分需要保护的文物项目多是清代民居建筑,文物价值很高。按照以往谁使用谁保护的原则,由现使用者维修保护。许多使用者没有能力投资维修而又不能改变现状,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改变这种局面,镇安刘家大院的保护经验或许是我们应该借鉴的。 2、合理规划。一是做好全市文物保护总体规划。把握资源优势,找准节点,连成线路,全面推进;二是与当地城乡建设规划结合,在旧城改造和古镇改建规划中充分考虑人文因素;三是文物保护和当地旅游有机结合,为山水游赋予人文内涵。修好的景点要进入当地旅游规划,纳入旅游线路。四是文物保护规划与移民搬迁新村建设相结合。新村规划要与当地人文景观紧密结合。古人崇尚风水,宅第选址一般都是当地自然环境最好的地方,人居相对集中。现在山区移民新村建设同样遵循这一规律。做到围绕深宅大院建设新村,借助移民补偿置换产权,引进市场经营合理利用。应该说山区移民新村建设为清代民居建筑集中区的保护提供了一次机遇。省文物局支持汉阴县凤堰梯田保护利用就是非常成功的例证。 3、市为主导。要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必须打破县区在项目申报上各自为战,零散单调,缺乏品牌,缺乏整体思路的格局,树立全市一盘棋的思想。市上根据资源情况在重大项目上,比如子午道、汉江航运、民居群落、湖广移民等方面,要做到项目筛选、策划包装、规划方案、品牌打造、对外宣传、上报争取七统一。县区组织实施,市上监督考核,调动县区积极性。 (作者单位:安康历史博物馆) 蜀道上的中国式记忆(一) ——以清栈道长卷为例 □ 冯岁平 引子:蜀道上的中国式记忆 第一批全国重点保护单位“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的主体——石门十三品,1970年被凿移到汉中市博物馆(古汉台)保护,上世纪80年代初,该馆相继建成了褒斜古栈道、石门十三品陈列室。迄今为止,还举办了五次蜀道暨石门、3S技术应用与栈道历史研究以及“汉三颂”学术研讨会,也出版过多部相关的研究之作。时至2002年,争得陕西省文物局的支持,对褒斜古栈道陈列室进行更新改造,我前后参与了这项工作。博物馆陈列需要直观、形象、准确,所以我对以褒斜道为主的蜀道及其文化作了一次全面的检索和整理。 一是可移动文物的梳理与研究 与蜀道直接关联的文物,在陈列之中是必备的,其意义是直接可以反映、展示蜀道历史文化。但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文物,可以说屈指可数。所以如何梳理和整理这一部分文物,无论陈列还是申遗都必不可少。 1、古籍文献。对于蜀道古籍类文献之中的清代行纪,我曾在四川广元举办的首届蜀道三国论坛之中,作过一次演讲。从陆游《入蜀记》以降,行纪的体例广泛流行于往来的学者之中。如明代张翰《松窗梦语》,收录了以行纪的方式叙述由蜀入秦的见闻。万历十六年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更写了《入蜀稿》,叙述他入川典试的经历和感受。域外学者如日本竹添光鸿,亦曾著有《栈云峡雨日记》。鉴于此已有深入研究,兹列表如下,不再赘述。 清代连云栈行纪类文献一览表 2、诗词歌赋类:李白的《蜀道难》,自从出现之后,即唱彻中国之后的历史时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些文学作品之中,都有大量蜀道文献资料,有的已具有文物价值。对于唐诗宋词之类的文献研究较多,但对于此后,或许距今越近的原因,所以研究较为鲜及。这里以明薛瑄、清李柏、李銮宣为例说明之。 (1)薛瑄的蜀道之旅 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学者称之敬轩先生,山西河津县平原村(今属万荣县)人。永乐十九年(1421)中进士。后历任除授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监湖广银场、云南道监察御史、山东提刑按察使司等。正统六年(1441)为大理寺左少卿,因忤及奸宦王振,“掌印未及五阅月”,下狱论死,后“家居七年,闭门不出”,设馆授徒。十四年(1449)召为大理寺右寺丞,天顺元年(1450)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目睹曹吉祥、石亨乱政和于谦被害,“固争之,争不得,即以此事而去”,告老返乡,教书授徒,直至离开人世。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大师,也是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著有《敬轩文集》二十四卷。 景泰元年(1450),被召的薛瑄身为大理寺右寺丞,“奉敕如四川云南督饷。贵州苗叛,命将征之,委先生督餽,且赞画军事。”他从京师出发,取道连云栈入川。次年春,又履栈北返回京。他在沿途一边行旅匆匆,一边吟诗酬唱,写就了不少诗歌作品,收入《敬轩文集》之中,散见于卷之二《古诗》、卷之五《绝句》、卷之六、九和卷十《律诗》。从这些诗作中我们可粗略看出其行踪: 薛瑄在《庚午春自朝天驿下四川明年夏从朝天岭回京赋此以纪岁月》诗说:“去春舟发朝天驿,今夏朝天岭上回。”说明他入川时适逢景泰元年的春天,出川时则是第二年的夏天。《连云栈道中四首》有“陈仓西入一门来”、“气偏三月山蝉叫,境异千林杜宇鸣”,证实他由宝鸡入栈,至鸡头关七盘岭,《过七盘》:“叱驭才过九折板,挥鞭又度七盘山。行当绝顶知天近,下尽层梯觉地宽。却喜汉中频在望,一种风物自闲闲”,即是他出栈时眼前豁然一亮的感受。《草凉楼驿》有“凤楼千尺更高寒”句,他当取道草凉楼驿。他还入汉中城,写有《汉中寓目》:“谷尽褒斜觉眼明,汉中如掌一川平。” 景泰二年夏,他从四川北返回京。他由朝天岭至五盘,《五盘山》:“忆我去春来,山山正芬馥。今夏喜北归,四月暑未燠。兹山得再过,颇快登览欲。前驿望黄坝,苍苍但云水”,正是他北归历经五盘山的写照。宁强自古有“七十二道脚不干”,其溪水之多,古今叹喟。《五丁峡》:“泉飞林杪雨,云合管中天。一水桥频度,层崖石乱悬。”宁强属亚热带气候,大抵夏秋时有此景致,所以他当取经五丁峡。从《纪行口号》:“自咲苦无经济略,道余何事往来烦”所反映的心境看,与赴川时心怀壮志相比,前后截然不同,故这首诗与《登金牛驿楼》、《汉江源》同作于此时。《七盘道中》:“晓度七盘山,北行道弥恶”,“下有黑龙江,乱石何磊落”,说明是返程时又登陟鸡头关七盘山。从“自我入蜀门,今已一年矣”、“虽云此谷险,且遂北归喜”看,他还写有《褒斜道中》。此外,《宿青桥驿听江声》有“江上滩声暗入窗”、“惊回旅梦正淙淙。”似为北归时所作。俗话说“立夏三朝看芍药”,所以《草凉楼驿看红白芍药》正写于此时,也可看出返程中取道草凉楼驿和凤县的,与入川的路线基本无异。不过,薛瑄履栈之中赴勉县拜谒武侯祠、武侯墓的两首诗,现在还无法确定是作于南行时还是北回时。 薛瑄赴川前后的心境大不相同。他在《连云栈道中四首》诗中说:“持节未应辞路险,会清蛮徼凯歌回”,心怀宏志,尽管年纪偏大,但“莫道西行蜀道难,老来深喜纵遐观”,睹物思情,思古而激奋,“驱兵过此思诸葛,大节长留宇宙间。”但在四川一年多时间后,他履栈时却是想“不胜爱国输忠念,无限思亲感旧情。”《褒斜道中》更是说“既乏督办能,兼负素餐耻。而况鬓发苍,胡宁不知止。上章乞解绶,诏许感不已。” 《连云栈道中》:“总角曾从蜀道行,今来鬓发已星星。”看来薛瑄履栈入蜀,并非止这么一次。早在洪武三十二年即建文帝元年(1399),他的父亲薛仲义“官马湖平夷长官司吏目”,马湖即今四川凉山州。他即随之赴蜀,“幼能文,争负至其家,请为作诗词,教读书。晚奉小豚送之以为常。”对四书五比也皆能通晓大义,直至永乐二年(1404)侍父任荥阳职。薛瑄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少年,也历经了各种险境,以至后来他在《忆昔行》诗中这里回忆: 忆昔年才十二三,老亲携我游西南。西南道路蜀山里,累月不尽经囗岩。 当时正值春光丽,红紫千林競妖媚。绿萝覆径摇溪烟,清风掠面送花气。 覊怀未解怯险艰,青泥坂滑石磴盘。路夹阴崖白日暮,梯凌危栈苍空寒。 寒空石壁插江脚,断痕疑是鬼斧凿。倒悬古木星斗迷,乱洒流泉风雨作。 凭空一望山叠重,烟溪雾谷相郁滃。积阴绝险足妖怪,深丛大野多蛇龙。 复有剑阁横天绝,时清关险成虚设。关南石龛夜宿时,子规叫落龛前月。 成都开豁自一川,盛夏又泛岷江船。蛮中忽忽几寒暑,新正乃有中州旋。 骨肉相随千万里,回首旧游如梦里。三十年来白发生,坐想又亲泪如水。 所以《年谱》中认为此“当以庚辰春度马湖,是年春返旗中州也。”至于他的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诗如玩一斋之类,亦间涉理路。而大致冲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韦之风”。 (2)李柏的履栈之行 李柏(1630~1700),字雪木,号太白山人,陕西眉县人。年少即孤,后入私熟读书,遵母命应试,“补博士弟子员”。母卒后不久,即弃冠服,专攻古书,不肯研习科举。他隐居山林耕读,坚拒入仕为宦,他还同情劳苦民众,抨击社会的不公平,提倡“以德治天下”,决意“存铁心,养铁膝,蓄铁胆,坚铁骨,以铁汉老可也。”《南游草序》:“止击明末盗贼焚劫遗迹,满目伤心不能兼言,或晓扲一句,或暮构一篇,囗以泪和,字以愁结。”终于成为一代名儒,并与周至李颙(二曲)、富平李因笃并称为“关中三李”,声名远播。 这位铁汉儒者,李柏还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春南来汉中,一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末,在汉南度过了愉快的将近三年的时间。他的朋友萧震生在《槲叶集叙》总结:“归而移家汉南,入云驿有感,抑褒城有感,登汉王之台,寻与可之迹,眺五云之宫,蹑念佛之岩,采筼筜幽谷之竹,钓沔阳丙穴之鱼。此一游也,收尽西南之胜,是以有《汉南草》。”这些诗文,散见于他的集子之中。 从目前存世的资料看,李柏于康熙三十一年春移居汉南,是在南山寻找耕读之所,并非应官府之聘,而且当时选择居地是沔县(今勉县)。但他“至沔县,留寓一月”之后,便畅游于汉中各胜迹之间,五月抵至洋县,次月“侨居洋城东南隅秦太学德英精舍”。十月初九,他经城固入南郑。康熙三十二年初,除游览洋县城北竹柳园、宛在亭外,他“渡江,入南山,觅耕牟氏沙河山田。四月,入山课耕。”过着陶渊明般避世耕读的平静日子,期间洋县知县邹溶(字南谷)邀请他修纂《洋县志》,他“一再坚辞之”,保持着高洁特立的铁汉儒者形象。康熙三十三年,李柏移寓淡园,除其后访城固外,直到此年氏移居西安,他一直过着这种隐居的生活。这期间,他写成了大量诗词和文章,可惜的是由于他的文集《槲叶集》流播受限,目前所存的府志、县志对之记载阙略不详,诚为憾事。 (3)李銮宣的四川之旅 李銮宣(1758~1817),字伯宜,号石农,山西静乐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进士,授刑部主事,官刑曹,充秋审处总办。嘉庆三年(1798)任浙江温处兵备道,十一年(1806)授云南按察使,后被弹劾。后为四川布政使权四川总督事,二十二年(1816)九月,升云南巡抚,未闻命而卒。他年少时心怀壮志,《述哀二十二首》之一:“少年壮且后,心慕仕与官”,《暮春言怀二首》之一:“少日漫思名不朽”,追求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但他恪守儒道,以兼济为务,为人耿直,治事尚称宽简平易,所到之处多有政绩。他的朋友秦瀛这样评价: 公为人忼爽,中无回互,而独讲求经世之术,以余所识天下士大夫至多,而忠耿亮直,足以任国家之事,无如公者。(《云南巡抚四川布政使石农李公神道碑》) 嘉庆二十一年(1816),李銮宣“纶音遥下五云端”,受命为四川布政使,其间作《不波馆集》,收入诗集第十六卷。他从广东出发,取经关中,履历栈道,远赴四川。期间履经连云栈道途中,边行边吟,写成了不少诗歌作品。 其实上述所述的三位人物,影响还不大,如清代诗歌两大流派的代表人物——神韵派诗人王渔洋、性灵派诗人张问陶都留下了大量诗作。还如绵州三李:李调元、李鼎元和李骥元,亦多次往来于蜀道之中,留下的作品较多。诸如此类,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蔚为蜀道文献之大观。 3、老照片的整理: 自从法国人发明摄影术后,这种新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实际之中。如日本山川早水,清末四川高等学堂日文教员,著有《巴蜀》一书[李密等译《巴蜀旧影——一百年前一个日本眼中的巴蜀风情》,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其中收录《自蜀赴秦驿程》一节,收录有剑阁、朝天阁等老照片。有关蜀道的老照片,时时有所披露。以汉中市博物馆所藏为例,有关蜀道的老照片即有不少:光绪元年俄罗斯伯亚尔斯基、清末民初意大利传教士南怀谦、澳大利亚弗兰克·莫尔藏民国旧影、美国飞虎队和民国川陕公路宝汉段工程师张佐周,均有蜀道的相关照片和信息。目前这类资料还缺乏整理。 此外,还有传世的书画作品。域外研究成果也值得重视。这些成果往往成为欧美主流媒体宣传的基石,因而具有典型意义。如1949年美国密西根大学哈罗特·威尔斯(HeroldJacobWiens)的博士论文《蜀道》[Herold Jacob Wiens:The Shu Tao or the Road to Szechuan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 of Shensi-Szechuan Road Communication in West China,PhD,Thesi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49.],全面论述了中国西部蜀道的路线、沿途景观和文化现象,其中引录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资料和老照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韩文彬(RobertE.Harrist)所作《石刻风景》对褒斜道石门石刻的探讨,诸如此类,均是值得重视的。 二是不可移动文物的调查与探讨 作为交通道路,蜀道指的是一切入蜀之路。大家经常所说的川陕之路是狭义所指,至少有穿越秦岭的子午道、灙骆道、褒斜道和故道(或陈仓道),大巴山的金牛道、米仓道和洋巴小道(唐时荔枝道)。所以道路的走向及其路线、路况、沿途设施、交通工具、运行机制等均是需要探讨的内容。如栈道,是蜀道历史上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种设施,所以栈道的形制及其蕴含的科学原理,栈道的取材及其工程技术,自然是其中研究的一个方面。目前所留遗址,如广元明月峡遗址、汉中鸡头关、武休关等,无疑成为研究蜀道的一个个重要标本。 道路交通往往用“大动脉”来形象,所以蜀道沿途所出现的石刻(如广元千佛崖)、摩崖(如汉中石门十三品)、古树名木(如川北翠云廊)、附属交通设施(桥梁如留坝柳川,邮站如马道驿)、古建胜迹(如汉中张良庙、武侯祠)、关隘(如宝鸡大散关,汉中柴关岭、鸡头关,广元龙洞背、剑门关),亦是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些遗址或遗存,如何科学保护、合理利用,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 三是新技术的引入与尝试 2005年至2008年,汉中市博物馆与中国科学院水土保持研究所、澳大利亚科学工业组织、新南威尔士大学合作项目“3S技术在汉中名胜古迹保护利用中的应用”。3S即遥感技术(Remote Sensing RS)、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GPS)。该项目探讨了3S技术在名胜古迹保护利用应用中的理论问题,并对蜀道数据化信息库的建设、典型区域路段的分析做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2007年举办了相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了《栈道历史研究与3S技术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我们还开通了面向欧美国家的蜀道英文网站。目前,我们正向福特基金会申请《利用蜀道生态历史旅游推动受四川地震影响的边缘地区旅游发展》(Workshop to develop tourism in marginal areas affected by the Sichuan Earthquake through a coordinated“Shu roads ecological and historical tourism route”) 以上所言,只是从博物馆陈列与学术研究的角度思考的,也略显零散。而将蜀道作为一个整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则是把蜀道作为特殊历史遗产价值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为。其中必须符合六项标准中的一项或几项方可获批,即代表人类创造智慧的杰作;在建筑、文物等方面,展现了人类价值观念在一定时期的重要交流;能为现存或已消失的一项文化传统提供唯一或独特的证据;一种建筑物、建筑风格能展示展示人类历史重要发展时期;是一种传承人类具有土地利用或海洋开发的典范,代表了一种或多种文化等相互作用;与具有特殊、普遍意义的事件等存在直接或实质的联系。说到底是挖掘蜀道上的“中国式记忆”之今之昔,并作为一种资源来处之。 记忆是一个民族或区域被认可的一种文化心灵,所谓中国式记忆,实则指具有中国特色。即以“石门十三品”为例,其实世界其他国家或民族也有石刻这种形式,自然包括摩崖。但它具有中国式记忆特点,就是因为如碑碣一样,其选择崖面、谋篇布局乃至书刻,十分讲究。汉《石门颂》先择在石门隧道西壁最为平整的崖面,且文字达600多,所以出现了试刻“惟”和当时纠错(第九行改“南安”为“武阳”)的例子,与后世及今天的书法创作极为贴近。其文字是典型的汉赋体佳作,既有铺陈其事的叙述,又有极尽张扬的颂辞,还有十分明晰的落款,无怪乎人们说它是唐代李白《蜀道难》的姊妹篇。此外,《石门颂》文章好,艺术价值更高,它是杰出的汉隶极作,享有“隶草”的美誉。由此还衍生出石刻拓片、题跋等附生艺术品和金石类文献。此外还有它叙写、赞扬的是为了南北便利,在“有司议驳”所作的“力驳众议”、数上奏请而终于复通的史实,其实这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种精神境界。这样的摩崖是其他国家或民族没有的,当然是中国式的珍贵记忆。再如翠云廊,古树名木像护卫长一样,守护着南来北往的行人,其景观应该是世界上独一无二,而且棵棵树就是件件文物,其文化内涵也是独具特色的。