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北大核心期刊《四川戏剧》2020年第9期，有修改。
萤火之光照亮广阔舞台——评商洛花鼓戏《带灯》
李景林
摘 要 根据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商洛花鼓戏《带灯》，通过强烈的戏剧冲突和合理的艺术手法运用，展示了乡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当代困境，塑造了丰富多彩的带灯人物形象，讴歌了敢于担当的时代精神，将现实观照、时代精神和戏剧艺术完美融合，是地方戏剧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
关键词 带灯；商洛花鼓戏；现实观照；时代精神
商洛花鼓戏，又称花鼓戏、地蹦子、花鼓子，流行于陕西省陕南商洛地区，作为首批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地方戏曲，它凭借典型的地域特色、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花鼓音乐，成就了其在戏剧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2013年完成了他的小说《带灯》，后被陕西省商洛市剧团改编成为同名大型商洛花鼓现代剧《带灯》，戏剧以樱镇女干部带灯所负责的综治办工作为主线，讲述了陕南樱镇社会转型时期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展示了城镇化进程中乡村世界的当代困境，塑造了勇于担当、一心为民的乡镇干部“带灯”形象，表达了剧作者对当下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与探索。该剧各地演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在多个艺术赛事上屡获大奖，被确定为第十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艺术节的重点演出剧目，小说作者贾平凹在第一次观看这一剧目后也为之感动落泪，他激动地上台对演员说：“感觉戏非常好，自己很受感动，质量特别高。”①
一、对乡土世界现实困境的观照与反思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联组会时曾经谈到：“一切有价值、有意义的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都应该反映现实、观照现实，都应该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回答现实课题。”②作为一个颇具悲悯情怀、关注社会底层人物命运、坚持民生写作的作家，一直以来，贾平凹的作品都注重对乡土生活的展示与思考，带灯大学毕业后，通过考取公务员到樱镇工作，樱镇也自然而然成为小说中表现中国乡土世界现实困境的一个缩影。评论家雷达认为，“从《带灯》来看，贾平凹始终在自己的小说中探索着乡土中国的出路，他进入生活内部的深度在当代无人能及”③。花鼓戏《带灯》完美延续了贾平凹的这种思考，它“把焦点对准了时代里的人，通过时代给人形成的压力、制造的困惑、以及提供的出路，通过人与时代的互动，深入挖掘人性中永恒的价值，同时反窥时代的存在和延续本身的积极和消极意义。”④
花鼓戏《带灯》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对乡土现实困境进行深刻展示：里面有官员权力的任性，第三场“星空”中，带灯让街西村的村支书元黑虎给被冤屈的朱召财妻子治病，元黑虎表示“死了活该”，但当带灯说这是镇里贾书记说的时，元黑虎马上表示“相信贾书记”，拉上架子车带朱妻治病。里面有乡村宗族势力的横行，兄弟众多的元黑虎通过贿选当选了村支书，贪污国家修水渠、铺道路的款项，开赌场哄骗村民赌博，为不符合条件的暧昧女人马连翘申报低保，百姓对其稍有不敬就大打出手。还有伦理的崩溃与亲情的异化，王存存等十三位妇女的丈夫出门打工得了肺病，治病导致家庭十分困难，王后生却从每家收取二百元钱替她们去上访，并要求告赢了每家再抽给他一千元救济款；因兄弟不合，马连翘竟然禁止自己赡养的婆婆与妯娌赡养的公公见面。