所以在蜀道文化线路保护以及申报蜀道为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理清、总结这些中国式记忆,进而科学保护、合理利用,想来是有的放矢又造福人类的。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汉中市博物馆)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 沙忠平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日益彰显。陕南老区红色文化资源作为陕西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极具特色的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青睐。安康位于陕西省东南部,地处川、陕、鄂、渝四省之交,交通便利,区域综合优势明显,作为革命老区,红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委员会领导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汉滨、汉阴、石泉、紫阳以及周边市县开展游击战。打土豪分田地,宣传抗日,战果累累。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本文仅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相关事迹为背景,并对其开发利用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一点粗浅的看法。仅作抛砖引玉。 一、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历史背景及奋斗历程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命名并派人领导成立的一支人民军队。其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所属的陕西警备第二旅沈玺亭部汉阴籍下级军官何振亚(继周)、沈启贤(继禹)、王展(武林)、罗少伟等领导的几次兵变起义人员组合而成的陕南游击纵队,1936年1月,陕南游击纵队从宁陕进入石泉北山,沿途开展革命活动,惩处土豪恶霸,打富济贫,宣传抗日。在云川乡香炉沟、高涧,先后消灭了香炉沟民团和高涧民团,处决香炉沟民团团总甘先进和高涧民团团总田新奇,缴获各类武器80余件。2月3日,游击纵队从迎丰出发,经青石、中池、夜袭陕南重镇——马池,击毙敌哨兵1名,缴获步枪3支,马池自卫队闻风而逃。游击纵队顺利占领马池镇,捣毁镇联保办公处(即镇公所),搜查土豪劣绅12户,缴获生丝100多斤,以及大量布匹、银元、铜板、衣物、粮食,并将这些钱物放在街上,让贫苦百姓取用。4月初,游击纵队从饶峰经左溪,到汉江南岸曾溪老鸦山一带活动。在老鸦山与后柳民团交战,歼敌100余名,缴获枪支60余支。陕南游击纵队战士乘胜前进,经前锋、黑沟河村,直捣后柳镇公所,占领后柳镇。接着又活动于中坝、合溪两乡交界的大王山地区。5月中旬,游击队渡过汉江到长阳乡、凤阳乡交界的凤凰山地区活动。在杨子明沟,处决了长阳乡大地主姜七少爷,将其粮食和财物分给了农民。6月23日,游击队击溃云川保安队,歼敌50余名,缴获武器24件,到云雾山天台寺休整。1936年8月13日陕南游击纵队在汉滨区北山紫荆镇刘家大院正式成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任军长。部队在紫荆休整期间,歼灭了盘踞在洪岩寨的保安队,缴获枪支20余支。这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成立之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当地群众为了永远怀念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将洪岩寨所在的黑獐岩村改名为德胜村。8月下旬,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挥师西进,消灭汉阴县八庙乡铙钹寨田梦力地方反动武装后,转移到石泉北山活动。9月1日,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在云川乡三官庙向大地主贺元山借粮,贺元山自恃寨高墙厚,防守严密,狂言:“要粮食可以,到枪尖上来拿”,并把送信的战士打死。军长何振亚在激愤之下,指挥抗日第一军战士一举攻破太平寨,杀了寨主贺元山和寨丁,缴获枪支和钱粮,并放火烧毁山寨。9月2日上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行至银桥乡新庄村毛坝场,遭遇前来追剿的国民党四十九师工兵营和石泉县保安队。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先发制人,击溃敌先头部队,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20余支。战斗中,军参谋长杜瑜华负伤,第一支队长刘炎德、班长郭厚亭和一名分队长牺牲。部队突出重围,迅速向云雾山转移。同年11月,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从汉阴酒店垭到石泉县迎丰镇双梁村活动。见大地主储万培逼租吊打农民,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立即处决了储万培,并没收其粮食、财物,分给了当地农民。许多村民踊跃报名参加了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 自1935年冬至1937年春,这支革命队伍相继在秦岭南麓的安康、商洛和汉中结合部的10余县的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强,扩充实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部队迅速由初建时的500余人发展到近千人。汉滨区的东镇、紫荆、马坪、枧沟以及周边市县遍布他们的足迹。 1936年“双十二事变”发生后,中共西北特别支部向中外记者宣布确认陕南抗日第一军的建制。同时将关系转交中共中央,由罗瑞卿同志负责接收。嗣后,中央代表命令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改为抗日联军南路第一军。隶属于红十五军团领导。1937年初,部队奉命进驻甘肃庆阳驿马关,被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何振亚任团长,李雪三任政委,沈启贤任参谋长,任弼时同志曾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慰问。同年8月,警卫团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警卫营,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在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中,英勇杀敌,功绩卓著。此后,这支部队的将士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其建制逐渐由营扩大为团、旅,最后扩大为师,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集团军一一七师前身重要组成部分。而这支部队的主要将领何振亚、沈启贤于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二、陕南抗日第一军遗存现状及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现状不容乐观,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宣传不到位,历史见证价值鲜为人知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成立的一支抗日武装。是一批进步热血青年在不能及时得到党中央指导的情况下,根据陕南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体现了以何振亚、沈启贤、罗少伟为主的进步青年高度的革命性和独立自主的创新精神。动摇了国民党在陕南地区的统治,客观上配合和支援了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 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见证了勤劳勇敢的安康人民为推翻旧的社会制度,追求自由民主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和惨重代价。见证了安康人民为中国革命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是安康重要的文化品牌,提高了安康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对塑造安康对外形象,激发安康人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然而,安康在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存在着重古轻今,重历史文化的挖掘和山水园林的开发,对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不够重视。舆论宣传和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相关影视和文学作品、大众读物更是寥寥无几。由于宣传和研究不到位,致使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不为安康人所知。外界更是无人知晓。 2、开发利用形式单一,精神教育价值没有体现 作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素材,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的精神教育价值没有得到体现。目前对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仅限于汉滨区紫荆镇纪念馆及汉阴县龙岗公园的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碑。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主管部门缺乏发展动力和压力;在开发建设上,以政府投入为主,投资主体单一,投资规模较小。以紫荆镇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馆为例,紫荆镇位于汉滨区北部山区,远离市区,交通不便。纪念馆设在一军小学(原紫荆小学)教学楼三楼一间教室内,展品以文字说明和影印图片为主,展览形式单一,内容空泛,没有深入挖掘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的历史文化内涵,由于所处位置偏僻,平时鲜有参观者,只有在上级领导检查该镇工作或其他特殊情况下,才例行开放。虽说是在汉滨区老促会的倡导下修建的,但日常管理权却隶属于紫荆镇人民政府。所谓的宣传册,也是一军小学教师根据展览内容编写的校本教材,纪念馆形同虚设,精神教育价值无从谈起。造成红色文化资源的浪费。地处月河川道的汉阴县,是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主要将领何振亚、沈启贤、罗少伟等人的故乡。为追忆先贤,启迪后世,政府在县城龙岗公园竖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碑。并计划筹建纪念馆。就其开发利用的现状而言,也只是停留在特定节日举办一些象征性的纪念活动。如果不调整思路,重新出牌,未来的纪念馆在展陈手段及宣传推介方面恐难超越汉滨区紫荆镇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馆。不同的只是建筑的外观和规模大小而已。 3、产业化开发尚未启动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价值 由于受地域环境、管理模式和地方保护主义观念的制约,安康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在开发和利用方面存在着各自为营,自娱自乐的相对封闭状态。缺乏资源整合、联合包装,共同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的现代营销理念。产业化开发尚未启动,没有实现经济发展价值。素有“中国太极城”之美称的旬阳县,境内的红军乡是全国唯一以红军名义命名的乡镇,红军纪念馆也是我市唯一享受国家免费开放政策的红色纪念馆,由于没有启动产业化开发运行模式,这一极具开发潜力的红色文化资源,只有在清明、七一、国庆节等重大节庆活动中,才能看到参观者的身影,平时“门可罗雀”。其发展现状令人堪忧!安康地处汉水中上游,水连荆襄,云接巴蜀,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秀美的山水风光,以及丰富的土特产在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独树一帜。因此,把红色文化、生态文化、历史文化、秦巴山区的民俗文化和农耕文化结合在一起,寓思想教育于文化娱乐和观光旅游中,大力发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传播先进文化,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资源,从而推动安康经济发展,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 安康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滞后究其主要原因是受安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缺乏资金投入。文物征集、保护修缮及资源调查需要大量资金,红色文化资源大多数分布在山区,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安康既是革命老区,又是国家贫困地区,更是陕西后发展地区,各级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经济上,对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资金投入不大。加之营销策划、创意研究力量薄弱。缺乏文化水平高,创新能力强,懂经营、善管理的现代复合型人才。 三、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的基本思路 文化既具有意识形态属性,也具有产业属性,文化产业是文化软实力的物化和有效承载。安康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产业运作,才能向省内外传播和扩散,从而产生强大地生命力和感染力。 首先要树立新的开发理念和开发思路,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既要深入挖掘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又要对红色文化资源本身进行整合,把分散的红色文化资源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能连片的连成片,能成线的连成线,使其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开发思路上要按照三个步骤,一是深入挖掘,二是策划包装,三是宣传推广。不仅如此,还要把安康红色文化资源与历史文化遗存进行有效整合,相互带动,整体开发。安康不仅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还有众多的山水文化、民俗文化、特色文化资源。因此,既要突出红色主题,又要兼及山水、民俗、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唯有色彩斑斓的旅游产业组合,才能满足日益个性化、专业化的文化旅游市场需求。如汉滨区紫荆镇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馆红色旅游应和恒河流域的古遗址、古栈道、古民居相结合,汉阴县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碑应和三沈纪念馆、菩萨泉、文峰塔及西北首家生态自然博物馆相结合,紫阳县东城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应和教场坝民俗小区、瓦房店清代会馆相结合。 其次是发展红色文化产业链。将红色文化溶入到文学艺术、广播影视、旅游娱乐、教育信息、网络服务、策划展览等行业中去,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红色文化产业链。利用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结合当地民俗风情,主办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红色演出节庆活动,既能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内涵,又能更好的宣传、推介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资源。 再次是加强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产业基地的建设。从而优化资源组合,发展集约经济,形成规模优势。建设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红色文化产业基地,有利于集中本区红色文化资源要素,实现红色资源产业化开发。安康红色文化产业基地的建设,可以汉滨区紫荆镇陕南人民抗日第一军纪念馆为基点(起义遗址),结合当地历史文化遗存和山水自然风光,发展红色文化产业园区,并以此带动汉阴、石泉、紫阳、旬阳、宁陕等十县区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其在打造汉水文化品牌,建设美好安康的宏伟目标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血染的风采》,中共安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2004年10月。 2、万生更《西北根据地红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01期。 3、安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 (注:本文曾获2012年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理论研讨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作者单位:安康历史博物馆) 抓 住 文 脉 □ 赵振川 中桂请我为他的画写一段文字,我由此浮想联翩,由他的画作再想到自己几十年绘画创作经验,深感中国画文脉的延续发展是件大事情。 中桂在高校搞教学工作,以前也在基层文化馆做过美工,从事国画创作也几十年了。我因在美协工作,下乡和到地市去选画结识了他,印象中他的绘画基础扎实,书法、人物、山水都有一套,亦有灵气。因他生活在汉水之畔,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写生方便,曾建议他多在山水上下些功夫。这几年来,他时常到西安来看我,并带着他的画作让我看,每次都有大小画几十幅,尤其近年来,他的山水画有了很大变化,他在研究传统方法时能抓住笔墨的趣味、线的运用、点的结合,画面的经营、开合、与节奏的铺排,笔与墨的自然发展变化中的结合都能形神兼备。加之他常年淡定的生活在基层,对生活的理解和积淀,再与传统的有机结合,使他的画展现了一种生气,这生气是属于在文脉上产生的新意,所以画面有清新感、灵动感,这种艺术上的追求,正好是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艺术主张的例证。 中国文化自古至今有一条隐约可见的文脉从上古一直延伸至今。中国画是中国文化中一直最具文化特色的分支,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在,尤其宋、元、明、清、至近代,国画的文脉在历代的发展变化中,坚守至今,成为世界文化的瑰宝。 在国画创作中对于文脉的把握和接纳,是一个长期顿悟和实践的过程。一方面,要对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史的脉络和细节及个案中,能体现文脉旺盛的关键点进行深入了解研究,还必须明察各个不同时期他呈现的不同形态,从而在整体上和关键环节,能对文脉在国画创作的流向与呈现的不同变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要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将个人的理解、感悟和对贯通于国画变革中文化气象及文脉的搏动,要通过努力在自己的创作中展现出来。中国画不接中国的文化气象,不与自身的文化气脉打通,不汇入自己的文化流变中,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说到底,文脉在国画中的体现,就是绘画的精神、风骨和脉络;是一个画家的修养与自身生命风格和品性相互融合的体现。如何捕捉自己身处时代最鲜、最活最有热力的新元素的跳荡,并把它呈现在自己的绘画之中,是一个画家长期、毕生要做的功课。我想,在中桂的绘画背后,有着这样一个宏大的艺术理想,我为之振奋。 艺术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索过程。它的艰难之处就在于要在先觉的的条件和限定中寻找自我、肯定自我,这个条件就是要在文脉的把握和承袭之中去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文脉的壮大。古人早就讲笔墨当随时代,但也不能无笔墨地讲事情,搞创新。张仃先生讲过要守住笔墨的底线。继承和发展是一对矛盾。抓住文脉才能真正谈得发展。我和中桂一样,在前面还有路要走。 (本文为《邢中桂山水画集序》) (作者: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国画艺委会委员,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 安康需要大力传播诗词文化 ——《安康历代山水诗辑注》序 □ 魏义友 王晓洁女士近日寄来由她编著的《安康历代山水诗辑注》,嘱我写篇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这是家乡的人、家乡的事,又是我所喜爱的诗歌,我不能因为我的诗学浅薄、诗艺粗疏而谢绝。我愿借此机会谈谈看法和想法,与家乡的诗歌专家和诗歌爱好者切磋探讨。 安康地处秦巴山中,在农耕时代,生产不易,生活贫困;交通不便,求学困难。在诗歌不断发展、不断演进的三千年中,比起通都名邑,作者作品都很少,在中国诗歌史上几乎不成比例。从这本《辑注》看,宋元以前,不见本地作者,也许有而质量不高,没传下来。明代始有,清代以后较多,成就亦较高。但在我的启蒙成长时期(1947~1969),却全然不知这些诗词作者,没见过他们的作品,也不知诗词除过押韵对仗之外还要讲平仄格律。周围的人也无人懂格律,包括《安康日报》社的编辑们。因此,在我学写诗词的初始阶段,竟找不到一位老师。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刘炜评教授,他出生于商州,从小喜爱诗词和民歌,也学写诗歌,但是也不懂格律,直到考入大学以后,才对格律有所了解。而同样是陕西诗词名家的姚平、魏新河,一位是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江西兴国人,一位是生于70年代的河北河间人,却都在14岁时掌握了诗词格律。这个情况表明,安康需要大力传播诗词文化,普及诗词知识,培养诗词作者,奖励诗词作品。孔子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老舍也说过:“诗是文艺的极品”。要想振兴安康人文,发展地方文化,赶上发达地区,安康的诗歌事业是需要特别加劲努力的。 安康的经济和文化虽然相对落后,但自然风光和旅游资源却不落后。在经济发达、人民富裕、交通便利的今天,青山绿水,奇峰峻岭,悬崖峭壁,深涧幽谷,不但不是贫困偏僻的象征,反而是壮丽的景观,丰富的资源,是旅游胜地、健身基地和创作基地。本书所辑录的作品,既是安康这块宝地的审美体验、欣赏记录、感情抒发和胜迹描述,也是今后的景点介绍、旅游向导和创作示范。须知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他们由于生产和生活的便利而集中于城市,但在休闲消遣时,又需要回到大自然的怀抱。这正是天意的公平和人生的互补。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未临其境,时候未到,能力不及;环境和能力达到了,也就是他们寻幽探奇、游山玩水的时候了。 格律诗词是中国诗歌中艺术含量最多的一个品种。它讲究最多,要求最严,所谓“篇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音”,“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宋书·谢灵运传》)“两字相承,两句相对,两联相粘”,不能增减一字,不能移易一音。“诵之行云流水,听之金声玉振,观之明霞散绮,讲之剥茧抽丝。此诗家四关,使一关未过,则非佳句矣。”(谢榛《四溟诗话》)因而成为唐代科举考试科目。五四以来,一批激进派打倒“孔家店”,砸乱格律诗词,但逞一时之勇,终于打而不倒。因为诗词格律是一种根植于汉字的艺术规范,是千百代诗人长期研炼的艺术结晶,佳作如林,脍炙人口,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界的独一无二的艺术瑰宝。本书所辑注的作品,格律诗词是主体,其中又以律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为理清安康诗史发展脉络,笔者特将作者分为外地旅安诗人和本地土著诗人两类加以论述。 外地旅安诗人,历代不绝,以唐代的姚合、无可、方干、戎昱、贾岛、马戴,明代的张大伦、杨一清、李逊学、吕和、曾棨、王文翰、傅振商,清代的石潇、涂之尧、史传远、刘德新、黄宽、叶世倬、严如煜、陈仅等较为著名,其中又以姚合数量最大,成就最高。 姚合曾说过:“诗境山南好”(《殷尧藩侍御游山南》)。他的《金州书事寄山中旧友》可看作是其宦旅安康的一篇代表作:“安康虽好郡,刺史是憨翁。买酒终朝饮,吟诗一室空。自知为政拙,众亦觉心公。亲事星河在,忧人骨肉同。簿书岚色里,鼓角水声中。井邑神州接,帆樯海路通。野亭晴带雾,竹寺夏多风。溉稻长川白,烧林远岫红。旧山期已失,芳草思何穷。林下无相笑,男儿五马雄。”此诗把安康的风光特色,江山胜概,地理位置,城乡民俗,俱含其中。城离山近,岚色映书;人在江边,鼓角可闻;地虽偏僻,能接国都;路虽借水,却通大海。亭在水边,故晴而带雾;寺因多竹,故夏而多风。长川栽水稻,放眼皆白;远岫烧荒林,入目姹红。集中、概括、具体、鲜明。诗人妙笔,名家风采,化作一幅色彩鲜明、意境广阔的安康风景画卷。其他如“舞爱双飞蝶,歌闻百啭莺。江深青草岸,花满白云城”(姚合《寒食二首》);“水云晴亦雨,山木夜多风”(姚合《送澄江上人》);“溢瓮清如水,粘杯半似脂”(姚合《乞酒》),等等,也都传神写照,写出了安康特有的美。马戴《寄金州姚使君员外》:“老怀清净化,乞去守旬阳。废井人应满,空林虎自藏。迸泉疏石窦,残雨发椒香。山缺通巴峡,江流带楚樯。忧农生野思,祷庙结云装。覆局松移影,听琴月堕光。鸟鸣开郡印,僧去置禅床。罢贡金休凿,凌寒笋更长。退公披鹤氅,高步隔鹓行。相见朱门内,经幢拂曙霜。”松影月光之外,亦记一时时事和作者心境。一位名诗人想到旬阳任职,也是安康文史上的佳话。 唐诗是中国诗的高峰,姚合虽非峰巅,但在安康却是很难超越的高峰。宋元不说,明清诗人便多在深度和广度上进行开拓创新。如傅振商《登霹雳峰》,刘德新的六县诗,邓梦琴的《自蜀河至双河十二绝》,黄宽《风土诗四首》,叶世倬《兴安舟中杂咏八首》,张鹏飞《金州十首》,李颖发《安康杂咏》,虽然不如唐诗的高华盛大,但意境幽深,且有余味。明代浙东诗人吕和的《道中喜晴》应是唐宋之后外籍诗人留给安康的一首佳作:“风雨潇潇出汉阴,薄寒侵骨正秋深。无端红叶惊人眼,不尽青山系客心。越岭晴云飘白璧,恒河晚照涌黄金。空阶下马频搔首,野鸟由来弄好音。”字字精神,句句优美。意境虽然不够阔大深远,但诗情画意,绝佳吟赏,尤以腹联为写恒口的千古名句。此外也有不少名章俊句,如“数椽茅屋云常护,一曲清溪石半遮。风过花香飘丈室,龙来雨脚遍天涯。”(明·张大伦《宿观音堂》);“图画远开青嶂色,管弦清递野禽音”(明·孟廷榆《游万春寺》);“曲巷半依红杏岛,片帆高挂绿杨风”(明·李逊学《即事次邃庵先生韵》);“雪融野渡增春涨,云掩荒村照夕晖”(李逊学《宿秦郊铺》);“石笋乱如云断续,滩花飞似雨滂沱”(明·武定进士李天麟《春日观风临紫署中》);“一抹淡烟青嶂外,半林残照翠微中”(明·山西范宗文《观音碥》);“汉江水涨消春雪,楚泽帆来带夕曛”(清·福建涂之尧《县堂春草》);“云分巴蜀横青嶂,地接襄樊下碧津”(清·旗人刘德新《兴安州怀古》);“南山雨歇岚光翠,西渡风轻草色深”(刘德新《游兴安州西寺》),等等,也还值得吟赏。 清代江苏上元举人叶世倬,莅任兴安知府,他在安康既有政绩,也有诗谊,所写安康的诗作令人激赏。《春日兴安州中杂咏》之二:“桃花未尽菜开花,夹岸黄金照落霞。自昔关南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信口而出,宛若民歌;他如叶腾骧,诗也写得很有情致:“绿垂萝带露,翠涨麦翻风”(《春日登朝阳洞》);“溪因雨后添新涨,花为春浓恋故枝”(《汉阴登双乳峰》),颇可吟味。江苏进士黄宽,乾隆十七年任平利知县时曾写有五律四首,也能道出地方风景。其二云:“平利山中县,春深遍岭花。巍峰清户牖,野果饱烟霞。草舍藏林麓,禾塍傍水涯。繁华从未解,翻羡野人家。”甘肃临洮县人李颖发曾于嘉庆十九年任安康教谕,其《安康杂咏》五律六首甚见功力。其一云:“薄宦南山里,崎岖路欲穷。马蹄盘树杪,人语入云中。乱石飞泉泻,危崖绝壑通。行将临汉水,画舫趁春风。”造语工巧,写景生动,诗境如画,不减唐人。“烟稠柴米贵”,“繁华一小邦”,也能写出安康特点;“花担来深巷”,透露了安康人自古爱美的习性和风尚。晚清浙江鄞县诗人陈仅,道光十五年任紫阳县令,更是写了大量山水诗作,清新隽永,滋味悠长。他的“瀑高兼雪下,沙碎带冰流”(《任河》);“乳窦滴云承翠蓧,耳朳横地长苍苔”(《山行》);“安得黜僭窃,一慰人民望”(《女娲氏庙》)也还状物真切,写怀可诵。山东历城(济南)进士马国翰的《石泉竹枝词》,安徽庐江举人江开的《紫阳竹枝词》,也都在记述地方风物、拓展安康诗境上有所创获。如“茶镇连西尾,梅湖接汉头。水程百余里,来去送行舟”;“沙里含金屑,游民惯拣淘。泗王祠宇下,贱价是葡萄”(马国翰《石泉竹枝词》);“雨前一样是新茶,坡有阴阳性各差。齐焙白毫先入贡,香风吹出野人家”(江开《紫阳竹枝词》),也都可圈可点。 本地诗人前代无考,自明代始留姓名。五百年来人才辈出,著名诗人有八家,这就是鲁得之、张凤翔、刘应秋、董诏、张鹏飞、雷钟德、谢馨、刘寅初。 鲁得之是本书中的第一位土著诗人,他一出场就光芒四射。请看他的《天柱山醉吟》: 汉上有山号天柱,岩岩堪与太华伍。昔年天下倾西北,榰柱赖此一抔土。我来作杖拄上天,高入云霄壮大观。日月列宿生足底,神州茫茫几点烟,踏破云雾一俯瞰,嶓冢终南渺如粟,更欲推翻上河口,下与浊世洗恶俗。回视我杖短且瘦,翻嫌当日识见陋。堪叹窃抱杞忧者,可惜无人剖疑窦。君不见,杞人去后几经年,关陇庸蜀天仍旧。吁嗟乎!世道摧崩亦欲倾,安得如此柱者相支撑,塞上盗时弄潢池,腐儒日犹捻吟髭。 据书中介绍:鲁得之,字望溪,明金州(安康县秦郊镇)人。成化二十三年(1486)进士,官湖广监察御史,工古文诗词。有《望溪文集》78卷,《望溪诗集》6卷,《杂著》一卷等著作传世。可惜本书只录这一首。这是一首古风,虽然个别语句源于李白、杜甫、李贺,但眼界宏阔,襟抱一流,力争屈宋,气夺李杜。作品不多,仅此一首就让人眼前一亮,土著诗人登台了,而且他们一现身就使安康诗坛为之生色,让人喝彩! 比鲁得之小十几岁的张凤翔又是一位。他是旬阳人,字光世,号伎陵子,与名诗人李梦阳同时,明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官至户部主事。传世有《张伎陵集》七卷。本书收其五言古绝十首,都是写景寄情之作,简练幽秀,含蓄蕴藉。其中《杂咏六首》,写闲居幽兴,一是溪涨不可访幽人,二是春节小景贴对子,三是闭门读书,四是春韭下酒,五是春日赏景,六是冬日困雪。“鹿皮翁”指孟浩然,此处自代。“张公”,应指张三丰,张三丰曾在香溪洞隐居,因而以“张公洞”代指香溪洞。“牛渚”,地名,即安徽马鞍山市的采石矶,为长江三大要塞之一。李白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就是讲的此处故事。此处借用此典,以为洪水淹没江边码头就像敌人夺走了战略要地一样,不能随意过江而访问青山了。后面四首是一种创格,写四季景物而春不言雨,夏不言热,秋不言霜,冬不言雪。这是故意给自己出难题,不蹈故常,创新是务。后来的刘应秋极为佩服,特意仿效,和诗四首。惜凤翔年寿不永,30岁即病逝于燕京。 清代的刘应秋,是安康本土的一位大诗人。作品量大质高,流传最广,保存最为完整。生前即与海内名家多有交往唱酬。科举虽不如意,只是个康熙二十四年(1685)贡生,授神木训导,不赴。但肆力学问和诗词创作,因而在安康诗人中成就也最高。平常以讲学著书为生。著有《残蕉叶集》《一砚斋诗文集》《草堂说经·说史·说易》,及紫阳、白河、兴安州三部州县志。他的诗词诸体俱工。大致说来,五绝简约含蓄,五律清幽旷远,七律警拔俊迈,总体风格则是深婉博厚。 董诏是一位醇儒,平生以儒学著名,为诗亦不离儒学精神。总之是诗思未放,诗境较窄,以学为诗,勉为名家。 张鹏飞是一位很有个性的诗人。写景诗也清丽幽远、生动自然:“浅绿含生意,深红带笑颜”(《春山》);“古树遥含青嶂色,斜阳半照百年苔”(《擂鼓台》),可谓佳句迭出。他的《我忆金州好》十首五律,意境阔大而雄浑,地方特色非常突出:“关山雄楚蜀,风雨接秦梁”;“虫书探禹穴,兽瓦拾姚墟”;“子女添纹坐,丁男射猎还”;“溪剪龙须草,园收凤尾花”;“云生天柱础,霞绚笔锋花”;造语精切,对仗精工,韵律精严,可作描述安康山河胜概人文胜迹的代表作。 雷钟德(1832~1910)是安康近代的一位重要诗人。他是同治十年(1871)进士,先任翰林院编修。光绪时以词臣改官四川,历守理番、忠州、石柱、雅州、嘉定,后擢升重庆知府和成都知府。时川西北匪盗交相为乱,钟德恩威并施,安民平乱,单骑临敌,片语降夷,终因积劳成疾,卒于成都。《四川诗词》2008年第1期曾录其诗十首,大声镗鞳,慷慨豪迈。见解深刻,富于洞察力;出言尖锐,富于穿透力;呼声洪亮,富于震撼力。笔力雄健,词气豪迈,足与前贤争胜。 谢馨(1870~1952)是安康现代的一位诗词名家。出身书香门第,14岁即有诗作。光绪癸巳科考中举人,癸未科考中进士,曾任云南定远、蒙自等县知县。辛亥革命后行医于上海,1933年邵力子主陕,聘谢馨为省政府顾问;新中国成立后又被聘为省政府参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笔舌灵巧,写景宛然如见,叙事委曲尽意。造语曲折,时有出尘之想。写作与处世相似,超越尘俗,舒卷自如。 刘寅初(1912~2002)是安康当代首屈一指的诗人。他出生于汉阴涧池,幼承家教,饱读诗书。1934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学院,作过记者,办过刊物。1950年调入安康中学任教,直至退休。一生作诗八百余首,格律娴熟,意境清新,反映时代,雅俗共赏。其《云门道上》:“箬笠芒鞋乘早凉,平川十里稻花香。朝霞烂烂烘天际,白鹭翩翩下藕塘。”《夏夜东堤纳凉》:“小雨初晴风满堤,夜凉如水爽罗衣。市声消歇巴山路,夹道槐阴踏月归。”还有《过蒲溪》《菩萨泉二绝》等,写景秾丽,抒情淡雅,清幽韶秀,流利爽口,颇有唐人风味。有《三乐书屋诗文集》存世。 八大家之外,还有十多小家。明代安康进士刘宇、少年诗人刘绍基、汉阴贡生茹邦豸、石泉庠生张峻迹,清代旬阳进士钟仪杰、安康拔贡李松、进士马维健、汉阴贡生许又将、邱通理、白河进士卫如玉、石泉贡生朱元勋等可列其中。刘绍基《香溪暮归》:“晴来爽气蘸柴门,采药独行溪上原。归马别山山欲暮,万家灯火送黄昏。”读来别有神韵,惜年寿不永,19岁卒。茹邦豸《宿蒲溪铺》:“晚止蒲溪铺,心清地更清。水随山涧转,云逐野烟生。花落余香在,风摇宿鸟惊。夜深浑不寐,起踏月华明。”清新流转,情景交融。其“古树云封常带雨,寒崖壁立乱流泉”(茹邦豸《重游三清观》),也能写出难写之境如在眼前。其余作者未见名篇,但有写景佳句:“龙冈曲作千层折,凤岭高搴万仞飞”(马维健《过安阳》),也都可吟可赏。 (作者:安康恒口人,西安铁路分局退休干部) 淘尽狂沙始见金 ——《安康民间文学选辑》简评 □ 曾德强 一个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安康民间文学集成工程,终于在今年夏季完成了。这缘于杨春清等老一代文学工作者的辛勤奠基,更缘于戴承元等有识之士的倾力支持。 这部《安康民间文学选辑》,2012年6月由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洋洋54万字,分《民间故事》、《民间谚语》、《民间歌谣》三部分。它是在《安康民间故事集成》(杨春清主编)、《安康歌谣集成》(张宣强主编)、《安康谚语集成》(丁文主编)(以下简称“三套集成”)油印稿手抄稿基础上,由杨春清主编成《安康民间文学选编》初稿,再由戴承元细选精编而成的。素雅的封面掩盖不住民间艺术的熠熠光辉。它是安康众多文化人心血和智慧的结晶。作为读者,当我们拿到这本沉甸甸的书时,应该感谢以杨春清为首的老一代文化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采集与研究,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成果。同时,要感谢安康学院对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视与贡献,如果没有他们鼎力相助,这份成果仍然难以面世。 1984年,遵照上级文件精神,安康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者开始克服人力物力的种种困难,上山下乡,走村串户,打捞民间艺术海洋里的珍珠。经过几年搜集,终于挖掘整理出三百多万字的民间故事,几千首歌谣,万余条谚语,以及其他民间文学样式的多科文本。基于民间文学的“四性”特征——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传承性,他们在普查工作中,坚持“全面搜集、忠实记录”的原则,记录保持民间口头文学的原貌,不任意增删,尽量保持讲述者的口头语言风格,绝对禁止任意编造,当然不排除必要的文字整理和修饰。在此基础上,精选了主要流传在本地的有地域特色的风物传说及本地人物、历史传说约30万字,歌谣约500余首,谚语2000余条。这应算是沙里淘金了。 三套集成完成编纂工作后,由于地方财政拮据,长达二十余年无法付印。2011年6月,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得知此事,在戴承元、张永强、刘继鹏等同志的促成下,欣然决定出版此书,由戴承元担任编审。历经艰辛和磨难,一堆泛黄的书稿受到器重,重见天日,这实在是不幸之中的万幸。 戴承元先生是安康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要在这样一位专家手上将其最终“成果化”,当然不能马马虎虎,粗糙成书。从2011年6月开始,戴承元用了一年时间,两次通读约60万字的文稿,设计编排体例,校正讹误,调整删削个别篇目,为特别冷僻的方言语词作注,逐篇审读,逐句校改。至2012年6月,这部书稿终于定型。他对此孜孜以求,是幼年时便萌生了的民间文学情结使然,更缘于作为一名安康本土文化研究者的文化自觉与责任担当。他认为,挖掘保护地域文化资源,是每一个地域文化研究者的责任,自己更是义不容辞。 这种沙里淘金的活儿,且不说需要相当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慧眼识珠的能力,单是那浩繁的案头作业就令一般人望而生畏了。刘禹锡《浪涛沙》词句曰:“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淘金要千遍万遍地过滤,虽然辛苦,但只有淘尽了泥沙,才会露出闪亮的黄金。这句词现在常常用来表示不畏艰难。是的,不少人可能见过淘金,那是非常艰难的劳作。在河岸上或河道中挖很多石沙,用特制的大筛子一遍一遍地筛,用水一遍一遍的过滤,一车石沙淘到最后,只有一小捧,里面星星点点的沙金,用水银将其聚在一起,顶多豌豆那么大一粒(大部分还是水银呢),所以说吹尽黄沙才得到金子,一点都不夸张。 《安康民间文学选辑》是农耕时代安康生民的生活画卷,是安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一项实实在在的成绩。正如戴承元先生在《跋二》中所说:“举凡安康的历史播迁、山川风物、习俗传承、生活样态等无不呈现其中。这是安康地域文化的一份宝贵遗产。民间文学是研究地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那些或悲或喜的故事镌刻着乡土民众的智慧和理想,记录着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在历史大潮中前进的轨迹。保护这份遗产,既是为了保存对历史的记忆,也是为了积聚创造美好未来的信念。从地域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讲,整理散布于山野低洼的民间文学是基础性的文化研究工程,只有筑牢根基,地域文化研究才有持续掘进的可能;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命题出发,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有助于文化工作者梳理本土的文化根系,并从中抽绎出服务当下文化建设的符码。” 《安康民间文学选辑》内容丰富,题旨厚重,生动有趣,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是安康人民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之大成,是安康人民的智慧之花,是安康人民千百年来口耳相传保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研究安康地域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读一读这本书是大有裨益的。它有助于我们接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熏陶;它能促进我们学习和发扬民间文学的优点,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助于文化工作者探究艺术起源,研究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的规律。 (作者单位:安康市人大常委会机关) 守护精神的家园 ——卢云龙散文印象 □ 卜涉方 大约二十多年前,卢云龙先生的散文像集束手榴弹似的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频频亮相,以致于很快地越过了秦岭,冲出了潼关,走向了全国著名的《散文》、《青年散文家》、《散文天地》和《散文选刊》等刊物,让圈内人和圈外人无不热慕和期待,安康终于有了自己的散文作家和种子选手。 历时二十多载,卢云龙先生在繁重的编稿和审稿之余,依然能坚守特立独行,嗜书如命,坚持笔耕不辍,矢志散文创作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令人感佩和敬仰。他先后多次获奖,其作品入编《中国散文大系》、《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2010中国散文经典》和《当代青年精短散文选萃》等多部有影响的选本。 云龙先生初开始写作的时候,先后尝试过曲艺、小说和诗歌,都有一些成绩。他没有过高的学历和天资聪慧的禀赋,仅仅凭着一腔痴爱的兴趣和慢工出细活的勤钻苦学,在军营和基层工作的历练中,沿着朱自清、杨朔和贾平凹的路子,并有意识地借鉴汲取他们的散文中最有价值的东西,终于创造出骄人的佳绩。他醉心于清词丽句的抒情感,描山绣水写散文,天赋灵性绘世情,总带着浓浓的地方风味和语言个性特色,在田园牧歌中放飞自己的闲情与哲思,水到渠成而又美不胜收。 故土与旅途中的一山一水成为作家的精神家园、梦里水乡,他有责任和义务把它们变成美文,奉献给热爱他的文友和读者。农历壬辰年初秋,他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呼啦啦一下子出版了《行走的风景》和《流淌的岁月》两部散文集,一部是旅游散文结集,一部是节气散文结集,让关注他的文友和读者有了丰收的欣喜和惊叹。云龙先生并没有停歇艺术的执著追求,在回归精神家园的路上,他始终没有偏离方向,又拥有了两部呕心沥血之作。可以告慰自己和同行的是,这些年,他的岁月没有白白地浪费掉,总是在以一颗平常心构筑自己的散文艺术殿堂。 古人讲,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卢云龙先生在整部旅游散文集中,浓缩着深深的故土情结,洋溢着放眼看世界的襟怀。他始终如一地利用娴熟的散文语言和个性特色,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沉浸山水,慰藉心灵。你能从安康写意的诸多篇章中读出如莲的喜悦,诸多的惊异。《东西二关》、《南北二山》、《石泉有个二里桥》,以及十县区的纪游写真,正是这样的范文佳作。 美国文艺复兴的领袖和杰出的散文大师、哲学家爱默生有一个重要的哲学观点是:人心与宇宙间有着对应关系,每个人凭内心体验就可以认识自然和历史的真理。充分表达对人性完美发展的自信和期待。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人类历史因此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大千世界也因此而千姿百态,多姿多彩。在作者的笔下,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物化生命的快乐的同时,也让我们同作者一样一窥祖国山水美景的瑰丽和恣意汪洋。在属于“自己的眼目”里去延伸自己的精神道路,进行必要的取舍和阅读,寻求心灵的皈依和净化,去感受清晨第一缕阳光,体验甜丝丝的空气,刚刚苏醒的树木,燕雀的鸣啾呢喃,还有远处闪光的河流,岸边的雾,抽芽的枝条。精神家园应该逐渐从物欲横流中摆脱出来,从而真诚地对待生命,编织自己富足的人生,享受充实的生活真谛。 文学是时代的精神,也是反映社会的镜子。中国游记散文自古就有悠久而丰沛的传统土壤,无数文人雅士的艺术探索和创新之路均值得我们肯定与钦佩。本人曾经粗略留意过,至今仍被我们传诵的古代经典散文当中,竟然有一半的篇什属于游记!在《行走的风景》中,作者回避了中国游记散文的某些陈旧框架,没有把笔墨放在对自然风光的平淡描摹上,而是采取“开门见山”的手法直奔主题,让人眼目一亮,并为之振奋。“川西之旅”、“新疆散记”和“三秦走笔”的许多章节中,作者眼中和笔下艺术角度的求新,创新,正是《行走的风景》的一大创作亮点。游记散文,最忌走马观花“记流水账”式、一味“刻意抒情”式,一旦失去作者的个人景观和心境,很容易把一段美好的游历写成大众化的泛滥的模式。显然,云龙先生选择创作角度的时候是下了一番功夫的,譬如他写《油画一样的新都桥》,没有落笔在普通景物的整体上可爱上,而是选择了流动的意象的景致:蓝天、白云、草原、河流,将一些平常人最容易忽略掉的景物,点滴晕化,步步递进。正如作者文中描写的那样:“九月的新都桥,好似一位明艳开朗的少女——广袤的草原、弯弯的小溪、金黄的柏杨,山峦连绵起伏,藏寨缀落期间,均是祝福祈祷一类。在藏民的眼里,山是神山,草是神草,水是神水,他们崇拜着、敬畏着、朝圣着,水里的鱼是不能吃的,因而山头全是白色的石头垒成,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牛羊安详地吃草,偶尔有牦牛嚎叫。极目远眺,贡嘎山主峰皑皑而立……”作者成功运用了虚与实、美与幻,把想象无限放大,从感官视听、文本虚构、时空穿越三个层面架构起一个静寂、唯美的诗意世界。游记最好写,也最难写好。从当下的报纸、杂志上看散文,你会觉得作家人人都“在路上”,他们全都风尘仆仆走来走去,去祖国的东南西北,他们在大地上写满“到此一游”。当然不止于作家们,还有许多附庸风雅的过客,买一张导游地图说明,回来也客串一把文学,过一过作家瘾,而且动辄数千或者上万字,东抄西凑,上至天文地理,下到人文历史,或者是名山大川,或者是风土人情,可谓洋洋洒洒,却是一堆漫卷的灰尘。而《行走的风景》中的那些游记,因为作家没有仅仅限于景物描写和知识考据之中,作家的精神势力才得以超拔起来,灵动起来,旧的自然景观和历史事件才得以获得当代性的人文阐释和审美回响。《行走的风景》中大量游记散文,或语言诗化,或角度出“新”,或涓涓溪流,或词句奔涌,也成为云龙先生散文创作的重要收获。 散文最大的敌人就是虚伪和作态。没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松弛的话语风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散文集《流淌的岁月》内中收录了卢云龙先生三十余年捕捉节气变化,感悟生活况味,追忆岁月风尘,思考人生命运的专题散文。读完整部作品,你不能不感叹云龙先生的心细如发,思维缜密,文体意识强烈。纵观该文集,叙事抒情是经,节气岁月是纬,像串珠子一样整体穿凿在一起,且又浑然一体。 在这些散文中你看不到惊心动魄的经历,柔肠百转的场景,声嘶力竭的呐喊,但作家那双善于发现人性美好底色的眼睛,那份深沉内敛的感情,那种随意朴素的笔触,往往通过几个人物自然真切地表现了出来。我读云龙的散文,这种感觉尤为强烈。生活在这个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我们很容易忘记了生命本真的意义,仿佛活着就是为了满足我们无尽的物欲享受。人的精神曾经有艺术或宗教作为家园,可物欲的膨胀使人日益迷失了本性和宗旨,心灵的神圣向往虽然不会泯灭,却内化为一种怀旧的情结。怀旧情结是意识无法控制的心理内涵,情结中永远存在有冲突、惊悸、冥思与痛苦等不同的表现形式。读云龙的散文,就常常使我进入这样的境界,想起我们的生存状态,产生对精神家园的追问与探寻。 生活的家园,是人类生存的必然场所。任何人都无法缺失也难以割舍的精神家园,是人在解决了温饱之后走向小康社会,必然要由物质层面进入精神层面的生活走向。这同样是整个人类必须面对的重要而又普遍的终极问题。也是卢云龙先生多年有意求索并构建着的艺术圣地,也是他心灵诗意栖息的精神家园。 云龙先生的《行走的风景》和《流淌的岁月》,是捧给读者的精神家园的精美食粮,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生命沉思,是一串人生跋涉后的文化苦旅。在当前多元文化相互交融、人们价值观取向日趋物质化的时代,“传承文明根系,守护精神家园”,是我们众多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我们应当用灵巧的笔触不断地向读者拿出震撼人心、直面灵魂、感怀岁月的优秀散文,来献给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和美丽的家园。 (作者单位:安康日报社) 说 大 气 □ 张 石 生活中人们时常说,做人要大气。那么什么是大气呢?大气不是酒桌上杯杯见底,酒气冲天,那不是大气,而是“二气”。真正的大气指用天下之才,尽天下之事的气量和风度。大气是指一个人的胸怀和境界,是一种包容的胸怀,是对异己的包容,是对批评的包容,是面对苦难和荣辱的胸襟。 大气有很多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大气;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七擒孟获是大气;邓小平一生多次被打倒,饱受磨难,十一届三中全会被启用后,抛开个人的恩怨,以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重,客观公正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调整到经济建设上来,表现出一代伟人的博大胸怀和崇高气节,也是大气。在我们的身边也有很多大气的人,我身边的一位领导时常说:“我喜欢把当平级当上级,把下降当平级。”这也是一种大气,这种大气对于个人,表现的是一个人的胸怀。对于工作,则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把平级当上级,平级领导找你协调事情时,就会把平级领导托付的事情按照上级的指示来落实,这样同级之间的关系就会和谐,工作起来就会相互配合。把下级当平级来对待,下级就会觉得你很尊重他,才会有士为知己者死的动力,工作的积极性就更容易被调动起来,工作的成效自然就会更好。 一个人是否大气?不仅取决他的胸怀,更要看他的境界。人们常说“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前一句说的是胸怀,而后一句就和境界有关了。境界是指一个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对不同的事物有不同的境界,既有共性也有不同。做人有做人的境界,读书有读书的境界,绘画有绘画的境界。清末鸿儒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境界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就是说,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要有明确的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第二层次为“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即指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第三层次为“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指要达到第三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功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一个人的知识是学来的,能力是炼来的,而胸怀和境界是修来的。做一个大气的新闻工作者我认为要过好三关。第一关思想价值关。要回答好你为什么当记者?你的镜头为谁说话?我们很多人认为自己当记者是为了谋生。为了谋生而工作,这本无可厚非。但工作仅仅是为了谋生,把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动机完全局限在个人利益的“一亩三分地”里,整天想的是个人利益的“小九九”,那么他的境界就有问题了,就很难在记者这个岗位上表现的大气。