不过，无论是小说还是花鼓戏，作者都未运用夸张式、漫画式的手法来讽刺这些乡村干部、底层群众，这些人中没有大罪大恶之人，大都是身处变革社会中随波逐流的小人物罢了，有人安于现状、自暴自弃，有人试图冲破枷锁，但都难以逃脱生活的安排。展示乡土社会现实困境，更多的是一种深沉的思考，就如贾平凹在《致林建法的信》中解释的那样：“为什么在写当下的现实社会又是选择了一个乡镇的日常事务工作，让带灯搅入其中处理那么多的棘手和难堪的事？……顺着这个思路和角度去参考当下的中国，或许有许许多多的解法，或许一时仍是无解，但关注他，思索他，这是最重要的。”⑤当戏剧结尾，远方飞来了大量的萤火虫，装点了田野照亮了夜空，在唯美的意境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答案：假使我们每位基层干部皆如带灯勇于面对、敢于担当，乡村怎能不振兴，民族怎会不充满希望！带灯为部分无所事事、推诿塞责的乡镇干部敲响了警钟，指明了方向，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彰显时代担当精神的戏剧主题
一部戏剧是否有生命力和感染力，往往在于其故事内涵是否丰富。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戏曲在20世纪的沉沦不在于其唱词，也不在于其艺术程式，而是在于其故事演绎。所以，要振兴中国的戏曲，寻找优秀的故事剧本，挖掘故事的深刻内涵。”⑥花鼓戏《带灯》尽管展示了乡土中国的现实困境和危机，但其感情基调却是昂扬向上的，因为带灯是黑暗中的一抹光明和希望，在带灯身上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乡村干部的坚守、道义和良知。
《带灯》讲述了一个具有时代担当精神的故事，带灯是戏剧的主人公，串起了系列故事。她“出淤泥而不染”，面对镇里积压多年的麻烦事、烂摊子，没有像镇政府大院里的其他干部干事一样找各种借口推三阻四，而是不考虑个人得失，以一颗赤子之心为人民争取利益，竭尽全力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并不符合条件的马连翘想申请低保，在贾书记同意、元黑虎支持的情况下，懦弱的镇长劝带灯同意办理，带灯能够坚持原则，反问镇长“你们眼里只有仕途、利益，根本不把平民百姓的利益放在眼里！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为了谁？依靠谁？你是谁？”⑦振聋发聩地揭示了戏剧讴歌时代精神、描绘大学生村官风貌的核心主题。面对生病的朱召财妻子，她自掏腰包为其治病；为了阻止贾书记引进严重污染的蓄电池项目，她不惜冒着断送仕途的风险给市委书记写举报信，最终让市上撤销了建厂的决定。如剧作者徐小强所说：“这些事件和细节的设置绝非是一般好人好事的概括，是体现带灯把民心、民意、民情、民权、民乐、民苦全装在心里。最终自己蒙受委屈和冤枉，但使每个民众都点亮了心灵之灯，她的心情也怡然欣慰，心境也有了释然的安置。这就是一个普通基层干部的境界，一个共和国基石的原始本色。这就是我创作改编花鼓戏《带灯》的主旨和意义。”⑧
三、丰富多彩人物形象的塑造
《带灯》通过戏剧冲突、人物对话、潜台词、独白、舞台设计等手法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本剧最重要、更关键的是塑造了有智慧有勇气、有担当有行动、善良爱民的乡镇青年女干部带灯的形象。带灯有温暖人心的善良无私，戏中朱声唤遭受冤枉被判死刑，其父朱召财去世前想见儿子一面，镇政府的干部个个借口推脱，只有带灯毫不犹豫，主动去监狱说明情况让朱声唤送其父最后一程；带灯知道南岔沟十三位妇女的遭遇后，帮助她们申请低保，还联系市上企业，为十三位妇女寻找生计。带灯有顽固的原则坚持，面对丈夫要求自己到省城发展的苦苦哀求与以离婚逼迫，她坚守建设新时代乡村的信念，发出了“受挫折我依旧坚持奋进，被刺伤我不会因此退身”“恶战他人躲起我冲锋陷阵”的呐喊⑨。带灯有冰壑玉壶的高洁，她依靠自身清高对抗着现实的粗鄙和肮脏，她在镇政府大院她种上指甲花，喜欢其“不香不雅无芳华”但“奋力破土，挣扎发芽”的进取精神；感情需要寄托时，她就吹埙倾诉心中的苦楚，把埙当作了自己的精神寄托。指甲花不为谁而开放的傲然态度、埙朴拙抱素的雅致情怀不正是带灯高洁人格的体现吗？
花鼓戏《带灯》中删去了原小说中元天亮这个人物形象，元天亮是樱镇走出去的一个知识分子高官，是带灯的精神偶像与心灵寄托，小说中带灯通过手机短信的形式给元天亮写了29封信倾诉心中的理想与苦闷。戏剧的舞台上很难表现信件等内容，剧中删去这个人物，一方面精简了戏剧的人物关系，二是让带灯独自面对艰难世事，更有一种震撼力、感染力和孤独感。
花鼓戏《带灯》采取了平视而非刻意仰视的视角来塑造带灯，既充分肯定其身上的担当精神与崇高理想，但也不回避其内心的无奈与心灵的孤独。剧中带灯不是一个“高大上”的完人，她在被马连翘打了一个耳光后，非常气愤，就“顺势在马连翘胳肢窝连戳了两拳……一个飞腿将马连翘踢倒在地”⑩；当不被别人理解被扣了生活补贴后，也“从口袋里掏出烟抽”，认为“人的神常常会离开身体，抽烟能把神收回来”⑪。带灯就是一个双脚站立在泥土中的真实英雄，当自己的亲情、友情、爱情与治理乡村的理想发生矛盾时，也会痛苦、挣扎。他与马连翘打架、生气时抽烟等内容的展示，并未损害带灯的人物形象，反而处处显示出一种真实感和亲切感。