只有那些把镜头对准人民群众,为群众的利益奔走,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摇旗呐喊,将自身的价值和人类的共同追求相统一的人,才会如雄鹰翱翔于九天,从自身发展的小宇宙,走向人类发展的大视野之中,他的视野才会更开阔,他的境界才会更高远;第二关是名利关。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发展,追求成功的年代,地位的高低,名利的多寡时常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尺。在这样一个社会评价体系严重失衡的社会,要想立志高远,淡薄名利,保持内心和行为的纯净,没有一点“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没有一点“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韧性是很难做到的。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只有坚守自己的职业操守,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为利益所诱惑,不为权贵所动摇,一心一意沉下心来做事,客观、公正的报道新闻事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合格、大气的新闻工作者。做任何事情,动机比结果重要,过程也比结果重要。我们要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该做能做的事,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做,纵有千难万险,也不畏其艰难,因为那是我们的人生理想、价值和信念所在,是责任所在!而有些事情,有些机遇,纵有别人羡不可及的好处,也坚决不干,因为那是我们的良心所在。用汉阴抱瓮丈人的话说:“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一个新闻工作者只有坚守这样的价值观,才能脱离名利的诱惑,脱离低级趣味,树立起一身浩然正气,在自己的责任、理想和信念面前傲然挺立;第三关是能力关。能力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保障,不了解和掌握新闻工作的知识和技能,不能与时俱进的学习和运用新闻工作的一些新理念和手法,就很难做出让群众满意的新闻节目。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矛盾进入临界点的关键时期,各种思潮观点风起云涌,各种利益交织碰撞,平面媒体、网络媒体等相互竞争,相互混战,同争舞台,没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辨别力,没有驾驭新闻素材的能力和素养,就会“乱花渐欲迷人眼”,被各种假象、乱像蒙蔽了双眼,迷失了方向,把握不住新闻报道的方向,拿不出让党和人民满意的新闻作品,就会在媒体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失去自己的舞台和阵地。 新闻工作者只有大气才能坚持正确的新闻观,尊重事实、秉持正义,胸怀全局,谋划长远,据实直抒,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新闻事件面前辩伪存真。才能抛开个人利益、荣辱的“小我”,追求人类共同利益的普世价值,尽到社会公正、法治、秩序的守护者、监督者之职责。 (作者单位:汉阴县文化文物旅游广电局) 汉调声中余韵长 ——余书棋先生散记 □ 刘汉滨 2012年6月6日,《安康日报》刊发了余书棋先生所撰《汉剧传承赖同心——追忆安康汉剧团》一文,文章从安康汉剧团的历史沿革、辉煌成果、创作的时代精神、传承发展、人才培养几方面谈起,对安康汉剧团六十年历程作了精要的回顾,其字里行间透出的深厚感情,让人深受感动,肃然起敬。 余书棋先生,1933年生于湖北武昌,国家二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曲音乐理论研究会会员、陕西音协民族音乐委员会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曾任安康市汉剧团党支部书记、《安康地区戏剧志》副主编。陕西省汉剧学会戏曲音乐学部主任、安康音乐家协会主席。列举这些头衔,并非为了夸耀,只是为了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余老先生在安康音乐尤其是汉调二黄音乐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循着余书棋先生六十年的音乐步履,我们可以细细地探寻建国以来安康汉调二黄音乐发展的大致轨迹。 说起来,余先生并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系统的专业培训,而是靠着他对音乐的热爱,靠着他在实践中的勤奋学习和刻苦钻研,走上了艺术事业的成功之路。 余书棋先生自幼酷爱音乐与戏剧,深受传统戏曲熏陶,学生时代就学会了多种乐器的演奏。新中国成立时,他还是个中学生,新文艺思想激活了他全身的文艺细胞,他积极投身于文艺活动中,既搞伴奏,又当演员,成了安康中学“活力素剧社”的活跃分子。 1950年7月,中共安康县委以安康中学“活力素剧社”为基础组织了安康县暑期宣传队,年仅17岁的余书棋在这支充满活力的队伍中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1950年8月,安康县暑期宣传队的全体队员进入中共安康地委干校培训,正式编制为“安康地委文艺工作队”(后改称为安康文艺工作团),这支新文艺队伍,先后走遍全区9县25个区镇,《赤叶河》、《白毛女》、《刘胡兰》、《保卫村政权》等20多台节目共演出200多场,有力地配合了当时正在广泛开展的镇压反革命、减租反霸、土改试点和抗美援朝运动,深受广大群众喜爱。也就是在这样的一支忘我工作,无私奉献,充满乐观的光荣团队中,余书棋先生迈出了其新文艺生涯的第一步。 1950年12月,二黄同心社与西关自乐社合并成立安康人民剧院。1953年,剧院更名为“安康汉剧团”,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戏曲“改人、改制、改戏”三改政策,安康专员公署派王道中、虞竹萍、黄贤明、余书棋、陈纪元等新文艺工作者到剧院工作,为古老的剧种注入了一批新鲜血液,汉调二黄这一古老的艺术开始走向新生。余书棋先生也就此开始了其六十余载至今不辍的汉调二黄艺术生涯。 余先生对安康文艺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其丰富的音乐创作实践中。进入剧院后,他一方面全面系统地学习新音乐理论和音乐技法,一方面积极深入地向老艺人虚心学习传统音乐遗产,积极探索新时代戏曲音乐的发展之路。他担任乐队队长,作为领头人,带领同时代新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勇于探索,使安康传统戏曲音乐走上了全面的继承、创新、发展之路。 他们运用现代音乐的记谱技术和规范,搜集、记录、整理和刊印出多册唱腔曲谱、器乐曲谱和打击曲谱,结束了传统戏曲音乐口口相传、无曲谱记录的历史。在组织建制上,地、县专业剧团设置专职或兼职的音乐设计人,把音乐设计放在了艺术创作的重要位置,并新添了多色乐器、扩充了乐队编制。在创作实践中,发掘、整理、改编传统剧目,移植其他剧种的优秀剧目,创作新编历史剧和现代剧三种方式齐头并进,互为促进。 在对各地方剧种音乐继承、改革和发展中,余先生与同时代的音乐人通过“通盘设计”和“定腔定谱”,为新时代戏曲音乐创作确立了基本规范。新时代的戏曲音乐,一方面赋予了传统戏曲音乐以新的情绪、新的意境、新的格调,另一方面又创新了许多新的唱腔音乐(如各类伴唱音乐)、新的曲牌音乐(如前奏、间奏、衬曲、尾曲)、新的打击音乐(如表现各类场面的混响音乐)。这些新创的音乐作品,既保持了各地方剧种的风格特点,又丰富了其音乐表现力,赋予了其全新的时代气息。 在他们的努力下,到六十年代初,汉调二黄、道情、弦子戏、八岔戏、八步景等地方剧种,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安康的大小舞台上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并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从五十年代开始,余书棋先生先后为100多出传统戏、新编历史戏、现代戏设计音乐,他担任音乐设计和作曲的作品为安康戏曲音乐的发展留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足印: 五十年代,传统汉剧《黑旋风李奎》、《将相和》、《屈原》、《双拜相》、《烈火杨州》拉开了继承创新的序幕; 1956年陕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会,新编汉剧《楚宫》、《屈原·雷电颂》、《碰亭》、陕南八岔戏《站花墙》参赛获奖,《站花墙》剧本及音乐曲谱被长安书店出版单行本公开发行; 1960年,新编汉剧《梁红玉》在陕西省地方剧种会演中获奖,其唱腔有新意而不失传统风格,为观众与行家所公认,并被中国唱片社灌制唱片公开出版发行。 此后,新编陕南民歌剧《锦上添花》、新编传统汉剧《打龙棚》、《三收何元庆》、《华容挡曹》、安康道情现代戏《木匠迎新》、汉剧《智破天门阵》、《梅刀新传》、《金桔》、《高山劲松》、《红珍珠》、《春秋配》、《扈三娘》等相继在省级大型戏曲调演活动中获奖。1981年,在陕西省首届汉剧会演大会上,余书棋先生以其对汉剧事业的杰出贡献被陕西省文化厅授予“特别贡献奖”。 余先生的戏曲创作生涯中,由他担任音乐设计的这100多部传统戏、现代戏,剧目涉及到安康各大地方剧种,在创作过程中,他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积极创新,不断总结,其在传统中不断创新的音乐实践,为安康戏曲音乐创作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广受好评和赞誉。 余书棋先生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作曲家,还是一位卓有建树的戏曲音乐理论研究者。 1957年7月,安康专区戏曲发掘组成立,在历时五年的发掘工作中,余先生参与了对汉调二黄、道情、弦子戏、越调、八步景、八岔、大筒子戏七个地方剧种的访查、整理、录存的大量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86年,《陕西省戏剧志·安康地区卷》开始编纂,作为副主编、音乐部分责任编辑和撰稿人,余先生以几十年的艺术创作实践和学术研究功力,对安康汉调二黄、八岔、大筒子戏、安康道情、弦子戏、越调、八步景、紫阳民歌剧八个地方剧种给予了全面、系统、准确、精要的阐述,为安康戏剧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作为汉调二黄音乐研究的权威,余先生还承担了《汉调二黄音乐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陕西卷·汉调二黄分卷》等史志的主编、编辑、撰稿的重任,编有《汉调二黄曲牌集》、撰有《生长在安康的八岔戏》、《陕南道情音乐简介》等论文,为地方文艺和汉调二黄研究的推广和深入奉献良多。 自2011年起,《安康文化》已连续六期刊载余先生汉调二黄研究的多篇论文。成稿于1983年并参加当年在安徽绩溪召开的“全国徽调、皮黄学术研讨会”的《试论西皮调与襄阳腔》,以大量史料和音乐比较论证了“汉调二黄西皮调自脱胎于秦腔西皮调之后,又不断吸收邻近剧种声腔艺术为我所有,渐渐地在唱腔旋律上,板式的结构上,已日趋完善形成了本身一套特有风格的西皮声腔体系”。《汉调二黄在汉水流域的演变——兼谈从汉剧到山二黄》通过戏曲史料的梳理和戏曲唱腔的考察,对汉水流域汉调二黄的艺术风貌作了具体描述,对其演变轨迹作了清晰勾勒。《汉调二黄音乐概述》则用大量的资料和实例从源流沿革与发展、班社分布与流派、剧目及其艺术特色、唱腔音乐、曲牌音乐、打击乐、乐队乐器、音乐新发展诸方面对汉调二黄音乐进行了全面、系统、细致的阐述、解读和总结,其对汉调二黄的传承、发展、创新的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已经得到明证。 六十年艺术生涯,余先生在创作实践、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在谈及艺术成就时,余先生说,只是因为热爱与敬业。在我看来,年少时的渐染熏陶,成长中的兴趣爱好,从业后的执著钻研,成熟后的信念、责任与坚守,是余先生艺术生涯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与经验。 六十余载不辍耕耘,余先生的艺术成就和对安康戏剧音乐的贡献远非一篇小文能言说清楚,在这里,作为晚辈,谨以自己的些许感受表达对老先生的崇高敬意。 六十余载情未了,汉调声中余韵长。祝愿年逾八旬的余先生身体康健,引导我们挖掘出安康地域文化的更多宝藏。 (作者单位:安康市群众艺术馆) 参悟者得道 ——任黎华摄影艺术印象 □ 石宝琇 黎华出书,不是一般的书,而是对人生,对艺术,对摄影参悟的结果。 我喜欢这本书的丰富、深刻和个性鲜明。 没有对世道的参悟,想达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 人生在世,都活着,但活着的质量却大不同。有的人活得明明白白,有的人活得浑浑噩噩;有的人活得风风火火,有的人活得安安稳稳。 从事艺术的人,也是如此。想有些稳吃皇粮的名作家、红歌手、明星演员,一呼啦就是半辈子,但拿出来的东西,却永远都是别人的嫁衣。而黎华却不然,虽然从事基层文化工作忙碌了半辈子,几乎年年月月都要面对各种任务和需求,而这些事务,距离自己热爱的摄影总是若即若离,但因为他不休止地参悟世道的真谛,所以他能在这繁杂无序的忙乱中偷得文化大道。这大道,就是人活着的根本,就是人企立的根基。 人若想进入参悟的状态,需要三点密切相配:一是读书;而是践行;三是思考。 我知道,黎华喜欢看书,而且啥书都看。首先爱看文学的,比如小说、随笔、诗歌;也喜欢历史的,人文的;后来学摄影进入琢磨道理的阶段,又看了不少中西方的关于美学的书。书,看得多了,不知不觉心里就很复杂。这复杂很重要,你想,若果没有理念的复杂,哪能有仓储的丰富?复杂,是内敛;丰富,于显露。 二说践行。黎华勤奋,只要端上照相机,就手脚不停歇。安康多山水,山是大巴山;水是汉江水。30年来,黎华几乎走遍了巴山汉水的所有乡村城镇, 在汉江岸隆冬的寒风中,他无数次深入沙窝、工棚,拍摄了淘金人的艰辛茹苦。20年期间,他多次翻山越岭去六河村,走访贫苦人家,终于把当初一些个不经意的人物题材,转化为完整的纪实故事。 三是勤思。黎华在勤奋践行的同时,脑子也一直在不停地思考践行的方向、路线、方法。这一点,在我们摄影者当中是很难得的。 1986年,我和他一起在韩城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摄影理论研讨会。在和他的聊天中,在听他的发言中,明显地感觉到他充满个性思考的活跃。他在以《“反映论”的困惑与思考》为题的发言中,对“摄影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一公式化的命题进行了剖析和质疑。而把“反映论”指导艺术实践,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前苏联形成,进而传入中国,并在中国文艺论坛上占据近五十年的历史。质问这个理论体系的合理性,是需要勇气的,但更需要提出属于自己的论据、论证,同时还要具备严密的逻辑思考。而黎华在20多年前就做到了。 在二十年前,一边实践一边思考的黎华又提出“纪实摄影是当今社会的产物,纪实摄影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需要”,“纪实摄影是摄影的主流,纪实摄影应该是摄影者追求的最高目标”等鲜明而独到论点。这些观点,就是放到今天,依然富有挑战性。 而在十年前,他又发出这样的心声:“用不同思考方式体味各种风情,就像把自己如蚕茧般地抽丝剥开,展露心灵美丽的蝶影,况味人生。” 这些,都是参悟的结果;而结果,就是得道。参悟,对于人生,对于艺术,对于摄影,都是必需的。不得参悟,就不能得道。不得道,就难以成就。而参悟的路线图,在黎华的这本文集中,在他的践行中,在他的作为中,都已经铺陈得明白清晰。其实,他和古人明示的得道章法是一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对于有心的黎华来说,他的文集,记录了自己半生的足迹,半生的感悟,半生的因果,很值得我去仔细阅读、品味、琢磨。 最后,还是用黎华自己的话来勾画出自己的形象吧。且看他的自白: “二千多年前,释迦牟尼曾预言,在末法时代,地球仅留青藏高原一块净土。这净土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一个摄影家在那里,他要做的不应该仅仅是拍摄,更重要的是理解、体悟、印契,涤荡自己的心灵,升华自己的精神。” 其实,净土不仅仅在青藏高原的雪岭莽原之中,它应该在每一位得道者的心里。 黎华有了。 我也想有。 大家也都会向往…… (本文为《任黎华摄影文论集》序) (作者:石宝琇,原陕西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部委员、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主任编辑) 诗 意 平 利 □ 李春平 平利好,是因为风景这边独好。我们从安康市区去平利,因为沿途风光旖旎,便有了一路的赏心悦目,一路的笑逐颜开。平利是山区,总体上呈现出“山上不平山下平”的态势。处处是浅山丘陵,看不到峻岭的险恶,看不到陡峭的绝壁。平利的山线条柔美,形态圆润,为山低调,全是一副满面温和,满面慈祥的样子。平利的水也搭配着山的格调,山水里应外合,高低遥相呼应。你看那水,没有急流之险滩,没有呼啸之浊浪,河流溪水全都是清澈的,婉约的,平易近人的。所以说,平利的山水是极富观赏性的山水,也是极富人情味的山水。看平利山水,是在看一幅幅山水画,也是在读一首首抒情诗。层峦叠嶂,诗意尽染。 平利的诗意,藏在山水之间,显在景点之中。平利有三多,山多水多景点多,三多全是藏奇藏秀之处。就其景致的布局而言,是一山一小景,一方一大景,大景含小景,景景有不同。平利中部,女娲山拔地而起,傲然屹立,与周围诸山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圣地。女娲补天是中国少数几个能与希腊神话比美的世界伟大神话之一,女娲山生在平利,皇帝也敬畏三分的,吉祥而幸运,堪称一座造福之灵山,镇县之宝山,也是全县旅游的主轴与核心。东部有名扬遐迩的天书峡景区,还有长安村的十里茶乡。试想,闻着茶香读天书,幽香弥漫幽谷,幽谷浸染幽香,游者不心旷神怡才怪呢。平利西北部,有西河漂流,人在水上漂,目收满山秀,谁不会开怀大乐呢。北部有西北最大的垂钓中心,琵琶岛独立湖中,虽说不闻琵琶声,却有神韵天上来。此处垂钓,又岂止是钓鱼之乐?在南部,坐落着颇富盛名的八仙悟真观,融入了中国道教文化和神话传说,是参禅悟道的绝佳去处。你看这四方景致,名振四方,难怪平利人眼里总有些许若隐若现的傲慢。在一个县里,有仙境,有圣地,有神灵,有幽谷,有秀水,人文一统,诸景皆备,如此神奇的造化,算得上是上帝对平利最好的恩赐了。 还有更多不是景点的景点,这就是平利的广袤乡村。农家院落保留着陕南传统乡村的习俗,又进行了统一的建设规划,有条理,有格局,零星而不散乱。信步游览,目之所至,足之所止,到处是现代乡村的新风新貌,到处是流行的时代元素。你说它俗,就是俗得平实,俗得质朴,俗得亲切可人。说它雅,它就雅得高贵,雅得清新,雅得有韵致。俗没有丢掉时代气息,雅没有脱尽人间烟火。所以,平利的乡村,是美丽的乡村,是好看的乡村,也是诱人的乡村。若把乡村当景致看,必定是一村一景了。与都市的喧嚣相比,乡村的宁静本来就是一种幸福。 看平利风景总是让人流连忘返的,也总是让人不过瘾的。一日得闲,又邀朋友去平利。朋友问去干啥,答曰:到平利,品诗意。 (作者单位:安康学院) 恒 口 古 镇 □ 赵天平 如画家园傍两河,似梭船影玉帛过。 水通楚城黄金道,粮越秦峰商贾歌。 沃土繁华遗恨少,人文淳朴雅音多。 河山新塑春风永,豪笑声惊汉水波。 恒口,古称衡口,早在北宋时期建镇。古代的衡与横通用,后来的人们都觉得“恒”字笔简意深,又便于口传手写,久而久之,恒心的恒字就在民间约定成俗,沿用至今。 恒口古镇,位于恒河出口与越河交汇的沙洲之畔。街长五华里,徽派建筑风格,一条主街道东西走向延伸,街道两头依临河水。在街景的东门、西门建有城堡碉楼,中街的拱桥段街心矗立一座市楼,雄伟壮观,钟鸣声远。古镇的东街和西街地平渐高,中街略为低凹,形似一艘回港靠岸的巨船。登高俯望,恒河越河犹如两条灵动巨蟒交织环抱。 越河之水,源于汉阴、石泉两县交界处,水流经过平梁镇、涧池镇、蒲溪镇、恒口镇、五里镇汇入汉江。民国以前,越河货运船只由恒口起航,上至汉阴码头,下通汉江水道。 恒河之水,源于北山叶坪。主流多在大河、茅坪山峡之间,恒河因河床陡石多水急,故不宜航运。恒河水流湍急、欢腾、人见人爱;越河水流温顺、清澈、柔和秀逸。 恒口古镇历史悠久 早在西汉以前,就有先民在恒口一带耕织繁衍生息。从考古出土的秦汉石质“半两”钱范、铜镜、印玺、西晋青瓷洗、天鸡壶等文物得出佐证,恒口在两千多年前,古人的经济、文化就有了很大发展。 清康熙二十二年恒口由兴安州管辖。清嘉庆三年(1798)臬司温承惠率安康知县赵廷麟捐千金,士民助役构筑恒口城堡,墙高一丈五尺,建有东西南北四门,周长六百四十丈。自嘉庆以来,公廨、仓廒、会馆、商铺、书院、茶楼、酒肆、佛道寺院、作坊、栈房等行业布满老街上下,七十二行一应俱全。定居在古镇的士农工商,常以恒口历史悠久,民风淳朴,工商业发达而骄傲。 恒口古镇,崇文重教。清康熙年间恒口的教育事业多以私塾学堂为主,镇上仅有一个公馆、一所岭南书院。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兴起,古镇自民国相继有了国民一小、国民二小、国民三小、国民四小。在古镇的四周,各村都有自己的初小。1945年,安康公署在恒口关帝庙组建职业中学,主要开设农艺、印染两科专业,职中于1949年升为农业中等专业学校(现农校前身)。解放后,安康县又在恒口古镇设立第二中学。由于学校的不断增多和教学质量的逐渐提高,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走出安康、走入全国、走向海外。 恒口古镇商贸繁荣 恒口古镇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南北两山屏蔽,中心是越河、恒河淤积的平川。 古镇老街上的门面店铺多达百家以上。作坊密布,商号相连。油坊、酒坊、粉坊所生产的白酒、粉条、桐油等产品行销西安、武汉等地。在兴旺的商业贸易大潮中,恒口古镇上的江西、黄州两个商务会馆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大户商业字号以诚信为本,广纳四方客户,积极促进古镇的工商贸易繁荣发展。久负盛名的老字号有经营绸缎的赵氏“连壁合”,经营布匹的史氏“三元星”、经营印染的姚氏“千福泰”、经营土产日杂的夏氏“恒发魁”、经营高粱白酒的余氏“余洪兴”、经营大青盐的马氏“马复兴”、以及赵氏“敏木森”、邹氏“邹恒丰”、杨氏“恒生玉”、杨氏“杨和轩”、李氏“吉泰元”、王氏“鼎福星”、王氏“庆春堂”、张氏“中和堂”、史氏“纯厚堂”、杨氏“杏林堂”、“天赐荣”、“同发永”、“德源恒”等多家信誉户。 古镇上的商家始终奉行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职业道德。家家都能把生意做的有声有色,繁荣的贸易景象远超一般县城。 恒口古镇文化丰富 恒口古镇地上地下有丰富的文化遗存。仅宗教寺庙的建筑规格和宏大规模,远超过一个小镇级别。泗王庙(又称财神庙)、三圣庙(又称火神庙)、关帝庙(又称老爷庙),各有乐楼及数十间和尚道士禅房庙产。三王庙、眼光殿、梅干庙、土地庙、菩萨台等佛道寺庙,每逢庙会热闹非凡。神秘的宗教色彩,又于民国年间招来基督教、天主教在古镇设立福音堂、天主堂。 恒口古镇老街上的宅院均以对称的单体、双体天井院为构架风格,前庭后院通畅透气。 集聚在古镇上的先民,大多是由湖广、闵、赣、豫、川等省迁徙而来的移民。长期的南北移民文化在古镇交织荟萃,逐渐形成了特有的地方文化,民间民俗文艺更是多姿多彩。百姓喜闻乐见的山歌、小调、八岔、道情、花鼓、曲子、皮影、小场子、汉调二黄演艺活动随处可见。逢年逢节必舞狮子、耍火龙、跑竹马、赶旱船、玩小场子、耍皮影、唱大戏。 唱汉调二黄、演皮影戏在恒口古镇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皮影戏,在民间叫“走影子”或叫“提影子”。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陕西东路华县、华阴县的皮影演艺形式流入安康。清乾隆二十五年,西路坝赖世魁由关中学来道情戏,此后,皮影班社在安康境内迅猛发展,仅恒口、五里一带就有皮影班社三十多家。 在众多的皮影班社中,唯有恒口古镇张子成(外号张谝祥)的道情班社名气最大,生意最火。因为张师父一口能吹两杆唢喇,双手对舞十多把皮影。一人“拦门”耍扦,一人包唱男腔女调。张师父唱的陕南道情,韵味优雅细腻,悦耳动听,特别是一人唱百人合的曲调最为精彩。“喊黄”的气势激越昂扬,音绕村野,回荡街巷。1954年张师父赴省城调演夺魁,名震三秦。 汉调二黄戏也是恒口古镇的拿手好戏。二黄班主何文清尤工老生和大净花脸角色,何先生唱工字正腔圆,唱念做打,功夫深厚。另一班主马千利曾在民国常年带着班社成员刘延寿、王万春、史洪植、陈天福、张义禄等走州过县演出,所到之处深受戏迷叫好和欢迎。 著名的“小场子”老艺人李志连演技超群。他和旦角同台在一张八仙桌上载歌载舞如履平地,腾挪闪跳,毫无惧色,一个草编帽圈经他之手,瞬间魔幻般地随意变成三十多个不同造型的帽花。他出演的角色诙谐、有趣、逗乐,深受观众喜爱。1954年,李志连先生应邀参加全国民间文艺演出,一举获得全国大赛一等奖,随之受聘中央民族学院讲授民间舞蹈一年。 恒口古镇有着多元丰富文化。餐饮业门类齐全,独具风味。砂锅豆腐脑,热汤炖煮,味鲜爽口,冬季专卖,别处少见。芝麻鼓气馍,吊鏊烧烤,香酥扑鼻,食之生馋。油盘凉面,选料精良,制作麻烦,入口生津,嘴留余香。蒸肉肘子,色味俱佳,肥而不腻,老少皆宜。糯米黄酒,酿造考究,口感纯正,饮之提神。 恒口古镇前景美好 恒口古镇,黄壤沃衍,信息灵通,交通发达。昔日的一条古代官道,早已变成平坦宽畅的二级公路316国道与阳安铁路并列纵贯而过。恒紫公路、恒大公路南北通达;包茂、十天高速公路纵横穿境。古镇河东有三条岭果园千亩、庆丰有规模宏大的花卉基地。南山望河垭森林公园松柏长青,黎家沟水库碧波荡漾。西有咽喉要塞越岭关遗址,古代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坡有明代千工堰,今之恒惠渠,坝首壮观,平湖轻舟,可供游人水上垂钓娱乐。 恒口古镇,自古就是陕南政治、经济、文化重镇。历经九百年沧桑,几经兴衰,仍能与时俱进,老街、新大街、商贸街、农贸街、果品街又繁荣昌盛起来,生意红火,光彩夺目。 恒口古镇,是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古镇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十分壮丽,发展前景十分美好。不久的将来,一个十五万之众的恒口新区将会更加五彩缤纷,成为镶嵌在秦巴腹地一颗璀璨明珠。 (作者单位:安康市汉滨区公安分局) 《〈宁陕厅志〉校注》稿终审通过 2012年14日上午,由宁陕县档案史志局主持、特邀宁陕地方学者张铭轩同志完成的《〈宁陕厅志〉校注》稿,经评审会议讨论通过。评审会议由宁陕县副县长孙坤同志主持,宁陕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周宏同志出席并讲话。《宁陕厅志》是清道光九年(1829年)由宁陕厅同知林一铭主持纂修的。《〈宁陕厅志〉校注》稿的主审由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设安康学院内)根据市地方志编纂机构授权承担。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安康学院中文系主任戴承元教授出任专家组组长,安康历史博物馆退休干部李厚之同志,安康市方志办副主任、《安康市志》主编、《安康年鉴》主编蔡晓林同志,安康市方志办编辑、《安康年鉴》副主编冯佳随同志为专家组成员。在审稿过程中,宁陕县档案史志局还特邀省地方志办公室市县志处张世民、李川同志对校注稿进行了认真审读,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宁陕县档案史志局局长沈兰虎同志、校注稿作者张铭轩同志先后在评审会上就校注工作组织过程和校注始末进行了发言,戴承元教授代表市级专家对校注稿进行了点评。与会的县级有关部门领导分别对校注稿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以及校注作者的辛勤付出给予了高度评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张永强同志代表终审机构宣读了终审通过的意见。(编辑部) 附: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关于《〈宁陕厅志〉校注》稿的审稿意见” 关于《〈宁陕厅志〉校注》稿的审稿意见 对当地旧志进行整理校注,是一件功在当代,泽被后人的文化大事。宁陕县档案史志局特邀张铭轩先生完成的《〈宁陕厅志〉校注》(送审本)一书,既具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仅从发展县域经济的需求而言,其贡献至少有四:第一,校注释义旧志,为发展旅游事业提供地情指南。旧志记载既为名胜古迹的修复和定位提供了历史依据,也为地方古迹遗址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二,校注释义旧志,为招商引资提供可靠资料。既为客商提供相对准确的历史信息源,也为一些大型建设项目提供较为久远的历史资料。这对自然灾害发生较多的宁陕县而言,显得尤为重要。第三,校注旧志释义,为县委、县政府资政决策提供重要依据。第四,校注旧志释义,对宁陕地方历史文化了解、传承、弘扬具有积极作用。综上,我们认为应给这本书的价值和作用以高度评价。宁陕县档案史志局和张铭轩先生合作推出的《〈宁陕厅志〉校注》,是他们尊重历史和文化自觉精神的真实体现,也是应该在我们地方文化研究机构和文史工作者中积极倡导并大力弘扬的人文情怀。 根据宁陕县档案史志局2012年10月18日函的请求(见“宁陕县档案史志局关于特请对《〈宁陕厅志》校注》稿予以审读的函”),我中心及时组织专家对校注稿进行了认真审读。综合诸位专家意见,一致认为《〈宁陕厅志〉校注》稿体例规范,符合地方志书校注原则,注释比较准确。在形成校注意见前,我中心还委托审读专家组组长戴承元教授与宁陕县档案史志局负责人和校注作者进行了面对面沟通,指出了校注中存在的瑕疵,标示了存疑待考之处。 我们希望宁陕县档案史志局和校注作者,对审读专家提出的如个别之处断句标点不准确、繁简字混用、原文对清不严、个别注释还应斟酌等问题(以及包括陕西省地方志专家提出的一些问题),要进行认真纠错,严格按旧志注释的学术规范和公开出版的要求,力争把《〈宁陕厅志〉校注》一书做成一部既忠实于原志,又方便今人阅读并传之于后世的优秀历史读本。 专此意见。 安康学院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 2012年11月22日 道是“无题”胜“有题” ——试谈方志无题序的运用效果 □ 李春芳 在志书正文的篇、章之下,设置一小段无序号、无标题的文字,叫作无题序言,习惯称为“无题序”。在方志编纂修编规范文本中,无题序的使用规定不是那么很严格,可用可不用,只是要求一章用,章章必用,以保持全书风格统一。在修编第二轮方志中,全国各地广泛推广运用这种表现手法,以此整合志书的体例结构,增强志书的可读性,提高志书使用价值。实践证明:无题序在志书中起着提纲挈领、画龙点睛、表现主题的重要作用,虽是“无题”胜“有题”。 笔者自编纂第一部专业志就开始使用无题序,当时并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也不知道这样写对不对,好不好,更不知道其理论根据来自何处。直到《安康城乡建设志》送审时,住建局一位编委对《建设志》中,共18章的无题序进行认真审阅,并细心修改几处。此编委在一个非正式场合说:这本志每章的序言都是用心的,也是很精彩的。听这话后,增强了我的信心,第一次感到无题序在志书中价值份量。通过翻阅资料,查看全国第二轮修志动向,阅读修志专家的理论文章,才发现无题序在志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一是“导入”功能,志书是给读者阅读的,如何把读者引入主题,深入正文之中,查找自己所需要资料,无题序就能起到这种引导作用。阅读志书和看小说不一样,看小说从头到尾地看,而阅读志书是需要什么看什么,读者可通过无题序寻找需要的章节,相当于导游利用导游词,把游客引到景点一样;二是“衔接”功能,志书是“以类系事”每一个篇章相对独立,如何使志书篇章有头有尾,首尾相连,上下贯通,结构缜密,无题序在其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衔接作用。就相当于电视节目主持人利用精彩诱人的台词,引导观众继续看下去一样;三是“点题”功能,志书中任何一个章节都有它的主题思想,都有重点和非重点之分,这些只有编辑最清楚,通过无题序破题,使读者对事物有一个鲜明而深刻的印象。就像领导开会一样,主持会议的人,首先要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会议要讨论什么话题,研究什么问题,使与会者早有思想准备,可大大提高会议效果;四是“标识”功能,一本志书少则几十万字,多则上百万字,如果平铺直叙地进行编纂,其间没有“分界线”,没有任何标识,编纂起来费劲,读者阅读也无从下手。利用无题序这种标志性的文字即可解决这个问题,志书就有了立体感、层次感。假如城市广场、公园、道路没有隔绿带之分,给人们视觉只是院坝、场地而已。为什么高速公路,每隔一段都立一个醒目的标识牌?一是提醒过往车辆前方是什么地方;二是改善和充实高速路空旷无边的天际线,同时也成为空间景观的点缀。 无题序所处的位置是志书记事的空白地带,为编纂方志提供了一个较为宽阔语言空间,编辑可在这里充分运用语言优势,发挥自己的想象能力,流露自己的情感色彩和编辑思想。这里即可以用陈述式语句,也可以使用判断句;既可以描摹状物,又可以夹叙夹议。我在《安康城乡建设志》中,采用多种表现手法制做无题序。体会到:在编纂志书时,只要头脑清晰,主题明确,运用起来如行云流水一般。如编纂《建设志》“城市道路桥梁建设”章节时,采用曲笔手法对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交待。写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安康地委、行署提出把安康建成陕南最具特色的中等城市。经过多年的艰苦努力,中心城市基本骨架构成,建成区由17.6平方公里,发展到35平方公里,逐步向九个县城辐射。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道路建设首当其冲,当道路空间紧密连接周围建筑物时,道路便成为街道。二十多年来,安康人民为建设这座城市,历经千辛万苦,一手抓老城改造,一手抓新城建设。本章以中心城市为主轴,着重记述城市道路和桥梁的建设历程”。编辑“建筑业”章节时,在无题序写到:“安康建筑业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由区、县城市建设部门组建成立的国营或集体性质的建筑工程队,九十年代以后,大批农民工进城,个体建筑业和建筑公司迅速发展,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专门从事土木工程、房屋建设和设备安装以及工程勘察设计等工作任务……”。把事物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交待得清清楚楚的,巧妙的与旧志取得联系,举重若轻,为后面编年记事做好了铺垫。 在编写无题序时,还可以抒发编辑的情感色彩,发表一点议论,也是可以的。我在编辑“江南老城改造”章节时,无题序中写到:“老城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见证,是一个城市传统文化的发源地。安康江南老城区,历史悠久,承载着古城的记忆,存留着成千上万关于城市的故事,她一直是安康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1983年洪水灾害后,老城区的建设改造从未有停止过,一直都是市政府建设的重点……”。编辑“江北新区开发“章节时,写到:“2001年撤地建市,安康升格为地级城市,市委、市政府对中心城市建设的发展战略进行了全新的调整,提出“提升江南,开发江北”,以中心城市江南的“东移西扩”把城市拉长,以开发建设江北把城市拓宽,随之拉开了改造江南,建设江北序幕。仅仅十年时间,具有现代特色的江北新城拔地而起,屹立于汉江北岸,与江南老城交相辉映,使其山水之城、宜居之城,锦上添花、名副其实”。此段对城市现状进行描摹,与老城相对应,起到新旧衔接的作用。在人物志的无题序写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城市建设部门只是地区行政专署的一个科室,管理人员三五人,现在城市建设部门成为一个完整的大系统,拥有各方面管理人员两千多人。不少人从参加工作到退休一直战斗在城市建设的第一线,城市在人们的期待中一天天变美,建设者在日夜操劳中一天天变老……。