剧中镇长出场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他眼里只有自己的仕途，面对书记指示毫无原则唯唯诺诺，让带灯违规把不合条件的马连翘的低保报上去；听说市委书记要来视察，赶紧拟定接待方案，要求把伙食安排好，一定要有野生甲鱼。知道了带灯劝阻元黑虎斗殴，却反遭处分，也有对带灯的理解余同情，主动安慰带灯，发出“现在的社会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⑫的深思。
三、多重戏剧冲突的设置
戏剧冲突是戏剧的核心要素，花鼓戏《带灯》中，作者围绕主人公带灯设置了多重冲突，从戏剧冲突到命运冲突，都引发观众思考，更好的表现了戏剧的主题。
带灯与环境的冲突。第一场“山野”开场视角放在了镇政府大院，院子里是破架子车、熬药的炉子以及正在打牌聊天消磨时光的乡镇干部干事们，这个时候带灯拉着行李箱来到了镇政府，她的穿着打扮、所作所为都与环境是那样的格格不入，以致大家都以为她是电视台的记者。随着戏剧情节的进展，带灯逐渐成为镇政府这个大环境中的“另类”，她种指甲花、吹埙，依然坚持着“浮华浊世应自守”的原则，怕群众受到伤害，怕群众对政府的怨恨加深。这种与环境的冲突，导致其内心的痛苦，只能通过喝酒、抽烟、吹埙才可得到短暂的缓解。
带灯与乡镇干部的冲突。“应该确定带灯和镇长、书记干部的矛盾冲突才是主要的线索，才能体现基层政府人员的生存状态，才能揭示乡镇体制的缺失和无奈。” ⑬面对朱召财为儿子伸冤、南岔沟十三个困难妇女为她们丈夫上访等问题和诉求，“无所作为”的镇政府干部往往不是正视、疏导和解决，而是回避、搁置、打压和控制，以此维持“稳定”与“和谐”的大好局面，带灯却能直面问题，竭尽全力予以解决，帮助朱声唤伸冤，为十三个妇女找到“打糍粑”的工作。当全乡镇干部都热情期盼化工厂建到樱镇以便在经济上大干一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时，带灯却敏锐的发现化工厂将会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她甚至通过给市委书记写信举报的形式拒绝了化工厂。与其他乡镇干部的冷漠、懒政、短视相比较，带灯是柔弱、犹豫的，但她又是勇敢、执着的，她靠真诚和公正解决村民难题。
带灯身体与心灵的冲突。带灯自来到樱镇，就一直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尽心竭力为上访村民和百姓谋取利益，然而带灯给朱声唤父亲守灵的这一行为却被领导说成是“有损政府形象”，继而扣掉了生活补贴。带灯碰到马连翘虐待老人，便上前阻止，不料与其发生打骂而被罚款。樱镇元薛两家因争夺地盘而发生恶斗，致使一人死亡，四人残疾，三人受伤，把整部戏的矛盾冲突提到了最高点，带灯一个弱女子阻止了斗殴事件升级，自己被黑恶势力打伤，却受到行政降级处分并被撤销综治办主任职务。带灯所有的工作都在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利益，然而却屡屡受到处分甚至降职，自此患上夜游症，最终变成一个无人可以理解的疯子，在樱镇的夜晚挥舞着柳条打鬼，带灯的内心孤独可想而知。花鼓戏《带灯》在整体上给人一种深深的感伤、悲哀、忧郁的氛围。
四、合理艺术手法的运用
运用象征展形象。戏剧中多次出现“萤火虫”“黑陶埙”“荷花”等意象，其皆为带灯美好形象的象征。带灯上学时得知“萤虫生腐草”，欣然向往下便改名为“带灯”。“带灯”即是萤火虫，夜里自带一盏小灯，可以照亮自己，也可为迷茫中的人带来希望；同时萤火虫又是最接近地面的小动物，在戏剧的理解里也指代像带灯一样理想中的政府基层干部。黑陶埙在整部戏中也具有非同一般的寓意，埙的音色哀婉、凄凉而且绵延不绝，古人赋予其一种圣洁、典雅的精神气质，每当戏剧情境需要或感情需要抒发时，带灯就吹埙倾诉心中的苦楚，通过埙的演奏，表达出她内心的压抑、烦闷和困惑。戏剧结尾部分所有演员手中亮起灯光，似夜空中的星，似成群成阵的萤火虫上下飞舞明灭不已，不正是对带灯式干部的强烈呼唤吗？“正是这一结局，一扫小说原作中带灯人生命运的失败感和悲壮色彩，具有了更具现实意义和时代真实的正剧效果，充满正能量。” ⑭
运用讽刺显力量。戏剧最后在元家兄弟和薛换布的暴力斗争中，带灯受伤后又被处分，自此患上夜游症，每天晚上像个幽灵一样和那个疯子游荡在樱镇的大街小巷，而老上访户王后生则搜集了材料去给带灯伸冤。戏剧的讽刺就在这里，围追堵截上访人员、负责“维稳”工作的综治办干部，自己竟然成为了最不稳定的因素，而被人嫌弃的上访户王后生却成为带灯唯一的救赎。这个莫大的讽刺，带给我们对乡村治理的深刻思考。