这些情感的抒发,表现出本志以人为本的思想和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真正英雄根本原理,体现出对城市建设者尊重。 志书是一种知识性和资料性的书籍,对其中一些重要名词,按要求予以注释。我编辑志书时一般都采用随文叙注的方式,对主题名词加注均在无题序中进行,这样即简便,又直接,开宗明义进入主题。如在“城市公共设施”章节的无题序写到:“城市公共设施是指由政府出资建造的市政设施,一般指城市规划区内的各种建筑物、构建物、设备等……。在“城市绿化建设”章节中写到:“城市中的植树造林、种草种花,把一定的地面或空间覆盖装点起来,称之为城市绿化。安康中心城市四面环山,汉江清水穿城而过,在这20多年中,市政府不断加大绿化投入,努力营造城市生态系统,把城市空间建设成绿色景点,在城市周围建造绿色屏障……”。这样即解释了名词,又点明了主题。 怎样运用无题序,应该根据方志各自的结构、章法而定。在运用中,注意把握这几个方面:一要简洁,无题序相当于新闻导语,一定要精炼,以最少的语言赋予更多的信息,一般在200字以内,多了累赘,最好各章容量基本相同;二要得体,防止牵强附会,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罗列其中,叙说与本章节记事内容相关联的话语;三要典雅,无题序的语言要精彩,不管是抒情描摹,还是叙述议论,做到语言有文彩、有秩序、有实物、有道理。这些都是我自己在实践中得来的,不知对不对,罗列出来与同行共勉。 (作者单位:紫阳县文广局) 浅谈二轮修志过程中责任编辑的能力培养 ——以陕西省紫阳县二轮续修县志为例 □ 陈平军 紫阳县是陕西省第二轮修志工作试点县,自二轮修志工作启动以来始终牢固树立要写出一部精品佳志,必须要努力提高每个责任编辑各方面综合能力,在全县教育领域选调有志于县志编修的年富力强的有文字功底的教师从事修志工作。用半年时间集中学习方志理论,阅读了大量的方志纲领性文献和《中国地方志》、《陕西地方志》、《中国志鉴网》上的理论和实践文章,每位编辑时常登录中国志鉴网、陕西地情网、安康地情网等业务网站,掌握修志动态,学习修志理论,积累工作才干,提高责任编辑的理论素养,实现了由一个教师到县志编纂者的转型。注重走出去借鉴外地先进的修志经验,紫阳县志编辑部组织全体编辑先后到二轮修志工作开展较好的四川万源、甘肃景泰等兄弟县市参观学习,把先进的修志理念和修志经验带回来、研究透,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舍得在业务培训上花钱,选派业务骨干参加省市组织的地情网业务培训、年鉴主编培训、市县志主编培训班等业务学习活动,努力提高全体同志的业务素质。重视理论研究,鼓励百花齐放,在抓好业务学习和业务培训的同时,制定奖励措施,鼓励大胆进行理论探索,多领域出彩。 在利用资料征集中培养行政协调能力 资料征集是续修县志最基本的初始工作,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资料征集不到位,缺乏充足的资料,就不能全面掌握基本县情,也就谈不上全面反映县情,更谈不上编纂出一部精品佳志。如何将应该征集的资料全面征集到位,是反映一个责任编辑行政协调能力的具体体现,因此,我们十分重视资料征集过程,具体操作中我们将全县二十余个镇和一百多个县志部门,分到人头,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深入一线按照县志资料征集统一要求,与部门领导和具体资料提供者衔接、接洽,由于每个部门对县志编纂认识程度不一,难免会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这就考验责任编辑面对难度不一的资料征集具体困难,如何协调?如何说服?如何帮助他们圆满完成资料征集任务?这就是摆在每一个责任编辑面前的实际困难,每每遇到这些实际困难,我们全体编辑都在每周的编辑部例会上提出来,大家集思广益,想办法、出点子,经过一年时间的共同努力,初稿资料全部征集到位,确保了资料的全面性,为县志编纂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每个编辑的行政协调能力、为人处事、办事效率等综合能力得到了全面锻炼,资料征集刚结束,就有一名责任编辑被县委办公室选调去做办公室工作,得到重用,反响很好,这不能不说是初稿资料征集过程磨练的结果。 在初稿编纂过程中培养编纂业务能力 初稿编纂是续修县志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根据已经掌握的资料最大限度实现编辑意图的实施过程,方志界有一种观点说,初稿编纂过程是一种剪刀加浆糊的实际操作过程,如何将已掌握的资料进行裁剪拼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何根据已经掌握的素材把志书写出特色,在充分体现史实的基础上增强可读性,又不违背修志原则,这就需要责任编辑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储备,还要善于借鉴其他志书成功处理素材的经验,我们组织编辑有针对性的进行课题研究,一面进行初稿撰写,一面进行问题思考,采用随机交流、专题讨论等不同形式,把初稿撰写等实践行为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大兴学术研究之风,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对于有些比较困惑的问题积极向方志界的有关专家请教,请他们给予解答。如:民俗志如何引用民谣,体现文采?艺文志的艺文小传应不应该体现个性,如何体现个性?人物志与艺文志里人物交叉问题如何处理?等一些具体问题通过讨论和向专家请教,都得到很好解决,并且在有些编目、章节的处理上体现了创新意识,给人一种耳目一新感觉。责任编辑在初稿编纂过程中养成了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的习惯,并把自己的思考和认识写成理论文章,积极向省内外的方志刊物投稿,《县志与行业志的人物志撰写之比较》、《浅谈县志编纂如何利用家谱资源?》、《县志编纂过程中应该处理好的几类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理论文章在《中国地方志》、《陕西地方志》、《浙江方志》、《湖北方志》、《安康文化》等中、省方志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由于与实践紧密结合有一定的操作性和可借鉴性,得到中指组学术委员等专家的肯定,引起方志界关注。撰写这些文章的责任编辑也被安康市方志办吸纳入安康市二轮修志人才储备库。 在地域文化挖掘中培养研究能力 紫阳属南北过渡地带,是“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徙的活动地和聚集地,文化融合性强、包容性大、积淀深厚,形成了独具特色、脉络清晰的紫阳文化体系:以紫阳贡茶、中国名茶之乡为代表的茶文化,以中国道教南派发祥地仙人洞(真人宫)、擂鼓台、盘龙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紫阳民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为代表的民间音乐文化,以紫阳蒸盆子(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三转弯宴席、民间小吃为代表的饮食文化,以芭蕉口安康老地委机关旧址、东城门中原军区布告为代表的革命文化,以民间社火、跳端公、紫阳道场等为代表的民俗文化,以芭蕉口显钟沟口志留系古生物化石为代表的弓笔石文化,以瓦板岩建材及其雕刻工艺为代表的板石文化,以紫阳风物传说为代表的民间故事文化,以剪纸、竹编草编、根雕、土陶为代表的民间工艺文化,以汉江瀛湖、任河及其两岸山水风光为代表的生态观光文化,以瓦房店会馆群为代表的会馆文化,另外还有以汉王城、白马石、东明庵为代表的遗址文化。其中弓笔石、板石文化具有世界意义,茶文化、道教文化、民歌文化、山水文化等具有国家意义,其他文化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特色和代表性。 县志编纂者应该是县域文化搜集整理者、研究者、传承者,我们在县志编纂过程中十分重视这些地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先后多次深入白马石、老地委、真人宫等地实地考察,走访知情人,查阅地情资料,整理成有价值的专题文章,汇编出版了《紫阳纪事》、《红色紫阳》、《紫阳镇村》、《紫阳道教文化》、《紫阳民歌文化研究》等地域文化研究专著,既为县志编纂服务,又为地域文化挖掘做了实际工作,这些成果的取得是对紫阳文化一大贡献。编辑部还针对清朝时期紫阳朱氏家族因屯边迁移到甘肃景泰等地发展的移民情况作了专题研究,2011年底,编辑部派专人前往甘肃景泰、白银等地对朱氏家族发展史做了考察,一名编辑根据考察的具体情况,撰写了反映由紫阳县迁移到外地的移民专题文章《从茶马古道上走出的紫阳先民》在省市级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受到移民研究者关注,还接受了当地电视台采访报道。 县志编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个环节都能锻炼人的具体能力,每项操作都能提高人的各方面的素质,即完成了县志编纂任务,又提高了编辑的基本素质,这不失为一个两全其美的做法,也是一个有待持续研究和实践的课题,值得县志编纂者去积极探索。 (作者单位:紫阳县档案史志局) 启动《岚皋县志》编修的思考 □ 王福荣 修志是中华民族传统,也是传承人类历史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修志最早萌芽于汉晋,成型于唐宋,繁盛于明清。中国封建社会就流传着:“县官上任三件事,催粮、断案、修县志”。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修志工作,八十年代初,全国掀起了第一轮省市县修志高潮,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地方志工作条例》,从此,我国的修志工作步入了依法修志的轨道。志书是一种官书、也是官责。修志工作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实,开创未来的伟大事业,对弘扬地方文化,激发人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丰富和积累执政工作经验,推进地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第一部《岚皋县志》征编的历史经验。 第一部《岚皋县志》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历经十年,于1992年7月由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耗资14万元,成书100万字,是一部统合古今,展现岚皋历史风云的“百科全书”。该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浸透着浓郁的地方泥土香味,反映鲜明的时代风貌,因此,终审时,陕西省地方志编委会给予了很高评价:“概述很有特色,可谓之上乘之作,民俗志生动传神,农业、水利水保、财政金融很成功,是一部观点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得当、文笔流畅的社会主义第一代新县志。”编写第一部《岚皋县志》的主要经验: 一是领导重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中兴, 政通人和,全国出现了盛世修志的可喜的局面。1982年6月,本县起步编纂《岚皋县志》,成立了岚皋县党史县志编纂委员会及办公室,正科级事业机构。时任县委书记钟贵庭兼任编委会主任,亲自出面解决修志中的人、钱、房等问题,历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十分重视修志工作,尤其是原接任县委书记马忠友,县长郑有山,分管副县长吴应德,为第一部县志的审核出版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保证了县志的如期出版。 二是众手成书。实行以专职修志人员为主,主编郑功荣,编辑有吴天青、陈怀祥、黄开林,特邀编辑有张德新、刘邦杰。全县承担修志任务的49个单位都成立了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参加征集资料、试写初稿的人员有200余人,征集资料达500万字,试写初稿40多份,参加编纂、校对、审核人员达50余人,历经多次评审,多次修改,可谓是“十年磨一剑,终成正果”。 三是严控质量。积极参加省市专业学习培训,层层开展对各部门、各单位征编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各单位业务人员的写作水平。县志办内实行主编负责制,主编与分口编辑、分口编辑与各单位层层签订专志承包合同,明确任务、时限、质量要求,建立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把质量控制贯穿于志书编写的全过程。 二、关于征编第二部《岚皋县志》的几点思考 岚皋县第二轮续修县志工作,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于2012年5月25日正式启动,怎样提高续修县志质量,怎样在第二部《岚皋县志》中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作为本次修志人必须做出深入认真的思考和回答。 (一)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坚持以岚办发[2012]48号《关于续修岚皋县志实施方案》为蓝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遵循依法修志,质量第一,存真求实,为党和人民立言等修志思想,准确记述改革开放以来全县各行业、各领域、各单位发生的深刻变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等,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提供服务。要坚持方志编纂六原则:一是求真存实,如实记载本县地域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不溢美,不隐恶,既不要锦上添花,也不要回避问题矛盾,是一就写一,是二就写二,着力体现客观真实性;二是详今明古,就是对现在的情况应有比较详细的反映,对古代的史实则应简明地记述。三是生不立传,以事系人,就是把人与事、人与物揉在一块记述,人随事出,人随物出。四是述而不论,志书记述要忠于事实,不加分析评论,要寓观点于资料的记述中。五是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志体要求分门别类地记述一方之历史与现状,一部志与二部志之间要做好衔接,及第二部《岚皋县志》编、章、节、目也要体现这一原则。六是继承传统,发展创新。 (二)树立精品意识,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根据中指组[2008]3号《地方志书质量规定》,一是观点正确,政治上与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保持一致,不能有与现行政策及法律法规相违背的言论、观点,不能失密泄密。二是体例规范。地方志的体裁一般包含有:述、记、志、传、图、表、录等,诸体并用,以志为主体。坚持客观、科学地记述,而不能写成工作总结、新闻报告、文艺创作等体式。三是内容完整,横不缺要项,纵不断主线,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反映事物基本特征,记述有深度。四是记述要规范统一,抓住事物的本质,区域界限明确,严格控制上溯和下延。名称、事实、数据、时间、单位等要前后一致。五是资料要准确、真实、系统、全面。六是语言要严谨、朴实、简洁、流畅,做到文约事丰。 (三)着力体现时代特点。一是突出反映改革开放伟大的时代背景。第二部《岚皋县志》是在我县全面进入深化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背景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商贸流通改革到工业体制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政治体制改革,由于体制的变化,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利益,要把改革开放贯穿于这段发展历史之中;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我县工商企业的经营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公有制经济逐步退出,民营经济将迅速发展,因此,在续编我县第二部县志中,一要把改革开放贯穿于县志的始终,二要着力体现“民营经济”这一新兴经济体的产生及发展过程。设置“民营经济”专志,重点内容包括企业数、就业数、经济总量、经济效益、民营经济的内部因素(投资方向、规模、产业分布、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民营经济的外部因素(政策、区位、人文条件)、民营经济的典型。特别是要注重民营经济的资料收集。 (四)突出岚皋县的地方特色。一是我县是一个旅游大县,有国家4A级景区——南宫山,是4.2亿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古冰川遗迹,原始森林面积达7648公顷,清嘉庆年间,南宫观改为观音殿,成为佛教胜地,因法众达鉴170年肉身不腐,而使南宫山更加传奇,声名远扬。有国家3A级景区大巴山之巅的万亩大草原——神河源,来此旅游,既可穿越大巴山领略一路风光,也可欣赏陕南大草原的美景。有国家3A级景区大巴山深处深藏不露的——千层河,是人间的仙境,天然的氧吧。有国家3A级景区——岚皋漂流,你可亲水戏水,领略一段岚河两岸的自然美景。我县的旅游景点多,而且别具特色,每到一景区,给游客耳目一新的体验,第二部县志必须列专志记述。二是岚皋魔芋是我县特色产业,前志中已列为专志,第二部志中应继续保留。三是我县是一个山区小县,自然灾害频发,基本上是一两年一小灾,三、四年一大灾,因此,自然灾害志应继续保留。其它专志视情做出保留或合并处理。 (五)要处理好与前志的衔接问题。一是在编章节目的设计分类上要与前志保持一致,即在时间、内容、体例上应与前志保持相对连续性,以便读者方便使用。