巧用伏笔起波澜。剧中多处设置伏笔来推动故事进展，丰富了作品的曲折性、可看性。如王后生和他的举报信就像是一条暗线，串起了各个故事，在第一场“山野”中，带灯初到镇政府，首先遇到的是来上访的王后生；第二场带灯为十三位妇女伸冤故事也是由王后生收钱替她们告状引出来的；第五场“躁动”中，当市里书记要来樱镇视察时，为了避免王后生上访生事，镇上干部私设公堂把王后生关起来搜查举报信但未果，是带灯从馍笼子里找出来了举报信；到了第七场“云开”时，带灯冤屈得以昭雪，县委县政府任命其为樱镇代镇长，其背后原因也是王后生联合樱镇群众给市委书记写了举报信。一个上访户带着一封举报信，让整个故事显得波澜起伏。
五、地方戏剧的贴切形式
从表演形式看，商洛花鼓戏注重戏曲艺术程式而又不受其约束，在继承上有所革新，突出个性，表演生活化。剧中无所事事的乡镇干部、让人又恨又爱的王后生、泼辣的马连翘、理解带灯但懦弱无能的镇长、虽未出场但又感觉处处不在的镇党委书记都塑造的栩栩如生，再现了基层政府的工作、生活情景。同时，戏剧表演生动活泼，饰演带灯的演员李君梅自觉地从以往秦腔表演中“挣脱”出来，通过花鼓戏创造性的将一个热心为民、敢爱敢恨的人物形象“立”在了舞台上，也留在了观众心里。
从唱词上看，花鼓戏《带灯》大量使用了地方方言，里面既有说话时“洋芋疙瘩”“挑担”“骚情”“挨刀死的、发瘟死的”“打糍粑”“浆粑馍”等方言土语，符合剧中农民人物的身份，充满生活气息；也有从古诗“自昔关南春独早，清明已煮紫阳茶”改编的“自古秦南春独早，三月已见燕归家”等古拙、典雅又能体现充满陕南地区生产生活特色的唱词，令人耳目一新。
从音乐上看，“在花鼓戏基础上，作了大胆创造，不仅吸收了秦腔、眉户等大戏的音乐元素，还从京剧、昆曲、越剧音乐及流行乐之中广泛借鉴。多种戏曲音乐元素的融和改造，为该剧创作出一套令观众耳目一新的花鼓戏音乐体系，丰富、开阔而大气。”⑮尤其是带灯变成疯子之后，现代舞与传统舞蹈的结合，更让人感受到带灯的纠结与癫狂。
当然，《带灯》也不是完美无瑕的，比如马副镇长、王后生前后形象的转变过于生硬，缺少必要的过度；前六场一直处于一种绝望、压抑的情感中，第七场的“云开”部分通过甄书记的视察解决掉一切问题“云开见月明”“大团圆”式结局显得模式化，有种不真实感；带灯与丈夫陆小菲的感情戏部分交代过少而离婚的结局又太匆忙，未能更深刻表现出其愿立足乡镇干出一番事业的决心和理想；陆小菲的同事吴大雄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看不到其出场的必要性，完全可以删掉。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带灯》。在绝望与希望的交织中，给我们留下了一副乡土世界的破败景象，同时又给我们带来带灯这样的希望，在充满疑虑、矛盾的表演中，我们体味到的是剧作者的良苦用心。
注释：
①⑧⑬徐小强：《带灯改编前后》，《当代戏剧》，2015年第1期，第53页。
②习近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前线》,2019年第5期,第6页.
③雷达发言摘自2013年5月25日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召开的“贾平凹小说《带灯》创作研讨会”现场发言记录。
④林蔚然：《戏剧如何为时代发声》，《中国戏剧》，2020年第5期，第15页。
⑤贾平凹：《致林建法的信》，《东吴学术》，2013年第3期，第160页。
⑥戴承元、朱云：《评“汉调二黄”版<五女拜寿>的剧情和唱词——兼论当代中国戏曲创作和表演的一些问题》，《安康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6页。
⑦⑨⑩⑪⑫徐小强：《带灯》，《当代戏剧》，2015年第1期，第44、49、43、48页。
⑭⑮李星：《以生活为源泉，在戏剧舞台塑造忠贞爱民的时代先锋形象》，2015年11月23日，人民网，http://sn.people.com.cn/n/2015/1123/c190236-27159790.html.
作者简介：李景林，安康学院副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在读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系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陕西乡土文学影视剧改编研究”（项目编号：2016J031）和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陕南民间文化与当代陕南作家创作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JZ002）的阶段性成果。