二是要做好承前启后的衔接,在有关编章总述中,要有行业、部门发展的历史脉络,或者在某一具体事物记述中,要介绍前志对该事物的简要情况。三是在收集资料时要与前志做好衔接,前志下限内容,续编时必须相应地记述其发展变化,保持事物发展的完整性。四是要创新。在第一部县志的基础上,无论在内容与形式上,还是在宏观与微观上,都要扬长避短,推陈出新。 总之,第二部《岚皋县志》是一项十分浩大的文化工程,不是一两个人或者一两个单位的事情,它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人常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坚信只要有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只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专业修志队伍,只要有各级各部门的真诚协作,我们一定能够圆满高质量地完成第二部《岚皋县志》,为组织和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岚皋县档案史志局) 文学批评要直抵人心把讲真话作为底线 □ 梁鸿鹰 我们所迎来的文艺发展的最好时期之一,同样也是当代文学批评最好的时期之一。文学批评作为我国文艺迎接更大兴盛繁荣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如既往地对文学创作产生着积极影响,已无可辩驳地成为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必要基础与前提。在众声喧哗与接受者分众分层的大背景下,无论是读者、作家或者出版方,无论是大众媒体、新兴媒体,都对文学批评怀有期待与需求,全社会迫切需要文学批评能够发挥应有效应,对公众的精神生活产生深刻触动与积极影响。 同时,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身处的分众时代,对文学批评而言,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分众是与大众相对而言的,分众时代与大众时代相对应,指的是公众的观念、思想各有各的不同,不再受总体舆论影响的时代。在所谓“分众时代”,接受者、消费者行为的特征具有鲜明而高度的主动性、选择性、互动性。 分众必然带来文化上、社会心理上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与改革开放初期或上世纪80年代相比,文学理论批评面临的形势和局面无疑要复杂得多。随着国民教育普及,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网络普及、文化传播提速,写作人群扩大,人们的文学鉴赏水准普遍提高,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角色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普通读者参与文学生活与文学评判的热情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挑战批评家的热情有所增长,大家热切希望与评论家交流、对话,对批评家提出新的要求。而广大作家作为有专业素养的内行人,对批评家的艺术眼光、评判尺度、价值取向,同样提出了很高要求,一些作家对评论漠视、冷淡,甚至不信任、不在意,也在客观上对评论家形成了压力。学术界希望文学批评更具学术含量,在学术规范上能够重树新风,对学术建设有所推进,这些要求值得关注。而大众媒体作为社会舆论活跃的一端,也希望文学评论能够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放大文学作为思想前沿的力量,因此,文学批评担负的任务、回应的关切增加,文学批评家不单面对作品、面对作家,还要更多地面对社会、面对需求日益提高、日益分化的公众,有着多重的精神焦虑是自然的。 我们身处一个节奏快速、竞争激烈以及讲人情、重情面的社会,社会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及文化氛围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无孔不入,正如不少人指出的那样,当前文学批评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情化、商业化、浮泛化等弊病,文学批评所出现的问题,实际上也很具体地反映了社会存在的问题。而从作协系统评论工作的层面看,队伍不齐、经费短缺、阵地不够以及手段缺乏等老大难问题,始终困扰着文学批评工作。但目前人们还不同意对文学理论批评过分怀疑或唱衰,实际上,我们不必过分担忧、焦虑和失望,因为文学批评基础尚好,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积累厚实、思维开放、关注文学创作、讲究学术品格的批评队伍,在开展文学批评方面积累了很好的经验,我们应该抱有充分的信心。 这些年来,各地作家协会等机构根据现实的变化,在加强文学评论方面想了好多办法,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有的地方注重加强文学评论的选题策划,定期策划、征集选题,向社会发布,形成了批评的阵势;有的推行了评论家签约制,或聘请“文学评论研究员”,对文学批评实行定期定向的资助、扶持,有力地凝聚了文学批评队伍;比如,有的设立文学批评奖项,或者在文化发展基金中辟出一块,专门奖励文学批评。有的地方作协通过举办培训班、改稿班、短训班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有的地方则发挥图书馆、电台电视台等的作用,运用新媒体手段,开门办研讨会,增强作家、评论家与读者的互动,有效宣传了新作品,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事实证明,文学批评需要开动脑筋,需要为抵达文学现场、走进人的内心倾心尽力。比如,在作品研讨的环节,把讲真话、讲实在话作为一个底线,真的开一些没有作者、没有出版商、没有有关“领导”在场的作品研讨会,有一说一,有好说好,有毛病就毫不留情地指出来,敢于批评,敢于把批评意见公开在媒体上,也许这样才能真正对作家有触动、对创作有帮助。再如,作协机构可以深化与高校、科研部门的联系与互动,让文学批评走进校园、走进青年学子,可以更多地发挥广播电视、互联网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作用,在广播媒体、互联网上,开展文学批评。现在人们对文学批评的文风、方法论非议很多,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文学批评要有学术含量,要有专业品格,同时也要有大众情怀,有对可读性的强烈追求。 在分众分层的现实氛围中,任何事情都没有铁板一块的一致、一体,就文学批评而言,振臂一呼、一统天下的文学批评早已不复存在,人群、媒体、界别均使批评呈现出不同的面貌、风格。我们要适应时代的新变化与新要求,在理论建设、精神资源积累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有新的应对。比如,我们本来有着丰富的文学批评资源与遗产,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必过于依赖外国人的理论,要紧的是我们要尽快建立自己的学术话语体系,具备对理论的辨别与消化能力,深入挖掘自己的理论资源。毕竟,我们生活在中国的传统中,我们需要从作品入手,从对作品的具体、细微的感觉出发,不能将作品沦为时髦理论的奴隶。 说到底,批评是批评家的事业,要充分发挥批评家的主观能动性,美国文学批评家J·希尔斯·米勒说:“文学批评家,像小说家或诗人一样,也是在进行着他自己的灵魂探险,虽然这种灵魂探险采取的是隐秘的或间接的形式。”批评真正需要的是一个人的精神投入和灵魂付出,要以追求真理的心态、勘测文学世界真相的虔诚,忘我地深入文学的前沿,认真感知、触摸当代作家的精神世界,感性地、智性地容纳、分析当今日益变化的文学,为文学的生长鼓掌、助力、开路,而在批评的表达上,要倾尽我们的智慧,以自己的灵魂实现与灵魂的对话,文学批评首先是文学的,是心与心的沟通,要充分注重精神世界的提升,讲究言之有物、率真率意,以美好的文字,让评论真正到达文学的现场,抵达人的内心。 (原载2012-11-14人民日报) ◎文化信息◎ 唱响美好安康,高歌美丽中国 ——安康市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系列文化活动主会场活动隆重举行 2012年12月28日,由中共安康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市文联联合举办的全市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系列文化活动主会场在香溪洞景区隆重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玉峰、市政协副主席黄秀玲同志出席,各县区委宣传部、文广局及市直文化单位、城区文艺社团、香溪洞景区500余人参加了主会场活动。 自安康市开展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系列文化活动以来,各县区、各部门和社会各界陆续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宣传活动。通过主会场活动和市、县区联动,将进一步展示学习贯彻活动的新成果,兴起学习贯彻活动的新高潮,为加快美好安康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 周玉峰在讲话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创新形式、丰富内涵,继续深入开展十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努力掀起新一轮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各单位要进一步走进基层、走近群众,满足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十八大精神宣传文化系列活动开展好,更好地把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十八大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以实际行动当好贯彻十八大精神、唱响美好新安康的排头兵,为建设美好安康、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主会场活动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玉峰、市政协副主席黄秀玲等领导为各县区及市直等20个十八大精神文艺宣传分队授旗。市委宣传部、市文广局和市文联向各县区文广系统赠送了新编辑出版的《汉江春潮——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文艺宣传作品选》。市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和城区文艺社团以“唱响美好安康,高歌美丽中国”为主题为广大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的宣传十八大精神的文艺演出。 安康学院聘任张永强同志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经研究,安康学院聘任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员张永强同志为陕南民间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永强同志简历 张永强,陕西汉滨区人,生于1955年,中共党员,现任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员,先后任紫阳县委副书记、安康行署驻武汉办事处副主任、安康市体改委副主任、安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安康博物馆开工建设 2012年12月5日上午,安康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市委书记方玮峰宣布项目开工。省文物局局长赵荣,副局长刘云辉,市长郭青,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玉峰,市人大副主任廖贤平,市政协副主席黄秀玲出席典礼,典礼由副市长杜寿平主持。 郭青在典礼上致辞(全文本期另发)。随后,与会领导为新博物馆开工建设奠基。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面积41亩,建筑总面积14825平方米,总投资约1.5亿元,主体建筑地上三层,局部六层,亭台楼阁,飞檐翘角,灰墙黛瓦,古今结合,四面成景,集“恒定厚重,简洁大气,飘逸灵秀”为一体,充分体现了安康“秦风楚韵”的人文特征。 韩国驻西安总领事全哉垣 参观安康历史博物馆 2012年12月11日,韩国驻西安总领事全哉垣一行访问安康,考察安康资源分布及招商引资情况。下午,在安康市政府副秘书长谢康、市文广局副局长童兆阳的陪同下参观了安康历史博物馆。 今年以来,安康历史博物馆已陆续接待了德国、挪威、美国等外国游客的参观,人数创新高。随着安康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客人到安康游览,博物馆也成为外国游客重要的参观地,这对该馆的服务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实际,该馆一是改善参观环境,丰富陈列展览。在现有陈列之外,今年新建《历代碑刻陈列》、《馆藏精品字画陈列》和《七彩坊》青少年互动中心;一是做好观众的登记和意见征询工作,针对观众需求,逐步改善服务质量。(安康历史博物馆) 旬阳文庙保护维修工程开工建设 旬阳文庙从明成化八年(1472)迁建今址以后,明清时期先后对其进行拓修、续修、复修、重建、重修共12次。建国初期,一度作为旬阳县人民政府机关干部住房,后改作旬阳县干部招待所。1984年春,旬阳县干招迁出,博物馆成立,正式交给旬阳县博物馆管理使用。在此之前,除大成殿大体保持原貌外,其余两庑及憩息室(大成门)以下残破日甚,面目皆非。为使这一古建筑群得以保护,陕西省文物局自1982年以来拨款一百余万元,分三期对文庙进行修复。截止2004年夏初,先后维修重建了文庙上院的大成殿、月台、大成门、两庑:中院的棂星门,东、西厢房:下院的义路(门楼)、照壁、围墙,基本恢复了原貌,是目前博物馆保藏、展出文物,供游客观赏的重要阵地。 2012年陕西省文物局再次下拨专款,对旬阳文庙大成门及上院东西厢房地面、墙面、屋面及吊顶进行维修。11月份,保护维修工程正式启动,目前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中。 新 书 推 介 《安康历代山水诗辑注》 王晓洁编著,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选入安康历代一百六十余位诗人的山水诗六百余首,对作品的作者、出处、典故及涉及的相关方面进行了注释,全书25万字,分五卷:第一卷(唐—明),第二卷(清顺治—嘉庆),第三卷(近现代),第四卷(安康八景汇存),附卷(杂咏暨竹枝词)。是对安康历代山水诗精粹的集中展示,对了解安康的历史人文、研究安康地方文化、促进安康旅游资源的开发都有积极的作用。定价:49.00元。 《羁旅随笔》 曹辉著,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分“秦巴行云”、“潇湘丝雨”、“汉江薄雾”三辑,全书30文字,收进作者创作的散文随笔80余篇,崔光华作序,序文中说:清新质朴的文字,富有诗意的言语,细腻而广博的情感,无论南国郴州还是陕南安康,在一个湘南汉子的笔下,一山一水都充满了灵性,让人为之动情而深深地眷恋。定价:48.00元。 《陆游陕南诗踪散论》 谢开云、唐承芹合著,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由不同时期所写的多篇论文构成,对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的北伐思想、诗论观、生死观、农本思想、忧患意识、汉中轶诗、汉中情结、汉中交游、爱国思想成因及爱国诗词的艺术性等问题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陆游研究的史料空白。 《鬼谷子传说》 刘铭、刘金瑞搜集,帅健整理,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李佩今作序。该书汇集了有关鬼谷子的传说近百篇,全书32万字,分“王禅老祖”、“云雾山鬼谷岭”、“神秘鬼谷子”、“鬼谷子授徒”、“云雾山胜景”、“八仙踪迹”、“鬼谷子与平民”、“名人与天台观”八辑,具有较强的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定价:32.50元 《流淌的岁月》(节气散文集) 卢云龙著,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作者将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农历节气中相关联的故事合二为一,整理书写成“春之讯”、“夏之情”、“秋之意”、“冬之象”四辑的节气散文专集。捕捉节气的变化,感悟生活的况味,追忆岁月的风尘,思考人生的命运——读者一册在手,或许能寻找出与己相同的人生感悟。定价:35.00元。 《星光闪耀》(报告文学集) 曾德强著,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收进作者近期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12篇新作,全书22万字,书中所写人物,有慈善志愿者、外出创业者、村官、教师、公务员、企业家等,他们个个都低调务实,事迹却熠熠闪光,境界很高,他们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公众,奉献出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定价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